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賦能傳統文化“兩創”

張錚 仲宇璐

摘要：智能技術的出現與發展不僅賦予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新的保護與傳承方式，也使得非遺在智能化生存中與眾多產業聚合，帶來一系列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的創新與變革?？萍嫉纳疃葢猛苿臃沁z數字資源管理智能化動態傳承，也使得非遺傳播呈現出大眾化、沉浸式、場景化的特點，非遺資源正在嵌入社會生產與社會治理的領域，展現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經濟發展、審美培育與公共服務中的強大力量。對于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兩創”）實踐路徑的具體探究，不僅能豐富新時代非遺傳承的內涵與方式，也能加深對于“兩創”規律的具體理解。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數字技術 文化消費

一、引言

文化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記錄著中華民族的藝術、技藝、民俗等豐富信息，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歷史積淀、文化深度和價值觀念。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是“一個地區長久以來歷史文化的積淀、生活方式的積累而形成的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一個地方的獨特文化、生活方式和獨特審美體驗”①。非遺承載著各個民族的智慧與貢獻，也凝聚了廣大人民的共同經驗與普遍情感。非遺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是建設良好文化生態、創意社會的驅動力，也是提升產業附加值與國際傳播效能的重要驅動力② 。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為我國文化遺產工作確立了明確方向，引領廣大人民群眾在尊重和保護文化遺產的同時，對文化遺產進行弘揚與發展?！丁笆奈濉狈俏镔|文化遺產保護規劃》也強調，要“尊重非遺基本文化內涵，弘揚非遺當代價值，推動非遺在人民群眾的當代實踐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增強非遺的生命力”③。

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兩創的具體內涵作出界定：“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④?！秉h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就如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展開多次論述，“兩創”成為普遍性的文化理念，為如何正確處理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推陳出新提供了新的指導原則。對于非遺的“兩創”實踐路徑的具體探究，不僅能豐富對于新時代非遺傳承的內涵、方式等的把握，也能加深對于“兩創”規律的具體理解。

在社會的語境下，數字化浪潮的澎湃也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再現與產業化發展成為主流議題。隨著移動通訊、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不斷發展，非遺日益作為生產要素促進文化產業不斷形成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給文化產業帶來獨特的經濟價值與精神價值；另一方面，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科技、人才等要素也不斷推動非遺產業化不斷升級，不斷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非遺當代生命力來自于新制度、新科技、新主體，由此產生的巨量的傳播效果、無限的經濟動能以及全新的社會價值，體現出古老文化的生命力與社會適應力，進而進一步提升了國家文化軟實力與樹立文化強國的國際形象。

二、數字技術重塑非遺保護模式

傳統非遺資源管理主要采取主題、地域與等級相關分類方式，然而非遺資源具有知識多元性、分布多樣性與內容活態性①等特點，傳統的知識管理方式既無法全面展示非遺文化的全貌，也不能揭示知識之間的關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傳統非遺資源的管理方式難以面對文化資源公共服務與產業化發展的需求，利用現代信息通信技術將非遺物理世界中的信息轉化為信號和編碼的數字化過程成為非遺當代資源管理的必由之路。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滲透，非遺數字化也經歷了一個“信息化—在線化—智能化”的階段發展過程②。初始階段的非遺數字化的典型方式為建立數字典藏數據庫階段，實現出于數字化技術的數據管理“在庫”方式完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靜態保存。該階段如何采集與儲存非遺資源成為數字化的首要問題，工程的重點為文字資源、圖畫資源、音樂資源的工程編碼、數據規范與分類標準等③。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以不同技藝、地區為分類的數據庫成果。各類非遺技藝如皮影戲、剪紙、京劇建立了各自類目下的數據庫，例如“基于大數據的戲曲文化旅游在線平臺”，整合并構建了全國各地劇院、古戲臺、戲曲博物館等多個數據庫，以應對傳統戲曲文化傳播中資源分散、融合組合難的現實問題，不僅有助于保護和挖掘戲曲資源，也有效補充了戲曲產品的周邊生態。

經過多模態采樣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變為數字資源得以存儲，以供系統檢索、資源共享以及深度開發。經過數據庫編碼后的傳統文化不僅可以實現數字永生，同時得以被高效利用，這也是未來傳統文化嵌入智能場景的產業起點。

人工智能技術即為一項使能技術，它具有增強許多領域的技術潛力，正在廣泛賦能產業數字化和場景智能化，推動深刻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④。以新興數字技術為支撐的非遺數字資源管理可以更好地實現不同非遺資源的數字化實時更新、不同顆粒度非遺知識的語義化組織以及深層知識的關系挖掘，推動非遺資源管理精細化、智能化組織。

更細分的數字化形態的典型載體即為數字人文數據庫⑤，即將信息技術與人文領域相結合，綜合考古學、藝術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結合史料，實現勘探視覺化、量化分析、3D模型、動態環境制作、圖像分析、色彩還原等技術，建立更大規模、更細分、更精確的數據庫。以區域傳統紋樣為例，不同特定區域的紋樣有其各自的形式、載體和美感，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要素與歷史故事。技術的發展為傳統紋樣的記錄、提取、數字化提供了便利。蘇州絲綢博物館與蘇州博古絲綢科技聯合有限公司聯合開展了“絲綢紋樣數字化標準即數據庫建設”項目，根據館藏絲綢紋樣現狀和保護利用目標，建立了絲綢紋樣元數據、信息標簽、數據庫結構、字段規范等數字化標準，對絲綢文物和樣品全面分析，制定了絲綢紋樣的保護方案，提升館藏絲綢紋樣的完好率，也顯著提高了絲綢紋樣保護的數字科技水平⑥。

知識圖譜作為一種新興的數字化技術手段，深入挖掘與清理非遺龐雜文化數據構建非遺數據信息庫后，通過自然語言處理、圖像識別等技術對非遺知識進行梳理，并借助機器學習等技術進行推理預測發掘更多非遺價值信息，最終通過可視化和交互式界面系統呈現非遺知識及內部關聯，將龐雜的非遺文化的歷史淵源、制作工藝、文化價值等制作成一張大規模的圖譜，為非遺資源管理、展示、教育、公共服務等提供有力支撐。

進一步而言，面向未來構建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非遺傳承人數據庫，可以更有效地實現非遺傳承人全信息節點的分布式存儲，不僅有利于解決非遺作品版權、溯源、流通等信任性問題，更能直面非遺傳承的痛點——傳承主體斷層，打造一個扁平、安全、可信賴的非遺數據存儲空間①。

科技的發展使得全面梳理、整合、統籌中華文化資源、形成中華文化數據庫成為可能，這不僅有利于文化作為生產要素進一步提升其參與文化產品與經濟產品生產的生產動能，也有利于為中華文明新形態建設提供基礎的價值支撐。

三、數字賦能重構非遺傳播場景

（一）數字“盤活”：移動傳播使得非遺接入大眾文化

中國的大部分非遺主要生成于農業手工業時代，由于與當地的民風民俗、風土人情緊密結合，往往在生產與生活中以師徒之間言傳身教的場景性傳播為主，此類具身傳播，即要求“人的身、心、物以及環境無分別地、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以致力于傳播活動的操持②”，難以突破時空限制，因此非遺成為了“活”的傳統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③。截至目前，我國擁有各級非遺代表項目10萬余項，但是大量非遺項目面臨著傳承艱難，瀕臨失傳的危機。而在新媒體時代的當下，以網絡和智能設備為代表的傳播形態進一步凸顯出傳播的即時、互動、碎片與個性化，為非遺實現“可聽可視”又無實體時空限制的無障礙傳播創造了條件。

近年來國家陸續出臺若干政策鼓勵通過新媒體平臺促進非遺的傳播和傳承。隨著移動互聯技術與網絡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根據第52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人，短視頻用戶規模達10.26億人，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7.65億人④。

短視頻作為自媒體時代的產物，憑借著門檻低、主題多、傳播時間碎片化等特點，成為當下用戶偏愛的非遺內容創作、傳播方式⑤；直播由于其虛擬具身性、互動性、陪伴性等特點也成為觀眾喜聞樂見的非遺傳播模式。借助短視頻與直播平臺，非遺因其感官新、視聽美、內涵佳等特點成為內容生產的新寵，在移動端被細致入微地呈現出來。大眾逐漸加深對非遺文化的認知與認可，形成全民拍攝非遺、傳播非遺的氛圍。在非遺與移動傳播的結合中，大眾被激發了多維審美情感，增強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同時被喚起了強烈的家國情懷⑥。

抖音實際上已經成為最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平臺⑦。借助互聯網的優勢與短視頻快節奏消費的特點，抖音不僅在有限時間內展現了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也承擔了尋找非遺傳承人以及擴大非遺傳播消費的使命?！?022巨量引擎非遺白皮書》數據顯示，抖音讓非遺被更多人“看見”，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抖音國家級非遺項目覆蓋率達99.74%，國家級非遺項目視頻播放量總數超3726億⑧。根據抖音發布的《2023非遺數據報告》⑨，截至2023年5月，抖音上平均每天有1.9萬場非遺直播，在“非遺合伙人計劃”“看見手藝計劃”等活動的助力下，有116位30歲以下的認證非遺傳承人活躍在平臺上，萍鄉湘東儺面具、長汀公嫲吹與恩施揚琴這類瀕危非遺內容得到大量關注，成為播放量同比增長最多的三項技藝。

在數字平臺的推動下，非遺長視頻在內容、敘事等方面也得到諸多改善。無論是央視推出的《非遺公開課》還是騰訊、網易等推出的非遺頻道，不僅僅將非遺技藝的制作過程進行記錄保存，也不斷強化內容敘事，以問答等元素將非遺敘事年輕化，為廣大用戶打造了一個可以自由探索與學習的便捷平臺。

在數字介入的過程中，非遺的移動傳播不僅僅關注到了傳播內容本身，不斷挖掘具有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綜合運用了文本、圖形、動畫等多類型的信息，形成了一個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強大的信息流，極大地豐富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術內容，更順應了當代公眾日益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

（二）內容產能爆發：非遺作為生產要素

內容是文化產業的關鍵，當下文化產業內容創新的核心是將有審美的文化資源和有意義的表達方式整合，進而形成創意經濟鏈的增長模式。隨著移動互聯網與視聽傳播的不斷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成為重要的生產資料與靈感來源，逐步融入到網絡視聽、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等內容產業中。非遺的文化內容生產力被進一步解放與升級，促進社會文化產品的文化內容豐富度與審美價值不斷提升，重新構建了傳統文化、內容生產者、終端消費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帶來新的商業模式和服務模式。

以視聽節目為例，近年來，一系列以詩詞歌賦、傳統節慶等非遺為主題的綜藝節目推出，例如，河南衛視以“中國傳統節日”為主題打造了奇妙游系列精品節目；中央電視臺打造了《只此青綠》《金面》等國風舞蹈作品；作為青年文化聚集地的網站“嗶哩嗶哩”近年來也推出了《舞千年》《上元千燈會》等一系列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線上綜藝。這些節目通過現代舞臺光電技術與新型的節目編排模式，創造性地呈現了歌舞、節氣、詩歌等歷史悠久的非遺文化，為觀眾帶來一系列融合傳統文化與當代生活、經得起市場檢驗與人民檢驗的優秀視聽作品。

網絡游戲同樣也是非遺文化輸出的重要陣地。據《2022年中國游戲產業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游戲用戶規模6.64億，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2658.84億元①。近年來，網絡游戲與傳統文化相結合成為熱點，網絡游戲通過設定國風主題的人物、場景、圖飾與音樂等手段增添游戲的文化內涵與華美度，并通過開發多種玩法在提升用戶黏性的同時也逐步深化用戶對于傳統文化的系統理解。以游戲作為載體，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部多種元素重新結合，并轉化為一系列可玩、可聽、可互動的產品，使其擁有了跨語言、跨文化傳播的潛力，進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舞臺。

此外，傳播技術日益泛在化的背景下，傳統文化融入到了大眾日常的傳播語境中，依托海量文化資源，人民大眾也成為傳統文化的傳播者與推廣者。大眾通過抖音、快手、微信視頻號等短視頻平臺對含有傳統文化的內容產品進行二次傳播與二次創作，不僅提升傳統文化互聯網的可見性，也利用平臺自發進行與傳統文化相關的內容表達。在用戶生成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簡稱UGC）的基礎邏輯中與視聽作品的內部循環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真正成為社會話語的日常表達形式，在創造性轉化中成為普遍性的文化體驗滋養大眾日常生活。

隨著元宇宙的興起，非同質化通證（Non-Fungible Token，簡稱NFT）在中國以數字藏品的形式成為新的消費熱點。數字藏品核心價值在于其去中心化、可確權性以及資產化②，在生產與消費的過程中不會對原生文化資源造成任何損耗，尤其適合與文物資源和非遺技藝相結合。改編自國家二級文物的現象級數字藏品《群仙賀壽圖》發售2999份，每份售價9.9元，上線后立即被搶空，搶購率為1：108③。消費者在消費數字藏品的過程中，體驗到一種文化消費的樂趣，由此收獲獨特的文化身份與文化情感。數字化藏品的開發不僅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新的實踐方向，也進一步促進了“線上＋線下”兩個獨立世界的新型融合，進一步打造虛實融合、人機融合，更有可能在深層次上推動數字化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三）智能傳播：沉浸式與場景化的活態體驗

隨著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不斷更新，萬物皆媒、人機共生的智媒時代已經到來，這也成為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新語境。在我國各類文化機構高度重視非遺文化產業的智能化應用的背景下，當下非遺的傳播不僅僅發生于依托用戶移動的社交網絡通信，其數字化展示與傳播也體現在通過3D建模、虛擬場景等技術強調用戶互動與趣味性的沉浸式空間，與利用多媒體技術、三維展示、全景攝影等表現形式真實再現非遺文化的數字博物館等智能化傳播方式，進一步挖掘非遺傳播的廣度與深度。

由于公眾對于傳播可感知性的需求不斷增加，非遺的活態體驗成為傳播的重要特點，通過可穿戴設備與虛擬現實技術打通受眾的視、聽、觸、味、嗅覺，營造非遺沉浸式空間，使得原本一大批看不見、摸不著、體驗不了的非遺技藝可以再現在觀眾面前。在此類非遺的活態體驗中，觀眾得以以更為真實的個人視角身臨其境地體驗非遺的文化精華，并且隨時切換關注方向與體驗模式。通過聲光電技術、三維計算圖形技術、仿真、傳感等多種技術的交互，非遺傳播不僅實現了應用場景的落地，也實現了從傳播到傳習的延伸。

當下此類技術已普遍應用，通過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技術賦予非遺強烈的現場感，再現其真實的歷史地理信息和文化意象空間的過程帶給受眾最直接的感知與體驗。2021年故宮博物院推出“以‘紋載道——故宮騰訊沉浸數字體驗展”，立足館內藏品提取紋樣主題，利用數字投影技術展現紋樣的自然取樣到實物形成的過程，并充分利用超高清文物數據、沉浸式渲染技術，全景聲打造大型沉浸式交互現場①。

在四維空間下，文旅元宇宙架起了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橋梁，以《大唐·開元》全球首個基于唐朝歷史文化背景的元宇宙項目為例，在“鏡像虛擬世界”中沉浸式游覽大唐不夜城中觀眾亦可設身處地地體驗唐朝鼓樂、雕花等眾多非遺技藝。各類應用不一而足，但都通過體驗與交互的方式傳承非遺的同時，引發受眾展開豐富的想象以激發獨特的知識經驗與情感體驗，不僅加強了公眾的文化參與自覺性，也形成了非遺傳播的主體性培育。

人工智能技術也提高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發環節的針對性與場景性②。通過對用戶的性別、年齡、消費情況的精準捕捉與綜合分析，經過對具有高價值的非遺信息的篩選，內容分發平臺通過傳感器和定位系統精準定位用戶所處環境，準確分發優勢非遺內容以及個性化非遺信息服務，既能提高非遺傳播的效率，也能在供求互動中彌補用戶信息短板，提高受眾非遺消費的參與度與滿意度。

技術的應用不勝枚舉，但其總體趨勢是強化用戶的活態體驗、智能場景適配以及推動非遺文化的學習再生，廣大受眾與非遺的連接方式根本上從被動轉變為主動與自動，這也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深度嵌入產業、參與全球文化競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四、產業化發展助力非遺提質升級

（一）鄉村振興：非遺成為經濟引擎與精神標識

非遺與鄉村振興的關聯有其必然性，一方面鄉村是非遺發生的土壤與非遺發展的歷史語境，非遺不斷吸收著來自本土不同時代的精神文明發展至今，鄉村為非遺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內核與一致的內涵③；另一方面非遺的公共性與多元形態為多元主體的參與開放了空間。在多主體的實踐中，經濟增長、組織建設、鄉風文明發展成為非遺與鄉村多元主體耦合的具體表現④。

對擁有非遺資源的地區而言，非遺產業化是推進鄉村產業結構改革與高質量發展的必要途徑。非遺產業化即指“將非遺與現代商業模式相結合形成一種新型文化產業形態的過程”⑤，在這一過程中，非遺的文化屬性在產業要素流轉中成為鄉村振興與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升級的重要經濟資源。由此非遺不僅僅是鄉村的精神糧倉，也成為鄉村發展的經濟引擎，不斷更新鄉村的業態與產業。

個體是非遺產業化的最小單位與原初起點。非遺傳承人借助短視頻平臺在促進非遺活態傳承的同時，以“短視頻＋直播＋非遺產品”的電商模式，助力文化振興、促進鄉村經濟振興，利用文化資源帶動經濟發展，非遺產業的經濟屬性和產業價值不斷被激活。借助新型傳播模式，非遺等傳統文化已經找到現代自發造血的新傳播方式，并在線上線下生產循環中，形成對當地經濟的反哺，帶動當地旅游業、服務業、制造業進一步提質升級。

截至2023年7月，甘肅省已認定了121家省級及以上非遺工坊①，激勵非遺傳承人通過工坊的形式帶動更多人從事相關產業，并以博覽會、展銷會的渠道對接和適應市場需求，解決非遺傳承人群體重要性與經濟收入水平不匹配的問題，以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造血功能，實現非遺現代化、產業可持續發展。

現今非遺已被納入各地區鄉村振興的工作體系中，在政府牽頭、各相關部門共同參與的工作機制下，盤活非遺資源已經成為拓展就業、提升基礎設施、升級產業系統的重要手段。在政策推動下，我國文旅市場迅速反應，推出一系列內容生產產品；產品形態日益豐富，傳統文化與節慶集會、民宿、研學、博物館等文旅項目有機結合，持續拓展文旅融合的深度和廣度。例如彝族刺繡、麗江東巴造紙等多元化的體驗式旅游項目，不僅滿足了非遺的傳承需求，也滿足了研學旅游的體驗性與參與性。大力發展“非遺＋”工程，帶動了當地居民就地就近多樣就業，加快了非遺成果轉化，將文化的軟實力切實變為增收的硬實力。

在文旅深度融合的過程中，文旅產業形態也向現代服務業等新興業態轉型，具備了增強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在這一過程中，非遺文化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促進當地的經濟資源有效整合，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形成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產業項目，為鄉村振興注入新生機。

根本而言，非遺產業化的根基在于非遺本身所預備的文化功能、審美價值、道德價值以及藝術價值，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多條路徑，也為鄉村多面向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抓手。在旅游業與非遺相結合的過程中，大眾對非遺的文化價值有了更深刻的體驗與理解，進一步強化了非遺作為當地精神標識的內涵，非遺也為鄉村創造了具有當地文化特色的審美空間。

（二）跨界融合：創意非遺產業形態

非遺保護與傳承的重要理念之一即強調非遺的實用性、市場性和創新性②，將非遺的傳統技能、知識和藝術表現形式與現代生產活動相結合，激發非遺的生命力，并確保其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綻放光彩。

在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數字智能技術也進一步提高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的效率以及質量穩定性，標準化生產模式既保留了非遺工藝的藝術風格，又滿足了功能需求與現代審美，生產出批量化的融入市場的大眾產品，為非遺生產提供了硬性的工藝保障。例如四川瓷胎竹編在計算機繪圖的基礎上，將機械光雕、3D打印技術與傳統手工藝相結合，對茶具賦予了更高的使用價值的同時也加強了工藝的藝術表達。

數字技術除了在產品開發、生產等維度賦能非遺轉型升級外，也進一步推動非遺與現代設計、娛樂等領域的跨界合作，將非遺元素融入餐飲、服飾、食品，甚至科技制造領域，再通過社交網絡進一步推廣，既為國貨新品牌提升其品牌價值，催生了新的產品和服務形態，也保留了傳統文化中的精髓，為非遺產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與商業模式。2023年寶馬與清華美院合作推出了融合東方非遺之美與西方高科技制造相融合的“寶馬非遺車——7系華彩輝耀典藏版③，通過漢代玉環紋樣、霽藍瓷、降真香等元素，結合刺繡、大漆等工藝，為非遺走進現代工業與現代生活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案例。

經過多年發展，非遺與其他產業的跨界聯動已經從單純簡單的文化元素的應用演變到對非遺內在東方氣韻的傳達，非遺不僅僅是一種新興的消費領域的時尚要素，更成為一種體現審美質量與品牌調性的價值要素，在新消費群體的愛國情懷與品味消費中得到進一步的推廣。早期的香水行業大多數由歐洲品牌主導，近年來，中式香薰獲得大眾關注，如本土香薰品牌觀夏的“昆侖煮雪”“頤和金桂”等中式香調產品切中了中國人對于意境的追求，契合人們所需要的東方審美體驗；僅2021年，觀夏年銷售額就達到了1.43億，復購率高達60%①。

從器物到生活方式，國潮不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制造業的有機結合，它背后也折射了文化所帶來的強大向心力、價值感召、情感共鳴與精神共振，表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所蘊藏的無限潛能。

五、結語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最鮮亮的底色，在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展現了其與新科技、新業態、新平臺相結合的強大潛力。在兩創過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形式與呈現形式發生了更多樣、更鮮活、更貼近大眾生活的轉變，也作為生產資料為制造業、旅游業等帶來了不竭的發展動力。

盡管當下非遺已經在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取得突破進展，但仍然面臨以下困境：第一，各地文化資源不平衡，文化資源保存地常出現溝通不暢的局面，文化資源發掘難以有效流通，并形成人力、物力等資源浪費；第二，在當前的開發中，由于認知和審美的偏差，仍然存在對非遺資源保護不足的情況，例如對古跡、古村落、古歷史建筑忽視外觀修復、缺乏內涵挖掘，以及對戲劇、傳統節慶等宣傳和保護流于形式；第三，傳統文化應用于商業時，存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產權權屬模糊、版權保護不到位等問題；第四，文化產品設計千篇一律、生產同質化、粗制濫造、假冒偽劣以及文化內涵挖掘不足等情況屢見不鮮。

因此，未來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過程中，應在宏觀上逐步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數據采集、存儲、管理和產品的分發渠道，打通地方與行業的文化流通壁壘，促進文化資源共享。同時更好地依托技術，多模態全面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完善文化體驗場景，以短視頻、直播、沉浸式演繹等多重方式呈現傳統文化滿足大眾日益多元的文化審美需求。同時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商標注冊，制定地方標準建立“非遺”使用許可制度，利用區塊鏈技術將文化資源上鏈管理，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版權保護。針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應積極應用數字技術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他者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集約化傳播，減少“文化折扣”的存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中華文化是深厚的，也是鮮活的。立破并舉，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往開來，將優秀的文明成果與先進的科學技術相結合，將古老的文化藝術與當代的風尚潮流相結合，在尊古的基礎上重新賦予文化時代性，才能在文化和科技兩股潮流的相匯中，聆聽文化強國的時代強音。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與政策設計研究”（項目批準號：23&ZD087）資助成果

作者：

張錚，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 數字文化產業、文化傳播、文化政策與文化消費

仲宇璐，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新聞傳播，跨文化傳播，文化產業

（責任編輯：曹翊鈞）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ve not only opened up new avenues for protecting and dissemin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have also fostered its integration with various industries， leading to a diverse range of innovative products， business models， and paradigms.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echnology has driven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associated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quently，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has embrace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widespread accessibility， immersive engagement， and tailored presentation. Furthermo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societal production and governance， underscoring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esthetic enrich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Explor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t only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real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enriches our appreciation of its enduring legacy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Digital Technology， Cultural Consum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