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網格化管理中的三重矛盾
——基于深圳市A區的調研分析

李志東， 蔡銳星， 楊竺松，2b

（1.武漢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2.清華大學 a.公共管理學院，b.國情研究院，北京 100084）

一、引 言

在北京東城區率先實施網格化管理后，網格化管理模式迅速推廣到了全國各地。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央層面確認了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網格化管理模式；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推進審批權限和公共服務事項向基層延伸，構建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黨的二十大報告里也提出“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要求“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網格化管理是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重點，它在整合城市管理資源、收集社會治理基礎信息、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提高社會問題解決效率等方面有明顯優勢。

然而新時代和新環境也對社區網格化管理提出了新要求。綜合性、統籌化的社會治理目標，要求政府在基層將黨的建設、便民服務、社會保障、綜合治理、應急管理、社會救助等各項基層社會治理和服務工作進行統籌管理。但由于網格管理的模塊化與政府管理的條線化存在沖突，當網格管理向范圍更廣的社會治理領域拓展時，制度、理念、人員管理等層面的現實問題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需進一步深化網格化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充分發揮網格化管理制度優勢。管理運作能力對于公共價值目標的實現極其重要[1]，在學界的討論中，網格管理的一項核心功能是權威統合[2]，踐行統籌整合的網格管理模式離不開統合權威。但在實際管理中，權威的統合并不容易實現，缺乏集中權力和部門分割的情況時有發生[3]。已有研究對網格管理中權威統合缺失的后果關注還不夠，缺少對權威統合缺失負面影響的實證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對深圳市A區網格管理體制的調研，試圖分析權威統合缺失帶來的多重負面結果，包括網格職責泛化和網格工作過載，為學界理解基層網格管理提供更多經驗證據，為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管理體制提供理論參考。

二、文獻回顧

（一）網格管理的功能

基于對已有地方良好實踐的經驗梳理，學者們總結了基層網格化管理的制度優勢（也可視為是想象中網格管理應該具備的正向功能），例如有綜述研究將網格化管理的效用歸結為資源整合、流程再造與清晰化治理[4]。結合本研究的主題，本文主要分析網格管理權威統合的功能。網格管理模式中的權威統合包括集中的指揮權和管理力量的下沉，它以資源整合（包括信息整合和條塊整合）為基礎[2]，按照此界定，研究將從網格部門協同和網格資源下沉兩方面開展權威統合功能討論的綜述。

網格部門協同是權威統合的顯著特征，不少學者已經在研究中進行了舉證。比如，上海殷行街道的網格管理就通過社區黨委使條線部門形成穩定的聯系溝通機制，增加了聯合執法力度[5]；北京市的網格化服務管理強調部門聯動，一是突出“塊”的統籌作用，明確各個層級在社會服務管理中的權力和責任，二是強調“條”的專業功能，做到責任清晰、工作協同[6]；還有的地方通過成立城市綜合網格化管理領導小組，由地方主要領導擔任組長、各城市管理領域的職能部門的分管領導擔任副組長，領導小組管理網格智慧化平臺，鎮街和村（社區）的綜合網格化管理服務部門，以此實現治理結構的整合[7]。推行網格化管理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部門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推諉扯皮、責權利不明的種種弊端，而是將資源重新整合，進一步下放事權，構建一個新的社會管理體系[8]。

網格資源下沉是網格權威統合的另一構成，網格化管理是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下移、資源下沉的有效模式。由于行政資源配置缺乏響應性，資源分撥的調整需要漫長的論證和決策過程，網格部門所承擔的管理任務往往超出其資源需求[9]，因此資源的有效整合對網格管理而言至關重要。網格管理實踐是對無縫隙政府的超越，它要打通層級、職能和部門之間的壁壘，使網格管理者在發現問題后能調取各部門的管理資源充分解決問題[10]。網格化管理的創新價值就在于通過一網式、一站式服務幫助基層整合條塊資源，實現了社會管理的縱向到底、橫向到邊[11]，讓治理資源下沉到網格之中，包括人員下沉和事權下沉[12]。在這方面地方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樣本，代表性案例是浙江舟山市通過“組團式服務”的再組織化，在網格內部重新落實職責、分配權力和聯動資源，根據解決難度差異，治理問題會分配到網格團隊、村（社區）黨相關職能部門、鄉鎮（街道）分管領導以及縣（區）領導小組之中[13]。此外北京東城區每個網格內下沉了網格警員、網格司法工作者、網格消防員等職能力量，為居民提供10大類基本公共服務的一站式服務，山東諸城市則通過組團式服務實現城鄉社區管理服務資源的下沉，山西長治市則在網格內設置民政協理員、治安、城管等協管力量[14]。又如湖北宜昌和鄂州下沉公共服務項目，在社區（村）設置公共服務站，破解服務供給中的碎片化，讓網格員貼近群眾上門代辦服務，湖北十堰建立網格服務團隊，整合分散化的基層服務力量，提供菜單式的基本公共服務[15]。還有的地方為推動執法力量的下沉，讓不同職能部門的執法人員需要到單元網格中駐場辦公，和網格管理人員共同承擔治理責任，而當網格內出現涉及多個城市治理主體的復雜問題時，智慧化平臺會啟動部門聯動執法機制，特殊問題則由特定職能部門兜底管理[7]。

（二）網格管理的問題

雖然網格管理機制被賦予很高的治理期望，但在實際運行中，網格管理也常常暴露出問題，使管理效果大打折扣，本文主要關注三項問題：網格權威統合缺失、網格職責泛化和網格工作壓力。

雖然權威統合是設想中網格管理應該具有的功能，但實現這一點需要克服諸多障礙。權威統合缺失的首要表現是部門分割。雖然條塊合作和各部門之間的資源整合在網格化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城市社會管理資源分散和職能交叉、網格化社會管理的信息資源共享程度不高、部門之間利益割據和指揮調度的效率較低、各網格結點之間缺乏規范協議來明確信息流的溝通權限等問題仍然是網格管理的難題[3]。設計初衷是為了克服“碎片化”，但是網格管理能夠聯動、協同的公共事務事項十分有限，如何協調網格與部門的權力關系，以及如何配置與平衡部門與網格對屬地的下行權力的問題誘發了新碎片狀態[2]。此外網格化管理服務體系縱向上仍在傳統科層體系中運轉，橫向上職能部門缺乏大局意識，過多強調本部門的傳統利益和傳統職權，在復雜的社會管理問題面前缺乏溝通與協助，容易出現相互推諉、踢皮球的現象[16]。以往有研究就指出北京市網格化社會管理存在流程滯脹的問題，基層網格信息員上報的問題需要自下而上層層推進，而由于縱向管理層級制造的屏障，加上橫向部門之間的協調困難，造成基層網格平臺的問題積壓[17]。

網格職責泛化和工作壓力也得到不少學者的關注，是另一項非預期后果，網格隊伍職責的泛化加重了其工作負擔。首先由于政策目標的多重性、矛盾預防愈加重要、治理競賽等原因，社會治理的內容范圍處在不斷泛化和擴大的進程中[18]，而網格管理依靠地理劃分和信息技術開展基層社會治理，因此理論上城市管理遇到的所有事件都能納入網格化管理的范疇，它具有極大的延展性和動態包容性[19]。有學者觀察到，網格成為街道職能機構辦事資源的補充，其功能和范圍也被泛化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地步，黨政系統幾乎每個部門、每項工作都進行網格化操作[5]，將原本可以由市場和社會來承擔的一些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職能統統納入政府范疇，使網格化管理陷入高成本運行和無限承擔社會治理責任的境地[20]。由于網格實質上已經成為位于街道至社區中履行服務和管理職能的組織架構，產生了街道乃至社區原有的體制問題，即作為行政管理序列的末梢，最終承載了來自上級“千條線”上的各類任務，承擔了無限的責任[2]，可想而知，網格隊伍的工作壓力也會隨之變重。而當一切依賴網格、一切通過網格來解決的觀念形成，勢必導致嚴重的網格依賴癥，使得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弱化[8]。在這種背景下有地方出現了全科網格的實踐，全科網格整合了環保衛生、計劃生育、消防安全等事項治理，以滿足社會自治之外大量政府規制問題亟待解決的需求[21]。

在上述文獻回顧里可以看到，權威統合也是網格管理中一項關鍵的制度設計，網格管理部門之間是協同還是分割、資源是否下沉對公共管理效果有莫大的影響。此外網格內的職責泛化和網格工作壓力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已有研究尚未把權威統合、職責泛化和網格工作壓力聯系起來，而只是單獨對各個議題作論述和分析，本研究嘗試通過實證資料，分析網格管理體制中權威統合的缺失對職責泛化和工作壓力的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思路與案例選擇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基層部門協同缺位對于工作壓力的因果影響機制，因此采取了質性路徑中基于因果過程觀測傳統的單案例研究方法。單案例研究能夠關注案例內部的所有重要特征和事實，發現因果機制起作用所需的因素[22]，關注描述和理解，可以讓研究者深入現場，充分挖掘案例信息[23]。根據理論抽樣思路[24]和調研的便利性，研究選擇了深圳市A區的基層網格管理開展情況作為本研究主題的代表性案例。深圳市A區的情況與本研究主題的基本相符：A區的網格管理工作起源于2004年對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經過十余年的演變后，由區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簡稱政數局）內部的網格信息管理科負責全區的網格管理工作，但是制度賦予網格信息管理科的權力很是有限，以至于難以協調由各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的網格管理工作，整體上A區的基層社會治理網格化管理工作處于碎片化的狀態，這一情況導致網格員信息采集和事件處置的工作難以兼顧，網格員的工作職責泛化和工作量過載的問題顯現。此外調研組具備進入該研究現場的資源和渠道，在數據搜集上的障礙較少。

（二）案例資料收集

案例研究的證據不局限于訪談數據，而是可以混合使用定量和定性方法獲取研究資料，且多種資料收集方式和來源也有利于證據的三角互證[25]。本研究主要使用了半結構化訪談、問卷調查和非介入性材料分析的方式來搜集所需資料。

在訪談方面，研究于2022年9月19日至9月27日內完成半結構化訪談，由調研團隊內兩名研究者執行，除了A區區級網格管理部門外，研究者還走訪了A區內四個街道及各自下轄的其中一個社區，對象包括網格管理部門主任、街道網格中心負責人、社區居委書記和網格員，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訪談調研核心內容與人員情況表

在問卷調查方面，內容包括A區社區網格信息員群體的工作狀況、心理感受、工作待遇等實際情況，于9月19日至9月30日內完成第一輪數據收集，于10月14日至10月24日內完成第二輪數據收集。在A區網格管理部門的協助下，發放了網絡問卷（借助問卷星平臺開展）和紙質問卷；問卷全面覆蓋了A區下屬的所有街道，累計共回收1069份有效問卷。問卷內容包括網格信息員的個人基本信息和工作情況兩部分，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問卷調查情況

在非介入性材料收集分析方面，通過多種途徑收集了A區社區網格管理工作的相關政策文件、工作資料和新聞報道資料，幫助調研更全面了解A區網格管理工作開展情況，所使用的部分資料（為匿名化研究案例，略去了研究使用的新聞報道材料）如表3所示。

表3 非介入性材料使用情況

四、案例分析

A區的網格管理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成立的出租屋綜合管理辦公室和房屋租賃管理局，該機構參照深圳市級工作機構而設立，目的是應對深圳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管理的巨大壓力，屬于網格管理機構的前身。2013年年底深圳市政府出臺《關于全面推進社會建設“織網工程”的實施方案（試行）》和《關于進一步加強社區網格化管理工作的意見（試行）》，提出要合理劃分社區基礎網格，組建網格管理機構，因此A區于2014年在區級成立社區網格管理辦公室（內設網格管理科）、在街道成立網格信息管理中心，牌子加掛在區、街道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綜管機構。2014年年底市政府出臺《深圳市社區網格管理暫行辦法（試行）》，將“社區網格管理”定義為“社區網格管理機構委派網格信息員對責任網格內的實有人口、實有法人、實有部件和實有事件等信息進行采集、核查，通過市政務信息資源共享交換平臺，將基礎信息納入本市公共信息資源庫，事件信息分發各區社會管理工作網信息系統進行分流調處，并對相關職能部門和單位處理情況進行監督的工作模式”，網格信息采集的具體范圍涉及城市管理、社會治理和社會服務等領域，橫跨城管、安監、消防、市監、環保、衛生等20多個行業。

2019年年初《深圳市機構改革方案》出臺，A區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綜合管理辦公室、A區房屋租賃管理局和原A區社區網格管理辦公室三塊牌子合署辦公的單位不再保留，出租屋綜合管理職能歸屬區委政法委，房屋租賃管理職能依法歸屬區住房建設局；而基礎網格管理行政職能歸屬新組建的區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內成立網格信息管理科，負責全區社區網格管理的統籌協調、建章立制、督促考核，審定全區社區基礎網格的劃分和調整，以及社區網格管理的信息采集事項，組織開展全區網格基礎信息工作，指導全區社區基礎網格隊伍建設，構建“網格數據化、數據網格化”運行模式。在街道層面，A區10個街道除一個街道開展社區管理體制改革試點外，其余均設置網格信息管理中心（七級事業單位），負責社區網格管理和出租屋綜合管理等工作，并明確一般應由一名黨工委副書記分管。

調研組在A區開展訪談和問卷調查后，發現其網格管理和服務能力還有不足，網格管理體制中權威統合缺失的現象十分明顯，進而導致了網格職責泛化和網格員的工作過載。

（一）權威統合缺失：網格管理部門分割和資源懸置

A區網格管理中權威統合的缺失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與網格工作有關的部門相互分割、缺乏協同，網格工作的統籌管理缺位；二是行政資源沒有整合下沉到網格，資源懸置在基層網格之上。

在部門分割方面，A區層面缺乏強有力的領導部門來主導和協調基層網格各項管理事務，劃定不同部門的責任、調配各種可用的資源至基層，這導致網格員在疫情防控、信息采集、非社區網格事項等工作間疲于應對，臨時任務擠占掉日常本職工作時間和精力。A區政數局雖然承擔網格統籌協調職責（深圳大部分轄區的網格工作由區委政法委統一協調），但部門的職權并不足以達成實質的網格化管理統籌。A區政數局網格信息管理科在定位上只是社區網格管理機構而不是基層社會治理網格化統籌機構；辦公室只負責社區網格管理工作，它沒有正式規定的統籌網格化管理的權力，因而各部門在網格化治理中的關聯是機械拼湊式的而非有機協同的。此外在實際運行中，街道層面和其他委辦局等職能部門對網格員又有一定的直接管理權（能夠指揮和安排網格員的工作），這使得管理權威進一步分散。

“政數局有兩大職能，一是政務服務……二是數據管理……網格信息管理科的定位比較清晰，就是社區網格管理，但網格信息管理科沒有直屬單位，只能直接對應下面街道的部門科室，協調能力有限?！保ňW格信息管理科科長-ZA-20220919）

在資源懸置方面，A區具有網格化管理需求的職能部門尚未建立本部門的網格化工作機制，未能構建本部門網格員隊伍或分配相應的資源，而是簡單將本部門工作職責以“網格化”的名義直接交給社區網格員隊伍?；鶎邮钦毮艿某薪虞d體，與基層社會治理相關的城管、消防、公安、環保、應急、住建、水務、教育、文體等部門各自都有網格化管理的需求，部門內具體工作的落地都需要和城市的基礎網格相結合，需要按照網格的地理劃分來分工和落實部門職能工作。當前A區各職能部門完全依賴于現有的社區網格員隊伍來執行所屬職能的工作，將部門的網格化業務推給基礎網格，讓缺乏專業能力的社區網格信息員來完成。職能部門只將職責和任務下沉到基層網格，部門的資源和力量都沒有下沉，沒有給基礎網格足夠的財力和人力支持，也沒有在基層培育或形成自身的專業網格力量，只有往下落實的網格任務，使得社區網格員隊伍的工作量膨脹、任務堆壓，網格員有限的工作投入和資源也無法有效滿足職能部門的工作需求。

（二）職責泛化：管理部門向網格員隨意攤派工作且忽視匹配資源

由于缺少強有力的權威統合，就沒有強有力的領導主體去有效地約束各部門網格任務下達的行為，同時也沒法促使職能力量的下沉，使得各部門向網格下達工作任務時并不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其直接后果就是網格職責的泛化。A區的網格職責泛化集中表現在：網格管理的命令鏈混亂，各職能部門向社區網格員委派工作時存在隨意性。A區網格員主要承擔政數局下發的信息采集工作，但除了政數局之外網格員還要“被動”接受其他職能部門的工作攤派，區內各區級職能部門（包括城管、消防、公安、環保和應急等）會將屬于其職能需求的業務工作下壓給網格員來完成，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網格員需要承擔信息采集工作之外的事件處置工作（也是信息采集的下一環節）。按照《深圳市社區網格管理暫行辦法（試行）》的規定，網格員的工作就是采集和核查實有人口、法人、部件和事件信息，但是實際工作網格員還要參與事件處置。從訪談中了解到，關于簡單處置的事件，網格員會現場解決，此類事件難度雖低但數量較多，會消耗網格員的很多時間精力；關于需要職能部門專業力量介入的事件，網格員也被要求進行全程協助配合。

二是各業務職能部門會指揮網格員配合開展各類專項行動承擔各種職責外的責任，例如“創文”活動期間，網格員要負責時刻保持轄區內的環境衛生干凈整潔（例如撿垃圾樹葉、擺放共享單車等）；又如公共衛生間的衛生紙用完被投訴追究網格員責任等等。只要是涉及到轄區內、網格內的事情，各業務部門往往將任務攤派下發給網格員來負責或協助完成，網格員成了基層工作的“蜘蛛俠”和“萬金油”。

“實際上，除了承擔業務巡查工作，我們也會被要求參與事件處置，這一類的事情就是無窮無盡的,或者配合各業務部門開展其各類專項行動……只要是涉及到轄區內、網格內的事情基本都會讓我們負責或協助參與完成……工作中最大的困難是誰都可以喊我們做事?！保ňW格員-STB2-20220922）

“現在只要有涉及到‘網格’兩個字的工作都會壓到基層網格員身上?！保ń值谰W格中心負責人-XA-20220921）

對網格員的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見表4）：“不同上級的任務安排”和“臨時性的任務安排”于網格員而言非常普遍。

表4 網格員工作安排情況的問卷調查結果

結合訪談和問卷中開放式問題（詢問“工作困難的來源”）的回答，可以判斷當前A區網格工作命令的下達體現出較大的混亂性和隨意性，本文從委派主體、方式、內容和時間四個方面進行總結（如表5所示）。

表5 網格工作攤派混亂性和隨意性的體現

（三）工作過載：網格員任務繁重并引發消極后果

基層網格管理中權威統合缺失和職責泛化導致的后果是：網格員群體出現工作壓力大、工作滿意度偏低和離職傾向較高等負面問題。由于網格管理缺乏統籌領導部門，使得各部門隨意向網格員攤派工作，網格員所要承擔的工作和任務不斷堆積，讓網格員不堪重負，同時也削弱了其工作積極性。調研的問卷調查中設置了工作情況感知的相關問題，統計數據顯示（見表6）A區網格員的工作負荷已經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問卷中網格員自述的每日工作時長平均為16.43個小時；當前有78.46%的網格員非常同意“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的說法，作答均值達4.73，而且大部分受訪網格員表示工作量已經超出他們能承受的范圍；此外沉重的工作壓力使得網格員的日常工作狀態緊張忙碌，身體和精神負擔大，49.65%的網格員非常同意“工作帶來了很大的身體或精神負擔”的說法。

總體來看，A區網格員的工作和生活難以平衡，工作日、周末和節假日加班情況嚴重，休息時間難以保障。72.31%的網格員非常同意“工作日經常加班”，79.72%非常同意“周末和節假日經常加班”。頻繁的加班讓網格員缺乏休息，59.44%的網格員非常同意“家庭/私人生活時間難以得到保障”的說法，28.25%的網格員表示同意。

多重因素綜合導致網格員群體在工作中的心理狀態不佳，部分網格員工作熱情較低，“對崗位工作有熱情”表示非常不同意和同意的網格員占比32.17%； “對崗位工作滿意”表示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網格員共占比53.7%。而且大部分網格員有較高的離職傾向，15.26%的網格員非常同意“近期有換工作的想法”，35.66%的網格員表示同意。

綜上，本文對深圳市A區網格管理問題的分析可以總結為圖1呈現的因果關系：

圖1 權威統合缺失對職責泛化和工作過載的影響

五、結論和討論

（一）研究結論

基層治理的管理綜合性很強，需要條塊間的充分協調和配合，但由于利益導向和責任關系的支配，基層政府在整合各條線力量做好本地區的綜合管理方面往往缺乏抓手[26]。2019年中央印發的《關于推進基層整合審批服務執法力量的實施意見》強調：“將上級部門在基層設置的多個網格整合為一個綜合網格，依托村（社區）合理劃分基本網格單元，統籌網格內黨的建設、社會保障、綜合治理、應急管理、社會救助等工作，實現‘多網合一’”，多網合一的內涵要求即是整合基層網格管理和指揮平臺，大力推動資源服務管理下沉。本文對深圳市A區的調研發現，A區的網格化管理工作尚未實現多網合一，區內缺乏有效的權威統合。網格管理的權威統合原是能夠讓網格工作有關部門協同起來，讓行政資源整合和下沉到基層，幫助網格管理事務的有效解決。但是A區的網格權威統合并不完善，網格管理事務事項難以協調，具體表現在網格管理相關部門的分割和網格工作資源的懸置上，這一問題繼而導致了網格職責的泛化，凡是發生在網格內的事項都責成網格員來處理解決，使得網格員的工作量不斷膨脹，遠遠超出網格員所能承受的范圍，引發工作熱情和滿意度偏低和離職傾向偏高的后果。

有學者曾斷言：公共部門之間天然是碎片化（inherently fragmented），追求戰略上的協調和合作是公共管理恒久的命題[27]。部門領導認知上的守舊、黨派政治、協作成本、風險規避、保護領地（turf）的利益等都可能成為阻礙政府部門協作的因素[28]。在我國，學界討論政府部門碎片化的典型議題即是條塊矛盾，條和塊有著各自的利益關注，工作中的協調程度不高，但這種缺乏協調對于他們沒有太多負面影響，后果都讓基層部門來承受，比如條條給基層的塊塊下沉各種任務卻不給予資源，一旦執行不力就向基層追責[29]。A區網格管理出現的權威統合缺失問題，與條塊矛盾也有相似之處。由于網格管理部門缺乏集中領導，區職能部門（條條）就隨意向社區網格（塊塊）安排工作，一切以“網格化”為由，這也和屬地管理的“借口”十分相似[30]。網格化管理的功效發揮取決于它是否可以網羅住重要的治理資源[31]，網格管理的有效運轉需要轄區最高領導者的強力授權，否則部門的統轄和協調效力會大打折扣[2]，從這一角度看，A區的情況是“反面”案例，權威統合的缺失衍生出網格職責泛化和工作過載的問題。

（二）啟示

權威分散和部門分割的問題普遍存在于各國政府，西方國家針對此問題提出了不少對策，如建立聯合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32]、整體政府（whole-of-government）[33]和協同管理（collaborative management）[34]等。相應地，我國的基層管理實踐也涌現了很多應對模式，比如北京“吹哨報到”改革[35]等。針對深圳市A區的網格化管理問題，本文在實證案例分析的基礎上給出以下改革建議：

一是建立區級綜合網格工作主管部門。A區委區政府可探索成立區基層網格化社會治理委員會，負責組織、領導、統籌和監督全區綜合網格工作，將政法委、組織部、城管局、政數局、街道等部門納為委員會成員單位；委員會下設立正處級專職辦公室，負責統籌協調相關職能部門，指導、監督街道網格管理部門開展工作，負責網格隊伍的業務指導、培訓等。

二是厘清區內職能部門的權力和責任。A區的職能部門在區基層網格化社會治理委員會的領導和監督下配合完成網格管理工作，切實承擔本部門網格管理責任；職能部門的網格業務工作需要向區基層網格化社會治理委員會提請，同時需要向基層網格工作下沉部門資源，為綜合網格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員配備、教育培訓、業務指導、工作保障和信息支持等。

上述兩項措施的共同目的在于強化A區基層網格化管理工作中的權威統合水平，構建全區網格統籌管理部門，明確各層級多部門權責分工，推動職能部門資源下沉到網格，規范化網格任務的下達，以此減輕網格員群體的工作任務壓力和提高工作積極性。

（三）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是：（1）單案例研究的結論在外部推廣上有缺陷。研究聚焦深圳市A區的網格管理，分析權威統合缺失對職責泛化和工作過載的影響，這一發現不一定能在其他地區復現，權威統合缺失可能并不導致職責泛化。（2）深入田野調查的時間并不長，調研組在一周時間左右完成案例的訪談工作，時間較短，可能降低了研究效度。

未來的研究可以從以下方面繼續探索：（1）使用多案例研究發掘網格管理權威統合缺失的影響，通過不同案例的控制性比較，發現因果機制起作用的邊界條件；（2）進一步挖掘權威統合缺失的內涵及其影響，權威統合缺失的表現可能而不僅局限于部門分割和資源懸置，其影響可能也不限于職責泛化和工作過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