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韓國學者論朝鮮時代的蘇軾傳播與接受

陳 慶

朝鮮半島歷史上的朝鮮時代歷時五百余年（1392-1910）。1392年，李成桂取代王氏高麗而建立朝鮮王朝，到15世紀中葉，其國土大體定型，約相當于當今朝鮮和韓國的總和。朝鮮王朝以儒教治國，自太宗李芳遠至高宗李熙，歷代國王均接受中國皇帝冊封；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后不再稱臣于中國。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半島，朝鮮王朝滅亡，共歷27代君主、519年?！爱敶n國”，則始于結束日本侵占的1945年。

蘇軾自高麗文宗時期（1046-1083）開始受到關注，至高麗中期，“東坡熱”席卷文壇，蘇軾的文章成為主要的學習、模仿對象，鼎盛時期呈現“自士大夫至于新進后學，未嘗斯須離其手”［1］（P515）的景象。朝鮮時代，蘇軾的影響力雖有所減弱，但仍居于中國古代文學家前列。21世紀以前，當代韓國學者的蘇軾研究論著不足百篇（部），討論主要集中在蘇軾的詩、詞、文章、文論等方面，蘇軾在韓國的傳播與接受并非關注重點。21世紀以來，韓國學者的蘇軾研究日漸興盛，截至2022年底，就有百余位學者發表近400篇（部）論著，研究重點也有所變化，蘇軾在韓國的傳播與接受逐漸成為關注度最高的研究領域，尤其是朝鮮時代的蘇軾傳播與接受，成果尤為豐富。據粗略統計，當代韓國學者的李白研究論著約200篇（部）、杜甫約300篇（部）、韓愈約200篇（部）、柳宗元約100篇（部）、歐陽修約300篇（部）等，比較而言，對蘇軾的研究無疑是成果最為豐富的。

對于當代韓國學者的朝鮮時代蘇軾傳播與接受研究，已有兩篇論文予以關注，中國和韓國學者各一篇。韓國學者曹圭百《“高麗朝鮮時代的蘇東坡接受”相關研究概況——以1964-2015年為中心》根據研究主題的不同，將韓中學者（以韓國學者為主）的研究成果分為版本研究、韓國漢文學接受研究、高麗時代文人的接受研究、朝鮮時代文人的接受研究四個部分，在排比論文篇目的基礎上就上述內容依次作了介紹［2］（P231-256）。中國學者阮怡《蘇軾詩歌在韓國傳播接受的研究現狀及其考察》的做法與之相近，雖然主題分類有所不同；所涉及論著截止于2014年，最近若干年的進展仍付闕如［3］（P19-27）。

本文以韓國學者在韓國本土發表的論著①本文主要對1945-2022年間韓國學者在本土發表的蘇軾研究成果加以考察，所涉及的論著包括期刊論文和著作（不包括碩士學位論文和博士學位論文），在學術期刊上刊登的篇幅過短文章未納入統計范圍。為主要討論對象，重點不是研究成果的平面羅列，而是在對當代韓國學者的相關研究展開歷時態梳理的基礎上，努力揭示不同階段的學術特點，并就其學術前緣、學術貢獻和學術前景作出分析和判斷，史的線索更為清晰，論的意味更為鮮明。所觀照的時段更長，所涉及的論著數量多出60余篇（部）。

一、朝鮮時代漢文學對蘇軾的接受研究

在以儒學作為建國理念的朝鮮王朝，蘇軾因其高麗觀和被認為沉溺于佛、道，不時遭到朝鮮大儒的批評。如柳希春（1513-1577）曾在宣祖李昖（1567-1608在位）前評價蘇軾“為人，矜豪詭譎，心術不正，發于文詞，亦皆不平。是故芮曄掌學校之政，朱子遺書論曰：‘蘇氏以雄深繁妙之文，扇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人之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裾敯伪救?，庶乎可以障狂瀾”［4］（P116）。金允植（1835-1922）這樣評論蘇軾所撰的《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子瞻用意精悍，善揣人隱情。獨于高麗事，猜之太深而防之太嚴。是徒知夷狄之難信，而不聞東方有君子之國者歟?！诱胺从^其自來之使，豈為國深籌者耶。甚矣東人之愛華也。見絕如此，猶復誦其詩、慕其人而無怨怒之心?！?，子瞻小人哉”［5］（P502-503）。盡管如此，蘇軾出色的文學才能、豁達的人生觀仍得到眾多朝鮮文人的推崇。徐居正（1420-1488）在《四佳詩集·蘇仙赤壁圖》中喝彩說：“先生氣節凌宇宙，先生文章煥星斗。追憶先生四百年，赤壁風月還依然。我今為賦赤壁詩，欲喚先生酹一卮?！保?］（P106）這是對蘇軾人格和才情的熱情禮贊。許筠（1569-1618）稱贊蘇軾的散文“變化無窮，人不測其妙者，亦千年以來絕調”［7］（P247-248）。不僅如此，世宗李裪（1418-1450在位）、顯宗李棩（1659-1674年在位）、正祖李祘（1776-1800在位）等朝鮮時代君王都對蘇軾及其文章青睞有加，例如正祖在位時推行文體改革，推崇蘇軾以對策為主體的奏議文和具有政論性質的論辯文，將其作為范文推廣②1781年（正祖五年）奎章閣刊行的《唐宋八子百選》，收錄了由正祖親自挑選的100篇文章，其中蘇軾所作20篇，占全書五分之一，包括《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代滕甫辯謗乞郡書》《思治論》《范增論》《倡勇敢策》《六一居士集序》《錢塘勤上人詩集序》《醉白堂記》《墨君堂記》《眉州遠景樓記》《石鐘山記》《赤壁賦》《傳神》《潮州韓文公廟碑》等名作。。這些富于戲劇意味的文學場景，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朝鮮時代漢文學對蘇軾的接受研究，發軔于趙承觀1964年發表在東國大學《國語國文學論文集》第5輯上的《韓國文學中的蘇軾》，該文分別考察了蘇軾對高麗和朝鮮時代漢文學以及朝鮮時代韓文文學的影響，對相關作家作品作了較為細致的梳理。趙承觀指出，蘇軾在韓國文學，尤其是詩歌領域的表率作用極為巨大，雖然中國歷代名家的詩文對韓國文學均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像蘇軾那樣為韓國文學家所廣泛崇拜，并且形成韓國化文學景觀的情形則十分罕見。

20世紀80年代初期，李昌龍、孫八洲分別探討了朝鮮時代文人李滉（1501-1570）、申緯（1769-1845）對蘇軾的接受，其視線聚焦于朝鮮時代個體文人，而非文人群體對蘇軾詩文的接受，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路徑。之后，《中國語文學》在1985年第10輯和1986年第11輯中專設《蘇軾特輯》，并于1986年第12輯和1988年第14輯中分別刊發尹浩鎮的《韓國漢文學對東坡的接受》以及許捲洙的《蘇東坡詩文在韓國的接受》，形成了韓國蘇軾研究的小高潮。1993 年成元慶的《松江文學中的東坡影響考——以〈關東別曲〉及〈赤壁賦〉為中心》聚焦于單篇作品，從生活經歷、作品內容以及文學思想等方面著手，追溯了朝鮮時代詩人鄭澈（號松江，1536-1593）《關東別曲》與蘇軾《赤壁賦》的淵源關系。

21世紀最初十年間，朝鮮時代漢文學對蘇軾的接受研究呈逐漸上升的趨勢。2000年洪瑀欽發表《韓國蘇軾研究述略》一文，這是韓國學者最早向中國大陸學界介紹蘇軾在韓國傳播與接受概況的論文，該文用大量篇幅對朝鮮時代前、中、后期文壇接受蘇軾文學影響的情況作了分疏。此后，韓國本土發表的論著更多集中在蘇軾對朝鮮時代學者的影響，而非朝鮮時代文人群體對蘇軾詩文的接受方面。2004年金相洪的《茶山之蘇東坡論》發表，該文考察了有20首和蘇詩流傳于世的丁若鏞（號茶山，1762-1836）對蘇軾的褒揚及批評，指出丁若鏞一方面對蘇軾在文學方面的成就頗為推崇，另一方面對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上圓丘合祭六議札子》等篇中提出的高麗論表示質疑和批評。2009年金甲起發表《紫霞申緯的詩學——與由蘇入杜論相關聯》一文，分析了申緯詩學的發展過程，即《申紫霞詩集·年譜》中記載的“公于詩始學盛唐，后改學蘇東坡，悉棄前作。編詩自四十三歲辛未始。取翁覃溪所書贈堂扁之名，題為警修堂集”［8］（P9a），認為申緯的詩學理論在與翁方綱交往前就已發生轉變。這十年間，雖有學者嘗試研究蘇軾對朝鮮時代個體文人的影響，但未能形成體系和規模。

2010年至今，無論是參與研究的學者數量，還是論著發表的數量，朝鮮時代漢文學對蘇軾的接受研究都達到一個新的高點：南勇振（???）①韓國人除韓文姓名外，通常還有相對應的漢字名，本文對無法確定漢字名的韓國學者，使用音譯法翻譯其姓名，并將韓文姓名附在其后。、吳洙亨、金保京、李泰熙、田嘉蘭（???）、金光載（???）、崔日映、樸晟惠、張真熀、具本炫等學者發表多篇成果，分別探討了蘇軾對樸永輔（1808-？）、李祘（1752-1800）、曹兢燮（1873-1933）、趙龜命（1693-1737）、趙熙龍（1789-1866）、沈魯崇（1762-1837）、申靖夏（1680-1715）、金正喜（1786-1856）、沈象奎（1766-1838）、李滉等的影響。

在上述學者中，其成果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曹圭百和柳素真，他們分別就朝鮮時代文人群體和文人個體所受蘇軾的影響展開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2016年曹圭百出版《蘇東坡對韓國漢文學的影響》一書，柳種睦稱之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認為該書不僅總結了韓國蘇軾接受研究的現有成果，還發掘了許多新材料，為韓國漢文學研究以及蘇軾文學研究作出重要貢獻。該書較為全面地考察了高麗、朝鮮時代文人對蘇軾的接受態度，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統總結。如第三章探討了高麗、朝鮮時代的漢詩文思潮，并從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個方面解釋了朝鮮時代文人推崇蘇軾的原因。他特別提到科舉的影響，引用了許實（1583-1625）《蘇文抄·跋文》的一段話：“余于科場之文未得徑蹊，擿埴于冥途，長吟碧桃之句。一夕季父判書公袖出八大家中蘇子瞻集，令余讀之，且令余自擇其所好。余謹受其教，沉潛累年，雖不知其文之大異于前，而連中三科，終至大捷，此其效也耶?！靖腹厮彀矔r，刊出《蘇文抄》，余嘗病其繁多，今宰高興，書籍鮮少，袖中所對惟蘇文一帙而已。更加精抄揀得五十五首，物力綿薄，鋟梓無策，偶得活字，豈天與其便耶。后生之用力于翰墨者，如得此書而讀之爛熟，不但取青紫如拾地芥，文章閫奧一蹴可到矣?！保?］（P55a-56a）這樣的例證，是鮮活而有說服力的。該書的另一特點在于將高麗、朝鮮時代文人對蘇軾的評價和接受態度分為肯定評價、否定評價和中立評價三類進行討論。通常研究者會對其研究對象抱有偏愛，很容易出現不夠客觀的評價，但曹圭百保持了中間立場，未偏向任何一方。如第六、七章，分別探討了朝鮮文人對蘇軾散文和詩的接受與評價。他引用了申欽（1566-1628）的話：“病東坡者，以其用古事太多。比之饤饾，此論亦宜矣。東坡之用古事，只患才之太多，出語天成而不自覺爾，奚可以此而尤之耶?！保?0］（P337）也引用了丁若鏞的話：“蘇子瞻詩，句句用事，而有痕有跡。瞥看不曉意味，必也左考右檢，采其根本，然后僅通其義，所以為博士也”［11］（P453）。他對材料的選擇并不受個人偏好所左右。

青年學者柳素真圍繞朝鮮時代個體文人的蘇軾接受展開研究，發表了《朝鮮中期文人申欽的蘇軾觀》《朝鮮文人徐居正對蘇軾的接受》《丁若鏞流配時期和蘇詩所體現的心理機制》《朝鮮前期詩人李荇對蘇軾的接受》《朝鮮后期文人趙熙龍對蘇軾的推崇方式》《蘇軾詩文對崔岦詩的影響研究》《海東朱子李滉的和蘇詩》《李安訥之詩對蘇軾詩文的接受》《姜希孟之詩對蘇軾的接受模式考察》等系列論文。柳素真聚焦于朝鮮前中期文人，在她的討論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申欽、李滉這兩位性理學代表人物對蘇軾的接受。蘇軾在中國本土常遭理學家指責，北宋的程頤、程顥，南宋的朱熹，都對蘇軾頗多非議，而在朝鮮時代，性理學代表人物申欽和李滉與許多高麗、朝鮮時代文人一樣，樂于閱讀蘇軾的詩文。有著“海東朱子”之稱的理學家李滉，不僅對蘇軾的人格、才情不勝向慕，還把蘇軾的詩當成重要的文化媒介，經常以和蘇詩的方式與同時代的名流交往。李滉的追和詩122首，分別為朱熹30首、陶淵明22首、杜甫18首、蘇軾14首、韓愈12首、邵雍8首、無名氏5首、黃庭堅3首、蘇轍2首、宋濂2首，只和了1首的有李白、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歐陽修、黃潛。這些人中，邵雍、朱熹、黃潛是理學家，陶淵明、杜甫、韓愈、蘇軾等則以詩文見長。由此可見，李滉雖然是朝鮮時代理學家的代表人物，但他并不像程頤、程顥等中國理學家那樣貶抑詩文，反倒極為尊崇。中韓兩國理學家的這種差異，為文化比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證：當一種觀念、一種理論從一地旅行到另一地，由于社會文化環境的微妙差異，不免有所變化和調整。

在柳素真關注的朝鮮文人中，朝鮮后期丁若鏞的蘇軾接受也是較為典型的個案。丁若鏞曾從儒家思想的角度批評蘇軾對禪學的熱衷：“蘇東坡染于禪學，其病根往往見于其文。潮州韓文公廟碑，以孟子浩然之氣，為河岳星辰之氣，其言已不倫。況云幽則為鬼神，明則復為人，此陰用輪回之說也。高明之陷于異端，而終不回悟，何如是哉?！保?1］（P305-306）盡管如此嚴厲地斥責蘇軾的異端傾向，丁若鏞仍孜孜不倦地閱讀蘇軾詩文，并創作了14題36首和蘇詩，如《和東坡〈聞子由瘦〉》《和蘇長公〈東坡八首〉》《菜花亭新成，權左衡適至，次韻東坡聊試老筆》《石林李禮卿（魯和）月夜來訪，次韻蘇東坡定惠院月夜步出》等。丁若鏞曾寫道：“細和東坡謫里詩”［11］（P84），超過一半的和蘇詩寫于流配時期（1801-1818），獲釋返鄉（1818-1836）后創作了余下作品，在他遭遇人生巨大挫折之時追和的是蘇軾貶謫時期創作的《東坡八首》《聞子由瘦》等詩文。由此可見蘇軾超越時代、國界和學術立場的人格魅力。

總體來看，關于朝鮮時代漢文學對蘇軾的接受研究，當代韓國學者成果豐碩，李昌龍、孫八洲、成元慶、金相洪、吳洙亨、曹圭百、柳素真等學者各有造詣。但也存在需要改進之處：其一，韓國學者在考察蘇軾對朝鮮時代漢文學的整體影響時，主要關注蘇軾對詩歌創作的影響，文藝理論方面僅略有涉及，研究廣度有待進一步拓寬；其二，概述較多，或以朝鮮文人典籍中出現的有關蘇軾的評價文字為證，或以朝鮮文人借鑒、融合蘇軾詩詞所創作的作品為例，偏于蘇軾的總體影響或總體評價，深入的專題分析較為缺乏；其三，近十年來，雖然在朝鮮時代個體文人的蘇軾接受方面研究進展較大，但關注對象限于姜希孟（1424-1483）、李滉、申欽、金正喜、丁若鏞等名家，樸趾源、許筠、宋時烈、李德懋等諸多作者仍在視野之外。

二、朝鮮時代《赤壁賦》的接受和“赤壁船游”研究

蘇軾作品中最受歡迎的莫過于《赤壁賦》，朝鮮時代的許多文學作品都與之相關，有漢詩、時調、歌辭等多種形式?！俺啾诖巍币苍诔r時代成為一種流行方式：那時的文人往往在七月既望或十月望日，相約泛舟江上，吟詠唱和。

朝鮮文人參與的“赤壁船游”等雅集盛會，包括宴游、品茗、飲酒、賦詩、作畫等活動。作為對蘇軾及《赤壁賦》的獨特繼承方式，他們一方面通過“赤壁船游”這一活動，體悟蘇軾超脫的人生觀以緩解內心的困頓，另一方面也將其作為同時代文人之間學術交流的紐帶，希望在近于《赤壁賦》所展現的美好情景中，產生不朽的文字。朝鮮文人由此創作了諸多作品，如徐居正的“壬秋七望廣津頭，擬續前賢赤壁游。月色有情今夜好，江流無盡幾時休。高歌長笛蛟應舞，妙句豪談鬼自愁。俯仰英雄嗟渺渺，蘇仙不獨擅風流”［12］（P363）、樸訚（1479-1504）的“飄飄下水帆，一瞥杳無蒂。嗟我不比渠，局促過半世。今年無小恨，好事靡不濟?；蜿幎蚯?，勝絕俱一例。緬懷赤壁仙，宇宙了睥睨”［13］（P21）、李植（1584-1647）的“即風流文雅之盛，雖未敢覷前輩一斑。乃其江山光景之美，自不減黃岡之夕。斯固不可謂不遭也”［14］（P146）等。朝鮮時代的《赤壁賦》接受和“赤壁船游”雅集，構成了韓國歷史文化的一道亮麗景觀。

1975年金勝連（???）的《受東坡詩影響之作品考察——以〈赤壁賦〉為中心》首次論及蘇軾《赤壁賦》對朝鮮時代文人的影響，按時調、歌辭、內房歌辭等文體分類羅列了作家作品以及蘇軾相關作品的出處。該文所考察的作品均以混用韓文和漢文的方式寫成，或借鑒用詞，或引用故事，其中受《前赤壁賦》和《后赤壁賦》影響的作品占比接近一半。因同屬于東亞漢字文化圈，韓國國文學一直是在漢文學的影響中形成的，直至1446年朝鮮世宗大王正式創制并頒布《訓民正音》，韓國國文學才開始發生變化。歌辭這一體式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涌現了鄭澈、樸仁老（1561-1642）等諸多著名文人。也許是因為作者從事的是韓國國語國文方面的研究，該文對朝鮮時代更為豐富的漢詩并未加以探討。

1993年成元慶將鄭澈的歌辭作品《關東別曲》與蘇軾的《前赤壁賦》《后赤壁賦》作了簡略的對比，認為《關東別曲》與蘇軾作品的相似之處不僅在于結尾處以夢中結交道士并在夢中發問作答結束，而且烏鵲、鶴、神仙等意象的使用都極為一致，他們的生活經歷、政治思想也頗為相似。成元慶所考察的《關東別曲》仍舊是以混用韓文和漢文的方式寫成的作品。

2010 年4 月姜慶熙的《朝鮮時代東坡〈赤壁賦〉的接受——以赤壁船游及〈赤壁賦〉仿作為中心》發表，同年6月，金周淳發表《蘇東坡〈赤壁賦〉對朝鮮漢詩的影響》一文。這兩篇論文雖然都致力于朝鮮漢詩文的考察，但側重點有所不同。姜慶熙主要關注以蘇軾《赤壁賦》為摹本的三篇仿作，一篇是申維翰（1681-1752）的《擬赤壁賦》，描繪了1742年洪景輔（1692-1745）與眾友人在臨津江“赤壁船游”的盛景；一篇是趙纘韓（1572-1631）于1620年創作的《赤壁賦》，該篇在描繪自然景觀之余，發出“天之創赤壁，非為吳蜀也，為蘇子也。安知今之有石壁，非為歷代固國而威敵，只為先生一言而設也”［15］（P378）的感慨，表達了趙纘韓對自身文采的自負，以及朝鮮文人的文化自豪感；一篇是趙纘韓在1622 年寫作的《反赤壁賦》，對朝鮮文人爭相模仿蘇軾“赤壁船游”的現象表達了不滿。

韓國學術論文中有少量是用中文寫作的，比如金周淳的一篇。金氏是臺灣師范大學畢業的博士。他對徐居正、李荇（1478-1534）、樸仁老、尹善道（1587-1671）、金錫胄（1634-1684）、洪世泰（1653-1725）等人創作的以赤壁為對象追憶蘇軾赤壁船游的代表性詩文依次作了介紹，認為朝鮮時代最早的與《赤壁賦》相關的作品是徐居正的《七月既望有雨玩月悵然有作》。

2010 年金在現（???）首次對韓中“赤壁”景觀和赤壁圖作了專題研究。由于《赤壁賦》的深遠影響，朝鮮半島河流或海邊凡有峭壁的地方，人們常常將其命名為“赤壁”。金在現羅列了朝鮮時代安堅（生卒不詳）等人所繪赤壁圖，并實地考察了位于全羅北道和順郡的“赤壁”、全羅北道扶安郡的“赤壁江”、忠清南道錦山郡的“赤壁江”等三地景觀以及相關詩歌作品。此前學者論及蘇軾《赤壁賦》對朝鮮文壇的影響，多圍繞詩文進行闡釋和解讀，而對繪畫等藝術領域涉及較少，金在現的論文，開啟了一種新的嘗試。

2012年姜慶熙在《東洋古典研究》第49輯上發表《〈赤壁圖〉中展現的〈赤壁賦〉之形象和敘事——韓國與中國的〈赤壁圖〉比較研究》一文，集中介紹了朝鮮時代文人的作品，如安堅《赤壁圖》、金弘道（1745-？）《赤壁夜泛》、李在寬（1783-1837）《赤壁夜游》、趙榮祏（1686-1761）《船游圖》等。與中國的《赤壁圖》相比，現存朝鮮時代的作品大多是吳派小景山水畫風格，說明朝鮮時代的《赤壁圖》更關注船游中人的活動。原因在于，由《赤壁賦》衍生出的“赤壁船游”在朝鮮時代成為一種文化風尚，船游賞景并不是主要目的，留下不朽的文學作品才是，在這一過程中，相比空間背景，船上的人物行為更受矚目。2013年李泰浩對最新公開的個人所藏鄭敾（1676-1759）創作的《羽化登船》和《熊淵系纜》兩幅作品作了較為細致的研究，這兩幅作品收錄于《漣江壬戌帖》，是鄭敾為1742年十月既望與洪景輔等人在臨津江赤壁船游的活動而作。

“赤壁船游”作為朝鮮時代學蘇慕蘇風尚的表現方式之一，雖然在學術討論中也多有提及，但將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成果直至近十年才出現，其標志是2014年曹圭百發表的《朝鮮時代漢文學對蘇東坡前后〈赤壁賦〉的接受與“赤壁船游”的重演》。通過考察朝鮮時代的詩文作品，曹圭百確認，“赤壁船游”代表場所有位于漢江的蠶頭峰、廣津、楊江，位于洛東江沿線安東的濯纓潭、尚州的擎天臺，位于和順同福的赤壁、臨津江的赤壁、錦江的夫余、濟州的龍淵等，除此之外還有安東河回、大邱花園、盈德小赤壁等。曹圭百還將該篇論文收入他于2016年出版的《蘇東坡對韓國漢文學的影響》一書。

“赤壁船游”的詩文結集成冊，比較著名的有《壬戌泛月錄》《蠶頭錄》等，這些詩文集也在最近幾年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2019年曹圭百在《朝鮮時代漢文學中出現的蘇東坡“赤壁船游”重演研究——以漢江圈為中心》一文中，集中考察了漢江流域的蠶頭峰船游、廣津船游以及楊江船游。選取這三處的理由在于，朝鮮時代代表文人徐居正、樸訚、李荇、李植等人在這些地方創作并留下了文學價值相對更高的作品。該文將數次赤壁船游詩作分“赤壁船游”的繼承、“赤壁船游”創造性接受、“赤壁船游”重演的自我反映和文采風流的歌詠等三個部分作了介紹，相關詩作均為初次引用的文獻。2021年曹圭百發表《朝鮮時代漢文學中出現的蘇東坡“赤壁船游”重演研究——以〈壬戌泛月錄〉為中心》一文，聚焦洛東江上舉辦的五次泛舟詩會，時間分別為1622年7月、1622年10月、1657年7月、1682年7月和1770年7月。這五次詩會，以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最為盛大，1622年7月共有23人參與，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下清徐來水”23個字為韻作詩；1770年7月共有57人參與，在這次船游活動中，參與者對蘇軾的《前赤壁賦》《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進行了創造性改編。2022年柳素真的《〈蠶頭錄〉中呈現的朝鮮文人之“赤壁船游”文化以及〈蠶頭錄〉的意義》發表?！缎Q頭錄》收錄了1502年七月既望和十月望日，樸訚、李荇、南袞（1471-1527）等人在蠶頭峰下兩次船游時創作的詩作?！缎Q頭錄》的問世，不論是對同時代的文人，還是對后世文人均產生了較為顯著的影響，推進了“赤壁船游”在朝鮮時代文人中的普及。

總體來看，朝鮮時代的《赤壁賦》接受和“赤壁船游”研究，較為深入的領域包括：《赤壁賦》對混用韓文和漢文創作的作品之影響；朝鮮時代漢文詩對《赤壁賦》的接受方式；朝鮮時代《赤壁圖》及赤壁景觀中展現的《赤壁賦》；朝鮮文人在不同時間、地點泛游“赤壁”的目的及意義。所有上述研究，均偏于個案的梳理、事實的描述，從學理上加以闡釋的較少，深度有所欠缺。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沒有一個韓國學者指出“赤壁船游”與《赤壁賦》誤讀的關聯。朝鮮時代的“赤壁船游”風尚，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蘇軾《赤壁賦》是一篇千古傳誦的名作，朝鮮時代的文人學士對之崇拜之至，甚至到了婦孺皆知的程度，“慕蘇”“崇蘇”的氛圍彌漫在士大夫之間。洪奭周（1774-1842）曾在《鶴岡散筆》中寫道：“赤壁二賦，膾炙千古。童孺婦女，皆能傳誦?！保?6］（P148）可見其流傳之廣。其二，朝鮮文人對蘇軾《赤壁賦》作了創造性誤讀，把作品中的某些描寫當成了完全真實的事情，且視之為作品的重心所在，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v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薄翱拖捕?，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保?7］（P5-6）從賦的傳統來看，用對話方式結構文章是一種慣例，也就是在作品里假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物，由他們展開對話，給作者的表達提供一個平臺。在這種對話結構中，參與者有兩人、三人甚至四人，可以根據表達的需要而設置，未必有事實依據。顧炎武《日知錄》說：“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實祖此意?！保?8］（P1113）蘇軾《赤壁賦》中的“主”與“客”以及“主”“客”飲酒放歌的情形，也未必是真實的；即使是真實的，也不是文章的重點所在。但朝鮮時代的眾多文人學士，則把“船游”當作了重點，并在生活中仿效，頻頻舉行類似的雅集。朝鮮時代的《赤壁賦》誤讀以及由此形成的“赤壁船游”風尚，是跨文化交往中的一個有趣案例，如果韓國學者留意到這一誤讀，并與中國本土的相關接受情形加以對照，對于中韓文化的異同，一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三、朝鮮時代蘇軾著述版本考證

蘇軾作品自高麗時代傳入韓國，時至今日，韓國所藏蘇軾論著多為朝鮮刊本和中國明清刊本。其中朝鮮刊本有：《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25卷20冊，宣祖年間（1567-1608）木板本；《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5卷2冊，朝鮮木板本；《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28卷，朝鮮后期戊申字覆刻本；《蘇東坡文抄》2卷2冊，肅宗年間（1675-1720）蕓閣筆書體字本；《蘇文抄》3卷3冊，光海8年（1616）木活字本；《蘇文正宗》1冊，明宗16年（1561）木板本；《東坡詩選》2卷2冊，明宗20年（1565）木板本；《東坡詩注》1卷1冊，朝鮮末期寫本；《蘇律分韻》1卷1冊，朝鮮后期寫本；《東坡源流》2冊，朝鮮后期寫本；《大宋眉山蘇軾家傳心學文集大全》52卷，中宗年間（1506-1544）金屬活字本；《歐蘇手簡》4卷，太祖2年（1393）木板本；《歐蘇手簡抄選》1 冊，顯宗15 年（1674）木板本；《文史咀英》8 卷4 冊，純祖29 年（1829）初鑄整理字版；等等①若同一本書有多個版本，這里只列出保存較為完整的版本信息。。

朝鮮刊本蘇軾作品集一部分是中國刊本的覆刻本，一部分是經朝鮮文人重新編輯后出版的選集。在韓國，詩選集的編刊始于高麗后期，直至朝鮮時代才出現由朝鮮文人直接編選的中國詩選集。朝鮮本蘇軾詩文集編選的意義在于，一方面表明朝鮮時代漢文學界對于蘇軾作品的閱讀和理解已經達到較高水平，另一方面通過分析這些詩文集不同版本的內容和特征，可以了解蘇軾作品在朝鮮時代的接受情形以及朝鮮文壇的動向。

1985年李義活整理了國會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首爾大學圖書館、高麗大學圖書館、延世大學圖書館、梨花女子大學圖書館、東國大學圖書館、成均館大學圖書館、嶺南大學圖書館、啟明大學圖書館、慶北大學圖書館等韓國主要圖書館所藏蘇軾著述及書帖的古書目錄，該文為后續蘇軾相關古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2000年由金學主主編的《朝鮮時代刊行中國文學相關書籍研究》一書收錄了金庠澔撰寫的《朝鮮刊“蘇詩文集”概況》，這是韓國當代學者較早研究朝鮮時代蘇軾詩文集刊印版本的論文。通過對比奎章閣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日山文庫本《增刊校正百家注東坡先生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東坡詩集注》、四部叢刊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等朝鮮時代刊行的幾種主要蘇軾詩集以及相關中國刊本，金庠澔發現：奎章閣本和日山文庫本雖均以中國刊本為底本，但中國刊本中一些明顯的刊刻錯誤在朝鮮本中并未出現，有一些注釋只在朝鮮刊本中存在。

金郁林（???）于2004年發表的《翁方綱之金石考證學與蘇東坡像》，是為數不多的以繪畫為考證對象的論文。金郁林認為，東坡像的繪制和傳播并非自宋代以來就持續存在，而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翁方綱的蘇學復興以及“東坡祭”需求背景下的集中展現。作者從李公麟《蘇軾像》的文獻記載出發，對趙孟頫《蘇軾像》和《嵩陽帖》摹本肖像圖、朱之蕃臨本《東坡笠屐圖》、王春坡臨本《東坡笠屐圖》、朱鶴年《東坡先生笠屐像》等依次進行了考察。他指出，由于“東坡熱”的影響，各種蘇軾像在19世紀被介紹給朝鮮文人，其中流傳最廣的是《東坡笠屐圖》，不少朝鮮文人都有臨摹之作，如許煉（1809-1892）《蘇長公笠屐像》。蘇軾肖像在不斷傳播的過程中，其原始細節已經逐漸淡化，但某些元素，如竹笠，逐漸被強化為一種人生境界的象征。因此，同時期的其他肖像畫中也時常出現頭戴竹笠、腳踏木屐的人物。

2009年至2011年唐潤熙陸續發表了《朝鮮刊本蘇軾詩集版本小考——以〈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為中心》《朝鮮刊本蘇軾詩文集與文集版本小考》《朝鮮時代中國本詩文集流入、刊行及接受模式略考——以唐宋八大家為中心》等系列論文，2011年唐潤熙還與吳洙亨合作發表了《唐宋八大家文選集在朝鮮時代的接受與流通——以韓國所藏唐宋八大家古文選集版本為中心》一文?！冻r刊本蘇軾詩集版本小考——以〈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為中心》對朝鮮時代刊印的蘇軾詩集主流版本，包括金屬活字本、木活字本、木板本共71種，作了考察，其中《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68種，《東坡詩選》2種，《蘇詩摘律》1種。韓國現存最早的金屬活字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為初鑄甲寅字本，世宗16年（1434）刊印，已無完帙本；現存的木活字本大部分為甲寅字體訓練都監字本，是壬辰倭亂（1592）之后朝鮮中期刊行的版本；現存的木板本是朝鮮中后期地方政府以金屬活字本或木活字本等中央政府排版印刷的版本為底本刊行的普及本?！冻r刊本蘇軾詩文集與文集版本小考》一文首先對朝鮮時代刊印的蘇軾詩文集金屬活字本《蘇文忠公集》甲辰字殘本作了考察，甲辰字是成宗15年（1484）刻印的版本，從版本特征來看，以元代版本為底本制作的可能性極大；其次整理了朝鮮時代刊印的蘇軾文集《宋大家蘇文忠公抄》（《唐宋八大家文抄》本）、《蘇東坡文抄》（《四大家掇英》本）、許實選本《蘇文抄》及《東坡文萃》，其中后三種是朝鮮時代文人親自編定而刊印的選本，《蘇東坡文抄》為官刻本，許實編訂的兩種為私刻本?！冻r時代中國本詩文集流入、刊行及接受模式略考——以唐宋八大家為中心》一文則對朝鮮時代刊印的蘇軾與他人的合集《唐宋四家文抄》《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子百選》《歐蘇手簡》《蘇文正宗》《三蘇文》等的版本情況作了較為詳細的考察，至少有三點重要發現：第一，朝鮮刊金屬活字版作為官刻版本，被反復重刊，是朝鮮刊本中的主要版本；第二，朝鮮時代所編的蘇軾選集偏重詩歌；第三，韓國現存的唐宋八大家詩文集中有不少明清版本，表明朝鮮時代對引進這些新出的明清詩文集是持積極態度的。唐潤熙、吳洙亨合著的《唐宋八大家文選集在朝鮮時代的接受與流通——以韓國所藏唐宋八大家古文選集版本為中心》一文對韓國所藏中國本《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大家文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唐宋八大家選集》《唐宋八大家文讀本》等十種文章選集以及韓國所藏朝鮮刊本《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子百選》兩種文章選集的版本情況作了梳理和探討，其中《唐宋八子百選》是朝鮮正祖親自編定的官刻本。

2011年洪瑞妍對四種現存的《蘇詩摘律》版本作了考察，其中一種為中國本，三種為朝鮮本。中國明代天順5年（1461）木板本《蘇詩摘律》完帙本藏于上海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朝鮮時代金屬活字本甲辰字本（中宗中后期）藏于韓國高麗大學和日本尊經閣，另兩種朝鮮時代木板本完帙本分別藏于韓國首爾大學和日本國會圖書館。經過以上梳理，作者認為，《蘇詩摘律》在朝鮮時代共刊行三次，并被廣泛接受。隨著韓國高麗大學和韓國學者黃瑄周個人所藏《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殘本的發現，2012年洪瑞妍發表了《朝鮮刊本〈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的文獻考察》一文，所考察的三種現存《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均為朝鮮木板本。高麗大學的兩種藏本分別為5卷2冊和零本1冊，黃瑄周個人藏本為3卷1冊。洪瑞妍逐一比對了“桓”“匡”“玄”“寧”等避諱字和“歸”“廬”“后”“劉”“齊”“棄”等簡體字以及“覺”“學”“舉”“歸”“辭”等異體字的使用情形，確信這三個版本均是以中國元刊本為底本的覆刻本，《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在朝鮮時代共刊行三次以上。

2013年金甫暻發表《朝鮮本〈東坡詩選〉初探》一文，聚焦于由朝鮮前期文臣鄭百朋構思，其侄子、朝鮮時代文人鄭磁擔任實際編纂及出版工作的《東坡詩選》一書。經由對朝鮮時代木板本《東坡詩選》原文、注釋文字以及版式的分析，金甫暻確認，《東坡詩選》的原文和注釋文字與朝鮮時代出版的劉辰翁批點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25卷本最為接近，甚至錯誤都相同；兩部書雖然紙張大小稍有差異，但版式整體相似。由此可知，朝鮮本《東坡詩選》是以朝鮮刊本劉辰翁批點本為底本而編成的。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朝鮮本《東坡詩選》刪掉了底本中的“類名”和注家名，且對原詩題及注文有所刪減。2016 年金甫暻發表《朝鮮時代蘇軾詩選集之考察》，對朝鮮刊《蘇詩摘律》、朝鮮刊鄭磁本《東坡詩選》、朝鮮刊柳希齡本《蘇詩抄》、中國刊袁宏道、譚元春本《東坡詩選》、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抄本《蘇詩（抄）》《東坡律》《坡詩英選》《東坡長篇》《霞選施注蘇詩》、韓國高麗大學所藏抄本《東坡集選》《東坡詩抄》《東坡詩（選）》《東坡詩句抄》《東坡長句》等作了較為細致的研究，雖未能涵蓋朝鮮時代蘇軾詩選集的所有版本，但為探討朝鮮時代蘇軾詩集的傳播與接受提供了豐富史料。同年，金甫暻發表《袁宏道、譚元春選評本〈東坡詩選〉初探》一文，在第二節中對韓國所藏袁譚本《東坡詩選》的版本情況作了討論。

2016年，曹圭百《蘇東坡對韓國漢文學的影響》一書的第二章，就蘇軾詩文集在高麗、朝鮮時代的傳入及刊行展開了討論。曹圭百以高麗朝鮮時代文人詩文集、朝鮮時代各王朝實錄中的記載、當代學者的相關著述等為依據，完成了蘇軾文集在高麗、朝鮮時代的傳入及刊行以及蘇軾詩集在朝鮮時代的傳入及刊行的概述，并不涉及具體版本信息的交代。2022 年，吳友京（???）發表《云閣筆體字本〈四大家文抄〉的編排體系及影響研究——以朝鮮刊本唐宋八大家相關文選集為中心》一文。韓國所藏《四大家文抄》是收集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作品的文章選集，僅有目錄和正文，并無序跋文或刊記。通過比較四大家文抄與唐宋八大家文抄及相關文選書籍的作品編排和正文，作者認為《韓文抄》《柳文抄》與朝鮮中期文人柳夢寅（1559-1623）編纂的《大家文會》相關，《歐陽文抄》《蘇東坡文抄》與洛東契字本《唐宋八大家文抄》相關。

綜上所述，1985-2009年的20余年間，韓國學者對蘇軾相關著述的朝鮮版本，僅李義活等偶有涉及；2009年后，以在中國大陸取得博士學位的唐潤熙、金甫暻為主，韓國學者就此發表了系列論文，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仍然不夠，留下的空白甚多，例如，除《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蘇詩摘律》《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東坡詩選》《四大家文抄》等蘇軾詩文集有專題討論之外，《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蘇文抄》《東坡詩選》《大宋眉山蘇軾家傳心學文集大全》等詩文集均未進入專題考察范圍；朝鮮時代文人重新編纂完成的《唐宋八子百選》《文史咀英》《歐蘇手簡抄選》等文章選集與相關中國刊本存在顯著差異，《歐蘇手簡》在中國已失傳，其重要性更不言而喻，而韓國學者鮮少關注，除《唐宋八子百選》的版本考證有數篇論文略有涉及之外，《歐蘇手簡》《歐蘇手簡抄選》《文史咀英》的版本考證僅唐潤熙的《歐陽修詩文集在朝鮮的接受與流通（2）——以韓國所藏朝鮮本歐陽修詩文集為中心》提及。

四、結 論

本文主要考察了1945-2022年間韓國學者在本土發表的論朝鮮時代蘇軾傳播與接受的研究成果，其內容可大體分為三類：朝鮮時代漢文學對蘇軾的接受研究；朝鮮時代的《赤壁賦》接受與“赤壁船游”研究；朝鮮時代的蘇軾著述版本考證。

關于朝鮮時代漢文學對蘇軾的接受研究，發軔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南勇振、吳洙亨、金保京、李泰熙、田嘉蘭、金光載、崔日映、樸晟惠、張真熀、具本炫等學者發表了多篇成果。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的貢獻較為突出，曹圭百主要研究朝鮮時代文人群體的蘇軾接受，柳素真主要研究朝鮮時代文人個體的蘇軾接受。

對于《赤壁賦》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 年，至2010 年，逐漸形成了良好的增長態勢。蘇軾的《赤壁賦》在朝鮮時代流傳范圍最廣，朝鮮文人創作了諸多與之相關的仿作或唱和詩，一些重要的唱和詩文集，如《壬戌泛月錄》《蠶頭錄》等，也因“赤壁船游”而產生。金勝連、成元慶、姜慶熙、金周淳、曹圭白、柳素真等從不同角度深化了“赤壁”相關論題。

韓國現存的蘇軾作品集為數不少，大部分為朝鮮時代刊印，或直接從明清兩朝引進。1985年以來，零零星星地出現了一些版本介紹或文獻考證的論文，2009年后，成果數量有較大增長，主要學者有李義活、金郁林、唐潤熙、洪瑞妍、金甫暻等，但總體而言，規模依然有限，可以拓展的余地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