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論視角下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路徑選擇

羅朝遠

摘 要：美好生活作為人所達到的幸福狀態，必然是促進人性發展的。新中國成立70多年以來，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分為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之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選擇了“社會人”路徑，個體被淹沒于“單位”和“集體”中，人的社會性被突顯而自然屬性被壓抑，美好生活成了一個抽象的概念;改革開放以來，人民選擇了“經濟人”路徑，個體被突顯出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多地是基于物質的富裕生活，人的自然屬性得以復歸;十八大以來，人民對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著更為多元的需要，并在黨的領導下，努力探尋促進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更好結合的路徑。

關鍵詞：美好生活;人性發展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24）02-0034-05

一、問題與現狀

實現美好生活，是人類共同的追求。當前學術界對美好生活的內涵、理論基礎、價值及實現路徑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張三元[1]（2018）指出，美好生活包含物質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及生態生活，人民性、理想性、現實性和實踐性是其時代特征。張衛偉、王建新[2]（2018）對美好生活的價值內涵及其現實構建進行了探討，他們認為，美好生活是主體的幸福感受，是人民對“當下”的體驗和對“未來”的信念。馬純紅[3]（2019）從理論基礎、價值意蘊、實踐向度三個方面對美好生活進行了探討。顧訓寶、王愛玲[4]（2020）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五個方面對新時代美好生活內涵進行了闡釋，并探討了美好生活的實現路徑。魏傳光[5]（2018）則探討了不同時期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觀念認識和理解變化。

就目前而言，學術界還鮮有學者從人性論的視角對美好生活的實現路徑進行探討?；诖?，本文從人性論視角，探討了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路徑演進。

二、理論基礎：從“抽象的人”到“現實的人”

美好生活“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價值指向，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就其本質而言，是指人所達到的幸福狀態，這種狀態必然是促進人性發展的。也就是說，美好生活研究的對象是“人”，研究的主要內容是探討“‘什么樣的人的什么樣的狀態和‘如何達到這種狀態”[6]。由此可見，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的理論前提是人性理論。

西方非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各種假設的“抽象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將人理解為“自然人”，認為人的幸福源自為生存而產生的最原始、最真實的需要的滿足。根據這種人性假設，“人”為了追求自身的“美好生活”，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必然以擠壓他人的生存空間為代價?！敖洕恕奔僭O則認為：一方面，人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在滿足自己的最大利益時，也促進了他人利益的滿足。亞當·斯密指出：“無論人如何被視為自私自利，但在其本性中顯然還存有某些傾向，使他能關心別人的命運，并以他人之幸福為自己生活所必須”[7]。梅奧等人的“社會人”假設認為人的幸福追求應該置于社會之中，他們看到了人的社會屬性，但個人卻在道德綁架中異化了?！吧鐣恕奔僭O只見“群體”不見“個人”。馬斯洛從人的需求層次理論出發，提出了“自我實現人”假設，認為人的最高層次的需求就是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人。馬斯洛指出，自我實現者“坦率、自然，很少做作和故意地掩飾”[8]，是“最有道德的人”?！皬碗s人”假設對“自我實現人”假設進行了修正。沙因認為人是復雜的，不同個體之間的能力和需求是有差異的，即便是同一個體，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場合，其需求也是不同的[9]?！皬碗s人”假設沒有從人的社會實踐本質出發理解人，因此，仍舊是一種抽象的人性假設。

中國傳統的人性理論主要集中于善惡的爭論中?？鬃诱J為，人之本性在于“仁”，“仁者人也”。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指出“仁也者，人也”，并認為人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性善論注意到了人的社會性，但在關乎個人美好生活時，與西方“社會人”假設一樣，陷入道德綁架的困境。告子則提出了性無善惡論。他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盵10]這種觀點看到了外在環境對人的影響。因此，他們認為，要使人性向善，必須使人處于“善”的社會環境中，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只是被動地依賴于外部環境。荀子則是性惡論的代表。他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11]。性惡論者認為，人天生就是好索取的，好利疾惡是人之天性。這種觀點與西方的“自然人”假設十分相似。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人性亦善亦惡，董仲舒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他融合了性善與性惡的思想，一方面認為“天生民性，有善質”;另一方面又認為“性待教而為善”[12]?？偲鸲?，中國的人性論傾向于“道德人”假設，同時，兼具自然人和社會人的特征，但仍然是“抽象人”。

馬克思、恩格斯將人的自然屬性與人的社會屬性有機統一起來，對人性的把握從“抽象的人”轉向“現實的人”。馬克思指出，“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13]。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進一步指出，“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14]。也就是說，作為自然存在物，人性首先表現出來的是自然屬性，這一屬性與其他種類的生物是一致的，“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15]。但是，人畢竟不僅僅是動物，而是作為人的自然存在物，有著人之為人的最根本的內在規定性，即人的本質屬性。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6]。由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人性理論既看到了人的動物性本能，又揭示了人的社會性本質，即不回避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也沒有“社會人”的道德綁架。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以實現整體利益為目標的“社會人”路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1956年，黨的“八大”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17]。也就是說，實現美好生活的路徑，就是通過發展生產力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就是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豐富物質生活，充實精神生活。那么，提升人民物質生活與個人私有財產之間又是什么關系呢？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否允許私有財產和私有制的存在？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么”的問題。從后來的實踐看，這些問題顯然沒完全弄清楚?！按筌S進”直至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都違背了黨的實事求是原則，違背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在改革開放之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終究沒能走上“通過發展生產力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徑。這一時期，人民以革命熱情投入到整體的政治運動之中，對于自身作為現實的個體而存在的意識并不太強。因此，個人只是融于群體中的存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單位和‘集體瓦解了個人和自我……個體只能從宏大的敘事中為自己定位……根本沒有個人生活的獨立位置”[18]。這期間，“個人不斷被政治化，成為政治總體化結構的構件的歷史結果”[19]，其社會屬性被不斷發展，而人的自然屬性卻被打壓，“現實的人”缺席了，個人被綁架于政治道德之中。

在消滅私有制理論及由此建立的幾乎單一的公有制體制下，人民對個體合理的利益訴求被壓抑了，取而代之的是“為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而奮斗”，強調整個國家和集體利益，強調階級利益。當個體僅僅把自身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置于整體之中，而個體卻被忽視的時候，看似發展了人的社會屬性，事實恰恰導致了人本身的異化。人民的個人利益被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受到壓制，其結果必然是所有的參與者都感受不到獲得感。當所有的個體都沒有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時候，作為整體的階級或人類利益又在哪里呢？顯然，消滅私有制被演化成了剝奪個體對社會產品的占有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時間里，壓抑個體的“社會人”運動模式，盡管起初激起了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大熱情，但當熱情退去，這種忽視個體差別、否認個人利益的“抽象人”模式最終必然挫傷人民的積極性。在“干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的心理影響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路徑偏離了社會現實，需要重新探尋一條符合人性發展的現實路徑。

四、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承認個體利益的“經濟人”路徑

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這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指出：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也只是剝奪資產階級利用手中的私有財產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而不是剝奪任何人對社會產品占有的權力。鄧小平指出，“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20]。這就是說，作為整體的“人民”的美好生活的實現，是要以作為個體的“個人”的美好生活的實現為前提的，而壓制“個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必然地導致“人民”無法獲得實現美好生活的物質基礎，也不符合人性發展的要求，因此，也必然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那么，社會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鄧小平對此有過許多表述：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不能有窮的社會主義;致富不是罪過。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講話中，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科學的概括，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盵21]。

隨著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不斷深入，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也發生著同步的改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定。之后，為調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國家開始認可個體對物質利益的追求。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確立了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而勞動產品分屬于不同所有者，并能被自由交換，這是勞動產品成為商品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決定》的出臺，從黨的文件上承認了“個體”對勞動產品的“占有”。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皞€體”對財富的“私人占有”被進一步得到認可。2004年《憲法》第13條明確規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容侵犯。2007年《物權法》規定：法律對國家、集體、個人的物權實施平等保護。長期受到壓抑的個體利益被重新認可，推動了人的自然屬性的發展，使人性得以復歸。人民對物質利益的訴求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被公開地表達而不再受到來自政治的壓力，或是道德的綁架。人民開始從作為動物生存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出發，尋求實現美好生活的路徑，生活的熱情被重新激發出來。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由此帶來的人民生活水平的飛速提升這一事實證明，黨帶領人民實現美好生活的這一條路徑是正確的。

個體利益的被承認推動了人的自然屬性的發展，促進了人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復歸。但是，由于建國之初人的自然屬性受到將近三十年的壓抑，因此，當這種長期的壓抑被釋放后，也必然地導致過度彰顯。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被不斷地突顯出來，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集體”的意義。這種自我中心主義不斷強調“自我”作為“個體”的自然存在，卻漸漸地忽視了自身其實也是社會的存在。也就是說，在解除“社會人”道德綁架的過程中，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并未實現有機統一。幸福這一實現美好生活的應然狀態并未隨著物質的滿足而成為一種實然?！敖洕恕甭窂叫枰恢匦聦徱?。

五、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實現人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有機統一的路徑

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路徑選擇是基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人”路徑的反思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人”路徑的糾正。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初三十年，個體的人只有在集體中存在，沒有個人獨立的位置，個體的物質利益訴求被長時期壓制，因而人民的美好生活在“社會人”的道德綁架中，成為一種抽象的概念和存在于人民心中的理想。改革開放以來，個體的物質利益訴求被認可，人作為“自然存在物”這一自然屬性得以復歸。但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自我中心主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一方面，新時代的美好生活是具體的、現實的每個人的生活，因而，是指向社會成員中每個真實的“個體”的。新時代的美好生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2年所指出的那樣，是每個現實的人都能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是每個孩子都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2]。由此可見，新時代美好生活，是對每個現實的個體合理的自我需要的充分肯定和尊重。另一方面，新時代美好生活在尊重個體的物質追求和高質量生活享受的同時，更多的是尋求個體利益與社會價值的結合，將個體的人融入其所處的一切社會關系中，進而體現其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人之為人的社會屬性。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23]。因此，新時代的美好生活，不僅僅是物質條件在更高程度的滿足，而是在物質、政治、精神、社會、生態各方面的文明都實現了更高質量的提升，是置身于“整體”之中的“個體”的美好生活，因而，也是基于每個“個體”的“整體”的美好生活。換句話說，新時代人民的美好生活是作為社會中“個體”的生活，同時也是以“個體”為基礎的整個“社會”的美好生活，是作為動物的人的物質生活的滿足，又是作為社會的人的本質的彰顯，因此，是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有機統一。

具體而言，新時代美好生活內涵中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其一，新時代美好生活，是作為“動物”的人對物質需求的滿足，同時又是作為“人”的人對精神需求的滿足，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有機統一。其二，新時代美好生活，是作為“個體”的人與作為“社會”的人的有機統一，是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其三，新時代美好生活是作為“社會”的人與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自然”的人的有機統一，因而也是人與自然的統一。任何生物都需求其適合生存的空間。人作為有意識的高級動物，同樣也必須在其適合的空間中生存。但是，人與動物不同，動物在自然環境中，只是“受動”的生存，即被動地受制于自然規律和自然環境，并且只是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則是“能動”的生活，一方面，人作為動物之一，與動物一樣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無機身體，是人的生活、人的活動的一部分[24]。另一方面，人又是能動地改造著自然界，不斷推進自然的人化，使自然不斷按照人的需要進行變化，并在自然的人化過程逐步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有機統一。馬克思指出，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換言之，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必然要求自然在人化的過程中，逐漸變成更加適于人生存的美好環境。因此，新時代的美好生活內含著美好的生存環境，即人與自然的統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仍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選擇也呈現出多重矛盾。張彥、郗鳳芹指出，“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選擇呈現出包括選擇豐富與選擇貧困在內的多重悖論”[25]。比如，就美好生活的選擇主體而言，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選擇機會不斷增多，選擇自主性得到越來越多地彰顯，人民逐步從過去“被動選擇生活”向“主動選擇美好生活”轉變，這體現了選擇主體的豐富性。但是，對于弱勢群體來說，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又削弱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選擇權，導致主體剩余現象加劇，即導致主體的“獨立性及生命價值的受限乃至于受奴役”[26]的狀況加劇。這樣，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選擇就呈現出選擇主體的豐富性與選擇主體的剩余之間的矛盾。就選擇客體即選擇對象而言，可供選擇的物質產品越來越豐富，人民的生活方式、人際交往方式越來越多樣化。但是，在公共物品供應及創新資源供給方面仍存在資源不足的問題，即選擇對象的充裕性與選擇資源的不足成為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選擇的又一對矛盾。這些矛盾的化解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無論這些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化解，都會使人民對美好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新時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馬克思指出，“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會不斷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每一次更高層次的滿足又推動了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更進一步的統一，即人性得到更好的彰顯。因此，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是永無止境的，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路徑必然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六、結語

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恩格斯構建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理想，“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7]。在這樣的未來社會中，人民的生活狀態必然是美好生活。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仍舊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還比較突出，因此，新時代人民的美好生活不可能達到未來共產主義那樣的自由全面發展程度。但是，新時代美好生活的實現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奠定了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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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大奎）

The Evolution of People's Pursuit of Good Lif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LUO Chao-yuan

（1.Guangzhou Huashang College， Guangzhou 511300，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Abstract： A good life， as a state of happiness， is bou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ople's pursuit of good life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eople's pursuit of good life has chosen the path of "social people"， the individual has been submerged in the "unit" and "collective"， the social nature of people has been highlighted and the natural attribute has been suppressed， and good life has become an abstract concep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ople have chosen After choosing the path of "economic people"， the individual is highlighted， and the pursuit of good life is more based on the material rich life， and the natural attributes of people can be restored.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ople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good life， with more diversified needs，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strive to explore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better combination of human natur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Keywords： Good Life; Human Natural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23-09-19

作者簡介：羅朝遠（1978-），男，廣東樂昌人，廣州華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公共政策。

基金項目：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十四五”規劃2022年度課題：“習近平關于共同富裕重要論述及其在廣州的實踐研究”（2022GZGJ125）;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習近平關于產業鏈創新鏈融合發展重要論述及其在廣東的實踐研究”（GD23XXY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