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兒童養育中的父親角色：內涵、影響因素與啟示

周千帆，祝 賀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上海 200062）

父親是兒童成長中不可或缺的教養責任人，在兒童的養育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心理學中將父親角色界定為有子女后的成年男性所具有的角色身份［1］。相關研究發現，較高水平的父親參與將對兒童的社會認知、語言發展、精神健康以及自我認同和性別觀念的形成等產生積極作用［2-6］。在目前我國家庭的兒童養育中，仍然廣泛存在父親角色單一、父親育兒參與程度低的問題。隨著女性權利的提升、“三胎”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草案）》的頒布，我國社會對兒童的家庭成長環境格外重視，兒童養育中的父親角色逐漸成為學界和社會重點關注的熱門話題。構建內涵更加豐富、參與程度更高的父親角色，重視父親在兒童成長中的作用，是提升我國家庭教育質量、保障兒童健康成長的必要舉措。目前國內已有研究主要聚焦當代父親角色的理論脈絡、實踐特征、構建路徑和社會政策比較等維度［7-11］，缺乏對國外較為成熟的父親角色內涵發展脈絡、轉變影響因素的系統梳理。

美國當代父親角色的轉變對我國當下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社會環境、學界、政府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美國兒童養育中的父親角色逐漸由較為單一的經濟角色轉變為參與性高、類型豐富的教養型角色?；诖?，本研究將梳理當代美國兒童養育中的父親角色的內涵、影響因素以及對我國的啟示，不僅有助于學界進一步了解美國當代父親角色的發展情況，厘清其發展脈絡；還有助于借鑒美國經驗，推動我國父親角色向更加豐富且具有參與性的方向發展。

一、當代美國兒童養育的父親角色內涵

當代美國兒童養育中的父親角色經歷了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呈現出從單一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其角色內涵主要有工具型和教養型兩方面，父親身份在社會和家庭領域中逐漸突出，父親在育兒中的獨特作用愈發得到重視。

（一）工具型角色

1.經濟來源的提供者

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是美國傳統父親角色的首要內涵，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數父親仍然是以養家糊口者的身份自居。在該時期，父親身份表現出以工作為重心的特征，父親的大部分時間被工作占據，造成在家庭和育兒領域的父親參與程度較低。在兒童養育中，母親是主要的教養責任人，承擔著兒童日常生活照料、教育、情感支持等多種教養責任。有研究發現美國職業女性每天與兒童專門相處的時間大概是50分鐘，而父親陪伴孩子的時間僅有12 分鐘［12］。還有研究發現多數父親重視養家糊口責任，將自己視為全家唯一的經濟來源，但是忽視對兒童的教養照顧。與此同時，教養責任的劃分意味著女性從事職業的比例遠低于男性。有數據顯示，1950年育有6 歲以下孩子的女性中僅有10%從事職業勞動［13］。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貝爾斯（Robert Bales）指出，在美國的主流觀點中，父親一般承擔著工具性角色，母親則扮演情感性角色。父親是與外界相聯系適應的存在，提供經濟收入是鞏固其地位的根本［14］。這種基于傳統性別觀念的角色分工阻礙了男性參與家庭育兒的進程，造成美國父親缺席兒童教養的現象。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大量女性走入職場，父親的經濟來源提供責任的唯一性才被打破，家庭收入來源不再局限于男性。

2.性別角色榜樣

受社會學家歐內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關于“家庭是互動人格組成的統一體”理論的影響，20世紀早期一些學者將父親參與育兒和兒童心理發展相聯系，提出父親是子女的性別角色榜樣，其內涵是幫助男孩養成男子氣概，并為女孩建立理想男性形象的藍本［15］。這種角色在20 世紀中期獨特的社會背景下被進一步深化。二戰期間，堅忍有力的男子氣概成為美國男性氣質的主流，社會公眾認為母親溺愛和父親缺席等家庭因素是造成美國士兵意志薄弱的根本原因。同時，對男性同性戀傾向的恐懼也進一步促使對性別榜樣角色的強調［13］。社會普遍認為，父親角色代表著男性氣概，是外部世界規則和個人能力的象征。父親缺席兒童教養將會影響男孩的男性氣質培養和女孩的性別觀念，過度的母親教養不利于兒童的心理成長，甚至引起同性戀、暴力犯罪等問題。這種觀念加劇了父親參與兒童養育的緊迫性，父親缺席問題引起全社會的關注，社會要求父親參與到兒童社會化過程中，幫助兒童培養正確的性別意識。

這種性別角色理論在20 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在心理學領域占據重要地位，它鼓勵父親參與兒童的養育，關注父親角色對子女性別觀念形成的重要作用，并給父母角色之間劃分出明確界限［16］。但是作為性別榜樣的父親在兒童教養中仍然秉持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鼓勵男孩的工具性行為和女孩的情感性行為，依據傳統的理想化標準來給兒童灌輸性別觀念。七十年代后多蘿西·丁內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南?！潭帕_（Nancy Chodorow）等女權主義者在精神分析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更加廣泛的性別角色理論，推動著父親角色從傳統的性別榜樣向更復雜多樣的方向發展。性別榜樣角色的產生促使父親從經濟領域逐漸向家庭融入，它基于傳統的性別觀念，塑造了參與型父親的積極形象，凸顯出父親在育兒中重要價值，盡管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對于父親角色向教養參與方向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二）教養型角色

1.家庭參與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家庭帶來了嚴重創傷，從戰場重返家庭的父親傾向于采用責罵、體罰等有軍事化色彩的教養方式，從而造成親子之間的緊張關系。鑒于此，一些家庭教育專家建議退伍軍人要逐漸放棄父親權威，與兒童建立起平等和諧、互相尊重的親子關系，由此推動了新的父親角色出現［15］。

當代的父親角色強調平等溫和的親子關系與更高程度的家庭參與，但父親仍然是作為次要照顧者和玩伴的身份進入育兒領域。受20 世紀50年代后婚姻性質變化和嬰兒潮的影響，男性逐漸承擔起兒童教養中母親委派的任務，比如給嬰兒換尿布、講睡前故事、帶孩子游戲等，從而緩解母親的育兒壓力［17］。但父親在育兒中的參與時間與承擔任務量上仍遠低于母親。而從現實角度來看，家庭參與和經濟責任給男性的時間分配也造成了壓力，中產階級男性仍然以賺取經濟收入為主要任務，參與家庭生活和兒童養育被看作是次要責任。一項針對美國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母親的調查發現，有一半的父親很少甚至從不參與兒童照顧，僅有八分之一的父親能夠與母親平分教養責任［13］?？傮w而言，在20 世紀50 年代的美國，整個社會已經期望父親轉變兒童養育中的角色，但他們在兒童養育過程中的實際參與度并不高。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父親角色身份在社會、學界以及政治上受到高度關注，美國的父親在母親分娩和嬰兒照養方面展現出更高的參與度。例如相當數量的醫院設置“父親時間”以促進男性參與到妻子分娩過程中，并鼓勵父親從兒童出生起便加入養育過程，比如給孩子喂奶、學會抱孩子的技巧等，這將有利于構建親密的家庭關系。在心理學領域，研究者發現父親角色對兒童的身份認同、道德觀念和社會化發展都有重要影響，父親缺席將不利于兒童的成長［18］。1965 年美國勞工部助理部長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發表題為《黑人家庭：國家行動的案例》（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的報告，提出了非裔家庭父親缺席育兒的問題［19］。1979 年吉米·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更是公開對父親角色的價值給予肯定，呼吁父親在兒童養育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20］。在家庭、學界、政府等的多方促進下，父親角色這一議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家庭領域進一步爭取平等的父母責任提供了輿論基礎與思想準備，促使美國的父親角色向著更加強調家庭照顧和兒童養育的方向轉變。

2.共同教養者

受經濟增長放緩、離婚率上升、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婦女解放運動等多方面因素影響，20世紀七十年代后美國的家庭和社會共同催生了新的父親角色——共同教養的父親（Coparent father）［21］。這種角色基于新的性別觀念——愛、理性、教養等品質不存在性別界限，父親具有天生的父愛本能。新的父親角色要求父親與母親承擔平等的教養責任，強調雙方的養育任務不存在性別差異，母親可以進入職場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父親也需要在兒童生活中扮演朋友、照顧者、教師、榜樣、經濟提供者等多樣角色。新的教養角色還包含著性別平等的育兒理念，要求父母在兒童養育中避免性別刻板印象［22］。90 年代后這種新的父親角色得到進一步的普及，克林頓總統（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和戈爾副總統（Albert Arnold Gore）針對父親參與家庭育兒發表相關倡議，強調父親角色對于男性身份的重要性，并出臺相關舉措來推動父親履行教養責任［23］。

共同教養者這一新角色在美國的父親育兒實踐中得到體現。80 年代以后，主動參與妻子分娩和家庭育兒過程的男性數量不斷上升，在育兒領域性別界限逐漸模糊［20。此外，一些父親在養育子女的過程中打破傳統的以母性為基礎的育兒模式，逐漸創造出融合男性氣質的教養方式。有研究發現，相較于20 世紀六十年代，21 世紀的父親照顧兒童的時間大幅提升［20］。這都表明父親對自身育兒責任的認識有了實質性轉變。

整體而言，當代美國的父親角色經歷了從強調工具性角色向更具參與性的教養型角色轉變，父親身份的重心逐漸從職業向家庭轉移，參與程度明顯提升，參與內容從經濟和榜樣性責任向富有情感和教養意義的具身照料轉變，并且融合情感等多元性氣質特征，父親角色的內涵不斷豐富。

二、美國兒童養育中父親角色的影響因素

二戰使家庭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作用得到進一步重視，社會各層面逐漸關注到父親角色在家庭育兒中的重要價值?？傮w而言，美國當代兒童養育的父親角色發展是社會、思想、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具體的影響因素集中在下述幾個方面。

（一）二戰后的松弛環境促使父親渴望家庭生活

二戰后美國經濟蓬勃發展、軍事勝利以及消費主義的興起促使美國民眾安全感和自信心大大提升，戰爭時期的流離動蕩也激發了民眾對回歸家庭生活的渴望［13］。與此同時，政府放寬貸款、提供抵押和教育費用等政策措施以及醫療衛生的進步為民眾提供了生活與婚育保障。在此背景下，美國社會普遍認為婚姻是人生重要的成長環節，婚育年齡均有所提前。有數據顯示，1960 年30 歲左右的女性中僅有7%處于未婚狀態［24］。伴隨著結婚率提升而來的是嬰兒潮（Baby Boom），五十年代末美國有2 個以上孩子的家庭已經猛增至1640 萬［24］。家庭中兒童數量的上升給母親造成較大壓力，父親被要求承擔更多的育兒任務，共同分擔家庭責任。

除婚育因素的影響外，20世紀中后期相對松弛的環境也促使男性思想的轉變，戰后寬松的環境為父親進一步參與家庭提供了經濟與思想條件。有調查發現，五十年代中產階級男性努力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為家庭提供富足的生活而非個人事業滿足，多數男性認為從喂奶、換尿布、做飯等家庭日常事務中更能獲得舒適溫暖的情感體驗。這種思想促使父親將生活重心從工作逐漸向家庭轉移，使其更加關注家庭事務與兒童成長，加快了父親進入家庭生活的步伐。

（二）公共衛生觀念與大眾傳媒推動思想轉變

20 世紀兒科醫學的進步推動著育兒理念向科學化方向發展。早期以艾米特·霍爾特（Emmett Holt）和斯坦利·霍爾（Stanley Hall）為代表的學者和兒科醫生主要關注母親為主體的育兒方式。20世紀四十年代以后，兒科醫學逐漸將關注點擴展到兒童發展過程和子女養育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兒科醫生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McLane Spock）［25］。斯波克在著作《嬰兒和兒童看護》（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中強調父親對家庭和兒童的情感價值，建議父親在下班和假期時間參與到家務勞動及兒童照顧中去，做一個“溫暖的父親和真正的男人”［26］。以斯波克為代表的兒科醫生對于兒童養育的建議使得育兒理念更加科學化，促使了父母共同育兒思想的傳播。

戰后的報刊雜志、電視廣告、書籍等大眾傳媒更加關注父親在家庭中的作用，塑造了家庭領域中積極的父親形象，對父親角色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20 世紀80 年代后美國的書籍刊物、廣告新聞等傳媒開始強調父親角色中關心兒童、充滿父愛的一面［27］。在大品牌商家的廣告中經常出現父親與兒童相處的場景，父親被刻畫成富有溫暖、感情柔軟的形象，電影行業也將男性育兒技能作為討論焦點。這種強調男性育兒投入的社會氛圍吸引社會公眾對于父親身份的重新審視，對家庭領域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一些家庭教育專家則借助書籍媒介來敦促父親關注家庭、承擔養育責任，并提供以父親為主體的育兒建議，如科斯比（Bill Cosby）的《父親》（Fatherhood），多德森（Fizhugh Dodson）的《如何做父親》（How To Father），吉爾伯特（Sara D.Gilbert）的《做父親是為了什么》（What’s a Father For?）等［28］。育兒書籍指出了父親身份對于男性的重要意義，鼓勵男性共同承擔家務和養育責任，并提出切實可行的育兒技巧，為父親角色向參與型、教養型角色的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持與實踐指引。

（三）學界理論重新審視父親身份

20 世紀50 年代以后，社會學界與心理學界逐漸注意到父親在家庭中的作用，并對此展開深入系統的研究。社會學領域對家庭和父親角色有著較為豐富的理論研究，五六十年代結構功能理論在家庭研究領域占據主導，帕森斯基于精神分析理論認為，父親是聯結家庭和社會的重要紐帶，應當在兒童的性別觀念形成中發揮作用。七八十年代，有研究基于女權主義、現象學等提出動態的家庭理論，將父親角色放在家庭單位和家庭實踐的網絡中進行考察。九十年代以后，有學者描述了反身性父親（Reflective fatherhood）的角色，對性別界限日漸模糊的背景下父親角色的轉變進行分析，指出父親作為養家糊口者的身份已經逐漸邊緣化，照顧者和養育者的身份則更加突出，現代家庭應具有民主平等的特點［29］。一些學者則支持多元男性氣質理論，賦予男性更加多樣化、包容性的氣質特點［30-31］。心理學界在父親和家庭領域也有較多的研究成果證實父親對于兒童成長的重要意義，戰后的父親角色研究涉及兒童社會化、性別觀念、認知能力發展等多方面。還有學者構建了父親參與的概念，推動父親角色研究進一步深入。就思想觀念而言，心理學和社會學理論促使社會對于父親角色的理解更加科學化、多樣化，并將性別平等觀念加入到父親角色中，提升了家庭與社會對于父親角色的重視，并進一步推動父親研究領域的開拓與縱深化發展。從實踐角度來看，父親角色被加入了性別平等、多元氣質等新的意義，為家庭教育實踐提供了方向指引，促使父親角色向著強調平等承擔責任、甚至中性化的方向發展。

（四）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和性別權利運動打破育兒性別界限

20 世紀中后期美國服務業繁榮發展，社會對女性工人的需求上升，與此同時出生率的降低和預期壽命的延長促使婦女期望擺脫完全被家庭占據的生活；七十年代后經濟增長放緩所引起的失業率上升與家庭收入減少，也迫使女性選擇外出工作［23］。在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下，美國的婦女勞動參與率大幅提升。有數據顯示，1986 年已婚且育有子女的女性中有61%從事職業勞動，遠遠高于20 世紀五十年代的女性勞動參與率［28］。女性在勞動力市場占據一席之地引起了性別觀念與家庭分工的變革。一方面，相當數量的女性擁有賺取收入的能力，父親作為經濟提供者的唯一性逐漸消失，家庭和工作兩個領域不再具有性別界限；另一方面，職業母親數量的增加促使家庭嬰幼兒照護成為迫切問題，母親們要求父親共同承擔養育責任、履行平等育兒的角色。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美國性別權利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婦女解放運動和男性權利運動共同促進傳統性別觀念的扭轉。女性主義先驅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奧秘》（Feminine Mystique）中鼓勵女性走出家庭領域尋求自身價值，創造全新的生活［32］。隨后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著作呼吁女性擺脫兩性關系束縛，要求打破劃分家庭責任的性別界限，將共同撫育孩子作為夫妻平等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女權主義思想推動著當代家庭領域男女分工的重新劃分，并促使父親參與育兒觀念的進一步傳播。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回應，男性權利運動則認為男性在法律領域中的子女監護權、撫養權等問題上受到歧視，在70 年代前的多數離婚案件中，法院傾向于將兒童撫養監護權交給母親［33］。父親權利運動組織強調男性的父愛本能，期望能夠爭取到在兒童監護權和探視權上的平等權利。該運動推動了美國育兒假、父親假等政策舉措的推行，將育兒責任納入到父親角色的內涵之中，同時也反映出男性的育兒角色觀念已經有了較大轉變，兒童養育越來越成為父母平等承擔的共同責任。

（五）政府財政、立法等政策支持創造有利條件

隨著社會、學界等多方對父親育兒角色的強調，20 世紀八十年代后美國聯邦政府開始重視父親責任，通過財政撥款、監護責任立法、推行家庭友好政策等方式為父親承擔責任提供外部支持。20 世紀九十年代起，聯邦政府通過成立父職計劃為各州社會組織撥款，用于支持開展父職項目來加強父親教育。其中具有代表性有“負責任的父親”計劃（Responsible Fatherhood Initiative）和“健康婚姻和負責任的父親”計劃（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 and Responsible Fatherhood）?！柏撠熑蔚母赣H”計劃成立于1996 年，聯邦政府每年撥款7500 萬美元用于開展父親教育、就業服務、育兒技能培訓等項目；“健康婚姻和負責任的父親”計劃每年受聯邦政府1.5 億美元的支持，致力于加強父親責任、保障兒童福利［34］。

在法律層面美國通過加強立法來保障父親責任的履行，相關立法主要適用于離婚和非婚生育家庭，涉及到兒童撫養費用、監護權等內容。通過推行兒童支持令，美國規定不與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方需對另一方提供兒童撫養費，如不依法執行將要承擔法律后果，如1992 年的《兒童撫養費追回法案》（Child Support Recovery Act）和1998 年的《逃避責任父母處罰法》（Deadbeat Parents Act）均對此作出明確規定［35］。這些立法政策既保障了兒童的基本權益，強制父親履行責任，也從法律層面強調了父親作為一方育兒者的身份，對社會觀念的轉變起到促進作用。

除財政和立法支持外，美國在20 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還通過推行家庭友好政策來為父親參與育兒創造條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93 年的《家庭和醫療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該法案規定在一年時間內，出于照顧新生兒、收養或寄養兒童、照顧家庭成員等原因，企業應為員工提供12 周的無薪休假［36］。一些州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更加寬泛的標準，如加利福尼亞州等五個州為懷孕分娩的母親提供“臨時殘疾保險”（Temporary Disability Insurance，簡稱TDI）作為工資替代；其中有三個州將TDI范圍擴大到有子女的父母群體，為其提供帶薪家庭假［37］。家庭育兒假等友好政策的實施將有助于緩解家庭與工作沖突，為男性參與家庭生活、承擔育兒責任創造條件，也將有助于育兒責任平等分配，促使父親與家庭建立更加深入良好的聯系。

三、美國當代兒童養育父親角色內涵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目前的父親角色仍然以經濟角色為主，盡管女性就業率已經大幅提升，但家庭領域的家務和養育責任主要由女性承擔［38］。在兒童教養責任分配上父母分工不平等，“喪偶式”育兒是社會中較為普遍的問題，這與美國戰后早期父親角色發展有一定的相似性。2022 年我國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其中指出，要提高家庭嬰幼兒照護能力，優化生育休假制度，構建生育友好的就業環境［39］?！吨腥A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草案）》也指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依法履行撫養與教育兒童的責任，尊重兒童身心發展規律和年齡特點，創造良好家庭環境，為適齡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提供必要條件［40］。在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性別平等觀念日益普及的社會背景下，加快父親角色轉變、實現父母雙方共同參與育兒是我國社會的迫切需求。借鑒于美國父親角色的轉變經驗，我國亟需采取相關措施來推動父親角色的進一步深化。

（一）經濟根源：進一步提升女性經濟地位，保障女性平等就業權利

女性的經濟地位是其社會地位的重要影響因素。研究表明，經濟角色將會極大地影響家庭關系［41］，婦女經濟地位提升最重要的影響之一便是家庭責任的重新分配［42］221。因此，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保障男女平等承擔育兒責任，首要便是提升女性的經濟地位。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43］。作為權利爭取的主體，女性應加強對于自身權利地位的認知，主動爭取社會各領域的政治經濟權利，提升女性社會地位。已有研究表明，婦女受教育水平將會影響其勞動參與率，女性要主動提升自身受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增強自身就業競爭力。當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的經濟地位提升時，也將推動夫妻雙方家庭角色轉變，促使男性從主要養家糊口者身份中脫離，共同分擔家庭育兒責任。這也將對破除就業歧視起到積極作用，進一步推動社會性別平等觀念的發展。

此外，國家也要通過政策立法等保障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平等就業權利，保障女性在入職門檻、薪資水平、福利補貼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企業也需主動積極地承擔社會責任，破除就業性別歧視。

（二）思想基礎：加快社會性別觀念轉變，提升男性主動承擔育兒責任的意識

性別角色觀念的轉變是女性地位提升的思想基礎，是推行父親承擔育兒責任的重中之重。其代表著社會中對男性和女性角色的看法，是社會性別平等狀況的反映。目前我國在法律意義上對性別平等權利有充分保障，但是社會層面上依舊有較多潛在的性別歧視。結合美國多方合力的經驗，轉變性別角色觀念需要社會與家庭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借助大眾傳媒和學界的力量，立足中性化立場加強輿論宣傳，強調性別平等觀念和父親的育兒責任，鼓勵多元化、兼容并蓄的男性氣質，破除傳統基于性別的角色分工思想。要構建多樣化的男性理想形象和評價標準，融入情感、家庭責任等更中性化的元素，從思想源頭上扭轉性別角色觀念，促使男性主動承擔兒童教養責任、履行父職。另一方面，家庭是兒童生活環境中聯系最為密切的微觀系統，促進父親角色轉變需要家庭成員的共同努力。母親作為主要教養人之一，應要求父親深入參與家庭生活、平等分擔家庭責任。在立足家庭自身特點的基礎上，母親可以為父親提供一些育兒技能建議，并轉變傳統的角色觀念和育兒思想，鼓勵父親探索適合自身的育兒方式，將育兒責任逐步平等分擔。最后，父親作為角色轉變的主體，更要主動接受新的性別角色觀念，樹立正確的角色意識，放棄所謂的父親權威，積極與母親平等分擔育兒責任，為兒童創造和諧健康的家庭環境。

（三）制度保障：加快完善家庭友好政策和相關立法，落實育兒假配額制

父親參與育兒觀念的深化需要國家相關政策的保障。美國的《家庭和醫療休假法案》對育兒假進行了具體規定，但是受其限制條件影響，其受眾覆蓋范圍并不廣泛，且經濟水平、工作需求等也是制約其執行的因素。［37］相較于美國而言，歐洲一些國家在家庭友好政策方面有更加豐富的經驗，如施行更長時間且有更高靈活度的帶薪育兒假，以及父職假、父親配額等。一些家庭政策更具中性意義，其面向父母雙方進行經濟角色和養育責任的支持，如瑞典在產婦分娩時，為父母雙方提供津貼，這種做法區別于以往的產婦津貼，給父母雙方都提供參與分娩和嬰幼兒照護的機會，以促使其平等承擔育兒責任［33］。

我國目前尚無各地統一的育兒假政策，各省之間的陪產假制度存在較大差異。借鑒歐美育兒假、立法強制撫養義務等做法，我國可以制定統一靈活的育兒假休假制度，為父母雙方提供平等的休假權利。針對育兒假落地程度低的問題，可以借鑒歐美部分國家配額制的做法，設置夫妻之間不可轉讓的育兒假配額，一旦不休即視為放棄權利，倒逼父親選擇休育兒假，為其參與兒童早期教養過程提供機會，這也將有助于緩解社會就業歧視等問題。休假引起經濟收入大幅減少也是制約育兒假落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實施過程中需給父母雙方提供一定的育兒津貼來彌補其工資損失，而該部分生育成本需由家庭、用人單位、政府多方共同分擔，以減少用人單位在用工中的經濟壓力，保障家庭成員享受育兒假的權利。與此同時，考慮到家庭成員時間協調問題，需要實行更具靈活性的育兒假制度，如錯時育兒假、延遲育兒假、間歇性休假等，給用人單位和家庭之間協調需求提供便利。除此之外，我國在立法過程中也要轉變視角，從中性立場出發，支持父母雙方的經濟和養育責任，強調父親撫養義務的執行。

（四）社會支撐：多方聯動開展有針對性、靈活多樣的父職教育

父職教育是指與男性扮演父親角色相關的學習活動，旨在為男性提供育兒知識和技能的學習以及相互支持機會，從而促進其更好地履職［44］。目前我國的父職教育存在開展主體單一、育兒課程缺乏正規化、普及范圍小、教育內容碎片化等短板，且已有的親職教育潛在中以母親為主要教育對象，課程設計欠缺對父親的針對性指導，對父親的養育責任和角色獨特性缺乏重視，父親主動參與課程學習的積極性較低。有研究發現，我國有五成以上的父親從未接受過系統正規的育兒培訓，多數父親只是在陪同孕檢時聽取過醫生的孕期保健指導［45］。因此，我國的父職教育水平亟待提升。

美國的父職教育對我國有一定借鑒意義，其父職項目充分利用社區、機構、社會組織等多方力量和資源，開展以育兒小組、研討會、參與式實踐訓練、育兒課程等為載體的多樣化教育活動，教育內容涉及兒童心理、嬰兒護理技能等。借鑒美國經驗，我國可以從主體、教育對象、教育內容等方面進一步提升父職教育質量。從主體上看，父職教育需要社會各領域的多方配合，既要發揮政府的協調統籌作用提供政策便利和資金支持，也要充分利用社區、學校、社會組織、家庭等多方資源，如創建養育型社區、在學校設立父親溝通渠道、開展社會層面的父職項目等。從教育對象來看，父職教育必須牢牢把握父親這一主體，結合父親角色開展專門化的父職教育課程，注重男性在性別分工思想上的破除，強調夫妻雙方的平等育兒責任和父親的獨特育兒作用。從教育內容和方式看，課程設置既要切合家庭育兒實踐的需求，也要采取多樣化方式來激發父親參與學習的興趣，教育內容不僅要涉及兒童身心發展特征和嬰幼兒照護技能，也要關注親子關系、家庭關系的和諧發展，如學習與兒童相處的方式、婚后角色適應、夫妻關系協調等，為兒童的健康發展營造有益的環境，提升父親參與育兒的信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