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大一統”國家的文人精神與文學氣象

王洪軍

（哈爾濱師范大學 文學院，哈爾濱 150025）

漢王朝以前的中華民族經歷了兩次大的歷史變局。 一是商周之變，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論之甚詳。 周人封邦建國，周王為共主，行政主導權在諸侯國，周王以禮樂文化制度為統攝。 其利在于以禮樂文化奠定了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基礎，其弊則是以周王為共主的諸侯國逐漸強大而走向了形式上的分裂。 二是周秦漢之變，對此當代學人闡述尤繁。 秦人以強勢的軍事手段統一六國，建立起統一的帝制國家并且惠及兩漢。 “大一統”帝治國家政權的建立是一種全新的政治模式的不斷嘗試與完善。 在這一動態的變化過程中，漢代國家的文學也隨著思想政治體制的調整而發生變化，形成了統一國家獨有的文學鏡像。 而我們的研究正是將漢代文學置于四百年統一國家體制的建設進程中，考察統一國家士人精神的變化、國家文學形成的內在機制，以此探索漢代“大一統”國家的文學氣象。

一、 兩漢士人的入士精神與國家情懷建構及其消解

漢高祖劉邦厥受天命，“改正朔，易服色”［1］1256，成就了漢代“大一統”的政治局面。 漢代的“大一統”，不僅是政治、地理上的“大一統”，更是文化思想上的“大一統”。 漢代儒家士人在對“天地常經”“古今通誼”的追求中，形成“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國家認同感，并深入血脈內化為整個時代的人文精神。 “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2］671，與這種“大一統”人文精神相匹配的，是漢代盛大宏麗的文學氣象。

（一）儒家“美政”理想的制度設計與理論建構

《荀子·儒效》云：“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保?］120與屈原以具體君臣關系為目標的“美政”理想不同，荀子所說的美政是儒家士人對國家政治的全面介入，包含了“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3］117等方面。 漢代儒家士人對荀子這種美政理想的實踐，在歷史文獻中以“大漢繼周”說為中心，貫穿了儒學作為漢代思想文化主導地位確立的全過程，反映了兩漢士人積極的入世心態，也奠定了漢代文學發展的精神底色。

高祖劉邦不喜儒生，《史記》《漢書》有諸多記載，那么，儒家經學是如何介入漢代政治生活的呢？《漢書·禮樂志》以“猶命”言之：“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 高祖說而嘆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4］1030而實際上，“正君臣之位”，甚至是高祖之“說”，才是儒學與漢代政治生活契合的起點。 《漢書·叔孫通傳》較為詳細地記錄了“制禮儀”的來龍去脈。劉邦鼎定天下被尊為皇帝之后，仍出現群臣飲酒爭功、醉而妄呼、拔劍擊柱等混亂的局面，這引發了劉邦的憂慮。 叔孫通敏銳地捕捉到了皇帝的擔憂，提出“共起朝儀”的建議，并以“長樂宮成”為契機，讓劉邦在“朝儀”中找到了“天子之貴”的感受。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4］2126，漢代儒家士人的美政行為在大漢王朝的起點處，適應了“大一統”社會政治生活的需要。

漢初儒家士人的美政實踐，是對“郁郁乎文哉”社會制度設計的回歸。 史家向有漢承秦制之說。 朱永康曾就文獻中的“漢承秦制”原義所指等作詳細辨析［5］。 “漢承秦制”是否成立，關鍵在于對“制”的解釋，而有關于此啟示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漢初至武帝時會“獨尊儒術”，儒家士人自身又為此做了怎樣的努力？ 求諸史實會發現，從漢代建立之初，儒家士人一直在為“郁郁乎文哉”社會制度設計的實施進行不懈努力。 前有叔孫通“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的理論鋪墊，隨后陸賈“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的現實諍問，其次是賈誼直言：“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漢興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興禮樂?！保?］1030儒家士人對禮樂文明的實踐或呼吁，以“大漢繼周”說為中心，走出了儒學昌阜于漢代的堅實腳步，本身亦是漢代儒家士人美政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漢代儒家士人的美政歷程，集中體現為圍繞禮、刑之爭的理論爭辯。 “大漢繼周”面臨的現實情況是“漢承秦制”，為使“大漢繼周”成立，西漢時期的儒家士人不斷將兩者進行對比，《漢書·禮樂志》勾勒了這種對比的大體情況。 文帝時，賈誼言“興禮樂”的目標為“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4］1030；武帝時，董仲舒有論：“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4］1031-1032；宣帝時，瑯邪王吉上疏進諫：“務在于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4］3063；成帝時，劉向上疏：“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 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保?］1034在漢儒那里，禮、刑之爭從對立關系走向補充關系，其中又引入治世與亂世等必要參照元素，凸顯了預防犯罪與懲治犯罪不同功用的儒、法差異。

漢代儒家士人的“美政”理想及其理論建構，在現實層面達成了儒學的思想體系核心地位。 文學創作，或者作為這種理論構建的一部分，或者作為這種理論構建的產物，或者接近于這種理論構建而被選擇性保存下來，成為今天我們看到的漢代文學。

（二）文章煥然的文人氣象及其盛世人文精神的萃集

漢初之文章，受屈原影響最大，多有賢者失志、離讒憂國之作，“賢人大儒逸在布衣，以不用而多暇，失志賦詩，本其天以鳴不平”［6］191，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 但顯然，漢代文章并沒有在“賢者失志”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經歷了漢初短暫的家國動蕩陣痛之后，迅速凝聚起只屬于“大漢”的盛世人文精神。

王利器注賈誼《過秦論》“以成大漢之資”說：“自秦、漢之際以還，國號加大，已約定俗成矣?！辈⒘信e《詩·大明》及《國語·吳語》中“大商”“大虞”等文字，上溯其淵源［7］57。 實際上，就“大漢”而言，作為一種文化心理和盛世人文精神的體現，不宜簡單用“約定俗成”概括，其有特定的形成過程。 至少，除司馬相如《封禪書》外，“大漢”的提法在《史記》中極少出現，而多見于《漢書》之中，《后漢書》中則更為常見。

以“大漢”認知為核心的盛世人文精神，建立在地域之大和國力之強的基礎之上。 漢哀帝初年，賈讓奏言“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的治水之“上策”，其背后是“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4］1694的強者思維。 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等“勒石燕然”，班固以“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8］815言之，是“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鏗鏘擲地之聲。 班固以“大漢初定”領起《匈奴傳》的寫作源起，因其本身的追溯與總攬性質，則展示了歷史記述中“大漢”作為一種文化概念的形成。

文學創作中反復出現的“大漢”，是基于漢代盛世人文精神的自覺書寫。 在賈誼《過秦論》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外，“大漢”作為自稱或表述對象，多次出現在漢賦等文學作品之中。 如揚雄《河東賦》言：“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4］3539《解嘲》有：“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保?］3568班固《答賓戲》言：“方今大漢灑掃群穢，夷險芟荒。 廓帝纮，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黃、唐”［4］4228《西都賦》有：“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保?］1314杜篤《論都賦》中，“大漢”凡四見。 至蔡邕《釋誨》仍言：“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蕩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8］1984，則可視為“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4］212的具體體現。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較之有針對性的歷史敘述，文學作品中使用的“大漢”語言環境更為復雜，因此也更具普遍意義，體現了“大漢”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深刻性和廣泛性，進而影響后世文學乃至文化的發展歷程。

作為盛世人文精神的顯性符號，“大漢”不只代表了光榮與夢想，同時也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內省與反思。 與“大漢”相近的一個概念是“強漢”，王子今曾就“大漢”“強漢”等概念分析漢代的國家意識等問題［9］。 那么，為什么成為漢代文化精神代表的語言符號是“大漢”而非“強漢”？ 回答這一問題，從表象上看取決于歷史文獻自身的選擇即概念出現頻率，更深層次上則是因為“大漢”一詞浸潤了儒家文化的深厚基因。 漢武帝建元六年，淮南王劉安諫征討閩越之事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保?］2784-2785可能使“大漢”蒙羞的是“不備而歸者”，更是“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詩教之不行。 大漢，以地域廣大和國力強盛為基礎，但其內涵遠不止于此，否則，其無法蘊養文章煥然的文人氣象，也無法成為盛世人文精神的閃亮標識。

（三）國家道德秩序的重建與個體道德的自我融通

儒家經學是漢代儒家士人的德業所在，在五經博士制度建立之后的長期實踐中，尤其是宣、元、成帝時期儒家經學全面振興，儒家士人形成了以劉姓君主政權為依托的家國情懷以及集體政治道德。 董仲舒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天譴說發明之后，成為衡量漢代政治得失的尺度，漢嗣三絕之后，西漢士人的集體道德開始隨著再受命的革命學說而轉向，這是王莽能夠禪漢的最基本的原因。王莽建立大新政權、光武帝劉秀中興大漢，都與“符命”之事相關，也就是理論先行。 河圖、符命之說雖古已有之，但真正走入歷史舞臺乃至成為社會政治文化的主導，也正是始于這一時期。 而且，以河圖、符命等為內容的圖讖之使命，并沒有因王朝的建立而終結，《春秋元命苞》言：“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實。 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保?0］393從受命到改制，圖讖深刻影響了東漢時期的政治生活。 此外，圖讖與緯書結合形成的讖緯理論，通過介入經學體系等方式，重建了社會文化及道德秩序，士人精神于此不得已重新凝聚與提煉，體現出一種個體道德的自我融通，深刻影響了此一時期的文學發展。

東漢時期的社會文化與道德秩序重建，是通過讖、緯結合并介入經解系統完成的。 王莽、劉秀先后通過“順符命”走上權力巔峰，這本身即包含著這樣一個命題：“符命”是一柄雙刃劍，不只一個人可以利用，想要開太平之基、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對其做出規范。 同時，對于“符命”之說，當時的社會上鮮有不同的聲音。 “丹書著石”“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后，《漢書》言：“符命之起，自此始矣?！保?］4078-4079稍后又以簡潔的文字描述了王莽自立“符命”的文人群像：“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4］4122以至于王莽不得不使出“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的雷霆手段。 對自光武帝劉秀始的東漢時期的“符命”之事，《文心雕龍》說“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浮假，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2］31等反對圖讖之“精論”，不同的聲音更為顯著?！胺弊陨淼摹半p刃劍”屬性和這些事關政權根底的聲音，要求統治者盡快為“符命”找到合適的位置介入主流文化體系，實現這種介入的，就是白虎觀會議。

白虎觀會議從官方將讖緯納入解經系統，從思想層面規范了社會文化與道德秩序，同時，又通過封建綱常倫理系統的建立，將封建政權神圣化，將男女之間的社會地位等絕對化，此與通過為讖緯“正名”而維護統治的思想一脈相承，但對社會道德秩序的影響更為直接。 對此，解讀者較多，可以從另一個側面探討這一問題。 在白虎觀會議之后，班昭“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而作《女戒》，以“卑弱”起，以“曲從”等終［8］2786-2790，此與劉向“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4］1957時對待女性的態度有極大的變化。 同時，《后漢書·列女傳》前、后漢女性形象之間的差異，也是對東漢時期國家道德秩序重建的反饋。

如前所言，在東漢重塑國家文化與道德體系的過程中，有些人挺身而出發表了不同的見解，而有的士人在新秩序中選擇了自我融通，這使東漢呈現出異于西漢時期士人精神風貌的同時，也展示了在核心文化圈政治動蕩時多元文化并存的可能。 《后漢書·荀韓鐘陳列傳》之“論”言：“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 士有不談此者， 則蕓夫牧豎已叫呼之矣?！保?］2069為何會有此種“遁身矯潔放言”，現實層面如呂思勉所言：“漢世進趨，多由鄉曲之譽，故士多好為矯激之行以立名?！保?1］473而《后漢書·儒林列傳》中體現的無官職即不仕而可留名的情況，《后漢書·獨行列傳》中記述的豐富多彩的人生片段，都顯示了士人在新的道德秩序面前進行的自我調適。

（四）漢末士人澄清天下的責任與家國情懷的凝聚與消解

白虎觀會議形成了漢代國家政治與文化相結合的高峰，這種來自頂層設計的主觀規軌，其實質亦展示了一種文化禁錮，在文化發展內驅力層面孕育了東漢后期的黨錮之禍，并最終以士人群體與外戚、宦官之間的矛盾為突破點爆發出來。 黨錮之禍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拐點，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士大夫階層的家國情懷由理論上升為實踐，部分士人表現出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強烈社會責任感，而魏晉時期“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2］675的文化、文學取向，亦由此奠定與萌生。

以儒家士人為主體的士大夫群體在漢代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影響了漢代社會的走向，禪漢之王莽即是由今、古文士人共同推舉的皇帝。 也正因如此，雖然推舉王莽的士人大部分又投入到光武帝的麾下，但光武帝對這些士人的態度是可想而知的。 章培恒、駱玉明言：“東漢初期起中央統治集團就對一些被認為有害于自己的士大夫實行‘禁錮’，并連及其‘黨’?！保?2］212光武帝時期的歐陽歙案件等表明了這種“禁錮”的存在。 然而，“禁錮”，終究只涉及各種勢力的此消彼長，到東漢末年成為黨錮之禍，顯然局勢已經失控。 更為重要的是，黨錮之禍的受害者與光武帝時期的士人不同，“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張儉，海內涂炭，二十余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8］2191，其自毀的，是“大一統”社會形態賴以存在的文化根基，其打碎的是胸懷澄清天下之志的士人的光榮與夢想。 范曄論曰：“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8］2042此論雖指向“東京之士”，而以是觀黨錮之禍的受害者，實亦宜哉！

我們可以從李固和范滂的行事中感受漢末士人的家國情懷與澄清天下之志。 李固是漢末名臣，《后漢書》中至少七次提及其被“枉殺”的最終結局，原因均歸結為外戚梁冀的誣奏，《天文志》更 言： “懿 獻 后 以 憂 死， 梁 氏 被 誅， 是 其 應也?！保?］3246其以星象之因果應驗將此事神秘化。陽嘉二年，出現了地動、山崩等異象，李固對策于漢順帝且言“當世之敝”：“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保?］2076直言不諱刺譏時弊，忠臣赤子拳拳之心表現得淋漓盡致。 李固的家國情懷，體現在賢者時人的口碑之中，黃瓊有“疾篤”之言：“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妄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 賢愚切痛，海內傷懼?！保?］2038范曄于其本傳論曰：“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 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 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 至矣哉，社稷之心乎！”［8］2094-2095較之李固，范滂亦為漢末名士，“案察”冀州之饑荒時， “滂 登 車 攬 轡， 慨 然 有 澄 清 天 下 之志”［8］2203。 其后歷事黃瓊、宗資等人，均于“澄清天下”有所建樹。 范滂與李固的不同之處，是其得不到禮遇或“知意不行”時，會主動選擇全身而退，頗有蘧伯玉之遺風。

范滂對介入國家政治有所選擇，以申屠蟠等人則選擇了遠離政治。 《后漢書》所見申屠蟠之行事，可以用不行、不就和不答約略總結：“郡召為主簿，不行”“太尉黃瓊辟，不就”，同鄉以“孔氏可師，何必首陽”相勸時，“蟠不答”。 此與其逢父忌日“輒三日不食”，以及“因樹為屋，自同傭人”等行為結合起來，已見魏晉之名士風流［8］1750-1754。申屠蟠為代表的《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傳主的行為，讓我們看到了東漢末年士人家國情懷的消解。以“大一統”及家國情懷為代表的漢代文學的底色，在此刻悄然退去。

二、從藩國文學到宮廷文學：漢代大賦的“風雅正變”

在漢代只有漢大賦才能與“大一統”的王朝氣質相匹配。 換而言之，也只有大漢王朝氤氳的氣象精神，才能孕育出漢大賦這樣的千古絕唱。從藩國文學到宮廷文學，漢大賦創作主體適應了“言語侍從”的角色定位，從詩學的“風雅正變”理論中，我們或可窺見漢大賦于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空前絕后的特質與地位。

（一）藩國文學對養士之風的文化賡續

養士之風盛于戰國，各諸侯國之間頻繁的戰爭和諸侯國內部的權力傾軋，造成社會階層基本定位的松動，能力尤其是實用能力在人才的判定標準中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各諸侯國的君主及權貴招攬社會上的流動人員，使文士群體的力量在此一時代得以集中展現；與私人養士呈現出不同的風貌，齊之稷下、楚之蘭臺活躍著另一批士人群體，他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并以“文學”名世，成為秦漢社會的文脈源流；戰國末期呂不韋的養士，則有著更為精準的政治目標，為后世留下了《呂氏春秋》這部總攬諸子的曠世奇書。 漢初各藩國之主養士，在主體上對上列三種情況都有所繼承與體現，吳王劉濞在出發點上主要類于前者即培植自己的勢力；梁王劉武所集中的士人，在文學創作上最為后世所稱道；淮南王劉安在最終“成果”上與呂不韋不遑多讓。

漢興十二年，高祖劉邦衣錦還鄉，留下了一個政治副產品是封劉濞為吳王。 記錄漢初七國之亂時，《史記》云：“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保?］2076這里所說的“壯士”與軍隊有別，應為劉濞所養之士，由此可判斷出其麾下士人的規模。 “壯士”之外，劉濞還招攬了包括鄒陽、枚乘等一班文士，這些文士有的成為漢初藩國文學的創作主體，其作品亦成為漢代早期藩國文學的代表。 劉濞因叛亂被殺，其所屬之士在叛亂前后亦各自散去，同因叛亂而死的淮南王劉安手下的士人群體，則由于劉安醞釀實施叛亂的時間過長，得以為后世留下兼具文學與史料價值的《淮南子》。 《漢書·藝文志》更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之記載［4］1747。漢初的藩國文學，最著名的是隸屬于梁孝王的“梁園文學群體”，曾從屬于吳王劉濞的文士，部分投奔到梁孝王劉武的門下，劉武自身亦“招延四方豪杰”，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等“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1］2083。 其后又有漢賦大家司馬相如的加盟，梁園文學之盛況，使后世文人墨客為之仰望與傾倒。

以吳王劉濞、淮南王劉安等為中心形成的漢初藩國文學，文學創作主體的凝聚均與政治目的相關，這決定了其文學創作的政治屬性。 跟隨吳王期間，枚乘、鄒陽等的作品如此，我們能看到的署以“淮南小山”之名的《招隱士》，也被認定是為淮南王招攬賢才所作。 所以，早期藩國文學的作品，或者在語言及審美等方面有所突破，但在本質上與戰國時期的縱橫之學更為接近。 完成由縱橫之風向騁辭之美轉變的，是以梁孝王劉武為中心的“梁園文學群體”。 對鄒陽等文士由屬劉濞到從劉武，《漢書》記載：“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 于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保?］2338-2343這段文字表面上反映了文士群體所跟隨之人從叛亂者到覬覦皇位者的變化，而由“說吳”到“從游”，實際體現的是文士群體行為方式的根本轉變。 這樣的轉變，必然最終影響文學創作，如孫少華總結“梁園文學”的成立時所說，“梁園文學”群體“有其寫作共性，即寫神仙不死題材”［13］，文學在政治之外開始擁有自己獨立的題材，這是文學的概念由廣義向狹義發展道路上的一大步。 同時，微觀上，“興從剡溪起，思繞梁園發”，《西京雜記》等所描述的梁園主客盛狀，《雪賦》所描述的“置酒命賓”等，都展示了以梁孝王劉武為核心的藩國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梁園文學的應酬唱和，也打開了文學發展的另一條路徑：“言語侍從”。

有關漢初文學，必須應強調儒家思想在其中的位置。 漢初盛行黃老之學，但儒學在漢武帝時期得到朝廷的重視，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其積累過程，此在文學創作中亦有呈現。 枚乘是漢初藩國文學有始有終的代表作家，其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七發》以勸諫“楚太子”為指向，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外物與人的和諧有度，而這樣的人與外物的關系，一直是儒家思考的主題，且只有儒家，將其具體化并理論化。 《七發》文末對于孔、孟的態度，也是枚乘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明證。 漢初的藩國文學，其最終走向明確，但其自身存在狀態顯然是復雜的。

（二）“言語侍從”：宮廷文學創作主體的身份標志

藩國文學興起的前提在于藩國的強盛。 隨著漢代中央集權的加強，藩國鼎立的局面逐漸消失，國家走向真正的“大一統”，與這種“大一統”精神互為表里的文學也應運而生。 漢代文學的代表是漢大賦，只有“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漢大賦才能匹配大漢天朝的精神與氣質，對此人們少有異議，但對于漢大賦的存在狀態，人們在言說時往往瞻前顧后。 班固于《兩都賦序》總結漢賦的作者群體時說：“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钻?、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保?4］235漢賦的創作主體，實為“言語侍從之臣”，從藩國文學到宮廷文學，似乎文學創作主體的地位并未發生變化。

“言語侍從”彰顯的是內外之別。 《漢書·嚴助傳》云：“嚴助，會稽吳人……擢助為中大夫。后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并在左右……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相如常稱疾避事。 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鳖亷煿抛ⅰ爸型狻痹唬骸爸兄^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 外謂公卿大夫也?！保?］2775顯然，班固所列舉的“言語侍從之臣”，指向皇帝近臣，亦被視為天子賓客，此與藩國之養士有異曲同工之處。 而所謂的“言語侍從之臣”之內部，亦有更細致的分劃。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贊曰：“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保?］2634“言語侍從”之臣中或者有因“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而被列入“滑稽”者，但其終究仍為“興造功業”之臣，司馬遷所說的“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4］2732，大抵只是帶有個人情緒的一時氣憤之語。 “言語侍從”文學之傳統一直持續到西漢結束，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班固《兩都賦序》論及武帝、宣帝之世的創作時具體舉例說：“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崩钌谱ⅲ骸啊稘h書·武帝紀》曰：‘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衷唬骸行覗|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衷唬骸嗜獙m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又 曰： ‘得 寶 鼎 后 土 祠 傍， 作 寶 鼎 之歌?！保?］21其揭示了漢武帝時期作“歌”的一個側面。 《漢書·武帝紀》間或記述了其他作“歌”的情況，對這些“歌”的內容，部分在《禮樂志》中有所呈現，如元狩元年冬十月，作《白麟之歌》；元鼎五年六月，作《寶鼎之歌》；元鼎五年秋，作《天馬之歌》；元封二年四月、六月，分別作《瓠子之歌》《芝房之歌》；元封五年冬，作《盛唐樅陽之歌》；太初四年春，作《西極天馬之歌》；太始三年二月，作《朱雁之歌》；太始四年夏四月，作《交門之歌》?！稘h書·武帝紀》中記載了九次作“歌”的情況，這九首“歌”中只有五首在《禮樂志》中保存有內容，而《禮樂志》共錄有郊祀歌十九首，且言：“其余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保?］1070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漢武帝時期作“歌”的盛況，并由此窺視漢代宮廷文學之一斑，體會藩國文學與宮廷文學之間的巨大政治差異。

（三）漢大賦的“風雅正變”

從藩國文學到宮廷文學，帶來的不只是漢賦的繁榮，更有“大一統”精神對文學的融入，此于司馬相如之處體現得最為明顯。 《漢書·藝文志》批評司馬相如等“沒其風諭之義”，揚雄更確言相如之賦“勸百而諷一”。 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漢大賦與諷諫之間的關系，自漢代即成為認知漢大賦的關注點。 理解對漢大賦“沒其風諭之義”的批評，其核心應在比照《詩》之諷諫的情況，所以，可以借助詩學中的“風雅正變”理論進行觀察。

“風雅正變”之說倡于《毛詩序》，其言：“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 情， 民 之 性 也； 止 乎 禮 義， 先 王 之 澤也?！保?5］271-272這段文字在鄭玄和孔穎達處凝結為“風雅正變”理論，后說甚繁，成為詩學的重要理論范疇。 《毛詩序》及相關“風雅正變”理論，對認識漢大賦與諷諫之間的關系至少有以下三點提示。

第一，如何進行諷諫。 對此，《毛詩序》的答案非常明確，即“主文而譎諫”。 朱自清解釋說：“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保?6］75《詩》之諷諫，不管是以上對下的教化還是以下對上的諫刺，都不是簡單的直陳其事，而是通過譬喻等委婉的方式達成的，這樣才能使言者無罪、聽者足戒，達到“溫柔敦厚”之詩教的效果。 那么，《詩》之風、雅的諷諫方式是“主文而譎諫”，以“曲終而奏雅”為漢大賦之諷諫的方式，亦實無不可。 況且《上林賦》言：“于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 曰：‘嗟乎，此泰奢侈！ 朕以覽聽馀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保?］2572能夠使“聞者”自我反省，或者通過自我反省的表現形式引發“聞者”的同感，漢大賦的諷諫較之《詩》，可能更具感染力。

第二，如何把握諷諫的尺度。 “主文而譎諫”只是一種指導思想或者至多只是一種方法，《詩》之諷諫，是有邊界的，《毛詩序》于此的答案是“止乎禮義”。 諷諫是《詩》的功能之一，且相對而言，“變風變雅”中的諷喻更為突出，但“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奔词故恰白冿L”的諷諫，也有自己的上限。 對此，我們可以思考另一個詩學命題即“詩亡春秋作”，《詩》為何會“亡”，《孟子》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漢書·禮樂志》亦言“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4］1042。 代表“先王之澤”的“禮義”消失了，《詩》之諷諫失去了邊界，也就失去了產生的空間，至少，此時的詩不會被孔子納入選《詩》的視野，是為“《詩》亡”。 而漢大賦所在的大漢天朝，儒家學者正在打造“大漢繼周”的偉業，“禮義”的重建，使漢大賦繼承《詩》之諷諫精神成為可能。 所不同的是，董仲舒等所重建的“禮義”對諷諫雙方即君臣之間的關系做出了更為苛刻的規范，諷諫的空間被無限壓縮。 所以，漢大賦的“風諭之義”有所弱化，實為情理中之事。 同時，“勸百而諷一”注重的是量，“止乎禮義”強調的是度，考察漢大賦的諷諫，后者作為標準的意義更大。

第三，要不要諷諫。 《毛詩序》評《詩》有美有刺，孔穎達在具有明確“風雅正變”意識的《毛詩正義序》云，“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编嵭对娮V序》言：“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 教 尤 衰， 周 室 大 壞， 眾 國 紛 然， 怨 刺 相尋?！保?7］3-8一方面，《詩》本身并非都具有諷諫之義，另一方面，諷諫主要出現在政教衰敗之時期。對產生于“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之漢武帝時期的漢大賦，是否應該以諷諫作為臧否之首要標準，這本身即是一個問題。 同時，要不要之外仍有能不能的問題。 《漢書·禮樂志》載平當論重整雅樂：“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 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保?］1072大漢的公卿大夫，對雅樂已經不能知曉其意了，《詩》之諷諫想要在漢代重現，已經沒有存在的土壤。

如上，以《詩》之諷諫衡量漢大賦的優劣，實在是一種強求。 如果一定要將其比之于《詩》，我們大可將其視為“論功頌德之歌”，視“潤色鴻業”為其社會功能。 當然，也可以換一個視角觀察：在美刺之間，可能還有一條不美不刺、自美其美的中間道路，而這條道路，或者就是納入儒家教化系統之前的《詩》的樣子，抑或其屬于我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文學的道路。 揚雄《法言·吾子》載：“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如其不用何？’”［18］51《漢書·藝文志》亦有類似記載。 對此，論者多將其看作是對漢大賦的批評或揚雄對自身賦作的反思，實則我們也可以將其視為揚雄對賦的區分。 揚雄所謂“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汪榮寶解釋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者，謂古詩之作，以發情止義為美。 即《自序》所謂：‘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势潲愐惨詣t。 《藝文志》顏注云：‘辭人，謂后代之為文辭?！o人之賦麗以淫’者，謂今賦之作，以形容過度為美。 即《自序》云：‘必推類而言，閎侈巨衍，使人不能加也?！势潲愐惨砸??！保?8］51依汪氏之注，則揚雄做出的是“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的區分。 汪氏進一步引摯虞《文章流別集》之言：“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 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 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 常 矣。 文 之 煩 省， 辭 之 險 易， 蓋 由 于此?！保?8］51區分漢大賦與《詩》的意圖更為明顯。同時，漢代對于官員的職能區分已經非常明確，《漢書·百官公卿表》言：“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保?］727《漢書》更是多次記載了自漢武帝起征召“極諫之士”的詔書。 則諷諫之功能，不應獨為“文學”所承擔的職責。 所以，漢大賦的創作，應被視為儒家士人的獨立行為，而由此形成的與漢代“大一統”國家精神相匹配的文學奇觀，不必一定要納入“美刺”之《詩》學體系，進而以《詩》學理論批評漢大賦。

三、兩漢史學創作范式的形成及其文章學意義

王充《論衡·須頌篇》云：“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 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 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 揚子云錄宣帝以至哀、平。 陳平仲紀光武。 班孟堅頌孝明?！保?9］854兩漢時期之史學在政治地位上雖不如經學，但在創作上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更產生了《史記》《漢書》兩座史學高峰之作。 章學誠說：“自獲麟以 來， 著 作 之 業， 得 如 馬 遷、 班 固， 斯 為 盛矣?！保?0］368以《史記》《漢書》為代表形成由事而人、由時而類的兩漢史學創作范式，是中國文章學的重要奠基。

（一）由事而人：漢代的史學書寫轉型

歷史學是中國最為發達的學科，其可以追溯的時間也最為久遠。 較之前代的歷史記錄與書寫，漢代史學所作的最大改變是對人的關注，《史記》《漢書》等都將人作為歷史書寫的中心。 而此前，《詩》中的“史詩”記錄事件、《春秋》《左傳》書寫事件、《國語》等記言成分較多但仍然圍繞事件展開。 所以梁啟超說：“自從太史公作《史記》，以本紀、列傳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書十分之七，而本紀、列傳又以人為主。 以后二千余年，歷代所謂正史，皆踵其例。 老實講起來，正史就是以人為主的歷史?！保?1］168歷史書寫的對象由事而人，同個體在社會發展中所起到作用的大小相關。 直接決定因素，來自“大一統”社會之文化精神所影響下的書寫者的觀察視角。 書寫對象由事而人，不只關系歷史書寫自身，其對包括思維方式、民族心理形成等整個中華文化體系延承都有重大意義。

人是事件的執行者，《史記》之前的歷史書寫不可能不涉及人，甚至也存在為某位人物單獨立傳的傾向，如《左傳》《國語》中對晉文公的集中書寫，《左傳》不惜出現文字重復、在叔孫豹去世前對其主要行事進行的專題回顧。 但是，一則，這樣的書寫在整部著作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再則，這些著作中事件的發展鮮由某位人物的言行所決定，事件更極少是由某位人物所運籌或規劃的。也就是說，從《左傳》等著作中，我們可以明確感受到事件或事理的中心地位，即人物從屬于事件或事理、事件先行存在，是敘述者選擇了出場的人物，而非主觀的人物形象塑造。 《戰國策》一書對人物的高度重視，則為論者所共識，其對張儀、蘇秦等的描寫記述，向《史記》等紀傳體史書又邁進了一步。 《戰國策》突出人物，是對貴族社會解體后，在權利與財富的重新分配中作為個體的人的力量被凸顯出來的真實反饋。 而這樣的書寫意識，并沒有因為“大一統”國家的建立而稍有緩解或終結，其因為西漢初期的官吏選拔政策被內化為歷史書寫者即文士的血脈，又在儒家文化的規范下，披上“立名”之外衣。 對《史記》的創作動因，《太史公自序》記述了司馬談的話。 為了督促司馬遷繼續自己的寫史事業，司馬談從遠祖“嘗顯功名”說起，又給出了兩個與“立名”相關的原因：“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不“廢天下之史文”。 如果前者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內在動力，那么后者則可能涉及司馬談遺留下的文本的內容，至少是其希望的“史文”的內容，即關于“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事件。 對此，司馬遷自己在回答壺遂之問時，也有類似表述：“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 墮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保?］3299從中，我們可以思考《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之紀傳體形成的原因。

歷史書寫由書事到寫人，是漢代史著的內在根本轉變，《史記》如此，《漢書》亦然，且《漢書》書寫歷史人物有家族化的趨勢。 《史記》中有類似于家族的記述，但主要限于諸侯王及大賢大儒，《漢書》將“傳主”家族化的范圍進一步向下延展，對“普通”入傳者的先人后嗣亦多有提及。 如《于定國傳》，向前追述其父于公“祭孝婦?！倍鵀榭ぶ邪傩账粗刂?，向后敘及其子于永“浪子回頭” 的 情 況， 直 記 至 其 孫 于 恬“不 肖， 薄 于行”［4］3046。 這樣的歷史書寫方式，與“于文為約而氏族難明”的《左傳》不同，是對由事而人的歷史書寫對象的進一步發展。

（二）由時而類：《史記》《漢書》的史學創作范式

就內容而言，《史記》為通史，《漢書》為斷代史，而在體例上則同屬于紀傳體史書。 二者鼎定了中國古代正史的寫作范式，包括開創于《史記》而在《漢書》中有所修訂的“五體”之史書結構，包括本傳加序或贊的具體文章形式，也包括實錄無隱之修史主旨、儒雅彬彬的文章修辭，甚至包括《史記》“成一家之言”的個人情感融入。

“五體”，即《史記》所開創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五種書寫體例，《史記》開其例，《漢書》定其體。 論者對《史記》之“五體”是開創還是有所因襲或有爭論，但對其于正史寫作之影響，都是認同的。 而以此共識為基礎觀察兩漢史學創作范式的形成，應考慮兩個問題是：《史記》以“五體”為例，具體對歷史書寫方式做出了什么樣的調整？后世寫史多本于《漢書》，從《史記》到《漢書》，體例上發生的變化背后隱含了怎樣的文化符號？ 這涉及后世史書對兩漢所創史學范式繼承內容之實質的問題。

《史記》“五體”是開創還是有所因襲，如前所言之“《史記》開其例”，本文認可其開創性質?！拔弩w”中最有可能于其前存在相近形式的是“表”，對此胡家驥以出土文獻有證說。 但一方面正如其本人所言，兩者只是形式上的相似；另一方面其衡定出現先后之時間，沒有將司馬談的問題考慮進去［22］。 其他“四體”，以因襲論之實無確證，而在文獻資料層面上，張大可、趙生群諸位先生已立高論。 相對于《史記》“五體”是開創還是有所因襲，仍具現實意義的問題是，《史記》對已有歷史書寫做出了怎樣的調整。 對此，論者多以由編年體而紀傳體概言之，而由編年體到紀傳體，在由事而人的同時，另有由時而類的問題，即由依時記事到依類記事。 如果說“五體”是《史記》的框架，那么這個框架的確定需要準則，而這個準則就是類。 《史記》依類構建了“五體”的整體框架，在“書”類下又具體劃分了禮、樂等類別，在“列傳”中有因標準明確而將一群人編入一傳的情況如《循吏傳》，也有由不同關系維系而并入或附入一傳的合傳，如《孟子荀卿列傳》。 《史記》這樣做，有因為編撰通史而不得不考慮容量的客觀因素，其具體劃分，則與區分傳主社會地位、明確君臣及層屬關系之“大一統”思想密切相關。

《漢書》對《史記》書寫體例的調整，同樣與“大一統”思想密切相關，是皇權強化甚至絕對化的產物。 《漢書》對《史記》書寫體例的調整主要有四，其中至少在兩個方面與皇權集中相關。 其一是變“本紀”為“紀”。 司馬遷的“本紀”并不是天子帝王之紀，本紀記錄的是國之所本，“大一統”之前為五帝、夏、商、周、秦，“大一統”之后為秦始皇、項羽、漢高祖等，所以，其才會作《秦本紀》《項羽本紀》，才會將漢惠帝之事附于《呂太后本紀》之中。 也就是說，《史記》將幾千年的歷史不間斷的在本紀中展現，并以“國之所本”維系，具有國家觀念，也體現出“大一統”思想，但皇權在此時還沒有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而《漢書》變“本紀”為“紀”，體現了皇權的獨一無二。 其二是刪去“世家”。 此維護皇權的意圖最為昭著。劉知幾言：“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保?3］574《史記》只是“抑彼諸侯”，對董仲舒等拱衛下而膨脹的皇權顯然不夠，歷史上從來不允許出現“第二名”。 或者以為，《漢書》為斷代史，諸侯或藩王逐漸消亡，所以《漢書》無法保留世家，但顯然，《史記》世家中記載的不都是諸侯。 此外，《漢書》改“書”為“志”：總名為“書”，其下又稱“書”，此事在《太史公書》處就頗為可疑，自當改之；至于刪減《史記》“列傳”為“傳”：《史記》以一人之名為眾人之傳，言“列”名副其實，《漢書》置所有傳主之姓于傳之前，本身就是“列”，無所謂改動。

由編年體而紀傳體，體現在體例上是由依時記事到歸類記事。 《史記》貫通幾千年的中華史，體現了“大一統”的思想也為其進一步發展奠基；較之《史記》，在體例上《漢書》與“大一統”社會的政治要求更為契合，所以成為后世正史書寫的典范。

（三）兩漢史學創作范式的文章學意義

《史記》《漢書》所形成的史學范式，成為后世正史書寫的典范，部分文學性較強的“世家”“列傳”等，成為史傳文學研究討論的對象。 《史記》的發憤為文，繼“詩可以怨”之后，成為觀察中國文學的另一面鏡子。 而《史記》《漢書》的序傳或傳贊結構，在文體中自成一系。 這些都成為兩漢史學創作范式之文章學意義的支撐與代表。

兩漢史學范式的文章學意義，首先體現為對后世史書創制的垂范。 如前所述，基于同為斷代史等原因，兩漢之后的史書在寫作體例上與《漢書》更為接近，然正如《補史記序》所謂：“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后，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保?4］4109《史記》所使用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五體”，對正史書寫體例的規范之功是不容磨滅的。 是以鄭樵曰：“司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 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作?！保?5］1趙翼也深有感觸地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保?6］3后世之正史在體例上對《史記》開創的“五體”或者有所損益，但結構不出此框架；在具體人物的歸屬或褒貶上或者各有其標準，但以類劃分的總體原則并沒有改變?！妒酚洝贰稘h書》是古代文獻的翹楚，且諸多治史者亦作文，其之史學范式的文章學意義可見一斑。

《史記》“五體”中的本紀、世家和列傳，是其開創紀傳體史書的依據，而其中的列傳因為較強的文學屬性，又被視為史傳文學的代表，由此開始形成了由列傳、墓志、年譜、行狀等組成的史傳文學研究傳統。 史傳文學究竟應該以何為起點，這是另一個問題，《史記》中諸多文質兼美且成規模的人物傳記，則是一種不爭的存在。 李少雍指出：“紀傳體的精髓就是把‘人’擺在 第一位，肯定了‘人’的歷史作用。 它的記人之傳，一般都寫得很具體，很生動，個性鮮明，富于故事性和戲劇性。這樣，紀傳體便同按年月記事的‘純’歷史有了距離，而與以‘人’為對象的文學靠近了。 從‘編年’到‘紀傳’，從記‘事’到寫‘人’，從歷史到文學，這條線索是頗有啟發性的，是值得我們注意并加以思考的?！保?7］文與史都以文字為表現形式，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其間界限的模糊。 李少雍的意見對觀察文史分野問題是極好的提示。 至于《史記》中的傳記“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28］84，所以其被作為史傳文學討論，則是大文學觀下之文章學的應有之義，客觀上也可以帶動文學研究對銘誄等所謂的應用文體的關注。

《史記》《漢書》所奠定之史學范式的文章學意義，還體現在其“序傳”或“傳贊”結構對后世文章創作的影響。 “序＋正文”是漢代作文的經典模式，實際上這種模式在《詩》等早期文獻中已經存在，而漢代尤盛。 《史記》中的“序”，包括《太史公自序》中介紹各個部分寫作緣由的集中的“序”，此在《漢書》中單獨成為《敘傳》，且每個“序”的文字體量有所增加；也包括出現在“表”前同本部分內容關聯更直接的文字，這些文字在申明寫作背景的同時提供了更多理解本部分內容的線索。很多漢賦都有“序”，論者一般將其區分為“自序”和“他序”，并認為“他序”不應作為賦的組成部分。 漢代的賦序所起到的作用與《史記》“序傳”結構中的序類似，或說明寫作源起，或介紹寫作背景。 “序傳”結構在后世發展為“序＋詩”或“序＋文”等結構，一直是一種重要的文章形式。 以“太史公曰”為標志形成的“傳贊”結構，成為“史論”的重要討論范疇，其對于后世文章創作亦影響深遠，如我們熟悉的《文心雕龍》中的“贊”。

此外，兩漢史學范式的文章學意義仍應包括《漢書》典雅的文字形式對文章創作的影響。 《漢書》的主要作者班固亦是作賦之大家，這使《漢書》在文字風格上與《史記》有較大的差異，劉知己認為：“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 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保?9］124《漢書》雅正的文字，影響了包括文學理論著作等后世文章的語言風格，其“贊”之文字，甚至有駢體的傾向。

四、東漢的盛世文學觀念及“大一統”文學精神的變遷

西漢儒學的繁榮主要以內容上“斟酌經辭”的形式反映在東漢的文學創作中，這與揚雄的“通經”反思相關，其實質更是文化發展內驅力作用的結果。 儒學在東漢初期達到發展頂點并隨之固化，與之對應的是班固、王充盛世文學觀念的鼓吹，其為時勢使然，但可以引發在文學與經學及“言語侍從”等復雜關系中文學如何突圍的思考。伴隨著儒學的衰落，“大一統”文學精神失去存在的土壤，而在建安文學中略有流風余韻。

（一）東漢中前期“斟酌經辭”的文章意旨

劉勰以“獻帝遷播”為分界，將東漢時期的文學發展區分為兩種形態：“中興之后，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保?］673雖然經歷新莽政權后東漢儒家士人的思想傾向有復雜化的趨勢，名節與入仕之間的矛盾已經突顯，但就創作而言，對經典的重視甚至是進一步向儒學的靠攏，著實為主體潮流。 而這種“漸靡儒風”的原因，除劉勰所說的“歷政講聚”外，文學發展自身的內驅力也應該得到我們的重視。 文學與經學的差別是顯著的，其后的文出五經之說，只是漢代學術構建的一種余音。

漢代的儒學與文學，大體經歷了從合到分再到“合之努力”的發展歷程。 儒學與文學最初的結合，是廣義的文章學與儒學的結合，儒士往往集此兩者于一身。 而“文學”，是儒家士人最初的進身之道，即漢初的“以文章進”。 西漢初期的選人制度，為文學創作主體的涌現和積聚提供了機會，造就了其后文學創作的繁榮，而此時，當初的儒士亦分化為兩個階層：言語侍從之臣和公卿大夫，儒學與文學亦開始分化。 應該注意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此時的“言語侍從之臣”的創作，更接近于今天所說的狹義的文學，論者談漢代文學的自覺，大體以此為主要依據。 儒學與文學分化后，各自有不同的走向，儒學因為與政治的契合，成為漢代文化的主導，發展為經學；文學雖然也在漢代政治體系框架內，如西漢有“文學掌故”“文學卒史”之類的職官，但大體是不入流的，而一度繁榮的“宮廷文學”創作，有的成為“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1］3318的“滑稽”，甚至滑向俳優的邊緣。 此時，以揚雄等對文學創作的反思為表現，儒學與文學得以重新靠近。 東漢中前期“斟酌經辭”的文學創作意旨，以此為形成背景。

漢代儒學與文學所作“合之努力”中，揚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言》中包含了對其時代之文學的認識，亦體現了較早的宗經、征圣文學觀念。揚雄的這種文學觀念，可以從其對前人的批評中觀察。 其一，由推崇模擬司馬相如到反對批判?！斗ㄑ浴酚洠骸盎騿枺骸嶙由俣觅x？’曰：‘然，童子雕蟲篆刻?！矶?，曰：‘狀夫不為也，悔作之也?！保?8］49此視經學與文學為“大道”與“小辨”之關系，論者所言繁多。 其二，對東方朔的批評?！稘h書·東方朔傳》之贊記：“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保?］2873與對司馬相如的批評比較，文字中出現了正面的對象即“師”和“德”。 其以“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批評東方朔，那么“純師”和“純德”應是其所堅持的對象，而結合揚雄作品中的思想，這里所說的“師”應為儒家先賢，“德”應為符合儒學思想的品行。 其三，對屈原的評價。 《漢書·揚雄傳》記：“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 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保?］3515“天命”觀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孔子對“遇不遇”各自如何對待亦有明確態度，揚雄此言表達了儒家入世觀，其所作《反離騷》等，則體現了對“賢者失志”之文學的摒棄。 司馬相如等的“言語侍從”之作之前，被認可具有較強文學屬性的是屈原等的“賢者失志”之作，此兩類作品不但是漢代文學的主體，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較大的比重。 揚雄希望這兩類作品，回到“純師”“純德”的軌道上來，也即以儒學為經緯。

文學與儒學結合，本質上是以文學傳遞或解讀經義，這也是揚雄所希望的“通經”，但無論從揚雄自己的創作實踐，還是東漢文章的“斟酌經辭”上看，這一點很難做到。 劉勰所以在征圣和宗經之前加上“原道”，也是對征圣、宗經只能作為方法而無法成為文學主題的一種妥協。 也就是說，征圣或宗經，可以“《詩》曰”等形式直接出現在說理性文字中，對有自己獨特形式的漢賦而言，則難以直接介入。 所以我們看到，東漢文章的“斟酌經辭”，主要表現形式為用典。 許結、王思豪認為：“漢代賦家引述經典之方法，最明顯表現于‘取辭’與‘取義’兩端?！边M而說明：“賦家用經取義，本質也是取辭，只是所謂‘取義’，更多的價值是賦家引述時重在發掘經文之內涵與歷史意義，并融之于作品之現實情感?！保?0］“斟酌經辭”的主體，是將經文的歷史本義與作者所要表達之義融合，與傳遞或解讀經義，實不可同日而語。 如張衡《思玄賦》中涉及的《易》之《遁》卦，對《詩》之《關雎》的舉例，涉及《尚書》《左傳》等中的具體事件，其實質只是一種用典。 儒學與文學之合，最終只能是一種存在于理論上的努力。 東漢中前期文學創作的“斟酌經辭”，讓我們看到的是文學與經學之間的距離，體現的是文章對經典從征引到化用的變化，帶動的是中國文學的用典傳統。

（二）王充、班固盛世文學觀的闡發與弘揚

漢代對盛世與文學之間關系的理論總結，武帝時期即有之。 元狩元年獲白麟、得奇木，武帝以之為異，終軍上疏言：“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庇衷唬骸胺蛱烀醵?，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圣潤色，祖業傳于無窮?！保?］2814-2816其指出了文學的功能和歌唱盛世的必要。 東漢前期的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進一步激發了文士儒生的盛世意識，其與當時的選人、用人制度一起，推動了盛世文學觀的形成。 東漢時期的盛世文學觀，以盛世認知為基礎，以大規模頌揚盛世作品的涌現為土壤，以成體系的理論構建為標志。

東漢時期的盛世文學觀之理論主要是由王充、班固建立的。 班固在弱冠之年因一篇奏記步入仕途，在奏記中其盛贊東平王蒼：“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保?］1330以之比于周公，且言“未有三”，頌贊貴胄的起點極高。 班固對盛世文學觀的理論貢獻主要有三個：其一是對“貶損”文章的批判。 《典引》序言所謂司馬遷“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31］682，明確與班固的“具對素聞知狀”相關，實為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這體現了班固的作文立場。 其二為“因時而建德”觀念的提出。 班固認為：“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逼浣忉屨f：“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保?］22此與其“盛哉乎斯世”的“時”之認識一起，構成了盛世之歌的出現條件。 其三是對文章之職責問題的提出。 《典引》言：“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仿佛，雖云優慎，無乃葸歟！”李賢注曰：“不傳謂不制作篇藉，以紀其功德?！保?］1381-1382“煥揚宇內”而“不傳”，是作文之人的缺憾，也是文章職能的缺失。

對盛世文學觀做出明確而系統闡述的是王充，其《論衡》以《須頌篇》為中心為我們具體描繪了文學與盛世的關系。 我們可以視這種行為為頌揚盛世的理論化與合法化，也可以將其視為在文學與經學、文學與言語侍從等復雜關系中，對文學如何發展的突圍。 王充的盛世文學觀主要從鴻德須頌、臣子當頌、頌方知德、漢德可頌、或有增益等五個方面立論，由鴻德須頌到臣子當頌再到頌方知德，漢德可頌且應頌結論水到渠成，《論衡》中甚至明確了如何頌的具體方式。 王充之盛世文學理論的價值與意義，可以至少從三點觀察：其一，確定文學與盛世的關系。 王充從《詩》之成立即孔子與《詩》的關聯，以及制禮作樂的釋義開始確認“鴻德須頌”的前提，進而列舉“夔歌舜德”“周歌棠樹”等實例為證，在儒家的話語體系內討論文學與盛世關系，使其更具說服力。 其二，為作頌者正名。 《后漢書·馬融列傳》云：“初，融懲于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保?］1972人們對于頌贊之辭的態度是不一致的，為作頌贊者正名是頌贊存在和發展的重要保證。 其三，提示了“稱古”還是“稱今”的問題。 王充認為“漢德不及六代”，是因為“論者不德”“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19］852漢代之興盛比及三皇五帝，輿論上之所以不如三皇五帝，是“論者”的責任，而這些，在根本上取決于“好稱古而毀今”的觀念。 此是王充的盛世文學理論留給我們的哲學命題。

《須頌篇》多處強調《論衡》一書對彰顯大漢盛世的作用，結尾處更以“彰漢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為由爭取與皇權近距離接觸的機會，這對其盛世文學觀的構建有所沖淡，甚至令人對這種盛世文學觀的構建初衷有所疑慮。 但回到現實層面，我們需要思考文學的出路這一根本問題?！俺７Q疾避事”的司馬相如，揚雄以為“壯夫不為”；“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的東方朔，有“客難”之憂；陽球“罷鴻都文學”之奏議言：“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保?］2499文學不只是作頌一途，但文學的主體即作者需要生存，甚至他們還希望有尊嚴地生存，甚至是列備高位。 王充的盛世文學觀，或者只是其在文學與經學、文學與言語侍從、文學與時代等復雜關系中，對文學如何發展的一種思考。 這種思考，并無理論遠離實踐之荒謬。

（三）儒學的式微與“大一統”文人精神的消解

白虎觀會議壓縮了儒家經學的發展空間，章帝之后東漢惡劣的政治環境擠壓了儒家士人的生存空間，對經典進行章句訓詁及典章制度等研究的繁榮背后，是儒學在漢代的式微。 起于新莽時期的士人思想取向多元化，與經學衰落一起見證了“大一統”文學精神在漢代的變遷。 由關注國家轉而關注內心世界，成為東漢后期儒家士人精神追求的走向。

漢代的儒學應該從治世之儒學與治學之儒學兩個方面觀察。 漢章帝建初四年的一份詔書擇要回顧了治學即作為學術之儒學的發展歷程：“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 其后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 孝宣皇帝以為去圣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后又立《京氏易》。 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保?］137-138正是在這份詔書的動議下，白虎觀會議召開。 白虎觀會議的主旨為“論定《五經》同異”，是儒學之盛事，在一定時間內也促進了儒學的繁榮。 但與漢宣帝時期召開的石渠閣會議鼎定儒學地位相比，此次會議是對儒學具體內容的“論定”，在客觀上壓縮了經典的解釋空間，從而造成儒學的固化。 這種固化帶來的后果是，“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到漢安帝時期，則出現“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 頹 敝， 鞠 為 園 蔬， 牧 兒 蕘 豎， 至 于 薪 刈 其下”［8］2547的“薄于藝文”之局面。 此后雖有偶爾的復興，“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8］2546-2547。

對應學術層面的儒風衰落，治世層面的儒學同樣受到冷落甚至打擊，包括儒家士人的進身之路被壓縮，更體現在來自宦官及外戚集團的直接迫害。 西漢早期的“以文學進”及其后形成的察舉等選人用人制度，在東漢中后期已經名存實亡，儒家士人極少有直接進入政權核心的機會，熱心于仕宦者且只能依附于個人，“獨行”或“逸民”階層出現并不斷擴大。 對漢代儒學打擊最為直接的自然是禁錮黨人。 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其一，漢代政權對儒家士人的打擊一直存在?！妒酚洝て綔蕰酚洠骸盎茨?、衡山、江都王謀反跡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保?］1424像枚乘等那樣，能夠在吳王謀反前另投他主甚至其后又得到皇帝垂青的，不知幾許。其二，漢代儒家士人的力量不容小覷。 漢光武帝建武十五年，歐陽歙因罪下獄，不但出現“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的震撼場面，更有禮震“馳之京師”“上書求代歙死”。 徐復觀論之曰：“東漢的知識分子，所以在歷史中能占一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貴賤貧富安危于不顧，繩繩相繼，在政治的極端黑暗中，作出各種不屈抗爭的節義、名節之士。 一直到黨錮禍起，這些抗爭不屈的節義、名節之士，才與東漢同歸于盡?！保?2］172-173這些“抗爭不屈的節義、名節之士”的出現，本身就是儒學衰落之映像的組成部分。

國家統一、政治安定下的文化繁榮，是“大一統”文人精神賴以存在的土壤，伴隨著東漢中后期儒學式微的是“大一統”文人精神在漢代的黯然離場。 《后漢書·皇后紀》言：“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漢仍其謬，知患莫改。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保?］401此“主幼時艱”雖為言古，而實為東漢中后期政治的真實寫照。 關于主幼，漢章帝以后東漢又歷十帝，即位時的年齡都很小，有三人在位時間不超過一年，而且如上所引，“外立者四帝”，這決定了東漢中后期動蕩的政治局面。 關于時艱，自然災害之外，更多的是對外戰爭，“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8］2860，但“中興以后，邊難漸大”，建立燕然勒石功績的同時，仍有很多“得不酬失，功不半勞。 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8］2900的情況，這顯示了東漢中后期局促的外部存在環境。 東漢中后期的內憂外患，侵蝕了“大一統”人文精神賴以生存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儒家士人價值追求與思想意識的多元取向?！逗鬂h書》之《獨行列傳》《逸民列傳》等的記述，反映了這種思想的根本轉變。 治世當振羽，亂世可偷安，由治而亂的文火慢煮，導致思想精神的耗散，這是東漢后期儒家士人的群體宿命。

（四）建安文學對“大一統”文人精神的出離與眷顧

建安文學是東漢末期文學創作的杰出代表。公元196 年，漢獻帝改元建安，也是在這一年，朝廷遷都許昌，曹操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同時，網羅文士且親身參與文學創作，成就了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內容上多為對個人情感的抒發與關注，形式上極少有漢大賦的形制，賦作一般比較短小，精神氣質已無“大一統”的人文底色。 但同時，建安文學創作中體現的慷慨之氣，對建功立業的渴望與別樣的家國情懷，與哀婉低回的《古詩十九首》等在風格上差別明顯，仍體現著“大一統”文人精神之余韻。

“大一統”文人精神的分野，在于事物觀照格局的大與小、事理所持觀點的公理與權變、個人情感融入的平和或哀怨。 建安文學以三曹、七子為創作主體，《三國志》云“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33］602，但由于曹丕等的推崇與甄選，“七子”聲名更顯。 曹丕在《論文》中提出“七子”之說并分別評論，在《與吳質書》又言：“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 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 著《中論》二十余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后。 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 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保?4］591后人論建安七子，多以王粲為先，但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曹丕對徐幹的推崇。 徐幹的文學作品今多不存，但從其《中論·治學》 所說的“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35］9“大義為先，物名為后”等觀點來看，其對文章創作的家國情懷是有要求的，文章的視野格局應該是開闊的。

同樣在作品中展示出開闊視野與格局的還有曹植。 建安文學關注個人，但對個人的關注，不只是在內容或情感上以個人為中心，還包括以個人的視角去思考問題、去觀察世界，后者決定了作品的視野與格局。 曹植在《白馬篇》中塑造了一位“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的游俠形象，敘寫鋪陳之后，在結尾處以“名編壯士藉，不得中顧私”明確了游俠所作所為的原因在于責任與擔當，“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更體現了亂世的人生理想與家國情懷。 在相同的外在環境中看到不同，在同樣的建功立業追求中強調責任，身處亂世時清晰區分“小家”與“大家”，曹植文學創作背后的人文精神是需要認真考量的。

事有大小，理亦有公私，言公理者其氣自正，其慷慨之音自高。 顧炎武云：“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余?！保?6］469顧炎武將漢末的風俗流變歸因于曹操的用人標準。 實際上，人的品性是不容易改變的，如孔融的剛直；追逐功名與尋求正義之間亦有契合點，如陳琳的創作。 在建安文學里，陳琳以“章表殊健”著稱，能為“章表”決定了其與同時期其他文士的不同。 在東漢末年影響較大的何進借助外力“清君側”事件中，陳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 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發耳?！保?］2249此與王粲勸劉琮歸順曹操之言相較，公與私、凜然正氣與茍且權變之差別高下立見。 王粲的話是：“天下大亂，豪杰并起，在倉卒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 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 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恆受其福。 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33］598對陳琳文學創作中展現的凜然之氣，更可以從其作品如《神武賦》《武軍賦》等中感受。

遷都許昌時東漢政權面臨的狀況是：“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墻壁間。 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群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饑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保?］379皇室以及權臣尚且如此，一般士人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狀態就更加艱難。 所以建安文學作品中多有對這種時代境遇的描述，對人生價值與意義的追問，此類作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最為論者所重視。 但同樣是感時傷情，在不同作者那里有不同的呈現。 如曹操的《短歌行》，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起，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短暫感傷之后，主體內容包括間或的愁緒皆為哀而不傷之詞，慷慨激昂中蘊含的是平和之氣，這是建安文學最大的亮色，也是漢代“大一統”文學精神的裊裊之余音。

結 語

漢代“大一統”帝治時代的國家建立是一種全新的政治模式的嘗試，儒家士人在這種政治模式完善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即以儒家經學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學術體系的重構，成為漢代政治思想體制建設的重要部分，儒家士人的政治理想、知識結構、文化精神又成就了“大一統”國家文學建構的使命。 漢代文學也就成為國家政治與經學思想雙重影響下的文學，這樣的政治人文環境決定了漢代文學的底色：以儒家士人的入仕精神為發展動力，以“大一統”的國家情懷為外在呈現。 雖然我們不能否定從戰國縱橫風氣走來的漢初士人的文化乃至文學的貢獻，但是，有漢一代，儒家士人精神的凝聚在西漢的武帝、宣帝時期，東漢的明、章帝時期達到了高峰，恰恰又是漢代政治的鼎盛期，更是兩漢文學創作繁榮與文學理論蛻變時期，可見，貫穿于兩漢的儒家士人內蘊的人文精神對于漢代文學影響是巨大的。 兩漢國家政治的沉浮、儒學體系的變換，則體現了漢代文學的具體發展脈絡，并隨著大漢政權的瓦解和經學的停滯最終走向對個人的關注，迎來魏晉時代的文學狂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