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劉曉航

（山東大學文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孫犁的創作主要歷經解放區時期、1950-1970年代和“新時期”三個主要的文學史階段，可以說是與當代文學一同成長的作家。作為一個文學史地位較為穩定的經典作家，以往研究涉及范圍頗為廣泛，對孫犁年譜、傳記、佚文、筆名等基礎資料的撰寫與考索，對孫犁各個時期文學風貌與創作演進的研究，對孫犁生活史實、文學風格以及他與“荷花淀派”的關系的探究，對孫犁文學編輯、批評活動以及孫犁與新時期作家莫言、鐵凝等文學互動研究的展開，都說明孫犁研究已較深入。但成熟的研究范圍、路徑和方式意味著創新的難度，隨之而來的往往是研究生命力的萎縮。在較為成熟的研究之后，一方面是新的研究只能遵循已有的研究范圍和路徑進入，在缺乏新材料和新視野的基礎上難出新觀點；另一方面則走向對孫犁一些細碎、邊緣問題的考察。眾所周知，作家的文學生命力在于有持續不斷的讀者，同樣可以說，作家的文學史生命力則在于研究者不斷的重讀，尤其是提出新的觀點，開辟新的研究空間。因此，本文試圖在對孫犁以往研究的主潮、重點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根據學界近年來有關孫犁研究的新材料、新視野及自我體會，對孫犁研究的可能空間加以展望，以期對孫犁研究的開掘有所助力。

一、時風變化與孫犁研究的階段性演進

從長時期的研究脈絡看，孫犁研究的特點與時代變化關聯緊密。在解放區時期，涉及孫犁的文章如劉平為《論通訊員和通訊寫作》一書所寫前言和對《魯迅、魯迅的故事》《少年魯迅讀本》的評論則帶有為抗戰服務向大眾宣傳的意味，這些評價較難見出作家的個性氣質和文學特質。但也有一些對孫犁本人和作品的直觀評價，如潘訥評價孫犁“新鮮、明快、而多少帶有點埋在深處的脆弱”[1]67。有關孫犁作品的評價，如對《丈夫》缺乏對敵斗爭的“最尖銳的主題”[2]的批評以及對《荷花淀》“充滿健康樂觀的情緒”和“充滿小資產階級情結”[3]的評價上的矛盾，已顯示出評論者對孫犁寫作風格與時代主潮裂痕的把握；而對《碑》不夠“真實”的批評[4]和《新安游記》“客里空”的批評[5]14-15，則明顯帶有當時左傾思想的烙印?？傮w來看，解放區時期的評價較為樸素、零散，且為抗戰服務的功能性評價明顯，尚未看到對孫犁創作體系化的研究。1950—1970 年代的孫犁研究大多為文學批評性質，其中最多的是對孫犁當時創作、出版作品的及時跟蹤，如對《白洋淀紀事》《風云初記》《鐵木前傳》的評介。從批評的基調和姿態來看，1949 年后對孫犁評價有兩種論調，一種是站在政治立場，以階級觀念對孫犁創作方法、風格的批評。如1951 年《光明日報·文學評論》刊載的《對孫犁創作的意見》《對孫犁〈村歌〉的幾點意見》認為，孫犁作品將女性“性格強行分裂，寫成了有著無產階級革命行動和小資產階級感情、趣味的人物”[6]，缺乏對黨“決定性的領導作用”的描寫，“歪曲地塑造了幾個新的人物的典型形象”[7]。這種政治化立場在孫犁研究中愈演愈烈，以至于在1967 年孫犁被視為“反黨黑作家”，批評《鐵木前傳》“歪曲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合作化時期的農村現實生活，散布了資產階級‘人性論’‘人情味’，以階級調和論，代替錯綜復雜的階級斗爭”[8]。另一種是基于孫犁作品特色加以總結的文學評點，主要的評論者如遠千里、梁斌、王林、方紀、冉淮舟、馮健男等與孫犁有著密切的聯系，此外，評論家黃秋耘的文章也值得特別關注。這些評論大都從孫犁的語言、描寫方法、風景、人物、結構等層面總結出孫犁作品抒情化、詩化的文學特點以及關注女性的主題內容，在立場上多是對孫犁風格化的褒獎。茅盾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報告，對孫犁風格的評價已成為經典文獻：所謂“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說好象不講究篇章的結構，然而絕不枝蔓；他是用談笑從容的態度來描摹風云變幻的，好處在于雖多風趣而不落輕佻”[9]99，指出了孫犁抒情、散文化的特點。黃秋耘點出孫犁《風云初記》是詩的寫法，“用做詩的方法來做小說，比較便于發揮作者的抒情能力，比較擅長于描繪生活長河中的一朵浪花，時代激流中的一片微瀾……”[10]。王林、方紀、馮健男文章也多從孫犁這一抒情、詩意的特點出發加以解讀。在對孫犁不足的評價上，這些評論者都看到了孫犁風格與時代主潮的錯位之處：“有時回避生活中的尖銳矛盾；有時只表現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個較小的精神世界。這當然和作者在革命斗爭中的實際鍛煉有關，對他的才能也是一種限制。他很想突破這種限制，更有力地表現出我們偉大時代的偉大生活來?！盵11]相對而言，黃秋耘更多的是將孫犁這一缺憾視作一種藝術風格，認為孫犁以“斗方白描”的方式書寫時代，雖與“高歌猛進、揮斥風雷”的時代不相襯，但這正是他的獨特之處?？傮w來說，對孫犁較為系統、學理性的研究起步于1960 年代，這一階段對孫犁敘事結構上的“橫截面”“片段”和風格上的詩意、抒情的總結成為后來評價孫犁文學風格的基本觀點。

1970 年代末到80 年代的孫犁研究開始擺脫1950—1970 年代的政治、階級立場，轉而對作家主體和文學本體進行分析。在此風氣影響下，以往對孫犁缺乏時代宏大描寫、缺乏故事情節完整呈現的批評幾乎不再出現。80 年代的研究者大部分依然從孫犁的文學風格和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兩個角度進行論述。而在對孫犁文學風格的解讀中，詩意、抒情、白描、意境美等是討論孫犁文學創作的主要話語。應當說，80 年代對孫犁的這些評價，一方面呼應了當時社會風氣的變化，另一方面在文壇空氣由政治、階級論轉入文學本體論的情況下，發掘孫犁的獨特風格，尤其是與1950—1970 年代文學主潮相異的“陰柔之美”成為當時評論家共有的意識。不過，上述那些相似的、有些流于人云亦云的風格闡發雖然在文本梳理上更加細致，總體卻沒有超出“十七年”文學中黃秋耘、馮健男等人對孫犁的風格定位。①這樣的情況其實一直延續到20 世紀90 年代中期，1994 年孫犁在會見“天津市孫犁研究會”的負責人時就說：“研究不能老重復過去那些東西，什么孫犁文章行云流水呀，富有詩意呀，還有荷花淀流派等等，要拿出一些新的東西?！眳⒁妼O犁《語重心長一席話——孫犁談文學研究》一文，載《天津市孫犁研究會簡報》1994 年第1 期。這一時期對“荷花淀派”的討論也帶有非常明顯的時代癥候性，1980 年代初在《河北文學》舉辦的關于“荷花淀”流派的座談會上，研究者大多從建構論的視角解讀“荷花淀派”的必要性：鮑昌的文章徑直以《中國文壇上需要這個流派》為題，認為“多年以來，我們的文學不講求風格，更不提倡流派，嚴重地影響了文學創作的發展。今天的情況不同了。我們粉碎了‘四人幫’，雙百方針可以貫徹了，我們就應當來提倡風格與流派”[12]；閻綱也說，“為什么現在大家對藝術風格、藝術流派感到興趣？很簡單，因為我們的文學需要發展，需要恢復現實主義，需要姹紫嫣紅、爭妍斗麗”[13]。這一時期對“荷花淀”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建立此流派有何時代意義以及以孫犁為主體討論該流派的主要風格上，對流派代表人物劉紹棠、從維熙后期風格的變化有所涉及，但是沒有深入討論。80 年代初期的這次討論其實是“荷花淀派”研究中熱度最高的一次，后來對“荷花淀派”的研究多是零星探討，且將這一流派作為事實存在，繼而討論一些作家如劉紹棠的文學風格問題，將流派成型過程及其內部差異的“再問題化”的研究很少出現。②近年來，有研究者從孫犁編輯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與“荷花淀派”成長之關系的角度進行了史實展現，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布莉莉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與“荷花淀派”》一文，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 年第2 期。

不過，這一階段的研究者開始在孫犁作品評點和流派討論之外，開啟一些具有整體研究性質的工作，首先是有關孫犁的史料整理，出版了劉金鏞等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孫犁專輯》，冉淮舟的《孫犁著作年表》《孫犁作品單行、結集、版本沿革年表》，傅瑛、黃景煜的《孫犁年表》，雖然這些資料匯編如今看來比較薄弱，年表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但對孫犁的系統性梳理開始使孫犁研究走向深入和學理化，如有研究者提出從孫犁創作運動、發展的過程去看其小說寫作的演進情況，考察孫犁如何受文學資源如司馬遷、柳宗元、歐陽修、曹雪芹、普希金、契訶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和魯迅等影響，孫犁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究竟發生過什么影響”，對孫犁和晉察冀同人梁斌、康濯、方紀、邵子南、秦兆陽文學風格分異的研究等[14]，雖然提出的這些問題許多至今尚未解決，但足以說明當時的研究意識已從單純的文本分析走向較為深入的層面。其次是對孫犁晚年創作的跟進，出現了《在回憶中發現——論孫犁近年散文》《審美的超越與美的品格——論孫犁新時期的散文》等文章。孫犁在晚年顯示出的與之前寫作的不同風格，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在1988 年的孫犁研討會上，與會者提出了“新”“老”孫犁的說法，認為孫犁晚年從明麗走向沉郁，從小說家走向雜文、散文家，從創作家走向批評家[15]，這一觀點成為了后續孫犁研究的一個熱點和重點。

1990 年代的孫犁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晚年研究成為孫犁研究的重點，如楊劼的《論世、論事和論文——晚年的孫犁》、劉慧英的《“荷花淀”的清香和人生的劫難——“蕓齋小說”淺議》、郭志剛的《讓我們也“燒進去”的作品——讀孫犁近作》、楊鼎川的《由詩意寫實到散文寫實——孫犁〈蕓齋小說〉研究之一》、葛紅兵的《孫犁新時期創作情感新探》、郎偉的《老年人的文體——孫犁新時期散文創作散論之一》、學正的《尋覓舊夢——評孫犁晚年的思想與創作》等文章都關注到孫犁晚年寫作轉向問題，看到孫犁晚年思想偏向沉郁、敘事風格偏向寫實、敘事情感偏向回憶等特點。在治學風格上以評述為主，多是針對某一問題的個案研究，缺乏整體性的關照。二是作家、作品之外其他層面的研究開始有所涉及，如對孫犁的編輯活動、孫犁創作中的古典文學傳統、孫犁的散文理論等方面的探討。這一方面說明，孫犁研究走向細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當時研究者難以在孫犁經典文本解讀上有新見的困境。

此外，郭志剛、章無忌的《孫犁傳》是這一時期孫犁研究中比較系統的著作，傳記對孫犁活動、創作脈絡加以梳理與評說，較為可靠地展現了孫犁經歷的來龍去脈。發表于1998 年的《孫犁：革命文學中的“多余人”》是一篇不能不提及的文章，楊聯芬在此文中將孫犁定位為“既屬于主流文化，卻又始終有些游離于主流文化的話語中心。他由疏遠政治進而退隱書齋，晚年沉浸在難以自拔的悲涼與感傷情緒中，不僅疏離了主流文化，也逐漸疏離了整個當代文壇，呈現出一種‘多余人’的孤獨和苦悶之狀”[16]。首先，此文從“主旋律”邊緣的知識分子言說、階級論語境中的人道主義守持、孫犁的“邊緣化狀態”，身處革命“中間地帶”，以及孫犁在五四啟蒙文學中的人道主義和傳統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二元困境中去解釋孫犁在革命文學中的“多余人”特征以及成因。這一立論從今天來看，有一些問題仍需重新探討。比如，這篇文章多以孫犁1948 年以后的經歷、作品立論，而單單將孫犁參加抗日及這一時期的創作視作偶然，認為孫犁在抗戰中也“缺乏政治意識”有些簡單化。其次，將孫犁疏遠政治進而退隱書齋、晚年沉浸在難以自拔的悲涼與感傷情緒中，視作孫犁與革命文學疏離的表現或深化，也有些牽強和簡單。因為孫犁晚年的變化其實主要緣自“十七年”后期，尤其是“文革”中的遭遇。孫犁的這種避退恐怕很難用“多余人”來恰當、圓滿地解釋，“文革”創傷使諸多藝術家在晚年處于“崩潰”的邊緣，孫犁僅是一例而已。不過，這篇文章是對孫犁在革命文學以至當代文學中的定位難題作出的嘗試性解答，對孫犁與文學潮流相疏離的基本判斷影響深遠，形成了孫犁研究的一種對話框架。

二、21 世紀以來孫犁研究的重點和闡釋框架

21 世紀以來的孫犁研究在基本方向上大體不出以往研究涉及的范圍，圍繞孫犁研究中的幾個重點問題和主要觀點，研究者嘗試從新角度進行探討，形成了幾個研究的重點和解讀孫犁的框架，呈現出孫犁研究的主要走向。

其一，關于孫犁與革命或革命文學關系的對話。如上文所說，楊聯芬的《孫犁：革命文學中的“多余人”》將孫犁視作革命中的“多余人”，強調的是孫犁與革命的疏離關系。在“重返歷史現場”的“歷史化”視野中，這一觀點已經被研究者重新審視并提出質疑，認為將孫犁與革命文學相剝離的觀點“很大程度仍然只是文學史研究的需要，或者說是研究者為了使現代文學研究獲得“新的活力”而不得不采用的立場和研究路徑，他們并沒有真正‘碰’到歷史的關節之處”[17]，認為“有目的地使孫犁與他原有的‘革命文學’的精神譜系相剝離……卻明顯是當前文化思潮規訓現代文學研究的結果，‘娛樂消費文化’的興起導致了‘革命意識’的衰落，由消費文化所派生的文學意識形態，要求‘重評’革命文學的價值及其問題，這就使許多左翼作家與‘革命文學’基本教義相剝離成為了必然”[17]。這樣的提醒至少能夠使人們對楊文產生的歷史語境有所警醒。其實，鑒于上節筆者提及此文中的一些問題，有研究者就在更加細密的材料和論證基礎上對“多余人”的觀點進行了對話和反撥。熊權的《“革命人”孫犁：“優美”的歷史與意識形態》是一篇針鋒相對的文章，論者以孫犁作品中存在的修改加工現象為依據，認為孫犁“優美”的風格不是個性抒情，而是克服個性、反復調試的產物，包含了曲折的歷史過程和豐富的意識形態內容。文章從革命活動之于孫犁的影響入手，認為孫犁是一位投身抗戰并積極建構歷史的“革命人”。[18]最有意味的是，熊權此文在對“革命人”孫犁分析時，所用的論據、材料基本都是孫犁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作品、經歷，這正是楊聯芬文中較少提及的部分。周維東的《革命與鄉土——晉察冀邊區的鄉村建設與孫犁的小說創作》則從晉察冀鄉村建設的角度出發，探查孫犁所處的革命環境對其小說創作的影響，不同時期鄉村政策下革命與鄉土之間的關系影響了孫犁小說“和諧”或“緊張”的文本內容和風格呈現。[19]這一從歷史、社會學視野對孫犁前期小說的重勘頗具啟發性，同時也以扎實的史料與文本的互動分析，指明孫犁身在革命之中進行創作的歷史場景。與之相似，馬嬌嬌則從孫犁與晉察冀抗日政策的互動看待孫犁文本、思想的形成，指出孫犁與抗戰文藝寫作、日常動員間的關系。[20]這些對孫犁創作過程、作品背景的歷史化還原，使得孫犁與革命關系的研究走向深入。不過，正如筆者已提及的，這些重勘“多余人”的論斷多從孫犁在解放區的文學活動出發，因為抗戰時期孫犁的活動與革命的關系最為緊密，這樣的論斷可以使我們對孫犁是“革命人”還是“多余人”的定位問題有所深化，卻不能完全撼動楊文的立論。①其余一些對孫犁、趙樹理等解放區文學不同風格的探討，雖然沒有直接回應這種“革命”與孫犁關系的討論，但其實也是嘗試對孫犁在解放區中的位置進行定位，相關文章如：楊劼的《趙樹理與孫犁——“延安小說”變革的藝術解讀》，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 年第2 期；葉誠生的《“問題敘事”與“詩化抒寫”：解放區文學實踐中的個性表征——以趙樹理、孫犁為中心》，載《東岳論叢》2011 年第11 期；閻浩崗的《解放區中短篇小說中的土地革命敘事與趙樹理、孫犁的獨特性》，載《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4 期。

其二，對新、老孫犁轉變的探究。在1980 年代末，“兩個孫犁”的說法已經出現，晚年孫犁創作風格的變化讓研究者很難在革命文學譜系和當代文學史中以連貫性的視野定位孫犁。21 世紀以來，依然有研究者另取新徑，探究孫犁轉變的過程與內因。如徐阿兵以魯迅對孫犁的影響為視角，重新進入孫犁轉變的肌理，認為若無魯迅的影響，孫犁可能會成為小說家，但一定不會成為雜文家。[21]這樣的論斷有其道理，但魯迅對孫犁的影響僅是探查孫犁轉變的一種視角，卻無法從根源處解釋孫犁轉變的原因。其實孫犁的轉變的根源在于自己的內心狀態、情感之變，正是孫犁內心的變化，才讓他在晚年與魯迅貼近。黃德海從孫犁閱讀史的角度入手，認為其“衰年變法”來自一種知識結構的變化[22]，不過因為作者關注的重點是“衰年變法”中的“知識結構”之變，而以周作人、孫犁、汪曾祺為例加以闡釋，使得文章對孫犁轉變的解讀有“只取一點，不及其余”之憾。孫犁的閱讀趣味和知識結構變化只是孫犁晚年轉變之一因，同時，這種變化也不是新孫犁得以誕生的根源，對孫犁轉變更加完整、深入的解釋依然要從作家經歷、趣味之變的根源去找尋。閻慶生則從孫犁寫作于“文革”中的《書衣文錄》入手，探查“文革”中的經驗、心理之于孫犁轉變的影響，立論雖有些泛泛、不夠深入，但已經探查到孫犁轉變的根由。[23]

探究孫犁的轉變很難不對其晚年生涯進行探討，在這方面，閻慶生對晚年孫犁的整體性研究值得重視?！睹缹W與心理學視域中的晚年孫犁》將《書衣文錄》作為孫犁晚年整體風格的開端，對孫犁晚年的心態、與中國傳統美學尤其是道家的關系、美學轉型原因、對當代審美文化的批評、散文的美學思想和“耕堂文體”的特點等進行了闡說。[24]總體看來，論著的缺憾在于，過于強調從美學、心理學等角度考察孫犁的晚年活動，有的闡釋顯得不夠平實，立論不夠貼近材料，如孫犁晚年崇尚“自然”“平淡”到底在多大意義上是回歸“道家”美學，還是一種不得不為、自我收縮的反“自然”的社會行為？而從憂患意識、孤獨、恐怖、沉思等角度探查孫犁晚年的心理，以及從“真情實感”“樸實、含蓄、簡練”等角度分析孫犁的散文思想則過于直白；將晚年孫犁拔高，認為其晚年作品高于早期作品的文學史判斷也有些引人生疑。當然，該論著整體性地對孫犁晚年創作進行了全面考察，對整體把握晚年孫犁的創作實踐有開創之功，是孫犁晚年研究繞不過去的重要成果。

除上述三種研究重點外，21 世紀以來孫犁研究還有一些方面值得注意。在整體研究方面，如滕云的《孫犁十四章》，從作家的主體定位、文藝實踐的類型、作家創作的階段性風格作出了整體考察；而苑英科的《崛然獨立：孫犁紛爭》則從孫犁的文學觀念、工作人際、愛情生活等方面產生的筆戰、紛爭入手，對一些作品背后的實事原型進行爬梳，“揭示孫犁的真實動機和所思所想”[25]235，在資料搜集和事實呈現上對孫犁研究的貢獻頗多。此外，還有在新的視野中對孫犁作品尤其是經典作品如《荷花淀》《風云初記》《鐵木前傳》的重讀、重釋①其中值得重視的有：郭寶亮的《孫犁的思想矛盾及其藝術解決——重讀〈鐵木前傳〉》，載《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1期；賀仲明的《文體·傳統·政治——論孫犁的長篇小說〈風云初記〉》，載《揚子江評論》2018 年第1 期；熊權的《彷徨“家”“國”：土改與孫犁的“文變”》，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 年第3 期；張莉的《重讀〈荷花淀〉：革命抒情美學風格的誕生》，載《小說評論》2021 年第5 期。、對孫犁之于后續作家影響的解讀②如：郜元寶的《柔順之美：革命文學的道德譜系——孫犁、鐵凝合論》，載《南方文壇》2007 年第1 期；張莉的《念念不忘，終有回響——孫犁與賈平凹的文學互動》，載《文藝爭鳴》2015 年第1 期；張莉的《“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徐懷中與孫犁的文學淵源》，載《文藝爭鳴》2018 年第9 期；張莉的《孫犁、鐵凝的文學傳承與當代文學的發展》，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11 期。、對孫犁“病”的成因及影響的解讀③相關文章有：葉君的《論孫犁的“病”》，載《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5 期；程桂婷的《也論孫犁的病》，載《文藝爭鳴》2009 年第6 期；劉衛東的《再談“孫犁之病”——以“王林日記”為中心》，載《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2 期。等，都說明孫犁研究開始向縱深展開。

三、孫犁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通過對既往研究的梳理，可見孫犁研究已較為成熟和豐富，但孫犁研究無論是在宏觀層面還是具體問題上仍有許多值得重新檢視或繼續開掘之處。從宏觀層面看，孫犁研究仍需以“歷史化”的態度重勘。自2008 年程光煒提出“歷史化”以來，當代文學的“歷史化”逐漸成為一種具有共識性的研究方式。雖然其間對當代文學“歷史化”有宏觀或微觀層面的爭議，但其提出的方法論對于當代文學研究有很大的啟示性?！皻v史化”之于作家研究來說，總體還是指向“回到歷史現場”的研究態度，尤其是要對以往研究建立起來的觀點、框架、路徑及其背后的立場保持警惕，將以往的研究史“語境化”，要剝離以往研究在對象主體上建立的知識地層，將研究對象還原到它所處的歷史位置、環境中去。

對于孫犁研究來說，啟示性有三：一是以往孫犁研究中批評化態度過于明顯，注重對孫犁風格、思想、人格的闡釋，而沒有對孫犁創作的階段性、發展性、歷史性作出更深入、細致的探查。對于孫犁藝術發展過程的歷史性考察，首先要有整體性的視野，而目前對孫犁系統、完整的創作經歷的研究依然不足，以研究孫犁的博士論文為例，筆者見到的有李展的《孫犁抗日小說研究》、李華秀的《從群體突圍到個體救贖——時空轉換與孫犁小說敘事的嬗變》、閆春宇的《人性清流濯心田——孫犁人道主義文學論》、李天程的《革命、歷史、人道與文學——孫犁論》、李振剛的《蕓齋小說論》五篇。眾所周知，博士論文很大程度上能夠代表某一領域的最新成果與研究狀態，這五篇論文中，三篇是截取孫犁的階段性作品加以研究，即李展對孫犁抗日主題小說，李華秀對孫犁抗日小說、土改小說和《蕓齋小說》，李振剛對孫犁晚年《蕓齋小說》的研究；其余兩篇文章的介入角度決定了研究的闡釋性比較濃重，但也沒有對孫犁整體的創作過程加以梳理。對于孫犁研究而言，如果研究者不縱覽、考察孫犁的整體創作過程，就會忽略、丟掉孫犁創作中的一些關鍵環節，尤其是對孫犁創作階段間的關聯性有所忽視。舉例而言，從微觀來看，孫犁在晉察冀的抗戰生涯直接催生出包括其文學創作、文藝理念、報刊編輯等在內的一系列文藝實踐活動，那晉察冀最初的戰斗、地理、文藝環境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孫犁的文藝風貌，比如，最初參與的記者工作和通訊寫作如何影響了他早期小說創作的面貌，仍是值得分析的問題。又如，不仔細分辨孫犁最初在晉察冀（1937—1944 年）的創作，就難以發現他在延安時期（1944—1945 年）的革新，孫犁在延安創作出一批新章回體形式的小說，這種文體嘗試對孫犁產生的影響還未有研究者深入考察；從宏觀層面看，不把握孫犁在解放區時期的創作，就難以理解和看出孫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文學活動中的“解放區經驗”，也就容易忽視孫犁在解放區與1949年后文學活動的連帶性，比如孫犁在1949 年后主要從事《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的編輯工作，而該報的編輯隊伍中一部分成員即來自孫犁所在冀中區的《冀中導報》，那么由解放區到天津，孫犁在解放區的編輯經驗是否影響了他在《天津日報》的編輯活動？又如，孫犁與晉察冀同人康濯、田間、蕭也牧、王林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文學創作討論，尤其是作品的刊載上都有明顯的互動關系，這可以視作孫犁承繼的解放區人脈資源。就創作而言，孫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寫作的大批作品，如寫作于1949 年的《蒿兒粱》《囑咐》《紀念》《村歌》《石猴——平分雜記》《吳召兒》《山地回憶》《采蒲臺》，寫作于1950 年的《小勝兒》《秋千》《女保管——平分雜記》《正月》，包括寫迄于1953 年的代表作《風云初記》，都是解放區時期的生活經歷和素材，是其解放區余緒在1949 年后創作上的反映。1978 年孫犁曾回憶說：“全國解放以后，則是另外一種情形。思想領域的斗爭被強調了，文藝作品的傾向，常常和政治斗爭聯系起來，作家在犯錯誤后，就一蹶不振。在寫作上，大家開始執筆躊躇，小心翼翼起來。但在解放初，戰爭時期的余風猶烈，進城以后，我還是寫了不少東西?！盵26]66所謂“戰爭時期的余風猶烈，進城以后，我還是寫了不少東西”，這正指明孫犁受到的解放區影響。借由“解放區影響”這一視野，可以對孫犁在1949 年后的文學活動進行新的考察，對其文學創作的分期有新的認識。許多研究者發現，孫犁在“新時期”重返文壇后，多借由“回憶”舊事進行寫作，但其實孫犁這種“回憶”式書寫至少在其1962年的病中就已開始，“新時期”刊發的許多憶舊文章其實許多作于1960 年代，只不過在新時期才得以發表而已。①如寫作于1962 年的《回憶沙可夫同志》《清明隨筆——憶邵子南》，回憶自己病中休養的“病期瑣記”系列，以及計劃編輯自己在解放區散落文章的《舊篇新綴》等。如果忽略了孫犁這種情感模式和寫作方式的歷史性，就難以對孫犁新時期的創作尤其是其文風的轉變有縱深的理解?？傊?，對作家的整體性研究，即對作家創作“來龍去脈”的考察不僅有機會發掘一些作家創作轉變的關鍵環節，而且會讓我們對作家某個創作階段有歷史性的定位，從而提升作家研究的品質。如果不注意作家創作上的關聯、更新與轉變，就難以使作家研究走向學理性，也就使孫犁闡釋缺乏說服力。

二是歷史化的視野需要挖掘新材料和細讀舊材料。21 世紀以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孫犁全集》、百花文藝出版社《孫犁文集（補訂版）》的出版使孫犁研究有了基本且較完整的文本基礎。段華的《孫犁年譜》對孫犁的作品發表時間、交往、生活進行了較為細密的梳理，可以說是孫犁研究的必備文獻。此外，有關孫犁的一些新材料如佚文、佚信和日記的發掘、呈現使孫犁研究有了新的開掘之機。這里值得重視的有，王林之子王端陽整理的《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②詳見王端陽的《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一至九）》，載《新文學史料》2013 年第（2-4）期、2014 年第（1-4）期、2015 年第（1-2）期。，王林記錄下的自己在“十七年”中的文藝活動、文藝處境和對文壇的觀感，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信息，其間王林多次提及孫犁，并有王端陽、冉淮舟整理《王林日記輯錄之一：我與孫犁四十年》一書出版。由于孫犁與王林同在天津，遭遇生活、政策相近，所以可以根據王林的記錄對孫犁所處文藝環境進行一定程度的還原。此外，劉宗武對孫犁早期在《育德月刊》的中學創作的考索[27]312，張占杰對孫犁在解放區編輯的刊物《平原雜志》內容的考察③詳見張占杰的《〈平原雜志〉中的孫犁佚文》，載《新文學史料》2017 年第2 期；張占杰的《〈平原雜志〉第七期及孫犁佚文》，載《新文學史料》2020 年第3 期。，都能幫助研究者更加完整地理解孫犁的活動。除注意這些已爬梳、整理得較為清楚的新材料之外，還有對《晉察冀日報》《冀中導報》《平原雜志》《天津日報》《文藝學習》（天津）《新港》等孫犁直接參與或與之相關報刊資料的考察仍需進行，舉例來說，研究者如果不梳理《天津日報·文藝周刊》，就弄不清楚孫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編輯工作的來龍去脈，不對天津知識書店出版的“十月文學叢書”，包括“十月文學社”進行考索，也難以完整理解孫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與晉察冀同人進行的文學團體活動④這一點袁洪權的文章已有所涉及，但尚未具體展開。詳見袁洪權的《〈我們夫婦之間〉批判的文史探考——紀念蕭也牧誕辰一百周年》，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11 期。，這些資料的梳理工作尚待展開。

同時，孫犁研究更重要的是對已有材料的使用和細讀。經典作家研究的學理性品格的建立，更多地是要用作家的自述、評論為證據，而避免單純以框架、理論、觀念進行闡釋，也就意味著材料細讀的必要性。首先，對一些舊材料的細讀可以幫助人們更加細密地理解孫犁的文學活動。比如，孫犁與康濯、田間、王林等的通信特別值得重視，因為是私密書信，所以孫犁在書信中往往心鎖大開，透露出自己寫作、生活上的困境和對文藝環境的觀感，這為人們理解孫犁的遭際提供了許多鮮活材料。像孫犁《風云初記》的寫作過程就較為完整地呈現在他與康濯、王林等人的通信中，借由這些書信，可以復原《風云初記》的寫作經過與困境，為深入理解《風云初記》的寫作提供第一手資料支撐。其次，舊材料的重讀與細讀仍能發掘出一些重要問題和研究線索，如孫犁在《回憶沙可夫同志》中說：“我記得，有一次是關于民族形式之爭。在文聯工作的一些同志，傾向于“新酒新瓶”，在另外一處地方，則傾向于“舊瓶舊酒”。我是傾向于“新酒新瓶”的……?！盵26]71這一則信息提醒人們在晉察冀邊區的民族形式討論中存在派別分爭，那借由此條線索，可以追溯孫犁在晉察冀邊區的民族形式論爭中的立場、觀點以及背后的派別分野，這為研究孫犁與解放區文藝大眾化運動之關聯提供了一個基本線索。最后，材料細讀中新信息的發現會增補甚至改變人們對孫犁觀點的既有認識。比如，孫犁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初期評價康濯的《親家》一文中說：“在日前我們的文學作品中，有一種是以故事見長，有一種是以生活見長”，以往的研究將它作為孫犁強調創作需要“生活”的例證[27]312，其實如果細讀孫犁這篇文章，尤其是聯系康濯與孫犁在1949 年前后的通信就會發現，孫犁之所以將“生活”性寫法與“故事”性寫法并提，其重點是對“故事”性寫法的批評，而這種批評又關涉孫犁對《新兒女英雄傳》的評價問題。孫犁在評價康濯《親家》中的觀點，其實是當時其整體文藝理念的細部呈現，如果缺乏對材料完整、細致的梳理，就難以對《〈親家〉》中的觀點合理定位，也容易忽略孫犁與《新兒女英雄傳》的糾葛問題。

三是孫犁研究的開掘還需要新視野的打開。首先，在以往的孫犁研究中，內部研究較多，外部研究較少。很明顯，要透徹、整體性和歷史化地理解一個作家的創作，很難回避作家的文壇位置、人際關系，以及作家作品與文學潮流、文學體制、文學政策等互動的關鍵問題。就前者而言，如果不對解放區以至1949 年后孫犁與周揚的關系進行較系統的梳理，就難以更整全地理解周揚為何在二次文代會報告起草中提及《風云初記》，后在正式報告中又將其刪去，以及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報告中對《風云初記》作出批評。如果不理解孫犁與丁玲的密切關系，人們就很難理解孫犁在1957 年“丁、陳反黨小集團”被批判時的強烈反應，而這正是孫犁病發的重要起因。此外，如上文提及的，孫犁與晉察冀同人在1949 年后的文學關系問題也值得注意。從研究的難度上看，孫犁與晉察冀文人如康濯、梁斌、田間、王林、方紀、邵子南、魯藜等人文學風格的聯系與區別的探討較難展開，因為作家性情、趣味有分殊，很難以一個問題集束式地探討同一文人群體中的風格問題。但孫犁與晉察冀同人的關系、來往的研究卻有可以開展的路徑，通過孫犁與晉察冀同人在創作上的探討、作品刊布上的交互性以及生活交往的梳理，可以看出孫犁在1949 年后與晉察冀同人的文學互動。毫無疑問，對孫犁人際關系的梳理，尤其是與文藝政策制定者、關聯緊密的作家關系的梳考，可以幫助人們對孫犁1949 年后的文壇位置加以定位，進而理解孫犁所處的文學環境及其文學心態。就后者而言，如《鐵木前傳》到底對應著當代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哪些具體情景，作品的內容和筆法在當時的農村題材小說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其接受狀況如何，需要對孫犁所處的外部環境加以考察。又如，孫犁體現出的“詩化”“抒情”特色的小說及其評價，以及“荷花淀派”的形成、流散與再度提倡，涉及到“風格”在當代文學的命運問題。這樣，對“荷花淀派”的考察，就不能不對當代文學在1950—1970 年代對“風格”的篩選，以及在“新時期”對“風格”、流派提倡的成因進行探究，將“荷花淀派”放置于這樣的外部環境中考察，可以將文學流派“再問題化”，考察流派的形成以及消散顯露出的文學環境變化?？傊?，將孫犁置于他所處的歷史、社會、文壇關系等“外部”環境中考察，一方面可以讓人們更加細膩地理解孫犁個人心態、體驗與創作過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孫犁的文本世界在更寬闊的“社會—歷史”視野中敞開，為孫犁研究注入新的闡釋活力。

同時，歷史化的視野還需要對孫犁研究中產生的一些框架、論斷保持必要的警惕，意識到“孫犁：革命文學中的‘多余人’”“孫犁晚年創作高于以往創作”①在孫犁晚年文學評價提升的過程中，作家的評價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因素，知名作家賈平凹、鐵凝等對孫犁的推重和評介對孫犁的形象塑造影響甚大?？蓞⒁婅F凝等的《百年孫犁》，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 年版。等論斷有其歷史語境，很可能是一種歷史場景中的批評化認識，或者說只道明了孫犁某個階段的特質。因而，一方面對孫犁的研究要盡量回到他生活、交際的歷史周邊，找尋創作中個人經驗脈絡中的歷史縱深，進行還原式的研究，同時也要以“后見之明”的眼光考察孫犁在當代文學中被分析、評價、塑造、建構的過程，比如孫犁在當代文學史中的定位、評價、書寫呈現了什么樣的樣貌與演變，孫犁在“新時期”，尤其是20世紀90 年代以來文學影響力和文學史評價的抬升透露著怎樣的文學評價機制的轉變，這種有關孫犁接受史、闡釋史的研究還需深入展開。

經典作家研究的推進無非依賴于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上述對孫犁研究空間的探討，更多側重的是新視野、新觀念和材料使用層面。借由歷史化的視野，對孫犁進行整體性研究，細讀已有文本材料，挖掘新的相關史料，是推進孫犁研究的基本路徑。當然，經典作家的研究往往很難全面出新，更多依靠材料的不斷累積、重釋和視野、角度的不斷調整，因此上述這些孫犁研究的可能空間及其例證或許失之細瑣，但或有助于孫犁研究的推進，這正是筆者不揣粗陋寫作此文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