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邏輯進路

孫紹勇，楊鈺琪

（1.西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72；2.湖北經濟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體，以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本質規定[1]，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重要組成部分和實現路徑，內蘊國家制度與治理體系、問題視域與治理效能、中國定位與世界展開等多維表意。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著眼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瞄準現代化強國建設和民族偉大復興戰略目標，圍繞新的歷史方位與治理制度體系、治理困境與治理效能、治理情勢與路徑拓展等系列現實問題，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精準把握中國之治與中國式現代化耦合機理，依循“因時而進、因事而化、因勢而為”的邏輯進路，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強基賦能。

中國共產黨的百余年奮斗歷程，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歷程，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推進歷程，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接續探索過程。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以治理理念與治理模式、治理制度與治理方略、治理愿景與治理現代化發展路徑的創新性變革，穩步推進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有效化解了中國之治的各種難題，豐富人類走向現代化的途徑，深化了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實現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實踐議題。

一、因時而進：立足新的歷史方位，建立健全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根基

在整體推進國家治理實踐的復雜進程中，“制度起根本性、全局性和長遠性作用”[2]。國家治理制度作為上層建筑的表現形式，集中體現為作為社會普遍意志的法律和倫理，其發展進步的動力源自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正如馬克思所言：“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盵3]我國國家治理依據不同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政治實踐基礎和歷史文化積淀的階段性特征，以及同一時代不同發展階段的治理理念與制度建設水平的差異，形成了相適應的治理制度體系。這一治理制度體系在與治理實踐的共生共長、互補互促的時代進程中，在理論拓展和實踐探索不斷深化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階段，依據合理有效的制度設計、安排與運行，不斷推動實現自身的體系化、科學化、有序化與成熟定型化，朝著治理切實有效、現代化穩步推進、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梢哉f，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穩步推進，在一定程度上既是黨的現代化理念的時代性提升，也是黨的國家制度觀、國家治理觀和現代化觀相交匯而產生的整體性和革命性提升[4]。在此，制度體系建設不僅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要素，而且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與拓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縱觀我國國家治理制度體系改革創新發展的歷程，一方面，國家治理實踐與制度建設深厚的歷史積淀和豐碩成果，以及新時代所內蘊的創新發展、成熟定型等制度建設新要求，為在新的起點上推進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化建設奠定了厚重的理論基石；另一方面，在協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黨和政府堅持以治理制度建設與戰略規劃緊密結合為前提，以強化黨的全面領導與創新治理制度有機統一為核心，以完善治理制度要素與優化治理結構為抓手，不斷增強治理制度設計的系統性、連續性、整體性，以及治理制度本身的科學性、合理性、適應性，推進實現國家治理制度的系統化整合，以規避無制可依、有制不依等現實問題，筑牢、關好、鎖緊治理制度的籠子，進而為中國式現代化的蓄力增能。

第一，不斷推進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化建設的協同性。注重協同推進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設計、運行與保障。推動不同層級、不同功能的治理制度間的互補銜接與協同聯動，形成“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舉的治理制度體系；不斷優化治理層級結構，不斷明晰具體功能分區，推進以“責任向度、制度設計與權責分配、責任觀念”為內核的治理責任政治建設[5]，更好激發治理主體活力、提升制度執行力；健全以“責任政治邏輯與治理價值理念、治理參與態度和信任關系融合發展”“容錯糾偏與問責懲處機制有效銜接”為實質的治理制度保障機制[6]，助推制度運行質量效率提升。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化建設的協同性，有效規避了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化建設中的統分不明、主次無序、銜接無效、配合不當等問題，增強了國家治理制度的協同聯動效應，塑造了國家治理體系有效建構與中國式現代化穩步推進的良好制度環境。

第二，不斷提高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化建設的完善度。依據國家治理實踐的現實需要和人民期盼良好治理環境的時代需求，動態性完善多領域治理制度建設。創新發展新型政黨制度，促進包括該制度在內的配套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融合運行，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運行保障機制；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7]；回應文化強國建設的戰略需求，建立健全實現文化傳承、弘揚與創新發展的制度保障機制；不斷深化社會治理基礎性制度創新，推進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制度創新；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發展，不斷完善現代環境治理制度體系；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完善高效權威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健全國家安全工作協調機制[8]。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化建設的完善發展，體現出制度建設實踐積淀與治理實踐經驗的有機統一，不斷打造出國家治理制度的顯著優勢，既為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提供了基礎支撐，也增強了推進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依托力。

第三，不斷凸顯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化建設的人民性?！安皇菄抑贫葎撛烊嗣?，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9]，人民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指向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立場，推進制度體系的系統化和制度結構的優化是助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性實現的應有之舉。遵循人民至上理念，統籌推進創造物質財富、繁榮文化、健全民主、弘揚法治、維護公平、主持正義、保障安全、美化環境等領域的治理制度改革與運行，推動形成“發展、改革與治理高度融合，制度、價值與實踐多層次要素耦合”的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全面保障人民群眾的發展權益和根本利益。在制度建設實踐中，人民歷史主體地位得以進一步確證，人民主體價值表達的時代性、權利與利益實現的現實性進一步彰顯，有力破除了資本主義社會唯政治國家而論的“資本”主體性虛妄，展現出馬克思所言明的政治國家與現實物質社會雙重層面的“人民”主體性真實。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在“強起來”的歷史進程中，以保障人民主體性的國家制度的完善發展，確證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的本質規定，順應了為人民謀福祉的時代要求，為實現人的自由解放開辟了廣闊通途。

中國之治的體系化建構完善進程，充分體現出國家治理以制度體系化建設為主線，以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目標的時代訴求。以治理制度體系化的完備性、科學規范性、高效運行性，不斷增加治理制度體系化的創新性供給，及時有效回應了國家治理進程中“制度建設分量更重、體系建設任務更重”[10]的實踐新要求，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治理制度體系化建設的認同感，營造出良好的治理制度落實環境，有效規避了國家制度與治理能力應對無力的“例外狀態”[11]，展現出新時代國家治理進程中制度體系化創建的時代恰適性、實踐可行性與調整靈活性，詮釋了以治理制度體系化建設推動時代蓬勃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的實踐真義，有力地確證了“治理一個國家，推動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12]。

二、因事而化：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全面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增強中國式現代化的內生動力

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發展，能夠集中體現出經濟社會發展實踐過程中需要迫切解決的階段性、全域性國家治理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實質性轉化，生產發展與社會需求相互作用之間隱藏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漸趨凸顯。一方面，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不充分性“指明了解決當代中國發展問題的根本著力點，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準確的認識前提”[13]，也決定了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問題所在；另一方面，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深度耦合、互促共進的中國式現代化為解決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奠定了生產力條件和社會發展基礎[14]；解決國家治理領域的突出現實問題，既是全面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突破口和主抓手，也是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的必然選擇。當前，提升國家治理效能面臨著復雜的現實制約因素。比如城鄉區域協調治理與生態環境治理任務繁重，醫療、衛生、教育、網絡、安全與意識形態等領域治理保障措施亟待健全，社會治理還有諸多弱項等等。上述多層次多領域中的治理實踐問題折射出國家治理效能尚待完善提升的現實緊迫性。

構建以政府力量為主導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格局，是疏解社會矛盾、創新治理模式與方式、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應有之義。在明確各治理主體的治理責任與權力邊界的基礎上，堅持黨對國家治理的全面領導，不斷推進政府主導與社會組織、人民大眾等治理主體積極參與之間的優化調適、良性互動與協同共治；強化不同治理層次和治理領域的融合貫通，積極構建“多元共建+合作共治+利益共享”的治理模式，不斷增強各治理領域之間的整體性、聯動性、協同性。我國在基層社會治理、公共危機治理、網絡社會治理與意識形態治理等社會治理實踐領域間融合貫通、協同并進的發展態勢下，形成了以問題導向為驅動，以優勢互補、協商共治為主要特征的合作式治理網絡和多元主體一體化深層次聯動治理模式。在此過程中，進一步健全協同聯動、資源整合、責任共擔等機制平臺，進一步發揮現代信息與技術的優勢效用，不斷完善各類治理要素，夯實了破解治理實踐難題的一系列治理舉措。同時，社會治理的理念創新與實踐推進也是深入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走好走實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體現。

第一，立足基層，明責聯動，弈活協同治理全盤棋。黨和政府深刻把握城鄉社區治理與公共危機治理一體化推進的現實必然性，從協同治理角度對兩大治理領域間“主體同構、功能耦合、目標共生”等核心特質作出整體性審視，明確多元主體角色分工與職責定位，構建高效聯動的協同治理機制，開展規范有序的協同治理實踐，提升治理合力充分發揮基礎上的治理整體效能。在應對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實踐中，以黨的全面領導為核心，強力發揮基層黨組織第一方陣作用，分階段因地制宜布局疫情防控工作和經濟社會發展各項任務；以政府組織為主導，充分發揮各部門各機構的管理和服務功能，開展高效的社會組織動員；以國有企業、公立醫院、科研院所為排頭兵的各行各業以及各類社會組織為依托，穩步有序推進物資供應、病患救治、技術攻關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以基層群眾自治為基礎，各城鄉社區積極做好群防群控和生活保障等工作。在這一以強化全局性統籌、著眼多主體聯合與注重技術支撐等為實施要點的基層社會治理與公共危機治理一體式實踐創新中，切實提升了基層公共服務的精準度、靶向性，顯著提升了基層治理的法治化治理水平與精細化治理能力，推動公共危機治理權責體系與協同機制愈發健全，實現基層治理領域中危機治理聯合體建設下的治理效能最大化，進而以基層治理現代化助推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第二，放眼全局，協同配合，織牢民生保障一張網。黨和政府深刻把握社會民生治理與網絡社會治理一體化推進的現實必然性，以推動實現民生領域的信息惠民、服務便民、利好于民為治理主題，有效構建互聯網與政務服務深度融合、多元治理主體深度協作的治理機制，深入開展以技術創新支撐、服務集成優化、信息共享互通、聚焦民生熱點、引導政務輿情為主要特征的新型政務治理實踐。在“互聯網+社?！闭胀七M中，構建涵蓋政策制定完善、服務供給優化、輿情應對有力等諸多治理環節，囊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與慈善等諸多治理層次的信息交互與需求響應一體化綜合應用平臺；強化政府頂層設計、統籌協調等治理職能，以多層級政府系統內部協同整合為首要，以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與公民個體間協同整合為支撐，深入推進“互聯網+”技術賦能下，在精準幫扶促就業助創業、社會保險基金欺詐與勞動保障監察等多維層面的業務協同、信息共享與權益保障工作。在這一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一體化格局下，構建了“互聯網+政務服務”式的治理新模式，且以公共服務供給的內容精準化、方式革新化與權益普惠性，以及對政務輿情生態環境的重點治理，有效引導社會輿論與社會預期，進一步提高治理效能的智能化、全域化、精細化水平，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滿足人民需要、保障人民權益，加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第三，保持定力，善于斗爭，弘揚意識形態主旋律。黨和政府深刻把握意識形態治理與網絡生態治理一體化推進的現實必然性，基于鞏固壯大主流輿論強勢與強力抵御西方意識形態攻勢相統一、正面宣傳和輿論斗爭相結合、搶奪輿論話語權與掌握斗爭主動權相一致等現實要求，圍繞落實主體責任、完善保障機制、守好斗爭陣地等現實著眼點，構建堅持和完善黨的全面領導下的“一元主導與多元參與有機統一”“意識形態安全、網絡社會安全與國家政權安全有機統一”的大統籌格局，筑牢意識形態建設的安全防御與風險化解屏障，推動方向不偏、力度不減、效能不降的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建設。在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層面，以注重價值引導、保障信息安全、規范主體行為與凈化生態環境為治理切入點，以政府完善政策制度與治理規范、網信部門加強網絡監管與信息監控、網絡平臺加強信息準入審查與技術過濾、行業協會健全監督與獎懲機制以及強化網民自律意識培育為治理思路，最大限度發揮了這一網絡安全治理共同體的聚合效應，切實提升了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前沿陣地的引領力。在網絡輿論生態治理層面，以提升政府輿情把控與應對能力、提高主流媒體公信力、提升大眾道德認知水平與理性參與意識，以及加強網絡輿情立法為治理主抓手，有效提升了這一“鑄魂聚力”實踐的科學化、規范化、有序化水平。針對國外敵對勢力以及某些西方政客對我國社會主義治理成就的否定、抹殺與污名化等丑惡行徑，以權威部門和主流媒體為主導的輿論先鋒，當仁不讓地多渠道加強輿情引導與正面回擊，公開透明回應公眾質疑，有力駁斥國外荒謬論調，牢牢掌握住了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主導權和話語權。在這一意識形態斗爭較量與安全維護實踐中，多元主體共同唱響意識形態主旋律，以意識形態軟治理筑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基礎，有效避免出現一定意識形式解體導致治理失效、政權顛覆、時代覆滅之類的悲慘境況[15]。

多領域貫通的協同式治理實踐創新，進一步表明如下國家治理基本經驗和重要啟示，對于激發一切社會力量與生產要素活力、不斷提升國家治理效能進而推進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不可或缺性：堅持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下構建“一核多元+協同共治”的履責體系與分級治理體系，形成“政府治理與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治理格局；不斷優化和創新國家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對內推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社會公眾對我國國家治理文化的認同感和自信心；向外增強對中國國家治理問題的闡釋力、說服力、宣傳力和輿論引導力，打好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仗、爭奪國際輿論話語權等。

三、因勢而為：順應內外發展情勢，深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集建立健全治理制度體系、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全面增強治理效能于一體的有機現代化。在以中國之治賦能驅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動態進程中，國際情勢云譎波詭，世界發展的不確定性、不穩定因素增多，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大國間戰略博弈所引發的安全風險明顯加劇，國內能源、金融和產業鏈供應鏈等方面仍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環境變得愈發復雜?！拔覀兊默F代化既是最難的，也是最偉大的”[16]，面對風險挑戰，我們黨保持自身的戰略定力，基于已有的重要保障和條件，制定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策略措施，堅持在變革創新中順勢而為、逆勢而上，不斷以新創舉、新突破、新成果強優勢、育先機、開新局、展新貌，以原則性和方向性的有益探索與成果貢獻，進一步強化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廣度與深度，為世界現代化發展提供新方案、為人類文明增添新亮色，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日益彰顯。

第一，穩步提升我國治理現代化水平，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優勢。除卻制度優勢之外，在中國之治與中國式現代化耦合互動、互促共進的現實進程中，進一步彰顯如下優勢：其一，黨的領導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政治保障，關系到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和前途命運。堅持以強化政黨引領、建立權威堅強領導核心、完善領導體制與執政方式為首要前提，堅持以加強黨自身建設、提升執政能力與加快制度體系建設有效融合為實施關鍵，進一步鍛造、提升并充分發揮黨的政治領導、思想引領、組織動員和資源統籌等多維實力，進一步凸顯黨的政治、理論、制度等多重領導優勢[17]46，為穩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和現代化轉型提供強大領導力量保證?；诖?，不斷推動治理成果和現代化建設成果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切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大程度凝聚推進治理現代化進程的磅礴依靠力量，最終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的現代化，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有別于西方現代化的根本所在。其二，在始終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基礎上堅持目標驅動與理念引導一體推進，將現代化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人民至上理念、新發展理念等治理目標、文化意涵和價值理念融入治理體系健全和治理實踐推進全過程，推動傳統德治教化與先進文化引導有機結合，實現凝聚共識、深化認同與現實轉化的有機統一，展現助推國家治理現代化深入推進的精神動力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真理力量，進一步凸顯中國之治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文化優勢，不斷增強黨和人民推進治理現代化進程和現代化轉型的信仰支撐和不竭精神動力。其三，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既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要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國家治理現代化業已取得的成就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和推進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進一步凸顯中國之治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優勢，這也是與西方現代化相迥異的重要方面。在這一政黨特質與文化稟賦鮮明、價值規定先進性與治理戰略精準化凸顯、治理勢能與發展增量突出的治理現代化實踐中，有別于西方治理文明的政黨、制度、理論基礎和價值等多重優勢進一步鞏固凸顯，凸顯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優勢和對物質、精神和生態等多維度文明的整體觀照，為人類治理文明發展提供了新的現代性文化方案與治理模式選擇，進一步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除了“資本文明=現代文明”的思想桎梏。

第二，切實健全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全面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在多域治理中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實現。經由治理體系的健全優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有效防控現代化進程中的風險挑戰、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的有序推進和深入拓展?；谏鲜龊诵膬瀯?，其一，完善政府治理體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一方面，以構建遵循黨的領導原則和法治原則、強調多元協同和責權適配、凸顯體系優化性和政策環境適應性以及注重人民整體和根本利益保障的政府治理體系為首要；另一方面，以提升政府的經濟治理能力為重點。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指導，以財政貨幣政策為主抓手，以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為主要內容，建設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和宏觀政策調控體系；以線上線下監管緊密結合為基礎，強化重點監管，增強信用監管約束力，不斷提升現代化監管能力?；诖?，以職責優化、調控有力、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推動國家治理整體效能的穩步提升與政府治理現代化的穩步推進，進一步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實現。其二，創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秉持共建共享理念，構建完善的基層社會治理結構，厘清治理主體權責邊界；推動社會組織深度有序參與，精準化、精細化管理城鄉社區治理中的服務與資源分配，不斷建立健全社區管理與服務機制；積極發揮不同性質的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全面激發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治理的活力。以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國家治理和社會參與有機結合為主要特征的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及格局的構建，有助于國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和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穩步推進，展現出“活力與秩序有機統一”[17]338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色。其三，持續提高生態環境治理強度。著眼綠色轉型，構建現代化環境治理體系、資源循環利用體系與綠色發展政策體系[18]，多維布局，綜合發力，久久為功，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著力提升環境質量，保障生態系統穩定性，全力寫好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大文章，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在這一體系不斷健全完善、策略更為科學有效、環境與效能愈加優化提升的現代化實踐中，利于深入推進中國之治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優勢與體系要素進一步鞏固完善，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也在為解決國際性治理難題、紓解現代化發展困境以及推動人類治理文明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治理經驗中進一步凸顯。

第三，深入推進高水平高標準式開放合作，創設有益于全球治理體系公正合理化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拓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在世界場域中充分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意義?；谏鲜龊诵膬瀯?，一是不斷建立健全國際經濟領域的治理機制，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一方面，構建區域性國際組織并積極發揮其國際經濟合作功能，支持與推動亞投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深化治理改革，推動協同增效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新興領域經濟治理規則制定；積極推動建設具備國際先進水平的自由貿易區，以互利共贏為前提全面打造新型經濟伙伴關系，以協商為基礎制定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貿易協定，以制度體系與組織架構的動態優化和制度規則的愈加普惠性，進一步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另一方面，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加快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進一步擴大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構建大范圍、寬領域、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新格局，營造健康、公平、安全的對外開放環境，在與現代化經濟體系一體構建的過程中夯實推進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支撐。二是積極維護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不斷推進全方位外交布局的深化完善，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打造協調合作型大國間關系、構建務實合作型周邊睦鄰關系，完善平等互惠型發展中國家間合作機制；健全圍繞重要治理議題與區域治理熱點的聯動協同機制，構建治理難題化解的多元共治模式，破除理念共識分歧化、體制機制碎片化、治理權責失衡化、公共物品供給與利益分配失當化等現狀，共同推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進一步推動全球治理結構轉型優化基礎上的治理體系變革，不斷消減外部環境風險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不利影響。三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內涵豐富的時代性、全局性理念為指引，構建“一帶一路”等務實合作平臺和載體，創新制度性合作模式，增強制度性話語權，占據治理話語制高點；在文明交流互鑒和共同發展中破除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理念中的思想桎梏，跨越“美國優先”等文明優越論和“普世價值觀”的文化藩籬，不斷推動形成“人類自由和解放”的價值共識，不斷展現治理現代化新路的文明新方案，有效破除西方“中心-邊緣”式現代化模式導致的實踐困境。在這一中國向度與世界視野一體化的治理現代化和中國式現代化融合共進的現實實踐中，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逐步向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觀引領和合理制度規則協調利益關系的方式演進，愈發呈現出治理生態優化、治理效能提升與制度文明等治理文明形態演進共存等良好態勢，世界現代化的發展路徑得以拓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可行性得以確證，文明間交流互鑒共同發展的新路徑也得以開辟，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方向已然清晰。

總的來說，中國之治這一迄今為止“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19]，以穩定有力的政治領導力量、完善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科學合理的發展戰略與治理策略，在與中國式現代化互動增益的過程中，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廣，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了強勁動力。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方略，蘊含著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智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成功實踐的重要遵循，既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一些深陷治理危機的西方發達國家提供了現實指引，也為后發國家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選擇，為人類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