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翻譯實踐的外國文學研究

王婭婷　吳笛

［摘要］吳笛現為杭州師范大學錢塘學者講席教授，浙江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兼任（中國）中外語言文化比較學會會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國文學分會副會長、國際期刊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A&HCI）副主編。他在英語詩歌、俄語詩歌、文學翻譯等研究領域著述甚豐。本次訪談圍繞吳笛教授的治學之路、翻譯之旅以及學者之途展開。吳笛教授從譯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強調文學研究的世界文學意識和跨學科視野，以及多語種翻譯實踐對于外國文學研究的意義。他認為文學翻譯實踐是感悟文學經典魅力的重要途徑，也是把握文學經典精髓、激發文學研究創新思維的理想途徑。

［關鍵詞］文學翻譯；翻譯研究；跨學科視野；世界文學意識

［中圖分類號］ I106［文獻標識碼］ A［文獻編號］1002-2643（2024）01-0001-08

Explor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hrough TranslationPractices：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u Di

WANG Yating WU Di

Abstract：Wu Di is Qiantang chair professor at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e is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holds the position of vice president for the English Literature Branch of the Foreig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China. Additionally， he serves as the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of the esteemed journal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Professor Wu Di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span a wide spectrum， covering English and Russian poetry， along with literary translation. This interview focuses on Professor Wu Dis academic journey， his translation endeavors， and his scholarly path. Drawing from his extensive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expertise， Prof. Wu Di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a world literature consciousness and embrac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within the realm of literary studies， from the dual standpoint of a translator and a researcher. He also emphasize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advancing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Furthermore， he contends that engaging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onstitutes a vital avenue for apprehending the allure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nurturing innovative thinking in literature studies.

Key words：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e awareness of world literature

1.文學之旅

王婭婷（以下簡稱“王”）： 吳笛老師，您好，非常榮幸能采訪您。您出版了多部英國文學研究著作，諸如《英國玄學派詩歌研究》《哈代研究》《哈代新論》等，請問您是如何與英國文學結緣？

吳笛（以下簡稱“吳”）： 談到我與英國文學的結緣，事情得回到20世紀80年代初。那個時代，國家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外國文學在打開窗口、融入世界，以及提升國民文化素質、重塑“文化中國”宏大形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對英國文學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遺憾的是，當時外國文學譯著相對較少，重要的譯著不僅很難買到，而且在圖書館也很難借到。而圖書館的外文書庫則很少有人光顧，這里也成了我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的理想場所。我當時對英國現實主義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閱讀過多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并且非常喜愛狄更斯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埃德溫·德魯德之謎》（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由于沒有中文譯本，我就產生了將此部作品翻譯成中文的想法。經與新華出版社聯系，征得同意后，我于1983年開始著手翻譯，并于1985年完成，由新華出版社出版。該書作為我第一部從英文翻譯的長篇小說，其中的艱辛和愉悅可想而知。這部作品的翻譯對于我的翻譯實踐以及相應的學術積累都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這部30多萬字的譯著，我是以一絲不茍的精神進行翻譯。2012年，該譯著出版二十多年之后，作為第15卷收入《狄更斯全集》。當時我本想重新校譯一遍，但對照原文審閱了部分章節之后，我對自己年輕時翻譯的英國文學名著仍感到頗為滿意。于是我沒有改動其中任何文字，哪怕一個“的”字也沒有增刪?？梢?，年輕時的翻譯實踐以及培養嚴謹的治學態度十分重要。至于您提及我的一些英國文學研究著作，其實都是基于文學翻譯實踐而展開。因為我翻譯過很多英國詩歌，所以在撰寫《英國玄學派詩歌研究》和《比較視野中的歐美詩歌》時，就顯得得心應手。正是由于英詩翻譯實踐，我才意識到英國玄學派詩歌在我國研究界作為斷代文學史研究的意義所在，于是以此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并成功立項。而《哈代研究》和《哈代新論》等著作，我是完全基于《哈代抒情詩選》和《苔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等譯著的翻譯實踐。有了對文本更為敏銳的感悟和深刻的記憶，撰寫專著的過程也就相應比較愉快，也比較順利。

王： 請問您最喜愛英國文學中哪些類型的作品？

吳：由于在我研究生學習階段以“外國詩歌”作為研究方向，我最喜愛的英國文學類型自然就是詩歌作品了。當然，我在喜愛閱讀的同時，還有一個習慣性的愛好，就是每當讀到優秀的英詩，就有將英語詩歌作品翻譯成中文的沖動，以便讓更多的讀者欣賞和理解。所以，就英國文學而言，小說類作品，我翻譯過的長篇小說只有兩部，一部是哈代的《苔絲》，一部是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反死亡聯盟》（The AntiDeath League），都是20世紀80-90年代翻譯出版。而英國詩歌作品，我除了零星的英詩漢譯，比較系統性地翻譯了四位英國詩人的詩歌作品，分別是《雪萊抒情詩全集》《夏洛蒂·勃朗特詩全集》（下）《哈代抒情詩選》以及《勞倫斯詩選》。不過，回想起來，這些也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翻譯出版。21世紀以來，我的工作重心從外國文學翻譯轉向了外國文學研究。

王： 除此之外，我還了解到您參與主編了10卷集《普希金全集》以及《世界詩庫（5）》（俄羅斯·東歐），請問您是何時走入俄羅斯文學的世界？

吳： 說到何時走入俄羅斯文學世界，應該是20世紀80年代。我在今年剛剛出版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成果《俄羅斯小說發展史》的前言中，寫過類似這樣的話：我最早真正接觸的外國文學是俄羅斯文學，我的第一部外國文學譯著，是四十年前——1983年出版的俄羅斯作家邦達列夫（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的重要作品——俄羅斯“戰壕真實派”的代表作《最后的炮轟》（Последние залпы）。這部作品通過主人公諾維科夫和蓮娜的戰地愛情以及悲慘結局，渲染了戰爭的殘酷，體現了反戰的思想。而我主編10卷集《普希金全集》以及《世界詩庫·第5卷·俄羅斯·東歐卷》等，都是后來“不忘初心”的體現和延伸。

王： 您認為俄羅斯文學作品與英國文學作品之間存在什么差異？

吳： 由于歷史文化和社會語境的限定，俄羅斯文學作品與英國文學作品之間無疑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不僅體現在主題思想，也體現在創作手法層面。英國文學作為西歐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歷程與法、德等國同步，不僅在中世紀就在英雄史詩和謠曲等方面有著輝煌的成就，而且在文藝復興文學、古典主義文學、啟蒙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等方面，有著一脈相承的譜系。而俄羅斯文學仿佛沒有這種譜系，而是在西歐文學多種思潮的作用下、在特定的時間里發展起來。以詩歌創作為例，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莎士比亞、斯賓塞（Edmund Spencer）等詩人的十四行詩，還是17世紀多恩（John Donne）、馬維爾（Andrew Marvell）等英國玄學派詩人群體，在俄羅斯詩歌中都沒有出現。進入18世紀之后，俄羅斯文壇才終于結束長達七百多年的“古羅斯文學”，開始了詩歌創作新的征程。彼得大帝實行社會改革政策之后，俄羅斯詩壇隨著社會思想的演變而發生了急劇的變革，涌現出了許多優秀詩人；并開始改變與世界文學主潮脫節的弊端，主動學習西歐的先進文化，學習西歐的詩歌創作技巧，力圖融入世界詩壇。自18世紀30年代開始，經過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俄羅斯詩歌中的古典主義以及啟蒙主義得以成熟，接著又以大約十年的時間，在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德米特利耶夫（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杰爾查文（Гавриил Державин）等重要詩人的創作中，突破了古典主義的思想桎梏，為感傷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浪漫主義詩歌的發展拓展了道路，并且為19世紀上半葉俄羅斯詩歌創作的輝煌、為俄羅斯詩歌“黃金時代”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人類文化畢竟有著內在的價值關聯。即使在中世紀，英國的英雄史詩《貝奧武夫》（Beowulf）與古羅斯的《伊戈爾遠征記》（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英國的謠曲與古羅斯的謠曲、“壯士歌”等民間詩歌，在創作手法以及反抗異族侵略和愛國主義情感的頌揚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王： 我還了解到您主編了多部匯編文學集，請問您在選擇收錄的文學作品時有什么標準？

吳： 主編翻譯作品集時，需要考慮的內容和標準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學術性、系統性，可讀性，以及教誨功能、認知功能等方面。根據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選擇標準。在編譯《世界詩庫（5）》（俄羅斯·東歐）以及《外國詩歌鑒賞辭典·古代卷》，我主要考量的是學術性和系統性，注重客觀性。選擇作品時，主要依據作品的學術地位，對于重要的詩作，盡量避免掛一漏萬，而不是根據個人的喜好。而對于10卷集《世界中篇小說名著精品》和20卷集的“想經典”系列叢書這樣的讀者較為寬泛的文集或以青少年為目標讀者時，我主要考量的是可讀性。當然，在可讀性的前提下，盡量選擇尚未被譯成中文的重要作品，旨在為我國讀者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糧。

2.踏上譯途

王： 前面您提到1983年出版的《最后的炮轟》是您的第一部譯著，請問您是如何走上文學翻譯這條道路？

吳： 現在回想起來，我走上文學翻譯這條道路已有四十多個年頭，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大學畢業后，我留在安徽師范大學外語系（現外語學院）任教，學校給我們幾名青年教師安排了指導老師。其中，在口語和閱讀方面，指導我們的是俄籍古莎科娃老師；在文學史和翻譯方面，指導我們的是力岡老師。力岡老師是我國著名俄語文學翻譯家，記得當時他正在翻譯《別林斯基傳》（В. Г. Белинский）和《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等作品。他在給我們上小課的時候，總是以自己的翻譯實踐為例，進行講解，使我很受啟發。能夠走上文學翻譯和文學研究的道路，我深受力岡教授的影響，也深受后來我的研究生導師飛白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堅教授的影響。我和力岡老師合作翻譯了《含淚的圓舞曲——帕斯捷爾納克詩選》，我與飛白老師合作翻譯了《夢幻時刻——哈代抒情詩選》，我與陳堅老師合作主編了三卷集《夏衍全集·譯著卷》。這些老師都是在學術道路上引導我前行的燈塔。

王： 您最享受哪部作品的翻譯過程？

吳： 可以說，每部作品的翻譯都是艱辛的歷程，同時又是值得享受的過程。這種享受，主要是因為尋找到了合適的表達方式，傳達出了原文的形式和內容。在翻譯《苔絲》的過程中，面對奶牛場等自然場景的描繪，譯文順暢時，我感到很是享受；在翻譯詩歌時，詩歌韻律的恰當處理，也是非常值得享受。19世紀英國抒情詩人雪萊是十四行詩體重要的實踐者，從創作初期的《致華茲華斯》（“To Wordsworth”）到成熟時期的《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他以十四行詩體的形式創作了許多優秀的抒情詩作。他在承襲彼特拉克詩體和莎士比亞詩體的同時，勇于創新，以富有變幻的新穎的形式為這一詩體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所以，譯文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較好地體現出原作的精神實質時，很是令人享受。譬如《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打破了英國十四行詩的傳統形式，采用但丁的“連鎖韻律”（interlocking rhyme）與英國十四行詩相結合的方式。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必須體現這一形式，以大致的“頓”來表現音步，以同樣的“ABA BCB CDC DED EE”這一韻式來體現原詩的風采。而每當實現了這一理念，做到了神形兼顧時，所獲得的滿足和愉悅是難以言表的。

王： 俄國文學和英國文學您都翻譯過，請問您翻譯時，是直接對照原文本，還是也會適當參考其他語種的譯文？

吳： 以英語文學為例，有些經典作家作品，如莎士比亞等，其作品應該都被翻譯成俄文。同樣，俄國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作品，也被翻譯成英文。但翻譯時必須依照源語的版本。也許其他譯本也具參考意義，但由于翻譯涉及翻譯理念和翻譯風格，跨語種參考的價值十分有限。我在翻譯過程中不會去參照其他語種譯文。但如果是翻譯自己不熟悉的小語種國家的作品，那么就必須通過熟悉的外文譯文進行轉譯。還有，如果是少數場合找不到源語版本，而不得不根據其他語種進行轉譯，也應在譯文后面標注說明。這樣，避免偶有不同的表述被人誤解。

王： 請問在翻譯這兩種語言的文學作品時，您會感受到語言不同而帶來的翻譯差異嗎？

吳： 因為我不是進行英俄或俄英互譯，所以一般不太關注兩種語言的差異，更多的是關注具體作家作品的創作風格和語言技巧。不過，英語和俄語盡管屬于不同語族，但也有不少單詞，尤其是一些新詞，在拼寫和發音方面存在相似之處。這樣在翻譯過程中，基于對某些單詞拼寫的感悟，也會有助于翻譯中的理解和認知。當然，語言之間有許多共通之處，這應當充分關注。所以，多語種翻譯實踐是理解原文、感悟文學經典魅力的重要途徑，也是把握文學經典精髓、文學研究創新思維的理想途徑。

3.翻譯理念

王： 《苔絲》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小說，我注意到小說中涉及了一些口語化、方言化的文字，您在翻譯時處理得很有特色，比如“have a quart of beer wime”譯為了“與俺喝一盅提提神”。您在小說翻譯中是不是經常采用這種融入“目的讀者”的“歸化”策略？

吳： 我覺得無論歸化翻譯或異化翻譯，取決于原著的文化語境和精神內核，也取決于原著國家文化與我國文化的交流。一般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不太為譯入語國家的讀者所熟悉的時候，異化翻譯會增添源語國家的異質文化的特色，為譯入語國家的讀者提供必要的借鑒。然而《苔絲》作為英國文學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英國文化已為我國廣大讀者所深入領會，在這一前提下，可借鑒的異質文化的成分就十分有限了。翻譯過程中，我覺得更應采用異化歸化并舉的方法，所以，諸如將“have a quart of beer wime”譯成“與俺喝一盅提提神”，在形式和語義上是緊扣源語文本的，也是符合主人公的文化修養和地域色彩。所以，這樣的翻譯更多是異化歸化并舉，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歸化翻譯。

王： 您在《浙籍作家翻譯藝術研究》中提到，歸化、異化不是簡單的靜態概念，而是基于民族文化語境下的動態選擇（吳笛，2009：257）。您在書中也探討了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下，《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的譯文風格。請問您認為現在的社會背景下，小說翻譯應該采用何種翻譯策略？

吳： 在拙著《浙籍作家翻譯藝術研究》中，有一章談及小說翻譯時，以不同時期的《魯濱遜漂流記》的譯本為例，說明小說翻譯經歷了從“歸化”—“異化”的游移到“歸化”—“異化”和諧結合的發展歷程。翻譯藝術的探索和變革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和發展。在我國翻譯文學起始時期，西方小說在我國的翻譯經歷了從文言文意譯到白話文直譯的轉變：文言文意譯屬于歸化，而白話文直譯又屬于異化，21世紀的一些優秀譯本則是歸化異化并舉。這一歷程與我國的文化發展密切相關。歸化也好，異化也罷，都離不開譯入語的歷史文化語境?！皻w化”應該是以貼近原文、吸收外國先進文化為目的而進行的“歸化”，“異化”也是應該建立在符合譯入語的語言規范和文化語境并且被本民族讀者所接受的基礎上實現的“異化”。離開了民族文化語境，翻譯實際無從下手。所以，涉及當下，我認為在翻譯過程中，翻譯策略更應兼顧異化和歸化，有時也可有所側重。如果我們翻譯目前還不太為我國讀者所廣為熟悉的一些國家的文學作品，譬如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小語種國家的作品，其中包含較多的異族文化特質。為保存這一特質、促進我們借鑒，此時采用異化翻譯的手法也是可取的。待到這些異族文化的特質被我們消化吸收之后，歸化翻譯就更有立足之本了。小說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翻譯，它不像詩歌翻譯那樣強調神形兼顧，不像科技翻譯那樣強調直譯嚴謹，不像外交政論翻譯那樣強調絕對準確、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創造性叛逆”。小說翻譯在一定程度上要求譯者具有自覺的“創造性叛逆”精神，但并不需要將這一精神無限擴展，而是需要譯者根據原作的內核，通過自己的創造性勞動，用另一種語言逼近原作，再現原作的精神和風采。

王： 您也曾提到詩歌翻譯具有創作的內涵，詩歌譯者在翻譯中還充當詩人的角色，“因為需要用詩的形式、詩的語言來表現原詩的思想與意境；但是，譯者又不完全是一個詩人，不能像詩人那樣隨心所欲地展開想象的羽翼”（吳笛，2023a：5-6）。請問您認為譯詩的主要困難是哪些？詩的結構、甚至標點，譯者是否需要完全忠實？

吳： 詩歌翻譯不同于小說翻譯之處，在于兩種文學類型的區別。小說翻譯主要是傳達原作的內容和思想，尤其是小說的情節。而詩歌常常是沒有情節，即使部分長詩具有情節，那也不是首要的。詩歌翻譯更重要的是傳達從意象中升華而出的意境和情感以及詩歌構成要素中的韻律、節奏等音樂特質。在具體詩歌翻譯過程中，主要的困難自然是如何傳達這一音樂特質。能否將西方詩歌中的音樂特質表達出來，是詩歌翻譯得失的一個重要方面?？梢哉f，詩歌的可譯性直接與音樂性相關。弗羅斯特（Robert Frost）所說的詩歌就是翻譯中所喪失的東西，所指的也主要是詩歌中的音樂特質。而傳達詩歌中的這一音樂特質，對于譯者來說，無疑是一種富有挑戰意義的藝術追求。

至于詩的結構以及譯者是否應該忠實這個問題，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也就是說，翻譯詩歌，不能忽略詩歌微觀的內部詞語結構，也不能忽略詩歌宏觀上整體邏輯結構的和諧貫通。詩歌語言往往不同于小說語言，為了韻律和節奏的需要，往往在詩中變化常態性的次序，顛倒詩句的文字的排列，以便形成“錯位”，化常為奇，加強詩的氣勢。盡管存在這種現象，盡管有些詩人聲稱自己在詩歌創作中具有自由使用詞語結構的權力，但各個詞語之間的密切關聯仍不可忽略。在翻譯過程中，如果不弄清每個詞語的微觀結構或句法功能以及作品的宏觀邏輯結構，就難以與原作者形成共鳴。有時，哪怕只是一個標點符號，也會對詩歌的語義結構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所以，在重視譯者的藝術個性、譯筆的神奇活力的基礎上，應堅持將譯文的忠實、包括對原作結構要素的傳達，放在重要位置。

4.譯與研途

王： 您還主編了《外國文學經典生成與傳播研究》，在多卷中您都探討了不同文學作品的譯介傳播，現在學界將譯介分為五個部分：“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途徑”“譯介受眾”和“譯介效果”，您認為文學作品譯介中最重要的一環是什么？

吳：八卷集《外國文學經典生成與傳播研究》是我主持的同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最終成果，不僅涉及對文學翻譯傳播問題的宏觀探討，而且也涉及到對具體翻譯文本的研究。

至于“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途徑”“譯介受眾”和“譯介效果”這五個部分，出自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的5W模式。在翻譯研究中，這五個部分屬于相互關聯的研究范疇，譬如你對我的這一訪談，則屬于“譯介主體”研究。在譯介中，五個方面環環相扣。作為傳播學，首先關注是自然的傳播效果；但作為一名譯者，我覺得關注的焦點應該落在“內容”上。譯者應該根據不同受眾的生活經歷和文化修養，選擇恰當的翻譯方法，作用于作為內容的翻譯文本，力求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不過，傳播效果是否理想涉及多方面因素，很多情況下難以為譯者所左右；而作為譯者，首要的就是提供理想的譯本。

王： 通過跨媒介改編和跨文化傳播，文學經典從而獲得了新的生命（王卓，2021：78）。就跨文化傳播而言，您認為翻譯在推動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中具體產生了哪些影響？

吳： 文學翻譯在文學經典化以及再經典化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一部文學作品能夠成為經典，翻譯功不可沒。世界文學的發展充分說明，文學翻譯在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存在于宏觀層面，是至關重要的。沒有文學翻譯，就不可能存在世界文學經典。文學經典正是從不斷的翻譯過程中獲得再生，獲得流傳，得以經典化。以古代羅馬文學為例，正因為有了對古希臘文學的翻譯，才有了對古代希臘文學的承襲。同樣，古希臘文學通過拉丁語的翻譯，獲得了新的生命，得以經典化，以新的形式得以流傳。而古羅馬文學，如果沒有后來其他語種的不斷翻譯，也會必然隨著拉丁語成為死的語言而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翻譯的使命和目的不僅在于使得文學作品再經典化，更為重要的是，服務于譯入語國家的民族文學和民族文化事業的發展。所以我曾說過，文學翻譯的目的就是建構翻譯文學，如今我依然這樣認為。

王： 您在前文提到，自18世紀開始，俄羅斯文學進入了“新階段文學”，“俄羅斯文壇開始了與世界文壇接軌的思想探索，從而逐漸改變了游離于西歐文學之外的閉塞格局，以及與世界文壇主體脫軌的現象”（吳笛，2023b：90）?？梢?，吸收他國文化對本民族文化發展有啟迪作用。您認為外國經典作品對我國文學創作產生了哪些影響？

吳： 外國文學與我國文學創作具有一種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互動關系。同時，翻譯家與作家之間也存在著相輔相成的良性關系。自19世紀中后期以來，西方文化被譯介到我國。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后，外國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以及人們的日常文化生活都產生了十分顯著的影響。這些影響不僅體現在人道主義思想的呈現、人性的弘揚、人的內心世界的挖掘和展現等主題方面，也表現在各種藝術手法的借鑒和運用等方面。我國作家在充分汲取外國優秀文化的基礎上所完成的作品，語言更為豐富多彩，思想也更為深刻，創作技巧的使用也更為嫻熟。反過來，我國的文學翻譯家也從民族文學的閱讀和感悟中獲得啟迪和營養，這些又作用于相應的譯作。

王： 正如您提到的外國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那么，中國文學（不論是古典文學還是現代文學）是否對外國文學創作產生了影響？

吳：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其目的就是為了文明互鑒、相互吸收有益的成分。外國文學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進程；反過來，中國文學也對現當代外國文學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以我熟悉的英美詩歌為例，英美意象派詩歌就受到中國文化的重要影響。意象派詩歌的詩體改革，以及音節、音步等相關概念的革新，都與中國文化的影響有關。譬如，中國的象形文字就明顯地作用于意象派詩歌的生成，中國詩歌中以“字”為結構單位的認知模式，就極大地作用于我們熟悉的諸如龐德（Ezra Pound）的《在地鐵車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一輛紅色手推車》（“The Red Wheelbarrow”）等意象派詩歌的代表作。這也是我們如今強調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意義所在。

王： 感謝吳笛老師的分享！特別感謝您給予我們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參考文獻

［1］ 王卓.“外國文學經典及其改寫研究”專題［J］．山東外語教學，2021，（5）：78.

［2］吳笛. 浙籍作家翻譯藝術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3］吳笛. 歐美詩歌的結構模式及其翻譯策略［J］．當代外語研究，2023a，（1）：5-15+161.

［4］吳笛. 18世紀俄羅斯詩歌中的啟蒙倫理與藝術革新［J］. 外國文學研究，2023b，（4）：89-99.

（責任編輯：翟乃海）

收稿日期： 2023-11-08；修改稿，2023-11-20；本刊修訂，2024-01-20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索引（CFLSI）的研制與運用”（項目編號：18ZDA28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王婭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學、漢學研究。電子郵箱：wangyatingava@163.com。

吳笛，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英美詩歌、俄羅斯詩歌、文學翻譯。電子郵箱：hzwudi@yahoo.com。

引用信息：王婭婷，吳笛. 基于翻譯實踐的外國文學研究——吳笛教授訪談錄［J］.山東外語教學，202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