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黨性范疇的科學拓展

文／劉智峰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 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毛澤東是我們黨黨的建設理論的奠基人，他明確提出要把黨的建設作為一項“偉大的工程”來推進，并且成功領導實施了這一偉大工程。[1]毛澤東的黨性思想是我們黨黨的建設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延安整風期間推動的通過增強黨性實現全黨的團結統一的實踐活動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黨性問題的認識和思考是多方面的，并在黨的建設的實踐中逐漸拓寬黨性概念的內涵。在1941 年《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和《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毛澤東把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納入了黨性的范疇，而把與其相反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不做調查研究的作風痛斥為“非黨性”。

毛澤東之所以能科學拓展黨性概念的內涵，源于他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等黨內不良作風的深刻反思和對黨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和黨性問題的深入思索；也源自于他對調查研究等工作作風、方法的理性思考。正是這些深入反思促使毛澤東更加深切感受到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在黨內的惡劣影響，并且開始高度重視黨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和黨性問題，就是在這個深入反思的過程中，他把調查研究納入了黨性的范疇。

一 皖南事變引發毛澤東從黨性角度思考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等問題

發生在1941 年1 月的皖南事變震動了全黨，促使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思考造成悲劇的原因。胡喬木回憶說：“1941 年1 月的皖南事變，使我新四軍遭受那樣慘重的損失，是毛主席事先未估計到的。這使他不僅思考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錯誤，而且對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有了深切認識?！盵2]毛澤東認識到，事變的發生暴露出黨中央權威不夠，黨在政治、組織以及指導思想甚至工作作風上不能實現統一，思想方法上還存在著嚴重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不了解中國實際因而不能做出正確決策的問題。在1941 年1 月15 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個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國具體實際或不能揭示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的主觀主義。[3]毛澤東又說，皖南事變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盵4]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把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問題提到了黨性的高度，目的就是為了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使黨在思想上進一步擺脫共產國際的影響而實現獨立自主和思想統一。這就是毛澤東思考和解決問題的重要特點，即透過現象抓住本質，通過具體放眼普遍，從更高的層面、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能不能根據自己的國情做出正確的決策，是一個政黨是否獨立和成熟的重要標志。與俄共的成長過程中主要以列寧和黨內各派的議會式斗爭為主不同，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要面對共產國際以及蘇共的影響。在中國共產黨從弱小、幼稚走向成熟和獨立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來自莫斯科及其在中國共產黨內的代理人的影響。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方面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大量指導和幫助，但與此同時，由于建黨初期的幼稚以及大革命失敗后的曲折，中國共產黨在諸如關于中國革命理論的認識、重大決策等重要問題上始終存在教條主義問題。在黨的早期歷史中，共產國際給予了中國共產黨以諸多正確的指導，推動了中國革命發展。但其中也有一系列脫離中國實際而導致中國革命遭到挫折的問題。特別是到了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開始轉向農村，開始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時代，共產國際針對中國革命的政策就愈發偏離中國的實際而造成了更多的錯誤。但由于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幼稚，導致了部分中國共產黨人將共產國際指示和俄國革命經驗神圣化，很多在蘇聯學習并接受了一整套俄國革命理論又回到中國的領導同志，奉來自莫斯科的指示為金科玉律和必須執行的教條。他們脫離中國自身的歷史傳統和國情，根據外來的理論和教條裁剪中國實際，做出了很多錯誤的決策，導致革命遭到挫折。與此同時，1927 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走出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革命形勢向好發展。尤其是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迅速發展，都證明了中國共產黨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以城市革命為中心的俄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在這個過程中，不同于此前的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沒有完全機械地教條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而是堅持了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和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和策略，確保了中國革命健康發展，而事實也證明毛澤東的決策是正確的。在皖南事變爆發和演變的過程中，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在如何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和統一戰線問題上一再發生矛盾，事實又進一步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決策是正確的。這些都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成長起來，正在走向獨立和成熟。但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卻希望中國共產黨繼續走俄國人的路，按照他們的指示行事。

來自共產國際的影響既有實際政策上的，又有思想方法上的，而后者尤其嚴重。其表現就是不能獨立思考而是機械地教條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不能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從中國實際出發考慮問題，在不了解客觀實際的情況下，卻從事著重要的領導工作，決策上脫離中國的實際，脫離群眾，這就必然導致實踐中的失敗。

由此，毛澤東深切地感受到清除黨內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提倡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對于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來說實在太重要了。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思想體系，進而帶領中國共產黨走出了有別于俄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一方面在于他從年輕時就有著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批判性格，另一方面在于他高度重視實踐重視調查研究工作，對農民運動、對農村經濟、城市商業等等身體力行地做了大量的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形成了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各個領域階級狀況的正確認識，得出正確的結論，制定出符合中國社會實際情況并能夠推動黨的事業發展的正確的政策?？梢哉f，毛澤東在調查研究方面下的功夫之深，對中國社會了解之深入，黨內無人可及。對毛澤東有著深入理解的斯諾說：“毛澤東對中國大地和這個大地上生息的人民的了解遠勝于同時代他的任何政敵?！盵5]任弼時在整風時寫的筆記中也說：毛澤東“是我黨恐怕是唯一能注重調查研究，并且能夠充分運用調查的結果，即是能夠敏銳地抓住問題的中心，找出規律，決定方向的人”。[6]

皖南事變的爆發使毛澤東認識到，黨內很多同志還不了解調查研究對于了解中國國情和制定正確政策的重大意義，因此毛澤東決定再版由他在1930 年到1933 年之間所做調查研究形成的《農村調查》一書，并在1941 年3 月、4 月寫了序言和跋。他尖銳指出那種不了解實際情況卻在指導工作的做法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盵7]毛澤東更加堅信他十年前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著名的論斷，并再次突出強調了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斑@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痹蚓驮谟?，那些從莫斯科回來的“欽差大臣”在沒有進行過周密的調查不了解實際情況的背景下，卻掌握著領導權和決定權，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十個有十個要失敗。毛澤東痛心地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拔椰F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盵8]

二 對調查研究的理性思考為毛澤東科學拓展黨性范疇奠定了理論基礎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將調查研究納入到黨性范疇之內，除了他始終重視調查研究外，還在于他在與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斗爭中對調查研究進行了理性思考。

1927 年3 月，毛澤東通過對湖南農民運動32 天的調查，得出的結論就推翻了當時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觀點：“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里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盵9]1929 年12 月，毛澤東在紅四軍九大決議中提出要注意經濟社會的調查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倍半x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10]這是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初步理性思考。1930 年1 月，在回答林彪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信中，毛澤東又指出，無論是犯了革命急性病還是悲觀失望、動搖恐慌，主要原因都是“多半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11]到了1930 年5 月，在進行尋烏調查的同時，毛澤東寫出了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從理論高度對調查研究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意義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形成了對調查研究深入的理性思考。

在大革命失敗以后的一段時期內，中國革命是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還是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一直存在爭論。毛澤東等主張前者，共產國際和黨內教條主義者則主張后者，但是毛澤東的主張又經常處于少數和弱勢。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從對“本本主義”的反思角度，對調查研究的重要意義進行了理性思考?！斗磳Ρ颈局髁x》開篇就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那個問題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就瞎說一頓，“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12]調查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離開了調查，就不能解決問題，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毛澤東所說的“本本主義”，一是指把書本上寫的東西就認為是正確的，二是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就是正確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盵13]概括起來，不做調查研究，只是依據書本或者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領導和決策工作，就沒有話語權、領導權、決策權、批評權。因此毛澤東得出一個重要結論：“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盵14]1931 年1 月，在《興國調查》前言中，毛澤東再次表達了這樣的含義：“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盵15]1931年4 月，毛澤東起草的《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繼續他鮮明的主張：“過去許多地方往往忽視實際事實的調查，只憑自己空想去決定工作計劃，去指導下級工作，結果計劃是行不通的，指導是錯了的?！盵16]在這個油印通知的封面上，特地印上毛澤東提出的口號：“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p>

毛澤東的理性思考顯然是對共產國際以及黨內教條主義者的超越。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人要想取得革命勝利必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書本或者是遠在蘇聯的共產國際的指示出發。因此，中國革命一方面要反對本本主義，另一方面必須弘揚起調查研究的風氣和方法。但是，此時毛澤東的主張并沒有得到黨內多數同志的認同。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繼續占據領導地位，也是后來革命遭到挫折被迫長征的重要原因。

1937 年7 月，毛澤東撰寫了著名的《實踐論》一文。該文是毛澤東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在文中，毛澤東明確將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的思想方法視為非馬克思主義的?！拔ㄐ恼摵蜋C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边M而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盵17]經過深入的理性思考，調查研究被納入到黨性范疇之內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 調查研究進入黨性范疇，實現黨性范疇的科學拓展

皖南事變的發生說明，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還沒有被黨的高級干部所領會和運用，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隨著對皖南事變的反思，毛澤東接續之前的理性思考，進一步將調查研究從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提升到了黨性的高度，將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定性為“非黨性”的表現，從而科學拓展了黨性范疇。

在寫了《農村調查》序言兩個月后，1941年5 月19 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把黨性概念運用到學習方法和工作作風上，提出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學習和工作方法才是黨性的重要觀點。

這個報告開篇就直入主題：“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睘槭裁匆脑炷?？因為“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18]毛澤東批評了學習中三個方面的缺點：第一，對國際國內的現實狀況缺乏調查研究，“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著；第二，對中國歷史缺乏研究，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對不住，忘記了，“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钡谌?，學習馬列主義只會片面地引用他們的個別詞句，而不能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傊?，就是不愿意對具體的現實“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依據教條和主觀猜想就發號施令，“這些極壞的作風，害了我們的許多同志”，“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19]

實際上，毛澤東這里依然是延續了《實踐論》中的觀點，那就是真正的知識只能來自于實踐經驗，來自于調查研究，而不是書本和教條，只有在實踐中和調查研究中掌握了真正的全面而客觀的知識，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作為革命黨，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靠他的政黨——共產黨的斗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比绻窢幉呗允清e誤的，必然導致失敗。[20]從這個角度說，所謂“學習”兩字對于共產黨來說，就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知識的學習了，而是有了更加深刻的實踐意義，是關系到革命的成功或者失敗的大問題。

所以，毛澤東把主觀主義的學習方法上升到了反黨性的高度，他說：“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盵21]反過來，不憑主觀想象，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薄皬膰鴥韧?、省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边@種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和方法“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盵22]

那么，如何改造我們的學習呢？針對上述三個缺點，毛澤東提出了三個辦法：第一，就是進行調查研究?！霸谌h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薄跋蛉h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钡诙?，有組織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國歷史；第三，干部教育中“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方針。[23]

毛澤東報告中使用的“希臘”“歐美日本”“留學生”等等都是曲折用語而有所指的，所以當時的一些聽者是糊涂的。當時在現場聽了毛澤東這個報告的鄧力群回憶說：“我當時也不完全理解毛主席講話的矛頭是指向哪里的。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干部和更年輕一點的黨員，根本沒有意識到是中央領導層有分歧。以我來說，認為中央的領導同志，毫無疑問是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毛主席批評的對象，主要是我們這些二十幾歲，沒有做過多少實際工作的毛頭小伙子，最多也只是包括一些馬列學院的教員在內?！盵24]但毛澤東的目的是明確的， 就是要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擺脫來自共產國際的影響，成為能夠依據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進行獨立思考和正確決策的中國的共產黨，這是中國共產黨走向獨立自主、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此后，毛澤東的這些主張都在相關領域逐一落實下去，使黨內高級干部的學習制度、學習傾向以及黨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但歷史的發展以及人們的思維有其慣性和保守性，人們的思想轉變有時候也是困難的，也是需要一個過程的。盡管毛澤東這個報告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振聾發聵的，但在當時卻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也沒有在黨內的高級干部中引起多大的反響?！懊珴蓶|這篇觀點鮮明措辭尖銳的重要講話在黨的高級干部中竟沒有引起多少反響，宣傳部門也沒有在報上報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這使毛澤東進一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毛澤東后來在1943 年10月6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1941 年5 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盵25]顯然，黨內高級干部還沒有能夠深入領會毛澤東這個報告的真實意圖，還需要進行思想上啟蒙的工作。因此，毛澤東才發動高級干部學習黨史，總結歷史教訓，以及更大規模更大力度的整風運動推動高級干部以及全黨的覺醒，提高對理論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提高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危害的認識。毛澤東在1942 年3 月白區工作總結會上說，五四運動打破了舊教條的奴役，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犯了洋教條的毛病，現在開始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同樣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許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啟蒙工作。[26]張聞天、任弼時等黨的高級干部都是經過延安整風才覺悟過來，才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教條主義、主觀主義作風對黨的危害以及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任弼時在寫于1942 年的筆記中說：“過去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黨內思想理論方面的領導與教育是太不注重了。這一問題在黨內認真的正確的提出恐怕要算最近的一年，就是從去年5 月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開始（雖然六中全會已提出了問題，但并未真正被黨來重視，或者是走入偏向）”“過去的二十一年，雖然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日益相互結合的過程，但是真正自覺的認識普遍真理與革命實踐要密切結合的重要性，還是最近幾年才開始?！薄爸饔^主義教條主義對黨對革命的危害，確實是很大的事。失敗的血的教訓，使我黨近年來才能深深感覺到黨對思想理論上的領導與教育的重要性?！盵27]

《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之后，毛澤東繼續把調查研究制度化、黨性化。1941 年8 月1 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指出：“對于二十年來由于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于幼稚無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徹底認識。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彼俅螐娬{調查研究的黨性本質，“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28]毛澤東決定中央設調查研究局，地方設調查研究室，收集各種客觀材料，在黨的干部教育中進行了解客觀情況的教育。文件最后要求：“責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中央7 月1 日所發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系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干部會議作報告，并討論實施辦法?！盵29]到了1942年3 月3 日，也就是《決定》發出半年后，中央書記處要求各地檢查決定的執行情況，“將執行《調查研究決定》的成績、缺點、經驗作出總結，報告中央”。[30]

四 結 語

綜上所述，從1941 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到1942 年初延安整風，毛澤東先是從事變中認識到高級干部黨性問題的重要，推動黨內高層討論黨性問題，并且制訂了中央第一個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從而把增強黨性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方法；緊接著，又把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作風納入了黨性的范疇，極大拓展了黨性概念的內涵，使得中國共產黨的黨性思想更加豐富，更加具有實踐的特色。

毛澤東把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和工作作風納入到黨性的范疇，重新定義了黨性，給黨性賦予了更加豐富的含義，這一方面擴大了黨性的內涵，另一方面把作風問題提到黨性高度，引起人們的重視。王若飛就說，過去對黨性的認識，只注重從組織方面去看，認為服從組織，不鬧地位，不出風頭，不把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對立就是黨性。但毛澤東的改造學習的報告和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提出：“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使我為之一驚，開始注意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來省察自己的黨性，一年以來，對于這種粗枝大葉作風對革命工作的損害，是日益增加其認識的?！盵31]

毛澤東對黨性范疇的拓展深化了人們對黨性概念的認識和理解，把此前單純從組織層面認識的黨性提高到了理論和行動層面，從而豐富了黨性理論，推動了黨性進入實踐領域。楊獻珍在1942 年就認為，“毛澤東同志對于黨性問題的新的提法，是對于黨性認識的一個新的發展”。[32]他在1956 年說：“在1942 年整風運動以前，我們對于黨性問題的認識是很膚淺的。整風以前，人們單純從組織觀念上來理解黨性問題，這種認識非常普遍而且牢固，以致1942 年毛主席在整風報告中把黨性提高到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上來認識的時候，有些同志一時竟轉不過彎來?！盵33]楊獻珍說，他1940 年在北方局工作的時候，人們談到黨性，就是服從組織，聽黨的話等等，甚至把疊被子、打掃衛生、有病不騎馬等等也說成是鍛煉黨性?！斑@樣理解，就把黨性與黨性鍛煉庸俗化、簡單化，太淺薄了?！薄皩ξ谊P于黨性問題認識的提高，啟發最大的，還是《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同志在這里，把黨性提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上來認識，提高到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水平上來認識，提高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態度上來認識?！盵34]

毛澤東把調查研究提高到黨性的高度，也促使張聞天這樣的黨的高級干部真正走到實際中進行調查研究，在實踐中實現對自己的改造。在1941 年9 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說：“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機關來，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過去的老賬，必須要還?！盵35]從1942 年初開始，張聞天帶領調查團到山西陜西農村做了一年的調查研究，使他感到真正是“沖破了教條的囚籠”，是“一個徹底的自我改造”，從前還自認為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但經過一年的調查研究，“使我對于過去是否一個真正的唯物論者這一點，發生懷疑了。因為粗枝大葉、夸夸其談，自以為是的作風，決不能認為是一個真正唯物論者的作風，相反的，這是主觀主義唯心論者的特點”。[36]

調查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橋梁。毛澤東把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上升到黨性的高度，實際上意在克服黨內存在的迷信書本、迷信權威、迷信教條的唯心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推動中國共產黨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思想和工作作風，使中國共產黨加深對中國社會和人民群眾的認識，制定出更加符合實際的能夠得到群眾擁護的正確政策，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最終戰勝國民黨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皖南事變之后，毛澤東推動黨性概念從哲學領域進入黨的建設實踐領域，從思想觀念范疇拓展到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范疇，使得黨性思想的實踐特點尤其突出。毛澤東的這些思考和實踐活動，使得中國共產黨關于黨性的思想更加豐富，對于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形成自己獨特的工作作風，走向團結統一，走向成熟強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80 多年前的這些思考和實踐對于新時代加強黨的建設仍然有著重要意義，他啟發我們認識到：提高黨員干部的黨性，加強黨性修養，是中國共產黨的獨特的也是成功的建黨方法；黨性絕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不僅是思想觀念，更是實際行動；黨性是堅定的信仰，也必然表現在工作作風上；要提高和增強黨性，不僅要進行理想信念教育，更要注重在調查研究、深入群眾的實踐活動中錘煉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