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女化”與“妖魔化”

孫惠欣 吳夏天

摘 要：《金瓶梅詞話》與《昆昌昆平唱本》是中泰兩國古代文學中的杰出之作，兩部作品成功塑造了一系列高度真實、典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包括被壓抑與被束縛的賢德淑婦形象、被異化與被污名的“失節”淫婦形象和被無視與被損害的無寵小婦形象等。以類同性為立足點，采用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方法對這些女性形象進行全面細致的對比分析，對于我們更為深入地了解古代中泰兩國女性的生存狀態及與之相應的深層文化原因大有裨益。同時，有利于我們總結東方國家相似的文學作品所蘊含的美學價值及其文學創作規律，展示東方文學的獨具魅力和豐厚意蘊，從而揭示出人類文化知識體系中的共通性及文學的獨特性。

關鍵詞：《金瓶梅詞話》；《昆昌昆平唱本》；女性形象；類同性；比較

作者簡介：孫惠欣，大連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大連 116622）；吳夏天，泰國藝術大學管理學院講師（曼谷 10500）

DOI編碼：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2.014

曹順慶曾指出：“在世界文學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一些產生于不同時空、文化、民族、語言背景下的文學現象，彼此之間并無事實聯系，但是常常會出現重合與類似現象。比較文學正是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種文學作品的比較研究。它既有利于視野寬廣地比較探討不同文學中的類型的形成和特點，又能夠在此基礎上發現和探討不同文學類型在獨立發展以及在不同文化相互作用下的流變?！敝刑﹥蓢鼐壪嘟?，相似的地理位置與密切的交流使兩國的文學作品不可避免地產生或顯性或隱性的聯系。兩國均曾長期處于農業社會、封建社會，因而在傳統道德、倫理觀念及社會制度建構等方面都有諸多相似之處，在女性問題方面尤其如此。中泰兩國在歷史上都是極為典型的男權國家，女性作為婚姻與家庭的附屬品，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全面依附男性，在社會地位與人格方面長期遭受壓制，兩國文化對于女性的定位與塑造有明顯的相似性、可比性。

可比性問題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一個基本問題，它與比較文學學科的自身定位、研究對象的確定等關鍵問題密切相關。孫景堯認為：“比較文學可比性，是基于跨語言界、跨國界和跨學科界的學科宗旨和研究對象，又服務于學科宗旨及其任務的學理邏輯假設，是比較文學學科的研究之道?！本推鋬群?，可比性是指“在跨國家、跨學科和跨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中尋求同與異的學理依據，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最基本立足點和出發點”。同源性是可比性的第一個立足點，是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不同語言的文學之比較，尋求一種有事實聯系的同源關系。比如東亞漢文化圈內中國古代文學對古代朝鮮、日本、越南文學的影響，法國文學的古希臘淵源，德國文學的古羅馬淵源等均屬于具有實證性事實依據的影響研究范疇。類同性是可比性的第二個立足點，指的是“沒有任何關聯的不同國家的文學之間在風格、結構、內容、形式、流派、情節、技巧、手法、情調、形象、主題、思潮乃至文學規律等方面所表現出的相似和契合之處”，強調的是不同國家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的類同比較，比較結果是總結出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及文學發展具有規律性的東西。以類同性為基本立足點的平行研究與以同源性為基本立足點的影響研究一樣都是超出國界的文學研究，但它不涉及影響研究的放送、流傳、媒介等問題?！督鹌棵吩~話》和《昆昌昆平唱本》屬于不涉及影響關系，但具有明顯類同性的兩個文本。一個是“詞話”，一個是“唱本”，均與說唱藝術形式有關，均用白話寫成?！督鹌棵吩~話》成書于明代萬歷年間，素有“第一奇書”之稱。關于其成書雖歷來有爭議，但目前學界較為通行的觀點是“文人獨創的長篇小說”。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部作品與元明時期廣泛流傳于中國大地的水滸故事特別是《水滸傳》中“武松殺嫂”的故事有關，正如寧宗一所言，“雖然已經過渡到個人獨創的階段，但它仍未完全擺脫話本小說以及前出諸作的格局”?！独ゲテ匠尽肥浅蓵谔﹪韧醭瘯r期的長篇白話詩體小說，是在泰國百姓間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基礎上，經歷代文人不斷加工、潤色，由政府修訂而最終成書的一部作品，被評為“唱本之冠”。除了上文提到的中泰兩國相似的社會大背景外，這兩部作品產生的時代相近，主題內容相似，題材結構相仿，就連作品的命名方式也均采用主人公的姓名組合而成，而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則更有諸多相似之處。

《金瓶梅詞話》是以西門慶及其妻妾的情感與生活為主要內容，“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独ゲテ匠尽芬詢蓚€男主人公昆昌、昆平（原名帕萊構，“昆”是其官號，官名“昆平”）以及婉通（原名娘萍）三人之間錯綜復雜的情感糾葛及他們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為主要內容，被公認為是“塞帕文學中的頂峰”?！督鹌棵吩~話》打破了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小說等文學傳統，把小說從帝王將相、英雄好漢、妖魔鬼怪拉回至現實生活，是我國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為素材的世情小說，魯迅稱之為“世情書”，贊其“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独ゲテ匠尽穯柺乐?，泰國文學作品幾乎都是以仙山洞府、神怪故事或帝王傳奇為內容，且大部分故事源自印度。其問世之后，文學之筆才深入到現實的百姓之家，這部“流動的、鮮活的文化標本”生動再現了大城王朝至曼谷王朝初年泰國的社會習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等方方面面，“比起曼谷王朝初期的其他文學作品來，《昆昌昆平》中的人物形象和性格顯然要真實得多，生動得多，《昆昌昆平》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又前進了一步”。這兩部作品高度凝結了中泰兩國最為普遍且傳統的文化認識、價值取向、道德規范與倫理架構，尤其是作為首部以日常家庭生活為中心的白話小說，在中泰文學史上具有開創性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學界關于兩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但將其人物形象進行對比研究的較少。事實上，這兩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豐滿、立體、深入人心，有其相似性和可比性，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對這些女性形象進行全面細致的對比分析，不僅對深入了解中泰兩國古代女性的生存狀態及與之相應的深層文化原因大有裨益，而且對深入探究中泰兩國相似的文學作品所蘊含的美學價值及文學創作規律，展現東方文學的審美形態和豐厚意蘊，進而揭示人類文化知識體系的共通性及文學的獨特性，都有積極的意義。

一、賢德淑婦：被壓抑與被束縛

明朝與曼谷王朝同為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時期，封建父權、夫權高漲，女性被視為男性的附庸，在社會身份方面只能是人女、人妻、人母，無論是獨立人格還是自主人權都不被承認。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與文化體系中，自然而然地催生了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維護男權既得利益的女性評判標準與價值體系，而具備賢良淑德等品質的淑婦、賢妻正是這樣的評判標準與價值體系最為推崇且常被樹為典范的一類女性。在古代中國，她們多表現為符合儒家禮教對女性的種種規范，恪守以“三從四德”為代表的一系列封建“女誡”、婦德。曼谷王朝初期是泰國恢復和重建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生產力落后，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都比較傳統，出現很多揭示“女訓”的文學作品，盡管像《昆昌昆平唱本》這類的作品不屬于“女訓”書籍，但其中卻蘊含許多“女訓”內容，“為了維護男權的利益，唱本采用了獎德懲惡這一文化機制，誘使聽眾，尤其是年輕的女性聽眾接受故事所頌揚與美化的意識形態以及這種意識形態所代表的社會關系”，以此規范女性的行為，并起到一定的警戒和限制作用?？梢?，中泰古代對女性的束縛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且基于兩國古代的婚姻制度在本質上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的社會現實，人們對這類女性的身份期許也多為封建婚姻關系中的“正妻”?！抖Y記·郊特牲》中說：“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薄督鹌棵吩~話》中的吳月娘與《昆昌昆平唱本》中的席馬拉就是這類恪守婦德、“仙女化”形象的典型代表。她們主動接受并自覺地把封建禮教的侍夫之道內化為自己的思想，并以此來規范自己的言行舉止。

吳月娘與席馬拉都出身于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中下層官吏之家，從小在嚴格的封建教育中長大，都是忍苦侍夫、堅貞不二的正室淑婦，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受到過丈夫的忽視與妾室的陷害。在性格上她們都具有隱忍、平和、溫順、方正的特質，且在作品中都以“賢德”為人稱頌。與此同時，她們又都是被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禁錮、奴役的傳統女性，“賢名”背后的她們作為女性生命個體，在社會身份方面始終被束縛，在人格尊嚴方面不斷被矮化，在成就封建道德、男權社會津津樂道的“淑婦”之名的同時，不斷為男權至上的封建道德所吞噬，最終幾乎完全喪失自由意志與獨立人格，成為綱常禮教的殉葬品。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具體結果不盡相同，但比之書中絕大多數女性角色，特別是曾經與她們爭寵斗狠的側室們，吳月娘坐擁西門家的財富平安終老，席馬拉與丈夫消除誤會回歸家庭，都算得上是有了相對理想的結局，從中不難看出在當時社會道德體系和女性價值標準中，這兩位正妻都是十分合格且為人認同的。由此可見，雖然具體標準、綱目并不相同，但在中泰兩國的封建道德體系中對女性特別是正妻應當具備的賢德、忠貞、寬宏、平和等要求是基本一致的，整體上都帶有非常明顯的封建主義、男權主義特征。

盡管如此，吳月娘與席馬拉這兩位賢良淑婦還是有著很大不同。對于吳月娘的評價學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以崇禎本為代表，認為她是“用來與‘淫婦們做對比的符合封建道德規范的‘恁般賢淑的婦人”；二是以清人張竹坡為代表，認為她是“奸險好人”。吳月娘既非“圣女”，亦非“奸險好人”，她的性格比之席馬拉更為復雜，人物形象也更為立體多面。吳月娘雖然大體上是中正平和的，但其頗有城府，也精于算計，雖然一般不會主動與其他妾室發生直接沖突，但面對層出不窮的寵妾、寵婢的挑戰與陷害，她基本都能以看上去符合封建道德、實質上是綿里藏針的方式從容化解，并且從未停止謀劃自己的未來，無論是設計斂財，受孕鞏固地位，還是在西門慶死后對于幾房妾室及得寵丫鬟們的處置方式，都能看出她的心機之深、手段之強。因此，從整體上看，吳月娘雖然不至有害人之心，但也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無能淑婦。相對于吳月娘，席馬拉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單純、善良的賢德淑婦，不但在與丈夫的相處中全無機心，在面對來自妾室蘇琺變本加厲的侮辱、挑戰、巫術陷害，乃至使她幾乎失去家庭時也未表現出任何的反抗。除卻隱忍、妥協、寬容，她在婚姻生活與家庭生活中幾乎全無作為。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幾乎從來不曾為自己的前途命運做打算，其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順應丈夫，維護家庭。她的形象詮釋了泰國古代對婦女的要求，符合長篇教育詩歌《教女諺》中的賢妻標準——賢良淑德，識大體，顧大局，不計個人得失，處處以家庭為重，寬容善良，處處以夫為綱，對丈夫絕對忠誠，這一人物形象是十分純粹而又較為扁平的。

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除卻兩個人物本身的性格差異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層面的問題，吳月娘與席馬拉雖同為正妻，但地位并不相同。受宗法制影響，中國自漢代《漢九律》明確規定“亂妻妾位”屬于犯罪之后，包括明代在內的歷代封建王朝對此都基本沿襲并不斷強化，因此吳月娘作為西門家女主人的身份其實是比較穩固且有保障的，除西門慶本人外西門家的任何寵妾、寵婢都不能對其地位造成實質性的傷害。而席馬拉的正妻地位是不受法律與制度保障的，因為出身不及妾室高貴，她從成婚之初便只是徒有正室之名，在實際的社會地位、家庭地位上都低于妾室，妾室對她所有的欺凌、羞辱都是為泰國古代封建等級制度所允許的，而面對這種欺凌她并沒有反抗的立場和權力。這種婚姻關系與家庭關系中的地位差異使吳月娘無需過多參與到妾室們的爭斗中而違背婦德，自失身份，也使席馬拉只能被動按照封建婦德和等級制度做一名隱忍、寬宏的好婦人，這是兩人淑婦形象的內在差異。此外，在夫妻關系中二人的情況也有很大差異。吳月娘與西門慶的婚姻并非建立在愛情基礎上，西門慶是吳月娘必須終身依靠的“夫主”，她對西門慶的忠貞、順從基本上都出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綱常倫理。她堅守貞節，以遵循禮教為立身原則，完全被封建婦道淹沒了自我，也正因如此，她與西門慶的夫妻關系總體上還是相敬如賓的，更有后世學者給予她“第一夫人”的評價。而席馬拉對帕外的忠貞與恭順雖然有極強的道德約束因素，但她與帕外的婚姻始于兩人的自由戀愛，感情因素始終起到重要作用，這與吳月娘、西門慶的封建包辦婚姻有著本質的不同。席馬拉是一個地方官的女兒，對帕外一見鐘情。出嫁前母親叮囑她：“一定要忠心于夫君，家里的丑事不要與下人說，盡心盡力伺候他?！笨梢?，席馬拉接受的家教十分嚴苛。作為正妻，盡管她與丈夫兩情相悅，但他們的婚姻依然要服從于封建道德的約束與規范，帕外依舊是這段婚姻的主宰。也正因如此，在蘇琺惡意挑撥之下，帕外會對曾經百般恩愛的席馬拉翻臉無情，大打出手。

總而言之，吳月娘與席馬拉的形象表現出傳統女性在封建男權制度下的生存狀態，盡管她們都是家中的正妻，都是符合封建男權道德的賢德淑婦，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機關算盡還是忍辱負重，作為婚姻生活的從屬、男性家長的附庸，她們的處境始終都是艱難而被動的。

二、“失節”淫婦：被異化與被污名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中國和泰國女性的地位均十分低下，封建禮教要求女性必須恪守貞潔，從一而終。若不遵守，女性則會被視為“淫婦”，遭人唾棄，難得善終?！督鹌棵吩~話》中的潘金蓮與《昆昌昆平唱本》中的婉通是兩部小說中最為重要的女性人物，這兩個被“妖魔化”的文學形象在各自國家的歷史文化中逐漸成為了一種具有某種文化符號、文化象征意義的存在而深入人心，遠超出其作為文學作品中虛構人物本身。

潘金蓮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為經典也最深入人心的“失節淫婦”，甚至常被作為“蕩婦”“毒婦”的代名詞，但從本質上看她也是一個在封建男權社會中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典型形象。在她的成長經歷中不但從未得到過應有的關愛、呵護，更不曾接受過正常的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從小飽受摧殘與蹂躪，長大后被迫陷入畸形的婚姻，最終被徹底異化。為了鞏固地位，排除異己，她不惜以十分陰險狠毒的手段先后斷送了數人的性命，來換取她在妻妾爭寵中的勝利，但潘金蓮的勝利并沒有改變其悲劇的結局，反而加速了她的毀滅?！独ゲテ匠尽分械耐裢ㄟ@一人物形象在泰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影響與潘金蓮大致相仿，她是泰國民間口耳相傳的“淫婦”典型，甚至催生出“婉通桑摘”等一批指責女性三心二意、水性楊花的成語、俗語。但作品中的婉通非但沒有表現出所謂“淫蕩”“惡毒”等常規意義上的“蕩婦”特征，相反她軟弱善良，從未真心背叛過愛情，幾乎是一個完完全全被封建道德壓迫、摧殘并最終絞殺的悲劇女性角色?？梢哉f，婉通的死是“由于嫁了兩個丈夫而被視為對婚姻的不忠，當時的社會容不下這樣的女子，被處死也就成為了必然”。

在看似復雜甚至混亂的婚姻生活與情感糾葛之中，婉通這一人物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由生到死”的過程。最初的婉通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幾乎將愛情視為信仰，這使她頗為大膽地向昆平主動表白愛意，為自己爭取到了雖短暫卻珍貴的幸福，這時的婉通是一個年輕而鮮活的生命。但誤以為昆平戰死后，失去愛情的婉通性格中軟弱、沒有主見的一面漸漸暴露出來并最終占據上風，使她徹底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幾乎不再為自己的人生爭取任何可能。面對母親的逼迫她雖十分不情愿，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妥協，嫁給了昆昌。昆昌的疼愛與呵護又使她無所適從，安于現狀。待昆平歸來，她又出于愛的本能與昆平一起逃跑。逃跑時還留下字條，使昆昌得以追上昆平，導致昆平蒙上十五年牢獄之冤。被昆昌帶回之后她又安之若素，與昆昌繼續生活。甚至當她的親生兒子險遭昆昌毒手，她也沒有表現出一個母親應有的抗爭，只是將兒子送給奶奶了事。最終當選擇的機會出現在她面前時她也選擇了逃避，毫無主見地將把握自己命運的權利交付給封建父權、君權：

昆平愛我不尋常，同甘共苦難相忘。艱難跋涉藏森林，呵護冷暖刻心上。昆昌也曾是伴侶，疾言厲色不相加。萬貫家財不賜人，我使我用如自家。阿外本是親骨肉，相親相愛勝如夫。聲音發虛聲顫抖，害怕刑罰落奴家。

國王讓婉通在昆昌和昆平之間作出選擇，她游移不定，難于割舍，導致國王勃然大怒：“朕問愛誰沒回答，一心二用糊涂話。出了這家進那家，擾亂綱常壞家法?！庇谑?，婉通被當作一身侍二夫的反面典型斬首示眾，結束了可憐的一生。由此可見，在整個故事中除卻善良的本性和內心深處對昆平刻骨銘心的愛未曾改變，婉通已全然由一個活生生的女性變成了封建男權壓制下的行尸走肉，“于是就表現出她對社會傳統規范的認同，而傳統習俗卻因婉通‘身侍二夫把她推上了斷頭臺”。更為諷刺的是，從第一次與昆平分離后她的人生便再不曾由她自主過，而這全然不能自主的人生經歷卻使她被污名為與真實的她截然相反的“淫婦”。

從宏觀上看，潘金蓮與婉通作為中泰兩國古代文學史上最為深入人心的經典“淫婦”形象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她們的婚姻與愛情都因受到封建道德的強勢干預而十分不幸，面對封建男權的摧殘與迫害，她們都做出為封建道德所不容的“離經叛道”的“失節”之事，最終都不得善終，生前死后都被牢牢地釘在封建道德的恥辱柱上，供天下良家婦女引以為戒。從本質上看，她們都是男權社會“蕩婦羞辱”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悲劇女性，作為依附于夫權生存的弱勢女子，她們無法與強大的社會傳統道德相抗衡，最終都難逃悲慘的命運。

從微觀視角看，潘金蓮與婉通卻又是截然不同的?！耙鶍D”這一概念是男權文化的產物，是一種針對女性的人格褻瀆。如果從這一概念內在所蘊含的情欲關系看，潘金蓮與婉通這兩個同樣被斥為“淫婦”的女人在“淫”的指向上卻是全然不同的。潘金蓮絕大多數的“淫邪”行為都是在“欲”的支配下催發的，她對武大郎的厭惡、對武松的傾慕、對西門慶的依戀，除卻審美好惡、利益得失等個人因素外，極度旺盛卻總是無從排解的性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潘金蓮的成長經歷來看，她的情欲觀念從不曾得到妥善的引導，相反還在過早被扭曲之后又迅速被壓抑，這使她將情與欲混為一談，甚至完全以“欲”的訴求取代“情”的渴望。在《金瓶梅詞話》中除卻武松因可遇不可得而被潘金蓮奉為性幻想對象，從而催生出一種畸形的愛戀外，其他所有與潘金蓮發生過情感或肉體關系的男子，潘金蓮都不曾與他們產生過真正意義上的愛情。即使是面對與她不盡濃情且后來成為她丈夫的西門慶，當其不能時時滿足自己旺盛的性欲時，潘金蓮也幾乎毫不猶豫地另覓新歡來供她填平欲壑。在這一問題上婉通卻是一位非常純粹的愛情至上主義者，婉通心中自始至終所愛的都是她的初戀對象——第一位丈夫昆平。她與昆平的愛情從青梅竹馬到青年戀人再到恩愛夫妻的過程中逐漸升華，經過十余年的悲歡離合，不斷沉淀，久經考驗，是真實且健康的。對于另一位丈夫昆昌，婉通與他雖然沒有愛情，但在十幾年相濡以沫、相敬如賓的婚姻生活中也產生了一種自然而然的夫妻之情。婉通所謂的“淫”是一女嫁二夫而不知取舍，從而造成了事實上一腳踏兩船的表象。但以婉通真實的個人意志來看，她的無法取舍其實是這兩種“情”在其心中相持不下的結果，始終都與“欲”全然無關。事實上，真實的婉通非但不屬于一般意義的“淫婦”，她的內心還始終保持著對于愛情的忠貞和對于婚姻的負責。比之潘金蓮，婉通擁有更為正常的情欲觀念與更為健全的人格。也正是如此，在面對不公的婚姻與命運時，潘金蓮表現得心狠手辣，自私自利，毫無是非觀念與憐憫之心，不但無數次詆毀、陷害、利用他人，且隨著身份與立場的變化，她的手段也愈發殘忍毒辣，甚至突破人性底線，多次害人性命。而婉通雖然經歷過被母親逼迫、被昆昌誘騙、被昆平誤會等一系列傷害，但始終堅守著人性的底線，幾乎從未以任何形式傷害過他人，相反，在某種意義上，最終為她招來殺身之禍的正是她既不想辜負昆平又不愿傷害昆昌的善良?！巴裢ㄟ@個形象在泰國古典文學作品所刻畫的眾多女性形象中是最有震撼力的一個，是揭示當時父權社會對女性毒害和壓迫最為深刻的一個，也是引起人們最為同情和深思的一個?！雹偻裢ǖ谋瘎?，是她壓抑自身真實感情、逆來順受、犧牲自我的結果，作者對這個人物的塑造更多是突出她喪失獨立人格、聽任命運擺布的一面，而對于其真正的內心世界及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這不能不說是個缺憾。相較而言，雙手染滿鮮血的潘金蓮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都不是一個值得歌頌的形象，但就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程度來看，潘金蓮卻遠遠領先于婉通，不同于婉通被侮辱、被損害時的無助與順從，潘金蓮沒有成為不公命運與不幸婚姻面前完完全全的失語者，更未像婉通一樣對命運繳械投降，逐漸喪失了對自己人生道路進行選擇的能力。潘金蓮不僅清楚感知到生而為女性的痛苦，還隱隱覺察到了這種痛苦中所隱含著的不公，雖然她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覺醒，其所選擇的抗爭方式也是極端的，但她在主觀意志上自始至終都不曾真正屈服過，“潘金蓮的一生，既是被壓抑、被逼迫的一生，也是被扭曲、被異化的一生——森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禮制文化，制造了人間的不平與痛苦，同時又強制性地把她的反抗導入罪惡之途，扭曲她的行為心態，使之在充滿罪惡的希望之路上，一步步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三、無寵小婦：被無視與被損害

“妾”是在古代東方國家傳統婚姻制度中的一種特殊存在，是男性在婚姻生活中區別于妻的另一類合法的女性配偶。雖然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體系之中關于“妾”的具體定義及其身份地位、權利義務的規定各有特點，但大體上妾的身份均低于妻而高于或等同于奴婢?！夺屆鳌分袑⒎蚍Q之為“男君”，其妻為“女君”，《儀禮》云：“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闭w而言，“妾”是男權社會中男性權利至上的文化背景下催生出的特殊產物，無論是一夫多妻還是一夫一妻多妾，在本質上都是女性被壓迫被奴役的體現?！版痹诰唧w的婚姻關系與家庭生活中都是男女主人的財產或附庸，不同于名正言順的“妻”，絕大多數“妾”實際生存狀態的好壞都取決于她們受男性主人寵愛的程度，因此無寵之妾無疑是這樣的婚姻制度與生活模式中最沒有保障、最容易被無視與被損害的弱勢女性。

《金瓶梅詞話》中西門慶的眾多小妾自不必說，《昆昌昆平唱本》中昆平先是與婉通結為夫妻，之后在外出打仗的過程中又陸續迎娶了勞通、普克莉和巧季麗亞。昆平的兒子帕外也是在娶了妻子席馬拉后又娶了妾蘇琺。相較而言，昆平對性欲的追求雖未達到西門慶荒淫成性的變態程度，但他在泰國文學史上仍是被當作追求情欲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被稱為“最好色的男主人公”?！督鹌棵吩~話》與《昆昌昆平唱本》中都出現了許多無寵小妾的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那些即使得不到寵愛與溫暖卻依舊能保持本心而沒有被不幸福的生活異化、自甘沉淪的女性角色?！督鹌棵吩~話》中的孟玉樓與《昆昌昆平唱本》中的巧季麗亞便是其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代表。張竹坡給予孟玉樓的評語是：“內中獨寫玉樓有結果，何也？蓋勸瓶兒、金蓮二婦也?！碧K帕查林·南空坎認為：“巧季麗亞的人物完全符合泰國封建社會的淑女標準，是一個有利于強調賢妻形象的代表人物?！?/p>

孟玉樓與巧季麗亞作為無寵的偏房側室，都以恬淡溫和的形象出現，無論面對多么兇險、復雜的生活都始終不爭不搶，也從不曾坑害他人，最終她們都得到了封建道德范疇內的美好結局。這兩個人物身上有著許多相似與共通之處。孟玉樓有過三段婚姻，并不是封建傳統道德中從一而終的貞女節婦，卻始終能在嚴苛的封建禮教與切身訴求間找到平衡，她的每一次改嫁雖然都不足被封建道德贊許，卻從未超出封建道德所能容許的范圍。孟玉樓對自己的人生十分負責，一直在最大限度內以合乎人情禮法的方式為自己爭取自主，在改嫁過程中堅持當面相親，自主把握自己的婚姻與命運。因此，從總體上看，孟玉樓未超出封建道德所能接納的良家婦女的范疇，并且在她身上還體現出新型市民階層價值觀念與傳統封建道德相調和的痕跡。巧季麗亞是泰國古代傳統文化認知范圍內比較推崇的女性形象，其最顯著的特點是忍辱負重。她平和內斂、隨遇而安的處事態度使其從嬌生慣養的大家閨秀到為父盡孝淪為女奴的巨大落差中能泰然自處，對僅有一夜纏綿的丈夫昆平苦守苦盼的凄苦生活甘之如飴，在忠于愛情、癡守丈夫的層面巧季麗亞是執著與勇敢的。如果說被賣為奴后的任勞任怨尚屬于被迫屈從的無奈，在贖身后她為昆平長達十五年的默默付出卻是出于自己主觀意志的選擇，這是這個人物身上最大的魅力，也是其能夠在泰國民眾心目中得到最普遍認同的重要原因。但需要強調的是，不同于孟玉樓每次改嫁都是自主自愿的，失身于昆平的巧季麗亞的這種執著與勇敢中除卻有愛情的成分外，更多的還是建立在從一而終的傳統道德基礎之上，因此，巧季麗亞從來沒有擺脫或試圖擺脫封建社會淑女的標準。在男尊女卑、男權統治的明朝和曼谷王朝時期，孟玉樓與巧季麗亞都不能完全從封建道德、男權文化對女性的壓迫與束縛中徹底解放出來，但她們在追求婚姻家庭幸福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氣與有限度的自主依然值得稱許。尤其是作為婚姻生活中被封建父權無視、遮蓋的無寵之妾，她們從未因此而迷失本心，也沒有在清冷孤寂的生活中走向沉淪，這樣的操守與堅持更是彌足珍貴。

面對不公平、不自主且常年處于“少恩無寵”的空虛寂寞的婚姻生活，并不是所有不幸的妾室都能如孟玉樓一般處之泰然，更少有人能像巧季麗亞一般任勞任怨。事實上，無數在婚姻關系中被無視、在家庭生活中被壓抑的妾室偏房往往會在這種黑暗無光的生活中不斷被矮化、被傷害，漸漸淪為封建家庭中的失語者、透明人，最終幾乎無可避免地成為封建婚姻制度的犧牲品。她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在這個過程中日漸沉淪，變得冷酷麻木，心術不正，一旦抓住機會很容易由受害者轉變為加害者，《金瓶梅詞話》中的孫雪娥與《昆昌昆平唱本》中的蘇琺就是這樣的女性。

孫雪娥與蘇琺在出身上一為奴婢、一為公主，在婚姻中的具體處境也有較大差異，但她們都是封建婚姻制度中不受寵愛的小妾。作為妾室偏房，她們人生的苦樂悲喜都要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因此她們或陷入對丈夫寵愛的極度渴求中，并因此變得瘋狂邪惡，或在被無視、被損害的生活中不斷沉淪，直至麻木不仁，泯滅良知。孫雪娥出身卑微，在西門家無依無靠，人人可欺，她對西門慶的寵愛的渴望除卻身為女性對于正常情欲的需求外，在很大程度上還包含提升地位、改善現實境遇的內在訴求。當這兩方面期許都得不到合理滿足的情況下，本就心量狹窄、見識淺薄的孫雪娥變得更為卑微壓抑，最終成為時刻伺機煽風點火、一朝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妒婦是中國古代社會納妾制的特殊產物，妒婦的反抗是一種被扭曲的行為，因為她往往把矛頭指向了其他不幸的女人”。蘇琺身為清邁公主本是無比尊貴，但因其母國戰敗，不幸被國王當成獎勵賜婚給擊敗母國的戰將帕外，這種尊貴的出身與她二房妾室的現實身份是撕裂的，雖然在法律和現實生活的實際地位上蘇琺擁有高于正室的身份與權利，但二房的名分和不受丈夫寵愛的實際境遇依然時刻摧殘著她身為公主的驕傲與自尊，因此為了鏟除異己，獨占丈夫，原本不諳世事、嬌縱任性的她逐漸成為心狠手辣、不擇手段的毒婦。此外，孫雪娥與蘇琺的婚姻都不是出于自愿也不存在愛情基礎。孫雪娥作為西門慶的奴婢對自己的人生完全不能自主，蘇琺更是被當成封建君權拉攏臣子、收買人心的籌碼被投入到一段政治婚姻中去，她們的沉淪與墮落是封建男權社會不平等的男女地位、婚姻制度所孕育出來的惡之花。她們身上的惡毒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惡。丑惡的社會造就了這樣邪惡的女人，而社會又徹底地毀掉了她們的人生。她們的悲劇是封建社會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制度下，無數悍婦、妒婦尤其是無寵之妾這類在情感與現實生活中都處于零余者地位的悲劇女性最為真實的寫照。

結語

在傳統父權社會中，男性掌握著絕對的話語權，所以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在男性視角下、以男權主義為標尺塑造出來的，且常把女性形象推向“仙女化”和“妖魔化”兩個極端?！啊怨偶t顏多薄命，其實‘薄命的原因很簡單，因為‘紅顏一向是權勢者的砧上肉，盤中餐。當他們爭奪鬧得不可開交，或一方失意之時，他們就會誣美女為禍水，最后甚至不惜用美女的鮮血洗去他們的罵名?！薄督鹌棵吩~話》與《昆昌昆平唱本》不同于一般傳統小說，兩部作品中塑造了各種類型、各個層次的真實女性形象。在她們當中，有敢于同封建社會抗爭，追求自身幸福的；有無惡不作，最終招來禍患，走向悲劇性結局的；亦或有安于現狀，被封建社會無情吞噬的。這些形象有別于中泰兩國古代敘事文學作品中人物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模式化塑造，其主要人物性格極為復雜，讀者很難給她們貼上好或壞的標簽，這也是這兩部作品問世以來能夠深受廣大人民喜愛，成為傳世名著的主要原因之一。

樂黛云曾指出：“比較文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要清楚而準確地揭示國別文學之間的歷史聯系，不僅是要認識到不同文化背景之間文學現象的共同特性，而且，要在文化系統之間、文學傳統之間建立一種真正平等與有效的對話關系，為人類的交流與合作，也為文化間的互補、互識、互鑒做出應有的努力與貢獻?！钡鄬τ谖鞣奖容^文學研究，東方比較文學研究一直較為滯后，尤其是東亞漢文化圈國家之外的東方文學研究更為薄弱，正如李偉昉評價的那樣：“我們常常強調中西方文學研究的異質性，而對東方文學內部的巨大差異性則關注不夠。從文學的豐富性及異質性角度來看，東方文學內部同樣具有巨大的可比性。對東方文學中的各文化圈間異質性的文學特征的平行研究，應該成為國際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币虼?，對產生于不同時空、文化、民族、語言背景下的東方文學現象進行平行研究，對其間存在的或明或隱的共通處的文學現象進行聯類比照將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

［責任編輯 馬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