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困境與路徑

[關鍵詞]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困境；路徑

[中圖分類號] G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24）02-001-09

[作者簡介]肖傳國，吉林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日本政治和東亞安全。（長春 130117）

東北亞地區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復雜的地區之一。推進區域教育合作是突破目前東北亞困局，把握區域發展主動權，助力中國大國崛起的重要戰略抉擇。特別是在逆全球化、單邊主義、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有所抬頭的今天，加強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合作顯得尤為重要。

全球化浪潮滾滾向前，此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研究不僅要立足教育學，研究全球教育問題，更要聚焦區域的教育問題，以全球視角找出區域教育的規律和特點，并據此探尋全球教育的特質。那么，東北亞地區該如何加強區域內的國際教育互動與合作，我國在這一進程中又應如何扮演好大國角色，這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深入思考的問題。開展更多領域的合作將有利于化解政治分歧，同時對盤活整個區域內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也具有積極意義。由此可見，以東北亞國際教育為切入點開展合作對破解東北亞區域問題意義重大。

本文將深入分析我國高等教育在東北亞國際合作方面面臨的問題，摸索推動我國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有效方略和實施路徑，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加強中國東北高校國際合作的建議和方略，以便助力東北亞高等教育的高質量交流與合作，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

一、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化中存在的問題

（一） 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整體性問題

1.合作動力不足

就交流與合作的狀況來看，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合作的動力主要來源于政府，高校、社會等其他組織參與合作的動力不足，故總體上呈現出“上熱下冷”的局面，即高層互動日益頻繁，而下層交流卻寥寥無幾。例如，截至2017年12月，在中俄兩國政府的通力合作下，雙方成立了經濟類、醫學類、教育類、交通類以及綜合類等９個大學聯盟，建立了中俄高校合作共同體。但從實踐效果來看，高校參與合作的原因大多出于政府宏觀政策的推動，而“缺乏對彼此學科優劣勢的認知與基于對接基礎上合作的強烈意愿”。[1]（96）東北亞地區其他國家的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也主要基于政府出臺的支持政策。

在東北亞地區，目前多數高校的最優國際合作伙伴都并非自身現有的合作學校，以“東北亞”為特色的國際化教育模式也尚未形成體系。以出國留學為例，2018年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66.21萬人，且這些留學生大多前往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留學。[2]2019年上半年，我國的欲留學人群中留學意向是美國的占比最高，為43%，英國緊隨其后，為41%，遠超其后的澳大利亞、加拿大、香港、日本和德國等地所占的比例。[3]從高等教育發展狀況來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可以被劃分成“教育強國、教育發達國、教育中等發達國、教育大國、教育弱國”這五種類別，[4]（21）且同類別國家之間的高等教育雙向合作更容易實現。以高等教育入學率和人均GNP為測算指標，中、俄、日、韓、朝、蒙等東北亞國家之間存在較大的高等教育發展差距，開展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出口”和“進口”方面均存在較大落差，故雙向合作難以實現，極易出現“你情我不愿”或“我情你不愿”的現象。

2.合作形式不夠豐富

總體來看，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形式較為單一，主要以師生互換交流為主，忽視了聯合辦學、教育援助等其他形式的合作。探索多渠道、多模式、多類型的合作機制，開展由淺入深、自上而下的多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合作，是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近年來我國與東北亞國家雖在學生交流方面進展迅速，但在其他方面合作的規模、效果等皆不盡如人意。以中韓高等教育合作為例，目前中韓兩國高校內對方國家留學生數互為最多，開展的高等教育合作被視為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典范。據統計，韓國籍學生的主要留學對象為美國、中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國家，其中學生留中比例由2012年的26.3%上升至2017年的30.6%，超過留美比例的25.4%；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每年也會向韓國輸送留學生6萬人左右，占赴韓留學生總數的55.1%，遠超其他國家。[5]（31）在中韓留學生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中韓師資間的交流互動卻相對不足，且除交流互動以外的其他形式的合作比較少，僅有“中韓大學校長論壇”“中韓職教論壇”、漢語教師（中學）培訓等幾項，[6]缺乏豐富多元的合作形式。在東北亞其他一些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同樣缺乏多元的合作形式。譬如，中日兩國大學之間簽署的合作協議雖有3000余項之多，但其中的大部分合作僅流于形式，并沒有開展實質性交流。[7]（31）從長遠來看，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國際合作需要加快構建保障協議落實的體制和機制，制定詳細周密的推進方略，以確保多層次、多形式合作的順利開展。

3.合作辦學水平不高

高等教育合作辦學項目是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重要途徑，但目前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合作辦學項目的水平有待提升，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合作辦學項目的學歷層次有待提升。例如，截至2018年1月，中俄開展合作辦學的學校共135所，其中“?？茖哟?2所，本科層次120所，研究生層次3所”。[8]二是合作水平低。東北亞地區部分學校脫離自身發展定位及辦學實際，盲目申報國際合作辦學項目，缺乏充分論證與妥善考慮，在項目獲批后又輕視經營，從而導致辦學質量逐年下降，一批項目被關停。自2014年，中國教育部開始對中外合作辦學進行宏觀調控，從規范化建設層面出臺了一些限制性政策，并叫停了一批合作質量不高的項目。例如，2018年《教育部辦公廳關于批準部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終止的通知》就公布終止了一批質量不高的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其中被終止的中俄合作辦學項目達39個。[9]三是一些地區的合作辦學項目流于形式，學生僅在所在地高校接受本土化教育，合作雙方缺乏穩定的合作交流機制，師資互通、資源共享流于形式，導致國際教育合作徹底淪為噱頭，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四是各國的優勢專業學科未能形成有機對接。我國與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200的東北亞高校（分別是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韓國的浦項科技大學、首爾國立大學和先進科技學院）的合作鳳毛麟角。五是欠缺科研合作。在現有高校合作中，進行科研合作的力度不大，規模和范圍有限，且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和智力資源的渠道單一。

從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師生交流的情況來看，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交流存在著明顯的非深入性特征。在學生交流層面，東北亞地區相互輸入的留學生主要以本科學歷教育為主，高層次的人才交流相對較少。由于東北亞屬于多語種地區，學生在專業選擇上更多傾向于語言文學、工商管理、國際貿易等人文社會學科，而忽視了各國的優勢專業以及實用性較強的學科。

4．合作質量保障體系不完善

中國與日韓兩國的合作質量保障體系建設水平較高，但與蒙古、俄羅斯兩國的合作質量保障體系建設尚未列入當前的發展重點，總體呈現出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教育評估體系差異巨大。隨著中日韓高等教育合作規模的不斷擴大，聯合授課等教育方式會越來越多，但用何種方式、何種標準對其進行評估，這不僅會涉及相關院校和政府部門，還將涉及相關行業與社會評估機構。雖然中日韓現有的質量評估體系都由自我評估和外部評估兩部分組成，但三方在大學制度、評估制度、評估方法和評估標準等方面卻大相徑庭。例如，中國的質量評估體系是由政府主導制定的，而日韓的質量評估體系則是由政府和民間聯合制定的，“中國政府的大學綜合質量評估以培養目標的達成度、社會需求的適應度、師資和條件的支撐度、學生和用戶的滿意度等為標準，而韓國政府的大學綜合質量評估則以就業率、在校人數和獎學金發放率等為標準?！盵10]（103）第二，教育保障體系建設任重而道遠。由于中日韓高校評估體系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彼此間在學分互換、學歷學位互認等方面存在較大障礙。2010年中日韓大學交流合作委員會通過的《中日韓有質量保障的大學交流與合作指導方針》，推動了對建設大學交流與質量保障有效運行機制的進一步探索。

5.合作的銜接互認機制不健全

首先，學分互換機制不健全。學分互換不順暢，是中日韓高等教育協調發展、規模發展的一個主要阻力。盡管中日韓三國很多高校間簽訂了有關互換學分的協議，但鑒于各國國情和法律體系的不同以及學制和畢業要求的差異，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仍然困難重重，嚴重影響了學生的留學意愿。因此，中日韓三國需要從國家層面進一步協調三國在學分互換以及課程設置、成績評定、畢業要求等方面的問題，盡量使其保持一致。

其次，學歷學位互認標準尚待確立?，F階段，中韓已經簽署了學歷學位互認協定，而日韓和中日之間尚未簽訂類似協定。目前中日韓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問題，且已就學分互換和學歷學位互認方面達成了共識，并開展了諸如“亞洲校園”（CAMPUS Asia）之類的項目。然而距全面實現學分互換和學位互認的目標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亟須確立統一的互認標準。

最后，科研標準不統一，規范不兼容。由于在科研標準和規范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所以東北亞高校間很難實施中長期的、大規模的合作項目，很難合作出版學術成果。

6.外語人才培養不足

語言不僅是國際交流的工具，也是深化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基石。習近平主席在塔什干烏茲別克斯坦最高會議立法院發表演講時指出：“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語言。一個國家文化的魅力、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過語言表達和傳遞。學會不同語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性，進而客觀理性地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處?！盵11]高等教育合作離不開語言與文化的雙向流動和內外聯通。東北亞六國分別使用漢語、日語、俄語、朝鮮語（韓國語）以及蒙古語這五種不同的語言，不享有共同的語言，這使得跨地區合作存在語言障礙，嚴重影響了東北亞高校間開展教育交流與合作的層次和深度。

當前，從各國語言供需對接的情況來看，外語類人才的缺口還非常明顯。尤其是在與俄羅斯的教育合作中，語言問題尤為突出。眾所周知，我國中小學教育階段的外語教學主要為英語，學習俄語的學生很少，中俄合作辦學招收的學生沒有俄語基礎，而俄方教師所使用的教學語言又多為俄語，因此學生需要先花費大量時間去學習語言，導致學生的專業學習非常吃力，同時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對專業學習的熱情，學習效果欠佳。

可喜的是，俄羅斯已將漢語納入國家統考科目，學習漢語的學生逐年遞增。截至2020年，“在俄羅斯已有約200所高校開設了漢語課程，占全俄高校的20%。有約8萬人想學習漢語?！盵12]盡管如此，俄羅斯“專業化的教學機構還是太少。在俄羅斯的所有院校中，能提供高水平漢語教學的院校不超過10所”，[13]這完全不能滿足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需要。而我國學習俄語的高校學生數量更少。截至2022年4月，中國教授俄語的院校共有113所，約占全國高等院校（截至2021年9月30日，全國高等學校共計3012所）的0.03%；高校在校俄語學生約2.6萬人，僅占中國高校學生總數的0.007%。盡管俄羅斯高等教育在工程類、經濟學、計算機、醫學、文學等專業領域優勢明顯，但由于缺乏懂俄語的人才，選擇這些專業的學生人數明顯不足。語言人才的匱乏，不僅影響兩國高等教育的合作與深化，還將阻礙兩國在其他領域內的合作。

（二）我國在東北亞教育合作中的問題

1.學生流動量少

盡管各國政府都采取了很多支持學生出國深造的措施，擴大留學人員規模，但出國留學的學生數量仍然不足。截至2018年，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仍然是我國學生的最主要留學去向國，在2018年中國大陸出國留學的66.2萬人中，赴美留學的學生人數為36.3萬人，占比超過50%，赴日韓俄留學的學生數遠遠落后于歐美國家。2018年共有492185名來自196個國家和地區的各類留學人員留學我國，從國別排序來看，來自韓國的學生人數最多，約為5.06萬人，俄羅斯1.9萬人，日本1.4萬人，蒙古1.01萬人。[14]從日本人出國留學的情況來看，赴海外留學的日本學生中選擇東北亞國家的學生比例也很?。ㄒ姳?、表2）。

表1、表2顯示，基于協議的留學生，中韓分別排在第6位和第4位，兩者相加占比12.5%，還不及排名第一的美國所占的比例；學生自主選擇留學國家時，中韓均排在前五之外。由此可以看出，東北亞地區對日本學生的吸引力還遠遠不夠。

2.合作辦學的影響力不足，區域分布不均衡

近年來，在政府相關政策的推動下，東北亞各國高校間建立起了深化對口合作的機制，但合作辦學的影響力仍然不足，尚未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日俄韓等國的高校與中國高校簽署合作協議，大多緣于政府的引導和相關政策的推動，以及自身對更高聲譽及更大利益的追求，而加強與他校合作以求雙贏的內驅力稍顯不足，因此雙方合作多停留在組織召開學術會議等層面，缺乏基于學科對接、優勢互補的深度合作。中國高校在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導和相關政策的推動下，也積極與眾多東北亞國家高校簽署了加強交流與合作的協議，構建起了雙邊對接、順利推進的機制，但是許多合作協議履行得還不夠徹底，甚至被束之高閣。

合作辦學院校的區域分布也不均衡。以中俄合作為例，據國家統計總局統計，截至2019年，中俄兩國合作辦學的項目和機構在我國分布情況分別為：東北地區95個、東部地區16個、中部地區9個、西部地區4個，東北地區占總數的76.61%，[16]（52）遙遙領先。地緣因素使得我國東北地區和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接觸便利，更具合作辦學優勢，但這同時也導致了中俄合作辦學區域過分集中、不協調、不均衡的局面。這不僅不利于雙方高校協議的有效履行和務實對接，還不利于合作辦學聲譽的提升和品牌形象的建立，更不利于在更大區域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3.高等教育“走出去”不足

隨著教育國際化觀念的深入人心，中國政府支持各高校積極“走出去”，開拓海外教育市場，加強與國外高校的教育交流與合作。然而，從總體上來看，教育海外市場的雙向開拓不足，以中國引進國外教育資源為主，而外國引進中國教育資源則較少。如，截至2016年，俄羅斯在中國設置的合作辦學機構已有6個，而我國僅有2所高校在俄設置合作辦學機構。[17]（385）又如，已有5所外國高校在蒙古國設立了分校，而中國高校在此方面卻沒有突破。我國高校也有很多優質教育資源，但如何讓其“走出去”，是今后在推進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時亟須解決的問題。

4.高層次人才培養合作不足

目前，中國與東北亞地區國家就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合作不足。截至2021年12 月，我國獲得教育部或省教育主管部門批準的中俄合作辦學機構共有20個，其中開展本科合作辦學的為8個、?？频臑?個、本碩的為3個、碩士的為1個，開展本碩博高層次合作辦學的僅有1個。[18]（96）合作辦學缺乏“深度”可見一斑。不僅如此，中國赴俄羅斯攻讀較高學歷的學生比例也并不高。比如，2015年在俄羅斯高校就讀的中國留學生中，進修生和預科班生占41.1%，就讀本科的占34.0%，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則占比很少，分別為16.7%和3.8%。[18]（97）

5.高等教育科研合作不足

科研合作一直是高校國際合作的重點方向，但中國與東北亞地區國家高校之間的合作深度與政府的預期效果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可持續的合作機制尚未確立，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雖然中俄兩國建立了一些合作科技園、創新園等合作園區，但由于對雙方的利益關系、經費支持和人才保障等條件的規定并不明晰，對接機制尚未確立，所以不少園區的可持續發展動力明顯不足。在中俄兩國科研合作中，中國傾向于將大量資金投入到現成的應用技術當中，而對那些尚需孵化、合作攻關的技術，中俄兩國都無承擔投資風險的意愿和定力。

6.赴國外留學學生的專業結構不甚合理

我國赴國外留學的學生所選擇專業以外國語言文學、商科、管理學和經濟學等人文社科專業最多，藝術類專業的占比也不小，專業選擇上呈百花齊放的態勢，但總體而言，我國留學生的專業結構仍不合理。比如，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統計，截至2019年，中國內地在日本高校留學的學生人數為94047人，位居第一，占日本國內留學生總數的41.18%，其專業領域選擇順序依次為：社會科學（34.71%）、人文科學（20.98%）、工學（16.82%）。[19]可見，盡管日本是科技強國和制造業大國，我國還需在此領域向日本學習，但我國留學生選擇相關學科的學生人數卻明顯不足。我國赴俄留學的學生所選擇的專業也以人文社會科學類為主（約占70%—80%），熱門專業是翻譯、外語、經濟等偏文科的專業，理工科生比例明顯偏低，選擇航空航天、精密儀器等俄羅斯傳統優勢專業的學生則更少，“重文輕理”現象嚴重。如，2021年赴俄留學生選擇語言學的占73.36%，而選擇工程建筑學的僅占3.64%。[20]我國赴蒙古國留學的學生，不僅人數少，專業結構也不合理。根據中蒙兩國政府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關于新時代推進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中蒙要“擴大貿易、投資、金融、礦產能源”等領域的合作。因此，兩國高校亟須在上述相關領域加強人才培養，然而中蒙兩國高校合作培養的人才則多屬語言文學類，貿易、投資、金融類人才的培養嚴重不足。由此可見，中蒙高等教育合作的整體結構與雙方的戰略重點不夠契合。

二、強化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對策

在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我國應遵循教育發展規律，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出發點，以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提升我國的國際傳播力為落腳點，進一步提升東北亞國際教育合作的效率和質量，提高我國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方面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第一，加強對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宏觀調控。

一是要注重頂層設計，對接國家戰略需求。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全球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為各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也為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提供了一個更大的平臺。各級政府要積極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從全局的角度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行全方位、多層次、各要素的統籌規劃，以集中有效資源，依托并全力服務國家戰略，進而能更加高效地實現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目標。二是優化戰略布局，完善高等教育國際化體系。教育國際化的政策要立足于本土現實，充分認識到我國現階段高等教育資源不足、分布不均的問題，制定具有針對性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策略；要認識到我國與各國高等教育發展之間的優勢與劣勢，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為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助力。三是加強對國際化辦學的教學質量監控和質量評估，建立風險控制機制。各高校要進一步對教育資源進行有機調配和有效配置，建立起完善的、易于操作的國際化辦學風險控制機制，對辦學活動進行全程監控和指導，對辦學效果進行跟蹤評估，對教學質量進行全方位監測。在國際化辦學活動中，要以互學互鑒、互利雙贏的平等心態對待國外的辦學理念、教學資源和管理制度，“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在引進國外先進的辦學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同時，還應注重輸出并分享我國的辦學特色優勢和辦學經驗，以有效地激發我國高校國際化辦學的熱情和活力，實質性地促進我國高校的辦學實力和全球競爭力的大幅提升。

第二，完善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合作機制。

要完善、健全合作組織或機構，充分發揮其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中的作用。一是發起建立國際合作機構和基金組織。成立東北亞教育合作基金，支持開展重大合作項目，推動教學科研、學科建設等領域的合作與建設，并在組織和資源方面實現共享和優化配置。二是推動建立高校聯盟和合作交流示范區。我國高校要充分發揮在東北亞的區位優勢，在我國東北地區建立高校聯盟與合作交流示范區，實現教育資源的集約化。通過區域內高校聯盟和示范區的資源共享帶動區域內各國教育的發展，從而提升教育服務區域整體水平和國家影響力。三是創新區域內高等學校的教育體制和育人機制。如，中國東北地區可以在中韓長春國際合作示范區等地設立教育改革示范?；蚝献餍?，采用自主辦學形式，開展聯合辦學模式；探索東北亞高校聯合辦學模式，共同創辦東北亞大學，采取自由、靈活的教育特區政策，重點培養特定領域的高級研究人才。四是加強東北亞地區高校優勢學科間的國際合作。發揮高水平院?？茖W研究和創新能力強的優勢，帶動和引領本地區學科的發展，并通過學科資源的優化整合，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一流學科群。學科群的布局要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深挖地方間的合作潛力，開發新的合作領域，真正實現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

第三，構建東北亞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

目前，QS世界大學排名（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泰晤士報世界大學排名和US News世界大學排名（US News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等大學排行榜很大程度上已成為衡量一所大學質量高低的標準。這些最具影響力的世界大學排行榜都將高校的國際化程度作為其評價指標之一，因此，各個國家和地區紛紛將國際合作當成提升大學競爭力的手段，但在此過程中卻都或多或少地忽視了合作的質量。雖然近十年來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活動開展的頻率不斷增加，但是各國對此的重視程度不一，參與的廣度和深度皆不均衡，尚未完全踐行世界上先進的質量保障理念和舉措。因此，東北亞各國必須要重視引進、借鑒世界先進的國際質量保障理念，對照國際質量保障組織的標準，找出本地區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短板和不足，并對此進行有針對性的修訂和完善，以提升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水平。

第四，促進東北亞各國留學生數量和質量的提升。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截至2021年，我國每年出國留學的學生數已經超過70萬人，其中大多數學生都是前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求學，前往東北亞地區各國（日韓稍好）的留學人數遠遠落后于歐美地區。今后，我國應從政府和高校兩個方面采取措施，擴大東北亞地區留學生規模，鼓勵更多留學生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加快培養國家戰略急需的高精尖人才，深化東北亞地區在各個專業領域的合作。

第五，促進私立高校積極參與東北亞教育合作。

日本和韓國的大學以私立高校為主，中國的大學雖以公立為主，但截至2021年民辦高校已達764所，占全國高?？倲档?5.37%[21]，其中一些民辦高校的辦學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國外的私立大學和我國民辦高校的體制和機制相似，國際交流具有特定優勢。因此，我國可以積極引導和推進私立高校參與東北亞高等教育合作，具體措施有：促進民辦高?！白叱鋈ァ?，建立海外分校；促進民辦高校積極引進中外合作項目；建立“國內公立高校+國內民辦高校+國際私立高?！钡亩嘈：献髂Ｊ?。

三、對中國東北高校的建議

中國東北地區位于東北亞地區的中心腹地，獨特的歷史、政治、經濟、軍事和地理特征賦予了東北高等教育發展得天獨厚的先天條件。各高校要充分認識、認真研判東北亞高校國際教育的趨勢與要求，深刻把握本校國際化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科學謀劃、積極推進大學建設的國際化戰略。目前，需要重點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加強高等教育國際化內涵建設。一是要樹立開放辦學的理念，深刻認識國際化辦學使命。各高校要踐行國際化教育、開放辦學的理念，深度參與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交流與合作，使國際交流與合作成為學科、學院及學校開展各項工作的有力“抓手”，全面評估自身的辦學實力，制定合理的、科學的國際化辦學中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二是要積極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組建一流的國際化師資隊伍。師資隊伍國際化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充分條件，因此，各高校應以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為途徑，廣泛吸引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到校工作，加強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三是要推動國際化課程建設，提升高校吸引留學生的能力。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深入，高等教育國際化課程也得到了拓展與延伸。為了培養具有全球戰略眼光的國際化人才，各高校應更加注重國際化課程的開發與建設，根據東北亞地區整體的社會發展特點和需求，打造特色鮮明的國際化專業，開設諸如環境保護、環境工程、人工智能、生命科學、能源科學等具有國際化特點的雙語課程。四是要揚長避短，促進東北亞地區高校特色發展。發揮不同學校的特色，避免東北亞地區合作院校的同一化、同質化現象。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各國高校間的同質化問題較為嚴重。我國與國外院校進行合作教育中，合作學科主要以人文社會科學類學科為主，其中語言文學位居首位，其次是工商管理學科，而理工農醫等專業所占比例則很低。因此，在選擇合作辦學的學校時，應突出特色，取他人之長，補自身所短，優勢互補。

第二，開展多種形式的深度合作。以留學生跨境交流為主的國際合作是區域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初級階段。相對于以往東北亞地區主要的高等教育交流形式，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新階段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形勢下，需要開展全方位的國際合作，建立起一種新型的、緊密的、多元的高等教育國際合作體系。

為此，一是要因地制宜地開展多種形式的教育援助?？梢試L試采取非政府組織的方式，盡量消褪、淡化官方色彩，采用更加靈活、多樣的方式，充分發揮學術交流中心作用，開展東北亞地區的常態化教育援助，共同構建東北亞地區高等教育命運共同體。從組織形式來說，可以設置由各國代表組成的理事會，受各國財政資助。在此基礎上，東北亞學術交流中心可以作為文化外交機構，確保東北亞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優勢。

二是要發揮官、民、政、企各自的對外交流優勢。首先，積極促進政府間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務實性交流與合作。針對本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做好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制定政府間交流與合作的發展規劃和實施路徑，穩妥、有序地推進多層次、全方位的國際化交流與合作。其次，要通過民間發掘合作的新形式。我國應鼓勵東北亞地區的民間組織或個人開展高等教育合作，并通過出資舉辦國際文化節、高等教育成果展等活動，實現我國文化及精神、價值理念的“走出去”。

三是要重視引進外國尖端領域的教育資源。在引進東北亞地區國際教育合作資源時，應重視對于尖端領域教育資源的引入，對標東北亞高層次大學。同時，我們也要關注到國內的弱項和缺項，采取多種措施，引進國際教育合作資源，博采眾長，采取多種形式推進合作。

四是要加強東北亞高校間的科研合作。東北亞各國要采取多種措施解決當前國際合作中研究數量不多、規格和層次不高、合力不強、科研方向與兩國戰略發展合作重點不符、針對戰略合作開展的前沿性研究不多等諸多問題，促進東北亞各國高校利用各自優勢，強強聯合，實現科研合作。

第三，加強語言人才（尤其是俄語和蒙語的人才）的培養。一是拓寬聯合培養的適用范圍，將聯合培養的范圍延展到其他優勢學科專業。例如，技術類專業可以和語言類專業結合，聯合培養海外留學生，彌補語言類專業只注重語言教學而專業知識和技能不足的弊端。二是吸收、借鑒現有機構的辦學經驗和模式，探討東北亞地區設立語言文化教育機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第四，促進區域內高等教育線上教育資源的共享。一是要加強高等教育線上教育資源的建設。東北亞各高校應充分發揮線上教育的即時連接、即時交流、即時溝通的功能，打破時空維度的制約，創造互聯互通的優勢，推動線上線下教育的有機融合，推動區域之間、高校之間線上教育資源的共享，進而推動本地區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值此契機，東北亞各國要促進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東北亞各高校間就要加強線上教學建設，在網絡條件、硬件條件、課程改造等方面積極探索信息化背景下的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二是要推進東北亞高等教育數據庫建設。東北亞高等教育數據庫的建立，能為各國進行高等教育交流和資源共享搭建一個便捷、高效的平臺，為東北亞地區各國高等教育的交流創造條件。該數據庫應包含東北亞高等教育學校的分布情況，學科專業分布、數量、質量及發展狀況，東北亞地區各高校的課程資源和學生情況等。高校作為教育文化資源與創新的中心，應積極研發和構建東北亞高等教育數據庫。

四、結語

“一帶一路”建設是推動高校進一步發展的歷史性機遇。東北三省和內蒙古東部地區，都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視為本省區“十四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了要“面向東北亞，深耕日韓俄”的奮斗目標，以東北亞為樞紐，向東對接日本、韓國、朝鮮，向北向西對接俄羅斯、蒙古，打造東北亞地區經貿合作的新局面，高質量融入“一帶一路”。

高等教育合作，可以使世界各國人民民心相交，增進對對方國文化的理解，進而助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要同時推進政治、經濟、文化、技術、教育等不同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而高等教育正是各個領域的綜合體現，其具有創造知識、傳播知識、服務社會、傳播文化等功能。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出臺的《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中指出，“教育對外開放是教育現代化的鮮明特征和重要推動力，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教育對外開放不動搖，主動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互鑒、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寬領域、更多層次、更加主動的教育對外開放局面?！盵22]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我們要總結和傳播人類各民族的文明智慧，研究和解決世界面臨的各種問題，研發出實用的科技成果，提出有效的社會決策建議。

新冠疫情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東北亞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的開展。在新冠疫情基本結束的今天，我國東北地區的高校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采取各種措施，推動形式更多樣、渠道更暢通、合作更緊密的東北亞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起到示范引領作用。

[責任編輯 全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