黃河內蒙段開河期細菌群落結構特征研究

史玉嬌,李文寶,2*,郭 鑫(.內蒙古農業大學水資源利用與保護自治區重點實驗室,內蒙古 呼和浩特 0008；2.黃河流域內蒙段水資源與水環境綜合治理協同創新中心,內蒙古 呼和浩特 0008)

細菌作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泛存在于水體和土壤中[1].它們參與物質和能量循環,在生物多樣性演替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且不同屬種細菌相對豐度及群落生態功能特征的變化是水文循環、水質變化、生態系統演化及不同介質交互過程的重要響應指標之一[2].通常,河流中的細菌會隨著水流的運動而向其他區域擴散,從而重塑河流生態系統中微生態結構,而土壤和沉積物中的細菌則通過與水體之間的交互作用或同化等生物活動來響應水文循環過程發生的改變[3].作為具有顯著不同理化性質的介質,水-土中微生物類型差異明顯.例如尤本勝等人主要分析了太湖水-土生境中細菌群落組成和結構的差異[4],王丹丹等[5]主要對青藏高原中東部湖泊水-土生境中細菌群落構建過程的差異進行了探究.

黃河內蒙段地處河套灌區,屬農牧交錯帶[6-7],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河流在12 月上旬封河和翌年3 月中下旬解凍開河.伴隨河冰消融,河水動力條件也隨之改變[8].與未解封的河流相比,解封后水體流速的加快使凹岸受到較強的沖刷作用,而凸岸則存在更多的沉淀物,進而改變河岸水、土介質的交互模式,對細菌群落結構產生影響.目前,關于黃河水體、土壤和沉積物中細菌群落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例如有研究者探索了黃河水體和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結構及演替規律[6-7],但是整體上從微生態的角度對黃河內蒙段開河期凹凸岸水體及土壤中微生物異同性及交互模式的研究相對薄弱,尤其是細菌群落的空間關聯性及關鍵物種的厘定還不夠清晰.

本文選取黃河內蒙段開河初期(4 月中旬),在受流速影響差異明顯的凹、凸岸分別開展水、土樣品的取樣,利用高通量測序技術,分析了菌門及菌屬水平上黃河內蒙段凹、凸岸水、土介質中細菌群落組成特征,結合空間網絡結構分析,對水、土中的共有、獨有及顯著差異物種進行了篩選,同時厘定維持網絡穩定的關鍵物種,旨在闡明水、土介質中細菌群落結構變化和生態過程對于維持黃河內蒙段開河期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和穩定性的意義,為以細菌群落為指示生物進行河流生態評價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內蒙古黃河流域位于自治區中西部,自寧夏石嘴山入境到準格爾旗出境,河長約843.5km.由于受到中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的控制,黃河內蒙段呈現出區域降水量小、蒸發量大的特點.根據氣象資料顯示,黃河內蒙段氣溫呈現出周期性變化規律,多年平均氣溫約為9℃,降水量150～450mm/a,且多集中于7～9 月份,多年平均蒸發量為2611.68mm/a,最高值出現在5～8 月.河流大約于每年11 月份開始流凌,翌年1月份冰封全部完成,而3月中下旬開始開河.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不僅是當地灌區退水的重要排泄通道,也是周邊城市工業和生活用水的水源地[9-11].因此,本文選取黃河內蒙段的托克托縣段為對象,該段河流上游與重工業城市包頭市銜接,下游與萬家寨水庫相連,在區域生態環境及農業生產方面起著關鍵作用(圖1).

圖1 黃河內蒙段位置和采樣點分布示意Fig.1 Yellow River Inner Mongolia section location and sampling point distribution schematic

1.2 樣品采集

黃河內蒙古托克托縣段地處上中游分界點,河身迂回曲折.特別是河流解封初期,水流速度的加快會使凹岸土壤被沖刷,而河流彎曲處水流速度減慢,使凸岸土壤沉淀下來.因此根據河道特征,共布設6個取樣點(土壤樣品為河漫灘土樣),由西到東,水樣依次命名為S-1、S-2、S-3、S-4、S-5 和S-6,土樣依次命名為T-1、T-2、T-3 和T-4(圖1),于2021年4 月中旬完成水樣和土樣的采集工作.收集樣品方法:利用取土鉆和取水器分別對土樣和水樣進行采集,土樣直接裝入凍存管并放入干冰桶中,水樣采集完成后裝入1L 聚乙烯瓶中,并帶回實驗室進行過濾.其中,水樣首先通過5μm 的水濾膜進行過濾[12],再將5μm 過濾后的水樣經過0.22μm 的水濾膜進行過濾來收集浮游細菌,將過濾得到濾膜立即放入干冰桶中,用于后續DNA 提取和PCR 擴增[13].

1.3 DNA 抽提和PCR 擴增

根據E.Z.N.A.? soil DNA kit(Omega Bio-tek,Norcross,GA,U.S.)說明書進行微生物群落總DNA抽提.首先使用1%的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DNA 的提取質量,再使用338F(5’-ACTCCTACGGGAGGCAGCAG -3’)和806R(5’-GGACTACHVGGGTWTCTAAT-3’)對16S rRNA 基因V3-V4 可變區進行PCR 擴增,擴增程序如下:95℃預變性3min,27 個循環(95℃變性30s,55℃退火30s,72℃延伸30s),然后72℃穩定延伸10min,最后在4℃進行保存.

1.4 測序及數據處理

利用 2%瓊脂糖凝膠電泳進行檢測,并用Quantus? Fluorometer(Promega,USA)對回收產物進行檢測定量,同時使用NEXTFLEX Rapid DNASeq Kit 進行建庫,得到原始數據.進一步使用fastp 和FLASH 對原始測序序列進行質控和拼接[14-15],過濾掉reads 尾部質量值低于20 的堿基,并根據PE reads之間的overlap 關系,將成對reads 拼接成一條序列,并根據序列首尾兩端的barcode 來調整序列方向,最終使用UPARSE 和RDP classifier 軟件對OTU 和每條序列進行聚類以及物種分類注釋[16-17],比對Silva 16S rRNA 數據庫,設置比對閾值為70%.

對OTU 進行優化聚類處理后,利用mothur 計算Ace 指數、Shannoneven 指數和Shannon 指數;利用R 語言進行群落組成、PCoA 和LefSe 分析;利用Cytoscape 繪制水、土介質中細菌群落在菌屬水平的網絡共現性;利用Gephi 繪制水、土樣細菌生態網絡結構.

2 結果與分析

2.1 水、土中細菌群落α 多樣性對比

為了解黃河內蒙段細菌群落在水、土中的組成,對序列進行質控和篩選后,共獲得1155457 條序列,OTU 水平上水樣及土樣細菌群落覆蓋度均達到95%以上(水樣均值約為 99.77%,土樣均值約為97.07%),表明本次實驗可以反映細菌群落的真實情況(圖2),同時在97%的相似水平下對序列進行聚類[16],計算α 多樣性中反映群落豐富度的Ace 指數、均勻度的Shannoneven 指數和多樣性的Shannon 指數[18-19],分析了水、土中細菌群落的結構特征.

圖2 水、土樣中細菌群落α 多樣性指數Fig.2 Bacterial community alpha diversity index in water and soil

結合α 多樣性分析發現,在水樣中,反應細菌群落豐富度的平均Ace 和Shannoneven 豐度指數分別為1690 和0.806,在土樣中則為5699.5 和0.807,且水樣中群落豐富度均顯著低于土樣(P<0.01);水樣中Shannon 指數的均值為5.804,同樣低于土樣(6.728),同時二者多樣性存在顯著的組間差異,這表明土樣細菌群落多樣性較水樣更加豐富(圖2).進一步,不同樣本類型取樣點指數的空間變化幅度也并不一致,水樣各取樣點的 Ace 指數(641.77～4067.39)、Shannoneven 指數(0.76～0.87)及Shannon 指數(5.35～6.63)空間變化幅度要高于土樣中的 Ace 指數(4300.85～6295.96)、Shannoneven 指數(0.78～0.85)及Shannon 指數(6.56～7.14).因此,黃河內蒙段水樣中細菌群落空間分布差異性較土樣中更高(圖2).

2.2 水、土介質中細菌群落結構差異

細菌作為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驅動和響應元素的形態轉換,參與地球化學循環,其細菌門類的組成及相對豐度可以作為指示環境的指標[20].為探究黃河內蒙段水-土介質中細菌群落在門及屬水平上的組成情況,在分析對比細菌α 多樣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了細菌群落相對豐度的變化(將平均相對豐度小于1%的統稱為others).

在門水平上,雖然Proteobacteria(變形菌門)、Actinobacteria(放線菌門)、Bacteroidetes(擬桿菌門)、Chloroflexi(綠彎菌門)、Acidobacteriota(酸桿菌門)、Cyanobacteria(藍細菌門)和Firmicutes(厚壁菌門)等是水中的優勢細菌門類(圖3(a)),但各優勢細菌門類的相對豐度存在顯著差異.其中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在水體中占有絕對優勢,約為29.63%～43.51%,高于放線菌門(19.32%～27.67%)和擬桿菌門(7.47%～12.59%)在水體中的比例.特別地,凹岸取樣點(S-1和S-2)中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明顯低于凸岸取樣點(S-4 和S-5),而擬桿菌門的相對豐度在凹岸要高于凸岸.在土樣中,最優勢細菌門為變形菌門,相對豐度約為16.26%～34.52%,在T-1 和T-3 取樣點中的相對豐度遠高于其他取樣點;其次分別為酸桿菌門(8.91%～22.32%)和綠彎菌門(9.42%～18.92%),二者的相對豐度差異并不明顯(圖3(a),(b)).

圖3 水、土樣中細菌群落結構組成Fig.3 Comparison in bacterial community structure between water and soil

在屬水平上,水樣和土樣中優勢菌屬結構差異顯著.如hgcI_clade(歸屬于放線菌門)在水樣中的相對豐度最高(約為6.19%～12.75%),遠高于CL500-29_marine_group(歸屬于酸桿菌門,約為 2.97%～5.05%)和 Acinetobacter(歸屬于變形菌門,約為0.74%～12.24%)的相對豐度(圖3(c)).在土樣中,優勢菌屬主要包括 norank_f__norank_o__norank_c__KD4-96(歸屬于綠彎菌門)、norank_f__norank_o__Vicinamibacterales(歸屬于酸桿菌門)和norank_f__Gemmatimonadaceae(歸屬于Gemmatimonadota(芽單胞菌門)),其相對豐度約為 1.95%～4.91%、2.35%～4.67%和2.20%～4.73%(圖3d).相較于其他取樣點,上述3類優勢菌屬的相對豐度均在T-2取樣點中最高.

2.3 細菌群落共現性及差異物種分析

采用PCoA 分析對水樣與土樣各采樣點浮游細菌群落結構進行聚類,探索了不同生境分組樣本間群落組成的差異性,結果如圖4(a).黃河內蒙段細菌群落共有90.69%被解釋,其中PCoA1 軸的解釋度為81.68%,PCoA2 軸的解釋度為9.01%.不同樣本中細菌群落結構分布情況呈現明顯的分離模式,土樣中細菌群落的分布較水體中更為分散.同時,ANOSIM統計檢驗結果進一步顯示了水、土樣中細菌群落結構之間的差異性(r=0.845,P=0.003).

圖4 水、土樣中細菌群落空間分布及共現性分析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water and soil

為分析水-土細菌群落結構特征,對二者的優勢菌屬進行了網絡構建,從共存關系角度上對不同介質中細菌群落結構的差異進行了探討[21].相對豐度超過500 的細菌菌屬在水-土網絡結構中共得到62個,其中水樣獨有的菌屬為25 個,土樣獨有的菌屬為23 個,水-土樣品共有的菌屬為14 個(圖4(b)).水、土樣共有的菌屬主要歸屬于6 大細菌門類,其中歸屬于變形菌門的菌屬數量最豐富,主要包括Polaromonas、Rhodoferax 和Pseudomonas,歸屬于放線菌門的菌屬數量次之,主要包括Arthrobacter 和Gaiella. 對于其他優勢菌屬如 norank_f__Vicinamibacteraceae 歸 屬 于 酸 桿 菌 門 、Flavobacterium 歸屬于擬桿菌門等.通過分析共有屬的相對豐度信息得知,在水、土樣品共有的菌屬中,unclassified_f__Comamonadaceae(歸屬于變形菌門)是第一大優勢菌屬,主要存在于水樣中.相反,Gaiella 和norank_f__norank_o__ Actinomarinales(歸屬于放線菌門)在共有菌屬中相對豐度最低,且主要存在于土樣中.

為尋找水樣與土樣中具有顯著差異性的物種,利用LEfSe 分析,設置線性回歸LDA 指數為4.0,估算出每個物種的相對豐度對不同類型樣本差異性影響的程度.水樣與土樣中具有顯著差異性的物種包括7 個門,9 個綱,10 個目,13 個科,13 個屬.在門水平上,放線菌門、藍細菌門、酸桿菌門、MBNT15、芽單胞菌門和綠彎菌門是水樣和土樣中的顯著差異物種,其中放線菌門和藍細菌門在水樣中的相對豐度顯著高于土樣,而酸桿菌門、MBNT15、芽單胞菌門和綠彎菌門在土樣中的相對豐度顯著高于水樣;在屬水平上, CL500- 29_marine_group 、hgcI_clade 和norank_f__ Sporichthyaceae 等在水樣中的相對豐度顯著高于土樣, 而 norank_f__norank_o__Vicinamibacterales 和 norank_f__Gemmatimonadaceae 等在土樣中的相對豐度顯著高于水樣(圖5(a)).判別結果顯示水樣中hgcI_clade 和CL500-29_marine_group、以及土樣中 norank_f__norank_o__Vicinamibacterales 和 norank_f__norank_o__norank_c__KD4-96 的LDA 指數較高,這表明上述菌屬是造成水樣與土樣中優勢細菌門類存在顯著差異的關鍵因素(圖5(b)).

2.4 水、土介質中細菌群落生態網絡結構

基于相對豐度前 100 的優勢菌屬,采用spearman 分析方法(相關系數絕對值≥0.5,P<0.05),構建了不同生境中浮游細菌的生態網絡結構.結果顯示,水樣浮游細菌網絡結構共由397 條邊組成,圖密度為0.082,模塊化指數為0.610;土樣浮游細菌網絡結構共由594 條邊組成,圖密度為0.130,模塊化指數為0.710.在水樣中,浮游細菌菌屬間的互作模式以拮抗關系為主(負相關關系占比為52.64%),而土樣中浮游細菌菌屬間的互作模式以協作關系為主(正相關關系占比為 60.61%)(圖6(a),(b),表1).

通過對細菌網絡結構進行劃分,水體細菌網絡結構主要被分為5 個模塊,各模塊的占比分別為25.25%(模塊1)、24.24%(模塊2)、21.21%(模塊3)、15.15%(模塊4)和14.14%(模塊5),且不同模塊的網絡結構均主要由歸屬于放線菌門和擬桿菌門的優勢菌屬主導.土樣細菌網絡結構主要被分為8 個模塊,各模塊的占比分別為25.00%(模塊1)、14.71%(模塊2)、11.46%(模塊3)、10.42%(模塊4)、9.38%(模塊5)、7.29%(模塊6)、6.25%(模塊7)和4.17%(模塊8)(圖 6(b)),不同模塊中維持網絡結構的細菌類群并不一致,模塊1 是土樣細菌網絡結構中最大的模塊,主導該模塊的細菌屬類主要歸屬于變形菌門和Planctomycetota(扁平霉菌),對于其他模塊,如模塊2中網絡結構主要由歸屬于酸桿菌門的優勢菌屬主導,模塊3 中網絡結構主要由歸屬于綠彎菌門的優勢菌屬主導等(圖6(c),(d)).

圖6 水、土細菌群落生態網絡結構Fig.6 Ecological network structure of bacterial community between water and soil

水-土生態網絡結構中的細菌門類主要包括10門,在水樣中變形菌門、放線菌門和擬桿菌門分布廣泛,而土樣中變形菌門、綠彎菌門和酸桿菌門的分布較為廣泛,上述優勢菌門在水、土樣網絡結構中的總體占比均達到所有節點的50%以上,其中變形菌門無論在水體還是土樣網絡結構中的占比均最高.此外,為進一步分析水、土介質網絡結構中菌屬對于維持網絡結構穩定的重要性,利用度數值對各優勢菌屬在網絡結構中的重要性進行了量化.結果顯示,變形菌門的 Delftia 、 Escherichia-Shigella 和Candidatus_Methylopumilus, 放 線 菌 門 的Marmoricola 和Arthrobacter,酸桿菌門的Rb41,以及Crenarchaeota( 泉 古 菌 門 ) 的 Candidatus_Nitrocosmicus 度數值在水體網絡結構中較高,相對地,變形菌門的Rhodoferax、Ellin6067、MND1 和Thiobacillus 、 擬桿菌門的 Flavobacterium 和Lutibacter,以及放線菌門的Arthrobacter 度數值在土樣網絡結構中較高(圖6(a),(b)).

從各優勢菌屬所位于的模塊位置來看,水樣中Delftia 和Escherichia-Shigella 是維持模塊2 網絡結構穩定的關鍵菌屬,其他關鍵菌屬如Candidatus_Methylopumilu、Marmoricola 和Arthrobacter 等主要存在于模塊3 中;土樣中關鍵菌屬的分布較為分散,其中Rhodoferax 主要位于模塊6、Ellin6067、MND1和Thiobacillus 主要位于模塊4、Lutibacter 主要位于模塊1,以及Arthrobacter 主要位于模塊7(圖6).

3 討論

黃河內蒙段是黃河最北端,受夏冬季節交替影響明顯,冬季出現河面冰封現象,直至3 月底或4 月初冰體才能全部融化.解封后的河流通暢且流速相對增加[22],這將對河流細菌群落具有一定的擾動作用,導致河岸水-土中的細菌群落結構和空間網絡特征發生顯著變化.

3.1 開河初期水、土介質中細菌群落結構特征分析

由于屬性差異,水-土介質中的優勢細菌門類存在一定差異.例如,張雨晴等[23]研究發現河流中優勢細菌門類主要為變形菌門、擬桿菌門和放線菌門,而土樣中優勢細菌門主要為綠彎菌門,這與黃河內蒙段水、土介質中優勢菌門結構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圖 3(a),(b)).具體來看,在黃河內蒙段,雖然變形菌門、放線菌門、擬桿菌門、綠彎菌門、酸桿菌門、藍細菌門、厚壁菌門、疣微菌門、扁平霉菌、芽單胞菌門均廣泛存在于水、土介質中,但在不同類型的樣品中優勢細菌門類的相對豐度出現明顯變化.如河水中放線菌門的相對豐度明顯高于土樣,這可能是因為放線菌門的體積較小,不易附著于顆粒物表面且更適宜在水體中營浮游生活[24];再如土中的優勢細菌門類泉古菌門、Methylomirabilota(甲基微菌門)、Myxococcota(粘球菌門)和Nitrospirota(硝化菌門)的相對豐度超過了1.00%,明顯高于水樣中的相對豐度,而水中優勢細菌門類藍細菌門的相對豐度在土中則顯著下降(圖3(a),(b)).藍細菌門作為黃河內蒙段河水中優勢細菌門類,但其相對豐度遠低于湖泊水中相對豐度[25];變形菌門被認為是顆粒降解物,該細菌門類下的很多菌屬具有多樣化的代謝途徑,能夠加快污染物的降解能力,這是變形菌門成為黃河內蒙段第一大優勢細菌門類,且近幾年相對豐度并未發生明顯變化的重要原因[26].與水相比,土中的細菌群落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且細菌群落豐富度、均勻度和多樣性均高于河水,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土中營養成分較水體更高,且土擁有更為穩定的內環境和較高的生境異質性,可以提供更豐富的生境類型和多樣化生物物種,以此來支持更高的細菌群落多樣性[27](圖2).

河流解封初期水動力條件的改變對凹岸和凸岸細菌群落結構和多樣性造成影響.例如河水中前3大優勢菌屬的相對豐度均呈現出凹岸低于凸岸的趨勢(如凹岸中 hgcI_clade 和 CL500-29_marine_group 的相對豐度分別為7.56%和3.85%,凸岸中則升高為10.05%和4.62%),但在土樣中,前三大優勢菌屬不僅在凹凸岸發生了更替,而且凹岸優勢菌屬的相對豐度顯著高于凸岸(如凹岸中優勢菌屬Flavobacterium 和Thiobacillus 的相對豐度分別為6.65%和4.38%;凸岸中優勢菌屬更替為Rhodoferax和Arthrobacter,相對豐度分別為4.50%和3.18%))(圖7).多樣性分析結果顯示,凹岸水樣中細菌群落α多樣性指數均高于凸岸的趨勢;對于土樣中,雖然細菌群落α 多樣性指數的變化并不顯著,但整體上由凹岸至凸岸也表現出一定的降低趨勢(表2),這進一步說明了開河期水流對河岸的沖刷作用造成了細菌群落在空間尺度上的明顯差異.

表2 凹岸與凸岸水、土樣中細菌群落多樣性的變化Table 2 Changes in bacterial community diversity in soil and water samples from concave and convex banks

圖7 凹凸岸水、土介質中細菌群落結構變化Fig.7 Structural changes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soil and water media of concave and convex banks

3.2 水、土介質中細菌群落生態網絡結構特征

生態網絡分析可以有效表征不同生物之間的直接或間接相互作用.水及土介質中細菌群落的生態網絡結構特征表明土樣中細菌群落網絡結構比水樣中的連接更緊密,這表明土樣細菌生態網絡是一個更高效的系統,在能量、物質和信息傳輸方面速度更快(圖6,表2).網絡模塊代表著生態系統之間相互作用和生態位共享,且高模塊化可能會增加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但拓撲化分析結果顯示,水樣細菌生態網絡結構中的模塊化系數較土樣更低,這表明該生境中水體細菌群落抵御外界環境干擾的穩定性較弱.平均路徑長度作為衡量網絡中各菌屬之間信息交換速度的重要指標,其數值越小,代表該網絡對應的生物群落對環境變化的響應速度越快,因此土樣細菌群落生態網絡結構較水樣更加敏感.此外,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主要被解釋為生物物種之間的協作或拮抗關系,本研究中土樣生態網絡結構主要以正相關關系為主,這說明土樣細菌群落對環境的適應力更強,由生境類型導致的優勢種對環境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在維持群落穩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7](表1).

水、土樣由于外界環境和水動力條件等原因導致細菌群落間進行頻繁的物質能量交換來應對環境的改變,其相互之間的聯系也較為密切.具體來看,雖然黃河內蒙段的優勢細菌門類(如變形菌門、擬桿菌門、扁平霉菌和放線菌門)在水、土網絡結構中均占有主導地位,但各優勢菌門在不同樣品和不同模塊的占比存在差異(圖6).水樣中網絡結構的各模塊均主要是放細菌門和擬桿菌門主導,而土樣中關鍵模塊主要為模塊1、模塊2 以及模塊3,不同模塊的生態功能可能存在差異,其中由變形菌門和扁平菌門主導的模塊1 可能主要以降解有機物為主、酸桿菌門主導的模塊2 可能以植物殘體降解為主[21,28],而綠彎菌門主導的模塊3 可能根據外界條件的變化切換營養代謝方式以此來適應不穩定的環境[29].此外,生存環境的改變對細菌生態網絡結構中關鍵菌屬的互作模式存在影響.水樣中度數值較高的菌屬主要分布在同一模塊(模塊2),且該模塊在生態網絡結構中的占比較高,這說明Candidatus_Methylopumilus、Marmoricola、Arthrobacter、Rb41 和Candidatus_Nitrocosmicus 等相互關系及生態功能較為相似,由它們主導的模塊3 是維持整個水樣生態網絡結構穩定的最關鍵模塊(圖6);相反,土樣中度數值較高的菌屬主要分布于不同模塊,其相互關系和生態功能也存在著一定差異.

4 結論

4.1 雖然黃河內蒙段水體及河漫灘土樣細菌群落的空間分布存在顯著差異,土樣細菌群落多樣性較河水更豐富,但二者的細菌群落組成存在相似性,其中優勢細菌門類主要包括變形菌門、酸桿菌門和放線菌門等,優勢菌屬主要包括hgcI_clade、CL500-29_marine_group、norank_f__norank_o__norank_c__KD4-96 和norank_f__norank_o__Vicinamibacterales等;再者,開河初期水動力條件的改變也是影響細菌分布的關鍵因素,與整體河段相比,水體中細菌群落在凹凸岸的差異性僅表現在相對豐度上,而土樣中凹凸岸優勢細菌群落種類發生了更替.

4.2 共現網絡分析表明,水-土網絡結構中細菌群落的交互作用主要由歸屬于變形菌門(Polaromonas、Rhodoferax 和 Pseudomonas) 和 放 線 菌 門(Arthrobacter 和Gaiella)的菌屬主導;相反,以hgcI_clade、CL500-29_marine_group、norank_f__ norank_o__Vicinamibacterales 和 norank_f__norank_o__norank_c__KD4-96 為代表的菌屬又進一步使黃河內蒙段細菌群落存在明顯的介質差異;整體上,土樣較水樣擁有更大的生態網絡結構,且聯系更緊密,抗干擾能力更強;水體細菌群落主要是通過拮抗關系來抵御外界環境變化,河漫灘土樣細菌群落主要是通過協作關系來抵御外界環境變化;此外,歸屬于變形菌門的Candidatus_Methylopumilu、Marmoricola、Arthrobacter、Rb41 和Candidatus_ Nitrocosmicus 等是維持水體生態網絡結構穩定的關鍵菌屬,而Rhodoferax、Ellin6067、MND1 和Thiobacillus 是維持河漫灘土樣生態網絡結構穩定的關鍵菌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