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唐抑宋：韓國漢文小說《云英傳》中的詩學觀

樸哲?！±钣⒆?/p>

[關鍵詞]《云英傳》；《唐宋八家詩選》；“唐宋詩之爭”；韓國詩論

[中圖分類號]I312.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007（2024）02-117-07

[作者簡介]1.樸哲希，朝鮮族，文學博士，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韓比較文學；（大連 116081）2.李英子，女，朝鮮族，延邊州教育學院教研員，中教一級，研究方向為語文教育教學、基礎教育科研、中國文學。（延吉 133002）

《云英傳》，又名《柳泳傳》《壽圣宮夢游錄》，創作于17世紀，是一部具有夢游錄性質的悲劇性作品，帶有很強的現實主義創作傾向和較高的審美價值、社會價值。其與《金華靈會》《周生傳》《姜虜傳》等九部小說合綴，載于《花夢集》a中，在韓國小說史上有著重要的文學地位，但小說作者不詳。據研究者推測，作者的創作時間大致為“壬辰倭亂”后的朝鮮朝宣祖末期至光海君時期。[1]（812）小說描述的是青坡士人柳泳，在宣祖三十四年（1601 ）春天游玩安平大君李瑢的舊居——長安城b仁旺山下的壽圣宮時，于醉夢中遇到安平大君的宮女云英及其情人金進士，通過夢游主人公柳泳的視角，描述了他們之間轟轟烈烈卻又悲慘的愛情故事和悍奴的報應，[2]（51）體現了悲壯的審美意蘊、較強的現實主義創作傾向和反對禁欲主義和封建等級制度等富有近代意識的思想主題，開創了傳奇小說的新境地，[3]（131）備受當時及后世文人的重視與好評，可謂影響深遠。

中外學界普遍將《云英傳》歸為愛情婚姻類題材小說，認為《云英傳》反映了17世紀“壬、丙兩亂”后，封建禮教下宮女們人性受壓抑的真實生活狀態，[4]（482）展現出當時被壓迫群體所做出的抵抗的人生姿態，[5]（98）是不作虛飾，崇尚真情的作品。[6]（315）他們關注的視角多集中在小說所塑造的封建君主形象、女性人物形象、女性意識以及小說的多層敘述層次、作品賦予的情愛意義等方面。實際上，受中國唐傳奇的影響和啟發，朝鮮半島古代漢文小說也存在著“以詩入小說”的創作傳統，常在小說中穿插大量的漢詩、詩學觀點等內容，反映出韓國古代文人對中國詩人、詩作及詩學觀念的信奉與堅守，并能從中發現作者及其所處時代的主流詩學觀和審美傾向。此外，在竹圣堂的《海東詩話》里，作者亦將《云英傳》中金進士與云英互贈之詩作收錄進來，足見韓國古代小說文本和詩話（詩學思想）之間具有互文性聯系。故此，我們通過解析《云英傳》，能夠從作者敘述、情節設置當中清晰地看到小說的美學趣味和詩學觀念，更能說明唐詩在當時社會產生影響的程度，同時也為全面認識和了解韓國古代詩學中“唐宋詩之爭”的嬗變提供新材料。

一、詩宗盛唐：小說中作者對唐宋詩的選擇與取舍

《云英傳》延續了此前韓國夢游錄小說的結構方式，但全文中傳奇性與非現實性的偶然因素很少，故事情節基本都符合現實生活的邏輯。將云英禁錮于宮中的安平大君亦在歷史上真實存在。小說對其性格與形象的刻畫十分細膩。他雖是壓抑人性的封建貴族代表，但也是云英與金進士偶爾見面、愛情障礙以及最終悲劇命運的制造者，是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關鍵人物。在塑造其人物形象的過程中，作者用不小的篇幅敘述了安平大君跟云英等宮女、文人、金進士的對話，傳遞出小說作者以盛唐詩歌作為最高審美標準的潛意識，對盛唐詩歌有著極大的贊許和傾慕之情。

其一，教人學唐詩。在小說中，根據云英的講述，安平大君“以儒業自任，夜則讀書，晝則或賦詩或書隸，未嘗一刻放過”。[7]（21）顯而易見，安平大君李瑢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在讀書、賦詩等方面十分用功。出于對漢詩文的喜好，李瑢不僅常常召集文人飲酒作詩，且不排斥女子學文，他在宮女中“擇選貌美年輕者十人而教之，先授諺解小學，讀誦而后，庸學論孟詩傳通宋（《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詩經》《左傳》《資治通鑒》《宋書》），盡教之。又抄李杜唐音數百首教之，五年之內，果皆成才”。[7]（21-22）這種情況一方面使云英與金進士的愛情在“沉吟詩句”中萌芽，另一方面則可以從所教之內容表現出作者獨尊唐音的詩學意識。即，在眾多詩歌中，李瑢只擇取、學習李杜等唐詩，并且五年之內果皆成才，又進一步驗證這種方法可以令學詩者迅速學成，是行之有效的方便法門。此外，小說還提到云英年少時，父母曾為其啟蒙，便初教以三綱行實，七言唐音。這說明在整個社會中，學唐已經成為社會風氣，大眾學詩普遍而為之，由此凸顯了學唐者群體的廣泛和唐詩的典范地位。

其二，以唐詩為詩歌的評判尺度。在小說中，李瑢在北城門外建屋十余間，命名曰“匪懈堂”，又在“匪懈堂”的側面筑一壇名為“盟詩”，這使得一時文章巨筆咸萃其壇，詩文則成三問為首，筆法則崔與孝為首，但在造詣上二人皆不及大君之才。如此塑造安平大君的形象，意在增強其詩學觀和論詩之言的權威性和說服力、影響力，進而借李瑢之口表達小說作者的詩學選擇，奠定全文尊唐的主調。因此，李瑢不僅教人學唐，亦將唐詩視作評價詩歌創作水平的尺度，如大君句句稱賞曰：“不意今日，復見王子安（王勃）?！?大君驚曰：“汝等晚學詩，亦可伯仲于晚唐。而謹甫以下，不可執鞭?！盵7]（22）這一詩學評判標準也成了整篇小說評價詩歌的準則。其他賓朋也皆用盛唐之音來衡量詩作。如，一日坐定，大君以妾（云英）等所制賦煙詩示之。滿坐大驚曰：“不意今日，復見盛唐音調，非我等所可比肩也?！盵7]（23-24）此外，云英向柳泳自訴其經歷，在論及詩歌高下之時，也是以唐音為標準。如，“大君入則使妾（云英）等，不離眼前，作詩斥正，第其高下，用賞罰以為勸獎之地，其卓犖之氣象，縱未及大君，而音律之清雅，句法之婉孰，亦可窺盛唐詩人之藩籬也?！盵7]（22）“十人皆退在洞房，畫燭高燒，七寶書案，置唐律一卷。論古人宮怨詩高下?！盵7]（23）由此可見，小說作者對盛唐詩非常推崇和喜愛，相比之下晚唐詩的地位要遠低于盛唐詩。

其三，以李白為尊。在眾多唐代詩人中何人更勝一籌呢？《云英傳》采用對話的形式，由大君與金進士輪流講述他們的詩學觀，不僅給讀者以真實感，豐富了小說語言的表現力以及小說的文化意蘊，而且表明了作者的詩學態度。在小說中，金進士根據其理想詩歌的審美標準有感而發，對比眾多唐代詩人的不同風貌，除了在論及李商隱時略帶貶義色彩外，其余皆表明了作者對唐詩的推崇。

大君把酒問之：“古之詩人，孰為宗匠？”進士曰：“以小子所見言，則李白，天上神仙，長侍玉皇香案前，而來游玄圃，餐盡玉液，不勝醉興，折得萬樹琪花，隨風雨散落人間之氣象也。至于盧王，海上仙人，日月出沒，云華變化，滄波動搖，鯨魚噴薄，島嶼蒼茫，草樹回郁，浪花菱葉，水鳥之歌，蛟龍之淚，悉藏于胸襟云夢之中，此詩中造化。孟浩然，音響最高，此學師廣，習音律之人也。李義山，學得仙術，早役詩魔，一生篇什，無非鬼語也，自余紛紛，何足盡陳?！薄缶唬骸叭张c文士論詩，以草堂為首者多矣，此言何也？”進士曰：“然。以俗儒所尚言之，猶膾炙之悅人口，真膾與炙也?！贝缶唬骸鞍袤w具備，比興極精，豈以草堂為輕哉？”進士謝曰：“小子何敢輕之，論其長處，則如漢武帝，御未央，憤四夷之猾夏，命將蕩伐百萬羆熊之師，連亙數千里。言其大處，則如使相如賦長楊，馬遷草封禪。求神仙，則如使東方朔侍左右，西王母獻金桃。是以杜甫之文章，可謂百體之備矣。而至此于李白，則不啻天壤之不侔，江海之不同也。至此于王孟，則子美驅車先適，而王孟執鞭爭道也?！贝缶唬骸奥劸Z，腦中敞豁，怳若御長風上太清。第杜詩天下之高，文雖不足于樂府，豈與王孟爭道哉？雖然，姑舍是而愿君又費一吟，使此堂增倍一般光彩?！盵7]（25）

眾所周知，李白、杜甫二人是代表唐代詩歌成就的最高峰。在上述引文中，就李杜優劣高下而言，金進士明顯尊李白勝過杜甫。他精確地總結出李白詩歌的審美特質，認為李白乃天上神仙，大力推崇李白浪漫詩情、自由不羈的詩風與氣度。杜甫詩歌雖百體具備、比興極精，成就遠高于王維和孟浩然，不可輕視之，但是其與李白相比，在審美境界上還是“天壤之不侔，江海之不同”。對于金進士高揚李白之傾向，李瑢表示十分贊同，覺得聽其言后腦中敞豁，如御長風上太清。顯然，這也是作者詩學選擇的表現。

其四，對宋詩的態度。作者在設計安平大君與金進士論詩這一情節上，只字未提宋人與宋詩。但在文中對宋詩還是有所提及的。小說開篇借吟詠蘇軾之詩而入夢：“生（柳泳）獨坐巖上，仍詠東坡‘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之句。輒解所配酒盡飲，醉臥巖邊，以石支頭?！盵7]（19）作者通過東坡的詩，成功渲染出荒蕪、悲涼的氣氛，為柳泳進入夢中世界從而傾聽云英的愛情悲劇做鋪墊。這既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也說明作者對宋詩是很了解的。換言之，作者對唐宋詩歌的審美特征與主題意蘊都有清晰的認知。因此，在唐宋典范的對照之下，作者對唐宋詩進行了優劣高下的辨析后，確立了詩宗盛唐的觀念且態度十分堅定和明確。即，作者處處以盛唐詩歌為典范，在李杜王孟等盛唐名家詩中找到了最合適的藍本，毫不吝惜地將“天上神仙”“音響最高”“天下之高”等詞用在評價盛唐詩人和詩作上，對唐詩的氣象、精神風貌、天然的情韻表現出由衷的傾慕。而宋詩顯然違背了他的審美追求，故而從未提及學宋或奉宋人為學習的模范。但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宋詩，作者只是加以回避，沒有全盤否定和鄙薄。這也間接說明，其對宋詩還是保留著溫情以及作為第二語言學詩者的矛盾心態，不想陷入紛爭。

二、唐宋兼學：小說外李瑢及其所處時代真實的詩學傾向

《云英傳》是一篇比較特殊的小說，雖然還未能脫離夢游錄的敘事結構形式，但講述的卻是現實生活中的故事。如同小說中酷愛詩詞歌賦、有很深的文學造詣一般，歷史上，安平大君李瑢（1418—1453）雖然英年早逝，只活到36歲，但他在朝鮮朝世宗、文宗年間與集賢殿學士等當時杰出的文士們頻繁交流、切磋詩藝，在書畫、佛事等方面皆有很多貢獻。特別是在詩文選集編寫上，李瑢于1443年奉世宗之命全權負責《杜撰詩選》的編纂工作，又于1446年（世宗二十六年），與多名集賢殿文人一起挑選、編輯、整理唐宋八家的詩——《唐宋八家詩選》（共10卷）。其意在更快地普及唐宋詩，樹立學詩之楷模，使學詩者開明、補學詩之缺遺，以振詩道。

文集的編纂，由于動機不同、編纂方式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因此，在中國古代文學中，至晚在梁代，人們已經自覺地采用選本的手段推進自己的文學主張。受中國文學選本的啟示及自身學詩的切實需要，朝鮮半島也出現了不少獨立編纂的選本，而這些選本同樣發揮著保存文獻并光大本民族詩學遺產的作用，具有典范意義。既然有所選擇，就必然會有其審美標準，體現出一定的選編宗旨。這些選本一方面能夠影響詩風的演變，或者起到推波助瀾的功能；一方面后人又能通過這些選本考察詩風的轉變，從中窺見時代之風尚。

《唐宋八家詩選》a也是如此。由安平大君主導，通過集賢殿學士的編纂而完成的《唐宋八家詩選》是朝鮮朝第一部綜合性詩選集?？v覽該書的收錄范圍、編排方式、內容側重，不難發現李瑢的用心。從韓國古代詩學“唐宋詩之爭”的角度來看，《唐宋八家詩選》能夠從較多的中國唐宋詩文中甄別出優秀作家的優秀詩篇，其所體現出來的詩學觀念，正是朝鮮朝初期對唐宋詩認識的基調，并反映出當時文壇的整體發展趨勢與唐宋詩風有著緊密的聯系。

安平大君所指之“唐宋八家”與中國的“唐宋八大家”c是完全不同的，是其站在學詩者的角度，將閱讀中積累的經驗運用到自身的文學活動中。從上表可見，詩選集共收錄唐朝文人4人，宋朝文人4人。在數量上，唐宋兩朝較為均衡、平等。其中，選取杜甫、王安石、蘇軾的詩最多?！短扑伟思以娺x》中稱近體詩典范者為杜甫和李白。李瑢認為，李白沿襲了古代修辭學的傳統，將語言的藝術發展到了最高境界；而杜甫基于過去的傳統詩法創造出了新的風格和新的形式美，并將此當作寫詩的最大意義。選擇韋應物與柳宗元這兩位山水自然詩人為中唐時期的代表人物，其理由之一便是編者本身喜愛山水田園詩所具有的率真、清淡的風格。詩選集中收錄的宋代作家有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其中，歐陽修是通過詩歌改革克服晚唐與北宋初期詩風之弊端的重要文人；而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是基于歐陽修的詩風而建立了獨立的宋詩體系，是宋代詩歌的杰出典范。此外，從同時代文人的敘述中可知，李瑢認為，“詩之體，盛于唐而興于宋”[8]（127），且其“雅愛涪翁詩，每詠玩不置，遂采其短章之佳者，粹而匯之”。[9]（191）足見，李瑢沉醉于唐宋詩之風中，努力兼容唐宋兩種詩歌審美范式。他雖喜愛黃庭堅，但對于唐詩卻絲毫沒有褒貶和尊黜的態度，顯現出其融合唐宋詩學觀念的審美價值取向。

崔恒（1409—1474）、樸彭年（1417—1456）、申叔舟（1417—1475）、成三問（1418—1456）等集賢殿學士在序跋文中也一致贊頌此詩選集的編選意義，并贊同李瑢對唐宋詩的編纂原則，言外之意，唐宋詩都是值得學習的典范。他們或言“逮唐宋間，聲律大備”[10]137，客觀地概括了唐宋兩朝對聲律發展的貢獻；或從“氣”出發，認為“詩自風騷以后唯唐宋為盛，唐宋間之所謂八家為尤杰然”[9]（135）；或從詩歌發展的歷史規律出發，總結到“至唐有《三百篇》之遺韻，而宋之稱大家數者，蓋亦仿佛乎唐矣。后之論詩者，不過曰唐曰宋而已”。[10]（136）他們均將唐宋詩并舉，不分優劣。這些集賢殿文人作為朝鮮朝初期文壇的中堅力量，其唐宋詩觀顯然對朝鮮朝初期的學詩風氣具有引領作用。

除了上述文人之外，本時期文人的詩學觀點亦大多如此。將“唐音宋調”一同視為詩歌的兩座高峰，沒有門戶之見。根據文人不同的喜好和實際需求，進而選取不同的方面來學習與實踐，增強了本時期文人創作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梢哉f，朝鮮朝初期（小說故事發生的時代）具有多元整合、兼容并蓄的詩風。文人言詩論詩視域寬闊，然尚未觸及“唐宋詩之爭”。

三、虛實之間：小說中推崇唐詩的原因探析

受中國唐傳奇的影響及自身實際創作的需要，韓國古代文人在創作小說的過程中，將小說、詩歌及其文學思想相結合，展現出三者的互動關系。即，借助史傳的歷史敘事框架將體現時代風氣的詩歌、文論融入其中?？梢哉f，當時的文學思潮直接影響著小說創作，同時小說創作亦是對這一時期詩壇審美范型、總體面貌的文學記錄。因此，一些看似只是為了彰顯作者文學才華的詩學內容，實則是為了表現人物形象，緊扣小說的主題思想；一些與主題、情節無關、贅余，卻可調整小說的敘事節奏，也是當時詩風的真實寫照。

其一，出于表現個性解放的主題需要。在小說中，云英等宮女被封建禮教的維護者、執行者安平大君長期禁錮在與世隔絕的壽圣宮中，但以云英為代表的反抗者，不甘于被剝奪自由和愛情，她們敢于沖破高墻的阻礙，大膽地表露內心的情愛，積極主動追求向往的愛情。所以，小說的主題帶有崇尚個性、真情、平等、自由等近代思想因素。而與宋詩相比，唐詩情思外放、不遮不掩，以吟詠性情為主，表現出生命主體的勃勃生機，這顯然與小說的主題相契合。出于創作意識的要求以及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唐詩便進入到小說作者的期待視野中。

在小說中，安平大君讓宮女各作一詩呈上?！霸朴⒅?，顯有惆悵思人之意，未知所思者何人，似當問詢。云英見狀，即下庭伏泣而對曰：‘遣辭之際，偶爾而發，豈有他意乎！今見疑于主君，妾萬死無惜。大君命之（云英）坐曰：‘詩出性情，不可掩匿，汝勿復言?！盵7]（23）在后文中，宮女紫鶯亦言：“詩出于性情，不可欺也?！弊髡叻磸蛷娬{并突出了詩歌的本質，注重個體情感抒寫之意圖是顯而易見的。通過性情的抒發，自抒胸臆，進而表現出作者對受壓抑、禁欲的生活狀態的反抗。

故而，作者偏愛唐詩，特別是李白詩作，便是作者感受到了唐詩中個體情感和生命意識的無限豐富性。李白把狂傲不羈、任性逍遙、自由浪漫的精神融合到其詩作中，讓作者感受到真個性、真性情的充分展露和率意抒發，生命色彩的絢爛和激情洋溢的氣象。因此，作者處處親近唐詩，將原本主張兼學唐宋的安平大君李瑢、金進士、門客、云英等宮女都書寫成尊唐、學唐之人，這些敘述與當時朝鮮朝初期文壇的實際并不相符，其意明顯是在減弱宋詩的影響、消解宋詩的有效性，抬高唐詩，尤其是盛唐詩的影響，傳遞了其樹立盛唐詩歌獨一無二的典范地位的敘述意圖。

其二，源于17世紀詩宗盛唐的時代語境。16世紀末“三唐詩人”出現之后，唐風成為朝鮮朝詩壇的主導詩風。17世紀初，在明朝前后七子復古思想的影響之下，學唐之風更是蔚為大觀，盛況空前，較為徹底地扭轉了詩壇學宋之風以及唐宋并學的風氣。李睟光（1563—1629）將韓國古代詩學中的“唐宋詩之爭”，進一步明確為“學盛唐”與“學宋”之爭，且與前人相比，其理論觀點更加成熟和完善，并進行了極有深度的分析與思考。其《芝峰類說》雖論及宋詩的內容較為豐富，所占篇幅不小，然則批評之言亦多，這也是對詩人學宋詩而得其弊的感慨。在對詩歌本質的認識上，李睟光肯定和強調詩歌的性情。因性情是唐詩的精髓，故此力主學唐詩，對不學唐詩者之言嗤之以鼻，指出其學詩之誤。李睟光獨尊唐音之意溢于言表，并在詩學理論上封閉了宋詩發展的天地，拘束宋詩。許筠（1569—1618）追求隨情適性的生活方式，他不僅肯定男女情欲，反抗封建禮教；也反對權威，提倡個性；認為天賦人才平等，亦主張不拘身份重用人才，成為了實學思潮的先驅者和啟蒙者。在此思想的指引下，許筠旗幟鮮明地張揚詩歌的性情本質，對唐詩格外關注，推崇唐詩，他作詩以盛唐詩為范式，論詩亦以唐為基準。

所以，第一，在眾多詩論家的推進下，詩壇呈現唐詩一統的聲勢。其中，盛唐詩盛行且居于絕對優勢，是一代詩風之主流。在這一時期，朝鮮半島詩壇學唐的復古論調與明代詩學關系緊密，但也存在少數肯定宋詩的聲音。第二，對何為“唐宋詩之爭”，學唐派與學宋派的劃分愈發分明，這是對唐宋兩種詩歌范型深入研究和學習的必然結果。第三，在這一時期，理論上爭論的成果能夠在詩學實踐中證明，理想的詩學主張與創作的實際總體上趨于一致，反映出詩風的轉變較為徹底，學唐呈現出“一邊倒”的態勢。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語境下，《云英傳》的作者必然會受“詩必盛唐”觀念的浸染而力主唐音。

詩風的轉變與其他詩歌運動一樣必須要有詩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兩方面的共同推動才能最終完成。就朝鮮朝中期的詩壇而言，在李睟光、許筠等人的倡導下，詩論家進一步觸及到學詩門徑、詩格之爭等內容，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學唐理論。關注的焦點由主觀印象、概括性的認知轉變為詩法以及創作技巧上，闡釋話語也愈加講究。相關文人不僅能從整體上以唐詩為標準批評朝鮮朝詩歌，也能具體舉出實例對唐朝或韓國古代某個詩人進行評論。在創作實踐上，此一時期文人所作之漢詩也有著濃郁的唐詩韻味。此外，此一時期的文人創作國語歌辭時也自覺地到唐詩中尋找養料，后人亦能從中感受到作品的盛唐氣象以及與盛唐詩風的諸多相似之處。

故此，我們通過對《云英傳》的分析可知，小說中眾文人學唐之傾向并非與朝鮮朝初期詩壇的真實風氣相符，高舉盛唐之旗幟顯然是作者有意為之，旨在借助小說的形式來推廣自己的詩學主張。另一方面也說明，對“詩必盛唐”觀念的實踐不只局限于漢詩和歌辭，在小說等其他文體創作中，也貫徹著當時文人對盛唐詩歌的贊許，自發向盛唐詩歌靠攏，充分顯示出當時盛唐詩風正大行其道，甚至被獨尊的絕對優勢。

四、結語

15-17世紀是東亞漢文學的成熟期。東亞漢文學之抒情文學與敘事文學的創作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11]就這一時期中國的詩學風氣來看，各詩派與宋、元相比更加繁雜、偏激，門戶之見尤甚，總體而言不出前人議論之范圍，在詩歌創作與詩歌理論方面沿襲著前代開辟的詩宗盛唐之路，論詩以復古宗唐為主，且居于絕對優勢。明朝初期，以劉崧為代表的江右詩派作詩不取宋詩，并認為宋絕無詩；閩中詩派以林鴻為首，將唐詩進行分期，提出盛唐之詩才是正宗；茶陵詩派其宗唐貶宋之旨亦顯而易見。明朝中后期，雖尊唐內部有所分歧，但前后七子“詩必盛唐”之言仍是主流，有詩人倡唐音而不專主一格；有的則更為激進標榜盛唐，排斥晚唐；有詩人以唐調為言；有的則學唐重在形式，剽竊摹擬。晚期，竟陵派有跳出“唐宋詩之爭”與調和的意味，欲以幽深孤峭為作詩之宗旨。隨著中國與朝鮮朝的頻繁交流、文人間接觸機會的增多，“詩必盛唐”的觀念傳入朝鮮朝，不僅影響詩人的詩學觀及其創作，也改變了朝鮮朝詩風運演的軌跡。因此，“詩必盛唐”的時代風潮，在以《云英傳》為代表的漢文小說中有著充分的體現。

同時這也說明，在韓國古代文學中，詩學理論與文學創作、詩歌與小說之間都具有互動關系，內在機理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實際上，從韓國古代傳奇小說開始，到夢游錄小說、愛情小說、英雄小說等不同題材小說的不斷發展，創作者們或在小說中直接引用、化用詩歌，或運用詩歌典故，一方面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既承擔著事件的展開或伏筆的功能，又具有向對方傳達情志的溝通功能；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作品的抒情性，表現出作家的才能和個性，甚而逐漸成為韓國古代漢文小說的審美特質。[12]（165）在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這種互動關系既有利于詩文與小說間的思想內容、審美趣味的相互滲透；也有利于不同文體之間優勢互補，增添作品的抒情意味和敘事效果，生成新的價值；還利于文人群體利用小說的敘事方式對“唐宋詩之爭”重新闡發，從而傳遞出作者的文學思想，亦可見“唐宋詩之爭”傳入朝鮮半島的狀況以及在傳入后形式上的變異。這為韓國古代詩學或小說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當然還有待于今后進一步挖掘與總結。

[責任編輯 張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