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理性框架下的兩種自由觀：奧爾特加?伊?加塞特與雷蒙?阿隆自由思想比較研究

黃鴻偉

摘 要：在歷史理性框架下比較自由思想一直都是西方學界關注的焦點。本文在歷史理性框架下比較了奧爾特加·伊·加塞特和雷蒙·阿隆對民主與自由主義關系的不同看法，顯然二者的觀點受到他們提出理論時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的影響，導致二者對自由思想得出不同的結論。

關鍵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雷蒙·阿??；歷史理性；自由主義

一、基于“歷史背景”和“歷史理性”的自由主義

（一）自由主義的危機

隨著19世紀末自由主義思想的搖搖欲墜，自由主義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徹底崩潰，集體主義興起；以布爾什維主義、法西斯主義為新興代表的國家政權迅速崛起。與此同時，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傳統社會刮起一陣鼓吹國家干預主義和建立福利國家的新風。凱恩斯、貝弗里奇等自由主義中的修正主義者試圖在舊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秩序）和新干預主義之間達成共識。然而，這場危機并非僅僅在經濟層面帶來影響。自由主義在政治、知識領域的挫敗顯然引起了一場認識危機。施密特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批評自由主義受到一種使其無法理解“敵人”這一概念的道德精神層面影響，因而無法為國家和政治提供現實主義理論。根據這位德國憲法學家的看法，自由主義受到對進步的天真信仰和對人性樂觀態度的影響，它不是在實際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進行的，而是在抽象的理性上，從而導致了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全面非政治化。［1］與此同時，在“知識革命”背景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論、尼采的虛無主義等新文化和科學視野的誕生使得人們對19世紀實證主義理念進行了徹底反思。對于實證主義的反叛，被實證主義簡化的歷史理性和生活理性開始顯現，并試圖和與之主導的抽象理性主義作斗爭，克羅齊、特羅斯克的文化歷史主義，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或者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等揭開了20世紀歐洲思想的新面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全球后，美英繼續發展混合經濟，中、東歐地區同政治立場模糊或明確實行社會主義的地區受蘇聯極權體制影響，普遍認為未來的天平將朝向國家干預主義和混合經濟模式。戰時取得巨大成功的凱恩斯主義雖然被諸多政治領袖繼續運用于經濟領域，然而一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如舒姆佩特等則前瞻性地預言了資本主義的終結和新體制的崛起。

（二）歷史理性的交融

盡管加塞特和阿隆身處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但二者的知識軌跡從某種意義上說既平行又交融——重塑自由主義。在加塞特的早期作品中，他曾呼吁更新自由主義思想，彼時的他認為自由主義在伊比利亞半島仍停留在保守主義的主導之下。隨著對自由主義認知的提升，這位馬德里哲學家受到法國人吉多影響，以其歷史理性視角提出自由主義應在歷史性中尋找“真正的絕對”。也就是說“歷史是人的現實，別無他物，人類的現實是通過歷史變得如此，否認過去是荒謬和虛幻的，因為過去是‘以馬飛奔而歸的人；過去并沒有因為我們否認而消失，而是為了我們整合它……真正的權利是絕對存在的，因為它們已經出現并在歷史中得到鞏固，諸如自由、合法性、司法、能力之類”［2］。他指出歷史理性并非簡單的敘述性過程，而是一種解釋和區分的智識活動，他著重強調了間接行動相對于直接行動的優越性。因為直接行動牽涉暴力，違反了隨時間推移而形成的規則，這些規則與文明的逐步構建緊密相連。對于那些更傾向于暴力而非文明的個體，加塞特認為歷史理性不應通過強制性的肯定或否定，而應通過展示其中所蘊含的活力、創造力和共存性向那些愿意加以察覺的個體表達其內在價值。他在排除了本體論、宗教教條和抽象原則的基礎上，基于面向現實生活的審視使歷史理性發揮對現實的權力。

阿隆如他的老師蒙特斯基、托克維爾和韋伯那樣，將自由主義臨摹為并非建立在“抽象原則”之上。具體來說，阿隆通過對當代社會的具體和現實的分析來構建、尋找“經濟和社會條件，為多元主義——即政治和知識性自由主義——的生存提供機會” ［3］。值得注意的是，阿隆將“間接行動”的概念與歷史理性相聯系，他認為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在文明中沉淀下來的規范逐漸鍛造了某些機構，它們于復雜社會中扮演著一個在不同利益間、緩解不可避免的沖突的角色。相比之下，他認為直接行動可能與純粹的理性所勾勒的“革命”思想相關聯，這些思想通常只能通過使用暴力來實現，因為它們在人們的實際生活中缺乏根基。但這并不意味著將抽象原則完全排除，而是將其納入更廣泛的生命理性中，與個體的實際生活連接起來。

二、兩種自由觀下的民主和自由問題（兩種自由觀的異同）

（一）關于民主界限的分歧

阿隆因受托克維爾啟發并試圖從不同角度探討民主制度中的自由與平等關系，他提出托克維爾和馬克思的“對話”旨在探討：平等是否與維護政治自由相容。托克維爾對這一問題拋出假設并追問：鑒于通向平等已然成為社會發展趨勢，那么我們的社會是否仍保持政治自由還是說政治自由已成為時代的陳跡，社會平等與自由主義社會是否可兼得？［4］ 阿隆觀察到托克維爾和馬克思對該問題的思考均源于法國大革命這一歷史事實，他指出二者都相信自由并以追求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的社會秩序為其政治訴求。但不同之處在于，托克維爾關注現代西方社會趨向平等的社會與政治本質，強調對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護；馬克思則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無法實現真正的平等，因而著眼于工業社會中工人與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階級斗爭。顯然，阿隆更傾向于前者，“我稱政治自由是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公民可以通過選舉或表達意見以彰顯其參與公共事務的權益”［5］?？梢哉f，他將政治自由定義為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并認為這是民主政治的關鍵組成部分。法國人展現了一個經典的代議體系或者說自由民主模式，然而相較于“純粹”的參與式民主，一種“真正”的政治自由才能確保公民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盡管這在理論上對正向自由和負向自由的評判具有指導意義，但將其放置于具體實踐時卻是模糊不清的，因為這兩種類型的“自由”相互交織而難以界定。因此，阿隆指出一個人在其生活中實際行使的自由既有積極成分也有消極成分，若把“自由”一詞放置于社會關系中則是指一個或多個個體間的關系，那么一個行動者與另一行動者的關系中有自由去做這件或那件事情（表明某種選擇而非任意事情的選擇）。從微觀社會層面上看，這是一種自由到另外一種自由，兩種行動之間不受他人干涉也不會因為選擇而受到懲罰，這意味著在特定領域擺脫了對他人的依賴。就是說，這種思想更傾向于把自由視作一種形式自由，局限于社會框架下的某一領域如法律或某一范圍內保護那些被視為可取的自由。正如“每一條法律都剝奪了某些人的某些自由，但同時也賦予了其他人或所有人某些自由”［6］，這指的是在紙面上（法制層面）允許或不允許人們做的事情，也可引申為人們是否遵守這些法律，這也是自由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說，人們有自由去做一件無法做的事情是荒謬的，因為有能力做某事和能夠做某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無能力即非自由；而這又涉及形式自由與實際自由之間的對立，僅在紙面上擁有某種形式的自由是不夠的，還必須存在實際行使自由的真實可能性，才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創造出允許其行使的社會條件）。

與此不同，加塞特的解答是從對根本自由的溯源角度出發：“我們（人類）總是與我們周圍的環境聯系在一起——因為它們有助于塑造我們的生活，每個人的生命都源自對這個世界是什么的某些根本信念的追尋……每個人的生活都處于一種或多或少有關技術或受物質世界控制的環境下”［7］。 這里有必要對加塞特語意下的“環境”一詞做出簡要概括。在《堂吉訶德沉思錄》一書中，他曾寫道：“我就是我和我的環境，如果我不拯救它，我就無法拯救我自己”［8］。 筆者認為：可以說第一個“我”指的是人生，第二個“我”指的是人（每個人都是）；最后，環境是指人（“我”）生活的環境（世界）。關于后者，他曾闡述：當人們發現自己生活時不得不面對所說的環境、情況或世界時，如果這三個詞的含義逐漸變化，那么從此刻起對于人類來說意義都是相同的，即對人類來說（它們）都是陌生的、外部的元素；在那里人們不得不努力成為自己，世界是一個偉大的、無邊界的、充滿微小事物的事物，謂之事物是因為把它們分為礦物、植物、動物和人類。［9］ 由此可見，他認為環境和決定是構成生活的兩個基本要素，可能影響人類自由選擇的范圍并不是無限的而是受到社會歷史環境的制約，因而人們必須在生活所面臨的各種可能性中作出決定，決定自己要做什么、成為什么。這些受限的可能性即壓迫、壓抑著他們的世界。換言之，環境一方面提供了選擇和決定的可能性卻又在另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困難和限制。但無論哪一個時代都有一種自由的形式和一條特殊的道路通向與該社會生活結構一致的自由，故而產生了加塞特自由主義的“形而上學”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應該擁護以公共權力為載體行使個人自由這一可能性的必要，但又要考慮到民主對限制個人自由的無可避免趨勢，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限制或平衡公共權力以有效地履行其職能。加塞特從歐洲歷史時局的動蕩中捕捉到一種尖銳回應托克維爾的民主觀念，“很明顯民主本身是自由的敵人，并且更具其自身的重量，如果沒有其他外來力量來限制它，它會導致絕對多數的專制”［10］。綜上所述，加塞特與阿隆在民主邊界問題上的爭論主要表現在他們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不同理解。前者更關注個體自由受到的實際限制，主張設立明確的邊界以防止權力濫用和個人自由受到侵犯；后者強調了托克維爾的觀點，認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自由與社會平等可以相容。

（二）關于自由民主制是否趨向于集權主義的爭論

在審視阿隆和加塞特對自由民主制是否趨向于極權主義的看法差異時，不妨將其置于所處歷史環境影響之外。需要強調的是，二者最終一致認為，自由主義民主只有在以自覺意愿同政治對手和平共處時，才有存在的可能。加塞特和阿隆分別在其發表的作品或評論中有所表達：“它將‘間接行動推向了極致，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原則……盡管公共權力是無所不能的，但它仍然自我限制，并努力在自己所統治的國家留出空間，讓那些不像它一樣思考或感受的人，也就是強者、多數派，能夠生存。自由主義是最高尚的慷慨：它是多數派授予少數派的權利……它宣稱了與敵人甚至是弱者和平共處的決心?！保?1］顯而易見，二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都聚焦在如何才能實現對公共權力的限制，他們認為只有當執政者無論何時都清醒地感受到政治對手可能通過民主選舉奪取權力帶來的威懾時，才可能取得限制公共權力的效果。換句話說，自由民主制得以延續的前提是允許其他以執政為目標的政治對立力量的存在。在這些勢力當中，要實現真正的政治自由還需要重視那些對執政者無法產生過大影響的少數派。對于這一問題，阿隆指出，必須考慮到“我們無法設想一個在某種意義上不是寡頭政治的政權。政治的本質是，決策是為社會而不是由社會做出的”［12］。加塞特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一個國家“是由少數精英組成的有組織、有結構的群體”［13］，他的這種說法盡管具有政治意義但超出了政治領域范疇。在此之上，阿隆進一步闡釋了如何實現在這種寡頭統治下對公民個人自由的保護，即“無論政府的瘋狂程度如何，任何工業經濟體制都不會阻止生產力的提高轉化為生活水平的提高”［14］。一方面，正如對自由民主制度期望的那樣，它最有可能實現；另一方面，這樣的“自由”社會可能被廣泛的“平庸”所侵襲。盡管兩人在這一方面看法一致，但在加塞特看來，這種平庸的普遍化具有政治意義。具體來說，如果民主只能被“外部”力量所限制（具有“覺醒”個人生活的人、優秀的少數派），那么一旦不存在這些力量或這些力量非常薄弱（因為人群的統治），其結果就是一種無限制的民主，最終演變為極權主義國家。在這一點上，托克維爾對阿隆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阿隆基于社會歷史背景得出結論，認為民主是自由主義哲學的邏輯結果，這顯然繼承了托克維爾的觀點，即在沒有世襲貴族的社會中，民主是政治自由的正常表達和最必要的條件?？梢哉f，他還借鑒了馬克思的思想以佐證托克維爾思考的正確性，這些思考圍繞著民主展開，不可避免需要擴展。因此，他認為在意識形態上擴展民主是一個事實，另一回事是其在現實中的表達，也就是在“冷戰”中扮演主角的兩大陣營所體現的兩種形態。他指出：“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表明了正式自由和實際自由不僅不矛盾，而且在我們這個時代，正是在這些社會中二者的實現最為完美?！保?5］ 不難看出，阿隆認為美國社會將是一個成功地在某種程度上協調正式自由和真正自由的正常社會的典范。而加塞特認為，給予北美文明這個如巨大謎團一樣的“年輕”民族高度評價還為時尚早，“一個智力上仍然是原始的人類事實……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個巨大的、最原始的人類現實” ［16］。由此可見，考慮到歷史理性的觀點，加塞特指出為了使真正的自由民主在美國人民的集體中真正沉淀下來，這仍然需要一個過程。對于這位馬德里哲學家而言，所有這一切都圍繞著歐洲危機，要克服這場危機，就必須建立一種根植于歷史的新自由主義，而這種新自由主義只不過是人類生活的本質。他在彼時歐洲的歷史背景下所暢想的不過是對歷史進行一種“轉向”，也就是根植于歷史來構建一個新的人類生活結構，使人們在深刻了解過去的基礎上走向一個清晰的未來，以展現真正的個人自由。

三、結語

在歷史理性框架下比較加塞特和阿隆的自由主義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二者分別在20世紀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因觀察到法西斯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運動的興起以及地緣政治上由美蘇兩個意識形態對立的大國主導的局面展開了就民主面臨的風險、極權主義的“對話”。對于我國學界來說，對二者思想的研究尚處于空白階段，加塞特和阿隆對民主與自由主義關系的不同看法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德］卡爾·施米特. 政治的概念［M］.劉宗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8-99．

［2］Ortega Y Gasset José.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Obras Completas ［M］.Tomo IV .Madrid：Taurus/Fundación Ortega y Gasset，2004．

［3］Aron Raymond.Le spectateur engagé［M］.París：Falois，2004： 233．

［4］Aron Raymond.Introducción a la filosofía política. Democracia y revolución ［lecciones de 1952］［M］.Barcelona： Paidós，1999： 42．

［5］ ［6］［15］Aron Raymond.Ensayo sobre las libertades ［M］.Madrid： Alianza editorial，1965： 123，174，61．

［7］Ortega Y Gasset José.Obras Completas［M］.Tomo VI.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1964： 34．

［8］Ortega Y Gasset José.Meditaciones del Quijote［M］.Madrid： Editorial Revista de Occidente，1975： 30．

［9］Ortega Y Gasset José. Obras Completas ，El hombre y la gente［M］.Madrid： Editorial Alianza/Revista de Occidente，1966： 107-108．

［10］［16］Ortega Y Gasset José.Obras Completas［M］.Tomo IX.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1965： 250，114．

［11］Ortega Y Gasset José.Obras Completas ［M］.Tomo IV.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1966： 191-192．

［12］［14］Aron Raymond. 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M］.París： Gallimard，1965：131，325.

［13］Ortega Y Gasset José. Espaa invertebrada［M］.Editorial Planeta DeAgostini，S.A，Barcelona， 1921：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