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偽滿時期日本對中國東北中等學校殖民教育政策特點

李洪錫　吳家泰

[關鍵詞] 中國東北；偽滿洲國；中等教育；殖民主義教育；日本帝國主義

[中圖分類號] G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24）02-010-13

[作者簡介] 1.李洪錫，朝鮮族，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近現代中朝（韓）日三國關系史、中國朝鮮族歷史、日本史；2.吳家泰，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世界史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日本近現代史。（延吉 133002）

中等教育階段在整個教育體系中處于“承上啟下”的重要位置，是青年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初步形成的關鍵階段。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后，日帝通過《樸茨茅斯條約》，獲取了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大量特權，并在東北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和關東都督府等殖民統治機構。由此，日本開始在中國東北實行教育殖民政策。

1931年9月，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強占東北，并于1932年成立了偽滿洲國，開始了對中國東北長達14年的殖民統治。在這期間，日本先后在關東州、“南滿”鐵路附屬地和偽滿洲國設立教育機構，試圖在中等教育這一青少年成長階段實行愚民教育，灌輸軍國主義思想，美化侵略戰爭，進行奴化教育，在心理上和精神思想上征服中國東北，從而達到吞并中國東北的目的，以逐步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計劃。

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教育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學術課題。有關偽滿洲國時期，日本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殖民教育研究一直為國內外學術界所關注，并出現了很多研究成果。中日兩國學界對偽滿洲國教育的研究成果很多，早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便已經開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高潮，至今產生了包括史料集、口述史、宏觀研究的專著等大量研究成果。

然而，中日兩國學界對偽滿洲國中等教育方面的單獨研究很少，到目前為止，對于偽滿時期日本對中國東北中等學校殖民教育政策的產生原因和特點等問題，尚無全面系統的研究。而這些問題對于重新審視偽滿時期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中等教育、東北淪陷十四年教育史有一定的意義。其內容大多散見于一些宏觀研究的專著中a。本文將探討“偽滿時期日本對中國東北中等學校殖民教育政策究竟有哪些特點”，圍繞“低水平教學內容與奴化教育活動雙管齊下”“普通中學教育‘實業化”“中等實業、職業教育偏重農業教育”“極其重視中等教育中‘傀儡教師的培養”“限制入學與升學”“性別差異教育明顯”以及“大搞民族差異教育”等七個方面，較為詳細地闡述偽滿時期日本對中國東北中等學校殖民教育政策特點的產生原因以及具體表現。

一、低水平教學內容與奴化教育活動雙管齊下

“九·一八”事變后，日帝實際掌控了中國東北的教育權，開始在中國東北全面實施奴化教育政策，推行以日語為主的課程教育，實施精神教育、軍事教育以及勞動教育等奴化教育活動，并降低科學文化知識的傳授。究其原因，一是為了控制東北青少年，使其停止抗日活動?！熬拧ひ话恕笔伦兒?，東北青年學生組織并參加了大量的反日愛國運動，并通過歌劇演唱、演講宣傳等方式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宣傳。日偽當局認為中國東北各中學培養了大量反對日帝的學生，主張“王道精神，尊重博愛，所謂種族觀念，排外思想，務使根本鏟除”。[1]所以在事變中日軍強占中學校舍和封閉學校，甚至逮捕教員和學生，制造了多起流血慘案。在《第四次教育廳長會議記錄》中曾提道，“尤其使我們擔憂的是現在的匪賊，建國已有三年有余，而有的地方還相當跋扈……從今日之現狀上說，日滿軍隊同匪賊相斗還有流血的慘狀，這是存在的事實?！盵2]（233）所以，日偽需要從精神上控制東北青年學生，鏟除東北青年學生的反抗意識與能力，培養其成為忠于偽滿和日帝的“順民”。

二是為了向東北青少年灌輸奴化思想，使其成為聽命于日偽、供日偽驅使的忠實奴仆。日帝在中國東北的開發與掠奪需要大量勞動力。然而，抗日救亡思潮在中國東北的興起，不僅阻礙了日帝在中國東北的開發與掠奪，連殖民社會秩序也被動搖。為此，日偽當局需要向東北青少年灌輸奴化思想，通過同化色彩濃厚的、以日語為主的課程教育，使其成為聽命于日偽、供日偽驅使的忠實奴仆。在《滿洲國文教年鑒》中，日偽當局提到“所謂種族觀念，排外思想，務使根本鏟除”“使內而重仁義，尚禮讓”“外而親仁善鄰，無作無虞，守國際信義，謀民族協和”。[3]（104）目的是通過同化教育，使東北青少年服從日本殖民統治，甘心充當日帝殖民掠奪的工具。

偽滿時期，日偽當局統治下的中國東北中等教育呈現出了低水平教學內容與奴化教育活動相互交織、雙管齊下的特點。首先，日偽在課程設置方面進行奴化教育。在1932年旅順高等公學校中學部課程設置及每周授課時數中，第一到第五學年的日本語課時要比中國文課時多，英語科目的課時從第三學年開始也超過了中國文。日本語更是成為五個學年總課時最多的科目。數學科目與理科科目也存在總課時偏低的現象。[4]（231-232）在1936年《滿洲文教法規輯覽》所載中學課表中，國文的課時雖然比日語和英語的課時多，但是修身、經學以及日偽當局刻意修改的歷史、地理等科目的課時總數占比也達到了22.6%。數學與理科科目的總課時偏低，僅達到19.3%。[5]（107）

在“新學制”下，日偽當局在中國東北繼續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德智體”a為根本方針，對課程、教材等方面同化加強滲透。在中學課程設置中，無論是國民高等學校還是國民女子高等學校，文化課都大為削弱，實業課、日語大為增強。在國民高等學校，一般文化課平均占40.25％，實業課占39.75％，日語和國民道德占20％。在女子國民高等學校，教育、家事、裁縫手藝、實業所占比重，到三四年級高達57.82％。[5]（110）課程內容充斥著“民族協和”“日滿一德一心”“為國奉公”等殖民地奴化思想。

其次，在教科書方面，日偽當局對教科書進行嚴格控制?！熬拧ひ话恕笔伦兒?，關東軍密令“排日教科書要斷然鏟除”。事實上，日偽當時所“廢止”的書籍遠超“教科書”的范圍，禁止一切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等出版發行的書籍，排除所有帶有中華民族意識以及民主思想的書籍。僅據1932年3月至7月的不完全統計，日偽便焚燒書籍650余萬冊。[5]（49）在日偽當局的控制下，教科書大力強調以及彰顯偽滿洲國國家意識及國民責任等方面的內容，處處充斥著“滿洲國”“我國”“建國”等詞；大力宣揚“日滿親善”“民族協和”，選用大量贊美“日滿兩國一德一心”以及描述“兩國”親善關系的課文；美化日本及其侵略戰爭，大力突出日本國家與民族凌駕于其他國家與民族的優越性；加大思想灌輸力度，選用漢奸鄭孝胥、羅振玉及日本反動作家的文章作為課文，并在教科書中頻繁出現日語名詞。[6]（120-121）除此之外，數學與理科科目的教科書內容被大量削減以及極度簡化。原有的物理課程被改為“物象”，內容少且極其淺薄，如教學生學習怎樣制作彈簧秤等等。幾何、代數也只有些基本公式、定理而已。學生從中無法學習系統知識，與日本本國所用課本更是無法相提并論。[7]（81）

在國文教科書中，日偽當局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進行改造與利用，“去其精華，取其糟粕”，大力灌輸封建忠孝節義思想b；即使是與日本文化相關的課文，也存在著大量傳遞封建倫理道德的內容。例如《初級中學校日本語教科書》下冊的第14課《東西雜談》中提道：“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會馬上向天皇陛下的方向朝拜，然后朝拜祖先之靈，再之后一個接一個地念誦為國家獻出生命之人的名字?！盵8]（170）除此之外，還有《近江圣人》《楠公父子》《一生的覺悟》等課文，利用歷史名人的相關故事傳遞封建倫理道德。

以1936年偽滿洲國新編中學教學用圖書為例，其刻意修改的歷史、地理科目的教材都達到3種之多，分別為國史、西洋史以及日本史，本國地理、世界地理以及地理通論。除了修身教材，更是采用了《經學》《孟子》《大學》以及《中庸》，利用其以達到控制東北青年學生精神的目的。物理、化學等科目的教材僅僅發行了一冊，[9]（233）由此可以看出日偽當局大搞愚化教育的險惡用心。

再次，利用節假日進行奴化教育。偽滿《新學制施行規程趣旨》要求：新規程規定的“式日”，“職教員、學生均需出席，而特別舉行嚴肅、莊嚴之式典，以振作國民精神，徹底訓育。式日除不授學科外，仍按授課日處理，并須記錄出席與缺席”。[10]在“新學制”下，日偽當局通過對校歷、節假日的改動，把“日本精神”、奴化思想通過節日、紀念日灌輸下去，從而清除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以達到其培養忠實奴仆、完成同化教育的目的。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戰爭中節節敗退，其對中國東北青少年的精神教育進一步得到加強。日偽當局對時局教育極其重視，通過各科的教學活動，特別是“建國精神課”的教學，灌輸“大東亞圣戰必勝”的信念，[11]（134）甚至還進一步加強敬神、拜神的教育?！敖▏駨R”建成后，為了加強對學生思想的“清洗”，供奉“神璽”活動在偽滿的各級各類學校全面展開，以麻痹和奴役青少年學生。

最后，強化軍事訓練與義務勞動。1940年2月，日偽當局向偽滿各級各類學校派遣教官，以加強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1941年12月，日偽明確在修改后的“學校規程”中規定，在“國民高等學?！薄皫煹佬！薄奥殬I學?！钡染_設教練科，并在第8條中規定：“教練以施行軍事的基礎訓練，培養至誠至忠之精神，實行心身之實踐的鍛練，提高國民資質，增強國防能力為要旨?！盵11]（135）從此，所有中等以上的學校統一實行軍事訓練。1943年3月，日偽當局公布了《戰時學生體育訓練要綱》，將中學的體育科改為體練科，增加大量軍事訓練，極力灌輸“大東亞圣戰必勝”的觀念和獻身精神，以適應侵略戰爭的需要。[12]

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日偽當局從1941年10月《勞務新體制要綱》的頒布開始，逐步在偽滿全境確立勤勞奉公制度。1942年12月23日，日偽當局又公布了《學生勤勞奉公令》。1943年3月31日，修改《學校規程》時把“勤勞奉公”列為授業的日數，將學生勤勞奉公制度從大學擴展到中學和小學。勞役時間的大大增加，極大摧殘了中國東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其后“勤勞奉仕”被列為授業日數中，規定中學“勤勞奉仕”的日數為：中學男生每年為20天以內，女生為15天以內，[11]（137）并將其列入修正后的學校規程中。

二、普通中學教育“實業化”

職業教育是日本殖民主義奴化教育的另一重點。日偽在中國東北推行實業教育與中等職業教育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培養任其驅使的奴仆和勞動力。關于實業教育，偽文教部學務司長木田清還毫無掩飾地說：“第一是從教育之本質所產生的當然理由……站在自己的立場，對國家率仕才是職業之本意，職業教育是為完成由全體所予之任務即自己之本分對全體奉仕的教育，是對國家盡忠誠的教育。如果這樣解釋，職業教育在教育上應該保持最重要的中心的位置。第二是我國國策之最重要者是生產力的擴充，我國使命之最重要者是以農產物、工產物、礦產物之增產而援助日本完成大東亞戰爭。為此，國民應該付出所有的努力。所以教育也應該適應國策，養成對此有用之人。教育之目的是形成使國民達成國家之使命，故重實務、勞動教育是當然的?！盵13]（144）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的殖民教育體制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養任其驅使的奴仆和勞動力。這完全扭曲了教育的真正作用和目的。

偽滿洲國剛成立時，日偽規定高中有實科中學，但實際沒有幾所。直到1936年，日偽當局把部分地方初級中學改為職業學校，并增設一批農、工、商諸科的實科高級中學。同時，日偽把普通高級中學改為分科制學校，增設職業教育學科。日偽當局為了培養任其驅使的奴仆和勞動力，大肆標榜“整頓中學教育”，計劃把中學三三制徹底取消，縮短教育年限，降低中等教育水平，企圖愚化東北青年學生，為“新學制”政策的實施做好鋪墊。

“新學制”實施前后的偽滿中等職業教育課程的設置是不相同的。實施“新學制”前，中等職業學校所設課程既有普通文化課，又有職業技術課，但以職業技術課為主。實業學校分農科、工科、商科、林科、水產科等。所學課程，除加重實業科目外，與普通中學沒有什么差別。然而，從1937年開始，偽滿洲國實施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急需有一技之長的“技能者”，但是增辦中等職業學校又存在許多困難。首先，增辦中等職業學校需要大量投資，需要相應的教學設備以及實習工廠，比創辦普通中學需要的投資更多，且需要更多專業課教師。為了培養大批職業技術人員，在“新學制”實施后，除增辦中等職業學校外，日偽當局還使所有普通中學全都帶有職業教育性質，縮短了中等教育的學習年限，降低了教育水平?！案臑樾迾I年限4年之國民高等學校，以實業教育為根基，兼授以實際生活上有用之文理科教育”[14]，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東北青年學生的文化水平，充分揭示了日偽當局在教育上所采取的愚民政策。

普通中學的辦學宗旨強調“施以實業或實務教育為基礎之國民教育”，其目的在于所謂“養成有益于產業開發之部門及于國民生業有益之職業從事者”。[15]（49）為此，日偽當局把中學分為農、工、商、水產、商船五科，每校選授一科。無論是國民高等學校還是國民女子高等學校，文化課大為削弱實業課，而日語課則大為增強。同時，日偽當局還直接限制升學，以求更多的青年學生為日帝服務。1941年偽滿洲國國民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大多成為了官公吏，女子國民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大多成為了初等教師。日偽當局為了維護和發展殖民地事業，在普通高中向學生灌輸殖民教育奴化思想，企圖使大量畢業生攜帶這種殖民教育奴化思想進入政府機關或學校工作，以維護日偽當局的殖民統治。[16]（547-549）

日偽當局不斷強調“實業教育”，其實質是為了培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專業技術的勞動力，服務于日帝經濟掠奪以及供應軍事需求的目的。

三、中等實業、職業教育偏重農業教育

在中國東北的實業教育與中等職業教育中，日偽當局大力推廣農業教育，究其原因，首先是為了適應日帝“興國農策”以及“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經濟政策的需要。在“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就基本是農業地區，農業在偽滿殖民地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豐富的物產為日帝所垂涎。為掠奪東北農業物資，日帝一方面從國內大批移民，另一方面壓榨東北農民，然而所需農業技術人員仍大量不足。在《第三次滿洲帝國文教年鑒》中，日偽提出：“建國之后，鑒于我國立國之基本方針，開發資源，增加國富改善民生乃當務之急，為適應這一需要，正謀求振興實業教育，特別是農業教育，銳意促進實業學校的發展?！盵17]

其次，為了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日帝把中國東北作為供應戰爭需要的“糧倉”。日帝素來將中國東北視為其侵略戰爭的糧食、飼料補給地。偽滿洲國曾公開宣稱：“我國（指偽滿洲國）國策之最重要者是生產力的擴充，我國使命之最重要者是以農產物、礦產物之增產而援助日本完成大東亞戰爭?！盵13]（115）“七七”事變后的日軍以及日本本國的糧食供應便主要來自東北。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南太平洋地區的制空權、制海權被美國奪走后，日本海上交通愈來愈困難，糧食問題被提到了首位。面對被美國圍堵和戰爭陷入泥潭的困境，發展中國東北的農業，掠奪更多的糧食，已成為日帝刻不容緩的任務。

最后，農科學校實習設備只要有土地即可，投資少，容納學生多。偽滿“新學制”的中等、初等農業教育，主要是培養中、下級的農業技術、行政人員。農科國民高等學校是培養中級技術人員，而農業職業學校則是培養掌握初步農業知識的技術人員或農業技工。上述培養目標在課程設置及日常訓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已經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農業在殖民地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隨著殖民掠奪范圍的擴大和對糧食等戰略物資需要的激增，日帝急需培養大批中下級農業人員為殖民地經濟服務。中國東北的農業教育在實業、職業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為適應日本帝國主義戰略需要，職業教育以培養農業人才為主。在職業學校中，農科占多數。所以無論是農科國民高等學校，或是農科職業學校，1938年后都顯示出逐年增加的趨勢。以1940年為例，偽滿洲國的農科國民高等學校79所，農業職業學校40所（其中省立32所，市縣旗管7所，私立1所），共有中、初等農業學校119所，為1936年的5.6倍。從分布看則遍及各省。[18]（157-158）

1941年，偽滿洲國的農科國民高等學校84所，學生23776名；工科20所，學生4955名；商科34所，學生13951名；水產2所，學生248名；商船科始終未設校。農科國民高等學校約占國民高等學校數量的60％，學生約占56％。[14]至于女子國民高等學校的實務科，基本上都是農科。然而，各地的農科國民高等學校絕大多數嚴重缺乏設備，教學質量完全無法保證，縣城學校沒有實驗土地，而鄉鎮農科學校文化課教學水平低。

同年，偽滿洲國的中等職業學校共79所，其中農業學校就有41所，占中等職業學校的半數以上。在男子中等職業學校中，將近四分之三是縣、旗、市所辦的農業學校。以1942年為例，60個中等職業學校中，農科28校，工科4校，商科14校，女子實業（助產士、手藝）14校。公立44校，私立16校。1943年中等男子職業學校中農科25校，學生3672名；工科7校，學生3036名；商科13校，學生3694名，女子有12所中等職業學校，學生1026名。[19]（246-247）

在“新學制”實施以前，中國東北地區的中等農業教育與“九·一八”事變前舊制的高級中學農科及農科職業學校相比，除增加了經學、日語外，其他課程大致相仿。高級中學農科的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占一定的比重，農科職業學校的文化課亦占相當位置；高級中學農科的農業專業課設置較全面、細致，并以理論教學為主。

然而，在“新學制”實施之后，中國東北農業教育發生了變化。首先，偽滿的中等農業教育側重于“實業科”的講授，普通文化課學時減少。其次，教學內容強調理論與實習并重，甚至以實習為主。最后，強化勞作教育。偽滿洲國“新學制”實施后，農科中學生參加生產勞動時間增加，美其名曰“實務終日實習”“體練終日訓練”。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偽當局甚至要中學生參加“勤勞奉仕”的奴役性勞動。其結果，不僅降低了青少年的文化知識素養，而且極大地摧殘了他們的身心健康。

四、極其重視中等教育中“傀儡教師”的培養

在日偽當局控制下的中學殖民教育體系中，對中等教育教師的控制是其重要一環。究其原因，一是為了借助教師的力量來完成同化教育。日偽在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過程中，非常重視對教師的管控，認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是否順利，取決于教師的素質，教師的素質是其關鍵，“教師素質如何，是能左右一國之文教的盛衰”，“教育之中心在于人，是理所當然，新教育需要有新意識之教師”[11]（142），甚至認為能否培養出“忠良之國民”，與“直接擔當指導教化學生之教師之素質如何”有關。[20]日偽企圖培養奴化的教師，用奴化的教師來培養奴化的學生，再配合殖民教育政策，從而達到同化教育的目的。

二是為了使教師不能參加反日活動。學校里的愛國教師不甘心當亡國奴，常常參加或者支持反滿抗日的秘密活動，并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然而，這是不被日偽所允許的。很多愛國教師因反日被解雇、判刑甚至殺害。但是日偽當局也很清楚，僅僅靠鎮壓無法從根源上徹底消滅所有愛國進步教師。日偽當局提出：“現在本著東方道德的精神，復興發揚忠孝的大義，萬民協力一心一德仰視圣旨，日滿兩國密不可分，更加鞏固。在此盛時之際，召集從事文教事業的工作者，上下一致，協心勠力，夙夜精勤，明征建國大義，煉成國民精神，完成振古未有的圣業，應對邦家無窮興隆和東洋永和平，無所保留地做出貢獻?！盵2]（233）所以，日偽需要對教師進行同化，使教師不能參加反日活動，不能將反日思想傳播給學生。

在偽滿初期，教師“檢定”a標準還沒有進行統一制定，各省分別制定“檢定”標準。1933年偽奉天省以及偽熱河省開始對小學教師采用標準進行了規定。1935年，對中學教師也實行“檢定”，把是否忠于偽滿放在檢定的首位，在檢定辦法中規定：“對于受驗者……均一律施行建國精神之試驗?！盵21]另外規定日語教師，則不施行“檢定試驗”。同年4月還制定了“人物考查表”，對中學教員進行細致的考察。其內容包括品行、思想、信仰、服務狀況等內容?！叭宋锟疾楸怼庇扇毡救诵ｉL負責填寫，教員淘汰和采用的條件即為是否“忠實”服務。[11]（142）從中可見，偽滿初期對教師的檢定，雖考學力，但更重視思想。

公布“新學制”后，日偽當局為了進一步加強對中學教師的控制，于1937年10月16日公布《關于中等教育教師之條件》，對中等教師各方面做出了嚴格的規定，其中包括職稱、檢定、懲戒、待遇等。從此，日偽當局建立起了教師檢定體制。

此后，日偽當局規定，只有持有教師許可狀者才能擔任中等教育教師工作。而教師許可狀獲得條件，除畢業于特定的師范學?；蚪處燄B成機關外，還可通過教師檢定來獲得。

關于考試科目及考試程度，在中等教育教師檢定方面，無論教諭還是教導，考試程度均以“所申請之學科目，在其所將任教師之學校，足有教授之學力為標準”[5]（192），其中必考國民道德與日語。

以1936年實施的第二次縣立中等教員檢定考試問題日語科目為例，其共設置了9種題型。在題目的設置中，從第二大題開始，帶有政治色彩的題目開始不斷出現，a從中可以明顯感受到日偽當局企圖向中等教師灌輸“建國精神”“日滿一心一德”的思想。另外，從試題的難度上看，以新日本語能力考試（2010年起實施）的難度為標準，在第一大題中，出現了4個五級詞匯，1個三級詞匯，其余5個全部都是二級詞匯。b單從第一大題的難度來看，題目水平已經達到了日語高級。[22]（57-59）涉及日本文化的題目非常多，解釋古典日語c、日本諺語d以及翻譯文言文等，使得試驗的難度更高。同時，題目也很注重敬語的使用。

在1937年的“全國中等教員檢定試驗問題”中，首要科目“建國精神”共出四題：（一）試將建國精神之內容分別項目列舉說明之；（二）教育者對于民族協和之精神應有如何之覺悟；（三）試述東方道德之真義與人類福祉之關系；（四）日滿不可分關系之內容如何。日偽當局以此題目考教師，又使教師以此內容教學生，其最終目的是實現“日滿一體，民族協和”的教育宗旨。[5]（192）學力考試合格后，還要進行第二次考試、品行及身體檢查。即使“建國精神”書面及格了，如做出“非分”“越軌”之事觸犯日偽，也很難檢定合格。

為施行對中等教師的檢定，日偽當局還設立了中等教育“教師檢定委員會”，由偽民生部大臣掌管。教師若想申請檢定，只有通過重重考試與審查，以及“教師檢定委員會”的最終審查才可獲得申請檢定的批準。日偽當局為了迫使教師忙于工作與學習應試，無暇去想“非分”“越軌”之事，偽滿教師檢定每年舉行一次，而且內容和手續非常繁雜，從而達到日偽當局對教師實行檢定的目的之一。

為了培養“有新意識之教師，使其為培養‘忠良之國民服務”，日偽抓緊清除在職教師“不純思想”，灌輸奴化思想。為了培養與殖民地奴化教育相適應的教師，對中國東北的中學教師進行再教育，日偽當局建設了中央師道訓練所、地方師道訓練所以及臨時性講習會，通過對在職教師進行再教育，使其成為為日帝培養忠實奴仆和勞動力的工具。

五、限制入學與升學

偽滿洲國成立后，日偽當局對東北境內的中等教育學校進行了大規模整編，并在總體上縮小學校和教師數量，限制學生入學與升學。究其原因，一是為了降低東北青年學生受教育水平，愚化東北青年學生?！熬拧ひ话恕笔伦兒?，面對大量東北青年學生參與抗日救亡運動，日偽需要從精神上徹底鏟除東北青年學生的中華意識與愛國思想。為“養成忠良之國民”，[23]日偽當局從學校教育開始，對東北境內的中學進行整編、控制，并配合“新學制”，降低東北青年學生的受教育水平，使其更容易在思想上被控制，從而愚化東北青年學生。

二是為了便于全面推行實業教育。在“新學制”實施前，東北境內的實業學校數量很少。在1933年，開學者僅30所，學生2067人。[13]（146）然而，日帝為了推行“產業開發”的經濟掠奪政策，需要加強實業教育?！秾W制綱要》中明確提出：“并置重于國民生活安定上必需之實學，授與知識技能，更圖保護增進身體之健康”[21]，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新學制”實施期間日偽對于實學教育的重視。為了能夠順利地推行實業教育，就需要對東北境內的中學進行整編，“以實業教育為根基，兼授以實際生活上有用之文理科教育……養成國家之中堅人物”[4]（645），加大對東北境內中學的控制力度，將其完全納入日本殖民地教育軌道。

1938年，日偽當局在中國東北正式實施“新學制”。在教育制度上，日偽當局提出：“教育之對象，不在于高等教育，而專注重幼年國民教育，注重學校與家庭之聯系，以造成真正能為國宣勞之有用之才。所以無論何種學校，均為完成教育，廢除以前下級學校為上級之預備階段之舊思想”[11]（104），強調從小學開始，注重學校與家庭的聯系，取消升入上一級學校的任務。

在關東州內，只有旅順高等公學校和金州女子高等公學校的中國人畢業生才有資格報考日本大學預科或預備科、高等學校、高等工商業學校、偽滿大專學校等上一級學校。據1934-1940年的統計，中國人畢業生升入上級學校的總人數是344人，[4]（433）而日本男女普通中學升學總人數為4295人。[4]（429）與中國人2所中學相比，日本人中學達到了12所，[4]（427）足見日偽當局整頓學校的險惡用心。

在偽滿洲國，以1939年奉天省立國民高等學校和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入學率為例，在日偽當局的嚴格控制下，中國東北普通中學的入學率非常低。國民高等學校入學率僅有34％。[16]（544-545）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入學率雖然高一些，但也僅有41％。[16]（545）國民高等學校和女子國民高等學校連第四學年的升學率都不足50％。

1939年，偽滿洲國報考國民高等學校的男女學生共48664人，能夠入學的學生共18733人，占報考人數的38.5％。1942年，報考的男女學生增到91482人，入學23116人，占報考人數的25.2％。[9]（226）

在日偽當局的嚴格控制下，中國東北青年學生的升學變得非常困難，不僅升學人數非常少，他們還極力對女子升學作出限制，只允許其升入師道高等學校、留學生預備校、“滿洲國北滿學院”“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以及“滿洲映畫協會養成所”等。[16]（547-549）1940年，國民高等學校升學率有31％，女子國民高等學校更低，僅有21％。[16]（546）日偽當局通過限制學生入學來限制中國東北人民受教育的機會，從而控制中國東北的中學教育。

六、性別差異教育明顯

偽滿洲國成立后，日偽當局對東北境內的中等學校大搞性別差異教育。究其原因，一是日帝急切需要職業化的男性生產力與戰爭炮灰。在偽滿洲國時期，中等教育學習年限總體較短，且男子國民高等學校設置了大量實用性課程?？梢?，日偽當局實行對男性中等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為日帝殖民侵略服務的初等技術人才。為了滿足戰爭需要，在推行奴化教育中大力宣揚“提高國民素質”“增強國防力量”，并通過1938年頒布的《國兵法》以及1942年開設“建國精神”課，企圖培養東北青年盡快奔赴戰場，為其發動侵略戰爭服務。

二是企圖利用女性對家庭的凝聚力，實行愚民教育。日偽統治者認為，婦女在家庭中扮演著一種很特別的角色，能影響偽滿洲國的國運，婦女的價值取向將直接影響家庭其他成員，所以“要王道政治完善，必得由婦女做起”[24]（158）。在“男子事國，女子事家”觀念的引導下，1938年實施的“新學制”明確規定，女性教育的目標為培養日式“賢妻良母”，并通過在偽滿洲國開辦女校，向女性學生灌輸“賢妻良母”思想。其實質是企圖利用女性的家庭凝聚力，將女性應扮演好妻子或母親這一身份的指導思想推向家庭，進而推向社會，便于其大力推行愚民教育。

國民高等學校替代了東北原有的初中和高中，男子國民高等學校分為農、工、商、水產和商船五科。絕大多數學校缺乏職業教育設備，更缺少師資，雖然高喊“以實業教育為根基”，卻只是大量增加日語教學，對原有高中和初中文化課水平進行大幅度降低，課本知識非常淺薄。[9]（224）女子國民高等學校雖注重家事、裁縫手藝的實科，但各地學校嚴重缺乏設備和教師。日偽當局也不得不承認只能利用原有教師和設備，并未增加設備，“以往的設施，在可能范圍內都被利用，始終由于國家統制的見地，勿拘泥于地方當局的情面，而斷行改廢?！盵15]（123）

對女子中學，即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實施“賢妻良母”式教育培養。女子教育是偽滿殖民地奴化教育的重要一環，女子國民高等學校也是其推行殖民教育政策的重要場所。偽滿《女子國民高等學校令》規定：“以涵養國民道德，特別注重婦德，修煉國民精神，鍛煉身體，授與女子所必需之知識技能，培養習慣，養成堪為良妻賢母者為目的?！盵25]在《女子國民高等學校規程》中重申：“借使深刻體會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之關系，培養忠君愛國、孝悌仁愛之至情及民族協和之美風，而努力涵養婦德，以期自覺為女子之本分?！盵3]（534）

女子學校和學生人數比男子少得很多，在1940年甚至相差了5.42倍。[9]（225-226）不僅如此，日偽當局還對女子升學作出限制，只允許其升入師道學校。女子雖然也可升入師道大學，但人數寥寥無幾。在對1940年偽滿國民高等學校及女子國民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去向統計中，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僅有21％，而動向不明者占36％。[16]（546）由此可以看出，在日偽當局“賢妻良母”式的教育方針下，很多女學生受升學與工作的重重限制，畢業后只能回家做家庭主婦。這表現出日偽當局殖民教育政策中男女不平等的特點。

七、大搞民族差異教育

偽滿洲國成立后，日偽當局對中國東北境內的朝鮮族、蒙古族、白系俄人等中國少數民族以及在滿日本人分別制定了不同的中等教育政策，大搞民族差異教育。其原因，一是為了加強對中國東北少數民族的控制，更好地在中國東北建立殖民統治。日本駐朝鮮總督府從未對中國東北的朝鮮移民放松控制，“九·一八” 事變后，它仍把在我國東北的朝鮮族當作日本帝國的“臣民”。為了實現“日滿一體”，日偽當局開始大力整頓朝鮮族學校；對于白系俄人教育，日偽認為，從前雖然普及程度較高，但弊端是自由主義、貴族主義，內容脫離實際，教法屬于羅列式、注入式，和新學制對立的地方很多，[26]（127-128）這就很難使其成為“滿洲國一分子”，所以，開始對白系俄人之教育展開大力整頓。

二是為了培養日帝殖民統治之先鋒。對于在中國東北日本人的教育，日帝“以養成作為發展日本民族的先驅者在世界到處開拓我民族新天地的開拓者為目的”，企圖培養“崇敬皇室”“忠君愛國”“養成完成輔翼皇運大任而忠良有為的男子漢”，使日本學生“涵養、振作日本精神”“領會滿洲國建國精神”，擁有“使其他民族信賴的品格和實力”。[4]（101）這些對日本人的教育方針均以“鄉土教育”為中心，為日帝培養更多充分了解滿蒙的“先驅者”“開拓者”，為日帝的殖民侵略政策服務。

日帝對朝鮮展開殖民統治后，朝鮮人到東北一方面是謀求生活出路，另一方面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反抗手段，其在朝鮮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沒有達到目標。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后，日偽當局于1932年發布《在滿朝鮮人教育方案》a，首先對在中國東北的朝鮮族進行奴化教育。1935年頒布的《在滿朝鮮人教育改善案》則更加具體地規定了對朝鮮族的教育方針。1937年12月偽滿洲國廢止所謂治外法權，并進行行政移讓。移交的學校，一律按偽滿洲國的“新學制”進行改編。移交不久，1938年4月13日，偽民生部就公布了《關于朝鮮人學生多數在學之學校、學舍、義塾及特別教育施設之式日之件》。同年12月1日，偽民生部又公布《學校組合法》及《施行細則》，對朝鮮族教育加以控制。

朝鮮族學校的教學活動完全受制于日本，并推行全盤日化的教育政策?！熬拧ひ话恕笔伦兒?，東北全境淪陷，日偽當局采取了極為嚴厲的措施，對存在反日傾向的學校強制其停辦、改編，殘酷鎮壓反日教職員和學生；嚴禁使用帶有反帝抗日思想的書籍和教科書以及朝鮮語文、史地等書籍和教科書；派遣親日分子占據并掌控學校領導權，以朝鮮總督府教育令為標準，對偽滿洲國朝鮮族施以與朝鮮本土幾乎無差別的殖民教育政策?！靶聦W制”實施后，日偽當局不僅對偽滿洲國朝鮮族的教育體制進行大肆改動，還在學校教育中大力推行殖民地語言政策，把日語作為朝鮮族的“國語”，并取消了朝鮮語課程。同樣，日本歷史也被定為國史課。修身課程中充滿“日本國體”“皇國臣民”“武士道”以及美化日本侵略戰爭，宣傳“日韓一體”的內容。朝鮮族學生每天在升旗儀式時，必須升起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遙拜天皇帝宮，朗誦帝國臣民誓詞。日偽當局還在1940年強迫朝鮮族改姓，如，姓崔的改成日本姓“山本”或“高山”，姓金的改成“金本”或“金田”，姓樸的改成“新木”或“新井”等等。[27]（36）在即將滅亡的前夕，日本帝國主義還強征朝鮮族青年學生入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充當炮灰。

在教育體制方面，“新學制”實施前，日偽當局在中國東北不設立專門的朝鮮族中等學校，只設小學，企圖迫使朝鮮族學生從小學習日語，從而只能進入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的各類在滿日本人中等學校，以便實行同化政策。1937年后，日偽當局依照“新學制”，只設立帶有職業性質的朝鮮族學校，使其喪失直接升入大學的能力。這就導致了偽滿洲國朝鮮族學生只能學習日語，先升入日本人設立的中等學校，然后才能升入偽滿洲國的大學。

為使蒙古族成為“滿洲國健全的構成分子”，日偽當局對蒙古族教育給與特殊照顧，設置偽興安總署文教科，使用專用經費興辦學校?！靶聦W制”實施之后，日偽當局對蒙古族中學教育實行不同的方針政策，對原有學校進行改編的同時，根據其民族特點，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中學奴化教育措施：第一，按蒙古族生產特點設置中等教育。日偽當局從蒙古族以牧業為主的生產特點出發，本著“與其在教室里教給學問，不如給點實務知識更重要”[5]（179）的精神，規定所立國民高等學校只設農科和畜牧科，課程內容主要傳授農牧生產知識和技能，商科極少，其他科類則不設置。

第二，降低課程內容水平。日偽認為蒙古族文化水平低，甚至缺乏“數理觀念”，因此主張初等教育的課本內容要低于“滿系”課本，這樣才“符合五族協和精神”，甚至還說這種“差別就是平等”。

第三，強調用日語講課。日偽當局為奴化蒙古族，公開宣揚“日本文化發達，同時根據語言性質，蒙古族學習日本語是學先進文化的最好捷徑”[26]（126），而“滿語”學習很不方便。為此，日偽當局強調在蒙古族學校中多配備日本人教師，起碼要教授日語課，有條件的各科均用日語講授。在1942年舉行的協和會創立10周年紀念全國會員暨康德九年度全國聯合協議會上，日偽當局更是提出：“為了提高蒙古文化，最容易吸收文化的語言是日語……應該通過日本文化來提高蒙古文化?！盵28]（133-134）其實質是妄圖要用日本文化取代漢族文化和蒙古族文化，以此達到消亡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意識，以利其霸占中國東北之目的。

從形式上看，蒙古族教育已形成體系，學校增多。但實際上，由于日帝從中國東北掠取大量資財，導致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因此，蒙古族中學教育并未得到應有的發展。此外，降低了蒙古族中學教育水平，實行的是愚民政策，強制集體生活，以日語為主課，奴化蒙古族青少年。[5]（181）

日偽當局在推行“新學制”之前，就對“白系俄人”教育制度改革進行了一系列設想。在1934年《滿洲國少數民族教育事情》中關于白系俄人教育部分的內容中，為了不與“王道的宗旨相違”，日偽當局企圖分兩期對“白系俄人”教育制度進行改革。在第一期，首先，實施職業教育，強力灌輸“勞動神圣”的思想，徹底改變貴族教育、主知教育。其次，保留部分宗教教育，暫時默認其身份。再次，促進其滿洲國民覺悟的同時，逐漸也灌入共存共榮思想。在第二期則開始培植滿洲國民所持的覺悟和國民精神，補第一期所短，更加強化職業性。[29]（440-442）

1937年5月2日公布“新學制”后，日本帝國主義已把“俄僑”改稱為“白系俄人”，企圖使白系俄人成為偽滿洲國的一員，將其徹底納入偽滿洲國殖民地教育體系之中。1937年11月5日，偽民生部頒布了針對白俄羅斯人的《白系俄人教育要綱》，對白系俄人的基本教育指導方針融入了后藤春吉第二任期的目標，即“在振興國民精神的同時，在引導現實生活、展望未來的同時，深入貫徹民族協和精神的同時，弘揚民族之本色，從而實現成為國家構成元素的使命”。[23]（117-124）日偽當局對教育方針、教育指導要領、學校指導要領進行了嚴格規定。

偽滿洲國成立之初，日偽當局認為，“由于白俄羅斯人是反共的，不能因為同蘇聯的關系就這樣放任不管，所以政府一方面采取保護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是監視和監督”[30]（1245），所以對白系俄人教育沒有制定具體的政策，而是沿用了帝俄的教育體系，以“神學”“俄語”等基礎學科為主。但是為了在學校教育中體現“滿洲”特點，日偽當局在傳統的帝俄式教育的基礎上，增加了“滿洲國式”的課程，如“滿洲國文”等。

在“新學制”下，白系俄人教育體系從11年制縮短為10年制，學校的學制遭到縮減。此外，國民高等學校和女子國民高等學校開設了實業課程，以此進行職業培訓，使學生畢業后不需升學就可以直接就業。從1938年1月起，白系俄人事務局在國民高等學校相繼設立了“機械科”“技術科”以及“醫學科”。1938年2月，偽滿國務院民政部雖然沒有授予哈爾濱第一語言學中學校以國民高等學校的資格，但是設立了以日語學習為中心的“商科”。1939年1月，哈爾濱第一實業中學校通過白系俄人事務局向濱江省民政廳廳長申請設置“測量科”。

日偽當局也對白系俄人教科書進行了控制。以1937年偽滿發行俄語版《滿洲國俄羅斯國民高等學校用國民道德指導教案》為例，其在指導教案的序章中強調，國民道德的目的是“在‘神學科的授業上，基于基督教教義和倫理觀育成俄羅斯青年”。此外，日偽當局還允許使用基督教文學、俄語版滿鐵發行物和協和會發行物作為補充教材。[31]（180）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完全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培養侵略者的殖民主義教育得到進一步強化，“鄉土教育”也被賦予了新的內容，甚至滲透進整個教育過程中。

1936年，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在調整、強化中國東北的侵略機構之后，于1936年10月5日設立了“在滿日本人教育調查委員會”。1937年4月19日，委員會提出《關于在滿日本人教育委員會決定案》，完整地構建、設計出在中國東北實施殖民主義教育、培養侵略者的方案。1943年3月26日，日本政府頒布《在關東州及滿洲國帝國臣民教育令》，6月頒布《關東州人教育令》和以駐偽滿特命全權大使梅津美治郎簽署的第1號《告諭》，宣布日本教育進入戰時體制。

“關東州”和“滿鐵”附屬地中學校和高等女子學校的課程設置，基本上執行日本文部省頒布的有關規定，但都把中國語列為正課，各學科教學也要求盡量補充我國東北地方情況的內容，有的編寫了補充教材。同時，日本中學校從第三或第四學年開始將課程分為第一種和第二種。第一種課程主要為畢業后從事實業者所設，學習必要的職業技術知識等，為就業打基礎；第二種課程，主要為升入上級學校者所設，加重文化課份量。[4]（213-214）兩種課程都以中國語為必修科目，學生任選其中的一種以滿足在滿日本人子弟升學、從事實業或其他職業的需要。

中學校、高等女子學校各科教學要旨進一步加深，“實施高等程度的道德教育及國民教育”?！靶奚怼闭n強調以《教育敕語》為指針，培養“國體的信念”和成為“親躬實踐”的“健全有為的國民”；“公民”課要求學生領會“共存共榮的本義”的內容；而“國語漢文”課培養學生的“國民性”；“歷史”課通過“邦國盛衰之由來”和“國運進展之跡象”以培養“國民精神”；“地理”課通過日本和“諸外國的國勢”促進“國民的自覺”，更是跟富有侵略擴張內涵的“開發”“開拓”“進出”等活動連結在一起。[32]

綜上所述，“九·一八”事變后，日帝為了更好地在中國東北建立殖民統治，積極構建殖民主義教育體系，對中等教育方針、法令、學制、課程、教材、教師等方面進行嚴格控制。其殖民教育政策體現出了“低水平教學內容與奴化教育活動雙管齊下”“普通中學教育‘實業化”“中等實業、職業教育偏重農業教育”“極其重視中等教育中‘傀儡教師的培養”“限制入學與升學”“性別差異教育明顯”以及“大搞民族差異教育”等特點。隨著戰爭形勢的不斷變化，日偽當局對東北中等學校殖民奴化教育進一步加強，以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完成其罪惡的侵略目的。中等教育階段是青年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初步形成的關鍵階段，所以日本在東北實行的殖民教育危害性是很大的。這不僅破壞了東北原有學制以及教育生態，而且嚴重影響了中國東北青年學生的科學文化水平。隨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推行的殖民教育體系土崩瓦解，日本帝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徹底宣告破產。

[責任編輯 全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