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刑法總論”課程思政教學中思政案例庫的構建

梁文彩

（甘肅政法大學法學院，甘肅蘭州 730060）

一、引言

2016 年12 月7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020 年教育部通過的《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后文簡稱《指導綱要》）進一步指出：“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必須將價值塑造、知識傳授和能力培養三者融為一體、不可割裂?！薄傲⒌隆笔恰皹淙恕钡那疤?，“樹人”則是“立德”的價值實現，將“立德樹人”的總體目標落實到法學教育中則具體化為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培養“德法兼修”的高質量法治人才。從根本上講，能否培養出“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關系著國家的長治久安、甚至是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這項艱巨的使命不能單純依靠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也同樣是法學專業教育的一項重要職責。不僅如此，在法學專業教育中融入課程思政也契合了新文科建設的需要?！跋噍^于傳統文科，新文科強調以人為本，即要關注人的全面發展，打造全新的以人文精神為主題的格局，發揮好價值引領作用?！盵1]

事實上，法學本身就有著與思想政治天然的緊密關聯，法學教育是實現知識傳授、技能培養與道德養成的一體化的資源寶庫。在法學專業教育中開展課程思政，除了開設“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法律職業倫理”等基礎課程外，還需要借助具體法學專業課程的協力，以構筑法學教育中“體系化的課程思政”?！靶谭傉摗睂儆谒蟹▽W本科專業都必須開設的專業核心課程之一，在法學專業培養中占有基礎性地位。本門課程以我國199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為依托并吸收刑法學界的研究成果，系統介紹有關刑法、犯罪、刑事責任以及刑罰的一般原理，并對1997 年《刑法》總則部分有關犯罪認定、刑罰適用的各項制度進行全面闡釋。在“刑法總論”教學中貫穿課程思政，將專業培養的顯性教育和思想政治熏陶的隱性教育相統一，是構建法學專業全過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的重要一環。

根據刑法學科的專業特色，深入挖掘提煉專業知識體系中蘊含的精神內涵和思想價值，不僅可以拓展刑法總論課程的深度和廣度，也可以提升課程的溫度和厚度。鑒于法學專業的學科特色，教師應在法律基本知識的傳授中注重法治觀念、法治思維以及法律職業倫理的培養和熏陶，這契合了《指導綱要》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職業理想與道德教育的要求。而刑法總論課程中蘊含的思政元素遠不止于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四個自信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美德等內容都可以也應該于本課程中加以呈現，以滿足更高育人目標的要求。

實現知識傳授與價值引領的高度融合，關鍵在于有效挖掘專業課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尋找到恰當的切入點，即注重專業知識和思政元素的適配性（包括教學內容的恰當性和教學手段的妥當性），避免思政內容的生搬硬套進而造成與專業知識之間的割裂。而思想政治理論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法學專業老師普遍缺少系統的學習和研究，難免因為理論深度不夠而影響專業課程的育人效果。此外，不少專業課老師課程思政意識不強，認為向學生準確傳授專業知識才是根本，有限的課堂時間就應首先保證專業知識的學習。事實上，通過恰當的教學手段呈現思政要素以實現專業知識與價值目標的有效融合，這就能夠保障在專業知識教學的同時實現對學生的價值引領，并不會占用過多的課堂時間。不僅如此，課程思政不能也不應該只體現于課堂有限的教學活動中，而是應該向課下要時間，將課中延伸至課前與課后，這不僅能夠解決課堂教學時間緊的問題，也能進一步提升思政育人的效果。顯然，思政元素的提煉、與專業知識的結合點以及具體教學方法的安排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肮び破涫?，必先利其器”，要在“刑法總論”中順利達成育人目標就需要準備好相應的教學資源，而建立思政案例庫便是一個具體抓手。

可按照“兩層四要素”模式建立“刑法總論”課程的思政案例庫，“兩層”即思政案例庫的“內容層面與“形式”層面，前者包括“載體”“元素”和“素材”三個要素，后者則為“途徑”要素，也就是開展教學的方式和方法。具體來說，“載體”是“刑法總論”中的專業知識點；“元素”即思政要點；“素材”是承載專業知識點與思政要點的具體材料。為避免思政內容生搬硬套進而出現專業與思政“兩張皮”的現象，專業知識點與思政要點不能相互割裂。為此，可將中國刑事法治進程中發生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熱點事件和案例作為素材自然黏連專業知識與價值內涵，思政內容生動、具體，與專業知識形成有效融合，使教學更具吸引力和育人的感染力。思政案例庫的“內容”與“形式”之間是緊密不可分的，“內容”是思政案例庫的核心和主體，沒有恰當的內容，“形式”無論多么精妙也無法實現對學生的價值熏陶；反之，如果沒有恰當的“形式”，則無法充分展現“內容”的精髓所在，也無法幫助學生實現價值目標的內化。通過思政案例庫，對“刑法總論”中可深度挖掘的思政內容進行較為全面和系統的梳理，可為在教學中實現有效的課程思政提供保障。

二、思政案例庫的內容設計

思政案例庫的內容包括專業知識點、思政要點以及承載專業知識與思政要點的具體材料，這些是思政案例庫的主體與核心?！罢n程思政”不同于“思政課程”，它并不要求思政內容的完整系統性，而是強調在講授專業知識的同時將與之相關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蘊含其中，從而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基本內容轉化為具體的人文關懷。[2]因此，思政要點能否與專業知識形成有效融合將直接影響專業課程思政育人的效果。授課老師應以“刑法總論”教學大綱為基礎，借助中國刑事法治進程中發生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熱點事件和案例自然黏連專業知識與思政要素，以滿足培養“德法兼修”高素質法治人才的需要。

（一）通過老一輩刑法學者的事跡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奮斗精神

“刑法總論”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學的演進這一知識點，而新中國刑法學的創建與發展離不開以高銘暄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刑法學者的貢獻。作為新中國刑法學界的泰斗，高銘暄先生參與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也是構建新中國刑法學理論體系的代表性人物，主編了新中國第一部最權威的、全國通用的刑法學教科書，[3]并培養了大量的刑事法治人才。高銘暄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孜孜不倦學習刑法學、研究刑法學、教授刑法學”，[4]這種堅守初心、毫不懈怠、孜孜以求的寶貴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痹谖覈?，榜樣教育源遠流長。當代大學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接班人，通過對以高銘暄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刑法學者奮斗事跡的講解，更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奮斗精神。

（二）通過生物安全犯罪的刑法修改引導學生樹立國家總體安全觀及人民利益至上的意識

截至目前，我國陸續出臺了11 個刑法修正案，作為新時代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總體安全觀對修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傮w國家安全不同于傳統的國家安全，國家安全的內涵與外延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拓展，形成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的大安全，覆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等重要安全領域。[5]以202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針對生物安全犯罪所作的修改為例。生物安全屬于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內容，將其置于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野之下加以保護是刑法不可推卸的重要使命。為此，《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已有的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增設了4 個相關罪名。①具體包括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陸生野生動物罪，非法采集人類遺傳資源、走私人類遺傳資源材料罪，非法植入基因編輯、克隆胚胎罪，非法引進、釋放、丟棄外來入侵物種罪。這些修改堅持問題導向原則，力圖解決我國社會打擊、治理犯罪中的真問題，回應了人民群眾的關切，踐行服務于人民、保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

（三）通過鄧寶駒案引導學生牢固樹立人權保障觀念

1997 年《刑法》第3 條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表明現代刑法存在的一項重要價值就是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使犯罪人免受刑法之外的處罰，這是實現人權保障的當然要求。鄧寶駒案在當年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認為鄧寶駒在20 世紀90 年代貪污資金2.3 億元卻以職務侵占罪判處15 年有期徒刑，有輕縱職務犯罪之嫌，應該對其參照貪污罪量刑。通過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以及爭議觀點的對比幫助學生深刻理解，在現代法治社會刑法既要打擊、懲罰犯罪，也要保障人權，哪怕一次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例外判決也會毀掉司法的公信力。[2]128

（四）通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修改引導學生培養辯證思維觀以及全面認識問題的意識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 條對我國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出謹慎調整，②已滿12 周歲不滿14 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即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從原來的14 周歲下調至12 周歲，同時附加嚴格的追訴條件，使已滿12 周歲未滿14 周歲的未成年人只在極為有限的范圍內承擔刑事責任。這一調整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一方面，囿于未成年犯罪人的能力，其所實施犯罪的侵害對象也往往是未成年人，出于對未成年被害人利益的保護有必要將低齡未成年人嚴重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行為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非常復雜，除了身心不成熟外，學校、家庭教育等社會因素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外加之考慮到刑罰對未成年人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因而對低齡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條件進行了嚴格的限定，這不僅是對我國“恤幼”傳統的現代化體現，也符合對未成年犯罪人以懲罰為輔、以教育感化為主的政策要求。此外，授課老師還應指出，降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擴大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未成年人、特別是低齡未成年人的犯罪問題，有鑒于其犯罪原因的復雜性，預防未成年犯罪的措施也應該是多樣化的，應當全面認識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摒棄刑罰萬能的陳舊觀念。

（五）通過趙宇案弘揚我國“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

趙宇案是近年來發生的有關正當防衛認定的熱點案例之一，該案涉及的焦點問題就是防衛限度的把握，其是區分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關鍵條件。通過本案，授課老師在幫助學生掌握防衛限度條件的同時還需強調，趙宇在發現鄒某遭受李某侵害時挺身而出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屬于見義勇為，檢察機關對趙宇案的最終處理意見維護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弘揚了我國的傳統美德，有利于實現“法、理、情”的統一。

（六）通過消防官兵戰勝重慶山火引導學生深刻體會恪盡職守、不畏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緊急避險是我國刑法規定的正當行為類型之一，根據1997 年《刑法》第21 條第3 款的規定，職務上、業務上負有特定職責的人不得實施緊急避險，而在講解這一問題時，授課老師多以消防員為例，即消防隊員面對火情即便有燒傷的危險也必須奮勇撲火。2022 年夏重慶爆發山火，在消防戰士、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山火最終被撲滅。在這場戰斗中，消防戰士沖在第一線，充分體現了恪盡職守、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七）通過死緩誕生背景及其作用引導學生牢固樹立理論、制度自信并培養學生的生命觀

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是我國刑法的獨創，在講解死緩制度時，授課老師在剖析具體法律規定的基礎上還應介紹清楚這一制度誕生的背景和原因。鑒于我國歷史、文化、觀念等因素及當下的社會現實，在不能從立法層面全部廢除死刑的前提下通過死緩實現對死刑立即執行的嚴格控制，體現了對人生命的高度尊重。不僅如此，通過對死緩制度設立原因及價值的講解，有助于幫助學生牢固樹立我國刑法領域的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6]

（八）通過社會矯正的確立與發展加強學生對“與時俱進”的認識和理解

社區矯正是以社區為基礎對犯罪分子進行矯正的制度與方法，在20 世紀普遍盛行于西方國家，它不僅體現了教育刑思想和刑罰經濟原則，而且也是刑罰社會化、個別化、人道化的具體落實。[7]在全球化背景下，借鑒國外先進的刑事法治理念和實踐經驗是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社會矯正于20 世紀初在我國部分省市開始試點，201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將其寫入刑法，2020 年7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正式生效實施，這一過程表明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在不斷自我完善，充分體現了我國刑罰制度的與時俱進。

（九）通過陸勇案引導學生理解情理與法理相融、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兼具的重要性

陸勇代購抗癌藥，雖然對國家的藥品管理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但其行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救人，而不是害人。[8]檢察機關在不起訴決定書及釋法說理書中借助刑法解釋以及1997 年《刑法》第13 條但書闡明對陸勇案的處理結果。此外，還有學者從期待可能性、緊急避險等角度對本案進行了分析論證。無論采用上述何種理論和方法，對陸勇做出罪處理充分體現出了刑法對人性的尊重和關懷，刑法并非冷冰冰的法條而是保護人民權益的有利武器。在此基礎上，授課老師還需借助本案向學生傳達，法律職業者不能僅僅是具備專業性、職業化、知識性的法律適用者，也不能僅僅追求形式理性而忽略實質理性，而是要將情理融入法理，這樣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認同，這也是法律職業者應當具備的基本職業操守。

綜上，借助中國刑事法治進程中發生的真實事件和案例鏈接專業知識與價值內涵，思政內容不僅生動、具體，更與專業知識形成有效融合。不僅如此，這些事例貼近學生的生活實際，更易引起學生的興趣，從而使教學更具吸引力和育人的感染力。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思政案例庫的內容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當前社會日新月異，而要實現有效的課程思政就不能脫離社會生活實際，當出現新的社會熱點案件、事例時，授課老師就應該及時發現學生的關注點、興趣點，完善思政案例庫中的相應內容，實現課程思政的不斷迭代更新。

三、思政案例庫的教學應用

為在“刑法總論”教學中達成思政育人的目標，除需借助恰當的素材找準知識點投射思政元素外，授課老師還需根據內容的不同特點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以形成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的相互支撐。

（一）案例教學

案例教學由哈佛法學院于1870 年率先使用，老師在教學中使用的基本材料不再是教科書而是真實的判例，這些判例由老師精心挑選并匯編成冊后發給學生課前閱讀，上課時老師通過蘇格拉底式的提問引導學生自己發現法律規則。[9]案例教學打破了傳統教學中老師的“講”與學生的“學”之間相互分離的境況，為老師和學生的積極互動提供平臺，從而使老師的“教”更好地服務于學生的“學”，促進學生的主體性發展，[10]實現知識實踐性轉化的同時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趙宇案為例，在介紹趙宇案基本案情之后，老師可采用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漸進式發問逐步引發學生展開深入思考。老師先就防衛限度條件如何把控提出問題，即“趙宇的防衛行為是什么？與李某侵害行為相比是否過當？”討論中引導學生注意提取案件事實中的細節，通過對趙宇及李某行為性質、方式、強度等進行對比幫助學生理解防衛限度條件。在學生對案件關鍵事實以及法律規則有更為清晰的認知的基礎上老師進一步提問，“趙宇的反擊行為有何意義？檢察機關對趙宇案的處理結果有何價值？”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可以結合公安機關對趙宇案的處理結果展開，公安機關一開始以趙宇涉嫌過失致人重傷罪向檢察機關移送起訴，而檢察機關最終認定趙宇的行為符合正當防衛，通過兩個機關不同處理結果的對比引導學生發現并總結案例背后的思政要點，這樣能夠加深學生對見義勇為、公平正義等精神內核的心理認同。

（二）雙師教學

國內的“雙師教學”最初衍生于20 世紀末的職業教育，其目的在于培養理論和實踐能力兼備的全方位人才，雙師包括院校教師和企業等技術人才，前者負責理論知識的傳授，后者負責實踐知識的指導。[11]“刑法總論”教學中，通過線上、線下等不同途徑將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司法實務專家請進課堂，這樣不僅可以豐富教學內容和資源，還有利于彌合理論與實際工作之間的差距。在講解死緩這一內容時便可采用這一方法，邀請具有死刑復核工作經驗的資深法官走進課堂與校內老師共同完成授課。校內老師先從理論層面對死緩的含義、法律后果、誕生背景等基礎問題進行講解，通過對死緩制度誕生背景及原因的介紹讓學生初步體會死緩制度限制死刑立即執行的價值。在此基礎上，實務老師則從實踐層面對死緩適用中的具體問題展開講解并答疑解惑。例如，在死刑案件的處理中刑事和解屬于一項非常重要的舉措，通過刑事和解，被告人及其家屬積極賠償被害方損失并取得被害方的諒解，反映出被告人真誠的悔罪態度，而刑事和解中賠償損失、認罪悔罪以及被害人諒解等酌定量刑情節是司法實務中區分死緩與死刑立即執行的重要參考因素。法官在講解過程中可結合自己辦理的真實案件，生動展現法官如何在被告方與被害方間進行溝通協調并最終促成和解協議的達成。法官真實的工作經歷以及切身感受不僅可以幫助學生體會到法官在辦案過程中秉承的對人生命高度尊重的態度，也有利于學生深刻領悟法律工作者維護正義、保障人權的神圣職責。

（三）翻轉課堂

翻轉課堂是指“把原來在課堂完成的知識傳遞過程改為在課前完成，把原本在課后完成的知識內化過程改為在課堂上完成”[12]35，它的突出特征在于轉變師生角色和加強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交流與溝通。翻轉教學中授課老師由單純的知識傳授者變為學習的推動者，而學生則由消極被動的接受者轉為積極主動的探究者，學生成為整個教學活動的中心并在與老師和同學的溝通中完成學習。以陸勇案為例，其非常適合采用翻轉課堂的方式進行深度教學。這一案件涉及“刑法總論”的多個知識點，將其放在學期的后半程，學生對于專業知識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具備課堂翻轉的基礎條件。具體過程可分為如下幾個環節：第一，課前發布自主學習任務：老師提供案件基本資料（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和釋法說理書）并提出思考問題，一是陸勇案可以以何種方式出罪，二是檢察機關對陸勇做出罪處理是否合理；學生需要根據提示問題自主搜集法律文件、論文資料并通過討論形成小組意見。第二，課堂教學圍繞課前布置的思考問題展開：針對第一個問題由各小組選派代表發表本組意見，通過集思廣益幫助學生發現對同一問題的多種解決途徑和方法；針對第二個問題，先由老師隨機抽選一個小組發表本組意見，而后由其他小組針對剛才小組的發言進行提問，繼而由先前發言的小組成員對提問進行回應，在此基礎上其他小組可以進一步對回應進行提問、點評并發表本組意見，在各小組充分發表意見之后由老師進行總結，通過上述反復討論的過程引導學生深刻體會案件處理結果背后蘊含的價值內涵。第三，課后布置作業：要求學生觀看電影《我不是藥神》并以小組為單位撰寫案件報告，對專業知識和情感體悟進行總結以進一步鞏固思政效果。

（四）其他教學方法

除上述教學方式方法外，授課老師還可采用講授啟發法、課堂討論法、舉例法等。講授啟發法不同于傳統的講授法，后者以教師的語言講述為主，而前者則是同時給學生和老師分配任務，使課堂教學呈現出師生問答的雙向互動，[13]這種方式更加凸顯師生之間的交流。課堂討論環節一般是由授課老師先創設問題情境，可以是一個問題也可以是一系列問題，引導學生相互交流后再由老師進行點評總結，這種方法的突出特征在于強化生生之間的溝通，因而既不同于傳統的講授法也不同于前述的講授啟發法。舉例法則不僅僅是由授課老師為學生提供典型事例，而是激發學生在老師所舉例證的基礎上提供自己所知的相關事例。這些方法都尤為注重學生的參與式學習，因而能夠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多樣靈活的教學方法不僅為課程思政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也為準確評價學生的思政學習效果提供了保障。由于理想信念、情感體悟等非智力因素具有內隱性，學生思想觀念的變化、道德素質的提升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因而授課老師對學生思想政治素養的評價應更加注重過程性考核而非終局性的結果考核。通過在教學過程中采用能夠激發并充分保障學生參與的教學方式和方法，將學生課前資料查閱與小組討論、課中發言辯論以及課后作業作為評價內容，再輔之以詳細的評價標準，以此實現沉浸式的全過程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