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邏輯、風險與政策保障

高建設 張 揚

（中共江西省委黨校，江西 南昌 330108）

一、問題的提出、研究述評及概念解釋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青年強，則國家強”，強調“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這一重要指示突顯了青年在國家建設和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農村青年是鄉村振興的生力軍和希望所在，在當前全球經濟低迷、不確定性增加以及融入城市成本高的背景下，農村青年返鄉成為一種引人關注的現象。與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完全被迫性返鄉不同，當前的返鄉更多的是農村青年自主選擇型返鄉。從心態上來講，當前農村青年返鄉群體大致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外創業成功的農村青年，他們在城市已經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出于對家鄉發展機會的把握和回報家鄉的情感等因素考慮，以一種“意氣風發式”的姿態返鄉；另一種是在城市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或者雖能找到工作，也能待在城市繼續發展，但難以真正融入城市并過上體面的城市生活，帶著對城市的“憂傷”而理性選擇回鄉“過日子”［1］，以一種“城市厭倦式”的姿態返鄉。無論哪種形式的返鄉，對于青年人口短缺嚴重、干部治理隊伍結構老化的鄉村而言，都是注入了寶貴的人力資源。如何有效引導和利用好這一寶貴的人力資源，成為政界和學界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

（二）研究述評

政府關注農村青年返鄉的初始目的是鼓勵他們返鄉就業創業，以帶動農村經濟發展，促進鄉村振興。隨著返鄉就業創業青年群體的壯大，引導他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就是應然的事情。學界對農民工返鄉現象的關注可以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農民工返鄉潮之時，此后保持了持續的研究熱度，關注重點主要聚焦于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創業領域，涵蓋了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的意義、意愿、機遇、風險和政策扶持等多個方面。多數學者認為，鄉村振興為農民工返鄉創業創造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從提升鄉村振興人力資源價值的角度來看，返鄉青年是鄉村振興的生力軍，他們返鄉創業能為鄉村振興注入新的人力資源活力［2］。從返鄉動機看，返鄉創業的個體因素雖各有差異，但綜合起來主要包括傳統文化、鄉土情感、家庭責任、經濟收入等因素［3］［4］。鄉村振興是一個發展的大平臺，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機遇，以至于有學者提出了農村是農民就業的后盾與退路不同的觀點，認為返鄉是農村青年發展的新出路，進城才是農村青年創業失敗的退路［5］。但也有不少學者保持了足夠的理性，認為鄉村振興對返鄉創業的農民工雖然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機會，但從良好的創業意愿變為成功的創業實踐之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6］，在這其中可能會碰到各類風險，包括個人風險和社會風險［7］。而其中，資金、經營和技術就是三個相互勾連的強風險約束［8］。從各地的返鄉創業群體特征看，返鄉創業者在實踐上具有“以小微創業為偏好、失敗率高的特征”，帶有一定的非市場理性［9］。這種非市場理性因地方政府的鼓勵政策而得到了放大，增加了返鄉青年創業失敗的風險［10］。從各地政府的返鄉創業扶持政策文本看，存在扶持政策的供給與返鄉創業者的需求匹配性不強的問題，“政策工具使用呈現多樣但不均衡的特征”［11］。因此，政府應從資金、稅費、培訓、用地等方面給予返鄉創業青年提供更精準的政策幫扶［12］。針對數字化轉型趨勢，應從互聯網創業角度提供政策支持，降低網絡創業成本，培育網絡新興創業人才［13］。

此外，也有少數學者開始關注返鄉創業青年參與村務治理問題的研究。例如，有學者敏銳地看到，創業成功的青年返鄉參與村務治理，對傳統村干部式的權威治理結構帶來了新變化［14］。村莊回流式的精英參與農地規模經營，使鄉村內生性精英力量增強，將推動村級治理機制轉型［15］。鑒于返鄉青年在數字化和網絡等方面的優勢，他們在推進鄉村智慧治理中將發揮重要作用［16］?？傊?，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是基層治理制度變遷和治理機制轉型背景下的一種基層組織建設創新實踐［17］。

從上述綜述可以看出，學界對返鄉青年的關注重點主要集中在就業創業方面，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的重要性及其未來發展趨勢尚未得到學界的足夠關注。雖有少量學者看到了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的價值及促進傳統村務治理轉型的必然性，但目前的研究尚不夠深入，對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的內在邏輯、可能風險等方面還缺少系統的分析，相關的政策建議也還較為宏觀，目前的理論研究還難以滿足鄉村振興發展背景下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的實踐發展需要?；诖?，本文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返鄉青年的返鄉心態、參與村務治理的形式、可能存在的問題和風險等基層實踐情況，來系統分析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的內在邏輯、可能風險及如何健全完善政策保障，以期為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的理論建設貢獻力量。

（三）概念解釋

從理論上講，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的模式主要包括三種，即體制型參與、志愿型參與、市場型參與。體制型參與是指返鄉青年通過競聘、選拔、任命等方式，并經過相關程序成為村干部，以村干部的身份參與村務治理的模式①。體制型參與使返鄉青年能夠直接參與村務的決策和管理，發揮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能力，對鄉村的發展產生直接的、實質性的影響。志愿型參與是指返鄉青年基于鄉土情感、社會責任和奉獻精神等因素考慮，以志愿者的身份參與村民代表協商議事、社區服務、村民培訓、文化活動、衛生防疫、防火宣傳等，為村莊的有效治理作出貢獻。志愿型參與強調個人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其特點是不屬于體制型身份，但其活動又與體制型的治理活動緊密相連，是體制型參與的重要補充。市場型參與是指返鄉青年通過創業、投資、電商等市場化的方式參與村務治理。在這種形式下，他們既是基層政府和鄉村治理主體的服務對象，又可通過對鄉村投資環境、服務水平等的深切體會來對鄉村治理的改善提出相關建議，以“反客為主”和良性互動的方式來為鄉村治理水平的提高作出相應的貢獻。市場型參與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返鄉青年通過創新創業和市場化運作，實現自身價值和村莊治理效能的雙提升。

這三種參與方式是相互補充的關系，共同構成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的完整體系。但從參與村務治理的重要程度和直接效果來看，體制型參與無疑是最重要的。本文對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的分析包括了這三種參與方式，但側重點是體制型參與。

二、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的邏輯

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主觀上既可能是因為鄉土情懷，也可能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就業創業問題，但客觀上一定有利于優化鄉村干部隊伍的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能夠促進鄉村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是一種雙贏的結果，因此，促進返鄉青年嵌入鄉村治理具有內在的必然邏輯。

（一）鄉土情感邏輯

鄉土情感作為一種特殊的情感紐帶，牢固地連接著返鄉青年與家鄉、土地和鄉親之間的深厚情感。這種情感紐帶在返鄉青年融入村務治理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能夠有力地激發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的內在動力，促使他們為家鄉的發展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返鄉青年生長于鄉村，他們深深扎根于家鄉的土地，懷有對家族傳承發展的強烈責任情感。一是親情邏輯。返鄉青年回到家鄉，他們能夠與親人團聚，照顧年邁的父母和祖輩，延續家族的血脈。家鄉是他們成長和回憶的地方，這種情感聯系能夠激發他們回歸鄉村、參與村務治理的愿望。二是依戀邏輯。返鄉青年自幼在農村長大，盡管之前也有在城市“漂”的經歷，但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艱難可能更容易引起其內心對鄉村傳統文化的美好回憶和向往，因而會懷有深深的家鄉情結，從而對家鄉的鄉土文化、歷史和傳統風俗產生強烈而獨特的情感認同。這種認同感會驅使他們回到家鄉，扎根鄉村，積極參與鄉村事務的治理，努力將家鄉建設得更美好。三是主人翁邏輯。返鄉青年在城市就業創業的過程是充滿艱辛的，但艱辛付出后并不一定能獲得足夠回報和過上體面的城市生活，因此，被媒體稱為“漂族”，更奢談積極參與城市社會治理。但回到家鄉，周圍親朋好友都是熟悉的面孔，彼此在出身、條件、教育等方面基本相近，即使有少量的創業者獲得了成功，差距也不會如在城市般巨大，不至于出現身份上的鴻溝和“相對剝奪感”般的自卑，也就是在這種環境下，返鄉青年更容易找到主人翁感覺，而參與村務治理，更有利于增強他們的這種感覺和自信。

（二）就業創業邏輯

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除了情感因素外，能夠更好地幫助其獲得就業創業的良好環境也是一個重要邏輯因素。一是參與村務治理能為在外創業成功的返鄉青年提供更好的就業創業平臺。對于那些在外創業有所成就的“意氣風發式”返鄉青年來講，他們通常是懷著對家鄉的情感和鄉村振興中的發展機會的雙重考慮來決定返鄉的。他們返鄉后，通過競聘村干部或參與村民代表會議、村民民主協商會議等體制型方式參與村務治理，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當地的就業創業政策、積累更廣泛的政界人脈資源，從而為在家鄉創業帶來更多的機會。通過他們的創業，不僅可以帶動更多的村民創業和就業，還能夠為鄉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二是對于那些在外創業或就業不那么成功的返鄉青年來說，通過競聘村干部的方式參與村務治理，本身就是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創業問題。他們通過參與村務治理，利用自身的技能和知識，參與鄉村經濟的發展規劃、項目管理、資源整合等方面工作，不僅為他們自身提供了就業機會，也為鄉村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參與村務治理還能夠培養他們的組織、協調、溝通、管理、服務等方面的意識和能力，為日后的創業打下基礎。三是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還具有就業創業的社會效應。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對于就業創業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還具有社會層面的意義。他們的參與可以為其他有返鄉意愿的年輕人樹立榜樣，激發更多青年人關注和投身鄉村發展，從而更好地帶動鄉村就業創業的發展。他們的成功經歷和奮斗精神將成為鄉村振興的典范，影響更多的人關注和投資鄉村經濟。返鄉青年有效嵌入村務治理，利己利村，能實現個人就業創業與鄉村經濟振興的同步發展。

（三）優化干部結構邏輯

隨著鄉村中青年人力資源的流失加劇，傳統村莊社會逐步解體，大多數村莊留守特征明顯，部分村小組一級甚至自然村一級因無合適人員而無法有效組織起村民自治的人員隊伍［18］。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干部隊伍結構中，普遍面臨知識結構老化和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實現鄉村振興，先要解決鄉村振興的治理主體隊伍結構老化的難題。返鄉青年在城市有一定的經歷和見識，對基層治理的問題通常有較切身的感受，在理念、見識、年齡等方面能為鄉村干部隊伍帶來結構性的優化，為鄉村治理水平的提高增添新的動力。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可以解決鄉村干部年齡偏大、人員不足的現實緊迫問題。他們作為年輕的一代，比年長的村干部具備學歷、知識、新媒體運用等方面的優勢，又對城市生活和社會治理有親身的經歷和感受，如他們愿意投身村務治理，將在很大程度上為鄉村治理帶來現代化治理的思維、創意和能力，從而提升鄉村治理的水平。具體來講，一方面，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有利于優化村干部的年齡結構。鄉村干部老齡化是當前鄉村治理面臨的普遍問題，而返鄉青年作為一支相對年輕的人才隊伍，具備年齡結構調整的潛力。他們可以填補村干部隊伍中的年齡空缺，形成較為合理的年齡梯隊，為鄉村治理提供持續穩定的干部力量。另一方面，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能夠與現任村干部隊伍形成業務能力上的優勢互補。返鄉青年在成長過程中，普遍接觸和學會了使用各種社交媒體平臺，如微信、微博、抖音等。他們對這些平臺的功能和操作較為熟悉，能夠靈活運用社交媒體進行信息傳播、互動交流、直播帶貨等，這對于推動鄉村產業經濟數字化轉型具有明顯優勢。相比之下，年長的村干部可能因為學習習慣、思維定勢等原因，對新知識和新技術的學習和應用相對較慢，但他們對于鄉村事務非常熟悉，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能夠彌補鄉村年長干部在知識和技術方面的不足，使鄉村干部的年齡結構、知識結構、能力結構更加均衡合理。

（四）鄉村文化傳承邏輯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指導下，農村的發展往往偏重經濟方面，而對文化傳承發展重視程度不夠，呈現出“重經濟輕文化”的現象?！爸亟洕p文化”會導致鄉村的文化發展受到制約，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難以做到協調發展，不利于鄉村物質和精神共同發展目標的實現。政府在推進鄉村振興和鄉村共同富裕戰略中有必要對此進行適度糾偏。返鄉青年相比現任年長村干部具有知識水平、新媒體運用能力等方面的優勢，能更有效地承擔起宣傳和推廣鄉村文化的重要角色。通過積極參與村務治理和推動鄉村文化的宣傳推廣等活動，返鄉青年能夠為鄉村文化的傳承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一是返鄉青年作為村莊的一份子，具有深厚的鄉土情感和文化認同，這種鄉村情感認同和鄉村文化認同密切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在返鄉的過程中，帶著對家鄉的眷戀和熱愛，積極投身于鄉村事務，這種情感紐帶將促使他們對鄉村文化的傳承充滿熱情，從而不僅會努力保護和傳承鄉村傳統文化，而且還會注重推動鄉村傳統文化的創新和發展。二是返鄉青年加入村務治理隊伍以后，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在新媒體、新技術運用等方面的優勢，運用微信公眾號、抖音等新媒體工具對鄉村傳統文化進行宣傳推廣，還可以通過村務平臺發起和組織各種文化活動，擴大鄉村文化的影響和知名度，從而更好地宣傳鄉村傳統文化，促進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提升鄉村的文化氛圍和生活品質。三是鄉村文化傳承與鄉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內在一致性。文化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文化的發展對人們的觀念、風俗、禮節等有無形的形塑作用，同時也能促進情感交流。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運用新媒體和鄉村公共平臺來宣傳推廣鄉村傳統文化，有利于新時代鄉村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能夠促進村民文化活動和情感交流的加深，從而提升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的融洽關系，這將有利于提升村務治理水平，從而實現文化傳承與村務治理水平的良性互動。

三、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的風險

盡管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既能滿足他們個人的鄉土情感需求和就業創業需要，也有利于鄉村干部隊伍的結構優化和鄉村文化的傳承發展，但實施起來并不容易，可能會面臨一系列的風險和挑戰。這些風險挑戰既有返鄉青年個人的，也有基層組織體系方面的，涉及意愿風險、能力風險、道德風險和難以融合的風險等方面。如果不加以重視，這些風險可能對返鄉青年個人、村務治理以及整個鄉村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一）意愿不強的風險

意愿風險指的是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的意愿和持久性充滿不確定性，而這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村務治理的參與程度和參與效果。這種風險源于返鄉青年個體的主觀意愿以及對村務治理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認知水平。一是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存在心理調適不足的風險。返鄉青年經歷了城市生活的沖擊和變遷，返鄉后可能需要適應新的環境和生活方式。盡管他們在鄉村長大，但那畢竟只是被撫養階段，記憶中留下的都是沒有“柴米油鹽”等生活煩惱的美好記憶，還沒有真正經歷“過日子”時的生產生活困難的磨礪。如今他們返鄉要面臨就業創業、城鄉環境變化和心理的調適等考驗，每一項都有可能對他們返鄉的長期性、穩定性產生沖擊和影響，這些都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參與村務治理的熱情。二是返鄉青年對現行鄉村治理方式不認同的風險。城鄉社會治理的差距、鄉鎮黨委政府及其上級部門、行政村自治組織等對鄉村的管理方式以及村干部的行為方式、對返鄉青年的接納態度等都有可能對返鄉青年的參與熱情造成影響。如果村莊治理環境存在不良的政治氛圍、管理體制不健全、利益分配不公等問題，返鄉青年就有可能對參與村務治理持有懷疑和猶豫的態度，擔心個人的意愿和努力無法得到充分的認可和回報。三是村民對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方式不認同的風險。返鄉青年雖然與鄉村淵源很深，但畢竟長年在外，要參與村務治理的話，村民有一個從認識到接納的逐漸轉變過程，因此，剛開始參與村務治理時可能面臨鄉村社會認可度和支持度不高的問題。部分村民可能對返鄉青年持有懷疑態度，認為他們缺乏鄉村實踐經驗和權威性，難以對村莊的發展產生重要作用。這種社會認可和支持的不足可能削弱返鄉青年的信心和動力，進而影響他們的參與意愿。

（二）能力不足的風險

村務治理工作是行政場域的“末梢神經”與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相交接的治理工作，既有行政工作的特點，又有村民自治的特色，看似是最基層、最簡單的工作，但要做好其實并不容易。鄉村治理工作涉及的能力很多，包括一定的管理知識、服務知識和溝通能力、表達能力、協調能力、組織能力、突發事件應對能力等，如果這些能力存在不足，則要勝任鄉村治理工作將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一是村務管理知識和“三農”相關知識能力不足的風險。村務治理需要一定的管理知識，包括與農業相關的專業知識，以及組織管理、資源配置、決策分析等方面的知識。返鄉青年盡管名義上仍是農村戶籍，但可能在城市從事的就業創業工作離農業生產領域比較遙遠，因此，要有效地當好鄉村發展的“服務員”可能面臨領域陌生、“三農”專業知識欠缺的風險。二是溝通協調能力和突發事件應對能力不足的風險?！吧厦媲l線，下面一根針”，鄉村事務復雜多樣，鄉村干部盡管總體上知識能力相對有限，但又處于矛盾的最前沿，村務治理涉及與各方溝通和協調的能力，包括與村民、上級部門、社會組織、新聞媒體、同事之間等多個群體。返鄉青年盡管在城市就業創業中也會有溝通協調能力的鍛煉，但要放在矛盾集中的基層治理場域來任職，可能還會面臨溝通與協調能力不足的風險。有學者對江蘇、四川等地的田野調查發現，青年干部偏離群眾路線、協調能力不足、處理村莊矛盾能力短板問題較突出［19］［20］。三是繁重工作和抗壓能力不足的風險。在村務治理過程中，資料整理匯報、綜治維穩、迎檢考核以及低保、建房、防火、抗洪、抗疫等，無不考驗著鄉村干部的心理抗壓能力。返鄉青年在城市就業創業工作中也可能會經歷各種壓力，但那與鄉村治理事務中“權力無限小、責任無限大”的權責非對稱壓力存在很大的差異，要在觀念上轉變和適應這種工作也會面臨不小的轉型壓力。

（三）道德腐化的風險

從經濟學角度看，無論是在外打拼有所成就的“意氣風發式”返鄉青年，還是融入城市過上體面生活較難的“城市厭倦式”返鄉青年，其返鄉的最初動機都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發展，追求自身利益的更大化。而是否通過競聘鄉村干部或其他方式來參與村務治理，這也是從理性人角度綜合考慮衡量各種因素后作出的最優選擇。因此，返鄉青年的行為選擇是經過理性計算后的個人利益最優決策。但從公共治理角度看，鄉村治理是一種公共行政事務，它不僅帶有公益性，而且也是國家治理在最基層場域向基層群眾自治場域的有效延伸，因而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法規法紀性。法規法紀并不限制鄉村干部的正當權益，但對違規違紀行為卻是嚴格禁止和堅決杜絕的。返鄉青年經從原有土地上遷出，在城市又難以從情感上真正融入，現又返鄉，心理上難免出現波動。有學者通過對重慶、南通、德州等地的大量資料和案例比較發現，農民從原有土地上遷出，又難以融入新的社區，這極易引發農民的道德失范，進而影響地方的治理環境［21］583?！对鰪V賢文》有語云：“財上分明大丈夫?！狈掂l青年參與鄉村治理工作，必須要能經受住道德和利益的考驗，防止出現重個人輕集體、搭集體便車、損公肥私等違法違紀行為。一是重個人輕集體的行為風險。有些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的目的可能是想利用村務平臺來建立廣泛的人脈關系，并將工作重心放在個體創業和投資經營上，對集體事務則很不上心，消極應付。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將村務工作僅視為獲取個人利益的手段，而對于村莊整體發展的要求缺乏關注，可能導致集體利益的忽視和損害。二是損公肥私的行為風險。村干部在村務治理中擁有一定的信息優先權和資源分配權。返鄉青年如果政治定力不足、紀律觀念不強，就可能濫用其村干部身份，通過貪污受賄、權力尋租等行為獲取不正當利益，損害村民的權益和公共利益。三是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時，可能受親情關系影響，利用其在村務治理中的地位和權力，在資源分配、項目批準、困難幫扶等方面給予親友或熟人更多的機會，而忽視其他村民的正當權益和集體的利益。

（四）難以融合的風險

返鄉青年是注入老齡化、“空心”化村莊的人力資源新的“活水源頭”，但這也必然帶來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新問題，“新”治理主體能否得到接納？“新”“老”干部主體之間如何融洽相處？真誠合作？這些都是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必然碰到的現實問題。從各地政策實踐看，目前許多鄉村地區對返鄉青年并沒有清晰的吸引、培育和留用的意識。例如，東部某省行政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中，35歲以下的青年僅占1.9%和7.1%。另據中國農業大學的調查數據顯示，在青年農民當中，擔任村民小組組長的僅占5.7%，擔任其他村級集體組織或協會負責人的占比為4.5%［22］。鄉村基層黨組織的先鋒模范、組織協調、引才育才等方面的功能還未充分發揮。

在工作內容方面，從村干部收入由村民自籌轉變為財政支付后，鄉村干部的工作行政化色彩加劇，自治色彩明顯減弱，工作的重心是貫徹落實上級的任務部署和迎接各類檢查考核，而其中不可避免地會摻雜著一些形式主義色彩的工作，在城市以實務打拼為主要工作特點的返鄉青年不一定能接納這種枯燥乏味的形式化工作，從而可能中途退出。

在組織管理方面，村級組織可能缺乏規范化的組織管理能力，無法有效地組織和協調返鄉青年參與各項工作。缺乏明確的工作流程、決策機制和管理規范可能導致治理過程的混亂和低效。這些現實難題可能導致返鄉青年在融入村務治理時面臨“人微言輕”“少言謹行”的心理壓力，從而可能與現任老干部產生心理上的隔閡而難以融入。

四、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的制度保障

要防止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的各種風險，完善制度保障至關重要。為了確保返鄉青年能夠充分發揮其潛力并為鄉村治理作出積極貢獻，必須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機制，包括加大返鄉青年嵌入鄉村治理的時代價值宣傳、強化其能力培訓、強化鄉村治理的監督問責、完善鄉村治理的基層組織建設等。

（一）加大返鄉青年參與鄉村治理的時代價值宣傳

當前，政府對于返鄉青年的關注度主要集中在就業創業方面，而對于他們在改善鄉村治理結構和提升鄉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方面的重視程度尚不足。這導致政策宣傳對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的投入還遠遠不夠。為此，有必要轉變觀念，加大對返鄉青年嵌入村務治理時代價值的宣傳力度。

首先，政府應該向返鄉青年廣泛宣傳青年人才對于提升鄉村現代化治理水平的重要性。通過宣傳政府的政策導向和發展目標，能夠讓返鄉青年更好地認識到他們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人力資源作用和價值，讓他們了解到自己參與村務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在提升鄉村現代化治理水平中所承擔的時代角色。這將增強返鄉青年的時代使命感和責任感，激發他們積極參與鄉村治理的熱情。其次，政府應當幫助返鄉青年詳細分析他們自身的優勢和劣勢。青年具有更開放、包容的思維和敏銳的洞察力，他們能夠為村務治理注入新的理念、技能和經驗，為鄉村帶來新的活力和動力。通過積極強化這方面的宣傳，能夠使返鄉青年更全面客觀地認識自身的優勢和創新能力，從而增加他們參與鄉村治理事務的積極性。最后，政府還可以通過展示成功的返鄉青年案例，鼓勵更多的年輕人參與村務治理。通過分享成功經驗和典型事跡，樹立優秀榜樣，激發更多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的意愿，提振他們的信心。

在實施宣傳時，政府應該建立多樣化的宣傳渠道和平臺，包括傳統媒體、新媒體和社交平臺等，以覆蓋不同心態和類別的返鄉青年。此外，還可以開展有針對性的宣傳活動，組織返鄉青年參觀學習、座談交流等，讓他們親身感受到農村發展的變化和機遇。同時，還可以邀請成功返鄉創業的典型人物分享經驗，以現身說法的方式激發返鄉青年對鄉村的熱愛和關注，從而激勵他們更加積極地參與村務治理，推動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二）強化返鄉青年的治理能力培訓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鄉村作為鄉鎮直接領導下的農村地區基本治理單元，承擔著各種任務和責任，既要對接上級政府下達的各式各樣的任務，又要處理好村民之間各種各樣的矛盾糾紛。因此，鄉村干部必須具備全面的能力，扮演起“萬斤油”的角色。為了切實履行好鄉村治理的職能，鄉村干部需要具備堅定的政治信仰、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以及多種能力，包括組織能力、溝通能力、協調能力、數字技術運用能力、矛盾處理能力、工作抗壓能力、拒腐防變能力等。

首先，要加強對返鄉青年的教育培訓工作。幫助返鄉青年樹立堅定的政治信仰和牢固的組織紀律觀念。政治信仰是返鄉青年參與鄉村治理的內在動力和精神支柱，也是確保其在參與鄉村治理事務中堅持政治方向不跑偏的基本前提。而牢固的組織紀律觀念能夠幫助返鄉青年干部時刻繃緊清正廉潔之弦，提醒他們時刻按照規章制度行事，不違法違規。通過系統的理論學習和實踐教育，可以幫助返鄉青年樹立正確的政治信仰，增強組織觀念和紀律意識，使其成為忠誠、敬業、守紀的鄉村干部。其次，要加強返鄉青年的溝通能力和協調能力培訓。政府可以提供相關的溝通技巧培訓、協商談判的知識和實踐機會，幫助返鄉青年學會與農民群體、政府部門等各方面進行有效溝通和協調，以推動鄉村治理工作的順利進行。再次，要加強返鄉青年的數字軟件和媒體軟件運用能力培訓?？梢酝ㄟ^開發相關的數字技術課程和實踐項目，幫助返鄉青年掌握和提升數字技術運用的知識和技能，培養其在鄉村治理中應用數字技術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后，要加強返鄉青年的矛盾處理能力、工作抗壓能力和拒腐防變能力培訓。鄉村治理面臨著各種復雜的矛盾和挑戰，返鄉青年需要具備應對和解決矛盾的能力，同時面對工作中的壓力和困難時能夠保持積極心態，堅守廉潔自律的原則，抵制腐敗誘惑的內在定力?？梢酝ㄟ^案例研究、角色扮演和實踐訓練等方式，培養返鄉青年的矛盾處理能力、工作抗壓能力和廉潔自律意識，提高他們在鄉村治理中的綜合素質和能力水平。

（三）強化鄉村治理監督問責機制建設

為了防止返鄉青年在參與村務治理的過程中出現各種違規問題或腐敗風險，有必要加強鄉村治理監督問責機制的建設。首先，應加強上級紀委監察委的監督問責機制建設。為提升執紀監督的精準性、時效性和客觀性，可運用數字化技術建立信息化平臺，實現對鄉村治理的全面監測和評估。該平臺應包括各個村級單位的基本信息、干部任免情況、財務狀況、公共服務情況等，以便及時發現問題、找出短板，并提出相應改進措施。此外，為減少繁文縟節，可以簡化檢查考核程序，加強大數據技術運用和新媒體平臺建設來實現精減考核頻次和提升考核質量的雙突破，確保執紀監察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其次，應加強村民的民主協商監督力度。推行村務信息公開是提升鄉村治理水平的重要舉措，它有利于提升村民民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參與水平。村級單位應定期向村民公開重要信息，包括村級經濟收支情況、項目建設進展、決策議事情況等，以增加信息透明度，提高決策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同時，為加強村民代表會議的監督問責職能，可建立村民代表與干部的定期溝通機制，定期召開村民代表會議，讓村民代表直接向干部提出問題、反映訴求，并要求干部就問題作出解釋和回應。這樣可以有效提升村民的參與感和滿意度，確保村民的利益得到維護。最后，還應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職能。媒體在鄉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通過報道和評論引導輿論，推動問題的解決和優化。為加強媒體監督力度，可以建立媒體與政府部門、村民代表會議的合作機制，定期舉辦鄉村治理新聞發布會，讓媒體了解和報道鄉村治理的重點工作和難點問題。政府部門應當提供信息支持和工作便利，鼓勵媒體對鄉村治理中的問題和難點進行深入調查和報道，促進輿論監督機制的常態化。

（四）完善鄉村基層治理組織機制建設

要加大力度促使返鄉青年能嵌入村務治理走深走實，而不是“懸浮”于形式的表面，就要深化鄉村基層治理機制改革。首先，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領導農村治理工作的政治依靠和戰斗堡壘，事關黨領導鄉村振興戰略的組織實施和有效推進。但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存在黨員隊伍年齡結構老化、人才培育制度不完善等問題，導致缺乏活力和創新，治理主體作用發揮不明顯。因此，應注重加強黨的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加強對返鄉青年中的流動黨員的引導和管理，主動吸收返鄉青年當中的黨員加入村務治理的主體行列，以優化鄉村干部隊伍中的黨員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同時還要注重從返鄉青年的積極分子當中培養和發展黨員。其次，要暢通鄉村干部的成長渠道，為青年村干部提供晉升機會和制度平臺。要在制度上為返鄉干部設置梯次進階的成長平臺。返鄉青年可以通過競爭成為鄉村后備干部，后備干部可以通過培養和歷練成長為正式的村“兩委”干部，甚至有機會晉升為主職干部。優秀的村干部還要有機會被選拔到鄉鎮部門工作，而有一定工作年限的青年村干部也可以通過考試成為公務員或事業編制干部。這樣的梯次進階制度成長平臺能打破傳統的資歷和權威賦權機制，為愿專心致力于服務鄉村治理的青年干部提供更大的機會和更廣的空間。此外，還應通過大數據和多媒體技術，加大共享平臺的建設，為返鄉青年提供資源共享、信息共享和合作共享的平臺，如村務治理信息平臺、鄉村產業發展信息平臺等。共享平臺旨在促進返鄉青年之間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發展，并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便利舉措。通過建立靈活、包容的參與機制，可以鼓勵返鄉青年以更豐富的形式參與村務治理的決策和執行過程，確保返鄉青年的聲音得到聽取和重視。

五、結論

隨著城鄉融合的加快和鄉村振興的發展，城鄉之間的差距將不斷縮小，在城市吸引力下降和鄉村吸引力上升的共同作用下，青年返鄉將會越來越常見。青年返鄉為鄉村治理增添了新的人力資源要素，在鄉村治理干部隊伍結構老化的現實情境下，返鄉青年嵌入鄉村治理能較好地回應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的現實關切。目前，全國多地開展了返鄉青年嵌入鄉村治理的有益探索，為提升鄉村治理內生動能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從各地實踐來看，要使返鄉青年嵌入鄉村治理實踐取得更好的成效，需要從返鄉青年自身和深化鄉村治理機制改革兩方面著手，兩手都要抓，協同推進，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一方面，返鄉青年需要全方位地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各方面素養，包括政治信仰、組織紀律、溝通協調、數字技術應用、矛盾化解、心理抗壓等各個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強鄉村治理組織的保障機制建設。包括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加強監督問責機制建設、強化紀委監察委的監督作用、推行村務信息公開制度、完善村民協商議事制度、增強媒體的新聞輿論監督等方面。同時，也要關心返鄉青年的政治成長，暢通青年村干部的成長渠道，讓其愿意留、待得住、干得好。

總之，通過吸引返鄉青年參與村務治理，鄉村治理能夠更加貼近鄉村發展需求，提升治理的質量和效能，為鄉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治理支持。當然，實踐中必然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認真總結歸納這些問題，并逐一解決的過程，就是新時代鄉村治理行政化自我調適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完善的過程。

注釋：

① 雖然行政村干部不屬于國家正式治理機構的組成部分，也沒有相關的行政編制或事業編制身份，而屬于村民自治組織的構成系列，但當前行政村干部的收入并不來源于村民的資金自籌，而來自于財政撥款，且行政村干部的大部分工作是圍繞鄉鎮黨委政府及其上級部門的工作部署落實而展開的，因此，本文將行政村干部稱為“準”體制型干部，將返鄉青年通過競聘等方式成為村干部，并進而參與村務治理，稱為體制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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