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短視對企業二元創新的影響
——基于管理自由度和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

羅 彪, 李明煜

(合肥工業大學管理學院, 合肥 230000)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企業創新戰略是企業為了執行其商業戰略的有效途徑[1],其中二元創新是企業實現與國家戰略有效對接、支持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企業發展壯大的根本和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2]。二元創新,又稱“雙元創新”,其所關注的核心在于技術與市場兩個方面,其中探索式創新是指企業新產品、新技術研發、新市場開拓等活動;挖掘式創新則是一種增量創新[3],是指企業對現有業務和流程進行優化、調整等活動。兩種創新在實踐路徑和能力上具有不同的要求,不適應的創新模式很可能使企業難以適應市場變化或失去競爭優勢而陷入新的困境。因此,在當今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下,企業管理者如何審時度勢地將二元創新與市場需求相匹配,以確保未來的績效和競爭力變得至關重要。

近年來,在嚴峻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疫情的沖擊下,企業管理者的行為短視化成為了普遍現象甚至出現了上市公司真實盈余管理的情況,如康得新事件和康美藥業事件等,給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4]。管理者短視(temporal myopia)是指管理者對時間的認知,表現為其在決策時過多關注企業當下的績效而忽視企業長遠的發展[5]。企業根本上是人的集合體[6],管理者作為企業的掌舵人無疑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高階梯隊(upper echelons)理論認為,管理者認知會影響其行為和戰略選擇[7]。而企業二元創新活動本身具有過程復雜性、決策超前性及回報滯后等特點[8-9],故企業二元創新本質上是一種高度依賴于管理者認知判斷并給予反饋的活動。因此,在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的現實背景下,兼具計劃者與執行者雙重身份的管理者[10],其短視勢必會對企業二元創新產生影響。

盡管管理者行為短視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決策和創新偏好產生影響[11],但并非一定會影響企業的綜合績效。在現代經濟發展中,企業越來越難被視為孤立個體[12],一方面企業的行為會受到外部大環境干擾,另一方面其內部的公司治理也會制約管理者的行為[7]。特質激活理論指出管理者的知識、技能和能力(KSA)與其工作行為會受到特定情境的影響[13-14]?，F有研究表明,風險投資[15]、融券交易、公司治理水平、分析師跟蹤人數和投資者持股比例[1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企業管理層的短視行為。因此本文考慮納入管理自由度和環境不確定性因素,探究管理者短視在特定情境的推動下會對企業二元創新產生何種影響。

本文基于管理者認知視角,在管理者“說什么(語言)-是什么(認知)-怎么做(行為)”的框架中引入特定情境因素作為調節變量,以2010—2021年A股上市制造業企業為研究對象,采用實證分析方法檢驗,試圖分析以下問題:管理者對時間的短視會對企業二元創新產生何種影響?環境不確定性和管理自由度兩個特定情境因素會如何影響管理者短視與企業二元創新之間的關系?

本文貢獻在于:①探索了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管理者認知特質-管理者短視和二元創新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探討了管理者短視的行為后果;②將公司內外部情境因素-管理者自由度和環境不確定性納入考慮范圍,為管理者短視對二元創新的影響差異給出了解釋;③對企業通過優化人才招聘和公司治理來削弱管理者短視對企業二元創新的不利影響提供了啟示,進而有可能幫助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和長期競爭優勢。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管理者短視與企業二元創新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個體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感知、關注和洞察力存在著時間導向上的差異。這種時間導向被認為是個體先天具有穩定的特質[17],同時也受后天環境的影響[18]。不同的時間導向支配其在社會目標的選擇和追求中表現出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動機[19]。時間導向(temporal orientation)是個體對時間的過去、現在或未來的主觀心理傾向性,對個體的認知、情感、態度和行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20]。在管理學領域,它是指企業管理者對過去或未來的主觀偏好[21-23]。在大多數研究中,學者們通常將時間導向劃分為過去、現在和未來[24-27]或短期、長期導向等不同維度[28]。其中,短期導向是指企業管理者在主觀上更側重于當下[29]而短期導向也直接導致了管理者的短視。管理者短視(managerial myopia)即管理者決策視域較短,Graham等[30]提供的調查證據表明,78%的管理者會犧牲長期價值,以滿足短期收益目標。Stein[31-32]和Porter[33]解釋,管理者短視源于企業投資者施加的壓力,如果管理者任職期間企業未能達到預期收益,投資者通常會賣出其股票來壓低公司的股價,因此相比于企業未來的發展,管理者更傾向通過提高短期經營結果來證明自己。

組織二元性(organization ambidexterity)由Duncan[34]首次提出。March[35]在研究組織先導性戰略中指出組織二元性是企業面對不同的市場競爭時,可以開展兩種不同導向,方式迥異,一定程度上存在某種競爭關系的探索性活動和挖掘性活動[36]。Benner和Tushman[37]借鑒March在研究中所提出的利用(exploitation)和探索(exploration)二分研究框架引入企業創新的領域,首次提出了二元創新的概念。當前,對于企業二元創新劃分的主流觀點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按照創新程度和新穎性的差異將創新分為突破式創新和漸進式創新。突破式創新是指企業在創新上會追求產品和技術的實質性變革[38];而漸進式創新則表現為對現有產品、技術和流程進行細微的改變。另一類則是根據知識搜索的距離和價值鏈上的功能領域差異將二元創新分為探索式創新和挖掘式創新。其中,探索式創新旨在開發和滿足顧客和市場的潛在需求[39],通過推出全新產品和技術、開辟新市場,力求超越現有知識基礎,探索和創造全新的知識體系,從而滿足新興客戶的需求或超越客戶期望,是一種冒險、進取、激進型的創新。挖掘式創新旨在更好地滿足當前消費者和市場需求,是建立在現有知識基礎上,通過對現有業務、技能、流程的“調整”和“優化”[40],是一種風險性較小,較為保守、穩定的創新。本文研究對象制造業企業在資源、競爭力方面較為匱乏,實現突破式創新相對困難,因此,采用第二類劃分方式可以更好地描述企業的二元創新。綜上所述,本文所指企業二元創新就是挖掘“成熟”的確定性和探索“全新”的可能性。

企業戰略實施體現其管理團隊的特征[41]。個體社會目標的選擇和追求基于不同的時間觀點,這影響了人們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動機[19,42]。管理者短視體現了管理者的時間感知特質[43]。高階梯隊理論提出管理者的認知特質影響著他們的行為和戰略決策,影響著企業的目標、行為和結果。由于短視的管理者的決策視野狹窄,結合對企業當前業績或是股票表現的考慮,他們寧愿犧牲企業的長遠利益去追求短期財務的最大化,同時更傾向于選擇期限較短收益較高的項目。然而,企業的二元創新需要長期或短期的研發投資;其大量、持續的投資、長周期和高風險的特點,往往會增加商業風險[44-45],且探索式創新和挖掘式創新都具有投入在前、收益在后以及產出不確定等特點。因此,本文認為,目光短淺的管理者將利用他們的資源和個人權力來影響其企業創新的規模和性質,并降低他們的資本成本和研發成本。其中,探索式創新需要企業更新現有核心業務,企業可能不具備培育新業務的核心競爭力,從而使其面臨較大生存風險。較于具有高風險性的探索式創新,挖掘式創新的可預見性大大降低了新產品的研發風險,對原有產品的改進也進一步增強了客戶黏性,因此短視的管理者有動機偏好挖掘式創新規避經營風險來實現企業目標。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管理者短視對企業的探索式創新和挖掘式創新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其與挖掘式管理創新的相關關系更弱,與探索式管理創新的相關關系更強(H1)。

(二)企業內外部因素的調節作用

依據特質激活理論(trait activation theory),個體的行為選擇會受到其KSA(knowledge skills abilities)和組織情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影響[13-14]。為了進一步探討企業管理者短視在不同情境下對企業二元創新的影響,本文將納入不同情境因素進一步探討“管理者短視對企業二元創新”的影響。在回顧相關文獻和理論的基礎上,不難發現企業二元創新的實施受到企業內、外部環境的影響。本文認為外部因素(環境不確定性)和公司內部治理因素(管理自由度)相互補充、相互制約,均在企業管理者短視對企業二元創新的影響中發揮了重要的調節作用。這兩種因素對“管理者短視—企業二元創新”的關系影響如下表1所示。

1.管理自由度的調節作用

管理自由度又稱管理自主權,被定義為企業高層管理者團隊實現其意愿的程度,是在高管團隊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管理自由度的高低反映了管理者戰略決策過程中自主范圍的大小,其中所蘊含的“度”是企業在經營活動中相關利益者(如股東、董事會等)動態博弈的結果[7]。目前對于管理自由度的作用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在企業管理者團隊行為與其影響變量間的調節作用,張三保和張志學[46]研究表明在管理自由度較高的情況下,管理者對企業的戰略決策或績效的影響更為顯著,反之則較為有限。

根據特質激活理論,韻江和寧鑫[47]的研究表明若管理者擁有更多權力,意味著管理者能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和提升企業歸屬感,從而激發高層次需求。因此這些企業的管理者不再追求一些風險較小和短期收益的戰略活動,反而更傾向于制定一些與企業相契合的戰略目標[48]。因此管理自由度是一種積極的情境要素,會強化管理層能力對雙元創新戰略的影響,具體到管理者短視對企業二元創新的影響上,管理自由度會強化管理者管理者短視對企業二元創新的影響,尤其是需要承擔巨大壓力、克服更多障礙的探索式創新。如果戰略決策者具有較高的管理自由度和短視水平,決策者選擇期限短、收益高項目的偏好將會被放大,即管理自由度將強化管理者短視水平對企業二元創新的抑制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管理自由度強化了管理者短視對探索式創新和挖掘式創新的抑制作用(H2)。

2.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

正如Schumpeter[49]所提到的,創新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對于企業而言,創新是獲得市場份額和額外利潤的關鍵手段。環境的不確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反映了外部環境變化的速度,這意味著企業難以預測和控制外部因素,從而導致競爭格局發生變化,市場地位受到威脅。面對外部壓力,企業需要主動進行戰略創新,以獲取新的競爭優勢。這種變化是由消費者、供應商、競爭對手、政府和監管部門等相關團體的行動所引起的,而這些行動往往是不可預測的。當企業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高風險時,它們往往會傾向于通過創新來增加市場優勢或鞏固市場地位[50]。根據特質激活理論,盡管個體的認知特質能夠增強其內部動機進行創新戰略,但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程度不同,管理者的認知特質對企業創新戰略的影響存在差異。具體來說,高度的環境不確定性迫使企業進行戰略創新,以適應環境的要求[51]。在此背景下,環境不確定性被認為是一種強大的環境因素,可以抑制高管的決策能力和傾向性,使得不同個體做出相似的行為反應[13],從而降低高管團隊對戰略決策的影響。Knight[52]指出,高管是企業進行創新戰略決策的決策者,而不確定性是企業利潤的核心來源。如果未來的變化可以被預測,企業的利潤就會消失。因此,環境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激勵企業增加創新投入。相反地,低環境不確定性可能削弱外部環境對企業的激勵作用,導致企業的戰略行為更容易受到慣性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反而需要依靠高管的特質來增強戰略變革的意愿和強度,此時,企業反而需要依靠高管的特質來增強戰略變革的意愿和強度,從而加強了高管的個人認知特質與企業創新戰略之間的關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環境不確定性會削弱管理者短視對探索式創新和挖掘式創新戰略的抑制作用(H3)。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框架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數據及來源

本研究以2010—2021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制造企業作為研究對象,為確保數據有效性,剔除:①ST(special treatment)、*ST 類企業;②無法獲得相關數據的企業。篩選后的樣本共2683家上市企業。所有財務數據即其他相關數據均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China Stock Market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和Wind經濟數據庫,衡量高層管理者認知的文本分析取自來自研究期間樣本企業的年報中經營情況討論與分析部分,樣本企業年度報告取自巨潮資訊網、和訊網等媒體披露。

(二)變量的測量

1.解釋變量——管理者短視

個體的語言可以反映其個性、認知和偏好[53],通過對個體語言中所使用的詞匯類型以及頻率高低來捕捉其認知特質[54]。若一個人更關注“過去”,則其語言表達中越強調“曾經”“以往”等詞匯;相反若其在言語中強調“將來”“要去”等詞匯,則表明更關注未來[53]。

為了以盡可能客觀的方式衡量解釋變量,本文參考了史會斌和楊東[55]的文本分析方法,并結合已有的英文“短期視域”

詞集和管理層討論與分析(MD&A)中文語料的特點,設計了能夠反映管理者“短期視域”的中文詞集如表2所示。通過分析上市公司年報中經營層討論部分的詞匯,采用詞典法計算出“短期視域”相關詞匯在該部分的總詞頻占比,并乘以100得到管理者短視程度。該指標值越高,意味著管理者越傾向于短期決策。

表2 管理者短視程度關鍵詞

2.被解釋變量——企業二元創新

根據財政部2006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文件,將企業的R&D投資分為研究階段投資和開發階段投資兩個部分,其中研究階段是指為獲取新技術和新知識等進行的有計劃的調查,其特點在于研究階段是探索性的,與企業探索式創新戰略更注重變革和創造的特點相匹配;而開發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項新產品或技術的條件基本具備,與挖掘式創新側重于對已有產品、業務流程升級完善的要求更加契合。

因此,本文借鑒畢曉方等[56]的分析方法,從企業R&D投資異質性的角度對企業二元創新進行衡量,用企業較為成熟的資本化支出衡量挖掘式創新,探索式創新則用基礎階段的研發活動費用支出進行衡量。最后,為了消除不同規模企業間的差異,使用企業平均總資產對研發數據進行了標準化處理。

3.調節變量

1)管理自由度

張三保和張志學[46]在研究管理自主權中用代理變量職位權、報酬權以及運作權來測量個體的管理自主權,而本研究所關注的是高管團隊的管理自由度,因此借鑒相關文獻,同時根據中國企業現狀進行修整,最終采用以下指標作為管理自由度的代理變量。

一是企業高層管理者人數。若企業董事會中高管團隊人數越多則其發言權越大,在制定相關戰略時受到約束較小更可能依據自身偏好左右戰略決策,即高管團隊在董事會中占比越高,管理自由度越高。

二是企業高層管理者平均任職時間。企業高層管理者在現任崗位任職時間越長,經驗越豐富,更可能獲得更高的聲望權,得到更多人的認可,即高管團隊平均任職時間越長,在戰略決策時的影響力越大。

三是企業高層管理者持股數量。管理者持股情況影響其所有者權力,因此高管持股比例是評估高管團隊所有者權力的最直接的方法,高層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在戰略決策時的想象力越大,管理自由度越高。

最終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將之集成綜合指標,取其均值測量高管團隊的管理自由度,綜合數值越大代表管理自由度越高。

2)環境不確定性

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給企業帶來了環境的不確定性。這種環境的不確定性會通過影響企業的相關業務進而對其銷售收入產生波動,這一點在Bergh[57]的研究中也有所論述。本文參考Ghosh和Olsen[58]的測量方法,企業環境不確定性的測量采用企業過去5年銷售收入的標準差并經其所在行業調整后的值來描述。然而,企業的銷售收入變化不全是外部環境變化所導致,有一部分為企業穩定成長所帶來的。因此,為了所測量的環境不確定性更加準確,通過剔除銷售收入變化中企業穩定增長的部分,估計其非正常的銷售收入。本文環境不確定性的具體測量步驟如下:

首先,計算企業的非正常銷售收入,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對企業的非正常收入(ε)進行估算。該估算公式為

SALE(企業銷售收入)=φ0+φ1YEAR+ε

(1)

其中:YEAR為年度變量,如果樣本值是本年度的,則YEAR取5,若取值為上一年度,則YEAR取4;系數φ1可以解釋為當其他解釋變量保持不變時,解釋變量YEAR變化1單位導致SALE的均值變化φ1;ε為隨機誤差項。

(2)

其中:εi為企業在第i年的非正常銷售收入。

最后,計算行業環境的不確定性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使用模型計算所有企業本年度的環境不確定性,并將其中位數作為其所在行業的環境不確定性。然后,用企業未經行業調整的環境的不確定性(eui)除以其所在行業的環境不確定性(Z),得到企業最終的環境不確定系數(EUi)。計算公式為

(3)

4.控制變量

參考以往的相關研究,考慮到上市企業的年齡、規模、資產負債率、現金流比率、股權集中度、總資產凈利潤率、托賓Q值、公司的成長率等都會對企業雙元創新戰略的實施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這些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具體的變量定義和測量方法如表3所示。

表3 相關變量定義

(三)模型構建

為檢驗管理者短視對企業二元創新的影響,構建以下模型:

EXPLORi,t=∝+β1MMi,t+β2Conti,t+εi,t

(4)

EXPLOIi,t=∝+β1MMi,t+β2Conti,t+εi,t

(5)

其中:EXPLORi為探索式創新,EXPLOIi為挖掘式創新;MMi為管理者短視程度;FDi為管理自由度;EUi為環境不確定性。同時,也引入Conti控制變量和εi誤差項。

為了探究管理者短視與企業二元創新關系的調節作用,構建以下模型,來檢驗管理自由度、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

EXPLORi,t=∝+β1FMi,t+β2MMi,t×FMi,t+β3Conti,t+εi,t

(6)

EXPLOIi,t=∝+β1FMi,t+β2MMi,t×FMi,t+β3Conti,t+εi,t

(7)

EXPLORi,t=∝+β1EUi,t+β2MMi,t×EUi,t+β3Conti,t+εi,t

(8)

EXPLOIi,t=∝+β1EUi,t+β2MMi,t×EUi,t+β3Conti,t+εi,t

(9)

其中:∝為攔截常數;β1～β3為回歸系數;εi,t為誤差項。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4中給出了本文的描述性統計數據。發現企業探索式創新的平均值為18.2,標準差為1.434,取值范圍在9.525～23.315。這表明不同上市企業在探索式創新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企業挖掘式創新也呈現類似情況。而管理者短視的平均值為0.131,標準差為0.122,取值范圍在0～4.206,顯示了不同企業管理者短視程度的差異。兩個調節變量的均值分別為0.074和1.252,取值范圍分別為-1.452～1.639和0.119～6.587,這表明存在一定程度的異質性。在控制變量層面,企業規模(Size)的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21.999和1.135。

(二)相關性分析

表5列示了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探索式和挖掘式創新與管理者短視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104和-0.004,表明了雙元創新戰略和管理層能力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主要變量間相關系數小于0.8,初步判斷不存在共線性問題。此外,本文對主要變量進行了方差膨脹因子檢驗,數據均小于8,說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5 主要變量相關系數分析

(三)基準回歸

主效應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1)列中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線性估計系數是-0.2201,顯著性水平為10%,該數據顯示管理者短視對企業選擇探索式創新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同樣,管理者短視與挖掘式創新的回歸系數和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9045和5%,表明管理者短視抑制企業實施探索式創新,假設H1成立。即管理者對時間的認知水平(即管理者短視程度)與探索式創新和挖掘式創新均呈負相關關系。

表6 主效應回歸檢驗

在控制變量層面,公司規模、資產收益率、現金流、企業成長率、第一大股東占股比例、托賓Q值與探索式創新戰略正相關;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托賓Q值、企業年齡與挖掘式創新戰略正相關。

(四)調節作用檢驗

表7分別展示了假設2和假設3的回歸結果。(1)列和(2)列檢驗了管理自由度對探索式創新的調節效應,交互項系數均為負數,且顯著性水平均為10%,這驗證了假設2。當管理自由度增強時,在管理者短視程度不變的情況下,管理者短視對探索式創新的負向影響更加顯著,說明管理自由度會影響企業開展探索性和挖掘式創新的嘗試。(3)列和(4)列驗證了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機制,其交互項系數均為正,分別為0.2561和0.7007,顯著性水平分別為5%和10%。這說明環境不確定性越大,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負相關關系越弱,驗證了假設3。

表7 調節效應回歸檢驗

(五)穩健性檢驗

1.剔除新冠肺炎疫情年份的影響

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特殊性,排除了2020年的數據,并重新進行了驗證,回歸結果依然表現穩定可靠。

2.替換模型

在樣本期間內,觀察到被解釋變量的0值較多,因此將固定效應模型替換為負二項回歸模型,研究發現,管理者短視的系數在(3)列和(4)列中均顯著為負(如表8所示),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進一步表明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表8 穩健性檢驗

3.PSM檢驗

考慮到可能存在的樣本自選擇問題,本文采用1∶1鄰近匹配PSM方法進行進一步檢驗,如表9所示。將解釋變量MM中高于中位數的樣本界定為實驗組。對控制變量進行差異檢驗,匹配后各特征變量標準偏差均大幅縮小。將匹配后的樣本重新進行回歸,回歸后結果仍然符合預期,結果表明前文結論仍成立。

表9 PSM檢驗

五、研究結論及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社會心理學的時間導向理論和高層梯隊理論,從管理者內在特質視角理論闡述并實證檢驗了管理者短視主義對企業二元創新戰略的影響。本文以中國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年報中的管理者討論與分析(MD&A)內容為對象,使用文本分析來測量管理者短視,以企業R&D投資異質性的角度對不同類型創新戰略進行衡量,探討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并同時納入了管理自由度和環境不確定性情境要素。

研究結果表明:①管理者對時間的認知水平即管理者短視與探索式創新和挖掘式創新均呈負相關關系;②環境不確定性越高時,管理者短視對二元創新戰略的負向影響越會受到抑制;③管理自由度強化了管理者短視對探索式與挖掘式創新的抑制作用,說明高管團隊被賦予較高權力后,且在感知到外部壓力和風險后,會設法規避創新風險,不愿意嘗試進行創新活動。

(二)實踐啟示

第一,本研究對于企業尤其是具有高創新需求企業的人才招聘及優化有參考意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創新驅動實際是人才的驅動,企業高級管理團隊秉持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是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本文探討了企業高層管理者短視對于在企業二元創新的影響,研究結果為企業高層次管理人才的聘用任職提供了證據支撐,即企業高管短視將影響企業二元創新戰略的選擇,因此在高級管理者的選拔和培養上企業不應只局限于傳統的人口統計學特征,還要關注管理者對時間的認知特質。

第二,本文研究對于公司治理的優化具備重要參考價值。研究結果揭示了企業在進行二元創新時,其管理層需要兼顧內外部因素。據本研究所得結論,高度不確定的環境會削弱管理者短視對于探索式創新和挖掘式創新戰略的抑制作用,因此要求企業管理者要同時識別環境中可能存在的潛在危機和創新機遇。其次,管理自由度的增加可能會進一步助推管理者的短視行為,從而帶來負向影響。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企業應該優化權力分配,確保權責相對平衡的前提下,激發管理層的能力和潛力,從而帶領企業推行創新策略。

(三)不足與展望

第一,本文研究關于管理者短視和雙元創新的方法有一些不足。盡管這是大部分研究的常見做法,但無法充分分析管理者短視對雙元創新戰略的影響。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案例研究和問卷調查等更全面和深入的方法,以探究管理者短視與企業二元創新之間的關系。

第二,本文聚焦于企業二元創新的前因,即探討管理者短視與企業二元創新之間的關系問題。然而,我們尚未充分探究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的中介機制和傳導路徑,因此該內部“黑箱”亟須開啟。此外,我們還需要深入探索和加深對影響管理者短視與企業二元創新抑制作用的其他邊界條件的認知,以更加貼近企業的現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