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啟示

張穎莉

（中共深圳市光明區委黨校，廣東 深圳 518106）

引言

世界級創新平臺既是最高等級的城市功能和經濟形態，也是國家和地區綜合科技實力的集中體現和核心依托［1］。國家實驗室體系作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戰略力量，在國家和地區打造世界級創新平臺的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關鍵的作用。2022 年10 月16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形成國家實驗室體系，統籌推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加強科技基礎能力建設，強化科技戰略咨詢，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過去，國家實驗室成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搶占科技創新制高點的重要載體；未來，國家實驗室體系建設也將塑造我國戰略科技力量、滿足我國科技強國戰略需求?；浉郯拇鬄硡^現已基本形成以鵬城實驗室、廣州實驗室為引領的實驗室體系，將來它要成為全球發展中具有引領示范和輻射帶動作用的世界級創新平臺，必將從世界著名國家實驗室的運營和管理中汲取經驗，以實驗室體系構建為重要抓手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一、粵港澳大灣區實驗室建設總體情況

（一）國家實驗室體系的發展戰略

經過長期探索，我們對國家實驗室作為戰略科技力量核心載體的認識日趨成熟并逐步納入國家戰略規劃中。2015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就《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起草情況向全會做出說明時提出，提高創新能力，必須夯實自主創新的物質技術基礎，加快建設以國家實驗室為引領的創新基礎平臺。2020 年9 月，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要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對現有國家重點實驗室進行重組，形成我國實驗室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健全國家實驗室體系”?！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家實驗室為引領的戰略科技力量，聚焦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形成結構合理、運行高效的實驗室體系。2022 年1月1 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明確規定，“國家在事關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科技創新領域建設國家實驗室，建立健全以國家實驗室為引領、全國重點實驗室為支撐的實驗室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形成國家實驗室體系。

國家實驗室體系建設的意義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集中科技資源干大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用好新型舉國體制的顯著優勢，統籌全國優勢科技創新資源，集中國家智力、財力、物力，優化科技資源配置與使用，打造戰略性國家科技力量，提升國家科技創新能力。二是集聚創新要素的平臺。以國家實驗室研究體系為平臺，吸引更多的世界一流國際人才和技術聚集，快速引領戰略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形成良好創新生態系統和戰略布局。三是推動跨學科的集成。國家實驗室體系以明確的國家任務為目標，通過多學科交叉融合、綜合集成，解決事關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科技問題，并且承擔更多跨學科科研項目。

（二）粵港澳大灣區實驗室發展現狀

從20 世紀80 年代廣東省啟動第一家省重點實驗室開始，逐步開啟省實驗室的布局和建設，經過30多年的發展，廣東省不斷夯實省實驗室建設基礎，同時積極爭取國家實驗室建設，目前已經初步建成了以鵬城實驗室、廣州實驗室為引領，國家重點實驗室、省實驗室、省重點實驗室、粵港澳聯合實驗室、“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等組成的高水平、多層次、寬領域省實驗室體系，基本實現了以省實驗室為抓手，打造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能的戰略目標［2-3］。以廣東省國家重點實驗室為例，在地域上已經覆蓋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和肇慶，在學科上涵蓋材料、醫學、醫藥、工程、地球、生物、農業、信息、礦產、能源等多個領域［4］。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珠三角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以及香港、澳門共“9+2”個城市，廣東省的國家重點實驗室、省重點實驗室以及省實驗室大多布局在這11 個城市。根據廣東省科學技術廳發布的廣東省科技創新動態數據顯示，截至2021 年底，廣東省30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全部集中在珠三角，分別分布于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和肇慶；430 個省重點實驗室中有387 家分布在珠三角9 個城市，占比90%；25 個省實驗室（包含核心、分中心以及并行建設的省實驗室）中14 家位于珠三角9個城市，占全部省實驗室的一半以上；20 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中19 家分布在廣州、深圳、珠海、佛山和東莞；除此之外，香港和澳門分別有16 家和4 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傮w來說，粵港澳大灣區集中了廣東省實驗室體系的核心力量，這些實驗室也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創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重要創新載體。

（三）粵港澳大灣區實驗室建設中存在問題

目前廣東省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將要瞄準新一輪創新驅動發展，不斷優化實驗室體系，打造國家實驗室“預備隊”，積極爭創國家實驗室。盡管粵港澳大灣區已有實驗室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大科學裝置集群已經形成，人才集聚和產業引領作用顯著，但是與國家實驗室體系建設的要求還存在差距，特別是與發達國家實驗室體系相比，尚未實現“跨學科、大協作、高強度”“突破型、引領型、平臺型”于一體的實驗室體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管理機制靈活性不夠。在管理方式上，普遍存在內外部管理權責邊界不清晰、不能發揮合力的問題。廣東省內的實驗室主要以“政府出資、省市共建”的模式運行，受慣性思維、行政思維的影響，導致省、市相關政府部門之間以及省實驗室與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實驗室共建單位之間的權責邊界還不清晰［5］。在投入機制上，不僅實驗室的資金來源比較單一，財政經費也存在不確定性，并且吸引社會和企業資金的多元化投入機制還不健全［6］。二是創新協同程度不高。比如對外開放程度比較低，創新協同程度相對較低。主要表現在：大部分實驗室的開放課題立項少且規模小并分散，有些實驗室甚至沒有開放課題；一些造價昂貴的科研設備利用率低，有些設備甚至不被外界知曉，難以共享；全省科技成果信息平臺和數據庫建設滯后，科技信息共享渠道不暢，企業實驗室對外開放也存在困難［5］。三是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不健全。以省實驗室為例，大多數省實驗室在成立成果轉化中試基地、成果轉化中心以及以市場為導向的科研攻關等方面機制還不健全［6］。四是績效評估機制不完善。特別是缺乏對實驗室全過程的績效評估體系。例如，目前廣東省出臺了《廣東省實驗室啟動建設期考核評估辦法（試行）》，該辦法主要針對啟動建設期的省實驗室進行評估，但是對建設期結束后的省實驗室的績效評估還缺乏相應的評估辦法［6］。

二、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的發展特點和經驗總結

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基礎和平臺，國家實驗室體系在發達國家的科技發展歷程中已經發揮重要作用，成為國家支持科技創新的典范，同時也為我國建設國家實驗室體系提供了很多創新的經驗和良好的實踐。美國國家實驗室的發展有近百年的歷史，特別是在二戰之后，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不斷完善，不僅成為促進基礎研究的重要力量，引領未來的尖端技術研發，而且還全面地提升了軍事能力，有力地促進了新興產業發展，同時涌現出大量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學成果和著名科學家。

（一）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的結構

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由兩個維度構成，即隸屬關系和管理模式。根據國家實驗室的隸屬關系，美國的國家實驗室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隸屬聯邦政府各局的國家實驗室，包括能源部、國防部、國家航空航天局、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商務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等。另一類是民營機構下屬的實驗室也納入國家實驗室范疇，例如冷泉港實驗室［7］。根據國家實驗室的管理模式，美國的國家實驗室分為三類，即國有國營（GOGO）、國有民營（GOCO）和私有國家實驗室（COCO）。其中國有國營國家實驗室由政府投資、政府所有，在政府管理下開展研究；國有民營國家實驗室由政府投資，在承包商運營管理下開展研究；私有國家實驗室為私人所有，私人管理，政府與實驗室通過簽訂合同的方式，支持實驗室開展研究。

（二）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的管理

美國國家實驗室已經形成完整的管理和運行體系，其管理運行方式、開放共享機制、成果轉移轉化以及監督評估體系對粵港澳大灣區實驗室體系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制定靈活的管理運行機制

美國國家實驗室實施的是比較靈活的管理運行機制，主要體現在人、財、物的管理上，下面具體以人員薪酬管理體系、研發資助體系、國家實驗室管理模式三者為例進行分析。（1）人員薪酬管理體系。美國國家實驗室對科研人員的薪酬管理主要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聯邦公務員薪酬體系，主要是在國有國營的國家實驗室管理模式下實施的薪酬管理方式。這種薪酬體系以常規工資體系為主、彈性工資體系為輔，除了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和獎金外，還會根據工作績效發放薪酬獎勵。另外一種是承包方的薪酬制度，主要是在高校和企業管理的國家實驗室體系下實施的薪酬管理方式。這種薪酬制度主要采用“固定薪酬+浮動工資”的方式，除了固定工資之外，科研人員的薪酬還與其承擔的項目密切相關［8］。無論是哪一種薪酬管理方式，都在保障基本收入的同時鼓勵科研人員參與科研項目和科研成果轉化，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為了充分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2）研發資助體系。美國資助研發的機構主要包括聯邦政府、企業及其他組織，資助范圍涵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執行研發單位包括聯邦政府、企業、高校、其他非營利組織和國家實驗室。隨著時代發展，美國的研發支出體系呈現出兩個特點，即基礎研究研發支出占GDP 比例大幅增長［8］；企業占研發支出的比例不斷上升，雖然聯邦政府仍然是基礎研究研發支出的主體，但是在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發方面，企業研發支出占GDP 比重逐漸增長，并逐漸取代聯邦政府的地位。（3）引入第三方管理模式。美國國家實驗室的管理有三種類型，即國有國營、國有民營和民有民營。美國國家實驗室通常采用國有民營方式，形成“資助單位、國家實驗室、運營管理機構”的三層治理體系，其中能源部、國防部等資助單位不直接參與國家實驗室的運行管理，他們通過與大學或非營利機構簽訂合約來運營和管理國家實驗室，資助單位與國家實驗室之間形成了一種“委托-代理”的關系［8］。這種模式在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管理運營優勢的同時，也促進了科技成果轉換，提高了實驗室研究的產出效率和經濟效益。

2.重視科技資源的開放共享

科技資源的共享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物理資源的共享，包括大型精密儀器、設備和實驗條件的共享；信息資源的共享，包括文獻、圖書、資料、科學數據等的共享；人才資源的共享，包括人才的共同培養、交流和聘用。（1）科研裝置和科研設施的共享。美國國家實驗室一般都擁有強大的自主研發的大型科研基礎設施［9］。美國的國家實驗室通常會將自己獨有的、具有重大前沿科研意義的大型科研基礎設施提供給實驗室內部或外部人員開放共享。開放共享的方式包括合作研發協議、對外服務、技術商業化協議以及用戶協議。（2）科研數據、出版物、研究工具等科技資源的開放共享。美國實驗室開展了多種科技資源開放共享的實踐，不僅以立法形式為開放共享提供了政策保障，還積極支持公眾參與科研，同時還對多種類型的資源實施了開放共享。例如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的電力數據門戶向公眾提供了可下載和可視化的電力相關數據集；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在線研究平臺向公眾提供開放獲取的學術出版物，實驗室研究產生的不受限制的數據、軟件和算法、文本以及相關的元數據等以數字形式存儲的各種信息都對外開放［10］。（3）科研人才的共享。國家實驗室對外通常采用聯合聘用方式聘用科研人員，通過國家實驗室與大學、科研機構共同聘用教授，吸引和集聚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另外國家實驗室還鼓勵自己的科研人員在大學兼職；國家實驗室對內在承擔科研項目時，通常采用矩陣式內部學術組織機構的方式開展研究，科研人員可以在學科部和項目部之間有序流動，如遇到大型綜合性研究項目，就組合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人員、形成項目研究團隊，將不同學科與研究任務交叉組織起來［11］。

3.力推科研成果轉移轉化

美國國家實驗室主要依靠立法保障、平臺保障和制度保障來確?？蒲谐晒霓D移轉化。（1）立法保障。通過立法把科研成果轉移轉化作為國家實驗室的職責和義務。例如1980 年《史蒂文森·懷德勒技術創新法》明確要求對于年度預算在2 000 萬美元以上的國家實驗室要建立研究和技術應用辦公室，專門負責最新成果的技術轉移，并嚴格要求各聯邦機構至少把研發預算的0.5%用于技術轉移工作；1986 年《聯邦技術轉移法》明確規定把技術轉移作為考核國家實驗室工作人員業績指標，同時為鼓勵科研人員參與技術轉移的積極性，該法律規定隸屬于聯邦政府的科研人員可以對其發明專利的技術轉移收益收取不少于15%的提成［7］。（2）平臺保障。設立聯邦實驗室聯盟（FLC）作為科研成果轉移轉化平臺。1974 年，美國政府成立了聯邦實驗室聯盟，聯邦實驗室聯盟包括聯邦實驗室和研究中心以及它們的上級機構和政府管理部門。聯邦實驗室聯盟通過開展技術轉讓專業培訓、創建信息化平臺、組織支持技術轉讓活動等方式推動技術轉讓，后來該聯盟逐漸發展成為美國工業界、政府和學術界獲取聯邦資源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門戶［7］。（3）制度保障。為促進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科技成果轉化，美國建立了完善的科技激勵機制。1993 年的《政府績效與結果法》制定了較為全面的國家實驗室績效評價指標。以美國能源部為例，其下屬國家實驗室對承包商的績效評估指標中包括資源效率、知識資產商業化效用和商務體系等技術轉移工作的評價。另外，聯邦實驗室聯盟還設置技術轉移優秀獎、FLC 服務獎、年度國家實驗室主管獎等獎項表彰及獎勵在技術轉移工作中表現優秀的機構和個人［12］。

4.建立完整的監管評估體系

為了對實驗室的運營風險進行識別、控制和管理，美國國家實驗室建立了完整的監管評估體系。比如能源部構筑了實驗室內部監管評估、能源部本地和非本地監管評估、能源部外部監管評估的三層監管評估體系，有效保證了國家實驗室體系運行效率。（1）實驗室內部監管評估。實驗室內部監管由實驗室內部評估機構負責，主要監管評估的是環節風險、有效管理和質量保證。（2）能源部本地和非本地監管評估。能源部本地監管機構包括駐地辦公室和支持中心，非本地監管機構主要包括能源部監察辦公室和其他能源部總部辦公室。評估指標包括科研任務完成情況、科研設備的設計建造與運行情況、科研項目管理水平、商業體系情況、基礎設施情況、安全與緊急情況處理水平等內容。同時能源部對國家實驗室通常開展年度考核和合同到期考核，考核成績作為是否與承包商繼續合作的依據。（3）能源部外部監管評估。由能源部之外的評估機構對國家實驗室進行評估，具體涵蓋國家實驗室的價值、研究水平、學術影響力、管理效率、自我革新能力以及自主機構與國家實驗室的關系等指標［8］。

（三）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的經驗

1.管理模式：政府與市場的有效分工

在國家實驗室管理運行過程中，政府和市場進行了明確定位和有效分工，二者之間互為補充。一方面，政府堅持發揮其提供科技創新公共物品的職能。政府追求創新價值、承受投資風險的獨特性確保創新經濟保持了長期的活力［13］。盡管在不同時期，美國國家實驗室發展的重點和策略有所差異，但美國政府始終堅持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始終把推動科技創新、促進科學技術為國家利益服務視為己任，長期主導和支持美國國家實驗室的建設和運營。另一方面，始終重視尊重市場規律及其調節作用。美國政府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尊重市場規律，引導私人資本參與科技創新活動，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及產業化應用，并避免政府直接介入技術開發和應用。比如引入高校、非營利組織參與國家實驗室管理，既保證了國家實驗室靈活的運行管理模式，又大大提高了國家實驗室的創新能力［7］。

2.開放科學：創新要素間的有效協同

當前，開放科學的實踐越來越深入人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21 年發布的《開放科學建議書》中指出，開放科學的意義在于實現所有人對全球科學知識的開放獲取、開放使用和開放復用，以此增強信息共享，深化科研合作，促進科學與社會發展［14］。大科學時代重大基礎科學的突破越來越依靠大科學裝置、多學科交叉、大團隊合作，開放科學是科學發展的未來趨勢和必然要求，特別是平臺資源、信息資源、人才資源的開放共享是促進創新要素之間有效融合和協同創新的前提和條件，其中平臺資源開放共享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信息資源及數據開放共享有利于知識傳播，人才資源開放共享有利于吸引全球科學家進行高水平的合作創新。例如，美國國家實驗室的大型科研基礎設施是開放共享的，其開放共享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科研設施平臺促進人員流動和合作創新，從而進一步推動了美國國家實驗室與外界進行技術和知識上的交流，同時讓國家實驗室能夠獲得更多形式的財政支持［15］。

3.成果轉化：科研與產業的有效銜接

國家實驗室的建設通常由政府投資，且投入巨大，因此國家實驗室的布局主要以國家戰略為主，重點瞄準關乎國家競爭力和國家重大安全的戰略性基礎研究和重大科技前沿研究。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國家實驗室開展科學研究的目的除了滿足戰略軍事需求之外，更多地要促進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科研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以及科研成果從市場化走向產業化也日益受到重視。美國國家實驗室非常注重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并將其作為國家實驗室服務于美國國防建設和國家發展的主要手段。通過立法、平臺和制度等一系列全方位舉措，實現了各類科研成果從國家實驗室到具體應用的最優最快路徑［7］。

4.績效評估：投入與產出的有效平衡

美國國家實驗室系統的運行管理中，考核與評估意義重大，考核評估的過程和結果影響到對國家實驗室監管及其內部運行［7］。實踐證明，對國立科研機構實施績效評估管理，是優化公共科研資源配置、提升科研機構研發服務品質以及改善科研機構科研管理的重要手段［16］。美國國家實驗室的考核和評估主要有兩個作用，一方面考核國家實驗室的設立，通過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來檢查國家實驗室是否緊緊圍繞其國家使命發展，另一方面考核國家實驗室的運行，包括對能力水平、管理運行情況、領導機構設置、項目和經費、設備設施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考核和評估，通過考核和評估實現對國家實驗室的引導和激勵，進而實現國家實驗室投入和產出的有效平衡。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國家實驗室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其整體效能就取決于國家實驗室的功能定位是否恰當以及國家實驗室的運行管理是否順暢。

三、粵港澳大灣區的實驗室發展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的實驗室既是廣東省實驗室體系也是國家實驗室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借鑒美國經驗，利用大灣區政策優勢可以在體制機制等多方面做出探索，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共享、深耕細作、先行先試，在管理模式、協同創新、成果轉化、考核評估等方面走在全國實驗室體系管理的前列，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以國家重點實驗室為龍頭的實驗室發展成為世界級創新平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一）進一步深化改革，充分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作用，進行管理體制機制創新

一是構建新型舉國體制下的實驗室體系管理模式。借鑒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的管理經驗，實行主管部門集中統一的內部管理模式，同時以簽訂合同方式委托大學或非營利科研機構管理運營實驗室。確保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并致力于運用市場方式解決實驗室管理運行中的重大問題。二是建立多元化持續穩定的資金投入機制。建立政府長期穩定的實驗室財政投入機制，確保實驗室的投入占研發投入比重持續穩定；引入多元化投入機制，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并推動實驗室的建設、維護和管理；發揮財政資金和社會資金的合力，助力建成實驗室體系投入長效機制。三是建立靈活的選人用人聘人機制。建立多種形式的人員招聘制度，采用政府公務員、事業單位聘用制與項目合同制、博士后等多種聘用方式選聘高級科研人員、青年科研人員等。完善激勵人員的薪酬分配制度，采用“固定薪酬+浮動工資”方式，建立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分配制度，激勵科研人員參與大型科研課題，開展科研成果轉移轉化。

（二）進一步加強合作，加大開放共享力度，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從灣區協同創新走向世界協同創新

一是推進科技創新要素對粵港澳以及全球的開放共享。推動科研基礎設施開放共享，科研人才以及科研資源的跨境雙向流動，形成粵港澳大灣區實驗室“大開放、大協作、大發展”的格局。二是積極開展國內外合作。依托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平臺，推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業加強粵港澳合作、國內合作和國際合作。加強粵港澳交流與合作，發揮毗鄰港澳優勢，推進粵港澳國家重點實驗室伙伴實驗室建設。加強與北京、上海、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交流與合作，與國內各類科技創新機構和組織開展廣泛、持續、深入的合作與共建。加強與國內外、省內外的著名實驗室、科研機構、科研組織共同承擔科研任務、聯合攻關、共同立項等多種方式的合作，推進實驗室協同創新能力提升。加強國際間科研合作和交流，推進全球科技創新資源有效利用，鼓勵實驗室發起和牽頭國際科研計劃，不斷拓寬交流合作渠道，主動融入國際科技創新發展大環境。

（三）進一步深耕細作，推動科研成果轉移轉化，打造最完備的科研-產業鏈條，從全球制造業中心走向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一是建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立法保障、平臺保障和體制保障。通過立法、平臺和制度支持和鼓勵科研成果轉移轉化，建立專門的粵港澳大灣區實驗室體系的科研轉化網絡平臺和實體平臺，強化實驗室為科技型企業、孵化器、眾創空間公共技術平臺等高水平科技創新平臺的發展提供科技供給，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營造良好環境。二是抓住產業鏈關鍵環節聚焦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實驗室聯合攻關機制，瞄準產業鏈供應鏈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圍繞重大課題、關鍵技術進行協同創新、聯合攻關。三是發揮粵港澳產業鏈完備的基礎和優勢。圍繞粵港澳大灣區完整的產業鏈部署創新鏈，以深圳光明科學城、東莞松山湖科學城、廣州南沙科學城等科學城為依托，以科學城布局的實驗室為創新源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信息、生命、材料、海洋科學等優勢學科和產業發展，逐步延伸實驗室研發創新鏈條，建立實驗室創新產學研合作模式，緊密結合生產實際需求，推動上游科研成果向產業中下游拓展和延伸，實現科研與產業無縫對接。

（四）進一步先行先試，兼顧目標實現和經濟效益，打造高效的實驗室績效評估體系

一是完善實驗室評估考核機制。借鑒美國國家實驗室經驗，建立涵蓋實驗室內部監管、實驗室本地和非本地監管、實驗室外部監管的全方位評估監管機制，進一步完善涵蓋實驗室啟動建設、運行管理的全過程評估監管機制。二是建立完整的考核評估主體、評估內容和評估方法等機制。在評估主體上，負責評估的主體要包含來自科研和產業、政府和高校等多領域的專家；在評估內容上，設定科學合理的評估指標體系，評估指標要包括實驗室的使命完成等宏觀指標，也包括實驗室開展工作的關聯性和影響力等中觀指標，還包括實驗室自身具有的經費、設施、人員及其管理等微觀指標；在評估方法上，堅持內外評估相結合，短期、中期和長期評估相結合，建立完整的考核評估機制、評估結果反饋和評估結果應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