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特主體性理論下網文榜單建構能力的弱化

摘? 要：榜單承擔著場域內各階級發放區隔標準、爭奪規則闡釋權的建構功能，作為依靠市場經濟原則興起的網絡文學，網文榜單的建構內涵不僅具有原始的意識形態性，還具有自下而上的大眾文化性。然而由于波斯特提出的電子媒介時代主體性新構型，即建構主體的權威消解、建構對象的符號性、去中心化的雙向互動，網文榜單的建構能力出現弱化，以某一文學觀統攝網文場已不現實。這一現象的本質是網文評價體系在后現代背景下出現了實踐問題，建構評價體系的阻礙不僅來源于他者，還來源于評價體系本身，宏大敘事的落寞，使得評價體系的規訓舉步維艱。

關鍵詞：波斯特；主體性理論；網文評價體系；網文榜單；主體性；后現代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在網絡文學領域的首次、二次立項，分別是2016年歐陽友權的《我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和2018年周志雄的《中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構建研究》。前兩次重大項目都圍繞著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建構問題，足以看到國家層面對網絡文學規范化發展的關注力度。按照社會批評理論的視角，評價體系的本質是具有話語權的階級意識制定合法化標準的建構工具，網文評價體系正是以此改善網文場的生態環境。然而令人擔憂的是，不同于文學場內集體性規則“保守、繼承和顛覆”的歷時性更新迭代，網文次場從呼吁構建到現在已經十年之久，仍沒有一致的評判標準，相反，多種文學觀念共時存在于場域內部。以網文榜單為例，至少存在民間榜、官方榜、學院榜三方博弈，分別指涉經濟利益至上、主流價值觀至上、文學性至上三種文學觀，展現出一種復雜共生的權力空間關系。在這里，充滿斗爭色彩的社會批評理論視角有所拘束，將“斗爭”視為網文場內部的永恒規則，容易陷入某種本質主義陷阱，無法理解當下網文評價體系構建的困難之處。波斯特的主體性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語言學視角，這種視角下的榜單建構能力回避了社會批評理論的“權力斗爭”，更深刻地展現出網文榜單和評價體系的實踐品質。

一、網文榜單的建構能力

榜單是場域內資本排名與權力規則的最直觀體現，具有集體觀念再生產的建構功能。通常情況下，發放榜單的權力被掌握在場域內的統治階級手中，然而網文場域的榜單并沒有“文化霸權”色彩，一方面源于元場域（政治場經濟場）的同構影響和網文的次生性質，網文場域實際上尚未脫域出種種大場域，而是以權力場附庸和文學次場的形式出現，尚未建立具有自主性的等級結構和集體規則。另一方面，網文是以挑戰原精英統治階級的大眾文化身份進入文學場，本身對“文化霸權”具有一定的抗拒心理。這兩個方面構成了網文榜單迥異于其他榜單的獨特品質，因此，想要充分理解網文榜單的建構能力，必須在社會批評的維度下，同時考量網文榜單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性質和自下而上的大眾文化性質。

（一）網文榜單的意識形態性

所謂意識形態性，在于榜單是階級進行收編和建構的策略手段。榜單排名暗含階級意識，放發榜單的實質是放發階級意圖推廣和統攝場域的集體性規則。比如，科舉榜單看似以文學性為衡量標準，實際上是統治階級使用話語權樹立忠儒觀念的先驗價值，以建構忠儒個體和鞏固封建統治；奧斯卡榜單看似以藝術性為衡量標準，其實隱藏了某種政治正確，以提升榜單的話語權力和自身的文化資本。諸此種種不勝枚舉，無法明確數據化的人文學科，排名榜總是免不了某些意識形態的干擾，特別是尚未獲得自主性的網絡文學，更是受到多方意識形態控制，這些意識形態偽裝成不同的文學觀進入網文場域，展開話語權的爭奪戰。具體而言，至少存在三對意識形態、文學觀、網文榜單的對應關系。

1.民間榜的建構

網絡文學稱得上是最符合法蘭克福學派所貶斥的文化工業的內涵，2021年全國45家主要網絡文學網站新增注冊作者150多萬人，新增簽約作者13萬人，新增網絡文學作者大多為“Z世代”[1]。在此增長背景下，網絡文學寫作中相同的敘事要素不斷機械復制，標準化模式化的技術性文本生產摧毀了藝術的光暈，原本高雅的文藝成為商業生產循環的組成部分。似乎，《啟蒙辯證法》中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入侵文藝的景象正出現在當下。這不難理解，網絡文學本身是在80年代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轉型下興起的，彼時文學場正展開一場自下而上的去精英化：“去精英化的直接動力來自文學活動和文化活動的市場化、現代傳播工具的興起和普及，以及大眾消費文化的興起?！盵2]網絡文學、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是相互推進不可分離的同步關系。

早期的民間榜還會以“文學性”為幌子提升所發榜單的話語權，現下的民間榜大多以經濟利益為唯一指標。比如近年在網文領域頗具影響力的閱文集團，發放的“閱文2021年度原創IP榜單”“閱文年度好書榜單”等，所依據的排名標準都是IP價值與開發、打賞、點擊率、社會影響力等網文的經濟資本轉換價值，并不關注網文本身的文學性或者創新性?！熬W站對網絡文學大賽的組織，說到底，還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商業行為?！盵3]民間榜的本質是偽裝成文學觀念的經濟場規則對文學場的入侵，雖然以文學文本為評價對象，評判過程中卻將文學文本異化為商品進行經濟價值排序。發放者為民間榜提供經濟籌碼，登上榜單意味著曝光率、變現、身份轉變，網文作者想要提升自身的文化資本和話語權，必須接受經濟利益規則對自己的建構，以市場經濟原則為寫作原則。對讀者而言，資本與話語權的權威感，使他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經濟利益規則在網文場域內的影響力。

2.官方榜的建構

官方榜和學院榜的啟動有效遏制了市場經濟規則之于文學場的侵擾，官方榜的依附場域是政治場，比起經濟場顯然更具有元場域的決定性。80年代獲得短暫自主性的文學場，在經濟場規則感染下，產生了黑道小說、官場小說、軟色情小說等一系列“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小說，從思想觀念上蠶食國人的精神世界。由此，官方榜進入文學場的權力結構空間，以元場域的絕對話語權表達發放者的區隔規則，進行網文場以及組成人員的主體建構。2014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出臺《關于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逐步建立科學的網絡文學作品評價體系，切實改變文學網絡單純追求點擊率傾向?！盵4]此后，“年度優秀網絡文學原創作品推介活動”“中國網絡小說排行榜”等官方榜遍地開花，成為網文榜單里主流價值觀至上的榜單代表。

3.學院榜的建構

學院榜的影響力不如民間榜和官方榜，畢竟學院榜由文學場發放，而網絡文學本身是站在精英文學的對立面出現的。大眾文化興起之前，精英文學通過控制文學資源占據場域上層位置，不符合精英文學制定的審美性原則，就沒有辦法登上榜單、進入作家協會、得到批評家認可、出版發行等，無法持有場域認可的文化資本，然而，消費主義時代，市場原則和電子媒介聯合構建了一條有別于精英文學的資本循環，打破了精英文學的統治地位。

精英文學場的默認規則是“顛倒的經濟”，“這種系統性顛倒包括商業（它排除了對于利潤的追求，并且不能確保在投資與金錢收益之間的任何對應）、權力（它譴責榮譽和轉瞬即逝的偉大性），甚至體制化文化權威（缺乏學術訓練和神圣性也許會被看成是一個優點）?！盵5]越是被大眾或名利歡迎的作品在文學精英眼里越不值錢，由此造成的結果是，精英們變現文化資本必須進入高風險的長期生產循環，想在文學場內有更高的位置就要做好被餓死的準備。電子媒介時代改變了這一格局，工業文化將市場原則納入文藝生產過程中，建立一種低風險的短期生產循環，依據這條循環，文學場的文化資本能夠安全又迅速地轉換為經濟資本。在這種背景下，以精英文學為主流的文學場的優勢蕩然無存，但是，網文場本身是一種新興的文學次場，仍然受到文學場的輻射影響，網文作者也以受到文學場認可為榮。學院榜的標準是文學性、審美性等文學本身的美，我們注意到文學場并沒有固步自封，而是在建構過程中同時考量網文的“文學性”和“網絡性”兩個方面，由作協發放的中國網絡文學影響力榜，特意加上了“IP改編影響力榜”，正說明民間榜一定程度的讓步。

（二）榜單的大眾文化性

網文榜單并不單單是自上而下的單方面建構，無論是權力場還是文學場，在制定榜單的時候必須將大眾作為參數考慮進榜單的準則中。這是因為大眾是組成網文的主體（讀者與作者），他們也許沒有意圖構建自主性場域，卻有能力顛覆強加于他們之上的某種規則，所以意識形態構建的前提是規則必須被大眾所認可：“集體認識以及生氣勃勃的集體組織只有在群眾通過單獨個人的不同意而達到統一之后才能建立起來，因此就不能說‘沉默意味著沒有群眾?！盵6]除了大眾文化本身的必要性之外，經濟場的參與使得榜單的大眾性發揮到了極致，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壓迫與剝削，互聯網時代的經濟場規則是提升“薅羊毛”的量級，這意味著關注者越多，越具有經濟資本。經濟場的內在邏輯使得他們必須迎合大眾心理，這一迎合既包括正面也包括反面，只要能提升觀看、瀏覽、點贊、回復的量級就可以。大眾意識組成了榜單標準的重要因素，他們作為被構建者，既反抗建構，又參與建構。

總之，在權力場與文學場的意識形態建構下，在大眾的反抗與參與下，網文榜單呈現出一種既對抗又共生的復雜動態。網文榜單正如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里的文化商品，兼具兩種需要，一種是“金融經濟的中心化、同質化的需要”，進入生產循環的文化工業，力圖尋求一種可復制的生產模式，最大化經濟利益，另一種是“大眾的文化需要”，“這些大眾的力量將文化商品轉變成一種文化資源，還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義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規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規訓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質性和一致性，襲擊或偷獵文化商品的地盤?！盵7]在雙向互動的建構之下，網文榜單蘊含的意識形態性與大眾性“沿著對抗與接受、拒絕與投降的復雜路線前進，使文化領域變成一個持續的戰場”[8]。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大眾的能量具有顛覆性，但是在建構場域的過程中多數時間受到被動，榜單考慮網文的大眾性并不意味著榜單表達大眾的利益，它只是將其作為一項衡量標準以便更順利的推廣。

二、虛擬主體性與建構能力的弱化

以上的解讀充滿了權力斗爭色彩，網文場的集體性規則仿佛一個實在的寶座，各方粉墨登場上演“三國演義”般的群雄逐鹿，民間榜、官方榜、學院榜利用資本爭奪話語權，大眾階層也在不斷的反抗與參與其中，哪一方取得了勝利誰就能坐在寶座上，誰就有權更改網文場的規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解讀所使用的“文學場”“權力場”乃至“場域”，這些概念本身就將網文榜單固定在了社會批評視野中。按照布迪厄的定義：“從分析的角度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架?！盵9]場域是由關系思維生發的一種表現權力結構關系的空間隱喻。場域內存在不同的位置空間，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占據何種位置空間取決于占位者的慣習傾向、相應資本、權力場的同構等因素。場域內部具有一套獨立的評價和分配原則，而統治者具有闡釋甚至顛覆這一原則的權力。場域是永恒斗爭的場所，為了爭奪更多的資本和更高的位置，以獲取場域內集體性原則的解釋權，被統治階層向統治階層不斷發起表征權的質疑，同時被統治階層和統治階層的內部也存在著不斷的權力爭奪戰。使用“場域”概念就自然地將權力關系放進了網文場域內。

然而，這一解讀隱含著某種本質主義陷阱，這里的陷阱是指，解讀先驗預設了存在能夠統攝文學觀的權力位置，先驗預設了存在集體性規則，從而使得無論是榜單的意識形態性還是大眾文學性，都在不斷地將他者視為敵人，不斷地進行權力斗爭。毫無疑問，這一社會批評視角具備很高的合理性，任何場域都會存在某些“集體性規則”，然而，它卻忽視了網文興起的主體性新構型，也就是網絡時代產生一種特殊的主體建構過程，從而使其理論視角無法注意到網文榜單建構能力弱化的現實問題。

網文榜單的建構能力與主體性問題關聯極大，建構能力正是指榜單能以多大程度建構網文場主體——也就是作者和讀者——的文學觀，階級發放榜單的目的是用偽裝成文學觀的階級意識，來構建網文作者和網文讀者的思想觀念。主體性新構型理論源于美國批評理論家馬克·波斯特的理念，波斯特持有后結構主義的主體觀，認為主體的建構問題必須放到交往結構當中才能明晰，而新媒體時代產生了一種新的交往結構，由此產生了一種主體性新構型。波斯特提出“信息方式”概念作為一種反映符號交換形式的歷史范疇，這一概念是從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改用過來的，以“……恰如其分地描述電子化交流方式……能夠對社會互動新形式中的語言學層面進行解碼”[10]。按照人類交往主要媒介的劃分，波斯特將信息方式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口頭傳播階段，主體建構于面對面的社會化中，在隨后而來的印刷媒介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空間增加、交往時間延長，這使得個體具有充足的時間和空間考量印刷品上面的信息，由此構建出自律性的理性個體。在第三個電子傳播階段，時空遠距化以及語言所指與能指對應關系的瓦解，理性個體分崩離析，自我建構面臨著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后現代危機。概言之，波斯特主體性理論的總論點是，“信息方式促成了語言的徹底重構，這種重構把主體構建在理性自律個體的模式之外，現代主體被信息方式置換成一個多重的、散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體，并被不斷質詢為一種不穩定的身份”[11]。

網絡文學的興起依托于電子媒介的發展，毫無疑問，主體性新構型影響到網文榜單原始的建構能力，以往榜單的建構主體、建構客體以及建構路徑都非常明確清晰，但是在信息方式下，這些固定的結構出現了變化，主體變成了虛擬主體，客體變成了虛擬客體，單向建構變成了雙向互動，網文榜單的建構能力也由此弱化。

（一）建構主體的權威消解

信息方式下的權力關系出現動搖，建構主體的權威不再，試圖通過話語權強行推廣階級意識的行為難有成效。這是因為電子時代的交流具有“隱蔽性和時空距離的遮蔽”，個體在網絡上使用符號代替自己，擺脫掉現實中的階級、性別、人種等權力因素，無論是企業老總還是無業游民，在微博或者抖音上都有表達看法的權力，在現實中因為身份地位產生的畏懼和傲慢，轉變為符號之后就喪失了“畏懼和傲慢”的資本，于是，網絡世界變成了巴赫金筆下的“狂歡節”。網文榜單所處的時代正是如此，當階級意識進入網文場域內，它轉變成一種文學觀的同時也被迫符號化了，榜單背后的發放集體所具有的經濟資本，在網上變成了顯示在熒光屏的磷光像素，他們的經濟資本無法實質上對分散的、虛擬的建構對象產生威脅，相反，建構對象能從平等視角避開榜單的權力壓迫，進行觀念與觀念的純粹碰撞。同時，建構主體的權威消解，意味著沒有明確的某一方可以占據網文場的統治地位，無法產生實質的權力對撞的符號爭奪戰，使得戰爭的最后結局并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時存在?，F下民間榜、官方榜、學院榜的三分天下局面，正說明了榜單的建構能力以及相互間斗爭性的弱化。

（二）建構對象的符號性

由于網絡時代的符號性，信息方式的主體性建構是將自我作為“他者”的主動建構，現實個體構建網絡個體的過程不是鏡像復制，而是將“自我”作為一個藝術品來進行理想化處理?！半S著傳播的這種權力政體廣為傳布，主體只能被理解為具有部分穩定性、具有非自我同一性，因此總被理解為部分他者?！盵11]86通過種種標簽符號的加碼，所構建出的虛擬自我與現實自我存在距離，這一距離也是精神與物質之間的距離。除了虛擬性之外，榜單構建的虛擬客體還具有分散性和重疊性特點，個體以符號的形式在不同的平臺上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也許微信里陽光向上的有志青年在微博里會破口大罵，原有的理性主體變成了具有流動性的多重身份主體，網絡世界將自我拆分成一段段片面的碎片。同時，虛擬客體片面的符號形象極易與他人產生重疊感，只要喜歡某一視頻或者某一游戲，就能在網絡世界找到某一層面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建構對象的這些特征阻礙了網文榜單的建構過程，網文榜單的發放、傳播與確定過程都是以符號的形式在網絡上進行的，這使得網文榜單捕捉不到明確的建構對象，榜單的受眾都是一系列同質化的數據，它所建構的只是碎片化的虛擬主體，與現實主體相差甚遠。多重身份特質能夠讓個體接納多種榜單，但是他的真實觀念卻可以不為所動。

（三）去中心化的雙向互動

波斯特提出第一媒介時代與第二媒介時代的區分，以此呈現出媒介迭代后主體性建構最重要的改變。第一媒介時代的建構方式是單向的，第二媒介時代則是去中心化的雙向建構，“當大眾媒介轉換成去中心化的傳播網絡時，發送者變成了接收者、生產者變成了消費者、統治者變成了被統治者。這樣，用來理解第一媒介時代的邏輯被顛覆了”[11]45。雙向建構并不是指被建構者對規則的反抗，而是指電子傳播時代，建構者與被建構者之間的界限模糊了。這一點在網文榜單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網文榜單是網文評價系統的重要一環，方式是通過規訓網文作者以再生產某種文學觀，主要建構對象是網文作者，同時，對任何網文榜單的建構者來說，網文讀者都有極高的統戰價值，網文榜單的建構規則必然體現網文讀者的大眾意識。換句話說，在消費主義時代，榜單建構的實質是網文讀者與權力階級同時對網文作者的文學觀規訓。然而，網絡文學的大眾性以及超文本性，讓建構的主客體產生了混淆，讀者可以通過超文本對作品進行二次創造，甚至可以直接成為作者。文本作者與文本讀者在互聯網時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疊，在這種情況下，榜單的建構與被建構，成為了大眾文化的內部循環，讀者與作者在相互建構中達成一致，而想要進行有目的的規訓的階級意識則成了外者。

以上可以看到，在主體性新構型視域下，決定“集體性規則”的因素除了階級意識，除了大眾觀念，還有“集體性規則”的形成過程本身，換句話說，阻礙某種評價體系推廣的，除了其他集團之外，還有評價體系本身。權力斗爭視角繞過了評價體系本身的問題，忽視其在主體性新構型或者說后現代背景下自身的局限性。

三、后現代與網文評價體系

如果按照波斯特的說法，從意識形態與大眾文化，到主體性新構型，本質上是從后現代性出發審視社會批評理論的局限性。他認為他的主體性新構型理論與后現代具有一致性，至少在總體性問題上是如此。他直言：“第二媒介時代按一種后現代模式組構主體?！睋Q句話說，主體性新構型的“新”就體現在其后現代特征?！昂蟋F代模式”是一種與“現代性模式”相反的符號交流構型。波斯特從語言學理論的角度，將媒介技術與現代性問題結合起來，他秉持愛森斯坦的觀點，認為印刷文化推動了啟蒙運動：“傳播變革改變了西方基督徒看待《圣經》和自然界的方式……印刷機既為直解《圣經》的原教旨主義奠定了基礎，也為近代科學做好的鋪墊?！盵12]印刷媒介的時空遠距化、印刷文本的去社會化，乃至印刷作品本身的框架和排版，這些共同組成了一種印刷文化，孕育出了現代性的理性精神。印刷傳播使個體的主體性塑造擺脫了口頭傳播階段里因敘述者的在場而具有的社會性特征，轉變成具有自主性的理性自律自我。緊接著，印刷傳播到電子傳播的媒介迭代，新的主體性塑造原則產生了，也就是上文所說的“去中心化的雙向互動”。波斯特在《信息方式》對總體性理論進行了深刻的批評，他的主體性新構型與后現代性都是站在總體性原則的對立面，“總體性”按照利奧塔的說法是：“一種以整體性的話語形式出現的形而上學預設，它們在現代性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賦予社會觀念與行為以合法性?！盵13]后現代拒絕任何元敘事的形而上學預設，認為并不存在具有先驗性質的絕對觀念，相反，后現代鼓勵差異性、多元性的小敘事，以將這個虛妄的世界解構出其本質。

如果說后現代是一場宏大敘事的落寞，那么網絡的主體性新構型為這場落寞狠狠踩了一腳油門。如果說后現代是觀念層面的元敘事的崩盤，那么主體性新構型讓這一觀念真正落到了現實。那么，榜單在這種新文化語境中，還能否起到建構作用？畢竟榜單建構本身正意味著以某種文學觀對網文場進行整體規訓，這似乎與后現代背道而馳。在網絡時代，我們已經感受到大眾之于榜單乃至任何宏大敘事的抵抗心理，精心構建的“谷愛凌”或者“理塘丁真”被大眾嗤之以鼻；精英文藝作品被大眾評價為“毫無美感”；專家話語成為了大眾笑料，種種跡象印證著任何總體性構建在后現代阻礙重重。網文評價體系的構建也是如此，如果榜單在主體性新構型下難有權威感，那么評價體系就形同虛設。這反映出網文評價體系建設中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關系，從理論層面來看，榜單具有不可替代的建構價值，而從實踐層面來看，建構價值因不被大眾接受而陷入困境。眾多學者提出了慮周藻密的評價標準，但是，如果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大眾不允許被評價標準束縛的時代的話，這些評價標準就永遠停留在了理論層面。它也許會以某種榜單或者其他形式表現出來，但是僅僅能夠滿足發放者的任務心理，不能徹底更改網文場的規則。

基于此，網文榜單的標準，或者說網文評價體系，必須重視后現代的小敘事品質，不與主體性新構型相互抵制，而是將其作為理論建設的重要因素。這一點，在當下評價體系的建構中已有體現，眾多學者將網絡性作為評價系統的重要一環，正體現出從媒介維度對網文評價體系的思考，如周志雄在《中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維度及構建路徑》里提出的網絡維度、審美維度、商業維度、理論維度；莊庸和王秀庭在《如何構建網絡文學評價體系》里直言“需要明確的是，網絡文學研究的重點并不是要分析‘文學性，而是‘網絡性”[14]；歐陽友權構建的評價體系“樹狀”結構里，也存在網絡性一極：“網絡規制了文學的生成，也制衡著網文作品的價值律成，因而評價網絡文學不能沒有網生性維度，它是網絡文學評價有別于傳統文學的一個特殊維度?！盵15]

從文藝學美學的視角考慮評價體系自然站在學院派層面，也就是將“審美性”“文學性”等文學本身的美納入到現下的評價體系中，就此，可以做出的嘗試如下。

首先，最基礎的，學院榜仍然處于某種話語爭奪戰中，這是不可避免的。從這個角度講，學院榜或者背后的評價體系想要把握話語權，不能局限于理論烏托邦的構建之中，在消費主義時代，學院榜必須要落到塵埃里，不與市場經濟相悖，而是著力提升榜單的資本和權力轉換能力。學院榜需要合理分配背后的資源，排名越靠前，越能在網文場甚至在文學場占據更高的權力位置，越具備更高的曝光度，越容易進行IP商業化。事實上，這一點正在被實踐家們所關注，學院榜提倡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并投入大量資本IP研發，其背后正是階級意識通過將文化資本快速轉變為經濟資本，將原本的長期生產循環轉變為短期生產循環，從而提升學院榜以及背后文學觀的話語權。這一做法卓有成效，“三是現實題材在影視改編上產生的影響力提高了網絡作家的創作熱情……現實題材創作不僅可以增加作品的轉化率，拓寬作品的傳播渠道和受眾范圍，而且還能提高作品的人氣與影響力。因此，越來越多的網絡作家選擇從事現實題材創作?！盵16]

其次，從網文的網絡性與主體性新構型角度考慮，在消除了等級地位的網絡社會，僅憑借資本和權力強行爭奪網文規則闡釋權的行為是不可能的，即使這一行為對網文場具有積極作用，如果不從大眾的心理出發進行觀念推廣，只會受到大眾最真誠的口誅筆伐。評價體系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向大眾妥協，需要在現有網文規模的基礎上進行建構，因為現有網文規模是經濟場迎合大眾的選擇，體現出大眾的美學意圖，所以無需對一些影響力廣的亞文化領域先入為主的排斥。同時，評價體系的建構依據不能停留在數據收集，因為同質化的數據只能體現出個體的某一形象維度，無法真正顯現個體的“活的形象”。同樣是《甄嬛傳》的愛好者，有人喜歡勾心斗角的故事，有人喜歡主角的心路過程，甚至還有人帶有某種男性中心主義視角的惡趣味來觀看，就此而言，第二種顯然更符合評價系統在網文領域的期待，第一種是網文領域的大眾普遍心理，第三種則是評價系統將要改善的地方，所以榜單對《甄嬛傳》的評價需要經過精細化調查之后，將讀者的美學趣味進行分級，并逐步區隔有害于網文領域發展的美學趣味。這一過程需要讓網文主體參與其中，通過將網文的社會影響力或者其他數據納入評價標準之中，實現網文主體的自主構建，評價體系在此過程中是引導而不是堵塞。

主體性新構型的“新”就在于，在互聯網時代，原本“自我”與“他者”雙向凝視、雙向建構的二元對立體系，變成了現實自我對虛擬自我的單向凝視、單行建構。這一不平等的自我符號化、理想化塑造過程，使網絡世界“成為民眾暫時進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烏托邦王國的第二種生活形式”[17]，正如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自我的主體性在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釋放。新媒介時代的主體性建構，將主體與客體拉開的遠比笛卡爾的理性主體還要遙遠，擋在中間的是虛擬主體和虛擬客體，由此產生的時空遠距化以及能指與所指對應關系的瓦解，讓任何宏大敘事變成舉步維艱。因此，網文榜單以及背后的網文評價體系想要具備話語權，必須將網絡性視為評價維度的重要一極，一方面提升榜單排名的資本轉換能力，另一方面將大眾的集體美學趣味作為體系構建的重要參數，才不至于倒行逆施。正如邵燕君所說：“在媒介革命來臨之際，要使人類文明得到良性繼承，需要深通舊媒介‘語法的文化精英們以藝術家的警覺去了解新媒介的‘語法，從而獲得引渡文明的能力——這正是時代對文化精英們提出的挑戰和要求?！盵18]媒介革命下的主體性新構型揭示出網文榜單建構能力弱化的危機，但同時也可以為我們指明新型建構模式的方向。

參考文獻：

[1]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2021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N].文藝報，2022-08-022.

[2]陶東風.精英化—去精英化與文學經典建構機制的轉換[J].文藝研究，2007（12）：16-25.

[3]周志雄.網絡文學大賽與網絡文學的發展[C]//吳義勤.現代中國文學論壇.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12.

[4]廣電新聞出版總局.關于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EB/OL].[2014-12-18].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5/2015-01-12/230580.html.

[5]Bourdieu.The Fiehl of Culture Productio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83.

[6]葛蘭西.獄中札記[M].葆熙，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2.

[7]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王曉鈺，宋偉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34.

[8]陸揚，王毅.大眾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48.

[9]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133-134.

[10]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結構主義與社會語境[M].范靜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9.

[11]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M].范靜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83.

[12]愛森斯坦.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M].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703.

[13]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24.

[14]歐陽友權.網絡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156.

[15]歐陽友權.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樹狀”結構[J].當代文壇，2021（6）：4-14.

[16]歐陽友權.中國網絡文學年鑒（2021）[EB/OL].[2022-07-04].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0704/c404023-32465055.html.

[1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夏忠憲，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95.

[18]邵燕君.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143-152.

作者簡介：呂宣，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網絡文學、后現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