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視域下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核心內容及實踐路徑

張健 王皓玥 姜雨晴

摘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以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是新時代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通過社會治理在力量整合、訴求表達、利益協調等方面建設，將有助于推動共同富裕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取得實質性進展。以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需要在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礎上，厘清二者在領導力量、參與主體、議題設置方面的內在協調性，并將其統一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當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與分配、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三對矛盾構成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核心內容。新時代，要堅持以黨的領導為統領，發揮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治理優勢；以協商民主為途徑，提升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效能；以法治建設為保障，鞏固治理主體利益協調的治理根基，實現社會治理對于共同富裕的有效驅動。

關鍵詞：社會治理；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C916?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672-6359（2024）01-0072-08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實現共同富裕嵌入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進程之中，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和對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自信。隨著我國現代經濟發展道路的展現、社會福利制度的轉型以及治理理念的更新，對共同富裕的追求正逐漸走向制度化，并體現在諸多社會經濟政策以及促成這些政策決策與實施的公共治理體系中，其核心在于多方治理主體的共建、共治、共享，多種治理機制互補、嵌合、協同。[1]社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通過動員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和諧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驅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建設進程。[2]在新時代，通過社會治理在多元參與、利益協調、訴求表達、對話協商等方面功能建設，將有助于推動共同富裕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取得實質性進展。

一、內在機理：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的內在統一性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梢?，這些要求本質上都強調了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共享，與共同富裕蘊涵的理念使命不謀而合。新時期，促進共同富裕就是使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體人民，讓人民群眾不僅享有物質層面的富裕，同時享有精神上的富裕，不僅是經濟領域的富裕，也是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態等領域的富裕，這恰好提供了以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邏輯切入點。

（一）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要求以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

社會主要矛盾是我們研判當代中國發展實際的前提基礎，社會主要矛盾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充分顯示出現階段我國城鄉、區域以及行業間的發展差距已經對推動共同富裕形成掣肘。與此同時，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從“落后的社會生產”轉化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也側面說明了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在這幾十年間得到了極大提升，發展原則也應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化到“兼顧效率和公平”。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對當前我們切實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人的需要是不斷展開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后，便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要和欲望。馬克思主義認為，人不僅只有吃喝住穿等基本需要，在基本的物質需求得到實現后，人會進一步地要求享受需要、發展需要，人的需要“從量的規定性來說，這種需要具有很大伸縮性和變動性”。[3]共同富裕目標的設定及實現程度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物質基礎越豐厚、社會制度越完善，人們也就越發追求多維、全面的富裕。[4]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也揭示了人們需要無限發展的這樣一種場景，在基本的生理需要得到實現后，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實現等需要就會成為人新的需要。[5]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人的需要不斷要求得到實現的過程同時也是不斷要求推動共同富裕的過程，而“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已成為社會治理現代化轉型最核心的議題之一?！盵6]促進共同富裕必須立足于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社會發展中的不充分與不平衡難題。在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這對矛盾中，發展不充分屬于生產力發展的范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7]需要通過高質量發展予以解決，充分構建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以新型工業化推動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不平衡屬于生產關系范疇，需要實現不同利益主體間的訴求表達、對話協商以及利益參與，為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創造空間，而不同主體間的利益整合則屬于實現社會治理科學化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具有內在協調性

實現共同富裕與社會治理之間具有深刻的內在協調性，二者在領導力量、參與主體、議題設置等方面存在共通之處，促進共同富裕需要厘清與社會治理的內在邏輯。首先，社會治理與推動共同富裕具有相同的領導力量。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8]從十九大報告的“社會治理體制”到十九屆四中全會的“社會治理體系”，都突出強調了黨的領導在引領社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盵9]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在本質上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推動共同富裕方面的領導核心作用。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都要求充分堅持黨的領導，這啟示我們必須將黨的領導貫穿在社會治理的各個環節，發揮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治理優勢，引領廣大人民群眾在事關自身利益的事務上開展民主協商、矛盾化解、社會參與以及利益共建，為推進共同富?？椑慰椕苌鐣Ｕ暇W。其次，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在參與主體上具有一致性。治理不是一種固定的模式，而是國家、市場或公民社會之間不斷相互協調以達到共同治理和互動治理的狀態。[10]建設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要求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行政機制、市場機制以及社會機制的協調配合作用，底層邏輯是使得國家—政府、市場—企業、社會—公民三類治理主體在治理實踐中實現優勢互補。與此同時，共同富裕也強調在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各類主體的積極作用。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而要達到富裕狀態首先就離不開市場主體在創新創業以及產業升級等方面對生產力的促進、財富創造功能。行政力量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兜底性的基本公共福利。而社會機制通過盈利或非盈利的公共服務，借助各類第三方組織、志愿團體以及群團組織實現對于共同富裕狀態的全方位覆蓋。再次，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在議題設置上具有協同性。社會治理旨在通過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同治理實現“善治”，涵蓋了基本公共服務、社會福利保障、參與意識等多個維度。同時，共同富裕也不僅僅只有物質富裕這一個維度，而“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且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共同富裕的內涵也將不斷豐富充實，必將囊括人民在政治、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的要求，而社會治理所追求的公民意識、社會責任、公平正義、公共精神等也必然會成為共同富裕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歷程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依據現實國情，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基礎上，為實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現代化之路。

我國的現代化之路強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社會安定有序等價值理念和目標指向，這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笆奈濉币巹澓?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了2035年將達成“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等遠景目標，“十四五”期間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等經濟社會主要發展目標?？梢?，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歷程是以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與共同富裕相統一的偉大歷史歷程，二者有機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當中。同時，將社會治理、共同富裕、和平發展等價值理念蘊涵其中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也契合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趨勢，實現了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的有機統一，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價值。

二、核心內容：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關鍵構成

促進共同富裕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將會對經濟社會的各領域各環節進行重塑，其主要涉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與分配，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矛盾關系，這三對矛盾關系的解決與否決定著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能否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相互兼容，同時也構成了社會治理促進共同富裕所需厘定與辨析的核心內容。

（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分析社會問題時的基本范疇。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盵11]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個體的物質活動與交往形式的關系，交往形式受制于生產力，由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所決定。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交往形式“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后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薄耙殉蔀殍滂舻呐f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盵12]共同富裕包含“共同的富?！迸c“富裕的共同”兩方面，“富裕屬于生產力范疇，共同屬于生產關系范疇，那么，共同與富裕之間的關系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盵13]因此，處理好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成為推動共同富裕首要解決的問題。富裕是前提，促進共同富裕首先要求實現生產力大發展，只有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與社會產品極大豐富的基礎上共同富裕才具備可能性。與此同時，“共同”也形成了對“富?！钡谋Ｕ?，生產力要發展，就必須有勞動力、生產資料及二者的統一，還需要有關的制度架構、機制保障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要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就需要與時俱進對生產關系進行適時調整，而在社會治理的視閾下，這就意味著，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我們需要保障財富創造主體的個人權利、發展機會和共享機制等，以激發各類社會治理主體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作為最核心的生產要素，生產者決定著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而科學技術、資源配置方式、體制制度等都主要是通過生產者來對生產力發生作用的（見圖1）。因此，推動共同富裕，促進生產力發展，需要圍繞“人”這一核心要素，通過在社會治理的實踐中，不斷提升個體的政治參與、利益協調、共建共治等方面能力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共同富裕的內涵決定了其實現過程必然是使人從“物的依賴關系”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演進過程，人作為社會治理主體的基本單元，必將在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中，為社會治理賦予新的內涵和追求。

（二）生產與分配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與分配這對范疇中，生產決定分配，“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盵14]而生產關系的核心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生產決定分配，“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盵15]但同時，分配不僅僅只是消費產品的分配，還包含生產過程中的分配，即生產工具的分配和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盵16]生產過程中的分配先于產品的分配，并且直接與生產同一，是生產關系的基本內容。產品的分配是由生產的結構，即生產過程中的分配來決定的。顯然，實現共同富裕所需要的生產力高度發展也是建立在生產與生產過程中的分配基礎之上，生產確定了分配的基礎和前提，而生產中的分配不僅決定了消費產品的分配，還直接與生產同一進而影響生產的效率。生產中的分配離不開各個利益參與主體的關系協調，相關規章制度的界定、生產結構中的分配方式等因素。同時，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的前提條件還包含了城鄉、區域以及行業間的不平衡，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地區資源構成等社會治理領域面臨的重大課題（見圖2）?？梢?，共同富裕與社會治理的相互促進離不開生產與分配這對矛盾關系的妥善解決，生產與分配不是簡單的經濟學問題，同時也是重大的社會治理難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促進共同富裕必須解決好發展生產力和分配好生產成果之間的關系。[17]此外，馬克思還揭示了產品分配對于生產的反作用，“在單個的個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這種規律決定他在生產中的地位；”[18]“就整個社會來看，分配似乎還從一方面先于生產，并且決定生產?！盵19]這揭示出合理的分配對于促進生產也是必不可少的，而這同樣是社會治理現代化所必須予以解答的時代課題。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夠充分激發個體、社會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既推動人自由個性的發展，同時也增加了社會財富，為實現人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共同富裕創造了充分前提。

（三）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關系

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與分配的矛盾關系外，促進共同富裕還體現了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之間協調發展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盵20]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發展的協調性要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保持相對一致性?！半S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盵21]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與之相對應，政治發展的重點也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產生重心的轉移和調整。

阿爾蒙德和小鮑威爾認為，在國家政治發展過程中，政治體系需要面對經濟建設問題以及分配或福利挑戰，“即國內社會中產生的，要求運用政治體系的權力來重新分配收入、財富、機會和榮譽的壓力?！盵22]戴維·伊斯頓認為，政治本質上是關于社會價值的一種權威性分配。[23]從此處我們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政治發展即政治上層建筑的改革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利益體制改革最能體現出一個國家和政黨的性質與意志?！坝|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經濟利益的斗爭是最核心關鍵的斗爭。因此，在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發生矛盾時，便需要執政黨有堅強的意志與高超的斗爭藝術來化解社會矛盾，通過社會治理實現各個利益團體的訴求表達、利益協商和矛盾化解。

三、實踐路徑：黨的領導、協商民主與法治保障的有機統一

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與分配、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三對矛盾關系為基本內容，為促進共同富裕確定了發展方向。新時代探索社會治理視閾下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需要以黨的領導為統領，以協商民主為途徑，以法治建設為保障，在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

（一）以黨的領導為統領，發揮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治理優勢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首要的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則，第一條就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以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同樣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以黨的建設為統領，充分發揮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治理優勢。在政治上，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以人民利益為制定政策、落實行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黨的根本立場和性質決定了其能夠科學公正地協調行政機制、市場機制與社群機制（社會機制）三者之間的關系，推動政府、市場與社會各個治理主體積極發揮自身優勢，共同實現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堅持黨的領導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理念倡議也構成了社會治理主體之間相互合作、凝聚共識的原點，推動治理主體間利益訴求的有序表達。在組織上，黨的領導在縱向上實現了從中央到基層的全面覆蓋，在橫向上實現了各行業各領域各環節的全面領導，黨的領導貫穿經濟政治社會的各個角落。因此，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促進共同富裕就離不開黨組織在黨員干部、人民群眾中的動員引領作用。黨組織的嚴密性與科學性是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與改革時期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黨章里對于黨員及其領導干部的篩選與考察、權利與義務、各級領導機構的組成與職權、黨的紀律與紀律檢查機關等規定得十分詳盡嚴密，實現了黨組織嚴密性科學性與黨員個人先進性積極性的協調統一，有利于發揮黨組織與黨員干部在推動社會治理、促進共同富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思想上，注重理論引領、思想創新一直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各個時期，黨依據具體現實國情，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深入發展，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理論體系，為推動社會治理、促進共同富裕提供了寶貴思想資源與理論準備。在今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治理思想資源。例如，關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想、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思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思想等等。

（二）以協商民主為途徑，提升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效能

協商民主是中國式民主的重要內容，不同于西方式民主強調競爭與對抗，協商民主以求同存異、體諒包容為基本價值取向，如果說黨內民主、基層民主更強調民主主體，經濟民主、法治民主更強調民主規范的客體的話，那么協商民主則更多地關注民主的程序與過程。[24]協商民主將民主寓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不僅強調民主決策，也倡導民主執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如何在社會階層分化的基礎上實現利益結構的整合，把各種社會力量吸納進政治系統中，使整個社會在治理、調節和控制方面更有條理，使政治更加和諧便成為協商民主的重大課題。Leonid Hurwicz認為，即使合作博弈很困難，但如果我們有某種制度設計，能夠讓不同參與者利益共享，在個人與集體關系中，使得參與者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正好與集體利益相吻合，那么這一制度設計就是激勵相容的。[25]而協商民主正是主張在利益關系和社會矛盾日趨復雜的社會背景下，通過暢通個人利益表達渠道，完善利益整合、利益協調，進而實現各參與主體的和諧共處，凝聚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最大合力，讓發展成果更廣泛、更公平地惠及人民，實現個體積極性和主動性的創造性發揮。

與此同時，通過協商民主彌合不同社會群體、階層間的矛盾，也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識，釋放促進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動力。隨著我國經濟制度的改革與先富拉動后富的政策執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多元化、差異化的社會階層之間如何實現力量整合與利益協調，如何暢通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渠道和完善其利益補償機制，只有通過協商民主才能實現。只有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推動各社會階層、利益團體進行利益協商和分配，才能為共同富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與改革氛圍。共同富裕內在包含對民主、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公民在參與協商民主的過程中，既能保證自身利益訴求得到有效表達，也能培育和發展自身素質，培育社會責任感、公民意識、公共精神等價值理念。因此，要不斷擴大協商民主的廣度和深度，滿足人民對于民主參與、公平正義的進一步發展要求，實現社會系統對于國家政權的民意支持，以達到善治的理想狀態。社會價值的再分配會造成利益的矛盾，有時候要訴諸法治化途徑，若然能夠結合協商民主制度和機制，再分配同時也可以是一個凝聚共識、互利協作的進程。[26]

（三）以法治建設為保障，鞏固治理主體利益協調的治理根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盵27]在新時期，面臨社會利益結構的深刻調整和矛盾變化，利益協調與分配需要通過柔性的協商民主與剛性的制度約束來保證實現，協商民主的功能發揮與長遠發展離不開法治提供的各類制度化方案。同時，促進共同富裕也需要明確社會治理主體間的權利界限、行為準則及參與程序等，這需要法治為其提供前提條件與制度保障，設定好社會參與和利益協商的框架機制，確保利益表達、協調與分配的有序實現。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法治體系的不斷健全與法治能力的不斷提高，給人們提供一種可信的制度預期，培育社會各階層以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來進行利益表達、協商，促進法治精神與公民責任感的形成，實現法治對于社會治理現代化和共富型社會的制度支持。此外，新時期的社會治理還面臨著通過法治統籌日常秩序與非常態秩序構建的現實課題，需要通過立法、執法與司法的有效協調來實現對各種未知風險的提前關注，減少因意外狀態導致的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生產力的破壞。社會是一個有機構成的生命體，法治的各方面各環節也是具有內在統一性的整體，推動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要形成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推進，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內在統一的現代法治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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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新欣）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Core Content， and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ZHANG Jian， WANG Haoyue， JIANG Yuqing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driven by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function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power integration， appeal expression， interest coordination， etc.， it will help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o make substantive progres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driv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leadership， participation subjects， and agenda setting，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great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grasping the changes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CPC， use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s a means to enhanc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 the rule of law as a guarantee to consolidate the governance foundation.

Keywords： Social Governance; Common Prosperity; Chinese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