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的催化劑:差異化戰略
——動態網絡能力與數字化轉型橋梁與變革機制

夏 蕓, 馬 碩, 魏田苡薇, 林子昂

(1.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 珠海 519000; 2.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北京 100084)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萍紕撔伦鳛楝F代化的核心動力,成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和跨越式發展的關鍵要素?？萍紕撔聭谒茉烊姘l展新優勢的過程中,充當“開路先鋒”,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時,充當“助推引擎”。2021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實現技術創新企業數達到20.9萬家,占總體工業企業比重高達47.4%,整體創新活躍度接近歐盟平均水平,這印證了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明確支持企業科技創新政策的合理性。企業擁有靈活的組織結構、強大的技術研發能力和市場導向,能夠迅速響應市場需求,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是國家科技創新的主力軍和推動者,對于推動科技創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積極支持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才能推動科技強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崛起和繁榮發展。因此,要加強對企業創新的政策支持和激勵,提升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不斷注入科技創新的強勁動力。

目前學術界關于驅動企業技術創新的因素可歸納為以下幾個大類。首先,高層管理者在企業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領導決策角色,其卓越的戰略決策、領導能力和溝通協調能力有助于促使企業形成積極的創新氛圍[1],為企業持續發展和競爭優勢提供強大動力。其次,研發投入[2]和員工素質[3]是企業技術創新不可或缺的要素,豐富的研發資源與高素質的科研人員團隊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堅實的資金與充足的人力支持。再次,企業文化[4]和組織結構[5]對技術創新產生了深遠影響。鼓勵創新和容忍失敗的企業文化能夠激發員工敢于嘗試新思路和新方法的勇氣,而靈活的組織結構有利于加強內部協作和知識共享,創造出更加有利于技術創新的工作環境。最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鼓勵在技術創新中發揮著關鍵作用[6],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制定穩定且有利于創新的政策,為企業提供更好的創新環境和條件,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采取稅收優惠、資金補助等方式鼓勵企業增加技術研發投入,從而促進技術創新的積極發展。綜上所述,這些因素的有效結合和協同作用,將有助于推動企業實現持續創新并保持競爭優勢。

差異化戰略指組織內部不同決策和做法的集合體,以實現企業的長期目標,被視為企業技術創新的催化劑。在競爭激烈且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中,企業必須制定獨特的戰略以脫穎而出,并保持競爭優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關注差異化戰略與內部資本市場活躍度和功能發揮之間的關系,探討了差異化戰略對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表現和資源配置的影響,企業差異化戰略的實施與權益資本成本的增加[7]、融資約束的嚴重[8]以及分析師盈余預測誤差的提高[9]等現象密切相關。其次,研究者也關注了差異化戰略與企業內部決策相關風險之間的關系,例如差異化戰略可能引發企業違約風險的增加[10]和成本黏性的提高[11]等問題。此外,還有研究探討了差異化戰略與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聯,如差異化戰略如何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履行水平[12]。然而,關于差異化戰略如何影響技術創新的相關研究仍顯有限,特別是對于技術創新的推動路徑、資源配置和組織變革等方面缺乏探討。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差異化戰略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及具體路徑機制。本文以2011—2021年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企業差異化戰略的強度與技術創新成果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種關聯主要通過提升動態網絡能力及推動數字化轉型的路徑機制得以實現。此外,環境的不確定性對于兩者之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拓展研究發現,差異化戰略在提升企業創新質量方面的效果較為有限。

綜上,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首先,豐富了差異化戰略經濟后果的相關研究,將差異化戰略與企業技術創新納入同一理論框架,從微觀視角出發,探討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差異化戰略能否能夠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其次,通過路徑機制的檢驗,揭開了差異化戰略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黑箱”,發現差異化戰略可以通過提高企業的動態網絡能力和推動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來提升技術創新的表現。同時,還分析了企業實施差異化戰略傳遞至技術創新所需的外部環境條件,檢驗了環境不確定性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最后,采用專利被引用數量作為客觀、量化的評估方式來衡量技術創新,引入企業專利平均被引次數、優質專利指數以及多樣性等指標來評估技術創新的質量,更全面地理解和評估技術創新的影響和價值,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新的視角和深入探討的空間,為科技強國目標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提供有益的理論和實踐指導。

二、機理分析與假設分析

(一)差異化戰略與技術創新

企業戰略作為實現企業價值創造和卓越財務績效的關鍵手段,在經濟管理領域具有重要地位。在競爭戰略的眾多理論中,最廣為接受并深具影響力的構想為Porter[13]將競爭戰略劃分為低成本領先戰略、差異化戰略和焦點戰略。同時,Barney[14]認為企業存在著異質或差異性資源,正是這部分資源使得企業維持著競爭優勢。有效的戰略能夠幫助企業高效配置內外部組織資源,以應對迅速變化的環境需求,實現既定目標。在這一背景下,差異化戰略備受矚目,因為它在提升和維持企業技術創新方面具備顯著的優勢。

差異化戰略對企業創新績效的驅動作用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根據合法性理論,實施差異化戰略的企業可能面臨合法性方面的挑戰,這是因為采取超越傳統戰略范疇的創新舉措,往往會導致監管成本的增加[15]。因此,實施差異化戰略的企業更傾向于采用得到監管機構支持的方式,如科技創新,以降低法律合規風險[16]。同時,差異化戰略降低了企業借鑒行業傳統經驗模式和經營方式的可能性,在同行業的經驗共享和知識傳承方面可能遇到困難。因此,企業可能需要從其他行業獲取多樣化的技術創新靈感,通過跨行業跨領域的吸收借鑒,獲取解決方案,豐富其技術創新。第二,差異化戰略追求獨特的市場視角,以便在市場中占據領導地位。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企業必須專注于發展和利用所謂的“獨特能力”[17],具備高度的市場敏感性,深刻了解用戶需求,并能提供定制化的技術創新解決方案。第三,不可否認,差異化戰略所具有潛在的風險可能會導致企業績效的波動性增加。高風險必然要求高收益,促使投資者尋求對等的回報率[18]。因此,企業不得不更加積極地從事創新活動,投入資源進行技術創新,以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期望,向外傳遞積極信號,維護企業聲譽形象,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企業差異化戰略的強度與技術創新成果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H1)。

(二)差異化戰略、動態網絡能力與技術創新

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中,動態網絡能力成為企業應對機遇和挑戰的核心要素。特別是在采用差異化戰略的情況下,企業必須持續開展對產品、服務和流程的創新。這要求企業不僅需要靈活配置資源以滿足各個領域的需求,還必須密切關注市場的動態變化。因此,動態網絡能力顯得尤為關鍵,它被廣泛定義為企業感知、抓住和轉換組織外部網絡關系的能力[19]。首先,動態網絡能力使企業能夠迅速獲取有關市場機遇的高質量信息,推動新產品的快速響應[20],更好地把握市場的脈搏,捕捉新機遇,并將其轉化為實際業務創新。與此同時,動態網絡能力也有助于企業快速將資金投入有潛力的項目,同時避免不必要的資本束縛,這種高效的資本利用有助于企業更好地應對市場波動,支持創新和擴張。其次,基于資源依賴理論,企業的競爭優勢依賴于其獲取和整合外部關鍵資源的能力[21],實施差異化戰略的企業可能需要與供應商、合作伙伴和客戶建立更緊密的關系,動態網絡能力為這一過程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方面,動態網絡能力有助于削弱網絡結構的僵化性,使企業能夠突破原有的發展路徑[22],追求創新并探索新的業務方向;另一方面,動態網絡能力可以將企業管理者的視野拓展到廣泛的合作網絡中,從外部合作者導入的不同知識和技能[23],為技術創新的創造性重組和探索提供成分,推動技術的引進和應用,為更多的創新機遇和技術共享創造可能性。此外,通過與外部合作伙伴的互動,企業可以獲取來自不同領域的知識和觀點,激發內部創新的火花,使員工在面對問題時能夠更具創造性思維,為企業的技術創新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實施差異化戰略可以增強企業的動態網絡能力從而提升技術創新表現(H2)。

(三)差異化戰略、數字化轉型與技術創新

在信息技術創新不斷迭代,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深入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企業數字化轉型已然成為戰略規劃與技術演進的關鍵選擇。首先,差異化戰略作為一項尚未經受充分檢驗且伴隨高度不確定性的戰略選擇[24],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同時,創新項目本身具有高風險、信息不對稱和投資周期長等特征[25],因此,在推進創新過程中,企業經常會面臨來自外部融資約束的問題。因此,數字化轉型作為一種應對之道,其重要性不斷凸顯。一方面,通過數字化報告、交流以及數字化品牌建設,企業能夠為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企業增長潛力和市場前景的詳細見解,從而吸引更多融資機會;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還在增強數據透明度、規范交易流程和提高身份認證安全等方面發揮作用,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信用體系。其次,基于創新驅動理論的視角,差異化戰略所關注的核心目標是產品研發和市場占有率。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企業數據傳輸的效率和速度,使資源的獲取更加便捷[26],不僅降低了溝通所帶來的成本,還開拓了更多的創新機會,提高了創新效率。這種變革不僅僅是為了應對當前的挑戰,更是為了未來的可持續創新奠定基礎,助推了企業技術的發展。技術創新已經不再是孤立的過程,而是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息息相關。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實施差異化戰略可以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從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H3)。

(四)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變化已然成為唯一恒常,而環境的不確定性也已成為企業在生存與發展中所必須直面的現實特征[27]。環境不確定性指的是企業對所處的市場環境和技術環境的未來發展變化難以進行準確感知與判斷。而環境所提供的信息是引導企業決策行為走向的重要因素,深刻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28]。首先,環境不確定性可能導致企業難以準確預測市場趨勢、顧客需求以及競爭對手的行為,從而影響了對技術的市場適應性和商業化前景的預測,這可能會使企業在制定和實施戰略時感到猶豫,擔心投入過多資源而無法獲得預期的回報與創新成果。因此,決策不確定性的風險增加,可能導致企業陷入“觀望”狀態,推遲決策[29],從而錯失了技術創新的良機。同時,差異化戰略和技術創新均需要有效的資源配置。然而,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中,企業難以預測哪些資源會在未來的市場環境中變得更加重要,缺乏對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和轉變的能力[30],導致資源的不合理分配和浪費。此外,高度的環境不確定性將對市場造成壓縮效應,抑制創新活力,進而削弱整體經營環境的活躍度。在這種受抑制的環境中,企業難以釋放創新潛力,這可能會限制差異化戰略推動技術創新方面的效果。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環境不確定性對差異化戰略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產生負向調節作用(H4)。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2021年我國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并對研究樣本進行了如下處理:① 剔除處于特殊狀態(ST)和*ST的企業樣本;② 剔除金融行業企業樣本;③剔除數據異常的樣本;④剔除主要變量指標缺失的樣本。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以下途徑:① 差異化戰略數據來自WinGo財經文本數據平臺(中文名為文構財經文本數據平臺);② 專利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③其他變量均來源于中國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為了排除異常值對結果的影響,本文在數據分析過程中對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尾部縮尾處理,分別截取了數據分布的1%和99%分位點范圍內的觀測值。在數據的預處理和模型的估計過程中,本文選擇采用Stata17.0進行分析。

(二)變量定義

1. 被解釋變量

技術創新:借鑒李健等[25]的研究方法,在基準回歸中選擇采用專利授予量作為度量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指標。專利申請必須經過審查程序,以確保其符合一定的技術標準和創新要求。獲得專利意味著該技術經過了驗證,有助于辨別出真正有影響力的技術創新。這一度量方法被廣泛認可,能夠反映企業在技術領域的創新努力,更全面地分析企業的技術創新表現。

2.核心解釋變量

差異化戰略:借鑒胡楠等[31]的研究方法,從上市公司披露的財務報告中挖掘企業競爭戰略的相關信息。為了高效地分析上市公司的描述性競爭戰略信息披露情況,結合財經文本語境構建了有效的測度體系。具體而言,本文計算了描述性差異化戰略在年度財務報告文本中所占的總詞數與總文本詞數的比例,并將該比例乘以100,從而得到描述性差異化戰略信息披露質量的指標。

3.機制變量

(1)動態網絡能力(DNC)。借鑒Teece[19]的做法,本文對動態網絡能力的評估劃分為三個維度:學習吸收能力、商務互動能力和資本周轉能力。學習吸收能力是通過研發人員比例來衡量,揭示企業在技術創新與研發方面的投入程度,從而反映其在動態網絡中推動前沿技術研究與創新的潛力。商務互動能力以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和預收賬款之和為基礎,評估企業在商業合作、供應鏈管理以及客戶關系方面的發展程度,進一步反映企業在動態網絡中協調資源、推進商務互動的能力。資本周轉能力通過計算總資產周轉率,衡量企業資產的有效利用程度,從而展示企業在動態網絡中高效配置資源、實現資本回報的能力。這三項指標在進行歸一化處理后,經過綜合加權計算,生成一個全面評估動態網絡能力的綜合指數(DNC)。

(2)數字化轉型(DT)。依托于吳非等[32]的研究,將數字化轉型在企業中的界定涵蓋了底層技術運用與技術實踐運用這兩大關鍵領域。本文通過計算數字化轉型特征詞在企業年度報告中的出現頻率,并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構建了一套關于企業數字化的綜合指標體系。

4.調節變量

環境的不確定性(EU)。借鑒莊旭東和段軍山[33]的研究,通過計算企業過去5年銷售收入的標準差,并對其進行了行業調整,以衡量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程度。

表1 主要變量定義表

5.控制變量

為剔除其他因素對數據分析以及模型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借鑒夏蕓等[34]的研究,選取盈利能力(ROA),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托賓Q值(TobinQ),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管理層持股比例(Mshare),股權制衡度(Balance),是否國有企業(SOE),兩職合一(Dual)作為控制變量。

(三)模型設定

1. 基準模型

為驗證假設H1,構建基準回歸模型(1)。

Inventioni,t=α0+α1Diffi,t+∑Controls+∑Year+∑Industry+ε

(1)

其中:Invention為企業技術創新的業績水平;Diff為企業實現差異化戰略的程度;α0為模型截距項;α1為差異化戰略Diff的回歸系數;Controls為一系列控制變量;ε為隨機誤差項;i、t分別為企業個體及年份;本文對年份(Year)、行業(Industry)進行固定。當α1顯著為正時,H1得到驗證。

2.渠道機制模型

為驗證假設H2和假設H3,分別檢驗動態網絡能力和數字化轉型的渠道機制效應,構建模型(2)～模型(5)。

DNCi,t=β0+β1Diffi,t+∑Controls+∑Year+∑Industry+ε

(2)

Inventioni,t=γ0+γ1Diffi,t+γ2DNCi,t+∑Controls+∑Year+∑Industry+ε

(3)

DTi,t=θ0+θ1Diffi,t+∑Controls+∑Year+∑Industry+ε

(4)

Inventioni,t=η0+η1Diffi,t+η2DTi,t+∑Controls+∑Year+∑Industry+ε

(5)

其中:DNC為企業動態網絡能力;DT為數字化轉型能力。在模型(1)的基礎上,若α1顯著為正,則說明差異化戰略能促進技術創新。為進一步檢驗二者之間的渠道機制,構建差異化戰略對動態網絡能力的回歸模型(2)以及差異化戰略對數字化轉型的回歸模型(4),若β1和θ1顯著為正,說明差異化戰略能夠提高企業動態網絡能力或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而構建模型(3)和模型(5),若γ2顯著為正或η2顯著為正,且系數γ1或η1的絕對值比α1有所降低,表明企業實施差異化戰略能夠提高動態網絡能力或推動數字化轉型,進而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即假設H2、假設H3得到驗證。

3.調節機制模型

為驗證假設H4,檢驗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構建模型(6)為

Inventioni,t=χ0+χ1Diffi,t+χ2EUi,t+χ3Diffi,t×EUi,t+∑Controls+∑Year+∑Industry+ε

(6)

其中:EU代表環境的不確定性。此模型的主要焦點在于評估交互項系數的統計顯著性,若差異化戰略與環境不確定性的交互項(Diff×EU)的系數χ3顯著為負。那么可得出結論,環境不確定性負向調節差異化戰略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在高度環境不確定性的情境下,差異化戰略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效果顯著減弱,即假設H4得到驗證。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Invention均值為3.2301,且標準差為1.5587,表明我國企業每年的專利授予數量存在顯著個體差異。Diff的均值為0.4653,這反映出我國企業在實行差異化戰略方面的力度相對較低。DNC的最小值為0.0910,最大值為1.4523,且均值為0.4538,表明企業之間的動態網絡能力整體水平存在顯著差距。DT的最小值為0.0000,最大值為5.4027,均值為1.8031,表明絕大部分企業已經開始進行數字化轉型,但轉型程度尚不高,有進一步提升空間。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分析

表3報告了本文研究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從相關性分析結果來看,差異化戰略(Diff)與企業技術創新(Invention)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02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初步表明差異化戰略與企業技術創新具有正向關系,與假設H1預期一致。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大多數均小于0.5,表明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3 相關性分析

(三)基準回歸分析

多重共線性檢驗VIF值(1.29)小于10,進一步說明了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關系。為了減輕異方差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運用了穩健標準誤對多元回歸模型進行了分析,表4匯報了差異化戰略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基準回歸結果。

列(1)未加入控制變量,差異化戰略(Diff)的回歸系數為0.2239,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列(2)僅加入控制變量,初步判斷控制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程度,發現絕大部分控制變量對企業技術創新均有顯著影響,表明本文所選的控制變量合適;列(3)在列(2)的基礎上加入核心解釋變量,發現差異化戰略(Diff)的回歸系數為0.707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列(4)進一步固定行業和年份,差異化戰略(Diff)對企業技術創新(Invention)的回歸系數達到0.882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差異化戰略確實能夠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假設H1得到驗證。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四)渠道機制分析

本文渠道機制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列(1)顯示,差異化戰略顯著地推動了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的提升。為了深刻理解這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分別檢驗了動態網絡能力與數字化轉型渠道。

表5 渠道機制檢驗結果

列(3)中差異化戰略(Diff)及動態網絡能力(DNC)對企業技術創新(Invention)的回歸系數為0.8523和0.7629,列(2)顯示,差異化戰略(Diff)對動態網絡能力(DNC)的回歸系數為0.0390,表明差異化戰略有助于提高企業動態網絡能力,從而促進技術創新,假設H2得到驗證。

列(5)中差異化戰略(Diff)及數字化轉型(DT)對企業技術創新(Invention)的回歸系數為0.6750和0.1536,列(4)顯示,差異化戰略(Diff)對數字化轉型(DT)的回歸系數為1.3479,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差異化戰略能夠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從而促進技術創新,假設H3得到驗證。

(五)調節效應分析

為檢驗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本文對模型(6)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6顯示,列(1)表明差異化戰略與環境不確定性的交互項(Diff×EU)的回歸系數為-0.20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加,差異化戰略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表現的促進作用會減弱,假設H4得到驗證。

表6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五、穩健性檢驗

(一)個體固定效應

企業可能存在不隨時間變化且難以量化的個體效應。為了控制這種影響,本文進行了含有個體固定效應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差異化戰略(Diff)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依舊顯著且為正,結果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結論依舊穩健。

表7 個體固定效應

(二)替換因變量

專利申請量在評估創新活動水平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反映了特定領域內的創新活躍程度。更多的專利申請通常暗示著企業在該領域內積極參與創新活動,這可以作為衡量技術創新的關鍵指標之一。為避免技術創新評價方法的差異對結果產生影響,在穩健性檢驗中選擇專利申請量作為因變量的替代度量方式。如表8所示,基準回歸、機制回歸以及調節回歸的結果均與原結論相符,說明在改變因變量衡量方式后,本文結論依舊穩健。

表8 穩健性檢驗——替換因變量

(三)剔除公共衛生事件的影響

2020年初,公共衛生事件爆發對企業差異化戰略和技術創新產生了重要影響。企業在公共衛生事件期間面臨嚴峻挑戰,因此對戰略與技術創新的決策更為謹慎,這可能對實證結果產生干擾。為了降低公共衛生事件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排除2020年的樣本數據,結果詳見表9。列(1)基準回歸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水平下,差異化戰略(Diff)對技術創新(Invention)的回歸系數為0.8979,表明結果仍然穩健可靠。列(2)～(5)和列(6)分別驗證了本文所構建的渠道機制和調節效應的穩健性。

表9 穩健性檢驗——剔除公共衛生事件的影響

(四)滯后自變量

基準回歸結果表明,采取差異化戰略有助于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而高水平的技術創新成果不僅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經濟績效,還可能推動企業采取更積極的差異化戰略,占據更多市場。為緩解雙向因果問題,考慮到滯后期的差異化戰略不易受當期技術創新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差異化戰略的滯后一期、滯后二期、滯后三期分別作為核心解釋變量。表10匯報了基準回歸結果。列(2)～(4)差異化戰略(Diff)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7735、0.7681及0.7325,均在1%水平上正向顯著,證明了差異化戰略所帶來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效應具有較為深遠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內生性問題。

表10 穩健性檢驗——滯后自變量

(五)傾向得分匹配

為了排除潛在的選擇性偏倚,本文使用1∶1最近鄰匹配的方法驗證差異化戰略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首先,我們根據差異化戰略的平均數將樣本分為兩組,分為強差異化戰略組(Diff>0.4653)與弱差異化戰略組(Diff≤0.4653)。然后,通過1∶1最近鄰匹配的方式,使用所有控制變量進行匹配。結果顯示ATT差異值(Difference)為0.216,且T為5.27。此外,本文對匹配變量進行平衡性檢驗,結果顯示匹配后所有變量的標準化誤差均小于5%。最后,我們使用匹配后的樣本進行回歸。如表11所示,結果表明,差異化戰略的系數符號與顯著性都未發生根本性改變,與原結果保持一致,驗證了本文結論的可靠性。

表11 穩健性檢驗——傾向得分匹配

六、拓展研究

專利的申請量和授予量并不完全能全面反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相比之下,選擇專利的被引用量更能有效代表創新技術水平。在拓展研究中,選擇對企業專利被引用量進行研究。但是,專利的被引用量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這可能涉及到時間偏倚或者所謂的“時間窗口效應”,因為較早的專利相對來說有更多的時間被后續的專利引用,從而導致它們的被引用量相對較高。因此,本文采用了特定的方法來評估專利發明年份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方法一,由于專利發明的實際時間更接近申請日期,而不是隨后的授予日期,因為發明人有強烈的動機在創新完成后盡快申請專利,而授予日期取決于專利局的審查過程[35]。因此,借鑒何歡浪等[36]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企業在專利公開后的前4年內被引用的次數總和,按照企業和年份進行了統計,這一方法能夠更客觀地評估專利的技術創新水平(lncitations)。方法二,借鑒萬小麗[37],引入了優質專利指數來代替被引用次數的多寡,將所有專利按照申請時間和行業進行分類,并將四年內被引用次數排名前25%的專利定義為優質專利,然后計算某企業擁有的優質專利數量占其專利總數的比例(quality_patents_ratio)。方法三,由于企業的創新活動涵蓋了多個知識領域,將專利知識寬度加總至企業級別進行計算(Breadth)。表12給出了這一結果,列(1)結果顯示差異化戰略(Diff)系數為正且顯著,列(2)差異化戰略(Diff)為正但不顯著,表明差異化戰略在提升企業創新質量方面的效果較為有限。列(3)結果顯示Diff系數為負且顯著,表明差異化戰略對專利知識寬度存在抑制作用。

表12 拓展研究——創新質量

七、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差異化戰略在塑造企業競爭態勢、推動技術創新以及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下,本文通過對2011—2021年我國上市公司的研究樣本進行實證分析,探討了企業差異化戰略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結果清晰顯示,差異化戰略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推動科技創新的核心動力。實際上,企業差異化戰略的強度與技術創新成果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即采取差異化戰略有助于激發企業的技術創新潛力,差異化戰略通過激發企業提高動態網絡能力和深化數字化轉型進程,從而促進技術創新。此外,研究還揭示了環境不確定性對差異化戰略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產生負向調節作用。這表明,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差異化戰略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會減弱。拓展研究發現,差異化戰略對技術創新質量的提升效果相對疏弱,甚至可能對專利知識的寬度產生負向作用。

(二)研究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為了進一步發揮科技創新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動力,可以采取以下建議:

針對企業而言,首先,積極構建與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等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致力于打造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聯合體,以實現資源和知識共享,充分利用外部資源,滿足自身需求。同時,優化數字化轉型策略,加快布局“數智化”轉型,構建快速響應市場變化的機制,以實現差異化戰略的有效落地,提升技術創新的推進效率。其次,調整創新組織架構,建立適應差異化戰略和技術創新的組織架構,鼓勵各部門間的協作,促進知識分享和技術交流,從而加速創新成果的落地。接著,建立風險管理與適應策略,將風險管理融入企業管理和業務流程中,采用靈活的方法,避免過度保守的風險規避。鼓勵創新團隊在合適的風險范圍內探索新領域,允許試錯并從中學習;同時,培養員工的創新意識,使其在日常工作中能夠積極適應風險,推動創新的實現。最后,牢牢把握“專利質量是企業創新”這條生命線,將專利質量置于首要位置,一方面,應明確要求專利團隊在申請專利前進行深入的技術評估,確保專利的創新性和實用性,并確保每一個專利都具備真正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潛力;另一方面,促使專利團隊與法律專家合作,確保專利的法律合規性和有效性。

對于政府而言,首先,政府首先致力于創造有利于技術創新和差異化戰略的生態環境,通過發展科技園區、提供研發基礎設施等舉措,匯聚優秀企業和人才,進一步優化科技創新生態,從而推動國家科技創新綜合績效的提升,促進持續創新,以實現卓越的創新生態,并推動其參與科技創新生態治理。其次,政府應采取多重措施來支持創新企業。一方面,政府應強化風險投資機制,撬動吸引更多社會資本有序進入風險投資和創業投資行業。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對創新企業實施稅惠政策、創新補助等措施,為實施差異化戰略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降低技術創新的財務風險,促進長期穩定的發展。最后,政府應建立環境不確定性的政策緩沖機制,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維護經濟社會大局穩定,制定靈活的政策,以減少環境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決策的負面影響,維護創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