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開放能促進企業綠色創新嗎？

董 竹, 柏向昱

（1. 吉林大學 數量經濟研究中心, 吉林 長春 130012；2. 吉林大學 商學與管理學院, 吉林 長春 130012）

一、引 言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指導下，中國的經濟發展由原來追求高速度增長模式逐步轉變為注重高質量增長模式。雖然政府部門陸續出臺了排污權交易制度和環境標志制度等環境規制工具，但環境治理工作依然面臨嚴峻挑戰。而綠色創新作為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重要著力點，能夠有效地彌補生態治理短板，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區別于傳統技術創新，綠色創新將綠色新發展理念與創新戰略進行深度融合。隨著國際上環境保護的呼聲逐年升高，綠色投資理念不斷深化，企業也逐漸將綠色創新納入發展和履行社會責任的決策中。作為企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綠色創新除了提升企業環境績效外，還對諸多方面產生影響。如Zhu等（2012）研究發現綠色創新能為企業帶來積極的績效改進。綠色創新的效益不僅限于提升企業形象，還包括改善與供應商和政府的關系等（Sarkar，2013）。鑒于中國的生態保護刻不容緩，公民的環境意識逐漸增強，低碳工藝和環保產品的市場規模日益擴大，如何引導和助力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強調要堅持推行高水平、高質量的對外開放政策。雖然資本市場開放對創新的影響已得到大量論證，但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研究不容忽視，且不能與傳統創新一概而論。一方面，資本市場開放能夠吸引成熟資本市場中具有先進可持續發展投資和社會責任投資理念的投資者，逐步引導內地企業重視綠色經營。另一方面，資本市場開放能夠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助力企業實現國際綠色合作和資源的良好對接，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支持。而資本市場開放，特別是中國的滬港和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下文簡稱“陸港通”）是否真正對企業綠色創新造成影響，通過何種途徑造成何種影響則尚未定論，僅有的相關研究也較少涉及多視角探索。

因此，本文以“陸港通”作為切入點，采用2007—2021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進行檢驗。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市場開放會推動企業進行綠色創新，并最終提高公司價值。雖然資本市場開放會促進企業綠色創新，但這種作用會隨著開放的重新限制而消失。行業內部，綠色創新在“陸港通”標的企業間表現為虹吸效應，而在地區內部則表現為溢出效應。企業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表現（ESG）在資本市場開放影響綠色創新的關系中起到門檻作用。資本市場開放會通過綠色引導效應和資源支持效應兩條路徑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環境規制工具能與資本市場開放政策形成合力，在促進企業綠色創新中起到互補作用，而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非國有經濟發展、市場競爭關系和較為完善的內部治理結構基礎上的。

本文的研究貢獻在于：第一，創新性地從企業綠色創新的視角為資本市場開放的經濟效益提供了證據支持，并探索了差異化影響和政策實施的具體影響。第二，創新性地發現資本市場開放賦能企業綠色創新的經濟效應、交互效應和門檻效應，拓展了資本市場開放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研究內容。第三，創新性地從綠色引導效應和資源支持效應視角深入挖掘資本市場開放賦能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機制，并且探究了環境規制工具的補充作用和保障機制等，研究整體上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邏輯框架，兼具政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回顧

綠色創新是企業謀求增速發展和應對綠色壓力的重要著力點，關于其驅動因素的研究從企業內部能動力逐漸延伸至企業外部壓力和特征。組織基本特征中，研究發現企業規模對綠色創新具有促進作用（Cuerva等，2014；Gürlek和Tuna，2018）。家族企業具備投資時域長和制度響應積極等特點，相應的在綠色創新戰略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具有優勢（馬駿等，2020）。國有資本能通過緩解融資約束和吸引創造性人才等方式賦能綠色創新，而機構投資者則更傾向于追求利益最大化，進而采取適應性的創新決策（Hu等，2023；Zhao等，2023）。高層管理者在綠色創新過程中舉足輕重，占主要影響的包括但不限于年齡、環保意識和環保支持等（He等，2021；Cao等，2022；Li等，2022）。綠色創新是一項相對新穎且復雜的活動，基于安逸生活假說，無效治理使管理者通過避免具有挑戰性的活動謀求私利，構成環境政策落實的主要障礙（Amore和Bennedsen，2016）。而由內部結構和流程運作構成的企業組織能力能夠通過與環境管理體系有關的先進組織能力最終作用于綠色創新（Kesidou和Demirel，2012）。

外部因素中，無論是監管要求還是政府規制，設計良好或相對靈活的手段對推進企業創新都具有良好成效（Zhao和Sun，2016）。根據創新獲利理論，企業可以將綠色技術創新融入商品開發，進而通過綠色商業化在產品市場中獲得超額回報（Horbach，2008）。環保主義作為一種消費者態度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流行，消費者愿意選擇環保產品并支付更高價格，企業能敏銳察覺這種需求變化，通過調整綠色創新方向和速度響應客戶需求，進而在細分市場中獲利（Hojnik和Ruzzier，2016）。相較于傳統創新，綠色創新需要不同的資源支持，重視與外界合作使得企業在綠色創新過程中更積極（Cai和Zhou，2014）。

資本市場開放的經濟效益研究雖然較為廣泛，但研究大多數停留在整體層面。如張小成等（2022）發現資本市場開放能幫助企業緩解融資約束，改善信息環境。朱琳和伊志宏（2020）認為資本市場開放會通過抑制經理人職業憂慮及其短視行為進而提高企業創新水平。而綠色創新在影響關系、作用渠道和保障機制等方面均具備獨特性。因此，本文以綠色創新為切入點深入探索資本市場開放的經濟效應，力求對現有研究進行有益補充。

（二）研究假設

信息不對稱是導致企業決策與長期發展需求不一致的關鍵因素，而資本市場開放能夠增加市場信息含量，加速信息傳播（Bae等，2006）。成熟資本市場中的投資者更積極且更有能力參與到企業的治理中，通過緩解企業生產經營環節中綠色信息的不對稱性促進企業的綠色創新投資（Sha等，2022）。資本市場開放在敦促企業向更成熟資本市場制度和規范看齊的同時，提高了企業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意愿（朱琳和伊志宏，2020）。特別是與傳統的財務信息相比，來自成熟資本市場的投資者更關注和偏好反映企業潛在價值的環境信息（王婉菁等，2021）。企業通過提高非財務信息披露的數量和質量吸引境外投資者，以達到引入外部監督等目的，特別是綠色信息等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內容的自愿性披露，能夠吸引更多具備環境投資理念的機構投資者（Dhaliwal等，2011）。發達的資本市場制度更為完善，加大企業信息操縱難度，綠色創新的關鍵驅動因素來源于環境績效聲譽和企業環境倫理，而高質量的信息披露能有效賦能企業創新（王婉菁等，2021）。在政府積極引導企業進行環境友好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下，環境信息披露使得企業受到更多的媒體和分析師的關注，形成對企業的公眾壓力，倒逼企業形成環保意識，制定環保策略，采取環保行動（Dikolli等，2022）。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是資源的集合，可以通過有形和無形資源的協同作用提高企業競爭力，而資本市場開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依托市場規模優勢吸引全球資源，推動市場資源聯動（周率等，2022）。缺乏資金支持是企業綠色創新的重要阻礙，資本市場開放拓寬了企業融資渠道，特別是對于依賴外部股權融資進行創新轉型的企業，資本市場開放的促進作用更顯著（張欣和董竹，2023）。與此同時，更多的世界目光聚焦國內，具有吸引國際人才的作用（呂曉軍等，2022）。通過資源整合和優化資源配置，企業研發資金投入和人員投入能夠通過資源支持效應賦能綠色創新。成熟的境外投資者對綠色發展有更清晰明確的認識，資本市場開放通過吸引這部分投資者潛移默化地引導企業注重長遠發展，增強環保意識，綠色創新作為提高企業未來價值的重要投資項目，更可能獲得資源傾斜（Sha等，2022）。結合分析提出假設：

假設H1：資本市場開放會顯著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假設H2a：資本市場開放會通過綠色引導效應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假設H2b：資本市場開放會通過資源支持效應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背景下，國有企業需要承擔不同的社會職能，在發展方向和決策制定等方面不會被輕易動搖。國有企業更傾向于追隨國家政策引導，且國有經濟發展本身受政府支持和監管，在資源方面具有優勢，對外資依賴度相對較低（張欣和董竹，2023）。而非國有經濟發展是市場導向的，在創新研發過程中更需要外部資源支持。市場競爭程度視角下，壟斷的行業會消磨企業創新和轉型的意志，管理者懈怠程度相對較高，壟斷性的財富積累使其對外部資源和導向型激勵缺乏迎合動機（胡海峰等，2023）。而在市場競爭強度較高的行業中，資源的有效配置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高層管理者的職業壓力相對較大，需要抓住一切機遇尋求革新以適應外部變化。資本市場開放無疑是重要的發展機遇，強競爭環境下的企業有充足的動機依托政策導向進行企業綠色創新升級。代理風險視角下，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條件下資本市場開放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帶來了國際資本市場的風險沖擊，也帶來了全球化的資源供給（Balmaceda等，2014）。微觀層面，企業是受到風險沖擊還是抓住政策機遇取決于內部治理結構的穩健性，當企業內部治理存在較大缺陷時，外資涌入不僅起不到助力綠色創新的作用，反而可能使企業管理者自亂陣腳，打破原有岌岌可危的經營平衡。因此結合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3a：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在非國有經濟發展好的地區更顯著。

假設H3b：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在競爭程度高的行業中更顯著。

假設H3c：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在代理風險低的企業中更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選擇2007—2021年中國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按照如下標準進行篩選：剔除證監會規定的金融類樣本，剔除樣本期內存在退市、ST等情況的樣本，剔除公司上市當年的樣本，剔除主要指標變量存在數據缺失的樣本。篩選后對連續型變量進行縮尾處理，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上市公司定期報告、《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年鑒》等。

（二）變量的定義與計量

1.被解釋變量

企業綠色創新（Green）。綠色創新是以環境保護為目的進行的創新總稱，本文主要聚焦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核定標準依據“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借鑒張欣和董竹（2023）的研究，用對數化處理后的企業綠色專利申請數量衡量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相較于難以清晰區分的研發投入、創新補貼和具有時間延后性的專利獲得數量，綠色專利申請數量更具有準確性和及時性。

2.解釋變量

資本市場開放（ML）?！瓣懜弁ā被ヂ摶ネń灰字贫认噍^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等開放制度安排，具有投資門檻更低和交易更靈活等特點，真正從根本上打破了中國證券市場長久以來的封閉狀態（鐘覃琳和陸正飛，2018）?？紤]到不同市場政策實施的時間差異和“陸港通”標的企業的動態調整，本文通過構建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探究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其中，公司進入過“陸港通”名單的其處理效應（Treat）取值為1，其余公司取0。當公司在“陸港通”名單內時，該時點的時間效應（Post）取值為1，其余時點取0。用兩個啞變量相乘構建資本市場開放指標，即樣本公司在該年度位于“陸港通”名單中則取值為1，其余情形取0。

3.控制變量

借鑒劉金科和肖翊陽（2022）等研究，最終選擇企業規模、企業年齡、所有權性質、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凈利潤率、資本累積率、兩權分離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和董事會規模作為控制變量。同時，加入年度虛擬變量和行業虛擬變量以控制不同維度的固定效應。主要變量定義及說明詳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定義及說明

（三）模型構建

構建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1）。其中，Control為控制變量。 β0為常數項， β2為處理效應的回歸系數， εi,t為誤差項。 β1為主解釋變量的系數，如果假設H1成立，則 β1顯著為正。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企業綠色創新的均值為0.371，標準差為0.781，綠色創新水平整體差異性較大，且多集中在較低水平?？刂谱兞康慕y計結果與已往研究相一致，不另行贅述。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根據表3的三列回歸結果可知，資本市場開放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具有促進作用，結論支持了研究假設H1。

表3 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影響檢驗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1.指標敏感性檢驗

變換被解釋變量的度量方法。首先，對企業綠色創新進行劃分，將發明專利等高質量創新劃分為實質型綠色創新（Green_H），將實用新型專利等低質量創新劃分為策略型綠色創新（Green_I），分別得到回歸結果見表4的列（1）和列（2）。資本市場開放對實質型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對策略型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不再顯著，說明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集中于高質量綠色創新。其次，僅保留企業獨立申請的綠色專利數量重新衡量企業綠色創新（Green1），回歸結果見表4列（3），資本市場開放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最后，用申請的綠色專利數量占總專利數量的比例重新衡量企業綠色創新（Green2），回歸結果如表4中的列（4）所示。資本市場開放的估計系數依然顯著為正，假設H1再次得到驗證的同時，區別于傳統企業創新，單獨研究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表4 指標敏感性檢驗結果

變換解釋變量的度量方法。構建新的時間效應（Post2），自公司進入“陸港通”名單后均取1，其余情況取0，進而得到新的資本市場開放指標（ML1），回歸結果如表4列（5）所示，資本市場開放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進一步構建調出時間效應（Post3），公司被調出“陸港通”名單后取1，其余情況取0，進而構建資本市場重新限制指標（MLR）。僅保留處理效應為1且資本市場開放指標（ML）為0時的數據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列（6）所示。資本市場重新限制指標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說明企業被調出“陸港通”名單后的綠色創新水平與未調入“陸港通”名單前的無顯著區別，主效應檢驗中觀測到的企業綠色創新增多是由于資本市場開放造成的，且這種提升會隨著資本市場的重新限制而減弱甚至消失。結果表明，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需要長時間的內化過程，反復變化的開放政策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企業行為。接下來，用“陸港通”日均持股數量占比作為資本市場開放的代理變量（ML2），結果如表4中的列（7）所示，說明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會隨之提高。

2.替換模型檢驗

首先，使用雙向聚類穩健標準誤重新估計，結果如表5列（1）所示。其次，使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重新進行估計，結果如表5列（2）所示。最后，選擇Tobit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5列（3）所示。結果說明考慮模型構建問題后結論依然穩健。

表5 替換模型檢驗和調整樣本檢驗結果

3.調整樣本檢驗

僅保留2009—2019年的數據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列（4）所示。剔除涉及調出的數據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列（5）所示。僅使用深市數據，實驗組僅保留第一批調入“深港通”名單且尚未被調出的公司數據，重新檢驗的結果如表5列（6）所示。調整樣本后結論依然穩健。

4.時滯效應檢驗

進一步延長窗口期，將t-1、t-2和t-3期的資本市場開放指標作為主解釋變量。結果如表6列（1）—（3）所示，證明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正向影響程度逐漸升高。

表6 時滯效應檢驗和傾向得分檢驗結果

5.平行趨勢檢驗

構建平行趨勢檢驗模型（2），將資本市場開放指標替換為處理效應和系列政策時間虛擬變量（Stage）的交乘項。其中，進入“陸港通”名單當年Stage_0取1，依此類推。

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政策沖擊后的交乘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觀測到的企業綠色創新提升是由于資本市場開放造成的。

圖1 平行趨勢檢驗結果

6.傾向得分檢驗

進一步應用多時點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匹配結果如圖2所示。剔除不滿足共同支撐的數據后重新進行估計，結果如表6列（4）所示，結論依然穩健。

7.安慰劑檢驗

構造偽資本市場開放指標，重新利用模型（1）進行估計，隨機模擬結果如圖3所示。實際政策估計系數顯著差異于安慰劑檢驗的結果，研究結論依舊穩健。

（四）拓展性研究

擴展性研究主要探討三方面的內容：資本市場開放對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為企業帶來怎樣的經濟效益；資本市場開放對標的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有怎樣的交互影響；企業ESG表現在資本市場開放與企業綠色創新的關系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1.經濟效應

公司價值（Value）主要取決于資本成本和預期未來現金流量，資本市場開放能夠通過削弱市場分割等途徑緩解企業融資約束。資本市場開放和綠色創新對公司價值的回歸結果如表7中的列（1）所示，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結果證明，資本市場開放會通過促進企業綠色創新進而提高公司價值，經濟效應成立。

表7 拓展性研究結果

2.虹吸效應和溢出效應

構建行業內“陸港通”標的企業的綠色創新指標。具體而言，行業內“陸港通”綠色創新水平（ML_In）為除自己外其他同行業標的企業的綠色創新均值，僅保留受政策沖擊影響的企業數據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7列（2）所示。行業內“陸港通”綠色創新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標的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會通過虹吸效應抑制同行業其他企業的綠色創新發展，再次證明主效應檢驗中觀測到的企業綠色創新提升是由于資本市場開放造成的。

構建地區內“陸港通”標的企業的綠色創新指標。具體而言，地區內“陸港通”綠色創新水平（ML_Ar）為除所處行業外其他同地區標的企業的綠色創新均值，僅保留受政策沖擊影響的企業數據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7列（3）所示。地區內“陸港通”綠色創新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標的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會通過溢出效應促進同地區其他企業的綠色創新發展，地區內的溢出效應得到驗證。

3.門檻效應

綠色創新作為抑制環境破壞的重要手段受到政府政策等外部影響的同時，也會受到企業內部發展戰略的影響。因此，對主回歸進行門檻效應檢驗，依據統計顯著性構建門檻效應模型（3），其中I（）為示性函數，在條件滿足時取1，否則取0，低門檻（Thr1）表示ESG評級為“CC”，高門檻（Thr2）表示ESG評級為“BBB”。

回歸結果如表7列（4）所示，當企業ESG評級小于等于低門檻時，回歸系數-0.132在1%的水平上顯著。企業ESG評級在兩個門檻間或大于高門檻時，資本市場開放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且隨著企業ESG評級升高，資本市場開放對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顯著提升。說明資本市場開放對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是建立在可持續發展戰略基礎上的，企業越重視可持續性發展，在資本市場開放時越有可能獲得更多資源支持，且將更多資源投入到綠色創新過程中，企業ESG表現的門檻效應得到驗證。

五、進一步分析

在進一步分析中主要進行三部分檢驗：進行綠色引導效應和資源支持效應的作用渠道檢驗；探討環境規制和資本市場開放在影響企業綠色創新過程中的相互作用；探究資本市場開放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保障機制。

（一）作用渠道檢驗

1.綠色引導效應

參考張欣和董竹（2023）的研究將環境信息披露細分為環境管理披露、環境監管與認證披露、環境信息披露載體、環境負債披露和環境業績與治理披露，通過熵值法確定各維度的指標權重進而合成環境信息披露指標（GID）。檢驗結果如表8列（1）所示，說明資本市場開放會通過提高環境信息披露進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綠色引導效應的渠道作用成立。

表8 作用渠道檢驗結果

2.資源支持效應

將資源支持分為研發資金支持（RDI_C）和研發人員支持（RDI_P），其中研發資金支持用對數化處理后的研發投入金額衡量，研發人員支持用研發人員數量占比衡量。作用渠道檢驗結果如表8列（2）和列（3）所示，說明資本市場開放會通過提高企業研發資金投入和研發人員投入進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資源支持效應的渠道作用成立。

（二）環境規制作用

環境規制工具可以分為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華淑名和李京澤，2023），在進一步分析中探討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工具對資本市場開放與企業綠色創新關系的影響作用。

1.命令控制型

用經過對數化處理的地方環境法規數量作為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CCT）的代理變量，結果報告于表9的列（1）中。交乘項系數0.084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方面，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與資本市場開放之間存在互補效應。

表9 環境規制作用結果

2.市場激勵型

參考郭進（2019）的研究，采用財政支出中環境保護支出與一般預算支出的比值作為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MIT）的代理變量，回歸結果報告于表9的列（2）中。交乘項系數2.993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方面，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與資本市場開放之間存在互補效應。

3.公眾參與型

將所屬地區環境相關的人大建議數和政協提案數加和，經對數化處理后作為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PPT）的代理變量，回歸結果報告于表9的列（3）中。交乘項系數0.039在1%的水平上顯著，即企業所在地區公眾參與度越高，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正向影響越大。

（三）保障機制檢驗

1.宏觀層面

將數據按照非國有經濟發展程度分為高低兩組進行估計，結果見表10列（1）和列（2）。資本市場開放的回歸系數僅在非國有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組中顯著為正，說明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是建立在非國有經濟發展基礎上的。

表10 保障機制檢驗結果

2.中觀層面

將數據按照行業勒納指數分為高低兩組進行估計，結果見表10列（3）和列（4）。資本市場開放的回歸系數僅在行業勒納指數較低的組中顯著為正，說明促進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市場競爭基礎上的。

3.微觀層面

參考王馨和王營（2021）的研究，用管理費用和營業收入的比值衡量經理人與股東間的代理成本，將數據按照代理成本分為高低兩組進行估計，結果見表10列（5）和列（6）；用其他應收款凈額與總資產的比值衡量大股東與中小股東間的代理成本，將數據按照代理成本分為高低兩組分別進行估計，結果如表10列（7）和列（8）所示。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僅在代理成本較低的組中顯著為正，說明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是建立在相對完善的內部治理結構基礎上的。

六、結論與啟示

企業綠色創新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本文以“陸港通”作為切入點，采用2007—2021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進行檢驗。研究發現：（1）資本市場開放會推動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特別是高質量的實質型綠色創新，隨著開放程度的提高綠色創新水平隨之升高，并最終提高公司價值。（2）雖然資本市場開放會促進企業綠色創新，但這種促進作用會隨著開放的重新限制而消失。（3）行業內部，綠色創新在“陸港通”標的企業間表現為虹吸效應，而在地區內部則表現為溢出效應。（4）企業ESG表現在資本市場開放影響綠色創新的關系中起到門檻作用，隨著企業ESG評級由低到高，影響關系從抑制轉變為促進。（5）資本市場開放會通過綠色引導效應和資源支持效應兩條路徑促進企業綠色創新。（6）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工具均能與資本市場開放政策形成合力，在促進企業綠色創新中起到互補作用。（7）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非國有經濟發展、市場競爭關系和較為完善的內部治理結構基礎上的。

研究結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對上市公司而言，要進一步完善企業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體系建設，創造良好的信息披露機制，努力追隨黨中央的政策指引，做到綠色創新深度和廣度的協同發展，提高綠色發展意識，把握住資本市場開放這一重要機遇進行資源整合和優化配置，學習國際資本市場的先進發展理念，并內化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對于資本市場開放政策而言，堅持“放得開、看得清、管得住”總原則，增強開放包容性，逐步放寬交易限制，保證開放制度的連貫性，給予企業充足的時間消化外部沖擊，內化開放制度帶來的變革。同時，監管制度建設應緊跟交易機制變化，防范業務風險，控制風險傳播。對于政府而言，應充分考慮制度間的協同作用，合理發揮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綠色創新的賦能作用，以完善市場導向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建設。通過各主體協同發展，資本市場開放將能夠真正賦能企業綠色創新，全面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祖國屹立于世界經濟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