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

曾嶸,王立勝

(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2488;2.中國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北京100732)

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始,就面臨著如何與中國相適應、如何中國化等重大問題。事實上,我們黨很早就意識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問題,“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18 -319頁。。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第2版。?！皟蓚€結合”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及內在規律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作為我國最早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之一,張申府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有其獨特貢獻。他意識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的重要性,試圖將唯物辯證法與中國哲學以及西方邏輯思維的方法相結合,提出“孔子、列寧、羅素三流合一”的哲學主張,以此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他所提出的“辯證綜合”說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提供了路徑借鑒,并經張岱年等人發展而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流派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因此,有必要對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張申府給予更多關注,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對其進行定位與研究,這對于如何在“兩個結合”中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主知識體系極具啟示意義。

一、張申府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地位

在中國,20世紀初期是文化大論戰的時代,各種思潮涌入,愛國知識分子為救亡圖存而上下求索,爆發了反對封建主義、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一場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思想文化革新運動。張申府深受此次運動的影響,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多次發表文章表達自己對“科學”與“民主”的重視和強調。在諸多西方思想中,他尤為推崇羅素哲學。郭湛波在20世紀30年代所著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認為,張申府“是中國研究羅素學說最有成績的人,可說是中國羅素哲學專家”(3)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3頁。。由此可見,羅素哲學對張申府影響頗深。而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開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從西方眾多思潮中脫穎而出,正在苦苦尋覓救國救民之路的李大釗最先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成為我國舉起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大旗的第一人。在李大釗的感召和宣傳下,張申府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譯介了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積極參與實際政治活動,成為五四知識分子中最早轉向共產主義的先行者之一。

當其時,全盤西化論與文化復古主義相互碰撞、激烈論戰。在兩派的爭論中,張申府始終保持客觀的態度,提出要超越“保守東方舊化說”“移植西洋舊化說”“機械地融合東西兩化說”三種舊的文化觀(4)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 -64頁。,主張理性對待傳統文化,既不盲從批孔,也不盲目尊孔;同時要學習西方文化,推崇唯物辯證法,提出“合孔子、列寧、羅素而一之”(5)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4頁。的哲學理路,主張采取辯證綜合的立場,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體,將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中國化”,以西洋文明之長補中華文明之短,從而建立一種綜合的、符合未來的新哲學。張申府的“辯證綜合”說絕不是形式主義的中西馬結合或者折中主義,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他沒有陷入全盤西化和文化復古主義的窠臼,而是在深入研究邏輯解析哲學、唯物辯證法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首倡馬克思主義、羅素哲學與中國文化相結合,顯示出強烈的理論前瞻性與文化包容性。盡管未曾建立起完整嚴密的哲學體系,但張申府在中西文化激烈對抗的時代背景下,主張樹立民族自覺的意識,堅持將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相結合,試圖在學理上融通中國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以探索中國道路、解決中國問題,可謂是學術和理論層面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的第一人,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建構予以了學理示范。從這個意義上說,張申府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是為辯證綜合之路的開創者。

然而,尋求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由于種種現實和政治原因,張申府只是提出了“辯證綜合”說的雛形,并沒有進一步的論證,真正從學理化角度來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的人是他的弟弟張岱年。張岱年的思想受其兄影響頗深,在為學進路和哲學取向上都與張申府同調:

我青年時期初習哲學,曾受到申府的引導?！髞砦毅@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著作,也受到了申府的指引。(6)張岱年:《張申府的哲學思想》,張岱年、湯一介等著:《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張申府先生、湯用彤先生、梁漱溟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6頁。

我的主要興趣是推崇唯物論、闡揚辯證法,在方法上擬將唯物辯證法與邏輯分析法結合起來,在理論上擬將現代辯證唯物論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精粹思想結合起來;在方法上注重分析,在內容上則致力于綜合。(7)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八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5頁。

可以說,張岱年的工作是對張申府學說的推進與完善。具體而言,其一,在哲學理論上,彌補了張申府的學術遺憾,接著“孔子、列寧、羅素三流合一”講,汲取中西哲學之長,提出構建符合時代要求的“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8)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2頁。的新哲學體系。他先后完成了《中國哲學大綱》和《天人五論》,前者為史,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分析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氣本論思想,是近代中國第一部運用邏輯分析和辯證方法的中國哲學范疇史;后者為論,以辯證法和邏輯分析為基本方法,闡揚了現代辯證唯物論和以張載、王夫之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唯物論與辯證法思想。二者史論結合,是張岱年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與觀點,對中國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加以“綜合創新”的思想創造,是在學理上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具體落實,構成了張岱年的“新唯物論”哲學體系。從哲學形態來說,恰逢馮友蘭的“新理學”、熊十力的“新唯識論”、賀麟的“新心學”等中國現代唯心哲學的顯學時代,張岱年的“新唯物論”則以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接著中國傳統哲學的問題講,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學理層面對中國現代唯心哲學的有力回應,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其二,在方法上,張岱年繼承了張申府解析和辯證的方法論,提出了“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9)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一卷,第262頁。,即以唯物論為基礎并吸取理想與解析,將“唯物、理想和解析,綜合于一”的“綜合創新”說。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討論熱潮中,張岱年逐漸完善了30年代提出的“綜合創新”說,將其進一步發展為“文化綜合創新論”,即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指導下,立足社會主義原則,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審慎的篩選,通過辯證的綜合,創造出一種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文化。

從“孔子、列寧、羅素三流合一”的“辯證綜合”說,到“唯物、理想和解析,綜合于一”的“綜合創新”說,可謂開拓了“今后哲學之一個新路”,這條新路是張氏兄弟的共同成果,方克立將其歸為綜合創新派(10)方克立將20世紀思潮分為自由主義的“全盤西化”派、保守主義的“儒學復興”派和馬克思主義的“綜合創新”派,第一次把“綜合創新”論看作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討論中的三大主流觀點之一,而且把它當作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派的代表。參見方克立:《綜合創新之路的探索與前瞻》,《哲學動態》2008年第3期,第6頁。,張申府是首倡者,張岱年則是進一步的闡揚者、具體實踐者和主要理論代表。方克立本人也同樣接著“綜合創新”說講,提出“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主張,即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堅持中國新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以有著數千年歷史積淀的自強不息、變化日新、厚德載物、有容乃大的中國文化為運作主體、生命主體、創造主體和接受主體,堅持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原則;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積極成果為借鑒的對象(11)方克立:《“馬魂、中體、西用”: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道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第18頁。?！榜R魂、中體、西用”論是對二張哲學思想和精神實質的一以貫之,被視為“綜合創新”說的“闡揚深化”和“超越升華”(12)楊翰卿:《方克立先生文化綜合創新三境界》,《中州學刊》2014年第7期,第119頁。,其“魂、體、用”的三元模式突破了傳統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模式,為中、西、馬三者的合流提供了一條新思路,既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又突出強調了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同時堅持面向世界、對外開放的方針,對中國新文化建設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張岱年曾在北京大學任教多年,受其影響,北大一批現代馬克思主義學者也沿襲了綜合創新的路徑。黃楠森進一步區分了“綜合”與“創新”,認為綜合是對中西文化精華的綜合,創新則要基于社會主義改造、改革和建設的現實實踐(13)黃楠森:《張岱年先生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138頁。。由此,他提出,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就是正確處理中、西、馬三者的辯證關系,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為基礎,以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為思想資源,建設和發展中國現代社會主義文化(14)參見黃楠森:《張岱年先生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第138頁;王東:《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一面旗幟——紀念黃枬森先生》,《高校理論戰線》2013年第3期,第10頁。,其實質就是文化的綜合創新。王東是張岱年和黃楠森的學生,在二人的基礎上發展了“綜合創新”說,提出走“古今中外,綜合創新”的大道(15)王東:《馬克思主義哲學綜合創新論;王東哲學創新論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75頁。,主張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好東西”“近現代西方哲學中的新東西”“中國哲學中的活東西”(16)王東:《馬克思主義哲學綜合創新論;王東哲學創新論集》,第378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全部綜合起來、熔為一爐,從而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文化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新形態。

總的來說,自五四運動始,20世紀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漸呈中、西、馬“鼎足而三”之勢,在當時自由主義西化派與文化保守派論戰不休的背景下,張申府率先在學理上看到了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正待相補相充”(17)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434頁。以及將三者之精華“綜合于一”的可能性,提出“合孔子、列寧、羅素而一之”的思想主張,為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發展中華新文化提供了正確且可行的思路。這一思想首先影響了張岱年,經張岱年論證闡揚而形成了系統的“新唯物論”哲學和“綜合創新”說,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重要的學理化成果,是對張申府哲學思想和“辯證綜合”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二張的哲學思想開創了“孔子、列寧、羅素三流合一”“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的哲學新路,是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綜合創新”派。其后,方克立將其概括發展為“馬魂、中體、西用”論,又經黃楠森、王東等現代學者大力傳承闡發,一直影響到今天。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張申府的貢獻在于,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首次提出中、西、馬“三流合一”的總體思路,是“綜合創新”派的開創者和先行者。這一“綜合創新”的新路后經張岱年大力推進,以及方克立、黃楠森、王東等學者的繼承發展,最終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流派,并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為如今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現代哲學新形態提供了一條具備現實可能性的理想道路。

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嘗試:“合孔子、列寧、羅素而一之”的哲學

從學術歷程來看,張申府先后受到了中學、西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深刻影響。他出生在一個中國傳統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小跟隨進士出身的父親讀書,接受了良好的舊學教育。在進入北大學習后,張申府接觸到了羅素的思想,深深為之吸引,并在新文化運動中積極宣傳西方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而后,又在李大釗的影響下逐漸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并參與了中國早期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建。正是在深入研究唯物辯證法、中學與西學的基礎上,張申府構建了自己獨特的“合孔子、列寧、羅素而一之”的哲學體系,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在學術層面做出的首次理論嘗試。其要旨在于以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為基礎,貫通中西、融合古今,通過汲取古今中外哲學之精華以構建嶄新的具有現代形態的哲學體系。

(一)解析法與唯物辯證法的融通

張申府被認為是中國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和羅素的分析方法結合的第一人(18)李維武:《20世紀中國哲學本體論問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9頁。,他重視西方文化中的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特別是分析哲學中的解析法。當時,國內學術界有將辯證法與解析法對立的思想傾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邏輯解析法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其反對者則認為唯物辯證法不合邏輯。張申府區分了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與形式邏輯,既肯定了辯證法的真理價值,又承認了邏輯分析的科學意義(19)張岱年:《張申府的哲學思想》,張岱年、湯一介等著:《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張申府先生、湯用彤先生、梁漱溟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6頁。,認為辯證法和解析法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相通互補、能夠結合的。從哲學傳統來看,二者有很大不同。邏輯主義的分析哲學受原子論影響,注重“分”,通過邏輯解析,可以對哲學問題和哲學對象條分縷析,從而直抵現象的中心與本質;唯物辯證法在方法上更注重整體把握,注重現象的相互關聯和發展變化。然而,二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有相通之處。邏輯哲學的目的是“把思想,把言辭,弄清楚,藉以見出客觀的實在”(20)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二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頁。;而唯物辯證法也在承認客觀實在的前提下,通過科學的方法和實踐達到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因此,解析法與唯物辯證法雖根本假定和出發點不同,但相通之處在于二者都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

并且,解析法與唯物辯證法更是相通互補的。邏輯解析重分析,但有割裂破碎之弊;辯證唯物重全、重關聯,但有籠統漠忽之弊(21)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二卷,第185頁。。如將二者加以綜合,則“解析而辯證唯物,可以不至于茫無歸宿。辯證唯物而兼解析,也庶幾免掉粗略或神秘。兩派所重,本同在方法”(22)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二卷,第185頁。。在唯物辯證法與解析方法結合的基礎上,張申府提出了“術(道)在辯證,而法(方)在解析”(23)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二卷,第344頁。的“解析的辯證唯物主義”(24)郭一曲:《現代中國新文化的探索》,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頁。。邏輯解析作為哲學的分析工具,能理順哲學問題,使其更清晰,但缺乏對世界的整體把握,無法作為哲學的世界觀;唯物辯證法才是整個哲學體系的指導思想,因為它提供了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因此,邏輯分析提供了哲學的方法與型式,唯物辯證法給哲學以立場和觀點,二者彼此補益、相輔相成,此即分與全的相反相成,對立統一的統一解析。并且,張申府認為,許多哲學問題單靠邏輯的解析是行不通的,還需結合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才能解決,“人類思想之改造”和“世界狀態之變更”更有待于兩種哲學的“會歸”,以解析為工具、以辯證唯物論為立場的“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就是當時所亟須的真正的哲學。

(二)中學與西學的融通

“古今中西”之辨是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主線,五四運動以來國內文化思潮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其中,以胡適、陳序經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西化派,主張全盤西化,強調個人自由和民主政治;以梅光迪、吳宓等為代表的學衡派,則主張維護傳統文化的精髓,強調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這些文化思潮雖然有不同的觀點和主張,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和人民的精神需求。自由主義西化派的出現,是西方文明沖擊下中國知識分子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體現;學衡派的興起,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和維系。事實上,“古今中西”之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而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正是促進文化發展的動力之一。因此,面對新文化運動以來民族保守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的激烈沖突,張申府并未盲目認同某一方的觀點,而是超越“古今中西”之辨,樹立起民族自覺的意識,融通中西哲學之精華,試圖通過引進西洋邏輯和科學以彌補中國文化籠統含糊之弊。

在張申府看來,東西方文化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主要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西方文明的核心在于征服自然,而中國文明則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從哲學出發,中西方文化在思維方式上也迥然不同,中國哲學強調個體間的“共在”與“統一”,是一種整體的思維方式;而西方哲學則是追問、探尋多樣世界的本原,并受原子論影響而持一種重“分析”的思維方式。由此,張申府認為,“一與通”是東方哲學特點,“多與析”則是西方哲學所長(25)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138頁。。兩種思維方式在人類文明史上都有重要價值,但也有弊病:西方哲學過于關注自然與世界,忽略人文關懷;中國哲學則過于關注人道,忽視對自然外物的研究。張申府看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疲于物質之下”的弊端,并且隨著數百年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愈演愈烈,雖然西方的現代化帶來了科技和社會進步,但也在資本剝削下造成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高度緊張和全面異化。相比之下,中國自先秦以來有著豐富的思想資源,只是隨著世界歷史的展開,這些思想逐漸式微。因此,他認為,應融合中國古代道德哲學與西洋自然科學,取彼之長、補此之短,“把仁的生活,與科學或與由科學而生的工業,融合在一起”(26)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123頁。,以“仁”之人生哲學作為引導西方的科學及“科學法”的價值體系,構建一個融通中西哲學的、體現中華民族之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新哲學。

(三)孔子、列寧、羅素“三流合一”的哲學

在融通解析法與唯物辯證法、中學與西學的基礎上,張申府提出了集中、西、馬為一體的“三流合一”思想。具體而言,將羅素思想與列寧思想相結合,是為解析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又在大客觀主義的框架下,將解析的辯證唯物主義與孔子仁學相結合,由此形成了“合孔子、列寧、羅素而一之”的哲學。這是在會通中西、融匯古今的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獨特體系(27)參見湯一介:《會通中西 熔鑄古今——讀〈張申府文集〉》,《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10期,第41頁;許全興:《張申府與中國現代哲學》,張岱年、湯一介等著:《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張申府先生、湯用彤先生、梁漱溟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72頁;李維武:《20世紀30年代—4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結合的形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第17頁。,為學理層面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開辟了新道路。

首先,張申府找到了中國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通點。張申府認為,中國哲學與唯物辯證法有著相同的出發點,“中國哲學所見的生活,乃是熙熙融融為其象,而實大剛健為其體。中國哲學的出發點確在是活的”(28)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181頁。;唯物辯證法也是如此,“辯證法第一要義……乃在于活”(29)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182頁。。并且,辯證法唯物論并非只是西方的固有傳統,同時也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在張申府看來,“實”是中國最好的傳統,中國哲學的優點在于其務實精神,這與現代唯物論是高度契合的。辯證唯物論的首要方法和原則也是“實”,即承認實在、如實而觀。張申府的“大客觀”思想正是試圖超越主客觀對立的關系,真正做到客觀實際的唯物。

這一“實而活”的哲學,既是辯證唯物論的精蘊,也是中國哲學中最為核心的理念,在中國古代孕育了關于“仁、易、生”的哲學,是中國傳統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交匯點。張申府認為,“仁、易、生”三者在本質上是一體的,都統一于行仁的實踐之中。仁是生命的本質,而易則是生命的變化發展,離仁無生,離生無易,只有深入實踐中行仁,才能真正理解和體驗生命的真諦和宇宙的奧秘。同時,萬物之生化就是“易”之變化發展,更是天地之仁的體現,故仁者長生萬物,仁者變動不居,仁者生生日新,所以為生之本原、易之造化。所以,在張申府看來,“中國哲學的言仁、生、易,實深有合乎辯證法,有順乎大客觀”(30)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181頁。。

可以說,一方面,通過深入分析“仁、易、生”的辯證關系,張申府從辯證法的高度把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加以貫通,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對中國傳統哲學進行了全新的解讀,通過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現代元素,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嶄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仁”完美地融合了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與中華文化的價值觀,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找到了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哲學話語,從而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深厚的民族底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31)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第8頁。張申府以“仁”學作為基點,溝通了辯證唯物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創造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互相成就,在更為廣闊的理論空間中探索建設面向中國、面向未來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實為開創之舉,深刻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相結合的理論自覺。

其次,孔子、列寧、羅素的“三流合一”是有機的化合,超越了體用關系論。近代以來,隨著西學的傳入和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許多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傳統文化,試圖尋找救國之道,形成了持續百余年的中西文化體用之辯。例如,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為本,以西方科學技術為用,通過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來挽救民族危亡。但事實上,文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體”“用”之間是不可分割,嚴復曾言:“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32)馬勇、徐超編:《嚴復書信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127頁。不同文化的結合絕不是“體”“用”的簡單肢解與二元拼接,而應當是本質層面的互動與融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33)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第7頁。張申府明確反對體用論,認為建設新文化“不應該只是毀棄中國傳統文化,而接受外來西洋文化,當然更不應該是固守中國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應該是各種現有文化的一種辯證的或有機的綜合”(34)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192頁。。在哲學層面上,“我們的新哲學應該是過去最好的傳統與科學與邏輯與辯證唯物論的一個革命的創造的化合體”(35)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258 -259頁。,即孔子、列寧、羅素“三流合一”的哲學。這深刻體現了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中國傳統哲學的價值理想以及解析的哲學方法之有機結合。

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唯物主義肯定世界之實有,承認物質的第一性。張申府提出了純客觀法,即“跳出主客,主亦為客:是為純客。純客所證:厥為事情”(36)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二卷,第95頁。。主客二者總是相對而待的,張申府認為,在認識活動中要跳出主客之分,站在超乎兩方之外的第三者角度來重新認識主觀與客觀的關系,消除個人主觀意識的影響,以達到一種純粹客觀的認知。在他看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對立本就是假的,從純客觀的角度看,每一事物都可以視為自我演化的過程,從兩方的“主客對待”,到跳出主客兩方時,此二者又皆為“客觀”,此時的“客觀”已是擴大了客觀的范圍而將主觀也納之于內的“純客觀”。這“跳跳不已”的方法實則是一種動態哲學的考察,它合于科學的精神和科學方法,因而能如實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在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羅素的邏輯分析哲學是作為工具存在的,解析求實的科學法可以明晰事物的根本及衍生關系,從而對于哲學理論的形成和哲學問題的分析具有重要意義,而這種深入現象中心的分析恰好彌補了中國哲學重人生體驗和整體直觀而不重分析論證之缺。

純客觀法并非只是對客觀的還原,它更擴大了客觀的范圍,超越了主觀與客觀的對立而將二者合而為一。于是,張申府又提出“大客觀主義”:“所謂大客觀,一個意思就是擴大客觀的范圍,并包主觀于其中;以客觀為主,結合主觀客觀而為一?！?37)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二卷,第335頁。他深刻闡釋了“大客觀主義”的實質,即要求消除主客二元對立,創造一種融主觀與客觀為一的哲學,這反映的是與西方哲學不同的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38)湯一介:《會通中西 熔鑄古今——讀〈張申府文集〉》,第38頁。。自先秦始,中國哲學就體現出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自然(“天”)之合一的傾向,莊子言:“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39)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79頁。,人與天地萬物之自然合為一體,無所謂分別。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人性以天為本,乃人自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此言人與義理之天的合一。并且,中國傳統性命之學,究其根本是解決人的安身立命和人生的價值問題。也正是在這一傳統思維影響下,張申府認為大客觀主義不僅要求如實認識事實,而且要在此基礎上架構價值理想,此即認識論的“客觀”與價值論的“理想”的合一。因此,“大客觀主義”既是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會通綜合,使主客二者達到科學和諧的辯證統一;又是中國傳統儒家人文主義與西方邏輯哲學的結合,以邏輯分析為工具,以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哲學為價值本位,始終貫穿著唯物辯證法的根本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哲學相結合的理論結晶。

從“大客觀主義”出發,張申府相信,孔子、列寧、羅素的“三流合一”是可行的:

我始終相信,孔子、列寧、羅素是可合而一之的。(40)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434頁。

中國好文化最大的貢獻是仁,這自應以孔子為代表。西洋古代文化最大的貢獻是邏輯與幾何,西洋近代文化最大的貢獻是科學法。羅素適可以代表三者?！烈呀涢_始而偏于西洋的未來世界文化,其中心哲學與方法就是辯證唯物論,最可以為之代表的就是列寧。(41)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二卷,第632頁。

從整個世界來看,列寧是運用新方法的代表之最,他所代表的唯物辯證法是全新的真理和方法,集結了歷史上最優秀的哲學方法,是引領我們去實踐最高人生理想的社會科學;在西方哲學領域,羅素代表最進步的邏輯與科學,他的邏輯分析方法不僅是一種哲學研究方法,也是科學研究的分析方法;中國傳統哲學則以孔子代表最高的人生理想?？梢?唯物辯證法是最科學的世界觀和最進步的哲學,為哲學之根本指導;西方邏輯哲學重實證分析,為哲學之最科學的方法;中國傳統哲學重現實人生,提供深層的價值取向與人生旨歸。三者各有所長,彼此補益綜合,最終構建“孔子、列寧、羅素 三流合一”的新哲學。

在這一哲學綜合體中,三者并非不分主次的混合或簡單的拼湊,而是在深層次的互動融合中形成了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各元素間是有主次、有層次、有邏輯的。方克立提出,唯物辯證法發揮著核心、引領和主導的作用,中國文化占據著主體地位,并由此區分了主導性之“體”與主體性之“體”(42)方克立:《從曲高和寡到主流話語——張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歷史命運》,《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第63頁。?！翱鬃?、列寧、羅素三流合一”實以列寧為代表的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以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為工具,以中國傳統人生哲學為價值底色,這是辯證之世界觀、解析之方法、仁學之價值的有機結合,打破了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化思維模式,呈現出一種全新的哲學思維方式。

三、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辯證綜合”說

五四運動后,中國思想界發生了極為顯著的變化,即馬克思主義異軍突起,成為主導中國思想文化大變局的新生力量,使原本中西文化的二元對立逐漸演變為中、西、馬三足鼎立之勢。在三大哲學流派互動交鋒的復雜局面下,各種文化主張爭相發聲,其中屬張申府的“辯證綜合”說最為突出,有其鮮明的特色,既未全盤西化,也未完全復古,而是主張熔“孔子、列寧、羅素”之思想為一爐,以“辯證綜合”的方法來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

(一)“救出孔夫子”:如何對待傳統文化

近代以來,一些先進知識分子認為中國落后的原因就在于理性精神的匱乏,由此,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批判孔子與禮教成為進步的標志。張申府認為五四時代的啟蒙運動還不夠全面、深入、徹底,應當持一種客觀公允的態度,對五四運動中的思想進行揚棄與超越:

拿五四時代的啟蒙運動來看,那時有兩個頗似新穎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德賽二先生”。我認為這兩個口號不但不夠,亦且不妥。

……

至少就我個人而論,我以為對這兩口號至少都應下一轉語。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學與民主”,“第一要自主”。(43)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189 -190頁。

在張申府看來,一味地“尊崇孔子”或“批判孔子”都不可取,他主張應該用辯證分析的方法看待傳統文化,并對儒教與孔子進行明確的區分。一方面,他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辯證地評價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他認為“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國的特殊精神的”(44)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181頁。,這種中國精神是中國得以立足并且可以立足的重要資源,不應將其全部抹殺。另一方面,他也充分肯定了新文化運動對儒教的批判,認為以孔子為教主的儒教是封建專制的思想基礎,在這個時期,孔子的思想被統治階級利用,成為一種束縛人們思想的工具,這種局面不僅限制了學術的進步,也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同時,孔子作為思想家的地位在禮教中逐漸被扭曲,他的思想被過度宗教化和教條化,導致儒家思想的真正內涵被掩蓋,從這個意義說,孔子也被儒教束縛了。因此,對于“打倒孔家店”的呼聲,張申府提出我們應該“救出孔夫子”。他認為,只有推翻對孔子的過度崇拜,讓人們自由研究,才能真正認識孔子的真面目和真精神;只有對壓抑人性的儒教進行批判,才能真正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精義”,也才能真正地解放人的思想。在這里,張申府以辯證的態度和分析的方法,提倡結合時代背景,發揚孔子的精華思想,剔除其中的迂腐成分,將西方先進思想與孔子代表的中國古來最好的傳統文化相結合,以走出一條屬于中國自己的文化發展道路。

(二)“中國化”: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

張申府認為,喚起民族的自覺與自信正是今日中國所需要,要建設的新文化“應該不只是大眾的,還應該帶些民族性”(45)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192頁。,中國的文化出路不應離開自己的土壤。他從“救出孔夫子”出發,堅持“以中國為體以中國為本位”(46)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473頁。的原則來探尋構建民族性的哲學與文化。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47)《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這一重要命題。他強調,馬克思主義不是抽象的教條,必須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才能真正發揮其指導作用。張申府撰寫《論中國化》一文,深度認同“中國化”的說法。他認為,一方面,從文化本位出發,中國化是文化的“自覺與自信”的體現,外來文化要“中國化,本國化,本土化”,這意味著“反對作自己古人的奴隸,傳統權威的奴隸,實在更反對作外來的東西的奴隸”(48)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305頁。。另一方面,從現實實際出發,學習外來理論是為了改革中國、解決中國問題,因此,必須要在“中國找辦法”,“許多外來的東西,我們以為,用在中國就應該中國化,而且如其發生效力,也必然地會中國化”(49)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304頁。。由此,張申府直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的中國化問題。

在對于“中國化”途徑的相關探討中,艾思奇最先呼吁中國的哲學界盡快發起一場哲學研究的中國化和現實化的運動,以此反對當時哲學界出現的公式主義和教條主義傾向(50)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7頁。。柳湜提出要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來批判地繼承中國歷史的傳統(51)柳湜:《柳湜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854頁。,以此創造出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化。張申府則從“中國的特殊性”出發,提出“中國今日的社會是中國今日的社會,固不應該忽略今日事變的世界性,同時也不應該抹煞一國事變的地方性”(52)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306頁。。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與特殊的統一體,普遍性蘊含于特殊性之中,而特殊性則是普遍性的具體表現。馬克思主義作為普遍真理,具有普遍適用性,但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才能進行具體應用,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是簡單地照搬照抄,而是要在深入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特殊國情進行創新和發展。張申府看到了中國國情與西方國情不同,認為在中國進行改革時雖然難免要借鑒他國的理論和方法,但必須根據中國自身的實際情況對這些理論和方法進行調整。據此,他強調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不能教條化,而要采取分析的態度和方法,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他認為中國化的根本就在于具體化,“我們今日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于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最必要的就是把它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原理與我們的具體實際情況與歷史特殊條件,最密切最適當地結合起來”(53)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727頁。。

同時,對西方文化也要分析來看,不應全盤接受。張申府認為,無論是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尚未達到完美無缺的境地,都有其優點和不足。對于西方文化,我們應該深入地對其進行研究,以求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同時也要看到其不足之處,必須保持對本土優秀文化的認同和自信,以中國為立場,將西方文化的優秀元素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使其更加符合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他特別強調了西方文化的科學性和科學理論,認為這是其最大的優點,也是中國所缺乏的。因此,他提出了“科學中國化”“使科學染上中國的特色”(54)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304頁。等觀點,旨在推動西方文化的中國化進程。但這種中國化并不是教條主義或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要根據當前的實際需求對西方文化進行調整,走“中國為主”的“中國化”道路,讓科學在中國扎根,形成中國自己的科學派。

(三)“辯證綜合”:如何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

為了探尋如何改造中國、解決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馬克思主義者都主張應當對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予以辯證對待,提倡“綜合異派文明兼容并收”(55)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1頁。,但最先提出這一思想與話語的卻是張申府(56)方克立:《從曲高和寡到主流話語——張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歷史命運》,第62頁。。他以“救出孔夫子”為邏輯起點,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主張對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中國化、具體化,以此實現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融合。這種融合不是簡單的折中混雜,其背后是“辯證綜合”的方法論,融合的結果也不是中、西、馬哲學在形式或內容上的簡單相加,而是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57)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第7頁。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

張申府強調,世間萬物都是矛盾的綜合體,此即“參差錯雜”(58)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54頁。,認為這是世界的本質。他進一步指出,哲學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終目的是“通”,即通過對事物的深入分析、多元思考、客觀研究、切實把握,達到對事物的全面理解和融會貫通。他強調“參伍錯綜,唯通可能通之”(59)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54頁。,只有在對立中把握統一,在統一中把握對立,才能真正認識事物、把握事物,以達到“通”的境界。

基于“一而通”的辯證法觀點,張申府看到了不同對立事物之間的兼容并蓄,于是在20世紀30代的中國本位文化論戰中否決全盤西化和文化復古。他認為,要想建立新中國哲學,應當對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三者進行“一種辯證的或有機的綜合”(60)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一卷,第192頁。,此即“辯證綜合”的方法論:

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

羅素表示最進步的邏輯與科學……

列寧表示集過去世界傳統最優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辯證法與辯證唯物論,以及從一個實落角落來實踐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會科學。

三者之間,不但并無敵對沖突,

三者之間,而且正待相補相充。

三者之間,解析且揚扔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綜核,發展而為一的?(61)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434頁。

中、西、馬的哲學各有所長所短,可以對三者分別進行批判地解析后再進行辯證地綜合,形成相資互益的辯證關系?；诖?張申府提出了他的學術理想——“合孔子、列寧、羅素而一之”的新體系。其中,羅素有著最進步的邏輯與科學,他秉持批判的研究精神,開創了哲學領域的新方法,即邏輯與解析的科學方法,這一方法最為精細深入,最能析事理入微(62)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二卷,第32頁。;列寧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好的傳統,他的唯物辯證法以“活”、變化、流動為核心,強調具體性和關聯性,以矛盾作為事物變動發展的根源,以揚棄作為事物進化推衍的步驟,它是否定之否定,強調相反相成(63)張申府:《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182 -183頁。,以客觀實在為基礎,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相通與一貫,可以說是一切方法的方法,并且未來世界的思潮也一定是辯證法的;孔子仁學代表了中國哲學最好的傳統,張申府始終強調要發掘孔子所代表的中國真精神和傳統人生哲學,而不應該誤讀孔子,充分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優良成分。如此這般,中西馬三者在“解析”“揚扔”“綜核”后“發展而為一”,這種“合一”不是無原則的調和持中,而是在解析三者學說之優弊的基礎上,經過取精去糟,并繼之以辯證地綜合。其本質是不同事物之間的有機統一,形成的是以唯物辯證法為基本立場,以邏輯分析為方法,以中國固有的思想精粹為價值本位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

總的來說,張申府用其獨到的眼光看到了馬克思主義、西方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發展的共通之處,以辯證綜合之方法,熔多元文化之精髓于一爐,力圖合孔子、列寧、羅素而一之。他所提出的“辯證綜合”路徑雖然僅是一個雛形,尚未系統化、完善化,卻極大地啟發了張岱年,張岱年接過其兄的工作,提出了“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的“綜合創新”說?？梢哉f,經過張申府開其端,張岱年的具體論證與發展,二人開創了一條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之路,構建了適合中國實際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在學理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路徑的獨特探索。其后更是影響深遠,方克立、黃楠森、王東等現代學者都沿著“綜合創新”之路來思考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體系建構。如今,它已然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

結語

20世紀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中、西、馬三者的關系,由此形成了自由主義西化派、文化復古派和“綜合創新”派等,張申府的貢獻即為“綜合創新”派的開創者。不容諱言,由于時代與現實的限制,他的學說尚為一個粗略的設想,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選擇孔子、列寧和羅素三人的思想加以綜合,這種綜合是具體人物的綜合,例如以列寧代表馬克思主義,但這僅是馬克思主義在具體某一個國家的發展,呈現出特殊性的特點,而對哲學的會通應當從一般性上著手。其次,這種綜合是表面直觀的綜合,他通過三者間尤其是中國傳統哲學與唯物辯證法的相近內容來論其相通之處,這種簡單類比容易導致對作為現代科學理論的唯物辯證法作簡單化的理解,同時也忽視了中國傳統哲學自身的特質。最后,這種綜合對實踐的理解有所偏離,現實性不足。與毛澤東以革命實踐為導向不同,張申府對“實踐”的理解更偏于個人的體察反省或躬行實踐,未能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導致他有時缺乏對中國國情和歷史進程的正確認識。事實上,面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復雜形勢,輕忽現實中具體實踐的復雜性而空泛論述三種文化的融合,更多的是一種浪漫主義,缺乏現實針對性。

誠然,張申府的學說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前瞻性的學術理路為我們今天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許多借鑒。一方面,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識體系須有一種以我為主、“辯證綜合”的理論自信與自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后繼者們不斷根據時代、實踐、認識發展而發展的歷史,是不斷吸收人類歷史上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豐富自己的歷史?！?64)習近平:《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5日,第2版。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識體系是一個開放的、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在理論創新過程中,要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對古今中西文化加以科學分析、揚精去糟,進行辯證的綜合與創造,從“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再到“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深刻體現了與“綜合創新”之理路的契合。另一方面,必須從實踐出發,在面向現實的基礎上建構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知識體系。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道路過程中形成的哲學表達(65)參見王立勝:《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特征》,《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3年第4期,第5 -6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傳統哲學現代化正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二者的統一不是在頭腦中生成的,而是在現實實踐過程中為解決和回答中國社會發展的各種問題而形成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哲學社會科學。世界上偉大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決人與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創造出來的?！?66)習近平:《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識體系應當立足中國實際,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回答新時代面臨的重大課題中,實現更深層次和更高水平的“綜合創新”,以更好地完成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