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真定府儒學初探

王慧杰

（石家莊學院文學與歷史學院，河北石家莊 050035）

金滅北宋后，真定府為女真控制，治真定（今河北正定縣）。統真定縣、藁城縣、平山縣、欒城縣、行唐縣、靈壽縣、元氏縣、阜平縣、獲鹿縣。金朝統治下的北方，儒學發展狀況如何？魏崇武闡述了金代理學接續北宋理學在北方的微弱血脈，“開始了一個復蘇階段”的理學發展；晏選軍對金代理學“不同于南宋理學的整合方向，即象數與義理并重”發展路徑進行了闡述；劉輝對金代儒學經歷了的“借才異代、制度化、學術化三個發展階段”進行了闡述；楊珩在論述儒學傳播的過程提及“以南宋理學為代表的儒學文化從秦淮以南傳到了秦淮以北”。①以上都是從總體上論述，未見有專門論述北傳過程中具體地域的儒學發展狀況。本文選取學界未關注的真定府儒學狀況及形成原因加以考察，以觀察儒學在北方的流傳狀況。

一、金代真定府儒學發展

金滅北宋后，大批儒士南遷，中國學術中心也隨之南移。宋濂等撰《元史》將南宋學者趙復列為《儒學列傳》第一人，認為：“北方知有程朱，自復始?！盵1]431這一觀點對后世影響極大。多數學者認為在金朝統治下，北方儒學幾乎等于無，直到在蒙古軍隊征服南宋的過程中，通過趙復等人介紹，理學才得以北傳。

實際上，在金朝統治下的北方，儒學發展并沒有停歇，理學一直在北方流傳。其中真定是理學發源地之一。如褚承亮，北宋宣和六年（1124 年）擢第，其弟子周昂，“師事玄真先生褚承亮”[2]166。周昂的“學術純正，文筆高雅，以杜子美韓退之為法，諸入皆師尊之”[2]166，周昂侄子周嗣明認為其叔叔“最長于義理之學”，曾說“學不至邵康節程伊川，非儒者也”[2]167?？梢?，周昂叔侄的治學理路上承韓愈，其學術內容不僅包括二程的義理之學還包括邵雍的象術之學。

（一）金代儒士的任用政策與真定府儒士回應

從金統治者角度看，他們對于理學的態度將影響理學思想的發展。金朝統治者進入中原后，面臨的重點問題是建立一套適合中原統治的管理制度。真定府作為儒學的發源地之一，金初真定儒士用自身的行動，表現著儒者的風范。

金初，金太祖任用儒學官員，于天輔二年（1118年）下詔：“宜選善屬文者為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盵3]32

金太宗天會六年（1128 年），斡離不攻破真定，將境內的進士召集到安國寺，取進士72 人，號稱“七十二賢榜”。真定人褚承亮曾是宋朝的進士，亦在名籍之中，金人劉侍中推薦他做藁城縣令，但是褚承亮“漫應之，即棄去”[3]2478，表現了一部分入金的宋朝文化人的忠孝立場。

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 年），規范科舉科考試，將南北選合二為一，罷除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3]1135。此后，偏重詞賦而輕視經義之風對北方士人影響很大。如完顏亮曾“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3]2724。這一時期，真定仕金的儒士，大都官位顯赫，以不同方式在金代政治舞臺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蔡松年，是由宋入金的文化人中地位最高的。在完顏亮遷都燕京時，“徙榷貨物以實都城，復鈔引法”[3]2716。榷貨物“掌發賣給隨路香茶鹽鈔引”[3]3908，其交易的貨物有“酒、曲、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為稱首”[3]1903。政府正是通過對這些物品的管制、征稅和專賣從而獲得利益。海陵遷都后，由于金初幣材短缺，仍沿用宋朝的舊錢，如“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3]1069。在蔡松年的建議下行鈔引法，于中都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并設使、副、判官各1 員，都監2 員。所印交鈔，有大鈔和小鈔兩種。交鈔的發行，緩解了金朝的錢荒，對金朝的物資流通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中都榷貨物的設立為金朝財政收入的增加創造了條件。其子蔡珪，中進士第，“號為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珪為編類詳定檢討刪定官”[3]2717。蔡珪后來被任命為河東北路轉運副使，不久又入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封號為真定縣男爵。

金世宗時期，宋金隆興合議達成，雙方有幾十年時間和平相處。世宗多次詔令大臣薦舉人才，認為“人之有干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3]193，而要進行德教，首選儒家“經籍”。因而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九月，當譯經所譯經書時，世宗謂宰臣說:“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3]185有一些真定籍人士通過科舉為官，如真定周昂、馮璧等。

金章宗于泰和二年（1202 年）定國運土德，表示金是代替北宋的火德而享有天下的。金朝德運的變化，等于說承認北宋及其政治文化的合法性，也意味著宋學得到金代官方承認，直接影響到理學在金朝的傳播與發展。

（二）真定府儒士對理學的傳播

金朝中后期，南宋理學已相當成熟。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以陸九淵為代表的象山學派以及以胡安國及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派，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當時宋金雖然處于對峙狀態，但是文化交流并沒有停滯。如王若虛，真定人藁城人，是周昂的外甥。王若虛曾受學于周昂，周昂教導其：“文章以意為主，以言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盵3]2730著有《滹南遺老集》，其中經學著作包括《五經辨惑》上下卷、《論語辨惑》5 卷、《孟子辨惑》1 卷。金代對于《論語》研究和解釋所剩無幾，王若虛的《論語辨惑》是了解金代儒學發展的寶貴資料。李定乾先生認為：“《論語辨惑》主要就宋人的《論語》研究展開批評，通過《論語辨惑》，我們還可以了解到宋代《論語》研究的得失?！盵4]11

同時，王若虛在其著作中還廣取漢儒和宋儒的經解，他高度贊揚“自宋儒發揚秘奧，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后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5]卷四十四。他還提出對理學的評價：“宋儒之議論不為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為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為排異端而實流于其中，亦豈為無罪也哉?！盵5]卷三其對于儒學的或貶或褒，博采眾說，又直抒胸意，議論平實，是金代經學成就的最高代表。

金代理學發展，出現三位重要人物：趙秉文、王若虛和李純甫。他們都是河北人，各自代表著一部分北方士人站在時代的思潮前發表著自己的見解，由此可見金代理學自身發展的復雜性。

然而，蒙古軍隊自1211 年首次攻金，直到1234 年金哀宗自殺，金朝滅亡，這場戰爭持續了20 多年。期間百姓逃離，士人失所。在這場民族大浩劫中，傳播文化的重要設施學校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大部分的真定府州縣學被破壞。然而真定府儒學并未中斷，當時的漢地世侯，競相收納儒士。翻檢史籍，史天澤在真定建的幕府中，士大夫很多都是金代的進士，如劉汝翼“貞佑四年經義第一人”[6]卷二十一，楊果“正大甲申進士”[1]3854，李冶“正大末登進士第”[7]661，王若虛“承安二年進士”[3]2737，元好問“興定進士”[3]2742；或在金代任職，如張德輝“御史臺椽”[1]3823，丁居實“權尚書省令史”[8]卷五十九，李正臣“近侍局副使”[7]577。在金末元初的戰亂中，他們在史天澤手下教書或任職，以此承繼著金代的儒學和經世致用的思想。

此時以趙復為代表的一批南方儒士北上，開始了系統介紹程朱理學思想的工作，徹底改變了以往北方士人自己研究自己傳習的狀況，推動了大蒙古國時期北方理學的傳播。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趙復之前真定府儒士對儒學的傳播與實踐所作出的貢獻。

二、金代真定府儒學發展的原因

（一）經濟恢復和民族融合

金朝統治初期，真定府農業生產一度出現衰退，手工業生產和城鎮商業也陷入停滯狀態。如宋人曹勛隨宋帝北遷，描述從浚州（今河南?？h）向北“旬月不見屋宇，夜泊荊榛或桑木間”[9]692，到真定府更換牛具再行。隨著女真封建化的完成，金朝統治者相繼采取一些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措施，使真定府趙州一帶經濟逐漸恢復和發展。到金世宗時，河朔沿滹沱河一帶“禾麻菽麥郁郁彌望”[10]609。金文學家蔡松年也曾寫詞贊道：“春風北卷燕趙，無處不桑麻?！盵11]8并特別指出真定府一帶富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真定府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情況。

金代真定府手工業以絲織、制瓷、礦業最為發達。金效法北宋，在真定、河間等地設綾錦院，掌“織造常課匹段之事”[3]1322，說明當時這里的絲織業還算得上中原中心。據《金史·地理志》中記載真定府產瓷器，指井陘窯。礦冶業在真定歷史悠久，近年在獲鹿縣上寨村發現金大定十二年（1169 年）銅礦遺址，[12]說明獲鹿的銅礦資源儲備豐富，為采礦、冶金業創造了條件。

商業貿易和城鎮經濟也有發展。唐宋時期真定府趙州一帶已經形成城市與鄉鎮市場構成的市場網絡，金人進入這一地區后重視商業貿易，市場又活躍起來。金章宗明昌年間回鶻商人饒于財，商販巨萬，多次于河北、山東間貿易，俱言民物繁庶。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金朝末年。高利貸也是金朝商業發展的一個方面。大定十三年（1173 年）先后在中都和真定等地設質典庫，[3]1320也就是官方當鋪，設專職官員管理。

金入主中原后，真定府成為猛安謀克的重要遷居地。如金朝初，女真人趙良弼，“佐金祖平遼、宋有功，世千夫長，戍真定贊皇”[7]643，蒲察元衡遷入河北西路真定。[13]2960到金朝末年，河北地區每戶中就有一戶猛安謀克女真人戶。女真人猛安謀克戶南遷到河北真定等地后，“所居之處，皆不在州縣，筑寨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14]520。到金世宗時期，隨著封建化加劇，女真人在移居地“附都猛安戶不自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垅無一苗者”[3]1047，將土地租給漢人耕種?？梢?，女真奴隸制漸漸轉向封建的租佃制，猛安謀克戶與漢戶已經相差無幾。

金世宗時期雖然女真封建化進程已基本完成，當時女真富家子弟效仿漢族地主階級的生活方式飲酒享樂、賦詩交友，如劉祁寫道：“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喜與士大夫游?！盵15]25在這個融合過程中，漢人與女真人之間矛盾漸漸緩和，中原傳統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最終同化了女真的文化。

總之，真定府成為金代政治經濟重鎮。

（二）官辦學?；謴团c私學發展

入金以后，隨著金統治者崇儒尊學政策的實施，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 年）、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和章宗泰和四年（1204 年）幾次大興學校。如金大定十六年（1176 年）始創府學為“舊制京府十七所”[3]1131，其中就有真定府學。此后，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重修，元好問作《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明昌元年（1190 年），良鄉令周昂為記。趙州州學于金天會后（1123年）創建、貞祐后（1216 年）修建，元好問作《趙州學記》。行唐縣學于大安元年（1209 年），王若虛作《行唐縣重修學記》。此外還有威州縣學創建年代不詳，傅慎微作《威縣建廟學碑》等。尤其是在一些熱心教育的地方官員的努力下，真定府官學教育逐漸恢復并有程度不同的發展。

金代真定府學校學官和生員，按金政府規定各路、府選拔教授“于大定舊制，京府十七處千人之外，置節鎮、防御州學六十處，增養千人，各設教授一員，選五舉終場或進士年五十以上者為之”[3]1133。其中金代真定府學生員就有60 人，生員的名額在當時不算少。

除了官學教育發展以外，金代真定府的私學教育較前代更加形式多樣，尤其是從事私學教育的情況更為復雜。有的是以宋朝遺民自居，不愿出仕金朝而以教授為業。如真定人褚承亮，天會六年（1128年），斡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3]2748，周昂從其學?？梢婑页辛敛皇撕笤诩乙越虝鵀闃I。

有的是一面入仕為官一面從事私學教育，一般是教授家族子弟。如真定人周昂，“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而且周昂“學術純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3]2730；著名醫學家真定人李杲，“受《論語》《孟子》于王內翰從之，受《春秋》于馮內翰叔獻”[16]。其中王內翰為王若虛，馮內翰是馮璧，二者都是金代官員兼學者。有的是名家寓居在真定授學。如金元之際，元好問寓居真定鹿泉縣，“王思廉從，受其學”[16]。趙秉文游學真定，也收徒講學。

有的是官宦世家，其家學源遠流長。如真定楊氏家族第九代楊伯雄、楊伯仁等，躋身金代政治權利中心，位至宰輔。楊伯仁“讀書一過成誦”[3]2723，楊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其族弟楊伯淵“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3]2319。楊瀛“幼而篤學，年十有三善屬文，及□□工翰墨，縉紳之流一見者，皆以才冠許之，遂博及群書，馳聲儒苑”[17]102，其子楊濟“早歲以文章動朝士，尤于詩律為工”[17]103。從該家族的仕宦情況看，其家族內部存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傳統和父兄熏染。真定蔡松年，作為一位父親曾賦詩對兒子 珪蔡 的喜悅與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如《一剪梅·送珪登第后還鎮陽》：“白璧雄文冠玉京。桂月名香，能繼家聲。年年社燕與秋鴻，明日燕南又遠行。三徑蒼煙歸未成，幅巾扶我醉談玄，竹瘦溪寒，深寄馀齡?！盵11]15作為兒子蔡珪也不負父望，當時貴族寺院金石文字咸出其筆，為時賢所稱許。

以上所舉事例，大體反映了金代真定府地區私學教育的一般狀況。由于當時真定府在女真貴族統治之下，廣大漢族地主階層成員要躋身統治者行列，除了軍功、蔭補和舉薦之外，走科舉入仕之路是最好的途徑，這就成為當時私學教育進一步繁盛的主要動力所在，促進了私學教育的較快恢復和發展。

（三）科舉重地和文化昌盛

入金以后，真定府是金朝的政治經濟重心地區，科舉選士仍占重要地位。金代科舉開始于金太宗天會元年（1123 年），兩年后，金軍占領山東、河北、河南、陜西等地，為了撫輯新附，從漢人士大夫中選拔官吏，便在這些地區實行科舉制度?！督鹗贰妨袀魇茄芯咳瞬姆植嫉奈ㄒ槐容^系統的資料，其中記載的真定趙州籍的楊伯雄、楊伯仁、賈益謙、馮璧、蔡松年、蔡 珪、王若虛、褚承亮都是科舉出仕的文臣，僅有武仙一人是武臣。正如《續通典》卷十八《選舉》記載：“急欲得漢士，撫輯新附，故設科取士?！盵18]248金代科舉取士的重心在河北、山西、北京、山東一帶，真定府正處于這一帶上。應該說，金代真定府趙州成為科舉盛地之一，與金朝對這一地區的政治統治是一脈相承的。

金天會四年（1126 年）冬，金占領黃河以北大片土地后，劉彥宗勸斡離不（宗望）“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14]60。真定科試題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如題目為“上皇無道，少帝失信”[3]2748。這次科試在北宋境內舉行，參加者少，中舉率大，是金吸收北宋士人加入其統治的嘗試，在金代科舉制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開創意義。真定府作為科舉考試的考點，也反映了金代真定科舉的重要地位。

通過科舉制，宋金時期真定府不僅向中央政府輸送了大批人才，真定儒士還用生花妙筆歌頌這塊土地：他們描太行山、封龍山之險，寫滹沱河之歷史，繪真定之風土人情，極大促進了真定府文化的昌盛，令真定府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蔡松年在其詩詞中多次提及“東垣”“鎮陽”即是真定。他在真定潭園邊上修建住宅，名“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其詩詞中提及此宅北潭玻璃、藕花、西樓等景物，在當時堪稱豪宅。如《水調歌頭》專門寫鎮陽北潭：“玻璃北潭面，十丈藕花秋。西樓爽氣千仞，山障夕陽愁。誰謂弓刀塞北，忽有冷泉高竹，坐我澤南州。準備黃塵眼，管領白蘋洲。老生涯，向何處，覓菟裘。倦游歲晚一笑，端為野梅留。但得白衣青眼，不要問囚推按，此外百無憂。醉墨薔薇露，灑遍酒家樓?！盵11]8

蔡松年珪的兒子蔡 從小長在真定，封龍山、東垣是他記憶深處的故鄉，他將故鄉的山、故鄉的城寫入自己的詩中。如《醫巫閭》中將美麗雄偉的“幽州北鎮高且雄，倚天萬仞蟠天東”的醫巫閭山與自己的家鄉封龍山相比，頓覺家鄉之親，“封龍山邊生處樂”，進而覺得醫巫閭山“此山之間亦不惡”，也不過如此吧。又如《江城子·王溫季自北都歸，過余三河坐中賦此》中“歸報東垣詩社友，曾念我，醉狂無？”[11]29這首詩寫在蔡珪三河主簿的任上，他鄉遇到故知，是人生三大幸事之一。王溫季和蔡珪 同是當年東垣詩社的社友，蔡珪 更覺家鄉的親切和溫暖。

三、金代真定府儒學對金代政治生活的影響

金是女真人建立的政權。金兵進入真定之初，遭到了真定府軍民的頑強抵抗。這是女真貴族的民族征服引發的，同時，也是真定傳統的區域文化對女真游牧文化的排斥。然而，隨著金兵對真定府的全面占領和大批猛安謀克遷徙真定，女真的游牧文化與真定府的區域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金人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推行女真習俗，金太祖、太宗時期，“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3]47。到天會四年（1126 年），太宗面對中原生產殘破的現實，曾下詔：“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畝未辟，百工略備而祿秩未均，方貢僅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茍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盵3]56表明金朝改定制度，恢復生產。

金世宗時期，雖然女真封建化進程已基本完成，但是金世宗本人仍常常懷戀本民族的舊俗。他常常告誡身邊貴族：“女直舊風最為純直……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盵3]164尤其是海陵王遷都后，他提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浸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之悤r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盵3]158當時女真人富家子弟效仿漢族地主階級的生活方式飲酒享樂、賦詩交友。如劉祁寫道：“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喜與士大夫游?！盵15]25可見，女真人逐漸漢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隨著女真社會封建化的完成，漢人與女真人之間矛盾漸漸緩和。在這個融合過程中，中原傳統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最終同化了女真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真定府儒士對政治參與越來越多。

蔡松年，原籍余杭（今浙江杭州），歸金后占籍真定，后來官至尚書右丞相，封衛國公。他參與南下伐宋并保護真定西山群盜。當時金軍打到真定府，“初平真定西山群盜，山中居民為賊污者千余家，松年力為之辯論，竟得不坐”[3]2715。西山群盜即當時太行山一帶的抗金組織。如真定府附近的贊皇境內，馬擴抗金義軍占據五馬山寨，“時兩河忠義聞風響應，受旗榜者約數十萬人”[19]844。蔡松年出于對宋朝民眾的同情，力證這些人是因戰爭而流落入山的百姓而不是抗金的武裝。

楊伯雄、楊伯仁，是由遼入金的文化人，真定藁城人，在海陵王和世宗時期憑借政績逐步進入金的權力中心。楊伯雄，在任韓州軍事判官時，“有二盜詐稱賈販，逆旅（旅店）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取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余人，一郡駭服”[3]2317。于是升遷應奉翰林文字。海陵王上臺后，以潛邸臣身份得以重用，蔭及其弟楊伯仁也做了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橫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窮竟渠黨，四境帖然。讞館陶大辟，得其冤狀，館陶人為立祠”[3]2724。族兄楊伯淵，天會十四年（1136 年）賜進士第，“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3]2320。楊伯雄之子楊瀛做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有廢必起，無害不除，遠近□然，吏民安之”[17]103。

真定府儒士除參與中央朝政外，在地方上任職期間，受儒家思想和地域文化影響，表現出為民做主、惠政澤民的特點。

周昂，真定人，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調南和簿，有異政”[3]2730。其外甥王若虛，藁城人，承安二年（1197 年）的進士，“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3]2737。

馮璧，真定縣人，承安二年（1197 年）的經義進士，后調任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余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于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悅”[3]2430。

賈益謙，沃州人（今趙縣），真定府的臨縣，大定十年（1170 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3]2334。到大安末年，官至參知政事。史評其可謂盡事君之義矣。

剛正不阿、獲得百姓認可是真定府儒士的另一特點。如蔡松年為抗金組織辯論，“竟得不坐”，楊伯雄任韓州軍事判官敏于判斷“一郡駭服”，楊伯仁“館陶人為立祠”，楊伯淵百姓“刻石紀其事”，楊瀛“吏民安之”，王若虛“老幼攀送”，馮璧“民大悅”等。這些都體現了真定府儒士的風范。

綜上所述，作為金代儒學發源地之一的真定府，其儒學發展表現為金統治者對儒學政策的調整和真定儒士對理學的傳播。其儒學興盛原因，與當地的經濟恢復和民族融合、官辦學?；謴团c私學發展、科舉重地與文化昌盛密切相關。金代真定府儒士在金代政治生活中踐行儒學，對金代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也體現了儒士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