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的感性改造與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批判
——以《哲學的貧困》為中心的考察

劉建江

在《哲學的貧困》（以下簡稱《貧困》）中，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整個政治經濟學體系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一批判是對蒲魯東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雙重錯誤所進行的無情鞭撻，其核心表現為“反對其方法論的論戰”［1］（P246）。在馬克思看來，蒲魯東用以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是對黑格爾理性辯證法的拙劣模仿和粗暴歪曲，是一種“偽辯證法”①這一偽辯證法被蒲魯東稱之為“系列辯證法”，它“試圖提供一種思維方法，這種方法將以思維的過程來代替各個單獨的思想”［2］（P627）。；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唯心主義的經濟學”［3］（P426）和“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4］（P601）。立足于《德意志意識形態》所獲致的歷史唯物主義成果②這一成果是一種“新的歷史觀和經濟觀”［5］（P199），它表明了馬克思同蒲魯東的徹底決裂。并且，這一成果“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6］（P591）馬克思接下來所從事的研究和批判工作。，馬克思不僅給予了蒲魯東系列辯證法最為“刻薄”的嘲諷和批評，而且還展開了對黑格爾理性辯證法的感性改造和去神秘主義努力，并在此基礎上徹底揭露和批判了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③這里所說的形而上學，是指脫離具體科學的哲學的一個部分，它用純思辨的方法來闡述經驗以外的各種問題［7］（P138）。性質，實現了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最初融匯?；诖?，本文以馬克思在《貧困》中對蒲魯東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批判為切入點，擬從范疇批判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對象、社會關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主義原則、人的解放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向度這三個方面出發，具體考察馬克思對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的批判，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闡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論，凸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范式。

一、范疇批判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對象

在蒲魯東看來，政治經濟學是“形而上學的一種客觀形式和具體體現，是在行動中的形而上學”［8］（P44），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能脫離形而上學。同時，作為一門科學，政治經濟學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領域。這一特定的研究對象和領域就是一切經濟事實。何謂事實？在蒲魯東那里，事實絕不是一種“物質的事物”，而只是一種“無形觀念的有形表現”，它“所證明的只是它所代表的那個范圍內的觀念”［8］（P166）。所謂經濟事實，即經濟領域和范圍內的觀念。這樣一些觀念是由理性的經濟范疇所生產和建構起來的。在介入人的具體經濟活動和經濟生活領域時，政治經濟學運用抽象理性將人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生活中的一切感性因素進行抽離，并用無人身的經濟范疇對其進行替代，從而構筑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領域。例如，雇傭制是一個經濟事實，這一事實是由資本、工資、勞動等經濟范疇共同構建而成的，它表達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經濟關系”①這一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性社會關系的范疇抽象和經濟學表達，即表現在經濟范疇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并且這種關系的表達和顯現不能脫離經濟范疇。，即資本以一定的工資形式同勞動進行等價交換。在這一經濟事實中，不存在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的資本家和工人（資本家和工人只不過是資本和勞動這兩個經濟范疇的人格化），及其二者之間的感性社會關系，而只存在一定的經濟范疇，及其所建構的理性經濟關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不無嘲諷地指出，政治經濟學的這一研究方法是先把人變成帽子（即物），再把帽子（即物）變為觀念（即范疇），并把對這些觀念（即范疇）的研究徑直看成是對人的感性經濟活動的研究，然后以“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9］（P90）遮蔽人與人的感性社會關系。事實上，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從這樣一系列政治經濟學范疇和經濟事實出發的。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通過分工、機器、競爭、壟斷、捐稅、貿易、信用、所有權、共有制、人口等十個經濟范疇構筑了其整個政治經濟學體系，闡釋了各經濟范疇之間的矛盾機制，揭示了經濟進化的邏輯序列。通過將這些經濟范疇在其頭腦中依序排列，蒲魯東得到了一種關于經濟運動的“純粹邏輯公式”［4］（P600）。

對此，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蒲魯東用一系列抽象的、固定的、永恒的經濟范疇對經濟關系體制和經濟矛盾運動的說明，其實只是一種對社會經濟實在進程的虛構，他用這一系列經濟范疇所構筑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其實也只是一種先驗的、自在的、天然的和現成的存在于歷史之外的事實和關系。因為他既不懂得經濟范疇只是對“生產的社會關系”［4］（P602）或“社會的生產關系”的抽象，也不懂得現實的經濟運動的感性基礎，更不懂得現實的經濟運動的矛盾性和歷史性。他只是用一系列空洞的經濟范疇解釋了一系列理性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卻沒有深入到作為事情本身的感性的生動的人的現實經濟活動和經濟實踐中去說明這一系列理性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是如何產生的，即沒有揭示產生這一系列理性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的歷史運動。馬克思認為，蒲魯東所謂的作為一種經濟事實的雇傭制，和作為一種經濟關系的資本與勞動的關系，甚至是作為經濟范疇的資本，都不是現成在手的，而是有其感性基礎和歷史生成過程的。在馬克思看來，雇傭制之所以能成為一種經濟事實，其根源于人的感性勞動的異化這一感性實踐；資本作為一個經濟范疇之所以能夠生成，其得益于“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9］（P198）。一言以蔽之，蒲魯東用以建構其整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抽象經濟范疇和被“當做范疇形式來看的”［10］（P50）經濟關系都有其自身的生成過程，都有一定的感性基礎和歷史條件。

對于蒲魯東用經濟范疇所描繪的純粹抽象的經濟學話語，馬克思進行了感性批判與現實轉換。當蒲魯東向我們闡述資本以一定的工資形式同勞動進行等價交換這一經濟事實時，他并不是在向我們說明感性的人的現實經濟活動和經濟生活本身，他所揭示的經濟關系也并非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感性社會關系，而是“資本”與“勞動”這兩個經濟范疇之間的邏輯理性關系。這一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通過抽象的經濟范疇，把發生在社會生活領域中資本家利用貨幣這一“不可抗拒的購買的權力”［4］（P130）所行使的對工人一部分感性生命時間的支配這一社會生活現實給深深地掩蔽了。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這一感性的社會關系不是一種等價交換的、自由平等的理性經濟關系，而是一種包含感性對抗、沖突和矛盾的支配與被支配、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的感性社會關系。對于這一感性社會關系，馬克思明確將其指認為“生產關系”［4］（P599）（亦即“生產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的生產關系”），并指出經濟關系不過是人的感性生產關系的范疇抽象，只是其在理論上的表現，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與政治經濟學立足于經濟事實，把經濟關系作為研究對象不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立足于感性的人的經濟活動和經濟實踐，把生產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的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①感性社會關系不是單數，而是復數。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物質）的生產關系或者說生產的社會（物質）關系是其他一切感性社會關系的基礎和前提［10］（P43）。。把感性的生產關系同范疇的經濟關系相區分，把感性的經濟活動同理性的經濟事實相界劃，表明馬克思洞見到了蒲魯東政治經濟學所內含的形而上學設定，同時也表明馬克思抓住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原本。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性質的揭露和批判，正是從對經濟范疇的批判和解蔽開始的。

在馬克思看來，感性的人的活動的第一要素是生產力。這種蘊含生產力的感性活動本身，是一種物質生產活動，表征著人與自然的感性交往關系，它是人們在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相互關系（即生產關系）的感性前提，也是現實的經濟運動和歷史運動的感性基礎。立足于這種感性的物質生產活動，馬克思批判了蒲魯東以經濟范疇對現實經濟運動純粹抽象的和非歷史的建構?，F實的經濟（歷史）運動之所以是一種感性運動，而不是一種抽象公式，就在于它根基于感性的人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現實的物質生產關系之上，而不是根基于抽象的經濟范疇和邏輯的理性經濟關系之上。馬克思明確指出，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不是感性的人的經濟活動和經濟實踐，而是“經濟學家的教條”［4］（P599）（即經濟理性），其用以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辯證法，也不是一種“真正科學的辯證法”［11］（P62），而是一種“冒牌的黑格爾詞句”［4］（P598）。具體而言，馬克思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了對蒲魯東政治經濟學范疇抽象方法的批判。

其一，強調經濟范疇的感性基礎，批判了蒲魯東對經濟范疇的先驗性理解。

蒲魯東認為，分工、交換、貨幣等經濟范疇是從上帝那里來的，是一種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東西。他用一種純粹抽象的方法來觀照整個感性世界，將一切感性事物的偶性全部抽象掉，使其成為一個純粹的抽象的范疇規定，并將這種范疇規定“作為實體”［4］（P600），同時將這種范疇間的邏輯序列和抽象運動視為普遍理性——亦即蒲魯東所謂的“永恒理性”［10］（P45）、“作為主體的人類的理性”［4］（P609）、“社會天才”［4］（P609）和“人類理性”［4］（P609）——的實體性內容。在馬克思看來，一切經濟范疇都是對感性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抽象，都是其在理論和觀念上的表現，都有其感性來歷。這種經濟范疇和由之所建構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是一種第二性的東西，而不是一種第一性的東西。它不是一種獨立的存在，它依附于一定的感性基礎（即感性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就其本原來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是一種“被規定在理性形而上學范疇中的生產關系”［12］。囿于這種純粹抽象的方法，蒲魯東把一切感性的社會關系都抽象化了，并且把經濟范疇同感性的社會關系完全割裂開來了。在他那里，一切感性社會關系都是經濟范疇的本質體現，一切感性社會關系的變化和發展也都得益于經濟范疇的變化和發展，而不是相反。馬克思明確指出，蒲魯東所信手拈來的經濟范疇是憑空掉下來的，是一種“普羅米修斯的贈予”和一種先驗的獨立存在；蒲魯東借助于范疇抽象的方法所描繪的經濟矛盾的運動以及他用一種“脫離了個體的純粹理性的語言”［4］（P599）所構筑的整個政治經濟學體系，也只是一種“運動的純粹邏輯公式或者純粹理性的運動”［4］（P601）和一幢“意識形態體系的大廈”［4］（P603）。經濟范疇的固定性、不變性和永恒性，決定了以之為基礎而構建起來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的先驗性、抽象性和非歷史性，也決定了以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先驗性、抽象性和非歷史性。

其二，強調矛盾的感性辯證性，批判了蒲魯東對矛盾范疇的非辯證理解。

蒲魯東自認為他用以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是一種“和黑格爾所提出的辯證法相似的辯證法”［2］（P627），殊不知其對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是一種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粗暴歪曲和拙劣模仿，并將其“降低到極可憐的程度”［4］（P602）。矛盾范疇是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范疇，整個《貧困的哲學》就是在闡釋和建構一個經濟矛盾運動的體系。在蒲魯東那里，每個經濟范疇都包含“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4］（P604），這兩者合在一起構成每個經濟范疇“所固有的矛盾”［4］（P604）。蒲魯東用以解決這種“矛盾”的方法是保留經濟范疇中好的方面，而消除其壞的方面。例如，作為一個經濟范疇，分工的好的一面在于它是實現平等的方法，壞的一面在于它是貧困的源泉。對于這一矛盾，蒲魯東的做法是保留“分工”的好的一面而消除其壞的一面，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作為“分工的邏輯反題”［4］（P621）的范疇——機器。同時，蒲魯東還認為，不僅每個經濟范疇自身包含矛盾，各經濟范疇之間也有矛盾，其中一個范疇是“另一個范疇的消毒劑”［4］（P606）。解決各經濟范疇之間的矛盾的方法是用一個新的經濟范疇去消除和取代上一個經濟范疇的壞的方面。例如，作為一個經濟范疇，機器可以消除分工的壞的方面，競爭可以消除機器的壞的方面，壟斷可以消除競爭的壞的方面，等等。對此，馬克思批判指出，蒲魯東想要通過保留經濟范疇中好的方面同時消除其壞的方面來達到產生一個新的經濟范疇的做法，其實不是運用了辯證法，而是“切斷了辯證運動”［4］（P605）。黑格爾辯證法中所內蘊的“巨大的歷史感”［6］（P602），在蒲魯東那里消失不見了。在馬克思看來，蒲魯東所描繪的經濟矛盾體系的辯證運動過程（即只保留好的方面而消除壞的方面）是一種極其簡單和空洞的過程，是一種運動形態的抽象或“抽象形態的運動”［4］（P601），它不符合社會歷史的實在進程。這種只保留范疇好的（即肯定）方面而消除其壞的（即否定）方面的做法，會閹割范疇自身內在的自發運動，使其“不再有內在的生命”［4］（P606）。這種對矛盾范疇的理解，也是一種非辯證的和非歷史的理解。馬克思明確指出，正是由于事物的壞的（即否定）方面的存在，才會引起沖突、對抗和斗爭，才會“產生形成歷史的運動”［4］（P613）。也就是說，與蒲魯東從肯定的方面強調矛盾的辯證性不同，馬克思是從否定的方面來強調矛盾的辯證性的；與蒲魯東所理解的矛盾是一種范疇自身內部的矛盾不同，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是一種外在的感性的矛盾。

二、社會關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主義原則

研究對象的不同，直接導致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在哲學方法論上的分野。在馬克思看來，由于只強調經濟范疇的先驗性、固定性和永恒性，以及對矛盾范疇的純粹抽象理解，蒲魯東所謂的辯證法只是一種非歷史的抽象的絕對思辨的方法。而在馬克思那里，辯證法不是一種抽象的非歷史的方法，而是一種感性的歷史的方法。由于認識到感性的生產方式與社會關系的矛盾運動之于歷史實在進程的重要性，馬克思用一種感性的方式擺脫了黑格爾抽象的思辨的理性辯證法的神秘外殼，并基于一種感性的立場和原則批判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拙劣模仿者蒲魯東。黑格爾的辯證法具有非常強烈的歷史感①這一方法是黑格爾從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問題，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13］（P140）問題和“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矛盾和發展規律”［13］（P141）問題的研究中生發出來的。，這一歷史感是歷史唯物主義新世界觀的“直接的理論前提”［6］（P602）。在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重視歷史，是黑格爾哲學的重要方法論遺產，馬克思批判性地繼承了這一遺產。在保留了黑格爾辯證法能動性原則的基礎上，馬克思清除了其中所蘊含的偽歷史主義，并賦予了辯證法以感性歷史性。這一對感性歷史的強調和重視，以及以感性辯證法對政治經濟學歷史本質的透析，也彰顯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主義原則。

以社會關系為核心展開對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的批判，是《貧困》的理論主線。在馬克思看來，感性社會的實體性內容就是社會關系，就是這一社會關系的歷史展開，否定和抹殺這一社會關系就是對感性社會的實體性內容（甚至是整個社會）的否定和消滅。由于這一社會關系是建立在階級對抗之上的，因此它不是一種“個人和個人的關系”［7］（P135），而是一種“工人和資本家、農民和地主的關系”［7］（P135）。與蒲魯東在純粹抽象的永恒的經濟范疇中把握人的社會關系不同，馬克思強調在感性的歷史運動中來把握這一關系。因為這一關系是由社會的感性歷史運動所生產和建構起來的，它是一種具有現實性和暫時性的感性的歷史性關系，而不是一種邏輯前的、理性前的抽象的非歷史性關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歷史運動并不是黑格爾所謂的絕對主體——即實體—自我意識，亦即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4］（P342）——的自我實現和自我展開的活動，而是馬克思所指認的社會實在主體①這一實在主體不是任何一種關于“社會”的概念、范疇和抽象，而是一種現實的、特定的和具有實體性內容的感性社會，是一種由現實的個人的感性活動而構成的社會。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黧w，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14］（P25-26）。之展開自身實體性內容的自我實現的活動。這一社會實在是一種人們“直接碰到的、既定的”［6］（P470）存在，而不是一種人們“隨心所欲地創造”［6］（P470）的產物；同時，這一社會實在的實體性內容（即社會關系）也是一種既定的、既與的關系，而不是一種人們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的”［6］（P470）結果。

如上文所述，既然馬克思認為歷史感是黑格爾辯證法最為重要的遺產，而這一歷史在黑格爾那里同時又意味著絕對主體（即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自我實現的活動（歷史），那么，只有在剝去了“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的神秘的形而上學外衣之時，“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的歷史才能真正開顯出來。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以社會關系為核心，通過對實在主體（即社會）的實體性內容（即社會關系）歷史展開的感性揭示，并從辯證法的原則高度理解和把握社會關系，馬克思不僅戳穿了包裹在現實社會關系之外的形而上學外衣，而且實現了對黑格爾理性辯證法的感性改造和歷史拯救。進而言之，對黑格爾理性辯證法的感性改造和去神秘化，意味著被黑格爾所抽象了的和形而上學化了的現實的歷史的真正開顯，而在《貧困》中馬克思又是第一次以論戰的形式公開闡述了他關于這一現實的歷史的基本理論——后來這一理論被恩格斯稱為“唯物主義歷史觀”［6］（P597），亦即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經由對黑格爾理性辯證法的感性改造而來的（感性）辯證法就是唯物主義歷史觀（亦即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因為這種（感性）辯證法建基于感性的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之上，并表征著這種感性的“社會生活之實體性內容的揭示和展開”［15］。在《貧困》中，基于對社會關系的感性歷史考察，馬克思深入到了對社會歷史實體性內容的理解和把握之中，深刻地批判了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偽歷史性。

蒲魯東認為，歷史不是一種“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4］（P598），而是一種“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4］（P598），是一種與“范疇的邏輯順序”［4］（P607）相一致的歷史。由于不懂得社會歷史的實在進程，不懂得經濟形式的暫時性和歷史性，只懂得上帝和普遍理性，蒲魯東所謂的歷史只是一種神圣的歷史，而不是世俗的歷史。在馬克思看來，無論是一定的經濟范疇，還是一定的感性的人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現實的物質生產關系，它們都不是一種永恒存在的東西，而是一種“暫時的和歷史性的”［10］（P44）東西。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根本謬誤，就在于他不懂得“處于現代社會制度聯結……關系中的現代社會制度”［10］（P42），既不懂得這種現代社會制度的內在運行規律和感性來歷，也不懂得這種現代社會制度的暫時性和歷史性。經濟規律、原理和范疇的非時間性和非歷史性，意味著以之為基礎而構建起來的經濟關系的非時間性和非歷史性，同時也意味著以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非時間性和非歷史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進一步指明，以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偽科學，是一門非歷史的科學，因為它所揭示的經濟規律是一種永恒的“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4］（P612），而不是一種社會歷史實在進程自身內蘊的“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律”［10］（P225）。

在蒲魯東那里，經濟范疇是“一切事物的實體”［4］（P600）。這些經濟范疇運動的歷史，就是一切事物的實體運動的歷史，或者說就是歷史本身。對于這種歷史而言，時間序列是無足輕重的，邏輯順序才是最為重要的。蒲魯東這種把經濟范疇同感性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割裂開來，并把經濟范疇的純粹理性運動所構筑的觀念歷史同由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矛盾運動所構筑的感性歷史割裂開來的做法，其實是“徹頭徹尾地曲解了歷史”［16］（P279），也暴露了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理性形而上學本性。因為這種由范疇的邏輯理性運動所構筑的觀念歷史，所體現的只是感性歷史的“個別的側面”［14］（P30），它遮蔽了感性歷史的實在進程和內在規律。而與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相比，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切中了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這一理性形而上學要害。

在馬克思看來，歷史不是一種與感性時間無關的純粹理性的觀念運動，歷史運動和發展的規律也不應從與感性時間無關的純粹的觀念的范疇的理性中去尋找，而應從作為歷史的劇作者和劇中人的感性的人的經濟活動（即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去尋求。在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感性的人與人之間建立相應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感性關系一旦確立，它就變身為規范和支配一定社會歷史階段人們經濟活動和生活的普遍法則。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建立在其上的社會生產關系也會發生改變。當社會關系與生產方式的發展不協調時，這種關系會促使感性的人“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4］（P602），從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說，在怎樣的歷史發展階段，就會產生怎樣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特定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是屬于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的，而不是相反。馬克思明確指出，生產方式的改變，社會關系的破壞和變更，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種感性的人的經濟活動的表現，都表明感性的現實的歷史是運動的，而不是永恒的停止不動的。蒲魯東這種脫離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將經濟關系視為一種獨立的關系，并將經濟規律視為一種抽象的永恒規律的做法，其實只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幻想。這一做法也是作為“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表”［4］（P616）的“一切經濟學家的通病”［4］（P644）。

通過對蒲魯東政治經濟學非歷史主義方法論的批判，馬克思闡釋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主義原則。這一歷史主義原則具有如下三個基本特征：

其一，批判性。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種歷史批判，它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歷史特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或社會的經濟形態作為其研究、批判和解剖的對象，以期從中發現感性的歷史運動的規律。這一歷史批判具有三重指向，它既指向對感性社會中現實的政治經濟歷史過程的批判（即政治經濟批判），又指向對奠基于這種感性社會的現實政治經濟歷史過程之上的意識形態觀念的批判（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同時還指向對這一意識形態觀念的形而上學性質的批判（即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批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批判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現實歷史，而且還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觀念，并在這雙重批判的基礎之上揭示了政治經濟學所內含的形而上學設定。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發現了被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的人與人的關系，揭示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創立了一門“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5］（P295）。

其二，發展性。在馬克思看來，任何事物都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歷史性意味著暫時性、發展性和非永恒性。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既產生和發展于感性歷史運動的真實展開過程中，又會在這種感性歷史運動的真實展開過程中走向消亡。以這一感性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為研究、批判和解剖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所發現的感性歷史運動的內在規律，也都是暫時的、發展的和非永恒的。與蒲魯東企圖用經濟范疇先驗地構想出一個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的科學公式不同，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闡釋本身就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4］（P603）。在馬克思看來，蒲魯東所構想出來的“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4］（P526），就其本質而言只是一種“關于意識的空話”［4］（P526），因為它不是“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4］（P526）的，而只是從其“純粹理性的頭腦中產生的”［4］（P601）。馬克思明確指出，任何離開了對運動發展著的現實的社會歷史實在進程的研究，而空談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普遍）規律這一做法本身是“沒有任何價值”［4］（P526）的。

其三，超越性。立足于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不僅僅是一條經濟學規律，更是一條歷史規律。因為他對這一規律的把握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9］（P22）和超越性——亦即從對其“必然滅亡的理解”［9］（P22）——方面去把握的，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審思也既是立足于感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又是超越于這一感性現實之上站在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一位階的“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4］（P502）來進行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介入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的研究并不是要像蒲魯東那樣構建一個關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理論體系，而是要揭露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現實歷史進程和內在運行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尋求一條資本邏輯的超越之道。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出發點也不是贊同政治經濟學理論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歷史過程的理解和闡釋，而是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靶子披露其內在的理性形而上學之病根，并在此基礎上尋求一劑去除資本邏輯之弊的良方。

三、人的解放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向度

囿于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限制，蒲魯東既忽略了感性歷史的實在進程，又忽略了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中本就蘊含的感性對抗、沖突和矛盾。在面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出現的工人罷工、經濟蕭條、經濟衰退等現實物質利益的對抗、沖突和矛盾時，蒲魯東只能將其解釋為經濟范疇自身的邏輯對抗、沖突和矛盾。在他那里，感性世界中的對抗、沖突和矛盾是經濟范疇本身所固有的，感性世界中所出現的經濟問題和危機也是由于現實在其展開過程中偏離了經濟理性本身所固有的邏輯運行機制而產生的。在面對工人創造的感性財富越多反而自身越貧困這同一個異化的社會現實時，與蒲魯東試圖訴諸經濟范疇的矛盾運動來尋求解決之道不同，馬克思立足于生產關系的歷史運動，提出了人的解放的歷史任務。馬克思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人的勞動發生了異化，并且這種異化是一種感性的異化，而非純粹的抽象的“思維的異化”［4］（P203）。從人的勞動的感性異化出發，馬克思進一步分析指出，資本（即過去積累起來的抽象勞動）擁有一種統治和支配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事物的感性權力，這一權力并不源于抽象的經濟范疇所擁有的邏輯力量，而是源于人類活勞動所創造的感性財富所擁有的物質力量；資本（即資本家）同勞動力（即工人）等價交換這一表象背后所隱匿的剝削和矛盾，也并不是一種抽象的經濟范疇的邏輯沖突和矛盾，而是一種現實的人的感性交往的沖突和矛盾。通過對辯證法批判本性的感性起源的揭示，馬克思批判了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偽科學性，并在這一批判中闡釋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向度。

面對黑格爾的理性辯證法，蒲魯東對其進行了拙劣的模仿，并通過對“正—反—合”這一公式的外在形式運用，建構了一個經濟矛盾的范疇體系。馬克思則繼承了黑格爾理性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并對其進行了感性改造。在黑格爾那里，矛盾是“生命和精神最內在、最客觀的環節”［17］（P543），否定是生命和精神自身運動“最內在的源泉”［17］（P543）。每一個事物都是由其自身的矛盾本性而設定自身，并使自己與自己相對立的。對于這一矛盾，與黑格爾將其指認為絕對理性自身的矛盾，以及蒲魯東將其指認為經濟范疇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不同，馬克思將其指認為社會現實的感性矛盾。黑格爾的理性辯證法雖然只表征著“思想的自我發展”［10］（P623），是一種形而上學范圍內抽象理性范疇的邏輯反映，但它所揭示的東西卻是事物自身的內在生命運動和過程。這一辯證法雖然只是對現實歷史作了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闡述，但它卻以批判的形式揭示了“人的產生的活動、人的形成的歷史”［4］（P201）。通過將黑格爾局限于形而上學范圍內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運用于考察感性歷史的實在進程，馬克思指出，辯證法是一種關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中進行的并服從于辯證形式的現實發展的反映”［10］（P623），它具有感性現實性的特征。當蒲魯東想通過簡單地運用范疇內部的矛盾和否定來闡述其整個經濟體系中各經濟范疇的生育、產生和演進過程時，他只是在范疇的矛盾中搖擺、轉動和掙扎。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在經濟范疇的矛盾運動中產生不了新的感性事物和物質力量，而至多只能產生新的范疇和觀念。新的感性事物和物質力量是在感性矛盾的運動中產生的，是在一系列感性對抗和感性沖突的歷史運動中產生的。馬克思明確指出，生產關系自誕生之日起就內含著感性對抗、感性沖突和感性矛盾，表征著一種辯證的感性生命的關系，它在自我肯定的同時也包含著自我否定。蒲魯東所謂經濟范疇的矛盾就根源于人的感性經濟活動或經濟實踐中物質利益的對抗和沖突，根源于生產關系自身所內含的感性對抗和感性沖突。

在馬克思看來，由于不懂得經濟范疇的矛盾根源于生產關系中本有的感性對抗、沖突和矛盾，不去觸碰和直面感性生活中的物質利益對抗、沖突和矛盾，蒲魯東僅從哲學（形而上學）層面分析和求解社會貧困問題的解決之法注定是徒勞的。他所建構的自詡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也仍舊“沒有脫離神學的‘思維’”［16］（P225），而只是提出了一個解決社會貧困問題的先驗構想。他自視為對以往一切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的批判，其實也只是一種“極其粗暴的指責”［18］（P669），暴露了其“地地道道的小資產者”［11］（P61）的立場及其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偽科學性。具體而言，通過對辯證法批判本性的感性起源的揭示，馬克思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批判了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偽科學性，并在這一批判中凸顯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向度。

其一，批判了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偽批判性，指明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門“革命的科學”［4］（P616）。

在我們通常的理解中，用革命性和科學性來指代同一門理論學說是矛盾的。因為當我們說一門理論學說具有革命性的時候往往意指其批判性，但批判總是基于一定的主觀價值立場的評判；而當我們說一門理論學說具有科學性的時候往往意指其客觀性，即其結論是基于一種客觀的價值中立的立場得出的。這似乎表明，革命性與科學性是不兼容的，作為一門理論學說的科學只能是非批判的和非革命的。但在馬克思看來，情況并非如此。蒲魯東標榜其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這門科學在面對感性世界的現實物質利益對抗、沖突和矛盾時，只知道逃避和忽視客觀存在著的感性現實而企圖用范疇抽象的方法訴諸經濟理性以尋求一種萬能的“科學公式”解決問題。對此，馬克思批判指出，作為一門理論學說的科學，它不是從先驗的公式中非批判地導引出來的，而是從對感性“歷史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11］（P58）導引出來的。因為感性的歷史運動本身既包含著一系列的感性對抗、沖突和矛盾，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沖突和矛盾的物質條件。也就是說，這種感性的歷史運動本身是一種批判的和“產生了解放的物質條件的運動”［11］（P58），亦即一種革命運動。并且，這種從感性歷史運動的批判認識中導引出來的科學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內容，不來自任何一種主觀的價值判定，而是一種對感性歷史運動的客觀描述，它并不回避和忽視感性歷史運動本身所內含的革命要素。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這樣一種科學，它兼具革命性與科學性。立足于對感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考察，馬克思既揭示了資本的文明一面（如它對生產力的促進、對社會關系的發展、對物質生活的豐富和對高一級社會形態要素的創造等），又披露了資本的野蠻一面（如它所帶來的貧困問題、剝削問題、壟斷問題和異化問題等）。不僅如此，馬克思還闡釋了客觀存在著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問題的歷史由來，并從這一本身就創造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問題的“物質手段和萌芽”［19］（P928）的感性歷史運動中得出了資本主義必將消亡的結論。

其二，批判了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抽象實證性，指明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門“歷史運動的科學”［4］（P616）。

在馬克思看來，蒲魯東雖然以經濟學家、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這三重身份自居，但由于不懂得一切經濟關系的感性起源，以及解決社會貧困問題的感性之法和實現人的解放的感性之徑，蒲魯東又遠在這三者之下。從經濟事實出發，蒲魯東標榜其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但這一所謂的實證科學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這些既定的經濟事實的感性來歷，又沒有拋棄思辨哲學的幻想。在對社會貧困和人的解放問題的探討上，這一所謂的實證科學不是從感性的社會現實出發，而是從一種“理想化的現實”［4］（P616）出發，并站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立場上用一種先驗的方式來闡述一種所謂的“自由工人聯合的新社會主義體系”［18］（P669）。對此，馬克思批判指出，蒲魯東只是在他“自己頭腦里找尋科學”［4］（P616），他的政治經濟學也并非一門真正的實證科學，他訴諸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方式具有強烈的抽象性和空想性。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實證科學既是一種批判的科學——因為它“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實”［9］（P19），同時又是一種“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因為它離開了思辨的哲學基地來“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4］（P526）。面對社會貧困問題，馬克思不僅看到了它的消極一面，更看到了它的積極一面。因為在這一產生了社會貧困問題的感性歷史運動中，既包含著解決社會貧困問題的“物質手段和萌芽”，又蘊藏著一股強大的感性物質力量?，F代社會的貧困問題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經濟學）而言，是一種消極的東西，然而在產生這一現代貧困問題的歷史運動中也蘊含著對貧困的積極的揚棄。這一揚棄既意味著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批判，同時也意味著未來新社會的生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向度不僅體現在它是一門“革命的科學”和“歷史運動的科學”，更體現在馬克思在社會歷史的實在進程中找到了實現這一感性革命和完成人的解放任務的感性物質力量——無產階級。在《貧困》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人的解放任務的達成在于“使既得的生產力和現存的社會關系不再能夠繼續并存”［4］（P655），而這一前提的實現在于從舊社會的胎胞里催生出一種最強大的生產力。這種最強大的生產力就是“革命階級本身”［4］（P655），它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能動的要素，是促使生產關系變革的感性動力。與蒲魯東“勸告工人不要觸動舊社會”［4］（P653）不同，馬克思確切指明了全部的問題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批判、消滅和改變現存狀況。

綜上所述，在《貧困》中，通過對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的偽辯證性、偽歷史性和偽科學性的徹底揭露和批判，馬克思明確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對象和方法論基礎，闡明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主義原則和科學性質，實現了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最初融匯。從政治經濟學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從“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到“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批判”，馬克思不僅批判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現實歷史，更批判了作為“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表”的現代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態觀念（即政治經濟學），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了這一意識形態觀念的形而上學性質（即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這一批判不僅昭示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哲學基礎——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彰顯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科學屬性——“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從系列辯證法到“真正科學的辯證法”，從理性辯證法到感性辯證法，馬克思披露了蒲魯東政治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異?？斩础保?0］（P52）和“驚人貧乏”，展開了對黑格爾理性辯證法的感性改造和去神秘主義的努力。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寫給路德維?！旄衤男胖忻鞔_指出，雖然黑格爾的理性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10］（P280），但他用以批判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不是黑格爾的闡述方法”［10］（P280），這一方法“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我（指馬克思——引者注）的方法”［10］（P280）。在《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版的“跋”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他的辯證法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批判的和革命的”［9］（P22）方法，因為它“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9］（P22）的。這一辯證法之所以可以被稱為感性辯證法，一方面在于它離開了思辨的哲學基地，并以社會實在實體性內容自身的感性展開為研究對象，批判了思辨哲學研究對象的虛妄性；另一方面則在于它對社會實在的認識本身就是從對這種自身就包含感性對抗、沖突和矛盾的“歷史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導引出來的，并揭示了社會實在在展開其自身實體性內容的歷史過程中所遵循的感性法則。馬克思在《貧困》中這一對辯證法的感性致思路向和對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性質的批判路徑的闡釋，也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得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