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行動邏輯視角下鄉村“零和空間”治理
——基于福建晉江市的田野調查

陳 穎，劉飛翔

(1.福州工商學院 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700；2.福建農林大學 鄉村振興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在人居環境整治活動中，鄉村公共空間治理占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一般來說，鄉村公共空間是指村民共同擁有的、參加鄉村活動的公共場所，包括鄉村的祠堂集市、街頭巷尾、門前菜地、田間地頭、公共廁所、文化廣場、河流水塘、垃圾收集站等[1-3]。鄉村公共空間不僅是日常村民生產生活的重要場所，也是村民表達情感的重要載體，與村民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對鄉村公共空間的有效治理成為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的重點。鄉村公共空間治理指鄉村多元主體共同參與下，通過綜合治理，統籌土地資源，使鄉村公共空間得以更加有效、公平、可持續利用，體現了多元主體在日常實踐中博弈后的理想結果[4-5]。當前農村公共空間中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廁所衛生等問題的治理取得較大成效，許多學者對此類鄉村公共空間治理博弈的正和結果進行了理論總結和實踐探索，提出了有益的治理建議[6-8]。但從實踐來看，鄉村公共空間治理在某些方面卻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失敗，多元利益主體博弈結果呈現零和結果或負和結果，影響鄉村干群關系和社會秩序。因此鄉村公共空間治理越來越需要理論上的關注和實踐中的檢驗，才能夠看清鄉村公共空間治理的本質、途徑。

一、鄉村公共空間治理的理論研究脈絡

鄉村公共空間治理之所以成為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共同關注的一個經典研究主題，一方面是因為鄉村公共空間是農村居民生產生活的重要場所，治理質量的提升，能夠優化農村環境，提升農村形象，促進鄉村振興；另一方面鄉村公共空間的有效治理是村干部所面臨的重要任務。鑒于這兩個因素，學術界已經取得了豐碩的關于鄉村公共空間治理的研究成果，大致分為治理內容與治理方式兩個維度。

社會學與管理學的大量研究表明，在中國的鄉村公共空間治理是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管理活動。一些研究從鄉村規劃的角度展開，將鄉村公共空間視為一個多元利益互動博弈的場域[9]，通過編制相應的文件，引導和約束多方行為，實現鄉村空間綜合整治，助力鄉村生態優化[10-11]。另外一些學者關注到以村干部為主導的治理主體，運用公權力對具有公共屬性的鄉村空間進行整治，如廁所革命、垃圾清運、污水處理、高標準農田建設等[12-15]。研究揭示了地方基層政府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激勵下，開展人居環境整治的行為，側面反映了當前鄉村公共空間治理的重點內容。然而上述研究對于理解公共空間治理過程中村干部開展治理行為的邏輯并不全面，不能直接解釋本文的現象，難以為當前村干部在開展公共空間治理遇到的問題提供恰切的分析思路。以上研究集中于村兩委對權屬無爭議的公共空間治理，對于鄉村中一些權屬復雜的公共空間治理問題涉及較少。

在對如何進行鄉村公共空間治理的研究文獻中，管理學界開始關注基層干部治理方法與路徑。村干部作為鄉村公共空間治理的主要推動力量，全面負責項目入村、組織實施等過程。在此過程中，村干部通過行政賦能，運用剛性的行政手段，借助村規民約、鄉賢群體的力量，使既有的治理方案落地[16]。在開展鄉村公共空間治理理念方面，學者們倡導在鄉村形成自治、法治、德治有機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17-18]。隨著鄉村信息化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學者倡導應用大數據賦能鄉村治理，通過鄉村數字化治理與農村公共空間治理互嵌融合，賡續風土人情[19-20]。這些研究凸顯了村干部在公共空間治理中的重要性，但用于解釋當前鄉村公共空間治理工作梗阻的現象尚有不足。學者們關注公權力主動介入開展公共空間治理，并假設村民能夠積極配合。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村民的阻撓和抵制現象并不罕見。

上述研究之所以難以用來分析當前鄉村公共空間治理難的問題，源于二者的研究邏輯假設存在一定偏差。兩者均重視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開展空間治理工作，雖然注意到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重要性，卻理想化認為多元主體能夠按照村干部的意志配合開展鄉村治理工作，忽視了村民作為利益博弈一方的行動邏輯；從四年田野調查結果來看，鄉村公共空間治理結果出現“正和結果”“零和結果”“負和結果”三種形態。當前有關鄉村治理的研究多關注從“正和結果”中進行實踐經驗的概括和提煉[21]，從“負和結果”中尋找教訓進行反思[22]，對“零和結果”產生的原因及如何向“正和結果”轉向的研究相對較少。

為了更好理解鄉村公共空間治理困境的癥結，根據鄉村利益主體博弈結果的形態，本文將公共空間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正和空間”，治理的結果達到多方共贏，既不損害村民的既有利益，又能使全村居民從公共空間治理結果中獲益，如鄉村公廁革命、污水工程等；第二種是“零和空間”，在鄉村特指村兩委認為是集體所有，但被村民個體占有并享有支配權與使用權的公共空間，如居民占用的房前屋后一些公共場地；第三種是“負和空間”，即博弈的雙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失。

本文的核心問題在于，村干部開展公共空間治理時遇到的問題，村民的行動邏輯，村干部如何將“零和空間”轉變為“正和空間”實現鄉村善治。為回答這些問題，團隊深入福建省晉江市鄉村開展四年的田野調查，結合經典的集體行動邏輯，探索中國情境下鄉村公共空間治理的路徑。

二、研究方法與案例選擇

（一）研究方法

用解釋性案例拓展對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解，用案例分析法能夠更好地回答農村公共空間治理的困境及治理路徑。本文研究資料來源于筆者及研究團隊于2020—2023 年四次開展的追蹤性田野調查。研究團隊分成不同的小組深入晉江市農村進行調研，通過與各村干部、村務工作者、村民進行深度訪談，查閱相關文獻資料，詳細了解晉江市“零和空間”的治理過程，探尋公共空間治理的路徑與經驗。

（二）案例選擇

案例選擇遵循典型性與代表性原則。首先晉江市位于中國東南沿海，是中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縣域之一，該地區素有“愛拼才會贏”的文化傳統，村干部善于用創新性思維解決工作中的難題；其次晉江市鄉村治理案例入選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其工作經驗值得借鑒；最后晉江市領導重視鄉村振興工作，農村集體經濟發達，村干部用心辦事，村民宗族意識強烈，鄉賢群體、宗族長老對公共事務的配合度較高，理論上擁有治理鄉村“零和空間”的良好條件。但在調研中，不少村干部仍舊反饋在“零和空間”治理方面陷入困境。

三、晉江市鄉村“零和空間”治理困境

（一）鄉村公共空間萎縮

在走訪晉江市鄉村過程中發現村民占用公共空間堆放家庭雜物及散養家禽現象較為普遍，人為制造大量“零和空間”，導致鄉村公共空間萎縮。村干部表示歷史遺留的“零和空間”，已成為當下公共空間治理的重點和難點。

對空間權屬的認知決定了行動主體對公共空間使用的邊界。在農村產生“零和空間”的原因在于村兩委與村民在長期的博弈過程中，未對公共空間使用權達成合作默契。鄉村公共空間因為其公共物品的屬性及利益主體占用時有收益無成本的特質[23]，易引發公地悲劇。村民基于個體利益的最大化需求，有意或無意地占用公共空間侵害集體利益。在宗族性農村社會，村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過程中，就公共空間使用權進行了多次博弈，彼此間默認了公共空間的邊界可以向外延伸；模糊的宅基地政策加劇了村民將私人權利嵌入公共空間，擴大自身的空間權利邊界[24]。

村民遵循鄉村社會傳統生活方式，認為在不妨礙他人活動前提下擁有對公共空間的絕對處置權。鄉村“零和空間”的歸屬不清晰及使用權認知模糊，使得多數村民并未意識到占用“零和空間”是種不妥的行為，鄉村天然形成的規則秩序也未對此類行為進行有效約束。村民們對出于個體生活的便利性且無需承擔額外的成本時，“零和空間”的出現是必然的。

（二）村民公共價值理念式微

曼瑟爾·奧爾森認為，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25]。村民是公共空間治理的參與者與受益者，他們在整治過程中的行為表現，是基于個體對顯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隱性的規則之間博弈的結果作出的理性決策。晉江市從2018 年開始，通過上級政策財政轉移支付方式開展公廁革命、污水管道鋪設、生活垃圾處理等一系列工程。這些公共設施的完善和環境改善，不僅無需村民付費，又滿足了村民對顯性社會效益的期待；即便個別村民有怨言，晉江地區傳統的宗族隱性規則也會讓村民采用“從眾”的行為，服從鄉村總體利益。但“零和空間”的特殊性，需要部分村民讓出個人長期占用的公共空間，在此過程中村干部難以用“村規民約”來約束個體，使之配合公共空間治理的總體目標。

公共空間治理的結果是共享的。一些“零和空間”既有者認為如果整治結果理想，村莊被評為省市級示范村，全村村民都能從中平均獲益，只有自家退出已有的空間，并未得到額外的回報，這讓他們感覺“虧大了”。為了繼續使用“零和空間”，出于個體理性，他們在村莊內部形成聯合體，對外一致采用消極抵抗行動。作為既有利益獲得者，這些村民往往以“一直是自家使用不影響他人”“給生活帶來不便”等為由，拒絕拆除；或是要求巨額補償款，讓公共空間治理陷入集體行動困境。在宗族性農村中，村民是由血緣與姻緣關系連接著，抱著“不要落人口舌”的心理，其他村民往往不會主動勸說既有者們主動退還“零和空間”。此外在村莊占用“零和空間”的村民并非個例，他們彼此間信息流通，在面對搭便車卻能夠規避相應責任并從中受益時，就會通過一定的方式進行集體行動，以持續獲得相應的利益。這種集體行為也體現在村民個體在面對村干部動員進行公共空間治理時，采用躲避或是對抗行為。

（三）村委與村民之間沖突加劇

在面臨“零和空間”治理工作時，政府的治理知識與鄉土文化之間的張力，導致治理知識懸浮，難以應對村莊的集體行為。

在晉江農村發生“零和空間”治理沖突時，村干部行為很難得到村民的理解與支持，并往往觸發村民激烈對抗。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是熟人社會，鄉村中沒有明確的法律文書的規定，卻在生活中形成一套村莊自有的生活秩序。村民們對于河道、公路、公園、寺廟等公共空間權屬認知清晰。當村集體開展廁所革命、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時，村民們都會配合村里工作；當個別村民表示不滿時，會有一些在村的鄉賢主動上門進行溝通，耐心解釋，促使鄉村公共空間治理呈現為理想的“正和空間”形態。但對于房前屋后的空間，村民們認為是屬于個人私有空間而非公共空間[26]，捍衛私人空間所有權的反抗行動具有天然的正義性。村干部要求村民返還該空間，按照鄉村統一部署進行規劃時，往往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近年來，隨著法律下鄉，村民的法律意識逐漸加強，愈加重視對自我權益的保護。在村民認為，村干部整治“零和空間”的行為侵犯了個人的空間支配權。一些村民與村干部私人關系較好，基于面子，采用躲避或者敷衍的方式進行對抗；一些村民若是平時與村干部有過節，則認為村干部在以權謀私，雙方極易由此引發爭吵、肢體沖突、打架等行為[27]。

農村“零和空間”的沖突，往往帶來許多負面影響。首先干群關系緊張，鄉村中干部與村民互不理解，產生偏見，遇事往往從消極方面考慮，喪失合作的心理基礎。其次公共空間治理工作陷入困境，村干部工作沒信心，村民不配合，工作難以開展停滯不前。這些沖突與后果也警示政府要重視農村“零和空間”的整治。

四、晉江市村干部對“零和空間”的治理策略

晉江市村干部希望借助鄉村外部力量與內生資源共同推動公共空間治理出現正和結果。然而現實的“零和空間”整治過程中遭遇到村民的消極抵制。這種消極抵制的策略保持了鄉村“零和空間”的固有面貌，卻不能給全體村民帶來更多的收益，使晉江鄉村公共空間治理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如何運用內生力量與數字技術，推動國家治理戰略嵌入鄉村，擺脫集體行動困境，實現從“零和空間”向“正和空間”的演化，重構鄉村社會關系，是晉江市各村干部在實踐中一直探索解決的問題。

（一）運用宗族力量，引導實現集體行動目標

群體對公共空間治理認知偏差及個體能夠從不配合組織行動中受益并規避責任，就不利于集體目標的形成[28]。晉江市政府通過調研發現，不少村干部本身對“零和空間”缺乏認知，對公共空間治理目標存在認知偏差。為了使人居環境整治政策與地方人文相契合，引導村民自覺主動參與公共空間治理，晉江市政府組織了一批村干部、宗族族長前往浙江省調研學習，通過現場觀察、學習培訓，了解實現公共空間治理目標的各種利好；村干部間相互溝通，探討“零和空間”治理的策略。借助這種方式實現國家治理目標向鄉村基層精英群體的嵌入。作為外來政策資源的承接者與執行者，村干部對國家公共空間治理目標的認可，能夠激發他們內心深處工作的意愿，并主動思考如何將公共空間治理的目標傳達給村民，讓更多的村民理解并支持人居環境整治工作，減少“零和空間”治理摩擦。

晉江市農村在對“零和空間”整治過程中，將處置權交于農民。村委通過“村民議事廳”組織利益相關者參與，引導針對“零和空間”權利分配進行協商，最終達成合作默契，幫助鄉村達成集體行動目標。

（二）網格化管理，降低集體行動規模

自哈丁提出“公地悲劇”后，學者們認為組織的規模越大，越有利于產生搭便車行為，集體治理水平越低[29]。在閩南地區農村，“零和空間”占有者處于熟人社區中，天然形成的血緣與姻緣聯系，使得身處其中的個體間形成隱性契約防守聯盟。這使得村干部需要面對一個規模較為龐大的集體行動者。在集體行動中，組織規模越大，個體越容易搭便車，村民往往抱著“只要某某同意我也同意”的說辭，與村委進行周旋。

晉江市農村地區采用網格化管理模式，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將村民劃分在不同的網格內，由不同的村干部擔任網格長，聘請管轄村小組內有威望的村民擔任網格管理員，在鄉村內部形成“微自治”。這些網格員利用自身的威望及村莊人情規則的運用，能夠有效協調、處理多種糾紛[30]。通過網格化管理，將“零和空間”治理任務分解到不同的網格中，降低了集體行動的規模。各個網格員用自己的風格與方式上門溝通，使村民了解到他們的個體行為對村小組的影響。村民選擇配合或是拒絕進行“零和空間”整治的行為都會被村小組其他成員發覺并給予反饋。晉江鄉村網格化管理，降低了管理幅度，增強了熟人社會中宗族利益最大化規則對個體行為的約束。

（三）研究村民偏好，進行選擇性激勵

集體行為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選擇是經過理性博弈的結果。對于“零和空間”擁有者而言，出讓“零和空間”的物質成本高于所獲得的收益。奧爾森認為需要對個體區別對待，賞罰分明，使之得到不同的正向或反向激勵，才能促使個體采用有利于集體的行動。

第一，摸清底細，解決困難。在訪談中，許多村民表示自己并非不配合鄉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而是遇到一定的現實難題。例如一些家庭經濟較為困難，需要養些家禽售賣補貼家用。對于這些情況，晉江的村干部根據村民訴求，進行針對性解決實際困難。村干部秉持參與式治理理念，通過民主決策、利益交換和解決現實難題的方式，推動了公共空間治理工作的順利進展。

第二，弘揚善行，聲譽激勵。在晉江開展田野調查過程中發現，除了一些工業化比較發達的鄉村，大部分村莊居民已經遷出農村，部分鄉村出現空心化傾向，不少荒廢的老舊民宅因無人居住變成危房。晉江農村多為以宗族為核心聚居的“熟人社會”，村民十分注重在鄰里間的“面子”“口碑”。如PS 村干部在空間治理工作中，將村民簽署過的《翻建讓路協議書》《借地綠化協議書》等文件資料整理后，張貼在村務公開欄中；向主動退讓土地的村民頒發《無償借地鳴謝狀》，表彰村民對空間治理的貢獻，并鼓勵其他村民向他們學習；此外，采用“笑臉娃娃”這一創意評比標簽獎勵環境衛生評選活動中的先進個體，激發村民的榮譽感和參與積極性。PS 村委在工作中運用黨建“四張紙”，引導村民主動出讓“零和空間”，有效地推動了鄉村公共空間治理工作的順利開展。

第三，數字應用，積分獎勵。研究表明，參與村莊環境治理能夠獲得一定經濟補償，這能夠大幅提升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31]。LS 村將積分制引入村莊治理，村委會負責日?？荚u加、減分管理，村兩委負責監督推進，同時應用獎懲制度，讓村民、企業等主體參與村內的公共空間治理。LS 村人居環境的積分細則涵蓋主動打掃環境衛生、保持房前屋后等公共區域潔凈優美、自覺拆除臨時搭蓋等活動。村民通過參與活動可獲得相應的積分，也可能因為私搭亂蓋等行為被扣分。在一年期滿后，村民可以到村委會指定的商店將積分兌換獎品。通過“積分制”治理，利用互聯網媒介緊密聯系群眾，使“軟約束”變為“硬抓手”，激發群眾參與村莊事務熱情，產生正向激勵。LS 村村民共同參與人居環境整治，鄉村道路整潔干凈，徹底改變了村莊原來“臟亂差”的狀況。2019 年，該村成功入選晉江市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示范名單，2020 年入選“2020 晉江市綠盈鄉村”的首批名單，同時作為正面典型案例在學習強國上進行宣傳。

五、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通過連續四年的田野調查，以案例形式展示了晉江市農村在人居環境整治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本文從集體行動的視角出發，發現鄉村內部就公共空間的使用形成零和博弈。村民為維護個體的利益，在村莊內部結盟，形成與村委對抗的群體，使公共空間治理陷入集體行動困境。晉江村委運用宗族力量，引導村民重新認識集體行動的目標；通過網格化管理，將村民按村小組重新劃分成不同的利益體，降低了組織規模；同時根據村民價值偏好，進行選擇性激勵，避免了“負和空間”的產生，將“零和空間”演變為“正和空間”，實現多贏。

（二）創新之處

第一，細化了公共空間類型。以往的學者們基于功能性將空間劃分為生產、生活、生態三種類型[2]，也有學者關注到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嘗試從公共性出發，多維度探討鄉村公共空間治理失序的問題[32]，但是未對該類易引發農村內部矛盾的空間類型進行微觀界定。通過田野調查發現，當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矛盾多集中在一些因歷史原因被村民占為己用且引發村委與村民就使用權形成零和博弈的公共空間。從空間治理的維度出發，將此類空間屬性定義為“零和空間”，將實現雙贏的空間治理的結果定義為“正和空間”，加深了對問題根源與結果的認知，拓展了空間治理類型的研究。這兩個概念的核心是對公共空間的合理、公正的利用和分配，避免零和沖突，實現正和共贏。這對農村人居環境的整治和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總結了鄉村治理智慧。既往研究指出，鄉村公共空間治理需要借助外部因素，如組織保障、資金投入、技術支持和機制創新等，以推動村民的參與[33]。然而，隨著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的不斷深入，村干部發現村民的不合作成了治理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阻礙。晉江市村干部從村民的實際需求出發，通過大數據管理，將強化理論應用于激勵村民參與“零和空間”整治，擺脫集體行動困境。這種情況的形成可能既受益于基層治理水平的提升，也得益于當下農村治理信息化水平的提升。研究結論推動了中國情境下農村公共空間治理方式的研究。

（三）實踐啟示

本文的實踐啟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村干部在工作中需理性看待村民的不配合行為，發現問題的根源。例如在晉江地區，公共空間治理的部分工作得到村民的支持與配合，部分工作卻受到抵制?；鶎痈刹客ㄟ^村民議事廳，了解到村民抵制工作的原因在于“零和空間”的特殊性。其二，將網格化管理的理念與架構應用在農村治理場域，能有效提升社會治理的精細化水平[34]。實踐表明，通過網格化管理，調整村莊利益關系，運用熟人社會的規則，使村小組內的村民服從所在最小組組織的利益，重構鄉村利益集團，降低集體行動群體規模。其三，鄉村治理要重視村民參與，通過回應需求、解決問題和激勵措施，提升治理質量和效果。鄉村基層工作復雜煩瑣，往往“上頭千根線，下頭一根針”。鄉村治理離不開村民的支持與配合，沒有村民廣泛、主動參與，鄉村基層治理的質量將大打折扣[35]。晉江的實踐經驗表明，正面回應村民的內在需求，切實解決問題，能夠取得村民的信任與支持。此外，村干部可視工作情況，通過誘導性激勵，如設置好人好事榜、積分兌換等活動，將目標群體的內在需求與組織的政策目標有機結合[36]，激發村民共同參與鄉村公共空間整治活動中，營造多元主體共治、村民自治的氛圍。

（四）研究不足

研究以晉江地區農村為案例進行分析，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但囿于案例獨特性，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性。首先，晉江市農村民間經濟極其發達，宗族化程度高，宗族族長、房長、企業家等鄉賢具有很強的話語權與權威性，能夠協助鄉村“零和空間”治理目標的達成。這種治理模式可能并不適用于其他地區。因此，該研究案例的普適性有待進一步探討。其次，研究以團隊形式歷時四年完成。調研過程中主要由村干部口述如何完成“零和空間”整治，沒有對影響村民改變行動策略要素及有效性做甄別。未來研究可進一步細化這些方面的探討，更全面地了解和解釋“零和空間”治理的影響因素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