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日據時期的“阿Q”

徐玉蘭　金春姬

[關鍵詞]魯迅；金史良；阿Q；《Q伯爵》；朝鮮

[中圖分類號]I315.5.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007（2024）02-094-07

[作者簡介]1.徐玉蘭，女，朝鮮族，延邊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朝鮮韓國學、國際傳播；2.金春姬，女，朝鮮族，延邊大學亞非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朝鮮文學。（延吉 133002）

金史良（1914—1950）作為朝鮮日據時期擁有中國和日本雙重文化背景的作家，他的文學作品雖用朝鮮語和日語創作而成，但內容卻與中國密不可分。

1939年，金史良在日本大學畢業后，曾到北京游學，并與眾多中國、朝鮮的有識之士相互交流。待返回日本后，金史良便正式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1940年，其創作的隱含著濃厚民族意識的《走向光明》獲得了日本最高新人獎“芥川獎”的提名。自此，金史良開始活躍于日本文壇，并備受關注。

在日據時期的朝鮮知識分子中，有不少作家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了魯迅的文學影響。他們學習魯迅的文學思想與創作精髓，并以此為標準，將魯迅作品的題材、人物形象、創作技巧等運用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中。韓國學者樸宰雨曾指出，金史良的短篇小說《天馬》和《Q伯爵》，便是受到了魯迅的正面影響。[1]（381）此后，有關金史良與魯迅相關性的研究在韓國引起了關注。

目前，有關金史良和魯迅文學相關性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國外代表性研究者主要有：金允植（2003）、任明信（2004）、郭鉉庭（2005）、鄭百秀（2007）、黃鎬德（2008）、周若山（2014）、金在湧（2016）、高橋梓（2019）等。其中，任明信在《韓國近代精神史》中首次指出《Q伯爵》是日據時期知識分子版的《阿Q正傳》[2]，但并未具體分析兩部作品之間的關系。在國內，對金史良的研究相對較少，主要成果有《簡論金史良和〈駑馬萬里〉》（2010）、《金史良的抵抗文學研究》（2021）等，但均未對《Q伯爵》和《阿Q正傳》之間的傳播、接受關系進行考察。是以，本文擬將《阿Q正傳》和《Q伯爵》中的“Q”作為重點，一方面，通過比較“阿Q”和“Q伯爵”兩個人物形象的異同，分析金史良具體在哪些方面受到了魯迅的影響，以及金史良通過《Q伯爵》想要表達何種思想；另一方面，通過考察金史良對《阿Q正傳》的理解與接受，重塑近代中韓兩國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共同抵抗，探究民族獨立過程中啟蒙思想和批判精神的構筑，繼而挖掘兩國抵抗文人思想交流的深層意義。

一、“Q伯爵”的誕生

隨著中國淪為半殖民地，魯迅選擇棄醫從文，試圖以鋒利的筆尖喚醒中國民眾。他的作品在廣泛流傳的過程中，也引起了日本文人的關注?！陡脑臁冯s志社的創辦者山本實彥與魯迅交往頗深，曾多次向其約稿。自1920年開始，朝鮮和日本陸續出現了魯迅作品。1930年1月4日到2月16日，《朝鮮日報》連載了梁白華翻譯的《阿Q正傳》。1932年，早在中國出版魯迅全集之前，日本就已經出版了井上紅梅翻譯的《魯迅全集（改造社）》[3]。魯迅病逝后，山本實彥又出版了《大魯迅全集》，發行量達十萬冊。在出版社的大力推廣下，這部全集在日本盛行一時。

面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現狀，魯迅通過其文學作品對此展開了激烈的思想批判，同時也正是其中所呈現的社會問題和文學思維，引起了朝鮮民眾和知識分子的共鳴。

朝鮮知識分子金史良在觀察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朝鮮時，意識到了民族性的重要性，開始追求和表現殖民地民眾的反帝精神。這種反帝國主義以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為契機，是一種全球性的視野。同時，這種反帝國主義意識，又是其以中國為媒介培養、建立起來的。其中，魯迅的思想對他的影響最大，他一直想成為“朝鮮的魯迅”。臺灣作家龍瑛宗在1937年雜志《文藝首都》8月號發表《東京烏鴉》后，曾與之后同在《文藝首都》開展文學活動的金史良進行私下交流。在二人相互交換的書信中，金史良曾提及魯迅，其寫道：

魯迅是我喜歡的人。他很偉大。請貴兄作為臺灣的魯迅把自己積累起來。不，這樣說也許是失禮了。只是希望貴兄像魯迅一樣做泛文學工作的意思。我也盡量寫出好的作品。不急不躁，打算穩扎穩打下去。[4]（210）

從與龍瑛宗交流的信中可以看出，金史良十分尊崇魯迅，努力向魯迅學習，并致力于成為像魯迅一樣的人。在朝鮮，包括金史良在內的眾多作家早已接觸到魯迅文學，并效仿其作品。韓國的文學批評家金允植曾指出：“如果不是有著‘朝鮮魯迅的自豪感，金史良就無法寫出《草深》這部作品?！盵5]（150）可見，這種影響源自于魯迅作品在韓國、日本文壇的盛行。

1936年魯迅逝世，此時，金史良也正式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活動。1940年以后，金史良的作品主要以日本讀者為對象，旨在如實反映日據時期朝鮮的現實、朝鮮民眾的生活，以及朝鮮知識分子的苦悶與彷徨，表現出民族的抵抗態度。金史良曾委婉地批評了“內鮮一體”政策，諷刺了當時朝鮮作家的行為，并通過細膩、多面的描寫，呈現出日據時期朝鮮的現實面貌。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朝鮮，金史良的文學作品隨著“延安派”的被肅清而消失，直到1987年才得以恢復。在朝鮮，他被評價為活躍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良心的民族主義者。而在韓國，他卻一度被劃定為親日作家。

日據時期，日本提出并積極實施的“內鮮一體”的同化政策，使朝鮮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在極端壓抑的環境中艱難求生。金史良堅持用朝鮮語、日語開展文學創作的行為猶如在刀刃上行走，也曾因此被逮捕。他用朝鮮語發表的《在拘留所見到的小伙子》（《1941年文章》）講述的便是自己被逮捕的真實經歷。后來，金史良又把《在拘留所見到的小伙子》翻譯成日文，題目改為《Q伯爵》，并發表于作品集《故鄉》（1942年《甲鳥書林》）中?！禥伯爵》是一部以偽滿洲移民為背景，以兩人見面的空間、拘留所和火車為舞臺，表現時代痛苦的小說。在翻譯過程中，金史良強烈希望可以更加真實地反映出被殖民時期朝鮮民眾的生活狀況和知識分子的苦惱與仿徨，因此，他借用了魯迅《阿Q正傳》中的“Q”代碼，把原本作品中的主人公“王伯爵”改為了“Q伯爵”。兩部作品最大的差別便在于標題的視角從第三人稱變為第一人稱。對此，韓國學者鄭百秀認為，拘留所制度是國家權力對社會成員進行控制和監督的典型象征，是以對社會現有秩序的叛逆為前提成立的空間，被殖民者體驗拘留所的動機，與對統治者壓迫的抵抗或對統治者價值體系的破壞等存在有形或無形的關聯，因此，把說話者“我”在拘留所中所看到的拘留所體驗者作為作品的題目，其本身就是作者對當下意識形態的反映。[6]（351）此外，兩部作品的內在精神基本一致。

《Q伯爵》中的“Q伯爵”代表了生活在殖民地的朝鮮民眾和知識分子，帶來的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說服力和真實感。在日本戰后最早開展現代中國研究的學者竹內實，曾就《Q伯爵》表示：“讀過魯迅作品的人，再讀這部佳作，必然會聯想到《阿Q正傳》，并不禁會將兩者進行比較?！盵7]（4）

金史良的文學關心的是朝鮮民眾貧瘠的生活，以及面對這些現實卻無能為力的朝鮮知識分子的苦惱。金史良通過被當作“蟲子”而茫然死亡的阿Q的人生，想到了像蟲子一樣受到歧視和壓迫的朝鮮民眾，并產生了深深的共鳴。從寫給龍瑛宗的書信來看，金史良的“Q伯爵”便是這種“阿Q”的典型。

二、朝鮮“阿Q”的悲哀

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期間，魯迅的《阿Q正傳》連載于《晨報副刊》。在這部作品中，魯迅生動地再現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希望可以以此刻畫并改變國民性，通過精神勝利法，阿Q脫離了社會現實，成為了漂泊在外的存在。他無力改變現實，最終無奈地淪為了時代的犧牲品。被視為“蟲子”的阿Q，遭到了人們無情的嘲弄。魯迅將底層人物“阿Q”的存在描繪成一種匿名的文化符號。他自己也曾表示，創作《阿Q正傳》的意圖是為了展現中國人寂寞的靈魂。也就是說，這種符號可以代表每一個中國人，因而具有一種集體的象征意義。魯迅文學的真實性便在于，沒有掛出任何虛偽的招牌，而是與構成現實的“死亡壁壘”實現碰撞。

“Q伯爵”是身處殖民地的高等浪子，并在脫離社會現實后漂泊在外。日據時期的朝鮮人“Q伯爵”，因為父親是朝鮮親日派特權階層，可以隨心所欲地頻繁出入拘留所。再加上沒有確切的證據，所以對于日本警察而言，“Q伯爵”可謂令人頭疼的人物。頗具戲劇性的是主人公“Q伯爵”既滑稽又充滿悲壯感。由于對殖民地現實充滿絕望，這個折射了金史良自畫像的人物“Q伯爵”，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同20世紀30年代以后劇增的經濟難民在火車上一同自虐、彷徨。換言之，金史良在描寫移居偽滿洲的悲慘移民中，同時安插了“Q伯爵”這個人物。

匿名的“Q伯爵”只能悲傷和哀嘆，并沒有任何改變世界的力量。正如“阿Q”蟲子般的存在受到人們的無視一樣，“Q伯爵”也不會成為人們關心的焦點，因為群眾眼中的“Q伯爵”已然是狂人的模樣。兩部作品的意圖略有不同，金史良認為，這部作品與在帝國文壇一起活動的龍瑛宗有連帶感。因而，他創造了匿名的“Q伯爵”，使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的認同感可以通過這部作品得到抒發與交流。

“Q伯爵”自稱是“思想家”“無政府主義者”。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指的是拒絕日本國帝主義的天皇體制中心，反對殖民地體制的人。他說：

“無政府主義者是什么？”

“要說起無政府主義者的話……”

“所以說我是無政府主義者。一有案子就會被抓走。但是你知道什么是無政府主義者嗎？應該不知道對吧?！盵8]（58）

身為記者的“我”第一次見到“Q伯爵”是在東京的某個拘留所。在拘留所內，“Q伯爵”雖為知事的兒子，但卻表現出敗壞貴公子身份的性格，無知、狂妄且愛吹牛。雖然是貴族，但“Q伯爵”卻與《阿Q正傳》中愚昧無知的“阿Q”別無兩樣。

韓國學者任明信指出，說話者遇見“Q伯爵”的場所是“東京某拘留所”，拘留所作為守護所謂“大日本帝國”安寧和秩序的場所，是一個重要的機構，被關在拘留所里的朝鮮知識分子的情況設定本身就具有挑釁性，而如果他是正常人，這本身就是對殖民地當局的直接挑戰。出身朝鮮上流階層卻處于日本殖民統治的知識分子“Q伯爵”，不可能被刻畫為普通人的理由就在于此。

韓國學者黃鎬德表示：“金史良在翻譯自己小說的過程中，能想到將‘王伯爵變為‘Q伯爵，很可能是認識到了‘王伯爵與《阿Q正傳》中‘阿Q的相似性?！盵9]（399）

“Q伯爵”像孩子一樣，“無知、狂熱、愛吹?！?，但又表明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從監獄中獲釋后，他仍想盡一切辦法重入監獄。他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知識分子，但卻不想在帝國的陰影下生活，“Q伯爵”的苦惱袒露無遺。但是，自稱“無政府主義者”，并想盡辦法入獄的“Q伯爵”的煩惱實則只是被表面化了而已。

我看到一位中年紳士披著黑色外套、白色的綢緞圍巾，搖搖晃晃地走進列車。他呆呆地站在車門周圍，環顧著火車里。眉頭一皺，厚厚的嘴唇一聳一聳。臉紅了。額頭上橫著三四道折皺，似乎很輕松。我想“原來我喝醉了”。a[8]（61）

“Q伯爵”停留的空間是監獄和火車?！癚伯爵”是親日派知事兒子的這一事實，對“Q伯爵”來說更是一個苦惱的因素，所以他能夠安心停留的空間只有拘留所。也正因如此，這部作品的朝鮮語題目是《在拘留所遇到的小伙子》。目睹被統治在帝國意識形態下朝鮮民眾的悲哀，他為同胞流淚哭喊。

“Q伯爵”的哭聲越來越高，我不知所措。他好像再次發作一樣抬起頭，這次開始用朝鮮語叫喊。我認為這個瘋狂的男人使我們偶爾也會陷入絕望的孤獨之中?！拔椰F在被自己報復了。脖子被勒住了。沒有想要的東西，沒有喜悅，沒有期待。希望也是，??！我只有坐上這趟移民列車時才能得到救贖。我也能和他們一起去?？梢钥藓??！眀[8]（62—63）

Q伯爵身穿“黑色外套”“系著白色華麗的絲綢圍巾”，一副華麗的上流階級形象，與寒酸的移民者相去甚遠。最終，他既無法融入移民，也無法完全回歸自己，只能處于邊緣，樣子近乎狂人。記者聽到“Q伯爵”的吶喊，合理化地認為，“我們也偶爾陷入絕望的孤獨感中”，但“脖子緊縮”“沒有喜悅和希望”的狂人Q伯爵其實是“因為有意識反而更痛苦的奴隸”。

韓國學者金哲指出：“奴隸的覺醒，是把奴隸帶到‘無路可走人生最痛苦的恐懼，如果不能忍受這種恐懼，從夢中醒來的瞬間，他的道路就會消失，有的只是絕望?！盵10]（42）“Q伯爵”的悲哀正是奴隸覺醒的痛苦，他的瘋狂行為可以看作是他為了逃避而找到的一個突破口。在《阿Q正傳》中，就像被無數孤立的“阿Q”們的集體一樣，中國沒有真正的“個人主義”，也沒有真正的“集體主義”?！癚伯爵”就是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在自身無能和羞愧感、罪惡意識中掙扎的朝鮮知識分子形象，是無論身處何處都被孤立的存在。

記者曾在火車上見到過幾次“Q伯爵”。

我去年夏天曾進過江原道的山中。暴風雨持續了十天，有一天那條河邊傳來求助的聲音……我感覺那不就是Q伯爵嗎……今年春天，一個中等個子的男人對站成一列橫隊的團員進行了某種訓示。我只見過那個男人的背影。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那是伯爵。a[8]（65）

火車中記者看到的“Q伯爵”正是日據時期朝鮮的知識分子形象。金史良以匿名的存在者刻畫了如果不是狂人就無法忍受的“Q伯爵”等朝鮮知識分子到處求助或向人們呼喊的樣子?！癚伯爵”無法逃跑、無法離開，醉酒痛哭，在移民者中像幽靈一樣彷徨，他的悲哀是被殖民的朝鮮知識分子生活的一部分。但是“Q伯爵”的悲哀在封閉的空間里，會因與同胞在一起的喜悅而得到治愈。就像在拘留所時心情舒暢一樣，在移民火車上“Q伯爵”反而感到幸福?！癚伯爵”雖然是知事的兒子，但比起華麗卻痛苦的貴族生活，他在監獄或火車上流下的則是喜悅的眼淚。與那樣的“Q伯爵”相比， 記者已經走上了“更生”之路。

三、本同末異的“Q”

由上可見，“Q伯爵”的形象受到了魯迅《阿Q正傳》中阿Q的正面影響。擁有親日派父親的、身穿華麗衣服痛哭的知識分子——多余人“Q伯爵”的吶喊貫穿了整個作品。另外，觀察“Q伯爵”和記者的重生，也是日據末期壓迫文學家重生意識形態的呈現。

在《阿Q正傳》中，阿Q在封建統治的壓迫下，過著無家可歸的貧窮生活。但阿Q不僅沒有意識到封建意識形態的弊端，反而使用精神勝利法，意圖將現實中經歷的失敗全部轉化為勝利，即使經歷艱難的現實，也不會因此感到痛苦。通過精神勝利法，每天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阿Q”的形象，是充滿諷刺性的?！栋正傳》表達的主題嚴肅而沉重，而阿Q這個人物卻自始至終充滿戲劇性。諷刺，在作品中不僅起到了凸顯阿Q典型性的作用，同時還襯托了作品的藝術性。因為他的行動所體現的封建意識是被肯定的，而近代思想卻是被否定的。作品通過諷刺阿Q這個滑稽的人物形象，展現了一種滑稽美。反觀《Q伯爵》，初期的“Q伯爵”將自己歪曲成無政府主義者，其在日本看守者面前卑躬屈膝的行為，與“阿Q”的精神勝利法一樣，給人以一種諷刺感。然而，隨著故事的進一步發展，“Q伯爵”的諷刺性逐步轉向了悲劇性?！癚伯爵”因患腳氣而忍不住呻吟的模樣令人同情，而為了分擔同胞的痛苦，乘坐滿員列車時痛哭的樣子，又令人無比悲傷。他在開往偽滿洲的列車上表露出瘋狂，大喊“這家伙別動”，讓被殖民者對帝國主義的壓抑憤怒不已。

“Q伯爵”這個悲劇人物，在淪為殖民地的朝鮮現實中，在對“內鮮一體”意識形態的抵抗和屈從中，無從選擇，只能痛苦地生活。即作者通過描寫“Q伯爵”這一無窮悲傷和憤怒的人物形象，展現了一種悲壯美。如果說“阿Q”是流露出滑稽美的諷刺性人物，那么“Q伯爵”則是流露出悲壯美的悲劇性人物。究其根本，形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中國半殖民地與朝鮮殖民地的差異。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后，朝鮮人民因被殖民權力強加于“內鮮一體”意識形態而幾乎喪失自由，民族性遭到完全壓制。由此，朝鮮半島的主要矛盾集中體現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民族內部矛盾相對弱化，是否接受“內鮮一體”的意識形態幾乎變得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諷刺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諷刺很有可能導致再次遭受殖民者的侮辱。因此，金史良以朝鮮知識分子的存在狀態為依據刻畫了“Q伯爵”這個典型形象。

第二，讀者的差異。作者希望通過《Q伯爵》揭露朝鮮民眾的弱點，首先需要以朝鮮人為對象。但是在使用日語的生活現實中，這種揭露是面向日本人的，因此，作品在感情上會有自我羞辱的取向。與此同時，金史良用日語寫成的另一個“阿Q”，與《阿Q正傳》的功能也大不相同，因為這給帝國殖民者展現的是殖民者的野蠻形象。因此，金史良無法自由諷刺“Q伯爵”，最終“Q伯爵”只能成為悲劇性形象。

第三，作家與人物關系的差異。對于魯迅來說，“阿Q”更接近于啟蒙的對象，而對于金史良來說，“Q伯爵”則類似于“關注”和同情的“朋友”。

對于自己寫小說的目的，魯迅曾這樣寫道：

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11]

如此看來，魯迅小說中的人物“阿Q”是在病態社會中得病的“患者”，是魯迅想要改造的對象。尖銳地批評和諷刺才能引起注意，所以當時《阿Q正傳》的很多讀者，都產生了一種此文像是在罵自己的錯覺。而對于金史良來說，“Q伯爵”不像“阿Q”那樣是作家需要改造的對象，反而更接近于他患難與共的同伴，因而，呈現人物以及人物所代表的民族群體的悲哀才是其最終落腳點。

總之，“阿Q”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眾的普遍自畫像，是依靠精神勝利法回避現實的諷刺性人物。相反，“Q伯爵”是生活在日據末期閉塞現實中的朝鮮知識分子的自畫像，是只能繼續在卑微無力的自愧感和罪惡意識中掙扎的悲劇性人物。但無論是諷刺性人物，還是悲劇式人物，“阿Q”和“Q伯爵”都是在時代造就的病態社會下，痛苦祈禱自我救贖的同類人。因此，魯迅塑造的“阿Q”和金史良刻畫的“Q伯爵”，皆成為了超越歷史、呈現出人類在矛盾中痛苦掙扎的一面鏡子。金史良想用“Q伯爵”塑造出像魯迅的“阿Q”一樣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但又不能完全塑造成朝鮮知識分子的縮影，這也是金史良《Q伯爵》的局限性。

四、結 語

魯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希望用革命改造國人愚昧無知的精神和理念，對日據時期朝鮮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出身來歷不明的下層雇傭農“阿Q”是一個文化代碼，映射了跨越空間卻同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朝鮮日據時期知識分子的處境。而也正是困境中文人的惺惺相惜，造就了朝鮮本土的“阿Q”——“Q伯爵”。

本文分析了魯迅和金史良作品的相關性。其中，可以看出《在拘留所見到的小伙子》翻譯成《Q伯爵》，其主人公成為了朝鮮的“阿Q”。父親是親日派貴族的“Q伯爵”與身份不明的底層人“阿Q”具有同格性，都是苦悶不堪的多余人。另外，在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經歷“更生”過程的記者“我”和狂人“Q伯爵”在本質上都展現了知識分子在矛盾中痛苦掙扎的形象，可謂殊途同歸?？梢?，在《阿Q正傳》的影響下，金史良設定的人物“Q伯爵”，由個體及群體，最終構建了朝鮮被日本殖民的末期無數個“Q”群像。

[責任編輯 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