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水平空間差異與影響機制研究

劉凱霞 王偉 程金龍 胡玉潔

摘 要：以黃河流域沿線115個城市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旅游相對優先度模型、探索性空間分析以及地理探測器等方法，對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的空間分異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據此構建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的影響機制.結果表明：1）黃河流域旅游業發展整體滯后于文化產業發展，上中下游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發展較為不平衡. 2）濟南市、煙臺市、青島市、鄭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晉中市、洛陽市等8個城市處于高度耦合協調階段，在文旅協調發展中起到核心增長極作用；此外，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呈現“兩極化”分布狀態，中下游城市屬“高高”集聚類型，上游城市屬“低低”聚集型.3）黃河流域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受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公共預算支出、GDP、普通高等在校生人數、專利授權數、公路里程數等因素共同影響，驅動因子協同效應呈現雙因子增強和非線性增強效應.

關鍵詞：文旅融合；耦合協調；空間差異；影響機制；黃河流域

中圖分類號：F59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2367（2024）02-0008-08

全球約37%的旅游活動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15%的幅度增長^［1］，文旅融合已成為必然趨勢、時代要義.2020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提出，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黃河文化旅游帶.黃河流域文旅高質量融合發展對進一步強化國民文化認同、增進人民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從最初的“重文輕旅”“重旅輕文”的文旅兩分家，到后來 “靈魂載體”“詩與遠方”的文旅一體、互融共通的探討，文化與旅游逐步構建起“共生共建共享”的遞進關系網絡^［2］.學者們從產業關聯性^［3］、協同創新理念^［4］、文旅歷時態演變^［5］等不同視角切入，基于全國、省、市地區以及珠三角地區^［6］、西北地區^［7］、長三角地區^［8］等不同地域，融合了BP神經網絡^［9］、計量模型構建^［10］、空間回歸分析^［11］、扎根理論^［12］等方法，不斷拓展了協調發展動力、時空分異與影響因素等內容的研究.與此同時黃河流域文旅融合的探討逐步深入：立足黃河流域承載生態屏障的重要地位，探究黃河流域旅游業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13］；基于線性文化空間視角，分析黃河流域各省份文化資源稟賦與旅游發展水平的耦合狀況^［14］；此外，學者采用回歸模型來探究黃河流域九省區文旅協調發展的影響因素^［15］.

收稿日期：2022-09-23;修回日期：2023-02-04.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42201226;42201255）；河南省高?？萍紕撔氯瞬胖С钟媱澷Y助（24HASTIT049）；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 （2022CJJ135）；河南省軟科學研究項目（232400411162;232400411024）;中國旅游研究院（研究生）優獎計劃基金資助課題.

作者簡介：劉凱霞（1995-），女，河南周口人，首都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旅游目的地規劃與管理研究，E-mail：2100740348@qq.com.

通信作者： 程金龍（1981-），男，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區域旅游發展、旅游產業管理研究，E-mail：12763744@qq.com.

引用本文：劉凱霞，王偉，程金龍，等.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水平空間差異與影響機制研究［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4，52（2）：8-15.（Liu Kaixia，Wang Wei，Cheng Jinlong，et al.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tourism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J］.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24，52（2）：8-15.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2.09.23.0005.）

現有黃河文旅發展的研究多聚焦于全國大尺度范圍以及省、市區域等個案案例區，而從地級市視角探討黃河流域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的成果則相對較少.在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的大背景下，研究以黃河流域9?。▍^）的115個城市為研究對象，采用耦合協調度、旅游相對優先度、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與地理探測器模型等模型與方法，分析黃河流域內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的耦合協調的空間分異特征并構建影響機制，以期為推動黃河流域區域城市文旅協調發展提供參考.

1 研究區域概況

研究盡可能保持行政區劃單位的完整性以及文旅發展的關聯性，以黃河流域涉及的115個市劃為研究區域.具體特征如下：1）景觀資源豐富獨特.黃河流域跨越三大地形區，流域內有高級別景區1 010處，國家級公園、國家生態功能區、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優質資源充裕^［16］.2）文化資源稟賦突顯.獨特的自然環境孕育了黃河流域燦爛多樣的游牧文化、農耕文化、海洋文化，黃河文化、運河文化、非遺文化、民俗文化等價值獨特.3）旅游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據2019年各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旅游經濟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旅游總收入中，青海561.33億元、寧夏340.03億元，均低于600億元.山東11 087.3億元，旅游總收入最高，約為寧夏的32倍.黃河流域獨特的文化資源稟賦與其區域旅游發展存在不均衡現象，促進文旅協調發展成為必要.

2 指標體系構建、數據獲取與研究方法

2.1 指標體系構建

黃河流域濃郁的區域文化對促進區域旅游發展起著重要推動作用；區域旅游業發展又能反饋文化資源，實現文化資源的創新和增值^［16］.參考已有成果^{［8，17-18］}，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區域產業經濟理論，遵循可得性、科學性、合理性等原則，考慮到文化的孕育與生態環境密不可分.因此，在選取文化資源指標時，增設了生態文化指標，最終構建了包含23個指標的黃河文旅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表1，指標類型均為正向）.

2.2 數據獲取

研究采用數據來自2019年傳統村落網、各地市（州）文物局、非物質文化遺產網、全國自然保護區名錄、中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名單、國家地質公園名單、國家級森林公園名單；其他數據來自2020年各省、市（州）統計年鑒，不足數據則通過市（州）的A級景區名錄、星級飯店名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各類公開數據進行補充.由于數據來自各省、市（州）年鑒，因此采用極差標準化法進行預處理.

2.3 研究方法

地理探測器為識別因變量的影響因子的重要工具.其核心為探測空間分異性.其前提假設為若某個自變量對某個因變量存在重要影響，則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空間分布也具有相似性^［19］.研究借助地理探測器，探測影響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了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水平的空間分異.

3 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空間差異與影響機制

3.1 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水平空間分異

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評價指數空間分異.黃河流域文化資源稟賦整體呈現階梯狀.晉中、煙臺、洛陽、南陽、成都、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安、延安評價指數在0.3～0.5間，位于第一梯隊，處于領先地位，文化資源豐厚.內蒙古的赤峰、呼倫貝爾，四川的廣元、宜賓、甘孜藏族自治州，山西的長治、晉城、運城、忻州、臨汾、呂梁，陜西的渭南、漢中、天水、酒泉，河南的鄭州、焦作，山東的濟南、淄博、濰坊、濟寧等城市位于第二梯隊，評價指數總體位于0.2～0.3之間.第三梯隊城市的評價指數介于0.1～0.2，包括太原、大同、陽泉、呼和浩特、鄂爾多斯、青島、泰安、開封、平頂山、安陽、三門峽、信陽、周口、駐馬店、自貢、瀘州、樂山、南充、巴中、寶雞、咸陽、榆林、安康、蘭州、武威、張掖、平涼、甘南藏族自治州、海東、黃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銀川、吳忠等市.其余城市則處于第四梯隊，多分布于內蒙古、青海、寧夏等區域.

旅游產業發展的空間布局區域差距明顯.青島、鄭州、成都、西安的旅游評價指數在0.3～0.8間，遙遙領先.其次是太原、呼倫貝爾、濟南、煙臺、濰坊、濟寧、臨沂、洛陽、西寧，旅游評價指數在0.2～0.3間.緊接著是山西的大同、長治、晉中、運城、忻州、臨汾、呂梁，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和浩特、赤峰、鄂爾多斯，山東的淄博、泰安、威海、日照、德州、聊城，河南的焦作、許昌、南陽、信陽，四川的瀘州、綿陽、廣元、樂山、南充、宜賓、雅安、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涼山彝族自治州，陜西的寶雞、咸陽、渭南、漢中，甘肅的蘭州、張掖、銀川，分布較散，旅游評價指數則介于0.1～0.2.其余城市的旅游評價指數則低于0.1.

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耦合度區域分異.黃河流域城市中處于磨合階段占比9.6%，包含烏海市、德州市、內江市，嘉峪關市、金昌市、慶陽市、西寧市、黃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樹藏族自治州、石嘴山市，其他處于良性耦合階段.

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旅游優先度空間分布.整體而言，黃河流域沿線城市大多處于中等及以下耦合協調類型，且旅游產業滯后的城市占據較大比例.具體而論，高度耦合協調階段的城市包含晉中、洛陽、鄭州、濟南、煙臺、青島、成都、西安8個城市，占城市數量的7%，且旅游業多屬于超前發展；中度耦合協調城市占比44.3%，低度耦合協調城市占比48.7%，旅游業發展水平均滯后.

就不同區域而言，黃河流域協調度各區域整體處于低度耦合狀態（附錄圖S1）.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平均發展水平分別為0.285 5、0.259 0、0.351 2，下游耦合度平均水平最高，中游最低.上游城市中，平均協調度水平由高到低為四川、青海、寧夏、甘肅.中游城市平均協調度水平上，由高到低為山西、陜西、內蒙古.下游城市中，涌現出濟南、青島、煙臺、鄭州、洛陽等協調度處于高水平階段的城市.

3.2 耦合協調的空間關聯格局特征

借助Open Geoda軟件，測度黃河流域協調的的全局Moran's I值和標準化的Z值，結果表明p值為0.006，通過5%顯著性水平的Z檢驗.局部Moran's I值為0.153，Z值為2.696 5，表明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呈現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

進一步分析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的局部空間關聯性，發現黃河流域各地市呈正向集聚特征分布，這與全局空間特征分析結果相一致.“低低”型城市主要包括阿拉善盟、武威、中衛、固原、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僅阿拉善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受限于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等影響，協調發展仍需要資金、技術等要素支持.“低高”型城市主要包括陽泉、日照、濟源、三門峽、商洛、雅安，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些城市呈分散化分布，靠近“高高”城市，受其“虹吸效應”影響，反而流失了資本、技術等資源.“高低”型城市中，蘭州、張掖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城市協調發展水平受限于周邊鄰近區域發展水平，無法實現新突破，因此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的合作與協助.“高高”型城市主要包括呂梁、臨汾、泰安、濟南、淄博、濰坊、煙臺、威海，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0.05的顯著性檢驗.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文旅協調發展水平較高，“空間溢出”效應明顯，成為帶動黃河流域文化旅游發展的前沿陣地，是拉動區域其他城市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3.3 耦合協調的影響因素識別

文化與旅游兩子系統的協調發展受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研究從經濟發展、產業發展、政府調控、創新驅動、人才資源、基礎設施6個方面入手，選取6個影響因子進行分析（表3）.按照自然斷點分級法將自變量因子劃分為7個等級，并借助地理探測器尋求耦合協調度與6個影響因子之間的關系，為進一步促進黃河流域城市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融合提供一定參考.結果顯示，所有影響因子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影響力排序由大到小為：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公共預算支出、GDP、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專利授權數、公路里程.

各影響因子對協調度的解釋力上呈現梯度分布特征.第一梯度上，經濟發展、產業發展、政府調控對耦合協調度的解釋力度大于50%.產業發展為首要驅動力.旅游業為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旅游業在資源、技術、市場、功能上實現多途徑融合；其次為政府調控.黃河流域生態脆弱，加之沿線多個城市文旅發展政策不一，因此文旅協調發展中，政策調控在統一發展理念、協調統籌資源、調控監管市場等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從供給層面來說，豐富增加新業態，促進供給提質升級，刺激市場需求.從需求層面來說，社會矛盾的轉變意味著人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加，越來越注重文化精神層次方面的消費.同時，文旅消費推動市場供給的調整優化.人才資源、創新驅動位于第二梯度上，對文旅協調發展的解釋力為40%～50%.高校持續不斷地提供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推動創新融入文旅業態創新、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等過程，為區域獲得競爭優勢提供源源動力.第三梯度則為基礎設施，解釋力度為26%.基礎設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的地的可進入性，進一步拓展了文化旅游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的協調發展.

交互探測可以識別出兩個因素疊加對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的影響力度（附錄表S1），6個因素對協調度的影響都不是獨立的，而是共同作用，聯合影響，交互作用后的解釋力q值要強于各影響因素的單獨作用.其中，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經濟驅動∩基礎設施、創新驅動∩基礎設施、基礎設施∩政府調控，其交互解釋力度＞70%，意味著黃河流域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差異性主要表現為產業發展型.

3.4 耦合協調的影響機制分析

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的協調發展受多因素協同驅動作用影響（圖1）經濟發展水平影響需求.一方面，城市具備良好的經濟基礎，才會吸引投資者爭相投入旅游資源的開發中，進而促進市場主體合作，搭建利益主體網絡，謀求更高程度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最終豐富文化旅游產品供給.另一方面，依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經濟發展利于推動文旅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對更高層次的精神與情感需求增加，從而加大對文旅產品的品質化、價值性內容的消費.2）產業發展完善要素配置.第三產業發展水平意味著低碳經濟滲入產業鏈的程度.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皆有“綠色產業”、“幸福產業”之稱，具有互動共生的強關聯性.文化的內涵優勢與旅游的產品和市場優勢等共融互促，推動資本、科技、人才、設施等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利于建立文旅一體化的綠色發展產業體系.3）基礎設施優化游客體驗.區域旅游發展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依托，基礎設施的便捷程度以及完善程度直接影響著市場范圍，而旅游地交通的通達度又影響著游客體驗.4）創新驅動產業競爭.將創新嵌入到文化旅游價值鏈的重組、拓展、延長等，推動成果轉化，利于搶占市場份額，贏得產業競爭的主導權，增強產業競爭力.5）人才資源提供智力保障.文旅人才在區域規劃、線路開發、品牌建構、營銷宣傳等內容作用重大，更多的創意人才、高端人才、復合人才為文旅協調發展提供人力保障與智力支持.6）政府調控彌補市場失靈.旅游產業對外部環境以及政策依賴較強，而政府干預與調控可有效解決市場失靈的情況.區域政策整合為文旅市場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整體戰略規劃為跨區域資源配置提供依據與遵循；市場監管與調控落實協調發展實踐.

4 結論、建議與討論

4.1 結論

研究以黃河流域115個城市為研究對象，采用耦合協調模型、旅游優先度模型、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法以及地理探測器模型等模型方法，對115個城市的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的協調發展的空間分異、影響機制進行了探討.結論如下：

1）黃河流域旅游業滯后城市占據較大比例，區域產業發展不均衡.整體來看，黃河流域城市旅游優先發展上，旅游滯后城市占比49.6%，同步發展城市占比20.9%，旅游超前城市占比29.5%，旅游業發展滯后城市比例較大.上游、中游、下游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發展不平衡，上中游旅游滯后占比大于下游.上游城市中，旅游滯后城市占比54.1%，同步發展城市占比12.5%，旅游超前城市占比15.6%；中游城市旅游滯后占比56.3%，同步發展城市占比28.1%，旅游超前城市占比15.6%；下游城市旅游滯后占比41.2%，同步發展城市占比23.5%，旅游超前城市占比為35.3%.

2）黃河流域沿線城市整體處于中度協調發展水平，核心城市協調發展水平突顯.此外，城市文旅協調發展空間集聚出現“兩極化”分布.黃河流域的平均耦合協調度為0.322 5，其中，濟南市、煙臺市、青島市、鄭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晉中市、洛陽市等8個城市，屬于高水平耦合協調城市，在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中起到核心增長極作用.不同區域范圍中，黃河流域上中下游協調度平均發展水平分別為0.285 5、0.259 0、0.351 2，總體處于低水平協調狀態，下游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上游、中游.從空間關聯格局特征來看，黃河流域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呈現“兩極化”分布狀態，中下游城市屬“高高”集聚類型，上游城市屬“低低”聚集型，區域集聚差異特征明顯.

3）6個因素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各影響因素對文旅協調發展的解釋力出現層級化特征.產業發展、政府調控、經濟發展、人才資源、創新驅動、基礎設施均對協調發展具有顯著驅動作用，其中產業發展、政府調控、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用更為強烈，人才資源、創新驅動的影響作用有待強化.基礎設施仍是黃河流域城市協調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要素.

4.2 建議

首先，強化地域合作交流.1）強化系統協調發展意識，將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看作國家文旅融合發展整體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依據上下游不同區域城市資源稟賦的差異，做好戰略發展定位，建立統一市場文化旅游監督管理條例;2）深化重點城市合作交流，暢通區域內部平臺往來，設立智庫聯盟、專項課題組、旅游機構協會等平臺，開展跨區域、跨部門、跨機構、跨學科的協作，實現政策協同、產業對接、人才共建;3）加大區域外部協作.強化河江聯動、河海聯動、河陸聯動，構建黃河流域與長江經濟帶、外貿港口、陸地交通網絡緊密互補、合作共贏的聯系，實現各區域優勢資源互補，共謀發展.

其次，加大文旅資源開發.一方面，大力挖掘文化資源，在注重黃河生態文化保護的同時，深度挖掘黃河流域獨特的地脈、文脈、水脈等要素，將治黃故事、名勝遺跡、民俗風情等文化，轉化為可感知、可體驗的黃河主題線路、黃河游樂項目、黃河名創優品、數字黃河課堂等項目與活動;另一方面，注重對上中游旅游景區景點的宣傳推廣，同時積極推動下游城市文化資源的創新性轉化，促進產業價值鏈的重構，打造獨具特色品牌的文化旅游市場，以避免同質化低水平競爭，促進旅游業提質升級.

最后，發揮核心城市輻射作用.在濟南市、煙臺市、青島市、鄭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晉中市、洛陽市等8大城市中建立黃河旅游聯盟，放大核心城市的資源溢出效應^［22］，打造黃河文旅協調新樣板，充分發揮重要核心城市連點串線、以線帶面的聯合帶動作用，促進上中下游區域間資源優勢互補，助力打造知名國際黃河文化旅游帶.

4.3 討論

研究綜合運用耦合協調、旅游相對優先度、地理探測器模型等模型方法，在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水平的基礎上，證實了核心城市在促進黃河流域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的增長極作用，明確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兩極化”特征，驗證了6個因素對協調發展的驅動作用.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牽涉多個區域，受多種因素影響.研究囿于數據可得性、完整性，僅采用了截面數據，動態展示協調發展的過程不足.未來可深挖數據來源，增加文化資源與旅游產業協調發展不同階段的對比分析與演化進程，也可立足于黃河流域文旅協調發展中的核心城市，進一步探討如何發揮核心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以點帶線、帶面，整體推動黃河流域文化旅游協調發展.

附錄見電子版（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2.09.23.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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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tourism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iu Kaixia^1，2a， Wang Wei^2a，b， Cheng Jinlong³， Hu Yujie^2b

（1.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2. a. College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b.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3. College of Land and Tourism，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934，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wo industries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aking 115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examples， the research used the methods such as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urism relative priority model， exploratory spatial analysi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s， to measu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drivers leading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1）Eight cities， including Jinan， Yantai， Qingdao， Zhengzhou， Chengdu， Xi'an， Jinzhong and Luoyang are in the stage of high-leve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play a core growth role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not obvious， but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ownstream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pstream and middle reaches. 2）The overall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ags behind the level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regional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s are relatively unbalanced. 3）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ws a "polarized" distribution state， with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city belonging to the "high-high" agglomeration type， and the upstream cities belonging to the "low-low" agglomeration type， and the regional agglomeration 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 4）Factors such as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GDP， the number of ordinary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the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and the number of highway mil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fluencing mechanism; Yellow River Basin

［責任編校 楊浦 劉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