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館藏文物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靳巍 阿拉坦夫

摘 要：契丹文化淵源地的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正是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的接壤地。契丹人從游牧到定居，再到從事大規模城市建設活動等，都伴隨著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碰撞與交流。遼上京臨潢府是首個從草原崛起的大型城市，而現在的遼上京博物館則是內蒙古自治區唯一一個以展覽遼代皇城為主題的博物館。遼上京博物館館藏文物中的壁畫和墓志是其特色。遼上京博物館收藏的滴水壺遼墓壁畫是遼代壁畫代表性作品。另館藏的20多方墓志中，韓氏家族墓志是館藏精品之一。這些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館藏文物更是體現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關鍵詞：上京博物館;館藏文物;多元一體格局

中圖分類號：D633;G8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24）02-0091-03

巴林左旗擁有契丹人建立的中國北部第一個大型草原城市——上京臨潢府。除了臨潢府以外，巴林左旗還有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陵寢，也叫祖陵。此外，哈拉海場遼墓壁畫、滴水壺遼墓壁畫及韓氏家族墓志群等眾多寶貴文物均出自巴林左旗境內。2018年遼上京博物館成立，2020年其入選第四批國家二級博物館名單。

關于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的研究成果甚多。李建奎、石艷軍的《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一座主題鮮明、富有遼文化特色的專題博物館》[1]，馬超的《遼上京博物館館藏遼代銅質文物研究》[2]。這些都是近些年發布的最新學術成果。不難看出，這些都是從博物館學及考古學角度進行的研究。本文通過對遼上京博物館館藏的滴水壺遼墓壁畫和韓氏家族墓志的研究，分析遼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狀況，及其對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作用。

一、從館藏墓葬壁畫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遼上京地區出土多為墓葬壁畫。巴林左旗是遼代的京畿地區，遼祖陵等三大皇族陵寢之一便位于此地，這里還分布著大量貴族墓葬。遼代繪畫承襲了唐五代的繪畫技法，又揉進了鮮明的民族風格，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遼代早、中、晚期墓葬形制不同，墓葬壁畫分布的位置不同，但主要繪制在墓道、天井、甬道、墓室墻壁及穹窿頂上。貴族墓壁畫多程式化，如宴飲、出行、歸來、歌舞、侍奉場景。一般貴族墓葬壁畫則多繪制貼近生活的場景。如放牧、漁獵、耕種、勞作、煮肉、家畜、孝悌等。遼上京周邊有中、晚期遼朝貴族墓，其中的許多墓壁畫繪畫藝術較高，可與唐朝的高水平壁畫媲美。

遼代中期，漢人墓和契丹人墓出現相互影響和借鑒的趨勢，漢人墓壁畫以表現茶道、宴飲、樂舞等家居生活為主，從人物著裝來看有契丹化文化元素。而契丹人墓壁畫雖然有不少反映車馬出行的場景，卻也出現了湖石、牡丹、花鳥條屏等漢文化元素[3]。

在內蒙古赤峰的巴林左旗查干哈達蘇木的阿魯召嘎查和滴水壺附近的山谷中，挖掘出了滴水壺遼墓。這個墓地主要由墓室、甬道和墓道三個部分組成。從墓中發現的壁畫內容可以看出，包括宴飲、出行、歸來、歌舞、侍奉場景，這些主題全是貴族階級的日常生活有關。在對這個墓地的研究過程中，所有人物壁畫均是壁畫摹本，而且都被保存在巴林左旗的上京博物館中?，F館藏有6幅壁畫。分別為《備宴圖》《備茶圖》《備食圖》《梳妝侍奉圖》《引馬出行圖》《儀衛圖》。墓室是由八角形石室組成并設計成券頂建筑方式，石制的墓門裝飾有模仿木頭的設計并配有兩扇石門。這座墓室的壁畫是遼上京博物館收藏的遼朝壁畫里的標志性作品之一。

稱之為《備宴圖》的壁畫圖中，三名契丹男仆的形象清晰可見。最左邊的那位男仆，他的右手托起一個龐大的提梁鼎，左手則握著一把長柄勺。他彎腰的身姿，仿佛在用全身力氣穩住手中的重鼎。中間的男仆手捧一個大的圓形漆質盤子，在那里有大碗、小碟、筷子和勺子;右側的男仆左手持著一個大的長柄湯勺，而他的右手提著一個大碗，正在調理食物的口味;左邊的兩個男仆都把視線聚焦在熬湯的那個人身上，似乎在期待著熬湯的結果。這幅畫是一幅非常典型的日常生活類主題作品，畫中人的表情和動作豐富多變，主題內容清晰明了[4]。

《備茶圖》壁畫圖中又描繪了三位男仆。右邊的仆人俯身非常恭敬，使用雙手舉著一個黑色圓盤，盤上放著白色的茶杯，向著中央的男仆低頭欠腰遞茶。中間的男仆右手握著一個水壺，身體傾斜，想要倒水，左手扶著白色的茶杯以防水濺出。最左邊的男仆被掛毯遮住了，因墻壁的破損，導致他具體的手勢分不清。從畫面中的人物和場景來看，這是一幅關于飲食生活主題的人物壁畫[5]。

《備食圖》這幅壁畫主要描繪了備食時的場景。其中有兩個人持著一個大型漆盤，漆盤里放滿了各種面點，像是包子、饅頭及各式糕點等。右邊拿盤的契丹侍從身形向前傾，展現出他小心翼翼托著大漆盤。而左邊的侍從卻倒著步行，與右側的托盤者形成目光交錯，二人都全神貫注地抱著大漆盤。第三位的傭人位于兩個抱盤者之間，身后是大漆盤，他面對右邊的使者，身體微微傾過，手里夾著毛巾，用盡全力保護著盤子里面的食物。這幅畫作精細地勾勒出三個侍從運送拌好的食物的過程的各個細節，是一幅以飲食生活為主題的人物壁畫[6]。

《梳妝侍奉圖》人物壁畫畫像中展示了三位契丹族的中年女傭。其中一位背著一大包裹，似乎正在打點要出門的行裝，另一位手中持有擦布，仿佛在準備擦洗某物，而另一人則在整理化妝工具，跪在地上，彎腰認真地整理。畫中心是一張小方桌，畫的右邊有一具帷幔落下，這意味著那幅壁畫描繪的是在房間內，三個女傭正忙于為主人備好裝扮用具的情景。這幅壁畫的主題是生活起居飲食系列的藝術品[7]。

綜上所述，巴林左旗上京博物館館藏6幅滴水壺遼墓墓葬壁畫中的4幅壁畫與飲食起居有關， 充分展現了貴族階級的奢侈飲食起居生活。這種飲食起居為主題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遼代墓葬晚期。這些墓畫描繪了男女仆人為主人做飯，備膳等日常生活場景，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遼代的社會生活情境。契丹早期畜牧為主，并沒有做飯、備膳等漢式飲食方式和風俗習慣，主要以肉類為主食，牛羊乳為飲料。隨著中原文化的持續影響，尤其在遼代墓葬的晚期，契丹人開始了解和適應漢人的定居生活，也開始接受漢人的飲食習俗，因此造就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融合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中原的飲食方式深刻地影響著契丹人，逐漸改變了契丹人以肉食為主的單一飲食結構，形成五谷面食、蔬菜水果的混合飲食風格。另外，入遼的中原漢人的飲食習慣也受到契丹飲食風俗的影響。比如火鍋涮肉是典型的契丹料理，后來被入遼中原漢人所接受，甚至廣泛流傳到宋朝各地。漢人和契丹人在飲食文化方面的交融體現出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反映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向前推進的趨勢。這些充分體現在巴林左旗上京博物館館藏滴水壺遼墓墓葬壁畫中。

二、從館藏墓志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墓志銘文是對過世者一生的紀實，其中以遼朝墓志的內容為最全面，跨越了許多正史無法涉及的篇章，對了解歷史事件、地理、制度、民族、語言，以及風俗習慣非常有價值。在遼上京地區出土的眾多墓志彰顯了遼朝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的底蘊，尤其對于揭示當年契丹疆域內的風俗民情，效用非凡。

自20世紀90年代起，在遼上京遺址周邊發現了許多韓氏家系的墓碑，陸續被挖掘出土。韓氏家族墓碑是巴林左旗上京博物館的珍品收藏之一。在巴林左旗境內挖掘了《韓匡嗣墓志銘》《韓匡嗣妻秦國太夫人蕭氏墓志》《韓德昌墓志銘》《韓德威墓志銘》《耶律隆祐墓志銘》等超過10個韓氏家族的墓碑。這些韓氏家族墓坐落在巴林左旗白音罕山主峰南麓的三個山洼中，東洼有韓匡嗣、韓德昌、耶律侍中等人墓，中洼有耶律隆祐、耶律宗福、耶律迪烈等人墓，西洼有韓德威及其后裔墓[8]。

契丹韓氏家族的起源于祖籍河北玉田的韓知古。韓知古最初是以戰爭中的囚犯身份來到契丹大本營。他開始只是個契丹貴族的奴隸。然而，由于他的聰明才智和遠見卓識，逐漸得到了耶律阿保機的賞識并受到重用。韓知古協助耶律阿保機制定禮儀、制定政策，因發揮重要作用被封為中書令。這樣他從底層奴隸晉升到權力的頂峰[9]。

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館藏《韓知古家族圖譜》是按照韓氏家族的墓志銘文來制作的?！俄n知古家族圖譜》揭示韓氏家族八代子孫后代的姓名、曾任最高職務、子嗣情況。韓知古的11個兒子中，3個被授予王號，4個擔任過節度使且獲得過諸如司徒、太傅、太保、太尉等高級職位。韓匡嗣是韓氏家族第二代中最杰出的人物，并且與契丹皇室有著緊密聯系。他與遼景宗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獲得燕王及南京留守的稱號[10]。表明韓氏家族從第二代就已經成功地攀升到了遼朝的高級領導層。

韓氏家族為遼朝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他的眾多子女也是推動家族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自韓知古晚年開始，韓氏家族已經將契丹本土視為他們的故鄉。通過韓氏家族的子嗣命名，也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對契丹文的掌握和運用。因此，韓氏家族在契丹文的應用上具有相當的能力。第五代耶律高十和第六代耶律迪烈去世后，被后人用契丹文刻寫墓志銘。

由此，祖籍河北玉田的韓氏家族成了遼代極為顯赫的望族，他們與遼朝同興衰、共榮辱，為遼朝中華文化的傳播、遼朝制度的建設和國家強盛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韓知古在契丹積極地向統治者靠攏，通過持續的付出贏得了他們的信賴，最終成功地進入了統治階層。韓氏家族在契丹面臨適應性問題，從被迫適應轉變為積極適應，這個過程包括理解和接納。從這個角度看，契丹的士族為了鞏固其地位，自然就會采取控制漢人的重要人物，以便利用他們的才智;從另一角度看，韓氏家族的才華和國家管理技巧正是契丹社會成長所需。這給了韓氏家族一個展示才智的舞臺。韓氏家族抓住了這個機遇，并逐漸將自己融合到契丹的社會中。從這些韓氏家族墓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韓氏家族在民族融合大潮流中的演進過程。

三、結語

契丹文化淵源地的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正是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的接壤地。契丹人從游牧到定居，再到從事大規模城市建設活動等，都伴隨著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并在此基礎上，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

參考文獻：

〔1〕李建奎，石艷軍.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一座主題鮮明，富有遼文化特色的專題博物館[J].文化期刊，2021（04）：106-107.

〔2〕馬超.遼上京博物館館藏遼代銅質文物研究[J].赤峰學院學報，2018（11）：10-15.

〔3〕董新林，塔拉.遼上京城和祖陵陵園考古發現與研究[A].首屆遼上京契丹·遼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呼倫貝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

〔4〕〔5〕〔6〕〔7〕葛易航.遼代墓室人物壁畫主題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2017.

〔8〕〔9〕王玉亭.從遼代韓知古家族墓志看韓氏家族契丹化的問題[J].北方文物，2008（01）：59，60.

〔10〕于超.遼代玉田韓氏家族研究[D].長春：長春師范大學，2014.? （責任編輯 王大奎）

From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Liaoshangjing Museum in Bairin Left Banner： A Perspective on the Multifaceted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JIN Wei， Alatanfu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Xilamulun River and the Laoha River basins， the cradle of Khitan culture， lie at the juncture of the nomadic cultures of the grasslands and the agrarian cultur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The transition of the Khitan people from nomadic life to settlement， followed by their engagement in large-scale urban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was marked by the constant collis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diverse ethnic cultures. The city of Linhuangfu in Liaoshangjing， the first large city to emerge from the grasslands， and the current Liaoshangjing Museum， the only museum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dedicated to exhibiting the imperial city of the Liao Dynasty， stand as testaments to this historical evolution. Among the museum's collection， the murals and epitaphs are of particular distinction. The drip pot mural from a Liao tomb in the museum's collection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Liao Dynasty murals. Additionally， among the more than twenty epitaphs in the collection， the Han family epitaphs rank as one of the museum's premium collections. These cultural relics in the Liaoshangjing Museum in Bairin Left Banner are a reflection of the multifaceted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Liaoshangjing Museum;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Multifaceted Unity

收稿日期：2023-09-26

作者簡介：靳?。?982—），男，蒙古族，內蒙古赤峰市人，赤峰學院歷史文化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阿拉坦夫（1981—），女，蒙古族，內蒙古赤峰市人，赤峰學院蒙古學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學科教學。

基金項目：2022年度赤峰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專題研究項目“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物文獻保護利用現狀研究——以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為例”（2022CM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