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離騷》對西漢文人創作之影響

張藝馨

摘 要：《離騷》作為楚辭代表作，深受西漢王室和文人的喜愛。他們視屈原為愛國憂民的榜樣，開創了借榜樣詠己的寫作方式；西漢文人對楚辭的摹擬創作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楚辭的原始風貌，楚辭的鬼怪神異色彩和富麗語言也被文人化用到賦中。辭賦在社會上的廣泛傳播促使經學將辭賦正統化，對后世文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離騷；屈原；楚辭；西漢文人創作

On the Influence of “Li Sao”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Western Han Literati

Zhang Yixin

（School of Literatur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6）

Abstract：“Li Sao”，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huci”，was deeply cherished by the Western Han royal family and literati.They regarded Qu Yuan as a model of patriotism and concern for the people，pioneering a writing style that eulogizes oneself through exemplary figures.Western Han literatis imitative creations of “Chuci” retained its original essence to the greatest extent.The supernatural elements and ornate language of “Chuci” were also integrated into their literary works.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hese writings in society prompted Confucian scholars to canonize them，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in subsequent generations.

Key words：Li Sao;Qu Yuan;Chuci;Western Han literati creation

《離騷》是先秦楚國一部優秀的楚辭作品，體現出作者屈原忠貞不屈、愛國愛民、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品質。這一觀點始自西漢，而歷代文人學者對《離騷》予以極高的贊賞并對屈原持有重視和崇敬的態度，亦源自西漢?！峨x騷》對西漢文人創作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西漢文人對屈原愛國精神的追崇及發展

史書上記載最早評價屈原的西漢文人是賈誼?！妒酚洝でZ生列傳》載賈誼被漢文帝疏遠而為長沙王太傅，遠離都城，“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保?］2492賈誼此時作《吊屈原賦》，辭多“兮”語氣詞，又多七字句，顯然是仿屈原《離騷》作騷體。文中他視屈原為賢臣，又將屈原比作鸞鳳，認可其愛國精神，并對屈原的遭遇感到同情：“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保?］2493但他反對屈原的殉身行為，“所貴圣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1］2494賈誼以能否輔佐明君治國作為第一評判標準。在《新書》中他認為人臣職責在于百姓，“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夫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臣忠則君明?！保?］261在他看來，君王的職責是選取和管理賢明的大臣，而賢明忠臣的職責是輔佐君王治理民生。從這個角度來說，賈誼之說，實是儒家為國為民思想在西漢初期的闡發。他作《吊屈原賦》的目的是將屈原視為忠君之賢臣，而自己如同屈原，但又更明事理，即使被遠派疏離，然仍能為君王作貢獻，投江自盡絕非優選。賈誼哀吊屈原，其核心是表達自己作為忠臣當為國為民盡心盡力的志向。

談及忠臣，就要談到劉安所作《離騷傳》，其中有言：“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保?］2482把屈原視為竭盡全力為君王服務的忠臣。劉安作此傳，也是在向漢武帝表達自己的忠誠。此外，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亦有言，“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庇盅?，“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保?］2485他亦將屈原視作忠臣，極為強調屈原心系國家的一面。屈原忠臣形象在西漢可謂根深蒂固。

西漢末期又有揚雄評屈原，《漢書·揚雄傳》載揚雄讀《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4］3515能得仕途則行己道，不得則隱退而保全其身，這樣的觀念最早出于孔子之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保?］303這種類似的價值觀為西漢所繼承，也出現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保?］13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是西漢文人普遍的價值觀。揚雄在《反離騷》中有“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4］3516之言，在他看來，西漢為有道之世，則須入世入仕，為君王治國分憂。與賈誼類似，楊雄在肯定屈原作為賢良忠臣的品質和精神的同時，又否定其以身殉道的行為，主張在不同政治環境下，文人需要在追尋自己理想的同時做出相應的改變和適應。西漢是皇權開始實現專制統一的磨合期。權力的高度集中，要求思想實現統一化。在漢武帝之前，諸子學說都在為博得統治階層肯定的道路上相互競爭。儒學在其中吸收各家專長，最終在漢武帝時期爭得殊榮。儒學以經世致用為價值，在政治中就表現為對仕途的追尋?！墩撜Z》言：“邦有道則仕?！保?］617子路之言即為西漢文人觀念的最好寫照：“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保?］726然而從文帝之賈誼到成帝之揚雄，西漢文人都不認可屈原投身江中的行為，他們大多秉持“無道則隱，有道則見”的價值觀，以自己的生命為出發點，認為休養生息等待時機未嘗不可。屈原是戰國時期之人，國滅則滅，無處可去，以身殉道毋庸置疑；而西漢已是統一的政治環境，文人殉道已無必要，這一行為自然也不被承認。春秋戰國時期如屈原一樣以生命詮釋自己思想的例子還有很多，如介之推、伍子胥以及衛宣公二子，較之西漢都是頗為激進的以身殉道之舉。西漢文人以天下統一的事實為基點，從現實功用出發重新看待如何為國奉獻的問題，他們在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下，將自己所尊崇的愛國精神作出相應調整，使得文人能在不得志之時保留屬于自己的后路，允許文人接受自己的失敗，是帶有人文關懷色彩且具有時代進步性的舉措。

二、西漢文人對楚辭的摹擬為文學創作帶來潛在活力

除去《離騷》，屈原還創作了其他楚辭作品，如《九歌》《漁夫》《卜居》等，后均收錄于王逸《楚辭章句》中。而《漢書·地理志》有言：“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备鶕壬肚x新探》考據，劉安應是對屈原作品進行收集整理后完成的《楚辭釋文》古本，其中以《離騷》為首，其余屈原作品按照創作時間排序，足見《離騷》一作備受王室喜愛，而屈原的其他楚辭作品也同樣受到重視。西漢“楚風之熱”引發了文人對屈原楚辭作品的摹擬創作潮流。此潮流有三大特點：

第一，文人的騷體創作，標題和結構均有仿照屈原作品痕跡，這是楚辭在西漢影響之廣之深的證明，也是保留屈原楚辭原貌的有力證據。據王逸《楚辭章句》載，王褒之《九懷》和劉向之《九嘆》，是在屈原《九章》《九歌》這類以數字為題的楚辭作品啟發下而作的摹擬之作。而枚乘《七發》其文雖不似騷體，然其主角為楚國太子，其言又頗多瑰麗神異之說，其中伯牙所歌“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回溪”［7］446之言，顯然受楚辭影響，其題應亦習自屈原之作?！稘h書·藝文志》又將枚乘賦作列入屈原賦之屬，其《梁王菟園賦》末尾有辭：“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歸?！保?］50可見枚乘之作雖被認可為賦體，但其中存在部分明顯的楚辭騷體風格。而屈原《九章》又有一篇名為《惜誦》，賈誼仿其題，作《惜誓》。后有莊忌仿楚辭而作《哀時命》，《漢楚辭學史》認為“此賦純為騷體，這在當時辭賦散體化漸盛的情勢下能繼承屈、宋風調，不失為純正之作，并成為漢代一些辭賦家學習的榜樣?！保?］55屈原《漁夫》中首出楚辭問答體，屈原和漁夫的一問一答組成了全篇作品，此亦為西漢人所學習，如枚乘《七發》之吳客問楚太子。而后一問一答的形式逐漸被運用到賦的創作上，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美人賦》、東方朔《答客難》、揚雄《羽獵賦》等皆若此，洪邁《容齋五筆》卷七言：“自屈原詞賦假為漁夫、日者問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規仿?！保?］124即言此。這些都足以證明西漢楚風創作盛行，楚辭騷體的風格影響了賦，使賦能在創作中學習除雅正詩歌之外的其他范本。西漢文人的摹擬之作有些嚴格按照楚辭的各種格式，甚至大量襲用原文，如賈誼《惜誓》以六言為主而雜以散體句式，《旱云賦》以六言為主而末尾轉以四言騷體，是習自屈原《涉江》以六言為主而在“亂曰”之后以四言為主體的格式；莊忌《哀時命》中“雖體解其不變兮”用《離騷》“雖體解吾猶未變兮”之句；司馬遷《大人賦》對《遠游》的摹擬也使得后世學者對《遠游》是否為屈原所作產生了分歧。這些既能幫助后世楚辭學恢復最初楚辭原貌，又反映出當時屈原所作楚辭在西漢影響之廣大。

第二，西漢文人在楚辭摹擬中承襲的最大特點，就是楚辭中的神異鬼怪之說和華麗之言。西漢王室喜楚風，楚風多神鬼怪異之說，其風瑰麗多言，常有鳳皇神仙之類描述；加上董仲舒天人觀述上天與君王關系的加持，以及君王自身對長生不老的向往，神話傳說自然也就更為官方所注意?！妒酚洝でZ生列傳》載文帝召見賈誼：“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1］2502，后方有李商隱作“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一嘆?！妒酚洝ば⑽浔炯o》載漢武帝尊李少君為賢人，遣方士“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1］455?！稘h書·淮南衡山王列傳》載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余萬言”［4］2145。司馬相如作《大人賦》，亦是應為“見上好仙”，“美子虛之事”［4］2592。王褒之受用，也是因為迎合了宣帝的喜好，“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保?］2828劉向為迎合宣帝言神仙方術之事，甚至獻《枕中鴻寶苑秘書》而鑄偽黃金。西漢末期王莽以讖緯童謠言天意，同樣也是神仙鬼怪之說。西漢文人因此也將神仙之說與楚辭色彩相結合?；茨闲∩健墩须[士》之白鹿、獼猴之精怪獸群；《哀時命》“愿至昆侖之懸圃兮，采鐘山之玉英。攬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6］260中對昆侖仙境的幻想；王褒《九懷》中游天園之景“騰蛇兮后從。飛駒兮步旁”［6］271。這份神異色彩同樣影響到了賦的創作。除了上文提到的《大人賦》之外，《子虛賦》言云夢澤“其上則有鹓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1］3004、《長楊賦》“于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昆侖，提劍而叱之”［7］239-240以及《甘泉賦》“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7］191等等，都是楚風神異色彩的延續。除此之外，楚辭富麗繁華的語言也打破了雅正詩歌四字正統的局面，而將語言盡可能伸展開來，展現出繁華美麗的畫面，西漢大賦正是在這樣的學習中逐漸發展成熟。七言詩、小說、駢文等文體均有受其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楚辭中的神異之說和華麗之言為后世文體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三，屈原的創作成為西漢文人文學創作時可參照、可對比和可學習的榜樣。賈誼創作《論積貯疏》等文章堅持立言不朽的價值觀，提出為國為民貢獻自己的主張，是同屈原一樣試圖向君王坦明忠心。而“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1］2492，奸臣進讒言使漢文帝疏離賈誼，亦同于屈原遭小人進讒被放逐。賈誼作《吊屈原賦》《鵩鳥賦》，是仕途受阻的憂心之作，其《惜誓》以自己在仙界和人間之間的徘徊表達對忠君愛國這一原則的堅持亦是仿屈原。而后司馬遷作《史記》，將屈原和賈誼并入一個列傳，應也以為二人頗多相似之處。至此之后，西漢文人作楚辭摹擬之作，多仿效賈誼，把自己與屈原等同。司馬遷“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累紲”［4］2720。劉向上書元帝遭弘恭、石顯怨恨，成帝時上書勸諫，成帝欲用而王氏專權不許，不得重用。揚雄成帝時作《河東賦》《長楊賦》試圖勸諫未果，又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4］3565，揚雄作《太玄》自守，王莽時投閣而去，病免嗜酒，為眾人譏笑。此數類文人，皆身負才能，壯志滿酬，然遭小人嫉恨，憂讒畏譏，憂國憂民卻仕途不利，不能完成自己所追求的作賢臣，助明君，治強國的夢想。他們作楚辭摹擬之作，是共情于屈原的身世遭遇，將自己的滿腔熱血寄托于屈原身上。屈原作為西漢文人的榜樣，其愛國思想成為了西漢文人創作的精神支撐。南朝梁時期昭明太子蕭統撰《文選序》以屈原之楚辭立于賦后詩前，也間接體現了西漢文人將情感寄托于屈原身上這種模式的延伸。

三、楚風創作潮流下西漢文論出現新發展

西漢楚風騷體創作出現熱潮。武帝愛《離騷》，喜楚歌，劉安獻《離騷傳》，李延年為之作楚風宮樂，文人作辭賦或學騷體，或以楚風之華麗詭怪合武帝心意。昭帝所作《黃鵠歌》有著明顯的楚歌特點。宣帝以王褒能誦讀楚辭而用之，王褒亦因上好仙而多言神仙之事。成帝之時，政權已被王氏外戚所奪，民間多起隱語童謠，王莽借讖緯造勢而起，同于劉邦將自己的來歷附會為蛟龍降世，以神異強化自己統治的正統性，他的舉措實際上亦受到了西漢王室好楚風的影響?？梢姵L深深影響著西漢的政治和文學生活。因而后來主導西漢正統思想的經學也向楚辭學習，將楚辭納入自己的體系中。在這個過程中，對辭賦的探討開始為后世文論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首先，文人試圖將楚辭和經書并列，將楚辭列入經學的行列中。劉安《離騷傳》就將《詩》和《離騷》相提并論：“《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彼J為《離騷》和《詩經》一樣，既有述祖之美德，又有對治國治民的倡導。除此之外，劉安亦認為《離騷》行文風格合《詩》之大義：“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保?］2482志行廉潔，是忠臣之贊賞。而文約辭微，也就是《春秋》之微言大義。劉安對《離騷》的評價之高，已與六經中的《詩》和《春秋》相等同。同時期之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提出了“發憤著書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保?］2735他將《離騷》與《周易》《春秋》《詩》等經書并列，也是將其與經書相等同。而其發憤著書說，實際上亦出自屈原《惜誦》中“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之言。明代焦竑《澹園集·雅娛閣集序》言：“古之稱詩者，率羈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郁結，而抒其不平，蓋《離騷》所從來矣?！保?］161即是認為《離騷》為不平之說起源。這種文學觀點也逐漸發展成韓愈的“不平則鳴”和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此外，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有言“揚雄諷味，體同‘詩雅?！保?0］46其言不知所出，然若為真，揚雄也視《離騷》同于《詩經》。直至王逸作《楚辭章句》，將《離騷》稱為《離騷經》，此應為西漢文人將其視同經書的結果，而以《離騷》為經，也間接提高了楚辭的地位。

其次，《離騷》之外的其他楚辭作品，包括賦體在內，地位皆有所提升。辭賦一詞早在司馬遷作《司馬相如列傳》中已有，而后宣帝將辭和賦并論：“‘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弈遠矣?！保?］2829宣帝此言，是開啟文論中辭賦與古詩共相比較的先河，此為以統治者身份變更風氣之舉。宣帝之言以其與詩同有大義，有諷喻和多聞的作用為理由，即孔子言《詩》有“興觀群怨”之用，是以儒家文論談論新興文體辭賦?？梢娹o賦在西漢已逐漸正統化，從旁門左道躋身于名門大堂之中。此外，文人又以為賦體出自《詩》之六義，是古詩的流變所出?！稘h書·藝文志》言“賦者，古詩之流”［7］6，當從劉向《七略》。而《文心雕龍？銓賦》將賦看作楚辭的拓展，“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保?0］134

從《離騷》到楚辭，再從楚辭到辭賦，文人學者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辭賦上。最經典者即揚雄。揚雄早年讀司馬相如和屈原，以為屈原文過相如。為了勸諫君王，他也和前輩一樣作《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又仿屈原楚辭作《反離騷》《廣騷》和《畔牢愁》。然此時已是西漢末期，劉漢皇權威光不再，辭賦不再能吸引君王的注意，故而晚年的揚雄放棄了對賦的創作，在《法言·吾子》中以其為“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又認為賦并不能起到勸諫君王的作用，“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保?1］45然而在他看來，賦還分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兩類，“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保?1］49此是以形容詞句評價詩辭特征；而他將辭和事相分，言“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11］60揚雄將詩、辭和賦分開看待，而又將辭和事分而論之，始有用形容詞細論文體特征之舉。辭勝于事則賦，則又是在討論語言和文意之間的關系。言文辭和內容相合，此論習自《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2］233之言，是標準的儒學中和價值觀，體現出文質論在西漢論辭賦創作中的發展和運用。東漢王充《論衡》中談繁冗增加之三篇《語增》《儒增》《藝增》，實際上正是揚雄所言事辭之分的延展。但揚雄對屈原依舊持正面評價，“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11］57他對屈原的尊敬仍是出于對其愛國憂民精神之欣賞和向往。由此可見，揚雄對辭賦態度的變化，實是因為辭賦在政治上失去了功用性，而非其價值觀產生了變化。這是西漢文人主體上秉持文學功用論的一大體現。文學此時仍是和政治現實相綁定的事物。

四、結語

綜上所述，《離騷》作為屈原的代表作品，受到了西漢上至王室下至文人普遍的喜愛。屈原忠貞賢良，愛國愛民的精神為文人所追崇，并在儒家價值觀的引領下為文人吸收、改造和利用，成為文人創作的精神支柱，屈原本人被文人尊奉為榜樣，西漢文人創作因此開創了借屈原詠己身的寫作方式。對《離騷》和屈原的喜愛，又在王室喜楚風的推動下逐漸變成了對楚辭的摹擬熱潮。這種熱潮為后世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屈原作品的原貌得以被保留，為楚辭學的研究提供了有力證據；二是西漢文人學習楚辭鬼怪神異的內容和詭譎華麗的語言形式，并拓展到賦的創作中，進而影響了作為西漢指導思想的經學將辭賦納入正統文學體系中，為后世文論的發端打下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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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