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社會技術焦慮形成與對策研究

蘇夢熙，嚴梓嫣

（1.廣西藝術學院 人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0；2.蘭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自20 世紀40 年代以來，世界步入了以數字化、人工智能化、新能源化為典型特征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原子能等新興技術的研發利用使得技術與產業發生深度融合，機器自動化大工業體系替代流水線工人，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均發生巨大變革?？萍荚谌祟惿鐣兴l揮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與此同時技術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法律、道德、政治問題也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新技術的變革和應用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技術焦慮”并深刻地影響著社會與個體。在技術飛速變革的當下理解技術影響人的深層次作用機理以及性質表征并對此提出對策，對我們更好地認識人類的未來具有深遠意義。

一、技術焦慮的形成背景

技術作為對人類身體機能的彌補和器官的延伸，向來是人類文明史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較之形而上學、倫理學等經典論題，技術直至近代才作為一個專題化哲學命題被提出和重視，但關于其來源和定義的討論在古希臘時期就已有跡可循。柏拉圖在《普羅泰戈拉篇》中就曾借普羅泰戈拉之口，從普羅米修斯盜取技藝的角度，闡發了一個關于人類文明產生的理論?！八低盗镞M雅典娜和赫準斯托斯合用的密室，那是他們練習他們的技藝的地方，從赫準斯托斯那里偷走了用火的技藝，從雅典娜那里偷取了她的技藝，把他們給了人類。由此開始，人類就有了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保?］在這里，人類的各類實用技藝被柏拉圖描繪為一種神力的饋贈，人類借由這種方式以彌補身體存在的自然缺陷，得到生存所必需的技術智慧（entechnos sophia）并制造出各種農具、衣服、鞋子、武器和房屋來維持生存和保護自己。顯然在柏拉圖眼中，技術乃是一種有利于人類生產和建造的工具。相較于老師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將人類的活動形式明確區分為兩種，一種是道德的實踐活動，一種是技藝的制作活動。前者的目的存在于實踐行為自身，亦即行為與目的同一，后者的目的則是制作出某一產品使其滿足其他更高的目的，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每種技藝與研究，同樣地，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2］。而所有善之中存在著一個最高的善，那就是幸?！环N合乎完滿德性的實現活動，因此技術作為一種制作手段始終處于服從道德行為的附屬地位。

從以上記載不難看出，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社會，技術以其有限的功能和對人類展現出的“善”作為一種“無理性”和“無靈魂”的純粹工具存在，普遍被認為是受控和服從于人類理性的，遑論反過來影響甚至支配人類理性。加上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社會，時間、地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交錯編織的偏差網絡為技術的流通營造出了一道天然壁壘，許多社會中的手工技藝都帶有秘密的、行會的、不可外傳的、區域的特征，關于各類實用技術操作的專業知識僅被記錄在人腦和十分有限的書頁當中，無形中為技術套上了一層層沉重的枷鎖，將其禁錮在自生自長的土地之中。

現代工業社會明顯掃除了阻礙技術擴散的重重障礙。在18 世紀到20 世紀兩次工業革命的巨大變革下，通過交通方式和印刷技術的躍升式變遷，作為技術之基礎的知識不再是貴族和少數人群的專利，并以極其驚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圍內傳播與共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侵略以及殖民擴張在給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災難的同時也將技術和機器大工業生產帶到了世界各地，開啟了技術全球化擴散的進程。特別是進入到由數字技術引領的新一輪產業革命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和公共管理系統發生深度融合，逐漸成為現代化工業生產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動力，極大縮短了技術擴散的時間成本和空間成本。而從技術擴散的動力源的角度，可以將其分為政府主導型技術擴散和市場主導型技術擴散［3］：政府主導型技術擴散主要是政府和國家通過“有形的手”來調節技術準入和技術出口，大力支持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并制定有利于技術進步的法律法規以發揮技術對于國家經濟和政治的推動力，增強國家硬實力和話語權；市場主導性技術擴散主要是指依托于市場本身的自發性、趨利性由市場中的微觀主體（個人、企業）在技術不對稱的條件下主動進行和推動的技術傳播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依附于利益進行流通。從這兩種技術擴散模式中不難發現，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無論是政府層面或是市場層面，無論是“有形的手”還是“無形的手”，都指引著技術向外不斷擴散，粉碎了一切有礙技術擴散的路障，以至使其向人類無從預知甚至不可控制的方向發展。而最讓人難以置信的一點是，技術是以那樣一種隱而不顯的方式悄然入侵了人類社會生活中最為重要和隱秘的運轉部門，而竟不使人對其具有不確定性的巨大力量進行約束和反思。

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技術對于人的規訓與監控體現在方方面面，典型地映射在現代人對于現代工業制成品——智能手機的依賴上。一方面，智能手機在當代的定位已經不僅僅是娛樂休閑工具，而是實現了其命名所象征著的“手的機器”?，F代人以智能手機作為器官的延伸實現通訊、瀏覽、記錄等目的，通過簡單的操作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局限，實現大量信息的快速搜集和閱覽。如果說智能手機的“發明”是人為技術賦值，那么智能手機的“使用”則可以看作技術為人賦權。另一方面，人們的個人信息、檢索記錄和行動軌跡都被大數據技術所集成與整合，作為公共管理系統和平臺組織進行決策的依據，充當預測風險的媒介和解決風險的資源。智能手機在為人創造便捷和安逸的同時，也將活生生的人抽象化為可整合、可統計的信息，歸置到沒有溫度的數字和圖表中。而當我們熱衷于自動機器而把控制的觀念拋諸腦后的時候，這樣的“有靈魂的工具”就將成為夢魘。［4］人或許曾從蒙昧中醒來，但又不覺陷入技術的迷夢之中。

技術將生產資料從過去的“工具”改造為具有自主生產能力的“機器”，在過去，生產過程中占主導的工人只把工具當做是器官的延伸，憑借對于工具的絕對支配權和自己掌握的技能進行生產；而現在人的技能已經被技術體系所整合并植入到機器之中，人由生產中的主體變為僅僅是“看管機器”的中介。而作為人所創造出的“對象化的知識力量”，機器褫奪了人的“一般智力”，使得社會生產力揚棄了作為勞動主體的人而自主地生成一個自動運轉體。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技術的“失控”愈演愈烈，2023 年8 月24 日，日本開始向大海傾倒核污染水，這些核廢水來自福島核電站的泄漏事故，計劃排放30 年，專家證明，這一行為對全球海洋生態將造成不可逆的巨大影響。核廢水的排放事實上正是技術失控的結果，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生態環境的政治態度之呈現，背后正是資本家對技術缺乏把控、最終被技術所異化的事實。

二、技術焦慮的形成與特性

面臨工業社會下技術的大肆擴張及帶來的生態問題，主體感受到深深的不安，隨即不可抑制地陷入了技術負面性所帶來的情緒壓抑，即“技術焦慮”（technoanxiety）之中?！凹夹g焦慮”究其根本是現代主體對技術的抵抗體現。相比于這一概念，學界更常用或更被廣泛接受的概念是“技術恐懼”（technophobia），英漢大詞典將其解釋為“對技術對社會及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的恐懼”［5］。技術恐懼首次被提出是在Tomthy Jay發表的《計算機恐懼：對它怎么辦？》［6］（computerphohia:want to do about it）中，他著眼于人們對計算機產生的心理反應來對技術引發的恐懼進行了探究。從語用學角度來說，技術恐懼通常是對于特定威脅的反應，比如塑料、尾氣、原子彈、飛機等等，也許是某種技術自身，比如機床生產技術、電氣與自動化技術、精密儀器制造技術等等，因此“恐懼”具有確定的對象。而相比于恐懼來說，借用弗洛伊德的話，焦慮則是“忽視對象的存在”，它是個體情感的一種一般化狀態，人們對于焦慮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在面對外在世界時的知識和權力感”［7］41，顯然相較于技術恐懼，技術焦慮更適用于現代主體的存在語境。而想要真正理解技術焦慮的形成過程與特殊形態，就不能只從引發它的對象及其產生的效應去片面地理解，而要把它放到個體與社會構成的整體中來看。

首先，技術焦慮是無對象性的。從技術恐懼與技術焦慮的關系來看，恐懼實際上就是一個對象化的焦慮，是焦慮在現實生活中的具象化表達，比起更多依賴于外部性的恐懼，焦慮所指更偏向于內在性的不安全感。人們往往只是在直接面臨外部威脅時感受到極大的恐懼，但是焦慮卻不僅僅只存在于某個時刻而是時時存在于人的頭腦之中，可以說恐懼是焦慮的一種應急化狀態。由于在現代工業社會的技術壓制中人被迫喪失了權力感因而感受到了一種無形的威壓，但人們對于這種喪權感從何而來又無從說起，因為技術帶給人心理上的威壓是既不迫近也不切害的，它只隱秘地滲入到人的日常生活行為中諸多不起眼的細節。因此技術焦慮雖然是由技術所引起的，但并不指向某一個具體的對象，或許可以理解為是在歷史中不斷生成著的技術總體對人的籠罩和跟隨。

其次，除了無對象性以外，技術焦慮還受到風險社會所導向，具有風險導向性。在現代工業社會體系中，風險無處不在，它的背后象征著個人和社會整體所共有的一種不確定感，貝克的《風險社會》一書中指出“如果我們原來關心的是外因導致的危險（源自神和自然），那么今天風險的新的歷史本性則來自內在的決策。他們同時依賴于科學和社會的建構”［8］190。這也就是說，有別于傳統工業社會中由宗教和自然所引致的風險，現代工業社會中的風險是由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政治條件的變化所共同決定的，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便為自己規定了風險性，隨著技術擴散至人類生活越來越廣泛的領域，人們認識到對其發展采取有效的管控和監測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英國學者科林格里奇在其《技術的社會控制》一書開篇就提出：“由于我們的技術能力遠超于對其實施后產生社會影響的認識，從而一項技術的社會后果并不能在其實施早期得到預測。然而當不良后果被發現時，這項技術已成為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重要部分以至于對其實施控制極度困難?！保?］而當我們發現其危機而想要對其實施有效的控制時，卻發現控制的成本已經變得非常昂貴了。這一問題被學界稱為“科林格里奇困境”，清晰揭示了工業社會中存在的“科技黑箱效應”及其所帶來的不可預估的風險。這種不可預估的風險，映射在人的心理上就產生了巨大的不確定感和隨之而來的焦慮。正如作為工業社會中新興技術支柱的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就由于存在極大的信息泄露和人身財產安全風險曾引發起社會的普遍焦慮。這反映了雖然人們已經逐漸相信并被迫接受現代社會中每個人的信息都已透明化這一事實，但若資本對技術的驅使沒有法律的監督以致將人們時刻置于技術失范所帶來的風險之中，那么技術則會淪為惡的幫兇成為時刻籠罩在現代人頭頂的陰霾，使人陷入無止境的焦慮之中。

三、技術焦慮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在現代主體所產生的技術焦慮中，我們不得不關注的是由此帶來的對社會整體的巨大影響力。正如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所指出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選擇的社會，越來越突出的科技風險是現代社會最近發生的重大變革的標志，太多的不確定性和決策意識形成了我們的未來，產生了明天的結果。［10］這種由社會技術發展所必然導致的風險又反過來對生產出技術的社會本身形成了巨大的影響。

首先，隨著技術擴散進一步加強，技術一方面可能對自然產生不可預估的后果，造成社會對于重大事故風險的焦慮。不輸于傳統意義上人因為認識能力有限而對自然產生的未知和不確定性，現代工業社會中技術所造成的后果在現有的認識水平和控制能力下同樣是人所不可估量的。技術危及自然以及人類生命的事情不時發生，比如1986 年震驚世界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以及2011 年福島核電站泄漏事件，前者已經過去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依然給人類社會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和貽害，現今日本往海域傾倒核廢水在周邊地區已經形成了巨大恐慌。截至目前發生的所有核電站事故表明，即使采用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防范保護措施和自動化搭建的危機應急系統，依然無法阻斷由于人為過失造成的核泄漏風險。雖然核能在經濟上為機器工業運轉帶來了巨大的能量，并且可能是減少溫室效應的一個重要能源手段，但關于放射性物質的排放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危害等問題到現在依然十分嚴峻。由于我們對新技術運用到工業生產中所產生的巨大力量不甚了解，因此并不能用評估其他舊技術實施后果的方法去衡量新技術，并且由于科學研究課題的不斷精細化、專業化，科技活動所引發的次級后果的范圍、數量和不可計算性就越大，面對這樣一種不可計算的新型風險成本，社會并不能在現有信息的基礎上對其實施有效的控制，因此作為回應的只能是由焦慮情緒所引發的關于技術后果的討論。

其次，現代社會價值評價脫離開倫理道德意義而純化為一種純粹客觀的、標準化的技術性評價，個體的主體性被剝奪，而他卻無法反抗或超越。近幾年來頗受關注的“內卷”一詞就是從這一標準化競爭體系中派生的，個體在標準化體系潛移默化的規訓下放棄了對于實際能力提高的追求轉而投向追求標準化數據的大潮，個體不再叩問自己“我想要什么”而是質問自己“我該要什么”，為了在數據競爭中占先，個體只能花費比社會中其他個體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獲取數據的獎賞，但由于與其他個體之間存在的信息壁壘，他并不能確證自身所付出的勞動是否能夠在競爭中占據絕對優勢，勞動的無效化風險加重了個體的擔憂和憤怒，但個體又無法跳脫出這種體系——因為要離開體系首先要離開社會，所以在這之中，個體感覺到被抽象體系所占據的現象世界中彌漫著無力感，“他感到或被一種剝奪了他所有行動自主性的強大力量所困擾，或陷入一個事件的大漩渦中而無力掙扎”，這就是吉登斯說的“吞噬過程”（Engulfment）［7］181，同時也是韓炳哲所描繪的倦怠社會、功績社會。

最后是對現代社會主體自我認知產生的無意義感。正如上文所述，現代社會中的價值評價是純粹客觀的、標準化的技術性評價，因此個體自我的規劃必須“在一個技術性有競爭力然而在道德上貧瘠的社會環境中以反身性的方式獲得”。從技術進步極大提高了現代工業體系的生產率，縮短了社會必要時間，使得社會中的個體獲得了更多的可以用于探索更高級的科學、文化、政治的自由時間，但從簡單低下的生產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個體卻從日常生活世界中經驗到了無意義。當社會物質需求由于技術進步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后，機器大工業中生產價值的物質勞動就不再是社會所稀缺的東西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高層次的生產意義的精神勞動。個體面臨由技術所創造出的新勞動方式和新生存方式時，會由于無法掌握最新技術而淪為消費意義的人，社會則會因此而分化為“一極是典型的生產意義從而擁有更高層次意義的人，另一極是單純的消費意義從而因意義層次相對降低而不同程度喪失生存意義的人”［11］，而這種分化的出現帶來的不僅僅只是個體外在生活條件的差異，甚至可能造成內在生理條件上的鴻溝，被現代社會所拋棄的人將會迷失于技術打造的“無意義深淵”，這也就是后現代存在主義者認為現代人所面臨的存在性危機。

四、現代社會技術焦慮應對策略

結合技術焦慮對社會整體和個人生存所造成的后果，尤其是由于技術對處于社會中的個體自身形成一種制度化壓抑，不斷用技術自身生成的主體性去塑造人的思想意識，摧毀個體心理的自信與希望，產生對自我的懷疑感、無力感、無意義感，這使得技術焦慮與現代社會主體的存在危機相連。面對此情形，現代主體在馬克思異化理論以及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指導下不斷提高對技術焦慮的認知，同時調整應對策略。

對抗技術焦慮的行動首先表現為對技術使用的價值規范以及對技術價值負載性的討論?，F代技術所打造的龐大體系用抽象勞動取代了人的具體勞動，對人進行去技能化，剝奪了人作為一個“技能者”的自我價值，這一過程不僅發生在現代工業的生產過程之中，而且發生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吉登斯的看法，隨著抽象體系之擴展，日常生活之條件業已發生改變并在更大的空間環境中重新組合起來，而這種脫域過程便是技術流失的過程。［7］128由于技術與人類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深度融合，使得許多本該由大眾所掌握的常識被自然地過濾掉了，而留給人的則只有對機器的“看管”?！皺C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12］。面對由于技術而導致的普遍的知識流失和自我價值感喪失，工業社會技術發展所導致的問題不斷上升成為一種公共的、社會的問題，技術化本身被當成了一個需要進行價值辯證的問題進行研究，平臺資本、法律制度、政府政權都被激發起來進行論爭?！耙钥鐚W科方式進行的科技發展成為它自身的一個問題，科學化被當作一個問題來進行科學研究，以這種方式，科學和職業在相互應對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都將爆發出來?！保?］196簡言之，科學遭遇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從對其的全面信任和依賴過渡到懷疑和批判階段，公眾開始反思技術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產生一系列負面效應，技術的基礎被制度化的科技體系的自我懷疑所質問，技術的起源和發展脈絡也不斷被追問，成熟的技術哲學體系在緩慢有力地建立起來。

對抗技術焦慮的關鍵在于深入技術的本質，追問技術的源頭。技術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經打開就出現各種復雜的元素。海德格爾指出，技術的本質并非是機器或其他什么物理因素，而是人所需要達到的目的和所借助的工具設置整體［13］6。正是這一整體決定了人的存在，從一開始，人為了生存就要借助于某種工具來進行產出，使自然各類事物顯露自身，對海德格爾來說，“技術就是一種解蔽的方式”。在古希臘時代，技術包含了一切審美創造，工匠則遵從于自身的“天職”進行詩意的勞作。而到了現代文明中，技術的解蔽所展現的是以促逼（Herausfordern）的方式剝削著自然，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13］14-15。技術所導致的危機濫觴使得人們遺忘了存在，在現代技術的發展中達到了它的實現，并最終體現在人和物存在的遮蔽上。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最重要的特征在于通過“集置”（Ge-Stell）預定了每一個產出物的歸屬，這就意味著，對象在尚未生產之時就已經被判定好了用途，或許可以說，它是為了這一用途才被生產出來的。在一個提前被規劃得明明白白的時代中，人先天被嵌入某個軌道動彈不得，這導致了人其他可能性的消亡。想要拯救沉淪在現代技術世界中的主體，必須要回歸技術原初的含義上，技術一詞的希臘語釋義不僅表示手工行為和技能，而且也是表示精湛技藝和各種美的藝術?！皬那?，τεχνη 也指那種把真帶入美之中的產出?！彼囆g作為創造美的技藝，它沒有促逼著對象去凸顯自己，也沒有把對象所有的可能性取消。海德格爾指出，“詩意的東西貫通一切藝術，貫通每一種對進入美之中的本質現身之物的解蔽?！保?3］38-39我們只有通過技術去進行“反思”，也就是借助技術來切近萬事萬物，通過消除自我意識，除掉原先“促逼”自然的那種主體意志，與萬事萬物居于同一層面上，與海德格爾所說的天、地、神、人四方一道游戲。

對抗技術焦慮的最終目的是要將“技術焦慮”化為“技術之思”?，F代技術對現實進行去蔽化，但反倒造成了人和物的再度遮蔽和異化，它迫使人類“一味地去追逐、推動那種在訂置中被解蔽的東西，并且從那里采取一切尺度”［13］231，人在不斷地被訂造中集置起來，被加工為“現代性的人”，逐漸喪失了人的本質。而在科學技術中作為無可回避之物的其他那些東西，諸如語言、歷史、自然，也漸漸地隱匿于虛無中。這就造成了：技術之原始本是作為存在之解蔽的方式而出現的，但最終卻造成了存在之遮蔽，逐漸遠離了存在之真理。但是，技術焦慮作為現代主體的反抗之體現，反而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返回此在的機會。按照阿比奈特的觀點，海德格爾認為正是技術危機帶來了要求我們專注于身體的存在構造和人的精神天職之間的關系、科學與對存在的解蔽之間的關系以及創造那改造人與自然的技術控制體制的力量［14］。海德格爾所指出技術同時具備藝術的兩義性給予我們對抗技術異化功能的希望，對于后來德勒茲與加塔利、斯蒂格勒、許煜等當代思想家的技術之思奠定了重要基礎。

德勒茲與加塔利關于機器和技術的解讀是對海德格爾技術哲學的推進，在《千高原》一書中，兩位思想家根據德國藝術史家李格爾和沃林格關于抽象線條的描述而提出了“抽象的機器”這一概念，“抽象機器是由未成形的物質和非形式的功能構成的……我們在一種技術的“平面”之上清楚看到這一點：一個這樣的平面并非僅僅由成形的實體（鋁，塑料，電線，等等）或組織性的形式（規劃，原型，等等）所構成，相反，它是由一種未成形的物質（僅僅體現出強度的等級——阻力，傳導性，加熱，拉伸，加速或延遲，感應，傳導……）和一種構圖性的功能?！保?5］這一概念是海德格爾技術藝術化的延伸，他們對此融入了關于機器欲望、機器流動性的解讀，指出欲望的技術生產會成為社會機器內部越來越具變革性的力量。受到德勒茲與加塔利的理論影響，斯蒂格勒想要突破海德格爾解釋現代技術的困難，以“有機化的無機物”來闡明技術的本質，這些“有機化的無機物”既和物理動力相關又和生物動力相關，指出技術作為一種“外移的過程”，就是運用生命以外的方式來尋求生命［16］，具體實施就是為藝術家的個體化時間提供條件，以創作與體驗來實現對藝術的個體時間化。最終“重新回歸我自己，但作為我重復的差別體……于是我有了重新拾起我的時間的感覺”［17］。許煜對斯蒂格勒的個體化理論進行了深入闡釋，他指出，“個體化過程的基礎是尋求真理的意志和創造力，它使觀看者參與進神圣中——觀看者通過技術對象來欲望非存在?！保?8］而正是讓技術系統變成有機系統的重要路徑，這表達了當代技術哲學仍然在不斷試圖為人類與技術的共存找到新出路的努力。

總而言之，技術焦慮并不是件壞事，它體現了當代人類對自我命運的關懷，通過對技術使用的價值規范以及對技術價值負載性的反思、對技術本質的追問以及對技術焦慮轉變為技術之思的路徑研究，我們可以更好地找到在現代工業社會與技術和諧相處的方式，同時也是實現本真“此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