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語料庫的張愛玲自譯散文語言特征探究
——以英語原創作品自譯為漢語作品為例

李蘭

（北方民族大學 外國語學院，寧夏銀川 750021）

如果有作家翻譯自己的作品，國內外翻譯界均統稱為自譯（Self-translation）。國外對自譯的概念早有界定。Mona Baker 編著的《翻譯研究百科全書》中Grutman 把自譯定義為：翻譯自己作品的行為或者是這種行為的結果[1]。Tanquiero 也認為自譯與翻譯相同，也是一種雙語轉換行為，所以自譯和翻譯可以互為參照[2]。兩者雖有不同，但都認為自譯是翻譯的特殊形式。相較國外，國內學者雖然對于自譯的研究稍晚，但對自譯行為、自譯者、自譯作品，以及自譯特征等方面均進行了研究，同時也對自譯的概念及內涵給出了各自的界定和闡釋。學者陳吉榮認為，自譯指的是由作者承擔的一種特殊策略性、進程性的翻譯行為和這種行為的結果，是作者在用另外某種語言翻譯自己作品的文本信息和寫作意圖[3]。學者黎昌抱也在文學自譯研究綜述中指出，自譯是一種特殊的翻譯形態，通常指文學作品的自譯[4]。

大部分讀者對作家張愛玲的認識可能源自她一生所創作的眾多膾炙人口、享譽中外的小說。殊不知，張愛玲其實還是一位成果頗豐的女翻譯家，而且張愛玲的翻譯活動對其小說創作風格具有很大影響，甚至在其文學道路發展的轉折時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些翻譯作品中，張愛玲對自己的部分作品進行了中英自譯，即她把自己的漢語原創作品自譯為英文作品進行發表，同時也把部分自己用英文創作的作品自譯為漢語進行發表。這種自我翻譯行為集創作與翻譯于一身，作者既是創作者又是翻譯者，這種現象在文學和翻譯兩個領域中都是非常特別的，因此值得研究。

國外學者多聚焦于張愛玲文學原創作品的研究，少有人提及其翻譯領域；國內學者對張愛玲的研究更為全面，不僅熱衷于研究其原創文學作品，對其翻譯作品和自譯作品也展開了研究。在翻譯方面，從翻譯風格、女性主義等方向聚焦于張愛玲翻譯的《老人與?！?；在自譯方面，從翻譯策略、譯者風格等方向研究了張愛玲把漢語作品自譯為英語作品的過程。雖個別學者也研究了她的英自譯漢作品，但多集中于《五四遺事》單個作品的研究上。相比之下，基于語料庫對其英自譯漢作品尤其是散文的語言特征進行的研究還顯不足。

因此，本研究以此為出發點，借助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以張愛玲的5 篇英自譯漢的散文為語料（以下簡稱 “自譯散文”），參照和對比其5 篇原創漢語散文（以下簡稱 “原創散文”）和翻譯他人的漢語散文《愛默森選集》節選（以下簡稱 “譯他散文”），從詞匯和句法兩個方面選取指標進行分析，旨在研究和分析張愛玲自譯散文的語言特征。

1 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張愛玲的5 篇自譯散文為語料，參照和對比其5 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詞匯方面以類符形符比、高頻詞和單現詞為參數，句法方面以平均句長、邏輯連接和時態標記為參數進行數據統計分析。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2）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相比，自譯散文的語言特征在句法上有何具體表現？

根據以上研究問題，本研究自建張愛玲散文語料庫，由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愛默生選集》三個小型類比語料庫組成。其中，自譯散文語料庫中包含了所有張愛玲最初以英文發表然后又自譯為漢語的散文，共5 篇，包含12 078 詞；原創散文語料庫包含5 篇張愛玲創作的漢語散文，包含12 048詞；譯他散文語料庫節選自張愛玲在1953 年翻譯的美國Mark Van Doren 編著的《愛默森選集》，共12 981 詞。

對收集好的張愛玲散文文本進行初步清洗整理后，使用Corpus Word Parser 漢語分詞軟件對所有文本進行分詞標注，再進行人工檢查更正，最后使用AntConc 和EXCEL 對各參數進行統計分析。

2 研究結果與討論

2.1 詞匯語言特征

本研究對文本語料的類符/形符比、高頻詞和單現詞三個參數進行了數據統計，進而描述詞匯語言特征。

2.1.1 類符形符比

類符/形符比（TTR）指的是一個文本語料中，類符（type）與形符（token）的比率。類符是指文本語料中不同的詞，形符是指文本語料中所有的詞。Baker認為，類符/形符比值的高低與寫作者詞匯使用的豐富程度和多樣性成正比[5]。也就是說，TTR 值越大，該文本語料中不同的詞匯使用越多，也就是越豐富，反之則越少。由于各語料中文本長度大致相同，用TTR來衡量詞匯豐富度具有一定意義。表1 為張愛玲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的TTR 比值。

表1 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的TTR 比較

由表1 可知，自譯散文的TTR 值最高，譯他散文TTR 值最低，原創散文在兩者之間。換言之，張愛玲的自譯散文的漢語詞匯使用最豐富，譯他散文的漢語用詞豐富度最低，而其原創散文的漢語詞匯豐富度居中。這也說明，在相當容量的語料庫中，張愛玲在其自譯散文和原創散文中傾向使用更多的不同詞匯，而譯他散文傾向于使用更少的詞匯。這個結果表明：譯他散文庫中詞匯豐富度有限，可能有更多的詞是重復使用的。

2.1.2 高頻詞

有效的注視點要求視網膜中央凹對準注視目標超過200ms,考慮到視覺任務的處理耗時,操作者的視覺注意處于用戶界面局部區域并進行任務加工時,注意轉移速度慢,注視點停留時間可能會更長,因此本研究認為注視點停留時間大于某一閾值也可以反映操作者正在關注注視點所在位置區域.

詞頻指的是文本語料中某一個詞語的使用的頻次和頻率。為了進一步驗證譯他散文是否有更多的詞重復使用，利用Antconc 把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三個語料庫的詞頻表導出（見圖1）。

圖1 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的詞頻表前50 頻率比較

由圖1 可知，張愛玲自譯散文的前50 個高頻詞匯重復使用率最低，譯他散文的前50 個高頻詞匯重復使用率最高，而原創散文的前50 個高頻詞匯重復使用率居中。這表明：張愛玲在自譯時會使用更多不同的詞匯進行解釋，其自譯詞匯語言特征與原創散文的詞匯特征最為相似，而張愛玲的譯他散文更傾向于反復使用部分相同的詞匯，也就是多次使用更少的詞。這說明，張愛玲在英自譯漢的過程中，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自己原作的風格和內容，會選用更豐富、更寬泛的詞語進行傳達。有趣的是，王蓉和李利在對張愛玲由中自譯英的研究中也發現：張愛玲會選用更多、更豐富的詞語傳達原作的韻味[6]。

2.1.3 單現詞占比

單現詞是指文本中只出現過一次的詞語，單現詞占比也就是文本中使用頻數為1 的詞在整個文本全部詞語中的所占的比例。單現詞是另一個可以表示語言中詞匯豐富程度的數據，單現詞越多語言中的詞匯豐富程度越高[7]。表2 為三個語料庫中的單現詞比較。

表2 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單現詞比較

由表2 可知，張愛玲的自譯散文的單現詞數最多，占比也最高；原創散文的單現詞略微次之，占比與自譯散文相差無幾；譯他散文的單現詞數最少，占比也最低。從單現詞使用來看，張愛玲的自譯散文的詞匯豐富度更高，原創散文大致相當，而譯他散文的詞匯豐富度最低。這與前文類符形符比和高頻詞表所體現的詞匯特征是一致的。

2.2 句法語言特征

句法層面，本研究通過對文本語料中的平均句長、連詞和時體標記三個參數進行統計分析，進而描述句法語言特征。

2.2.1 平均句長

平均句長指的是文本語料中平均每個句子的長度，可以用文本總詞數除以文本總句數計算出一個語料的平均句長，可以用每句平均多少詞來表示。除卻別的影響因素，文本的平均句長越長，語句所含的信息量越大，句法復雜度會增加，可讀性也會相對降低。因此，平均句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句法復雜度和文本可讀性[8]。通過WORD 和EXCEL 統計文本中的標點符號，進而計算文本中總的語句數量。表3為以詞為單位對三個語料庫的平均句長進行比較。

表3 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平均句長比較

由表3 可知，張愛玲的自譯散文平均句長最短，原創散文的平均句長相比略長，而譯他散文的平均句長最長。也就是說，張愛玲的自譯散文和原創散文句式更簡短，而對于譯他散文，她則傾向于用更長的句式進行他人作品的翻譯。同時也表明張愛玲的自譯散文從句長表現出的語言特征更接近原創散文，用詞簡練，文本可讀性高。這一結論支持黎昌抱和李菁關于文學自譯作相對更通俗易懂的觀點[9]。

2.2.2 連詞

連詞是一種具有多層連接功能的虛詞，既可以連接詞和短語也可以連接小句和句子，還可以連接句子和句組。按意義，連詞可以分為聯合連詞和偏正連詞兩大類，其中聯合連詞包括表示并列、連貫、遞進和選擇關系等小類；而偏正連詞又包括表示因果、轉折、條件、假設、讓步、目的關系等多個小類[10]。而Quirk 曾提出，連詞會增加句法的復雜度[11]，表4 為三個語料庫的連詞比較。

表4 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的連詞比較

由表4 可知：張愛玲的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對于連詞的使用，雖然在量上有區別，但就總體而言，偏正連詞使用率高于聯合連詞；使用頻率最高的均為并列、轉折和因果關系連詞，總體趨勢大致相同，用詞習慣是趨向一致的。這一結論支持漢語翻譯于非翻譯語料庫在連詞頻率總體使用上趨勢大致相同。

同時，可知張愛玲的譯他散文語料庫中連詞使用量最高，頻率也最大，其次是自譯散文，原創散文最低。此外，張愛玲自譯散文的連詞使用與其譯他散文更趨近一致，與原創散文有一定差距。漢語連詞與英語的連接詞相比使用頻率相對較低，但張愛玲的自譯散文和譯他散文的連詞使用頻率都高于原創散文。這可能因為其自譯與譯他的原作語言為英語，在原文的影響下，使得張受玲的自譯和譯他連詞使用頻率較高。翻譯漢語語料中起語法功能的介詞連詞助詞等詞類使用頻率比原創漢語文本高，被稱為虛詞顯化[12]。本研究結果支持翻譯漢語比非翻譯漢語連詞使用頻率更高，翻譯顯化的結論。

2.2.3 時體標記

漢語在語句中多使用動態助詞 “著、了、過” 來表示行為發生的時間或者狀態。其中，“了” 的時體覆蓋面更廣，它既可表達行為的結束也可表示行為持續和狀態持續，而 “著” 只能表示動作和狀態的持續，“過” 只能表示動作的完成和結束[13]。表5 分別統計了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中時體標記助詞“著、了、過” 的使用情況。

表5 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中 “著、了、過” 的使用情況比較

由表5 可知，張愛玲的原創散文時體標記助詞使用次數最多，與自譯散文和譯他散文有明顯差異，自譯散文中的時體標記使用數量少于原創散文，而譯他散文中的時體標記使用最少。張愛玲的原創散文實體標記助詞使用頻率最高，譯他散文和自譯散文中的時體標記助詞使用頻率都遠小于原創散文。也就是說，張愛玲的譯他散文和自譯散文中的時體標記使用情況趨向一致，總體都少于原創散文。學者胡顯耀在《當代漢語翻譯小說規范的語料庫研究》一文中提出，翻譯小說文本的時體標記使用少于非翻譯小說文本，有模糊源文本時體標記的趨勢，呈現出翻譯簡化的特征[14]。因此，從語句中的時態標記來看，張愛玲的自譯散文與譯他散文相似，兩者都表現出了簡化的共性。

3 結束語

綜上所述，基于自譯散文、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三者的類比，揭示同一筆者張愛玲英自譯漢的作品中呈現的相對語言特征。從詞匯方面來看，自譯散文的TTR 值大于其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高頻詞匯使用率低于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單現詞使用占比最大，與原創散文大致相當，但遠高于譯他散文。綜合TTR、高頻詞表和單現詞占比三個統計結果，可知：張愛玲的自譯散文詞匯豐富度大于其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且自譯散文的詞匯總體語言特征與原創散文更趨近一致，用詞豐富多樣。從句法方面來看，自譯散文平均句長小于原創散文和譯他散文；自譯散文銜接連詞使用率高于原創散文，但低于譯他散文；自譯散文時態標記助詞 “著、了、過” 使用頻率最低，與譯他散文使用情況相差無幾，原創散文使用率遠高于前兩者。由此可見，張愛玲的漢語自譯的散文語句簡短，行文簡潔，與漢語原創散文語言風格相似，但在連詞使用和時態標記上，更接近譯他散文，呈現出翻譯的顯化和簡化的特性。這說明，張愛玲的英自譯漢散文雖然在語言風格上與漢語原創散文的語言風格具有一致性，尤其是在遣詞造句的發揮上更具自主性；但文章整體結構也會受到源語文本語言的影響和翻譯規范的制約，表現出一定的翻譯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