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意義闡釋

荊世群

2013年1月，習近平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1］（P21）這一重大命題，不僅深刻表達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理論自覺，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雙重邏輯，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事業已從探索“結合的邏輯”提升到探索“邏輯的結合”，而且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研究提出了一個重要研究主題和方法論原則。鑒于學界對此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我們首先需要深刻認識其重大意義。筆者此前曾簡要闡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的重大意義［2］。與此呼應，本文旨在闡釋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重大意義。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是對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過程的本質特征和運動規律的科學總結和概括，是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必然性”的理論表達，集中表現為從社會形態歷史更替的高度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歷史環節及其邏輯關系。中國共產黨人歷來十分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闡述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過程及其運動規律，以之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提供歷史依據。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依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依據，是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是我們理解和把握中國社會變革歷史進程和發展方向的重要方式。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對于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自主知識體系，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強中華民族的歷史自覺和歷史自信，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具有重大意義。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依據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根植于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暗蹏髁x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瓊ゴ蟮慕同F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保?］（P631）可是，一些人難以深刻理解這一點，并由此提出各種謬論，例如，“中國革命外因論”“西方刺激論”“陰謀論”“告別革命論”，等等，其根本問題就是如何把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發展及其歷史文化傳統的關系。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的一個重大理論挑戰和思想質疑，就是馬克思主義是否適合中國社會現實及其歷史文化傳統。一些學者基于馬克思主義是來自歐洲的一種學說，認為馬克思主義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及其歷史文化傳統，因而既不能正確闡釋中國社會歷史文化，也不能指導中國社會實踐。例如，在1931年，梁漱溟說：“若沒有以經濟為主力而推動演出的歐洲近世史，亦不會有馬克思?繹得唯物史觀的理論出來；大體上這理論亦唯于歐洲社會史可以前后都適用。倘必以此為準據要普遍地適用于一切民族社會，恐其難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觀測印度文化或中國文化已開發后的社會是不免笑話的?！保?］（P266）為了駁斥這種“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的錯誤論調，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進程，經過長期探索，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總體上闡明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進程及其演變規律，準確判定當時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性質，深刻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和前途等基本問題，指明了中國社會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經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并最終以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這一鐵一般的事實，有力駁斥了所謂“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各種謬論。

新民主主義理論科學論證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進程既沒有自外于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又具有自身獨特的發展道路和鮮明的歷史特點，從原則高度闡明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提出了中國社會特有的兩種過渡性社會形態，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新民主主義社會”，指明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為我們繼續深入探索和闡述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提供了理論指導。正如有學者所說：“中國的社會形態演進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中國的特殊情況決定了中國既不能走原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資本主義道路，也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要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再經過社會主義革命而不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痛苦，實現跨越性發展，走出一條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社會形態歷史和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歷史。只有從社會形態演進層面予以理論剖析，才能認清中國社會形態歷史和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保?］就其社會形態變革而言，中國從“封建社會”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再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直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基本脈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的重大理論挑戰和思想質疑，就是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社會主義失敗論”“共產主義渺茫論”“歷史終結論”“告別革命論”等錯誤論調，特別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遭受的嚴重曲折、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等國內外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后現代主義、新史學等思潮的興起，再次引發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歷史及其關系的思考，特別是以往中國共產黨人關于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解釋和闡述引起一些人的質疑和批判。其中，中國共產黨人的“封建主義敘事”首當其沖，成為人們不斷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一些學者認為，新民主主義理論關于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封建主義敘事”不符合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有學者總結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降，隨著“國學熱”的興起，人們在中國歷史道路獨立性這個前提下，開始從理論上重新分析中國“封建社會”的內涵、外延及其歷史特征，從不同層面概括自秦至清的社會特點，認為長期以來普遍使用的“封建社會”不符合中國歷史實際，不應該把秦朝以后的歷代王朝稱為封建社會，而應該重新命名：或命之為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宗法社會、農商社會、選舉社會、官僚社會、王權社會、富民社會，或者稱之為帝制時代、郡縣時代、帝國時代，等等［6］。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社會早在秦漢之際就已經告別了封建社會；中國社會發展有其自身獨特的歷史軌跡，套用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來剪裁中國社會歷史是錯誤的。因此，要以中國為中心重寫中國歷史，包括重寫中國革命史。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現實處境和現實需要，都有自己對歷史的感受和理解?！靶碌纳鐣兏飼a生新的歷史解釋，而新的歷史詮釋也會醞釀和引發新的社會變革?！保?］因而每逢重大歷史轉變時期，人們就會提出重寫歷史的要求。這種要求是必然的、正當的，無可非議?！爸袊费芯康臒狳c議題總是與時代存在著呼應關系。在社會注重階級與革命的年代，革命史研究占據著主導地位。改革開放后，當社會進入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進入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時代時，人們對于革命與改良的關系、對于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進程便有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種關注的轉移并不是源于學者的偶發興趣轉移，而是時代的需求?！保?］問題是如何重寫中國歷史，如何看待和評價以往我們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和闡述。重寫中國歷史是另起爐灶，還是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深入拓展？不能否認，以往由于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條化、抽象化理解，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闡述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問題上存在著牽強附會或生搬硬套之處；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以往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闡釋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問題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僅對于當時中國革命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當今中國社會變革仍具有重大意義。歷史和歷史認識都具有難以割斷的整體性、連續性；歷史認識、歷史意識若不能自覺保持其連續性，而是斷然與以往的認識割斷開來，就難以深刻把握和闡述歷史，造成歷史意識的斷裂，就會使歷史虛無主義之風趁機襲來。

隨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勢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問題形成新的理解。例如，中國共產黨人的“封建主義敘事”盡管有其不完善之處，需要基于新史料新思考進行修正、補充、深化和拓展，但不能否認，它揭示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基本環節和重要內容，為新民主主義理論提供了歷史依據。離開其“封建主義敘事”，我們就難以理解和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立論基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我們今天重寫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特別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不能拋棄中國共產黨人的“封建主義敘事”，而是要根據新的材料、認識和方法，繼承和發展這一思想遺產，并與其他歷史敘事如“現代化敘事”“民族國家敘事”“中華民族文明史敘事”等結合起來，深化和拓展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研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事業提供更為堅實充分的歷史依據。正如有學者所說：“中國封建主義敘事充分顯示出歷史唯物主義在解釋中國根本問題上的強大生命力。這種歷史敘事解決了如何看待傳統農民革命在世界資本主義語境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角色與功能，從學術上、思想上論證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此其一；其二，中國封建主義敘事突破了西方話語霸權與‘新史學’的失范，形成了一種新的話語結構與史學范式，論證了中國革命的特殊邏輯和獨特路徑?！保?］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中，“封建社會”是一種“社會形態”；其與中國傳統話語“封土建國”的“封建”，具有不同性質的歷史內涵和思想內涵。兩者不可混同起來。更為重要的是，離開中國共產黨人的“封建主義敘事”，就難以闡明和論證“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會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釜底抽薪”，就難以闡明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由新民主主義到達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由之路。

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封建主義敘事”涉及歷史、理論、術語等諸多層面的問題，這里尤其需要深入研究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如何分析和闡明中國封建社會和西歐封建社會的異同。那些主張中國自秦至清并不是什么封建社會的觀點，無疑強調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特殊性，對于我們深化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研究不無啟發借鑒意義。其問題是中國社會發展歷史是否如此特殊以致與西歐社會發展歷史截然不同，毫無共性，將這一思考邏輯貫徹到底，甚至最終會否認人類社會發展有其普遍規律或一般規律。毋須諱言，那些主張中國自秦至清是封建社會的觀點，包括中國共產黨人的觀點，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性認識不足的問題，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將中國封建社會與西歐封建社會混淆起來的思想傾向，但其可貴之處是高度肯定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同樣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批駁了“歐洲中心論”和“中國例外論”。例如，在20 世紀30 年代，毛澤東和梁漱溟關于中國傳統社會的爭論。毛澤東主張，中國社會和歐洲社會一樣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梁漱溟則主張，中國傳統社會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根本不存在什么階級和階級斗爭。這里涉及的問題不僅是歷史觀問題，而且是方法論問題。求其同者往往夸大其同，求其異者則往往夸大其異，前者趨于“合同異”，后者趨于“離堅白”乃至“白馬非馬論”，以致各走極端，勢不兩立。唯物辯證法要求我們，要把握不同事物之間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深刻理解事物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關系?！皻v史的發展本身就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結果，只關注普遍性而忽視特殊性，就不能正確認識古代社會的全貌，只強調特殊性而忽視普遍性，則看不到中國歷史的真正本質?！保?0］中國封建社會與西歐封建社會既具有共性，又各有其歷史起源、發展過程和鮮明特點，并且兩者皆沒有固定不變的歷史模式，而是各有其內部的多樣性、復雜性和變動性。正如中國封建社會經歷了一系列歷史變遷一樣，西歐封建社會也在不斷變遷，并沒有形成一個整齊劃一、一成不變的固定模式。問題是我們如何把握兩者的異同并在此基礎上深化對于封建社會的本質內涵及其不同歷史表現形式的認識。作為一種社會形態概念，封建社會當涵蓋西歐封建社會和中國封建社會共有的本質內容，而不是以某種具體的歷史發展模式為標準。西歐封建社會和中國封建社會皆以其不同的歷史表現形式共同體現了封建社會的本質內容。

關于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封建社會，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斷，說明他們盡管以西歐社會發展歷史為標本進行研究，但并沒有將之僅限于西歐社會發展歷史，而是站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高度進行分析和論述的。馬克思明確將封建社會界定為一定“生產關系的總和”“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和“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11］（P340）。那么，與其他社會形態相比，封建社會的“獨特的特征”是什么呢？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從所有制和勞動者的關系加以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封建時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縛于土地所有制的農奴勞動，另一方面是擁有少量資本并支配著幫工勞動的自身勞動?！保?1］（P150）馬克思恩格斯這里區分了封建所有制的兩種形式，大體分析了封建社會的階級構成，即地主與農奴、富農與幫工，揭示了封建社會是圍繞土地所有制而旋轉的實質。馬克思還從勞動者的角度說明了奴隸勞動、農奴勞動和雇傭勞動的區別：“奴隸本身是商品，但勞動力卻不是他的商品。農奴只出賣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力。不是他從土地所有者方面領得報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從他那里收取貢賦。農奴是土地的附屬品，替土地所有者生產果實。相反，自由工人自己出賣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賣?！保?1］（P332）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奴隸勞動的表現形式是全部為奴隸主而勞動；農奴勞動的表現形式是一部分為自己勞動，另一部分為地主勞動；雇傭勞動的表現形式是全部為自己而勞動。無論是領主制、莊園制還是地主制、佃戶制，無論是稱為農奴還是佃戶，都難以逃脫封建土地所有制所決定的社會狀況。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西周封建制、秦漢以后的中央集權制與西歐的feudalism，盡管它們在國家形態和政治關系上各具特色，但在本質上都是……以土地為中介而形成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采邑和份地無非是這種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賦予土地的經濟特征。它們是封建生產方式和經濟關系的不同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而不是性質不同的經濟關系和生產方式”［12］。

二是如何分析和闡明唯物史觀的西歐邏輯和中國邏輯的異同。將中國自秦至清的社會性質界定為封建社會，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觀點。而這又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密切相關。為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學者具體區分了唯物史觀的西歐邏輯、東方邏輯或俄國邏輯、中國邏輯，認為盡管在中國革命歷史過程中出現過照搬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經驗的教條化錯誤，但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中國共產黨人將唯物史觀的西歐邏輯轉化為中國邏輯，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邏輯?！爸袊锩壿嬍俏ㄎ锸酚^的中國邏輯的革命表達，也是其實現方式?！保?3］中國共產黨人的“封建主義敘事”并非簡單套用唯物史觀的西歐邏輯或俄國邏輯，而是唯物史觀的中國邏輯?！鞍逊饨ㄖ髁x視為資本主義的歷史和邏輯前階，用‘封建’命名近代以前中國社會歷史性質，以‘封建’表征中國社會的落后程度，并最終指認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實，無論是在歷史邏輯還是在話語策略上，都更接近于時代所能達到的對中國社會歷史本質的認識高度，更有助于科學分析當時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現實，也更加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保?4］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將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視為一種超歷史的歷史哲學理論或一種社會發展的先驗圖式，而是將之視為理論指南和研究方法以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當時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和中國革命規律。馬克思主義產生于歐洲，但其實質內容則是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和人類解放的普遍規律?！榜R克思主義的‘封建社會’概念，不僅不妨礙我們研究建立在同一物質生產方式基礎上的中古社會的不同‘亞型’，即歷史或文明的多樣性，反而有助于正確把握多樣性或差異性，避免將多樣性或差異性推向絕對化和極端化?！保?5］陳獨秀、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并非不知道中國傳統“封建話語”的內涵和意義，他們將中國傳統的“封建話語”和馬克思主義的“封建話語”相結合形成其獨特的“封建主義敘事”，并非以西歐封建社會或馬克思主義“西歐邏輯”為標準來衡量和剪裁中國傳統社會，而是一種“舊瓶裝新酒”或“舊詞賦新愁”式的創造性轉化和運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概念。正如有學者分析說，因為中國傳統的“封建”概念“無法與‘資產階級’之類概念相連接、相對應”，只有使這一概念的意涵“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現代概念相連接、相對應”，“才能更準確地表達最早起源于西方的現代革命運動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共振和影響，才能真實地表達中國社會轉型的具體歷程”；從社會形態的理論高度追根溯源，究其實質，“以皇帝制度和地主經濟制度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社會，以全球化的話語邏輯理解，也只能是‘封建社會’”；“這就是中共黨人早期‘反封建’演變的歷史和邏輯以及對這一歷史和邏輯的認知”［16］。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依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樣根植于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是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必然結果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文明成果。中國社會、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擁有強大深厚的歷史韌性，展現出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歷經磨難、革故鼎新而延續至今，如同滾雪球般越滾越大、越滾越結實。盡管中國社會經歷了多次歷史性變革，但仍保持其歷史連續性和自我認同。中國社會、中華文明如此可大可久的歷史連續性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堪稱人類社會、人類文明的奇跡。中華文明史是理解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視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的。正如習近平所說：“西方很多人習慣于把中國看作西方現代化理論視野中的近現代民族國家，沒有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樣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保?7］理解中國社會、理解中華民族、理解中華文明，最重要的主題就是理解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離開對這一歷史邏輯的深刻把握，既難以理解中國社會歷史，也難以理解中國社會現實。正如費孝通所說：“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因此需要對之做歷史的考察。事物的現代性特征離不開傳統，一切現代性都可以在傳統中找到根源。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化也必須要到它的傳統中去尋找根基，而中國的傳統社會是按照其自己的‘游戲規則’運行的。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一社會的‘游戲規則’，就不可能正確地了解該社會的現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加強對實際社會運行邏輯的研究，以使我們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地反映社會現實?！保?8］（P112）費孝通這里將“社會運行邏輯”形象地稱之為社會的“游戲規則”，可以啟發我們深刻理解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基本內涵，只不過我們不能將這種“游戲規則”理解為一套固定不變的“游戲”和“規則”。

中國共產黨人在從事社會變革的同時，歷來十分珍視和重視中國社會發展過程的歷史連續性，反復強調我們不能割斷歷史，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2014年，習近平強調，“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探索史，這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脫離了中國的歷史，脫離了中國的文化，脫離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脫離了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是難以正確認識中國的?！保?9］（P101）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斗爭史”“奮斗史”“發展史”“探索史”雖各有其分析視野、歷史主題、歷史重心和時代特點，但又一脈相承、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只有從這種歷史邏輯出發，才能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特別是歷史邏輯意識，自覺從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辯證統一的理論高度把握和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根植于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又延續和重鑄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開創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正確道路。

當代中國社會變革進程既是中國社會自我革新、除舊布新的歷史過程，也是推陳出新、舊邦獲得其新命的歷史過程。處于劇烈社會變革的時代，人們通常容易忽視歷史連續性而為當下種種新奇事物所迷惑，產生各種告別過去的“歷史斷裂意識”。實際上，歷史是割不斷的。歷史意識同樣需要保持其連續性和穩定性，才能有助于人們追根溯源、安身立命。正如毛澤東所說：“割斷歷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們白手起家，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保?0］（P359）“我們歷史久，也有它的好處。把老傳統丟掉，人家會說是賣國，要砍也砍不斷，沒有辦法?！保?1］（P78）人們只能在歷史中創造歷史、認識歷史、敘述歷史，只能在傳統中超越和更新傳統。歷史性變革只能在歷史連續性基礎上進行，其只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或顯著特征，恰如“抽刀斷水水更流”，實現社會歷史的自我更新。費孝通說：“我們中國的革命，形式上是‘天翻地覆’、‘開天辟地’，實際上，它是建立在中國社會自身演化的內在邏輯之上的，是中國文明演進中的一個連續過程的一個階段。建國50多年后的中國社會，還是跟過去的社會密切相關，社會的方方面面的歷史文化積累過程是不間斷的、永恒的、全方位的?！保?8］（P449）當代中國社會變革不可能脫離中國社會文化悠久深厚的歷史積淀，不可能脫離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巨大影響，而只能在此基礎上探索創造，把握和遵循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不斷探索前行。

以往我們理解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及其時代意義，一般更為強調其與以往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斷裂性，強調對其“前史”的否定，甚至強調“不破不立”“破舊立新”“一刀兩斷”，在某種意義上類似個體在其成長過程中出現的“斷乳意識”或“叛逆意識”。隨著當代中國社會變革日漸進入成熟定型階段，正如個體日臻成熟一樣，其自我意識的重心勢必從“歷史斷裂意識”轉向“歷史連續意識”，不再突出“歷史斷裂性”而是突出“歷史連續性”，更為注重探索自身發展的歷史根基和內生力量，更為注重從大歷史、長時段高度建構其歷史譜系和知識體系并由此確定自己的歷史方位和前進方向?！爸袊缆返孽r明特點是歷史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而延續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內在的動力與活力。長期的農耕文明歷史為中國的現代化準備了基本的形式要素，一旦注入新的元素，便可迅速激發其活力，使古老的國家重新煥發青春?！保?2］只有深刻理解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才能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內在活力和時代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其自身的歷史邏輯，其歷史邏輯根植于新中國歷史性變革的歷史邏輯，后者則植根于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植根于500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邏輯與500多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邏輯。如此層層累積和不斷更新，逐步鑄就了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豐富復雜的歷史內容和思想內容。我們只有由近及遠、從不同時段逐一解析并連貫起來思考，才能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根植于中華文明沃土，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歷史進程的必然結果，是中華文明與世界現代化運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相互激蕩的歷史結果。

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歷史邏輯基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狀態。圍繞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兩大歷史任務，中國社會興起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革命運動和實現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運動。由此，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歷史邏輯主要呈現出雙重邏輯，即“革命邏輯”與“現代化邏輯”，形成雙重歷史敘事，即革命史敘事與現代化敘事，并在不同歷史時期，或者采取不同的主導邏輯與主導敘事，如以革命邏輯和革命史敘事為主，或以現代化邏輯與現代化敘事為主，或者直接采用雙重邏輯和雙重歷史敘事，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如有學者所說：“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全過程來看，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并非兩種截然對立的范式，既不能以現代化否定革命化，也不能以革命化排斥現代化，二者是可以相互包容和相互補充的，隨時代演變各自都有可能成為某一時代的主導性范式?！保?3］

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雙重歷史邏輯既有次第展開的一面，又有相互交織的一面，呈現出革命與建設“雙重變奏”的歷史軌跡。人們就此長期爭論不休。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就革命與改良的關系而言，中國革命實際上是從改良而來，是由于改良未能實現預期目標而導致的歷史結果。這不僅可以從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中得到證實，而且可以從革命者本身的思想轉變中得到生動反映。那些偉大的革命家如孫中山、毛澤東等人，他們起初都想走改良道路，后來認識到改良道路行不通時才轉向走上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就改良、革命與現代化的關系而言，改良派認為，中國社會問題主要是愚昧落后，因而救亡圖存的道路是“教育救國”“科技救國”“實業救國”；而中國共產黨人則認為，中國社會問題主要是中華民族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受封建統治壓迫，因而救亡圖存的首要任務是推翻內外反動統治，實現“革命建國”，即中國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3］（P663）。唯其如此，中國才能真正走上自己的現代化之路。歷史證明，當時中國社會難以走改良道路實現現代化。

中國革命是中國現代化運動歷史進程中的社會革命，是通向中國現代化的社會革命，是以實現中國現代化為目的的社會革命，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前提和首要步驟。歷史證明，中國現代化運動需要一場以社會主義為前進方向的社會革命，才能脫離當時世界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為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現代化之路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社會基礎。中國革命的首要目標是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國，奠定其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歷史轉變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就其本質而言，中國現代化運動是革命的現代化運動；中國現代革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革命運動。中國革命的自我更新與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自我更新是一體的。其革命是現代性革命，其現代性是革命現代性。從改良到革命、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再到社會主義革命直至改革開放，共同鑄就了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邏輯。因此，習近平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決不能丟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決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決不能動搖。這是黨和人民在當今世界安身立命、風雨前行的資格?！保?4］（P13）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業已形成了新的歷史共識，即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以新中國成立為標志，可以劃分為兩個歷史時代。第一個歷史時代被稱為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簡要地說，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等一系列社會變革運動構成了這一歷史時代的基本環節。第二個歷史時代被稱為中國現代史，從新中國成立到今天。簡要地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則構成了這一歷史時代的基本環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近則承接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而來，遠則承接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歷史進程而來，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運動和中國現代化運動不斷自我更新的歷史成果，根植于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和世界社會主義500多年運動史的歷史性合流，實現了民族復興運動、現代化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性統一?！盁o歷史的邏輯則空，無邏輯的歷史則盲?！薄安粡倪壿嫺叨却┩笟v史、把握歷史，我們可能根本無法真正理解歷史的本質，就可能脫離本質之新理解道路之新，將后者僅僅歸結為一種現實路徑的差異性選擇?！保?5］不深刻把握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我們就難以深刻理解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就難以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何以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就難以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何以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探討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特別是近代以來改良、革命、建設和改革之間的歷史邏輯，不僅有助于我們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深刻把握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改革的內在聯系和歷史統一性，維護革命的歷史權利，而且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重建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文化譜系?！爸腥A民族的復興在大規模地占有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還必須能夠在特定的轉折點上最關本質地重建它自己的偉大傳統”［26］。中國奇跡表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處于“最關本質地”重建中華民族偉大傳統、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關鍵歷史節點。

三、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這一概念和命題富有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為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研究提出了一個重大課題、一個重要思路。與“中國社會發展歷史規律”這一概念和命題相比，“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更為強調我們對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進程及其基本規律的整體把握和理論闡釋，更為強調把握和闡釋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主流主線”和“大綱大要”以期達到“貫通古今中外”和“綱舉目張”之效，更為強調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研究的“論證功能”和“意義闡釋”，更為強調我們對中國社會發展歷史認識史的理論總結和思想升華，更為強調從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中把握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更為強調以中國邏輯把握和闡釋中國歷史，建構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文明譜系、知識體系和敘事體系。記得有位哲人說過，人若沉溺于追根溯源，就會變成螃蟹。這里的問題不是我們要不要追根溯源，而是如何追根溯源。若缺乏這種歷史邏輯意識，離開對歷史邏輯的總體把握，專注于無窮無盡的細枝末節，我們就會迷失于“歷史細節的森林”而難以自拔，既看不清自己已走過的路，也看不清自己前行的路；既看不清別人的路，也不能正確地比較分析自己的路與別人的路的異同，就會成為“螃蟹”，看似張牙舞爪，四處搜尋，實則茫茫四顧，歧路徘徊。

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研究的內容和方式多種多樣，其研究領域格外廣闊。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無疑是中國社會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既具有理論研究性質，又具有實證研究性質，重在對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進程的邏輯把握和理論闡釋。研究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旨在把握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主流，探索中國社會發展歷史規律，增強歷史意識特別是歷史使命意識和歷史規律意識，汲取歷史智慧，強化我們的歷史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習近平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保?7］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既是深化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和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支點，更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迫切需要。

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研究必須把握中國社會發展固有的歷史邏輯，同時必須時時清醒地意識到對歷史邏輯的把握既不同于歷史邏輯，又融入其中；把握和闡釋對象的認識過程不等于對象生成的歷史過程；對歷史過程的理解與主體的自我理解不可分離。因此，我們對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理解始終是開放的，是歷史理解和自我理解的相互生成。恩格斯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保?8］（P14）歷史邏輯是歷史過程的抽象把握和整體反映，是從一系列“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考察和闡述歷史過程。因此，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研究既要從其發展進程中尋找和確立歷史主題及其系列歷史節點來把握和闡釋歷史進程，以免使我們的歷史認識成為經驗事實雜亂無章的堆積，又要不斷賦予這種線索或邏輯以深刻的歷史內涵，以免使我們的歷史認識成為想象主體的想象活動。

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研究一方面觸及深層的理論思考，一方面觸及浩繁的實證研究。超越歷史的邏輯和超越邏輯的歷史，都是不可能的。歷史邏輯不可能獨立于歷史，而是歷史過程的持續積淀；把歷史視為某種先驗邏輯的外化是錯誤的。歷史有其客觀趨勢和基本脈絡，不可能沒有邏輯，認為歷史邏輯是由歷史研究者任意賦予的，同樣也是錯誤的。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等論斷，只有在尊重歷史事實和歷史邏輯的前提下，只有深刻認識到歷史連續性的內生力量，才有其一定的思想和學術意義。

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研究既要求深化和拓展歷史的實證研究，也要求深化和拓展相應的理論研究，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中國歷史研究向來重視自己的“史觀”“史心”“史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研究目的。歷史研究離不開一定歷史觀的理論指導。只有堅持和正確運用正確的歷史觀，歷史研究才能不斷深入。誤用正確的歷史觀和堅持錯誤的歷史觀，都將使歷史研究誤入歧途。曾幾何時，由于我們把唯物史觀當作現成的抽象公式生搬硬套，不顧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特點，來機械地裁量和闡釋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結果造成了中國歷史研究的簡單化、形式化、抽象化、絕對化；既違背了唯物史觀，也不符合中國歷史。

如果說上述錯誤在于誤用正確的歷史觀而走向自己的反面，那么，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致命錯誤就在于其錯誤的歷史觀。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打著“還原歷史真相”“重寫歷史”的旗號，無視歷史的客觀性、曲折性，以主觀臆想為根據，陶醉于一些歷史秘聞和歷史片段，由此重新勾連歷史線索，重新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企圖以“告別革命”為中心線索，重構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從根本上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質上是一種主觀唯心史觀。革命是人民的歷史權利。中國社會發展歷史蘊含著深刻的“革命邏輯”。加強研究和闡釋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是駁斥這種“告別革命論”的重要思想武器。

為了駁斥“告別革命論”，我們不能僅僅重復以往的“革命史敘事”，繼續采用以往那種單一的“革命史范式”來研究和闡述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而是要在充分繼承和運用以往思想成果基礎上，采用“比‘革命’更大的范疇與時代邏輯來闡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誕生和發展的內在歷史邏輯”，因為“中國現有的闡述邏輯與內容的說服力隨著時代的發展越發虛弱，原因在于其視角是革命的視角，其范式是意識形態的范式”［29］。只有擺脫“唯革命化”與“去革命化”的思想極端，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我們才能更為深刻系統地說明新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何而來，為何而來以及如何而來”，確立其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合理性。正如列寧所說：“對于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來說，最大的危險，甚至也許是唯一的危險，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記了恰當地和有效地運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條件?！保?0］（P290）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研究當注重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連續性與歷史變革性的辯證統一，從世界歷史視野加強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整體性研究，既要反對西方中心論，也要反對中國中心論；既要反對以西方中心論為核心的普世主義歷史敘事，也要反對以中國中心論為核心的特殊主義歷史敘事。兩者都勢必誤解和曲解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

同時，要加強理論反思，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杜絕以理論公式剪裁中國歷史事實的教條主義方法論。毋須諱言，曾幾何時，“在政治考慮的導引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將‘普世的’模式強加于中國歷史，結果是對理論概念和中國歷史解釋的雙重簡化”［31］（P199）。這是我們必須認真總結和汲取的歷史教訓。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是我們分析和闡述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理論指南和方法論，而不是剪裁中國歷史的理論公式。西方社會發展歷史特別是西方現代化運動史為我們認識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特別是中國現代化運動史提供了歷史參照，而不是衡量中國歷史的標準和尺度。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研究必須立足和尊重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過程及其自主性，而不能將中國歷史視為被動的歷史材料，填充到事先準備好的“先驗框架”。任何試圖將中國歷史作為特殊材料填入其理論公式的普世主義歷史敘事都會造成對中國歷史的誤解、肢解、曲解。

近代以來，在國際帝國主義勢力殖民侵略下，中國社會文化陷入喪失其“時代性”的歷史恐懼之中，由此產生反思歷史、背叛歷史的歷史原罪意識。主動告別自己的歷史，向外追求世界潮流，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希望所在。魯迅先生曾說：“今且置古事不道，別求新聲于異邦，而其因即動于懷古?！保?2］（P65）這種起因于歷史意識的“歷史告別意識”和“異邦向往意識”鮮明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遭受的巨大外部壓力。中國社會變革實踐要求在現實與歷史之間建立一種反思性批判性的否定關系。在革命時期，中國傳統文化被視為“落后的根源”和急欲清除的“封建遺毒”。創造“中國奇跡”的改革開放實踐則被定位為“文明的復興”，正在要求現實與歷史建立一種新型關系。在這種新型關系中，“過去不再被簡單地視為革命的對象，也不再是現代中國的負資產，反而成為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故鄉和發展憑據”，其背后的邏輯是：“改革開放創造出新的時代主題，要求與之相呼應的歷史敘事。在普世主義的語境下，現代中國的合法性是以否定古代中國的合法性為前提的，而在特殊主義語境下，現代中國的合法性則是繼承古代中國的合法性為前提的?！保?3］上述論斷有其真知灼見，富有啟發，不過又內含將“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對立起來的偏頗。這是需要我們注意克服和超越的思維傾向。如果說中國革命實現了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的批判性反思性超越，那么，中國改革開放實踐正在實現與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選擇性建設性對接，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覺根植于中華文明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激發我們重新探索中國社會發展的文明性格和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可喜可賀，但不能由此落入“躲進小樓成一統”的“特殊主義”。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日益拓展和深化的持續變革時代。在這個變革時代，如何告別過去乃至與過去一刀兩斷的思想和心理與日俱增，破舊立新、喜新厭舊一時成為潮流和時尚，猶如翻騰不已的波濤巨浪淹沒了活動于海底深處的巨大潛流?！霸?0世紀新舊思維交替及要解決最為緊迫問題的背景下，人們未及重視、挖掘、發現和總結珍貴的歷史遺產，忽視了歷史發展的延續性，從而造成現代中國的‘歷史懸空’狀態，其本土理論資源過于貧乏，很難擺脫‘言必稱希臘’的窘境?！保?4］事過境遷，當我們回顧、總結和評價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的歷程、成就和走向時，我們會逐步意識到，中國社會雖然歷經長期變革但仍然能夠維系其歷史連續性和自我認同；我們是在中國傳統社會造就的歷史前提下和社會文化環境中變革傳統社會的；人們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可能隨心所欲地變革自身社會及其歷史文化傳統。

在重新反思中國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新與舊、傳統與現代、改良與革命、變革與認同、斷裂性與延續性、統一性與多樣性、獨立性與開放性等一系列曾被視為截然對立的力量、思想和心理，經過自我否定而走向新的辯證統一，并融入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國社會發展史不僅具有時空的歷史連貫性，而且具有文明成果的持續積累性?！奥L的歷史進程為中國道路提供了豐富的積極基因，增強了中國道路的延續性，使中國道路獲得了深厚的歷史自信?！保?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偶發奇想”，而是合乎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偉大創造。

中國社會發展的漫長歷程逐步培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并從自在的民族實體轉變為自覺的民族實體，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從傳統文明逐步轉變為現代文明，維系和強化了中國社會、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歷史延續性和自我認同。中國社會、中華民族、中華文明歷經磨難和變革而仍能維系其歷史統一性和自我認同。有學者指出，中華文明作為“五千年不斷裂文明”是指作為同一個國家、同一群國民、同一片國土的“不斷裂”，主要表現為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國歷史文化認同。首先是創造“這一不斷裂文明”的“主體”即“中華民族”沒有斷裂，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沒有斷裂；其次是維系“這一不斷裂文明”的中華文明認同和文化基因沒有斷裂；再次是作為“這一不斷裂文明”社會載體的“中國”以及“國家認同”沒有斷裂；最后，是作為“這一不斷裂文明”具有鐵證如山的“物化載體”而有跡可循。這就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傳承的發展脈絡與歷史邏輯［35］。近代以來，在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由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構成的偉大社會革命，既鍛造出引領中國社會發展的新生力量特別是堅強領導核心力量，又鑄就了中國社會的新型現代性特征，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研究旨在把握和闡述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階段、歷史環節的邏輯聯系，特別是揭示社會形態實現歷史更替的邏輯聯系，或者說，旨在揭示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連續性與變革性及其辯證關系，從而有助于我們更深刻系統地把握和闡述中國社會發展歷程及其關鍵歷史環節和必然趨勢，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準定位。只有深刻理解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我們才能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由之路的歷史基礎和時代意義，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內生性和自主性；我們才能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連續性與變革性及其前進方向，深刻回答我們從何處來，現在何處，將到何處去；深刻理解我們曾經走過的路、現在正在走的路，并與別人的路進行合理比較，為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事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奠定歷史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