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燮論：京滬時期的中國體驗與文學書寫

黃貴花　金虎雄

[關鍵詞]朱耀燮；京滬；中國體驗；文學書寫

[中圖分類號] I312.5.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2-2007（2024）02-101-07

[作者簡介]1.黃貴花，女，朝鮮族，延邊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朝鮮族文學；2.金虎雄，文學博士，延邊大學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文學理論和中國朝鮮族文學。（延吉 133002）

20世紀初，上海取得了飛速發展，不僅成為中國經濟、貿易、金融和文化中心，還成為名聞遐邇的“自由世界”和“冒險家的樂園”。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飽嘗亡國之痛的朝鮮政界人士和知識分子對上海也心向往之，將其視為東山再起的所在。1919年4月，在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前后，更多的政界人士、知識分子和留學生云集上海。

這一時期，來到上海地區活動的代表性人物有金澤榮、申圭植、申采浩、共月、李光洙、朱耀燮、崔象德、金光洲、沈熏、皮千得和金山等。他們通過新聞報道、手記、散文、詩歌、小說等形式生動地描繪了上海灘的風土人情，以及朝鮮人來到上海后的種種生活情態。對于喪失主權、走向近代化的朝鮮來說，上海無異于“只有結果沒有過程”的殖民地，上海的現代文明及其沉浮給朝鮮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巨大的震撼。有人通過上海探索現代都市的模式；有人慨嘆現代文明掩蓋下的上海的殖民性及其黑暗；有人則把視線投向獨立運動家們的墮落。[1]（64-82）本文主要從社會歷史批評、小說美學以及中國體驗與書寫的視角出發，考察朱耀燮在上海和北京期間創作的小說作品。

一、朱耀燮的生平與京滬體驗

1902年11月24日，朱耀燮出生于朝鮮平壤西城門外新陽里，父親朱孔三是牧師、長老，母親名叫梁真三，朱耀燮是次子。他的哥哥是韓國現代詩歌開拓者之一的朱耀翰。據朱耀翰的回憶錄可知，其家境頗為富裕，孩子們可以無憂無慮地念書，甚至可以去海外留學，這是當時貧困家庭的子女想都不敢想的事。

1915年，朱耀燮從崇德小學畢業升入崇實中學，三年級時繼哥哥之后也進入日本東京的青山學院中學部三年級。但是，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三一運動”爆發后他就返回了韓國。當時，朱耀燮和金東仁的弟弟金東平一起印發地下刊物《獨立報》， 因違反出版法遭受了10個月的牢獄之苦。1920年，朱耀燮來到中國上海，后到蘇州安城中學三年級插班，很快又轉到了上海滬江大學中學部三年級，直到1927年從滬江大學畢業，期間他一直留在上海。1925年，朱耀燮還參加了在馬尼拉舉行的第7屆遠東運動會，20天后回到上海時，正好是5月30日晚，他立刻和同學們一起投身到“五卅運動”中。由于漢語說得不太好，他一次都沒有發表演說，而且在隨游說隊四處奔波中，不慎將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獲得的獎牌丟失在田壟中。對此，朱耀燮痛惜不已。

1927年，朱耀燮從滬江大學英文系一畢業就漂洋過海前往美國，成為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教育學碩士生。他在美國刷盤子、打掃廁所、當司機，靠勤工儉學艱難求學。1929年獲得碩士學位后，朱耀燮從美國歸來，1931年，在《新東亞》雜志社工作，此后就在漢城過上了寄宿生活。1934年，被中國北京的輔仁大學聘為英語系助教，之后他在北京度過了十個春秋。

1936年，作為備受矚目的中堅作家朱耀燮認識了東亞日報的《新家庭》雜志記者金慈惠，并在北京結婚。他與金氏的愛情非常真摯、火熱。1941年，長子出生，取名北明。不言而喻，北方的“北”，明亮的“明”喻示他在北京的幸福生活。但是，1943年，朱耀燮因“未協助日本侵略大陸”被日本驅逐?；氐焦枢l平壤的朱耀燮在父親的木材加工廠幫忙做事。1945年，前往父親的故鄉春川，之后再沒能回到平壤。

光復后，朱耀燮擔任過相互出版社主管、《韓國時報》主編等職務，1953年起成為慶熙大學教授。他擔任過文理學院院長，國際筆會韓國本部事務局長、分委員長、委員長。作為韓國代表參加了由國際筆會主辦的德國法蘭克福第30屆世界作家代表大會，還擔任過《韓國共和報》理事長。此外，朱耀燮曾出訪密蘇里大學等美國6所大學，宣講亞洲文化和文學，還擔任過韓國文學翻譯協會會長等，在國際舞臺也非?；钴S。1972年，朱耀燮在慶熙大學教授生活滿20年，他忙著辦手續準備前往子孫所在的美國，然而卻突發心臟麻痹與世長辭，享年69歲。

從1921年朱耀燮發表短篇小說《寒夜》（《開辟》4月號）起，到1970年發表《女大學生和貂皮大衣》（《文學月刊》6月號）為止，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他留下了4部長篇小說，40余篇中短篇小說。他始終沒有放棄對小說的熱愛，但由于還要在雜志社、大學、媒體等地方工作，只能靠業余時間進行創作，雖然從事文學活動的時間不短，但其作品并不是很多。通過其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其文學創作可分為4個階段。

第1階段為從1921年到1932年的12年間。在這一時期，朱耀燮在中國、美國等國求學，結束學業后歸國在雜志社工作。這個時期他發表了《寒夜》《死亡》《人力車夫》《殺人》《狗糧》《初戀的代價》《奶奶》《鎮南浦行》等作品，這些作品的共同點都是關注貧窮問題。

第2階段為從1935年到1943年的9年間。這一時期，朱耀燮主要在北京的輔仁大學當教授，同時進行創作活動，發表了《廂房客人和媽媽》《銀蓮花的女老板》《奉天站餐館》《代書》《圖錄中的淑女》《未完成》《鼓聲咚咚》《為何要來》《竹馬之友》《樂浪古墳的秘密》等作品。朱耀燮這一時期的小說表現出的特點是較多關注愛情和挫折主題，對性心理的描寫能力十分出色。

第3階段為從1946年到1958年的13年間。朱耀燮在解放和國土分裂等歷史旋渦中從事創作活動。這一時期，他擔任出版社主管、報社評論委員、大學教授，利用閑暇時間發表了《以眼還眼》《大學教授和唯利是圖之輩》《二十五年》《解放一周年》《如果這是夢》《雜草》《粘上還是掉下》等作品，并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廂房客人和媽媽》。朱耀燮這一時期的小說揭示和批判了當時韓國社會的無序和混亂，其中雖然也有一些藝術性較強的作品，但表現社會參與意識的作品占主流。

第4階段為從1959年到1970年為止的12年間。朱耀燮在這一時期歷任國際筆會韓國本部事務局長和委員長，以及《韓國共和報》理事長等職。期間，他發表的小說有《三種死亡》《十把土》《不想活了的女人》《我是幽靈》《女大學生和貂皮大衣》《死于非命的幽靈手記》等，還出版了創作集《未完成》（1962）。這一時期的小說主要關注的是人生問題、死亡意識，探索人生應該怎么活的倫理問題，即從前一時期的社會參與意識轉向對人生的思考。

二、上海時期的小說——貧困問題

朝鮮的新傾向派文學往往被稱為貧困文學，創作這類文學的代表作家有崔曙海和朱耀燮。兩位作家都有中國經歷，作品中的出場人物也包括了中國人。不過，崔曙海描寫的是“滿洲地區”的中國人，而朱耀燮描寫的則是上海一帶的中國人。這與朱耀燮多年在上海的留學生活密不可分。相關作品主要為朱耀燮在上海期間描寫中國人的短篇小說《人力車夫》（1925）、《初戀的代價》（1925/1927）、《狗糧》（1927）、《殺人》（1925）。

朱耀燮從處女作《寒夜》（《開辟》，1921年4月）開始就格外關注貧困問題。但這一時期他對貧困問題的認識卻非常膚淺。他通過兒子的視角，將貧病交加的媽媽死亡的悲劇簡單地歸咎于嗜酒貪賭的爸爸，以為貧困源于人類道德上的墮落和精神上的惰性。但到了《人力車夫》，作家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意識到貧困問題不再是個人道德上或精神層面上的問題，而應該從社會結構層面去認識，他的思想變得更為成熟。來到上海以后，引起朱耀燮注意的是上海工人、城市貧民的悲慘狀況。朱耀燮曾發表過一篇短小的隨想文，名為《先鋒隊》，對掙扎在苦役和虐待中的上海最下層童工給予了極大的同情。當時創作的《人力車夫》以上海為背景，運用現實主義手法描繪了平民階層的貧困狀況，是一篇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

人力車是1869年日本高山幸助首次開發的交通工具，1874年由法國人莫納德引入中國。其后10年間，人力車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為中心向中國全境發展，成為了重要的交通工具。19世紀20年代，上海共有2萬名人力車夫，朱耀燮在其游記《上海之夏》中寫道：

上海的夏天很是悶熱。有時候，只穿一件內衣呆在屋里就會大汗淋漓。晚上躺到床上也會胸悶氣短，背上汗水涔涔。下午走在大街上，柏油馬路就會變得軟塌塌，反射的陽光烤得臉直發燙。有時候拉著人，灑汗奔跑的人力車夫會在馬路中央中暑，倒在那里，也有立時喪命的。那么，坐在車上的白人就會跳下車來，用腳碰一碰不幸橫死的可憐的尸體，揚長而去。[2]（43）

描寫人力車夫的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有魯迅的短篇小說《一件小事》（1920）和郁達夫的短篇小說《薄奠》（1924）等。如果說魯迅發現了沒有受過教育的最下層人反而擁有誠實善良的品行，從而對身為知識分子的自己進行了深刻的反省，那么，郁達夫的小說就是對弱勢群體傾注了深切的同情?！侗〉臁返闹魅斯瑯邮侨肆嚪?，他的心愿就是擁有一輛屬于他自己的人力車?？墒悄呐滤鹪缲澓?、風雨無阻拼命拉車，依然不能達成所愿，絕望之余，投河自盡?！拔摇痹谒撵`前放下一個紙做的人力車，寄托深切的哀思。中國現代作家看到了最下層人民在倫理、道德方面的閃光點，對他們的不幸非常同情，相比之下，朱耀燮的視角較為冷靜、客觀。

朱耀燮的短篇小說《人力車夫》的主人公是阿靜。阿靜從小在鄉下打工，來到上海，先是進了工廠，后被解雇，成了人力車夫。

阿靜和有著肥豬的綽號的童乞丐童胖子走進黑乎乎的廚房，面對圓圓的飯桌，擠在穿著污跡斑斑的衣服，坐在沒有靠背的凳子上的同伴們中間，吃下兩塊餅和還算濃稠的一碗粥，從晃晃蕩蕩的錢袋里掏出六枚銅子擲在桌子上，哼哈地到處甩鼻涕，走到大街上。[3]（372）

作者栩栩如生地描寫了上海最下層人一天工作開始的情況。由于拉人力車是重體力勞動，一般超過九年就會累死。阿靜不會不知道這一點，但他只能硬著頭皮拼命拉車。朱耀燮認為造成這種悲劇的根源是貧困，因而他給讀者展現了一個貧困惡性循環的社會。阿靜最終疲憊不堪染上重病，前往“無數阿靜”聚集的免費診所，在那里聽取一位信奉耶穌的紳士的說教。紳士說阿靜們的苦難源于亞當和夏娃的原罪。那么，為什么那些“戴金掛銀，出門不是坐人力車、馬車，就是汽車的人”不會受到刑罰？阿靜隱隱約約意識到等級差異的不合理。最終，阿靜在自己的陋室中死去。作家揭露道：

沒什么，是到了死的時候了，不是拉了八年的車嗎！算起來是比別人早死了一年，上次的調查不是說了拉人力車的平均九年都要死嗎？[3]（382）

這是租界英國人巡查部長講給醫生的一句話。人力車夫之死，社會只是根據公報局的調查統計就將其視為理所當然之事。作品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冷酷的社會心理進行了冷嘲和暗諷。

朱耀燮的《狗糧》雖以韓國為背景，但還是以朱耀燮在貧富差異嚴重的上海旅居體驗為基礎創作的?！豆芳Z》描寫的是一個女人在富人家做傭人的故事?？吹脚魅私o寵物犬的食物是人都難以吃上的大米飯和肉湯，女傭非常憤慨。她的三歲女兒因為吃不好，營養不良，眼瞅著就要餓死了，可女主人卻要給狗喂大米飯和肉湯，簡直讓人發瘋?？善鸪豕愤B大米飯和肉湯都不怎么吃。主人小姐讓她將剩下的食物丟掉，女傭偷偷地拿去給年幼的女兒吃。日子一天天過去，狗慢慢也開始喜歡吃食物了。這一來就沒有剩余的食物給女兒吃了。女兒哭鬧著要吃的，狗卻吃光食物沒有剩余。女傭自然就和狗展開了食物爭奪戰。貧窮和饑饉令人淪為動物。

短篇小說《殺人》以上海為背景，作品中的人物設定為中國人，主題與《人力車夫》很相似。該作品描寫的是一個在貧苦家庭出生長大的女子，為了生存成為妓女的故事。主人公吳寶被貧困潦倒的父母以三斗大麥的價格賣給了筑路公司監工洋鬼子，開始了悲劇生活。她被無知粗魯的工人蹂躪了一整夜，又以7元錢的價格被賣到了上海成為妓女。一個偶然的機會，她愛上了一個年輕人，可她清楚自己不可能和他親近，這令她非常絕望，也使她非常憎恨盤剝自己的老鴇，最終憤而殺了老鴇。作品以為了生存出賣肉體而受盡人間屈辱的妓女為主人公，通過主人公殺人來表現由壓榨、迫害激發的反抗意識，引起了卡普（“朝鮮無產階級藝術家同盟”的簡稱）所屬評論家們的關注。金基鎮將它同崔曙海的短篇小說《饑餓與殺戮》（1926）相提并論，予以高度評價，認為其“比沉湎于技巧或游戲的世界，或彷徨、沉溺在無聊頹廢的感官刺激傾向好上一百倍，而且更有人情味、更加真實”。[4]（35）趙東一也指出，朱耀燮“在深入徹底地揭露貧困狀況方面更在崔曙海之上，正是這一點上有其意義”。[5]（143-149）換句話說，朱耀燮以異國上海最下層人民不幸的命運和貧困問題為主題，通過“他者”確認母國貧困問題與殖民性，為朝鮮新傾向派文學的發展助一臂之力，增添了異彩。

不過，朱耀燮在上海時期發表的《永生的人》（1925）卻是個獨特的作品。如果說《殺人》描寫了最下層社會的人渴望正常生活的愿望，那么《永生的人》描繪的則是中國人為了乘客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英雄形象。在中國北方一個小火車站蓮山站，占領蓮山站的土匪企圖讓列車脫軌乘機掠奪乘客的財物。旗手阿賽為了履行一個“人”所應負起的“人生責任”，同時也為了保住乘坐列車的無數生命，冒死發出信號?？吹叫盘?，列車停了下來，并且退了回去。阿賽雖然中彈身亡，但卻獲得了“永生”。韓國現代文學作品中出現的中國人形象大體上都是一些小人物或負面人物，但是，朱耀燮在上海創作的半數以上小說不僅將中國作為小說背景、將中國人設為主人公，而且視其為同情的對象和肯定的對象。這為韓國現代文學背景的擴大和人物多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北京時期的小說——三個女人的面孔

崔鶴松在其《朱耀燮研究》中將朱耀燮在北京創作的小說主題分為兩類：一是在北京見到的國內外朝鮮人的生活；一是“愛情至上主義”。

朱耀燮從在北京創作的第一篇小說《代書》（1935）起就表現出他對“滿洲地區”抗日斗爭的關注。這一點在《鼓聲咚咚》（1936）中更加具體。這篇作品描寫了“北間島”獨立運動家遺屬的故事。20年前，福實一家生活在“北間島”。福實弟弟仁先出生的那天凌晨，聽到號令全員出動的鼓聲，福實的爸爸說多一人少一人可能就會決定戰斗的勝負，毅然趕赴前線戰死沙場。這天出生的仁先到了10多歲之后，偶爾會出現幻聽：呼喚自己的鼓聲在耳畔回響。20歲生日那天，仁先說要和爸爸一樣成為那“一人”便離開家門不知所蹤。作品《鼓聲咚咚》的意義在于，它不僅描寫了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帝國主義鎮壓下朝鮮人不斷斗爭的形象，而且還揭示了當時仍然有人擁有著與20年前一樣的想法和覺悟堅持斗爭。同時，故事的敘述者“我”還說，自己的兒子今后說不定也會選擇仁先所走的路，這暗示了這種“一人”會不斷出現，表現了朱耀燮對民族未來的期待和信念。

朱耀燮早期作品《鼓聲咚咚》是他在北京創作的唯一一篇反映這種期待和信念的小說。以后的作品表現的是對現實的失望和批判，越到后期這種傾向越明顯。如果說朱耀燮的《醫學博士》（1938）是揭露朝鮮知識分子階層道德淪喪的作品，那么，他的自傳體小說《發小》（1938）則是批判依附日本的朝鮮人的作品。該作品以北海公園為背景，北海公園是朱耀燮在北京生活期間經常游覽的地方，不僅在他的小說中，在他的詩歌和散文中也經常出現。在這篇作品中，教師C君在北海公園邂逅了一度曾和他一起談論理想的發小K君。已經是成功企業家的K君說，最近在北京“旅行證明”很難開出來，很多朝鮮人想來都來不了，他認為可以利用這種形勢好好賺一把。在作品中，昔日單純、熱情的K君和今朝視金錢為衡量所有價值尺度的K君形成鮮明對比。他否定和批判了以K君為代表的親日朝鮮人和有權有勢者。

《發小》發表于1938年，此時的北京已經被日本占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以盧溝橋事變為由，對中國發動了全面的侵略戰爭，7月29日占領了北京。日本一占領北京，在北京的民族運動勢力就躲到了南京和重慶。從這時起，一直到朝鮮義勇軍和光復軍等抗日勢力重新開始在北京活動的1940年前后為止，北京的朝鮮人可以說多半都是親日的。朝鮮人經濟也帶有親日性質。另外，日寇占領華北，移居這一地區的朝鮮人增多，為了阻止他們的移入，日寇規定必須持有出發地警察署長簽發的身份證才能移居?！栋l小》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創作的。因而這篇作品表現了作者對當時北京親日朝鮮人的否定和對現實的失望。

朱耀燮作品的第二個主題，即朱耀燮在北京時期創作的小說《奉天站餐館》《廂房客人和媽媽》和《銀蓮花的女老板》中出現的三個女性形象?！斗钐煺静宛^》描寫的是朝鮮人流浪者形象，《廂房客人和媽媽》描寫的是傳統朝鮮女性形象，而《銀蓮花的女老板》描寫的是單相思的朝鮮女性形象。

流浪者是斷了生活之根的人。他們在故國喪失了生活能力，在中國依然無法定居，四處漂泊，過著悲慘的生活。斷了生活之根的移民固然可憐，不能定居在中國大地上的流浪者的命運則更加凄慘?！斗钐煺静宛^》就是表現流浪者這種慘狀的代表作。一直在海外漂泊的話者“我”在往來奉天的8年間，在奉天站餐館四遇同一女子。第一次相遇時，她是個美女，十七八歲，擁有大理石般的白凈皮膚和女高音的音色，“桃花般淡紅的臉蛋和可愛的酒窩”。當時，“我”心動不已，興奮得夜不能寐。兩三年后第二次相遇時，雖然和第一次不同，沒有使用朝鮮語，但是她依然貌美如花。四男兩女在吃飯。三年后，“九一八”事變爆發，第三次見到的該女子面無血色，面色泛黃，滿臉憂郁，一臉哭相。她獨自一人坐著抽煙，然后起身而去，只有黑珍珠般的眼睛依然如故。然后就是“昨晚”第四次見到她，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背著女兒走進餐館，表情異常抑郁，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就像“漂泊海外的朝鮮女子的一種標本”。作品絲毫沒有提及女子的出身和行跡，只是從燦爛美麗日益淪落的過程暗示了她的經歷。作者點出了女性亡國奴無法擺脫的悲劇宿命。女子在“九一八”事變之后急遽走向沉淪。這與安壽吉、樸啟周等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以為“滿洲國”的建立意味著“王道樂土”的到來大相徑庭。另外，正如張春植所指出的那樣，《奉天站餐館》在技法上讓人聯想起《祝?！返若斞傅男≌f。[6]（642）換句話說，作者通過主人公的容貌、表情和態度變化隱晦地展開故事，給讀者留下更多余白和想象的空間。

在北京時期的朱耀燮通過短篇小說《廂房客人和媽媽》（1935）展示了其女性心理描寫的非凡技能，使他聲名鵲起?！稁靠腿撕蛬寢尅访鑼懙氖?4歲年輕寡婦玉姬媽媽和廂房客人之間的戀情，清淡中透著一絲哀婉。小說以禮拜堂、幼兒園和小村莊為背景，以上幼兒園的6歲的玉姬為觀察者。

我今年6歲了，是個小女孩。我叫樸玉姬。我家只有兩口人：世界上最漂亮的媽媽，還有我。哎呀，糟了，差點兒把叔叔給落了……[7]（168）

這段話由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娓娓道來，讓人仿佛看到了寒冬霜雪中含苞待放的梅花，洗練、清雅。隨著爸爸的朋友進門成為廂房客人，玉姬媽媽宛如梅花綻放，慢慢敞開了心中的一扇小窗，但思慕歸思慕，最終還是因為傳統和固有倫理所困，愛情沒有結果。就像一朵默默開放的花，心中的花瓣也慢慢凋零。

“那花哪兒來的？挺好看的?！?/p>

“哦，這花是廂房叔叔給的，讓我給媽媽?！?/p>

……媽媽正拿著花聞著花香，我剛把話說完，她就一激靈，好像被嚇著了似的。臉馬上就紅了，比花還紅。我看到，媽媽拿著花的手指在不住地顫抖。媽媽好像想起了什么可怕的東西，向房內掃了一眼。

“玉姬呀，那東西不能要?！甭曇舳兜脜柡?。

……我以為媽媽會丟掉那花，可媽媽沒有丟，她把花插在花瓶里，放到了風琴上面。

……花全都凋謝后，媽媽用剪子剪掉花莖，把花瓣板板正正地放入贊美詩中。[7]（183-184）

如上所見，作品通過六歲女童的視線，生動地描繪了年輕寡婦玉姬媽媽與廂房客人的戀情和糾葛。在清澈、天真的視線中，我們自然會感覺到某種強烈的波瀾涌入心田。換句話說，朱耀燮采用富于感情的東方視角塑造了韓國女性形象，細膩地勾勒了一個女人純凈的情感世界，令作品大獲成功。

《銀蓮花的女老板》（1936）描述的是一名茶座女老板因錯覺陷入單相思的故事，同樣散發著濃郁的藝術氣息。一到晚上，銀蓮花茶座就會有一個面色蒼白的大學生找一個角落的位置坐下。大學生要求播放舒伯特未完成交響樂，然后用沉溺于愛河中的純潔、熱情的眼睛凝望著吧臺。站在吧臺后的女老板英淑認為大學生愛慕自己，所以，英淑非常注意打扮，還戴上了漂亮的耳環。不過，大學生只是送去了要求播放舒伯特未完成交響樂的紙條，卻沒有提出什么時候在哪里見面。一天，為情所困的英淑看到大學生又來了，為了討他歡心，英淑主動為他播放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樂，但是大學生瘋狂地沖了過來，砸碎了唱片，幸好旁邊有朋友把大學生拽了出去。聽了朋友的講述她才知道，大學生喜歡一位教授的夫人，但她住了一段院后去世了。來到這家茶座聽著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樂自然可以沉浸在與那位夫人的美麗幻想中，而且偶爾看向吧臺方向，也是因為吧臺后墻掛著的蒙娜麗莎像與教授夫人微笑時一模一樣。實際上，大學生每天到這家茶座就是為了看蒙娜麗莎像。女老板英淑心都要碎了。從那以后，銀蓮花茶座無論什么時候回蕩的都是爵士樂，女老板的耳環也銷聲匿跡。

“啊，你這個女老板怎么反復無常呢？唉，都說昨兒個新戴的那個耳環很搭，今兒個才特意跑過來看一看，那耳環哪兒去了？”有個男人問。

英淑只是笑了笑，并沒有回答。那笑容總透著一絲哀傷和孤寂。[7]（213）

盡管20世紀30年代的漢城處在日寇統治之下，但還是有茶座，那里有音樂，有酒，還有女人。該作品與都市文明中感覺層面的接納相關聯，巧妙、細膩地表現了都市文明的一個斷面，以及其中展開的美妙戀情世界。女老板、未完成交響樂，以及披著披風、面孔蒼白的大學生光顧的小憩之地處理得很有靈性，這也證明朱耀燮小說的精致。

簡言之，隨著朱耀燮小說《廂房客人和媽媽》的發表，他擺脫了新傾向派的傾向，而是轉向了抒情的、人道主義的藝術世界。因為他的作品展現了“將愛和挫折升華為美的圓熟技能”。

因此，金允植認為朱耀燮的《廂房客人和媽媽》《銀蓮花的女老板》等20世紀30年代小說在韓國小說史上留下了兩點值得記憶的地方：“一是小說體現的情緒的洗練。韓國小說過于看重使命感，將小說視為一種工具，不是啟蒙的手段，就是階級斗爭、民族運動的一種方式。那種使命感不可謂不重要，不過，也不乏與之唱反調的小說。如李孝石的《豚》中的性，或是金裕貞所展現的土俗幽默。但這些都與感覺或情緒的洗練相距甚遠。二是明確的觀察者話者視點。為了達致真正的藝術境界，小說要站在某種立場上把握狀況。小說有四種視點：其中的一個視點在《廂房客人和媽媽》中使用的最典型。小說里出場的次要人物談論主人公。這既可以用第三人稱，也可以用第一人稱，但在該作品中采用了玉姬這個少女的第一人稱。通過孩子的眼睛表現男女微妙的感情，顯示出作家的功力，也是韓國小說的一個高峰?！盵8]（180）

四、結語

除了小說，朱耀燮還留下了不少詩歌、散文及翻譯作品等，但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他在京滬期間發表的作品。

20世紀20年代在滬期間朱耀燮的作品主要以中國上海為舞臺，表現了庶民階層的貧困，其意義在于在揭示貧困問題方面比崔曙海更徹底，因而被視為朝鮮新傾向派文學的一個支流，但他沒有流于廉價的興奮和說教，而是用冷峻的目光透視現實。不過，他也描繪了“為大我不惜犧牲小我”的中國人英雄形象，如《永生的人》。

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期間，朱耀燮雖然也創作了像《鼓聲咚咚》這樣的歌頌抗日意志，以及揭露朝鮮人墮落的作品，但引人矚目的還是塑造朝鮮女性形象的小說。朱耀燮所描寫的愛情和挫折，與其說表現的是新的倫理觀，不如說是細膩地展現了人物飽含情感的內心世界，特別是女性心理，在抒情的氛圍中表現了這種傳統主題，從而彰顯了朝鮮現代小說的底蘊。

另外，他在《奉天站餐館》通過速寫式地描寫眼睛的變化，表現了一名在異國他鄉苦苦謀生的朝鮮女性的命運。該作品顯然受到了魯迅的《祝?！返戎袊≌f的影響，因而對其小說與中國現代小說的互文性方面還應做更加深入細致的研究。

[責任編輯 張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