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

梁多佳

摘? ?要：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仍然嚴重。數字普惠金融能降低金融門檻，優化資源配置，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本文以2011—2020年全國各省面板數據為基礎，通過建立“數字普惠金融”指標體系，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差距”的影響。研究發現，數字化普惠金融對于我國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具有顯著的負面作用。另外，我國普惠金融指標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異的作用具有地域差異性，尤其是東、中部地區之間的負向效應更加顯著。最終，以上述實證結果為依據，提出增加對鄉村地區的貸款投資、提升“數字普惠”的服務能力及層次、促進數字化普惠金融與傳統金融的有效融合和互補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城鄉收入差距;地區差異;精準扶貧;數字化;三農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4.03.001

中圖分類號： F83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9031（2024）03-0003-11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當前，我國的脫貧工作正處于一個新的時期。農村富余勞動力資源豐富，文化水平不高，流動緩慢;同時，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速明顯滯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速。隨著改革開放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高，城鄉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以及互聯網技術和移動終端的普及，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城鄉收入差距也呈現出了擴大趨勢，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中國是人口大國，也是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較低、經濟欠發達、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導致農村居民消費能力弱，而農村地區金融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農村居民只能通過儲蓄等方式獲取基礎的金融服務。因此，發展普惠金融不僅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且刺激消費增長。數字普惠金融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新興普惠金融形式，具有成本低、覆蓋范圍廣、可獲取性強等優勢，能夠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因此，數字普惠金融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徑之一。

“數字普惠金融”這一概念于2016年首次提出，旨在通過現代化的信息通訊技術，使金融機構能夠更好地與顧客進行交流，使顧客能夠更快更方便地獲得資金和服務，更好地滿足顧客的需要。數字普惠金融是近幾年來全球范圍內的一個熱點問題?！捌栈萁鹑凇钡谋举|是要實現對各類金融需求的有效覆蓋，使每一位社會成員都能夠享受到與他們的需要相適應的金融服務，這體現出“平等、可及、便捷”的特點。

普惠金融的產生機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融資成本的降低，二是收入的增加，三是消費意愿的提高。Sylviane（2008）認為，在數字金融的幫助下，能夠很大程度上打破傳統金融的發展滯后，其所具有的技術方面的拔高，能夠解除鄉村發展較為滯后地區的融資方面的制約，從而降低了城鄉居民們的消費上的差異。Mandira（2011）認為，普惠金融具有較低的成本，較容易為窮人所接受，使得窮人能夠得到更多的融資，進而改善其生活品質，并能夠促進低收入人群的就業，擴大其選擇范圍，實現脫貧，實現新生。Chowdhury and Maung（2012）認為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信息不對稱的現象會減少，對公司的研發投資會更加有利。Ozili（2017）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增加了金融使用的廣度，擴大了消費者市場，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政府增加了稅收收入。Raymond and Inessa（2003）指出，各行業間的關聯將可能越來越多，這完全是因為某些地區中金融發展水平在一直提高以及資源配置效率也在不斷提升，某一些產業之間的相互影響將會促進其結構的不斷更新換代和提高。Siering（2017）指出正是由于數字金融這一概念和模式的出現讓人們獲得一些信息變得更加便利，這也是由于通過互聯網，很多信息資料進行傳遞的速度才能夠獲得明顯的增加，同時，我們傳統金融市場中的非對稱性難題也被解決掉了，這讓客戶具有更多更優的機會來進行選擇。

我國學者也持有類似的觀點，數字化普惠金融有助于改善貧富差距的現狀。李政（2011）認為，數字化普惠金融服務以其低成本優勢，可有效提升金融滲透率，并可通過完善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促進農民增收。張翼飛等（2018）指出，在新時期，我國廣大農村區域的金融需求正在發生著深刻的改變，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目前對于農村方面的有關金融資源的分配還缺少政策上面的指導，我們應該以市場為導向，持續推進普惠金融產品與服務的更新，努力創造一個更加輕松、更加符合農村實際情況的發展環境。王國剛（2018）指出，在我國金融發展程度上，城鄉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平衡，同時，現有的金融服務不容易高效率的支持“三農”工作，從而加大了鄉村振興的阻力。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深化普惠金融，從而支撐相關戰略的高效和合理實施。王永倉（2021）指出，數字普惠金融對推動我國金融供給側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實施“雙循環”、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孫繼國、趙俊美（2019）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能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劉澤強（2022）認為數字普惠金融能提高農民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從而具有農民增收效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普惠金融是指按照公平的需求，按照商業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為每一個有金融需求的行業和群體，以經濟上能夠負擔得起的代價，為他們提供適當而有效的金融服務。數字化普惠金融以線上化、數字化、智能化、大數據化的運營模式，為廣大農村及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使得金融服務更加便捷、高效，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金融需求。相對于傳統金融，普惠金融具有更廣泛的覆蓋面，更多地關注農村居民、低收入人群等特定人群在金融領域的需要，為各類人群提供更為高效優質的金融服務。

“數字化普惠金融”是指利用數字化技術，為廣大農村地區、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數字普惠金融一方面能降低放貸的門檻，擴大資金供給范圍，從而緩解貧困現象;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能提供豐富多樣的融資渠道，解決傳統信貸模式中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高的問題，從而使低收入人群更好地融入社會生產之中。另外，數字化普惠金融還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實現資本的最優分配，進而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同時還可以優化工業結構、提高工業效率。根據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論，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想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就需要摒棄金融抑制政策，對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干預要適當地減少，發揮市場的作用。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改善我國城市和農村在金融服務獲取方面的差距，并且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此基礎上，提出假設H1：數字化普惠金融的發展對減少我國城鄉居民的貧富差異有促進作用。

當前我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與農村居民生產生活方式之間還存在較大不同，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降低金融門檻，增加農民收入，促進金融數字化發展，發揮“下注”作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傳統金融服務的“門檻”是指農村地區的許多低收入人群由于缺乏傳統金融機構所要求的相應抵押資產并且難以承擔高昂的成本，因此難以接受一些金融服務。數字普惠金融依托于互聯網，并不依托于傳統的營業機構，隨著我國基礎設施的不斷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可以觸及到任何通信號的地區，這極大程度惠及偏遠及農村地區的居民，為客戶提供了無差異的金融服務，并且利用前沿的技術使得金融服務的門檻降低，農村居民也被納入金融服務之內，能夠獲得與自身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從而提高了收入水平。數字化技術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務成本和提高金融服務包容性，我國數字普惠金融建設在不斷進步，也推動銀行業開展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金融科技的研發，推動金融業向“數字經濟”轉變，向“個性化”和“快捷”提供金融服務。涓滴效應是指金融發展可以對社會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進而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實現社會財富的增加，其本質上屬于一種間接的作用機制。數字化普惠金融能夠重新配置資源，使得未使用的閑散的消費者資金能夠用于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包括加速調整產業結構和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中小企業得到發展，能夠提供給農民更多的崗位，因此促進了農民就業和收入增加，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由此提出假設H2：通過數字化普惠金融，減少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但存在地區方面的差異。

三、變量選取、數據來源和模型設定

（一）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GAP）

目前，我國城鎮和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普遍采用泰爾指數、城鎮和農村可支配收入比率等衡量。在這些因素之中，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指的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非常直接的、能夠直接測量城鄉收入差異的指數，同時也能夠基本反映出我國城鄉收入差異的真實變化趨勢。但這一指數并未反映出城鄉人口比例的變動，也就忽視了中國長期存在的農業人口比例絕對優勢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的經濟事實。泰爾指數的測算，正是將城鄉人口構成的動態變化納入其中，從而彌補了前者的不足。泰爾指數的測量是建立在Shorrocks（1980）的研究之上，并參考了萬廣華（2008）的方法，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計算和操作。這一指標不僅反映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也反映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結構的具體變化，因此泰爾指數也可視為城鄉收入比，按城鄉人口權重調整。

由于數據的可用性和測量的可靠性，本文使用城鄉收入比率來反映可解釋的城鄉收入差異變量（GAP），這一比率越高，城鄉收入差異就越大，反之亦然。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2020）。

（二）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

關于數字包容性金融的現有文獻大多基于北京大學“包容性金融”發布的“包容性金融指標”。與其他計量方式相比，北大數字金融研究所構建了更完善的計量指標體系，從數字金融數字化程度、數字金融覆蓋范圍和數字金融運用等方面，構建了更完整的“數字金融”計量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本文以其所測量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為主要的解釋變量。在那些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區域，這一指標也較大。

（三）控制變量

1.產業結構（IS）

在城鄉二元模式下，第一產業所占的比重較低，農戶們在第二、第三產業中的工作機會較多，其收入也較高。其配比是影響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所以用每個地區當年二、三產業總產值總和占每個地區年末的總產值的比率來計算產業結構。

2.經濟發展水平（GDP）

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開始，資源主要聚集在城市，城市收入水平提高較多。當農民的收入達到一定程度后，會加速提高，所以本文選擇了人均 GDP作為計量單位，并將數據序列進行了對數化，從而克服了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

3.教育水平（EDU）

本文以普通高校在校人數占地區總人口的比重來測算教育水平。人力資源一般會對居民的收入產生很大的影響，而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的高低可以將人力資本的投入情況反映出來，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資本就越高，收入水平就會提升。在我國，城市的教育水平一般高于農村，地區對教育重視程度越高，投入資金越多，收入也會越多。教育可以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力水平，從而減少個人之間的收入差異。

4.對外開放程度（OPEN）

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其中一個就是出口，我們國家發展出口加工，能給廣大農戶帶來更多的工作崗位，進而提高農戶的收入;另外，由于市場競爭越激烈，則會使出口產品的價格越低，從而使居民的收入越低，但最終又會使城鄉之間的收入差異變小。所以，我們選取了進出口貿易額占區域 GDP的比率作為計算的指標。

（四）模型設定

本文選取2011—2020年度31個省市的經濟增長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官網，關于數字普惠的相關資料來源于北大出版的《北大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

根據上述變量的設置，本文模型構建如下：

GAPi，t=αi+β1DIFIi，t+β2ISi，t+β3GDPi，t+β4EDUi，t+β5OPENi，t+εi，t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時間（年份），α為常數項，β為待估計參數，ε為隨機擾動項。以 GAP為被解釋變量，反映了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DIFI是以“數字化普惠財務指標”為說明變量;IS、GDP、EDU、OPEN都是控制因素。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描述性的角度，對上述幾種指數的數字特性進行了研究，從而得出對整體數據的初步結論（見表1）。

如表1所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平均為2.6036，最低為1.8451，最高為3.6716，這表明我國存在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鄉地區收入差距。其中，東部區域的GAP為2.3619，中部區域的GAP為2.4078，西部區域的GAP為2.9556，表明東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最小，西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最大，而中部地區則處于中間?？傮w而言，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逐年縮小，從2011年的2.7605降至2020年的2.4314，可見我國經濟發展平穩。

我國普惠金融平均水平為216.2353，標準差為96.8738，最低和最高分別為16.2200和431.9300，兩者的數值差異很大。這導致中國不同地區數字包容性金融發展水平不同。其中，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數字普及率分別為240.2126、208.3844和199.3066，表明DIFI發展水平在東部最高，其次是中部區域，而DIFI發展水平在西部最低。在國內，隨著數據量的增長，DIFI從2011年的40.0042上升到2020年的341.2000，使數字包容性融資在我國相對較快。

此外，中國的IS產業結構、GDP經濟發展水平、EDU教育水平、OPEN對外開放程度也因地區而異。

（二）相關分析

相關性分析用來衡量變量因素之間的相關密切程度，相關系數越接近于±1，說明變量相關性越強。表2為模型中變量的相關性檢驗。

從表2相關數據可知，DIFI和控制變量IS、GDP、EDU、OPEN都與GAP有著非常明顯的相關關系，這些關系中，作為一個解釋變量的普惠金融的發展程度會對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異產生負面作用，也就是說，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異會隨著城市發展程度的提高而減小。

（三）分區域回歸分析

在不包含四個控制變量的情況下，以DIFI作為一個解釋變量，用Eviews對DIFI進行回歸（見表3）。

1.東部區域

在將四個控制變量納入模型時，DIFI為解釋變量，IS、GDP、EDU和OPEN為控制變量，GAP為被解釋變量，通過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為：

GAP=-3.4308-0.0006DIFI+8.0117IS-0.3029GDP-9.4517EDU+0.2120OPEN （2）

得到DIFI的系數為-0.0006，說明其對GAP存在負向影響。對于控制變量，IS和OPEN的系數為正，GDP和EDU的系數為負。對此，認為可能是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使得工業和服務業這種高勞動生產率的行業發展迅速，超過了農業的發展，從而使城鎮居民收入增加較快，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東部地區大多沿海，對外開放程度擴大使得進出口更加偏向于高技術水平的行業及人才，而農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因此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人均GDP增加和教育水平的發展都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2.中部區域

在將四個控制變量納入模型時，DIFI為解釋變量，IS、GDP、EDU和OPEN為控制變量，GAP為被解釋變量，通過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為：

GAP=-2.8162-0.0019DIFI-4.1416IS+2.3133GDP-55.0043EDU-1.7442OPEN （3）

得到DIFI的系數為-0.0019，說明其對GAP存在負的影響。對于控制變量，IS、EDU和OPEN的系數為負，GDP的系數為正。對此，認為可能是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使得工業和服務業這種高勞動生產率的行業發展迅速，而農業發展較慢，從而農村勞動力會外流，資源會從農業轉向工業和服務業，因此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漸縮小;教育水平提高對于農村居民來說影響最大，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從而會更多地從事高技術水平的工作，因此城鄉收入差距縮小;中部地區對外開放程度擴大使得較多的農民也能夠將其農產品等出口，從而提高了收入，可能會縮小收入差距。

3.西部區域

在將四個控制變量納入模型時，DIFI為解釋變量，IS、GDP、EDU和OPEN為控制變量，GAP為被解釋變量，通過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為：

GAP=2.6173-0.0002DIFI+8.5164IS-1.5534GDP+2.7828EDU-0.5454OPEN? （4）

得到DIFI的系數為-0.0002，說明其對GAP存在負的影響。對于控制變量，GDP與OPEN的系數為負值，IS與 EDU的系數為正值，說明在我國西部，GDP與開放程度越高，城鄉之間的收入差異越小，而產業結構與教育水平越高，城鄉之間的收入差異越大。對此，認為可能是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使得工業和服務業這種高勞動生產率的行業發展迅速，超過了農業的發展，從而使城鎮居民收入增加較快，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西部地區教育水平普遍較為落后且城鄉差距較大，提高總體教育水平會導致城鄉教育水平差距擴大，從而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四）多重共線性檢驗

利用Eviews對我國三個地區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得到東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方差膨脹系數VIF分別為137.0021、484.9528、1410.8400，均大于100;中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方差膨脹系數VIF分別為504.1560、109.0960、1968.4940、339.8894，均大于100;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方差膨脹系數VIF分別為191.7917、768.3276、128.3752，均大于100。由此可知模型存在著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因此上文已將IS、GDP、EDU、OPEN設置為控制變量以消除多重共線性的影響。

（五）自相關檢驗

自相關也即序列相關，指的是殘差項有序列相關。分別對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進行了自相關性分析，并選取了若干個樣本進行了統計分析。得到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結果所對應的數值都比標準差要小，所以它們都沒有一階或高階自相關。

（六）異方差檢驗

為了驗證殘差是不是具有異方差，也就是殘差的平方是否隨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本文采用 White檢驗分別對東部、中部、西部地區進行區分。通過 Eviews懷特檢驗，得出了我國東部區域中 n*R2的 P值為0.2468>0.05，這符合我國西部區域中剩余序列無異方差的假定;中心區域內 n*R2的 P值為0.1733>0.05，說明此殘差序列沒有出現異方差;結果表明，我國西部區域中 n*R2值的 P值為0.2683>0.05，也滿足了原假設。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經驗分析結果是非常穩健的。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國，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縮小效應，同時也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第一，部分文獻顯示數字普惠金融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方面具有明顯的改善作用。目前我國仍存在顯著的城鄉收入差距，并且地區之間發展水平有很大差異。究其原因，我國傳統金融服務主要集中于城市和東部地區，而廣大農村地區在地理位置、資金來源、市場環境等方面存在劣勢，這使得農村居民很難通過正規金融渠道獲得有效金融服務。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城鄉居民可獲得更多的投資機會和選擇途徑。數字普惠金融以科技手段作為驅動，以互聯網平臺為載體，可以較好地解決傳統信貸存在的信用風險、道德風險問題，其發展不僅會影響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也會通過影響社會信用體系作用于城鄉收入差距。本文認為數字普惠金融有利于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促進農村社會資本形成以及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

第二，由于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和教育發展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在一定范圍內，數字普惠金融對于城鄉居民收入差異產生的作用效果也存在較大差異。在東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得到了更快的發展，且已經具有一定規模，但很有可能因為城鄉居民對數字普惠金融的接受程度存在差異，導致了該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效應弱于中部地區。在中部地區，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獲得金融產品的能力也在逐漸增強，再加上互聯網和計算機等技術的進步，本區域內的數字普惠金融排斥度有所下降，因此，既可以滿足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還能提高農民的附加收入，使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加縮小。在“西部開發”和“鄉村振興”的支持下，數字化的普惠金融應用和電商平臺的發展，可以有效解決地區中小微企業和農戶的融資問題，數字化的普惠金融組織可以以顧客的需要為導向，為區域內的經濟發展、就業機會、富余勞動力等進行有效利用，從而提升區域內的經濟收入，進一步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但由于城鎮發展仍然較快，因此其負向作用最小。

（二）政策建議

在研究結論的基礎上，結合當前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現狀，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推動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持續推進數字化普惠金融建設，增加對鄉村地區的貸款投資，增加鄉村地區的貸款供應。通過在鄉村地區開展普及教育，提高農戶對“數字普惠”的認識與認同，提高農戶對“金融”的可獲得性，進而防止和化解鄉村地區的“財政亂象”，保障鄉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良性發展。各銀行應加大對農戶的理財知識宣傳力度，相關工作人員積極對農戶開展的數字普惠理財教育和訓練，使農戶進一步了解和掌握數字普惠理財的相關產品和服務，提升自身的普惠理財意識和素養。鼓勵并支持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互聯網金融的服務進行深入研究，并主動開發出能夠讓農村地區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得到充分體現的創新產品和服務。扶持私募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進入鄉村，為“三農”和小微企業提供差異化、特色化金融服務。在貸款投放方面，銀行業金融機構要提高政治站位，從更好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群眾出發，堅持市場化方向和商業可持續原則，加大對農村地區的信貸投入。加快創新互聯網融資模式和產品，支持涉農企業發行債券、資產支持證券等直接融資。此外，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加強線上線下、境內境外業務協同，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等經濟領域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積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信貸產品;著力發展互聯網融資平臺，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加強農村支付服務環境建設和移動支付等新型支付工具推廣應用。

第二，要加速建立數字普惠金融基礎架構，提升數字普惠金融的服務能力及層次。發展數字普惠金融需要良好的支付體系、信用體系和支付工具等。在此背景下，傳統金融組織與互聯網公司應該積極投身于數字普惠金融的構建，并在此基礎上，利用自身的優勢，促進數字普惠金融良性、有序發展。此外，應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等已有的國際合作平臺，進一步增強本地區及各地區間的溝通與協作，為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營造更大的動力，營造出一個有利于中國數字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的有利條件。下一步，應從上述薄弱環節入手，推動數字普惠金融在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深度融合，在收集客戶信息、風險定價、風險管理等方面，數字技術與傳統金融交易相結合，提高數字包容性金融業務的能力和標準。建議監管部門完善監管政策體系，制定行業標準，加強對數字普惠金融基礎設施的監管，明確各方責任分工，大力推進普惠數字化的金融體系建設，促進其良性、有序發展。

第三，促進數字化普惠金融與傳統金融的有效融合和互補。傳統銀行應加強對產品的創新，提高對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對業務流程進行全面梳理和改造，在風險管理、客戶管理、產品研發、定價管理等方面加強數字化建設。同時，應主動與數字普惠金融平臺合作，在普惠金融的業務過程和服務模式上引入數字化技術。傳統金融機構應加強客戶信息收集和管理，掌握客戶的基本信息、行為信息、消費信息、資產信息等，并將其應用于產品開發、營銷推廣、風險控制等業務流程與服務方式中。如利用大數據技術，可以對顧客的消費行為進行分析，從而增強顧客的風險辨識能力;準確掌握顧客的需要，為顧客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理財產品;對客戶的風險偏好進行管理，增強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針對性和效能。同時，傳統金融機構也應加快自身數字化轉型步伐，積極探索數字化轉型路徑，建立健全信息科技風險管控機制和應急預案，強化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管理。

（責任編輯：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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