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層邏輯

劉力波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對“兩個結合”的重大命題進行了系統闡發，精辟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1)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這一論斷科學概括了“兩個結合”實踐探索的重要價值和歷史地位。尤其是，習近平在講到“結合”打開了創新空間時特別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2)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理解這一重要命題，必須回答一些問題，如“第二個結合”與思想解放究竟存在什么樣的關系，“第二個結合”在推動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上具有怎樣的優勢？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學習貫徹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的必然要求，迫切需要從學理上對上述命題中蘊含的深層邏輯進行分析和把握。

一、從理論邏輯來看，“第二個結合”充分彰顯著黨對于思想解放的精神追求

在本質層面上，“第二個結合”就是為了實現思想解放，二者具有精神內涵和價值指向上的同一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在實現思想解放中推動理論和制度創新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

習近平指出：“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3)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14頁。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思想解放對于社會變革的巨大推動作用，并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自身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關于解放思想的含義，鄧小平曾指出：“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頁。從中可以得出，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我們要實現理論創新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努力在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中解放思想。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一直是阻礙人類思想進步、理論創新的重要因素。所謂習慣勢力是指“人們在長期傳統生活中養成的特殊方式的行為傾向和社會態度的定向趨勢”。(5)彭漪漣：《邏輯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第745頁。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頁。列寧就曾指出：“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7)《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頁。習慣勢力的可怕之處就在于它會頑固地成為人們理論創新的強大阻力。而主觀偏見則是指在偏頗心理影響下人們僅憑自己的主觀意識情感去看待事物，從而形成的對某種特定對象的負向態度。主觀偏見也具有很強的頑固性。德國哲學家康德曾言：“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很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制以及貪婪心和權勢欲的壓迫，但卻絕不可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8)[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25頁。對于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破除內在地呼喚著啟蒙理性，其要旨在于呼喚人們運用自己的理性獨立地進行思考、判斷和發展、創新，而不臣屬于任何權威。馬克思、恩格斯既深受啟蒙精神的影響，又以唯物史觀實現了對啟蒙的批判、推進和超越。恩格斯曾經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從理論形式上說，科學社會主義就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據稱是更徹底的發展”。(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1頁。這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教條主義的批判而得以明確呈現。馬克思曾指出：“新思潮的優點又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條地預期未來”，“所以我不主張我們樹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而是相反。我們應當設法幫助教條主義者認清他們自己的原理”。(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頁。恩格斯也特別強調：“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4頁?！拔覀兊睦碚撌前l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8頁。列寧在總結俄國革命經驗的基礎上指出：“只有不可救藥的書呆子，才會單靠引證馬克思關于另一歷史時代的某一論述，來解決當前發生的獨特而復雜的問題?！?13)《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頁。正是由于不斷開展對于教條主義的批判，馬克思主義在其發展史上才持續推動了人們思想上的解放和覺醒。

(二)“第二個結合”具有在實現思想解放中推動理論和制度創新的重要作用

“兩個結合” 之所以能夠被稱為 “最大法寶”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黨團結帶領人民通過這一實踐探索，在實現思想解放中推動理論和制度創新，從而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達至新境界。在“兩個結合”中“第二個結合”對于推動思想解放發揮了重要、關鍵和深遠的作用。

其一，“第二個結合”的論斷使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科學內涵和內在規律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此前，人們往往容易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僅僅是政治領域內的命題，或者將其視為一種理論體系自身的遞嬗演進。而“第二個結合”論斷的提出，則使我們獲得了一種嶄新的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文化視域，得以清晰地洞見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本身就是一種與中華民族生活實踐緊密相關的獨特文化現象，其推進構筑著一部宏大的社會文化融合與躍遷的歷史進程。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在這一歷史進程的運動規律上，除了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還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且，相較而言，“第二個結合”對于實現徹底的思想解放更為關鍵。正如馬克思所言：“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經濟等層面，只有不斷深入到中國人的思想文化心理深層，才能在更為深入、有效的結合中實現更加徹底的思想解放，從而加速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

其二，“第二個結合”的探索通過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更為自覺、主動的思想解放。文化主體性是指特定國家或民族在其生存發展實踐中能動地運用各種文化資源為自身文化傳承和創新服務的特性，具體地呈現為文化發展上的獨立性、自覺性和主動性。近代以來，由于受到西方強勢文化的猛烈沖擊，中華文化主體性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衰弱和動搖的危機。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帶領中國人民維護、挺立和鞏固文化主體性，不斷堅定文化自信。毛澤東就曾指出：“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15)《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頁。鄧小平也曾強調：“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1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頁。習近平指出，這種文化主體性“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17)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只有通過“結合”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才能確?！凹炔幻母鞣N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18)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因此，正如毛澤東所言：“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19)《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頁。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探索歷程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作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在更高層次上進一步指引我們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從而以更為自覺、主動的思想解放推動面向未來的理論創新。

二、從歷史邏輯來看，黨對“第二個結合”的探索過程就是一個在思想解放中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程

“思想發展的過程同思想成果產生的過程相一致”(20)顏曉峰：《論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戰線》2023年第4期。，黨對“兩個結合”的持續探索是一個不斷提升理論自覺、推進思想解放的過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三次飛躍提供了堅實的精神支撐和文化資源。比較而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前兩次飛躍中，黨對“兩個結合”的探索方式，是將“第二個結合”寓于“第一個結合”之中，沒有從理論上明確提出“兩個結合”的概念。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現的新的飛躍中則明確提出了“兩個結合”的概念，開展了高度理論自覺條件下的實踐探索，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了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

(一)初步探索階段與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黨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框架中，對“第二個結合”的初步探索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思想文化土壤。毛澤東思想在黨的七大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離不開延安整風運動中對于思想解放的持續探索。延安整風前，由于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尚不夠成熟，經常會出現“左”傾或右傾的錯誤，兩種錯誤雖然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但都是在教條主義影響下照抄照搬書本知識，教條地對待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因此，延安整風運動的目的就是要通過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解決黨內的思想認識問題。在這一過程中，通過深入開展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研討，不僅黨員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思考和解決問題方面的水平得到明顯提升，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也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對此，周恩來就指出：“黨內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解放。這是毛澤東同志領導整風學習的結果，是思想上很大的進步?！?2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8頁。這種思想上的明顯的解放和進步，與黨對“第二個結合”的探索具有緊密關系。1943年5月2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22)《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頁。從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到，黨在延安整風時期已經清晰地認識到中國的具體實際中蘊含著中國歷史、中國文化，要實現思想解放除了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深相結合，也必須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

這種文化層面上的深相結合既表現為對傳統文化中阻礙思想解放的因素的揭示、批判和摒棄，更表現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傳統文化中優秀組成部分的發掘、轉化與弘揚。眾所周知，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曾科學地對實事求是的意涵加以分析，“‘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23)《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頁。這種現代詮釋之所以能夠彰顯理論創新的魅力，源自于黨將作為現代理論思維最高產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中國傳統實事求是思想的結合，賦予中華民族傳統實用理性精神和經世致用的務實精神以新的科學的時代內涵，“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本原理的中國化之理論機制的認識”，(24)唐正東：《“兩個結合”視域下〈矛盾論〉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創新發展》，《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充分體現著唯物論、辯證法和反映論的有機統一，成為黨的思想路線和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以此為代表，這種理論上的創造性實踐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還有一個“第二次結合”的問題，也就是必須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來思考和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這也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持續積極推動思想解放的鮮活表現。這一時期，伴隨著結合新的實際對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和發展，黨在“第二個結合”方面的探索，突出地體現為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從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領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挖掘與研究，這些都有力支撐了社會主義建設中進一步的思想解放。

(二)持續探索階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

首先，這一階段的思想解放伴隨著黨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大量工作，通過倡導、支持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宣傳、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如鄧小平在被譽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第一個宣言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所指出的：“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25)《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頁。這場大討論以解放思想為切入點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黨的思想路線，形成了自延安整風以來的又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一偉大轉折離不開黨對于“兩個結合”的持續探索。此時，“第二個結合”雖然仍寓于“第一個結合”之中，但黨進一步加強了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指導下對傳統文化中“務實致用”“革故鼎新”等優秀組成部分的挖掘、轉化和繼承、運用，既為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開啟提供了豐沛的精神動力，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探索開辟了空間。

同時，黨對思想解放的推動還表現在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斗爭上。鄧小平專門指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2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3頁。為此，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了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他明確指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27)《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50-1451頁。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是右的錯誤的體現，盲目崇拜西方，主張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但其和“左”的僵化傾向一樣，也是教條主義的錯誤，本質上都是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其主要特征就是理論與實踐相分離，主觀與客觀相脫節。因此，資產階級自由化可以說是一種“洋教條”的表現。為此，黨的十四大對黨章進行了修改，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寫進了黨章。(28)《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745頁。

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實踐面臨嚴重的困難，改革開放在理論上遭遇諸多難題的困擾。此時，不僅“左”的思想與勢力獲得了抬頭與發展的機會，而且，國內一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也主張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走“西化”的道路。面對這一嚴峻形勢，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被譽為“第二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的南方談話，從理論、思想和精神的層面上，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了新的階段。在這篇講話中，鄧小平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2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頁。這里所說的“闖”和“冒”的精神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革新精神，而“氣”和“勁”則是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民族精神的形象化表達。這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同馬克思主義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辯證統一原理相結合的過程中，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從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整體來看，以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不同階段具體實際的變化發展，持續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方向上加以探索，構筑了以思想解放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有力精神支撐。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實現了新的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創新成果得以形成和發展。

(三)系統建構階段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

在這一階段中，黨對“第二個結合”的探索產生了質的躍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推進思想解放，得以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從而保障新時代10年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

其一，習近平對于“兩個結合”論斷的系統闡述，為持續推進思想解放奠定了思維方式上的堅實基礎。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理論觀點。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進一步對“兩個結合”進行強調，并對“第一個結合”和“第二個結合”分別進行了具體闡釋。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著重對“兩個結合”的價值地位、內在機理、重要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尤其是對“第二個結合”的特殊重要性進行了專門強調。這些理論上的創新使得黨對于“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探索牢牢地建立在了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系統謀劃之上，在黨對于“第二個結合”長期探索的歷史上具有開創性的里程碑意義。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30)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式的發展史來看，“兩個結合”理論創新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鮮活地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一論斷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深入到思維方式上的思想解放的成果。這種思維方式是一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經驗與方法的哲學表達，其要旨在于以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為內核，以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和堅守民族文化主體性為基礎，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式變革的角度而言，這種思維方式的創立和運用，為世人展示了如何在思想解放中科學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在吸收外來先進文化基礎上探索自身現代化道路和現代文明建設的有益借鑒。

其二，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第二個結合”的實踐探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極大地推進了思想解放。2013年1月5日，在《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習近平就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我們適應新形勢、認識新事物、完成新任務的根本思想武器?！?31)《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1頁。為了運用好這一根本思想武器，黨不斷開展“兩個結合”，尤其是通過“第二個結合”將思想解放推動至新的境界，實現了由原來更側重批判和抵御傳統文化的消極影響到主動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推進系統性理論創新的躍遷。這一轉變鮮明地體現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和實踐創新之中。例如，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就是“兩個結合”的重要成果，“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32)《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2月8日?！暗诙€結合”的貢獻鮮活地反映在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上。在基于自身國情的基礎上，建設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體現了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思想的結合；建設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體現了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解放、無產階級解放的理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下大同”“均平共富”思想的結合；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體現了將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與意識的辯證統一原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學說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見利思義、以義制利、先義后利”思想的結合；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體現了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與”思想的結合；建設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體現了將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貴和尚中”“協和萬邦”“講信修睦”思想的結合?？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堪稱“兩個結合”的典范，尤其以“第二個結合”的突出貢獻推動了思想解放的全面深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

三、從現實邏輯來看，“第二個結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正在以新的思想解放助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

從現實層面出發，著眼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關于“‘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論斷，不僅僅是對于已有經驗和規律的精辟總結與科學揭示，更是對于進一步推動理論和制度創新的號召與指引。具體而言，以“第二個結合”推動新的思想解放主要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在破除“現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先驗邏輯中實現文化祛魅

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的重要內涵之一。這一文明形態之所以“新”，首要的就是因為它是世界現代化史上首個非西方式的獨立自主的現代文明形態，即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人類文明史研究中，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文明形態進行過劃分，例如英國學者湯因比的26種文明形態說、日本學者伊東俊太郎的17種文明形態說、美國學者亨廷頓的8種文明形態說等。然而，從人類社會開啟現代化進程之后的歷史來看，在中國式現代化成功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之前，真正稱得上現代文明的只有西方現代文明這一種類型。而且，自19世紀末以來，以資本增值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擴張逐步將眾多非西方的傳統文明都納入了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頁。這實際上是西方現代文明實施文化賦魅的過程，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不斷排斥、吞噬非西方的民族性，迫使非西方的文化傳統適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構建的需要，并且在現代化理論上堅持立足于西方文明中心論的“一元單線論”，從而在文化觀念上不斷宣揚和強化“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現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桎梏。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3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頁。西方文明在主導建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過程中，依憑其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優勢，很大程度上也形成了對眾多發展中國家思想文化領域的支配。在此情勢下，近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往往會因為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影響而被套上西方中心主義的精神枷鎖，陷入文化和文明認同危機之中。一些國家出于對器物層面現代化的渴求，或被動或主動地依附于西方，激烈的“審父”式的反傳統思維不斷閃現，從而在民族心態上無法很好地悅納自身文化傳統，面臨著深刻的民族文化和文明主體性危機。

“第二個結合”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文化祛魅的作用，這是其推動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表現。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結合’本身就是創新，同時又開啟了廣闊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空間?！诙€結合’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35)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式現代化，通過“第二個結合”，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斷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從而以自身的成功一舉打破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現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神話”。而且，中國式現代化在對國家發展思維獨立性的強調中，生動呈現了在維護自身獨立和尊嚴的條件下探索自身現代化道路的鮮活案例，為以“一元多線論”為基礎的“現代化范式”的理論建構奠定了實踐基礎，并在對思維獨立性的強調中，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借鑒，拓寬了人類文明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路徑選擇。因此，當前重視發揮“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作用，就突出地體現在要以作為“兩個結合”典范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不斷高揚中華文化主體性，努力破除長期以來西方中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對于人們思想的禁錮，為開辟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新境界凝心鑄魂。

(二)在對文化傳承發展的科學認識中賡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文化血脈

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向來與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文明的形成離不開文化發展的長期積淀和厚實支撐，同樣，文明的轉型也離不開文化發展的助力推動，文化就是充盈于文明有機體之中的氣血。反之，文化的斷裂與危機則可能會導致文明的停滯與消亡。中華文明正是因為自身文化的強大融合力、內化力、延續力和凝聚力而成為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從世界現代化的歷史來看，成功的現代化有賴于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的雙向互動，“失敗或不太成功的現代化則是一個單向運動過程，現代因素簡單地摧毀傳統因素，或被傳統因素摧毀”。(36)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77頁。中華文明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必然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貫通賡續中的推動與支撐。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在這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蘊含著深刻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事實證明，中國傳統文化面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沖擊，已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現代化，從而也無法支撐和推動中華文明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由此，中國思想界一度陷于全盤西化論和文化保守主義的論爭之中而苦苦尋求，找不到通過中國文化現代化實現文化傳承的正確道路。面對上述文化困境，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根據現實需要，主動地引進、傳播馬克思主義，在成立中國共產黨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將馬克思主義確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指導思想，并得以開展“兩個結合”的探索。這一文化選擇的意義極為重大，中華民族探求到了一種既能指導自身構建現代文明，又能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進行批判與超越的先進思想武器，中國的現代化在黨對“兩個結合”的逐步探索中得以深入到文化層面，才徹底打通了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文化血脈，造就了馬克思主義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匯通共生。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Y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37)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以“第二個結合”推動新的思想解放的又一種表現就是，要以成功的明證澄清思想領域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到底有沒有契合性、究竟能否實現結合的迷思。長期以來，以海外新儒家和一些華人學者為代表，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格格不入，缺乏接合點，無法實現結合與交融，如果強行而為，則會造成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破壞，并危害民族文化主體精神。而一些西方自由派學者在肯定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獨創性的同時，則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被中國文化傳統所同化的結果。例如，費正清和史華慈等美國學者就提出了“異端論”。這些觀點不僅得到了一些國內學者的認同和呼應，而且在民間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當前，伴隨“兩個結合”理論創新的系統建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兩個結合”典范的價值愈益彰顯，進一步發揮“第二個結合”在思想解放上的作用就是要能夠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卓越成效，不斷對上述錯誤觀點和偏頗認識進行徹底的駁斥。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38)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在對這種高度契合性的深入研究和把握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將因為文化根基的不斷拓展延伸，進一步展現出自身對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重要貢獻。

(三)在挺立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筑牢理論和制度創新的思想心理保障

如前文所述，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文明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建構，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遭遇了不同形式的挑戰，其中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挑戰就是深層和尖銳的重要方面。因此，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曾遭受了嚴重的危機，甚至在一定時期內出現動搖。由于當時西方文化已經基本實現了現代化，與發展中國家尚處于前現代階段的傳統文化存在巨大的“文化勢差”。這客觀上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固有的文化交流機制和文化生態的破壞，面對著大量紛至沓來的外來強勢文化，無法依憑原有機制進行選擇、吸收和融會，從而產生空間方位感的迷亂，失去自身發展的方向與目標。這種文化主體性上的窘境在我國具體表現為自近代以來思想界反復探討的關于“中國向何處去”的“古今中西之爭”。從文化的傳承發展來看，如果長時間反復陷于“古今中西之爭”中將無法實現徹底的“文化自覺”，既無法清醒地認識自身的文化，也難以形成正確對待其他文化的合理心態，從而影響在多元文化世界中重建文化選擇吸收機制的基礎。

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關鍵就在于徹底挺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創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39)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皟蓚€結合”的探索過程就是不斷實現文化自覺，鞏固和挺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次飛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不斷開辟，都離不開中華民族主體意識的覺醒，都彰顯著對于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豐富和發展向世界展現了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的偉大成就，也成為指導我們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動，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的強大思想武器。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40)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在黨團結帶領人民的不懈奮斗下，歷史的車輪已經來到這樣一個關口，即在不斷挺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徹底破除近代以來在西方中心主義影響下自由主義西化論、教條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等思潮和思維方式帶給人們思想上的禁錮與誤導，實現又一次的思想大解放。歷史和人民呼喚著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扎實推進“兩個結合”，在此基礎上不斷明晰“世界歷史”條件下的中華文明方位感，以新的眼光了解世界、認識自身，優化文明交流互鑒機制，進而在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下，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會通以求超勝，在理論和制度創新上展現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更為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