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顧頡剛的古史觀念

李政君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理論研究所,北京 100101)

“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是顧頡剛古史觀念最為突出的特點。學界一般認為,這一觀念的形成是顧頡剛將“故事眼光”運用于古史研究的結果;不過近來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種“從故事到古史”的關系,主要是顧頡剛事后追溯出來的,“從古史到故事”才是其學術演變的真實脈絡(1)前者可參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后者可參見袁先欣:《顧頡剛的古史與民俗學研究關系再探討》,《清華學報》2016年第1期。。因為“故事眼光”在顧頡剛古史觀念中的位置至關重要,所以“從故事到古史”,還是“從古史到故事”,就不單是一個學術演進脈絡上的先后問題,更關系到我們如何理解顧頡剛的古史觀念,有必要予以辨析。

一

無論“從故事到古史”,還是“從古史到故事”,相關分析都把孟姜女故事研究作為重要例證。若就這一具體故事研究而言,基本可以肯定,它不是“層累”說的促成因素,而是顧頡剛在認識到舊有古史記載中存在“層累造成”現象后,為了更好地借助“故事眼光”來解釋這一現象,才展開的研究。對此,我們只需簡要梳理顧頡剛提出“層累”說和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時序,便可看出。

先就“層累”說的提出來看。按《古史辨》第1冊《自序》記載,1921年顧頡剛在“編排史目”過程中,就發現舊有古史記載中存在著“高低錯落”的“清楚的層次”(2)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9頁。。這一點,在他當年與錢玄同討論堯、舜、伯夷、叔齊等人物形象轉變的信中,可以得到佐證,而且,其中還提到“很想把古史分析開來”,“看他如何漸漸的轉變,如何漸漸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記了”(3)顧頡剛:《致錢玄同:論堯舜伯夷書》(1921年11月8日),《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179頁。。到1922年春天,顧頡剛在編《中學本國史教科書》過程中,已經明確認識到“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4)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45頁。。再到1923年2月和4月,在致錢玄同的兩封信,也就是我們熟知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顧頡剛便明確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及其“三個意思”(5)即“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們“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181頁。。此即顧頡剛提出“層累”說的主要時間節點。

就孟姜女故事研究來看。顧頡剛最初注意到這則故事的時間也是1921年,這年冬天,他在輯集《詩辨妄》時發現了杞梁之妻“初未嘗有是事,而為稗官之流所演成”的現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指出,這種注意“終究是一種極微薄的注意”,“不曾得到什么材料”,這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和《古史辨》第1冊《自序》中都有提到(6)分別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58頁;《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86 -87頁。。顧頡剛再次注意到這則故事,已經到了1923年春,他在讀《詩經通論》過程中,發現“在未有杞梁之妻的故事時,孟姜一名早已成為美女的通名”。此后,他才真正開始留意相關材料,如說:“從此以后,關于她的故事的許多材料,都無意的或有意的給我發見?！?7)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87頁。而這時,顧頡剛已經提出了“層累”說。再到1924年底,顧頡剛才寫出第一篇研究孟姜女故事的論文《孟姜女故事的演變》,1926年又寫出第二篇研究論文《孟姜女故事研究》。這時,不僅“層累”說早已被提出,“古史辨”也已取得深入推進。以上可見,顧頡剛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時間整體上要晚于“層累”說的提出,所以,僅就孟姜女故事研究而言,它不是“層累”說的促成因素。

那么,孟姜女故事研究與“層累”說之間的促成關系,是不是顧頡剛事后追溯的結果?長期以來,確實有不少學者認為,孟姜女故事研究促成了“層累”說的提出是顧頡剛在《古史辨》第1冊《自序》中的說法,因此,我們既已考定二者之間不存在促成關系,那事后追溯的說法就可以成立。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二者之間的促成關系本就不是《古史辨》第1冊《自序》的說法?！蹲孕颉分写_曾提到孟姜女故事研究,但這是顧頡剛在總結提出“層累”說以后所做的工作時才提到的:

二年以來,我對于古史研究的進行可以分了三方面作敘述。其一,是考古學方面……其二,是辨證偽古史方面……其三,是民俗學方面……我原來單想用了民俗學的材料去印證古史,并不希望即向這一方面著手研究。事有出于意料之外的……(省略內容為顧頡剛逐漸注意到孟姜女故事并寫出第一篇研究論文的過程)本將兩年來搜集到的孟姜女故事分時分地開出一篇總賬,為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8)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49 -59頁。

首先,引文中所說“二年以來”,是指顧頡剛提出“層累”說以后到撰寫《古史辨》第1冊《自序》之間的“二年”,而不是其他。也就是說,《古史辨》第1冊《自序》本就將孟姜女故事研究放在了“層累”說提出之后,并未將之視作促成因素。其中雖曾提到此前的相關情況,但如前所述,顧頡剛當時即明確指出,這只是“一種極微薄的注意”,“不曾得到什么材料”。其次,引文中所說“總賬”指的是顧頡剛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第二篇論文《孟姜女故事研究》,“研究古史的方法”指的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這樣,“開出一篇總賬,為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也就說明,顧頡剛研究孟姜女故事的重要目的,是證明或驗證“故事眼光”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因此我們說,孟姜女故事研究既非“故事眼光”的最初來源,也非“層累”說的促成因素,而是顧頡剛在認識到中國古史“層累造成”現象后,為了更好地借助“故事眼光”來解釋這一現象,才展開的個案研究。 其實,提出“層累”說以后,顧頡剛在民俗學領域的其他探索,也多蘊含輔助古史研究的目的。如1924年他在《東岳廟游記》中說:“古史的本身本來是神話,至少可以說它是帶著神話性的,所以必得先了解了神話的意義,然后可以了解古史的意義?！?9)顧頡剛:《東岳廟游記》,《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481頁。在1926年的“啟事”中,他也表達了相同意思,并把孟姜女故事、社和土地神、城隍神的廟宇、祭祀和故事,各地的迎神賽會和朝山進香的風俗列為“專攻”題目(10)顧頡剛:《顧頡剛啟事》,《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566 -567頁。。

需略作說明的是,我們不能因為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層累”說的促成因素而否定“故事眼光”對“層累”說的促成作用。孟姜女故事研究雖是顧頡剛研究民間故事的代表作品,但不是唯一作品。在提出“層累”說之前,他對戲劇、歌謠、民間故事等已多所關注,而無論對于哪一種類,他的關注重點都集中于其所敘述的故事情節的演變。正是因為相關活動中的經驗反復強化著顧頡剛對故事演變格局的認知,所以才會有后來胡適研究方法所產生的臨門一腳式效果,讓他“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11)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36頁。,進而提出了“層累”說。

二

顧頡剛通過研究孟姜女故事,確實深化了其“故事眼光”。這首先體現在方法理念方面,即在故事研究中徹底擺脫了史實層面上真與偽的束縛,而將重點完全轉向了對“流變”的闡釋。對此,顧頡剛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中有集中明確的表達:

實在的孟姜女的事情,我是一無所知,但我也不想知道。這除了掘開真正的孟姜女的墳墓,而墳墓里恰巧有一部她的事跡的記載之外,是做不到的。就是做到……也沒有什么趣味?，F在我們所要研究的,乃是這件故事的如何變化……我們要在全部的歷史之中尋出這一件故事的變化的痕跡與原因……(12)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89頁。

拋開作為歷史人物的孟姜女的真相,只關心這則故事的變化痕跡與原因,在此表達得非常明確。這種拋開歷史真相的做法,所針對的正是過去學者在故事研究中過分拘泥于“定于一”的觀念,顧頡剛認為,這種追求“定于一”的觀念,完全違背了故事的特質,相關研究也屬徒耗精力。如其《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所說:從前的學者“看故事時沒有變化的觀念而有‘定于一’的觀念,所以鬧得到處狼狽”,但“故事是沒有固定的體的,故事的體便在前后左右的種種變化上”,因此,“我們與其說孟姜女故事的本來面目為民眾所偽變,不如說從民眾的感情與想像中建立出一個或若干個孟姜女來”;有了這種眼光,也就“不必用‘定于一’的觀念去枉費心思了”(13)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65、66頁。?？梢?在顧頡剛看出,故事的各種變化本身并無唯一的真,也無絕對的偽,因而也就沒有必要拘泥于它們在史實層面上的或真或偽,重要的是這些變化所折射出的真實的社會歷史背景。

這種不“定于一”而只探尋故事變化痕跡及原因的眼光,對顧頡剛古史研究的影響,是讓他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研究古史的旨趣,即1925年在《答李玄伯先生》中提出的“不立一真,惟窮流變”。從整體上看,“不立一真,惟窮流變”和1923年《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所說“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意思基本相同(14)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180頁。,所強調的都是考察流變在顧頡剛古史研究中的首要地位。但是,在提出“層累”說之初,顧頡剛在辨“層累”內容的真偽和窮“層累”現象的流變之間,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輕重取舍。比如,《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雖然強調了考察經歷的重要性,但隨后《答劉胡兩先生書》中提出的四個“打破”則主要是針對如何“推翻非信史”(15)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202 -204頁。,至于《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中的相關論辨,同樣沒有擺脫真偽的束縛(16)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217 -287頁。,也因此才有了胡適在《古史討論的讀后感》中的提醒,即“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地走向瑣屑的枝葉”而忽略了“層累”說“中心的見解”(17)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后感》,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1頁。。

到1925年《答李玄伯先生》中“不立一真,惟窮流變”說法的提出則表明,顧頡剛研究古史的旨趣已經明顯偏向了“窮流變”。如該文在強調自己研究古史“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后說:

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確,何況我們這些晚輩;但是我們要看它的變化的情狀……“不立一真,惟窮流變”的做去,即使未能密合,而這件故事的整個的體態,我們總可以粗粗地領略一過。從前人因為沒有這種的眼光,所以一定要在許多傳說之中“別黑白而定一尊”……徒然弄得左右支吾。結果,這件故事割裂了,而所執定的一個卻未必是真。(18)顧頡剛:《答李玄伯先生》,《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313 -314頁。

這和上述顧頡剛研究孟姜女故事的觀念基本一致,即不再拘泥于某一古史學說或觀念在史實層面上的真偽,而將重點轉向考察這些學說、觀念的流變及其所折射出的真實的社會歷史背景。后來,顧頡剛將自己定位為“‘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家”,“要在這一時期的人們的思想和學術中尋出他們的上古史觀念及其所造作的歷史”(19)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95頁。,所反映的正是這種研究旨趣。他在沿革地理研究中透過九州、四岳等關鍵概念的流變,解析前人建構上古地域學說的過程,揭示過去關于上古地域的學說乃戰國、秦、漢時期的實際疆域投射到上古疆域觀念的結果(20)參見顧頡剛《州與岳的演變》《九州之戎與戎禹》等文,《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5卷,第43 -74、118 -139頁。,所反映的也是同一種觀念。因此我們說,“不立一真,惟窮流變”的提出,意味著顧頡剛對自己研究古史的旨趣有了進一步的自覺。

不過,“不立一真”并不是放棄了對歷史真相的終極追求,更不意味著否認了歷史真相的存在,這是顧頡剛在古史和故事研究理念上須注意之處。著眼于更具普遍性的理論價值,而刻意凸顯顧頡剛對歷史真相的消極態度,雖是一種好意,但不符合顧頡剛的本意。顧頡剛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態度鮮明地放棄了對孟姜女真相的追求,但在古史研究中的“不立一真,惟窮流變”,重在突出“窮流變”而不拘泥于真偽,并不是否定追求歷史真相的合法性。這一點,我們從《答李玄伯先生》中即可看出。1924年李玄伯提出,“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所謂“解決”即指解決史事的真與偽(21)李玄伯:《古史研究的唯一解決方法》,《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317頁。。轉年,顧頡剛在回應中首先就肯定了李玄伯的主張是“極正當的”;而且,他在提醒李玄伯不宜“過尊遺作品而輕視載記”時,首先提出的也是“我們現在正應該從載記中研究出一個較可信的古代狀況,以備將來從遺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時的參考”,然后,才提出學術研究應有所分工,自己性之所近者乃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釋‘古史’的構成”,“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22)顧頡剛:《答李玄伯先生》,《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311 -313頁。。所以,“不立一真”是說自己的研究旨趣和重點不在“立一真”,而不是否定“立一真”在歷史研究中的合法性。

三

孟姜女故事研究對顧頡剛“故事眼光”的另一重要推進,體現在對故事跨地域流布及演變特點的認知上。首先,就故事的跨地域流布而言。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最初主要是對演變的歷時性分析,并未涉及地域性差異。例如,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主要就是分析孟姜女故事如何由春秋時期杞梁妻的“卻郊吊”,演變為“哭夫崩城”,再演變為“哭倒長城”(23)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6 -25頁。。但是,隨著孟姜女故事相關材料愈積愈多,顧頡剛開始注意到這則故事不僅有歷時性的演變,還有地域性的差異,如1925年《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中所說:“上一年中所發見的材料,純是縱的方面……我的眼光給這些材料圍住了……這時看到了徐水縣的古跡和河南的唱本,才覺悟這件故事還有地方性的不同,還有許多橫的方面的材料可以搜集。于是我又在這個研究上開出了一個新境界了!”(24)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88頁?；谶@種認識,到1926年顧頡剛再撰寫《孟姜女故事研究》時,就在歷時性分析的基礎上,增加了“地域系統”的分析。該文以大量筆墨分析了不同地域流傳的孟姜女故事的異同,揭示了孟姜女故事在跨地域流布過程中,因各地風俗文化不同而造成的演變差異。顧頡剛也多次提到歌謠、故事、傳說等“會走路”的說法?？梢?孟姜女故事研究確實讓顧頡剛充分注意到了故事的跨地域流布問題。

其次,就故事的演變特點而言。學界一般認為,顧頡剛注意到了故事在傳播過程中存在“層累”現象,卻忽略了“遺失”和“分化”現象(25)如錢穆就曾說:“從一方面看,古史若經后人層累地造成;惟據另一方面看,則古史實經后人層累地遺失而淘汰。層累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卞X穆:《國史大綱》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頁。。但事實并非如此,顧頡剛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對后兩種現象同樣有所注意。對此,我們只需略舉數例便可說明。

關于故事在傳播過程中的“遺失”現象。例如,顧頡剛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曾對清代劉開《廣列女傳》的“杞植妻”條作出分析,指出:“我們只要看了這一條,便可知道民間的種種有趣味的傳說全給他刪去了,剩下來的只有一個無關痛癢的輪廓?！?26)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68頁。這屬于人為造成的“遺失”。再如,顧頡剛在《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錄說明》中曾說:“故事像動物一樣,是有生命的,它會傳代,會走路,它只要傳一傳、走一走,馬上會有增入的新材料,也必然會有剝除的舊材料?！?27)顧頡剛:《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錄說明》,《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286頁。這屬于故事在傳播過程中的自然“遺失”。要之,顧頡剛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確實注意到了所謂“遺失”現象。其實,顧頡剛所說的“層累”,本就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不同時代的人根據“時勢”需要有選擇地去取,這當中自然包含了所謂“遺失”。

關于故事在傳播過程中的“分化”現象。例如,顧頡剛注意到湖北漢口宏文堂《送衣哭夫卷》與陜西同官流傳的孟姜女故事在具體情節上雖存在差異,但它們的底色基本相同,就曾提出“我們可以說,這個故事大概是同官的故事的分化”(28)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41頁。。事實上,在我們熟知的《古史辨》第1冊《自序》中,就多次提到故事的“分化”現象,如“薛平貴的故事是從薛仁貴的故事中分化出來的”、楊八郎“是從四郎分化的”、碧霞元君的“勢力由于泰山的分化”等等(29)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18、19、63頁。。所以,顧頡剛對故事的“分化”現象同樣有充分注意。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故事的源頭問題。對此,顧頡剛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確實沒有專門的理論分析。不過,他在1924年的《東岳廟游記》一文中,對中國神話的來源有過概略論述,其中提到五種來源,即古代原有的神、古人神化、邊遠民族地區傳入的神、隨佛教傳入的神和本國后起的神,并說“我們若能做一番詳細的考查,一一尋出他們的出處,再排出他們的先后,真是非常的有趣,真不知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人的古史觀念到怎樣的程度”(30)顧頡剛:《東岳廟游記》,《顧頡剛民俗論文集》第2卷,第482頁。。相關論述雖較簡略,但從中確可看出顧頡剛對故事的源頭問題同樣有所關注。

前文已述,顧頡剛在提出“層累”說以后研究孟姜女故事,是為了深化其“故事眼光”以輔助古史研究。那么,上述有關故事跨地域流布及其演變特點的認識,在其古史研究是否有所體現,又產生了何種影響?

顧頡剛關于故事的跨地域流布及其演變特點的認知,在其古史研究中是有體現的,只不過這種體現較早出現于20世紀30年代的古代地理研究中,而不是提出“層累”說的20年代。例如,1937年顧頡剛《九州之戎與戎禹》一文對州、岳觀念演變的分析,就不再局限于單純的歷時性視角,而是提出它們是隨著戎族的東遷“走路”而來,并在之后的傳播過程中逐漸“分化”演變,最終變為傳統的州、岳觀念。以該文對“四岳”演變的分析為例,顧頡剛認為,最早之“四岳”乃西方戎族聚居之四山,戎族在東遷過程中,挾舊習之名以冠其新居,遂使“岳”名漸被于他山;戎族遷徙路線不一,時代先后不同,因而,“岳”名之山亦在多地出現,但它們都是“四岳之分化”;而隨著戎族勢力在各地的消長,有些“岳”名之山逐漸消失,有些則流傳下來(31)顧頡剛:《九州之戎與戎禹》,《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5卷,第118 -139頁。。在此,上述顧頡剛對故事的跨地域流布及演變特點的認知,基本都得到了體現。除《九州之戎與戎禹》一文外,這一時期顧頡剛所寫《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1936年)、《鯀禹的傳說》(1939年)、《古代巴蜀與中原關系說及其批判》(1939年)等文,亦表現出相同特點,茲不贅言(32)三文分別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5卷,第82 -117、291 -344頁;《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卷,第530 -537頁。。

考察古史學說在跨地域流布過程中的演變,對顧頡剛而言,不僅是研究內容上的拓展,更是解釋中國古史“層累造成”現象的方法理念上的完善。對此,我們可以顧頡剛在1949年至1950年間所寫《昆侖傳說與羌戎文化》為例,略作說明?！独鰝髡f與羌戎文化》旨在論證傳統古史學說主要由西方羌戎以昆侖神話為核心的宗教故事演變而來。對于昆侖神話在古代中國的傳播演變,該文認為,戰國時期它經由西北地區大規模傳入,之后分化為兩條傳播路線:一條傳播到東方沿海地區,并與當地風俗文化融合改造,產生了一個新的蓬萊神話系統;另一條傳播到南方楚地,并未發生明顯改造。后來,隨著楚國兩次遷都,與東方諸國交流日密,蓬萊神話隨之傳播到楚地,并與先期傳入的昆侖神話相融合,結果又形成了一個“新的統一的神話世界”。再后來,這個新的神話世界中的不少故事和人物,最終演變成了“人的世界中的歷史事件和人物”(33)顧頡剛:《昆侖傳說與羌戎文化》,《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6卷,第330 -365頁。。

從整體上看,上述分析仍以“窮流變”為主,不過推動“流變”的因素已與之前的分析有所不同。在提出“層累”說之后的一段時期內,顧頡剛主要是按時代先后排列史料,梳理相關學說或觀念的演變,然后,依據各時代“時勢”的歷時性推演,解釋演變的原因,也就是胡適所概括的歷史演進方法。而《昆侖傳說與羌戎文化》對演變的分析,則更多是著眼于昆侖神話在跨地域流布過程中,不同地域文化的層層附著,并在融為一體的過程中,向歷時性一元敘事的轉化。如顧頡剛在分析《山海經》中有關“昆侖區”地理信息的記載時所說:“神話傳說永遠在變化和發展中,從遠西北傳到近西北時已起了很多變化,從近西北傳到內地時,近西北的材料又加了進去了?！渡胶＝洝返淖髡咧皇前褌鞯矫媲暗纳裨拏髡f作一次寫定而已,至于材料的來源及其變化的次序他是不問的?！?34)顧頡剛:《昆侖傳說與羌戎文化》,《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6卷,第330頁。這里,“遠西北”和“近西北”文化之間,在附著于昆侖神話的次序上有先后,但在自身的發展上并無歷時性關系,而更接近于共時存在關系。它們在昆侖神話或《山海經》中產生歷時性的發展關系,主要是后人為了將它們整合為一個系統而人為造作的結果。如果說之前顧頡剛對古史“層累”的分析,主要著眼于同一地域文化背景下由歷代“時勢”推演所造成的歷時性演變,那《昆侖傳說與羌戎文化》已突破了這種單純的歷時性視角,而更加側重于共時性多元地域文化層層附著于同一故事核心,并逐漸向歷時性一元敘事的轉化。

綜上所述,故事研究是“層累”說的促成因素,但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它是顧頡剛在提出“層累”說以后,為深化完善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釋古史的“層累造成”,才展開的個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確實深化了顧頡剛的“故事眼光”,并對其古史研究產生了推動作用,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它讓顧頡剛研究古史的旨趣在“辨真偽”和“窮流變”之間,逐漸偏向了后者,即“不立一真,惟窮流變”。不過,“不立一真”意在強調不拘泥于某一學說或觀念的真偽,而不是放棄對歷史真相的終極追求,更不是否認歷史真相的存在。二是它讓顧頡剛認識到古史的“層累”演變,不僅有歷代“時勢”推演影響下的歷時性演變,還有共時性多元地域文化向歷時性一元敘事的轉化,即在故事的跨地域流布過程中,被多元的地域文化層層附著,并在融合為同一系統的過程中,逐漸演變出歷時性的一元發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