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

秦佳良 徐嘉茹

摘要：在“雙碳目標”的號召下，綠色金融是引導節能減碳的重要市場金融工具，綠色創新是企業減少碳排放實現清潔化生產的重要手段。本文對江西、新疆、貴州、廣東、浙江五省區綠色金融改革創新實驗區進行準自然實驗，以滬深A股的上市企業為樣本構建雙重差分模型，對綠色金融與綠色創新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究，并針對企業和省份層面的其他變量進行異質性分析。研究發現，綠色金融政策能夠提升企業綠色創新能力；非國有企業、大規模企業、非重污染行業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普遍強于其他企業；同時地區開放水平也會影響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完善綠色金融改革體系；針對重污染行業制定對口指導方案；引入碳排放權交易機制，加強國際合作。

關鍵詞：綠色金融；綠色創新；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4.02.003

我國的高GDP 增速給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經濟的飛速發展往往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破壞逐漸引起國家的重視。近年來，國家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可持續發展可以使經濟發展的方式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在不損害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實現二者協調發展。而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對傳統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改革，改變原有的發展方式、探尋新的發展模式，實現經濟與生態并行成為新的熱點。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大會第21屆會議通過了以努力控制全球氣溫升幅在1.5℃以下為長期目標的《巴黎協定》，展現了全球政府或組織推動經濟向綠色、低碳、環保方向發展的決心。為了實現《巴黎協定》提出的全球目標，中國政府做出如下承諾：以2005年為標準，碳排放強度到2030年時下降65%以上。2020年9月進一步提出了“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雙碳承諾。

國內的上市企業作為推動國內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也是碳排放的主要貢獻者，如何改變粗放式發展方式進行轉型升級、解決現在碳排放過高的問題，是企業當下需要考慮的重點。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綠色環保的目標提出，國內逐漸出現了綠色保險、綠色債券、碳交易排放機制等綠色金融手段，用以解決企業的碳排放量過高的問題。近幾年來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國的綠色金融在政策的扶持下得到了長足發展，很多地區也響應政策號召，開始發行綠色債券、綠色信貸等，構建碳排放交易權市場機制，搭建綠色金融體系。綠色金融是金融在可持續發展思想下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它主要由綠色信貸、綠色債券和碳排放交易市場機制等工具構成。綠色金融可以促進經濟活動向著綠色環保方向發展，對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2015年，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的目標在我國首次提出，在后續的一系列發展規劃中，進一步強調綠色金融的重要性，從國家戰略層面的高度開始對綠色金融進行全局規劃。2016 年召開了G20 峰會，與會各國就綠色金融發展的必須性達成了高度的共識，綠色金融也因此再一次得到了世界范圍的關注。2017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七部委印發五?。▍^）建設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總體方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江西、新疆、貴州、廣東、浙江五?。ㄗ灾螀^）選擇部分地方建設各有側重和各具特色的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由此，綠色金融在我國迅速發展，截至2022年6月，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19.55萬億元，位居世界前列。

在企業內部，迫于現實壓力和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需求，進行綠色創新減少碳排放量的同時推動生產技術的轉型升級是較為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其中最為有效的方法就是進行技術創新，通過創新實現減少碳排放的目標，即綠色創新。綠色創新是指企業通過新的技術或新的制度方式等實現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環境效益同時提升的模式，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的重要推手，也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2020年中國專利申請數量同比增長16.1%，以68 720件位居世界第一，表現出我國企業強勁的創新能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我國企業在國家政策的影響下積極推動創新行為的發展。因此，了解綠色金融作為外部資源如何引導企業進行內部方向的轉變、開展綠色創新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同時，搭建綠色金融體系也是日后引導企業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1 文獻綜述

1.1 綠色金融

Labatt等［1］認為綠色金融是一種以規避環境風險，推動環境保護為目的的融資行為。Gray［2］認為綠色金融是一種考慮到環境因素與社會因素的金融體系，需要從自然資源的保護、排污量的降低和環境意識的提高這三個方面綜合考量。麥洪均等［3］認為，綠色金融可以定義為把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導向，相關金融機構在融資決策中將企業的潛在環境風險納入考慮的范疇。王遙等［4］認為，綠色金融是一種金融活動，它可以通過信貸、基金、債券等工具引導資金流向，能夠為支持環境改善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提供融資。安同信等［5］則考慮到我國的金融情況提出了綠色金融的概念，認為綠色金融是有效推動我國經濟轉型的抓手，具有去行業杠桿等作用。

學界對于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構建沒有統一的定論，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以單一指標測算。如孫焱林等［6］通過對環保類上市公司得到的金融機構的借款、發行的債券以及來自政府的補助相加作為衡量地區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如Marcel［7］計量綠色金融發展水平是通過信貸、債券、保險、投資和碳金融五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算得。二是利用熵值法賦權計算得出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如張莉莉等［8］通過從綠色企業和從事綠色業務的傳統企業出發，通過熵值法確定權重后得到綠色金融發展水平。

在綠色金融對宏觀經濟影響研究方面，Gilber等［9］認為，私人資本的流向會受到綠色金融工具的影響，綠色保險、綠色基金等綠色金融產品可以通過整合私人資本從而優化資金的流向結構。江紅莉等［10］對23個省市的動態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后發現，綠色金融可以顯著抑制碳排放量的增長。

1.2 企業綠色創新

國內外學者針對綠色創新的定義有不同的看法。Hellstrom［11］認為綠色創新不僅能夠涵蓋環境友好型的產品，還包括能改進生活其他方面的新產品。付幗等［12］認為綠色創新與一般創新的本質區別在于綠色創新能夠通過產品創新、技術創新、觀念創新和制度創新等方式減少或者削除對于環境的負面影響，產生環境收益。

目前學界針對綠色創新水平的衡量，主要有以投入衡量和以產出衡量兩個方法。一是以創新投入來衡量綠色創新水平。如彭文斌等［13］采用地方財政科技投入和從業科技人員數量作為衡量變量。二是以專利數量產出來衡量企業的創新水平。如賀宏等［14］采用企業的綠色專利申請量作為企業的綠色創新測算指標。

在企業綠色創新影響因素方面，現有文獻對于綠色創新研究主要集中在環境規制類的政策研究，且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差異。從宏觀上來看，韓晶［15］研究發現，我國的綠色創新效率顯示出較強的地區差異性，隨地區的轉變效率變化的幅度很大，同時，外資進入、結構調整可以顯著推動綠色創新效率的提高。曹霞等［16］則認為，環境規制強度與創新效率之間的關系呈“U”形，即隨著環境治理實施的時間的推進，創新效率會先降低再提高。也有學者如Kneller等［17］認為，環境規制會限制企業的創新水平提高，因為這會導致企業環保支出增加，從而抬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不利于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李青原等［18］通過對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業企業的研究后發現，排污費的收取可以激勵企業自身進行綠色創新，而環保補助反而會使企業產生“惰性”，降低企業的創新能力。

1.3 綠色金融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學界針對綠色金融對綠色創新的影響仍存在著促進和阻礙的兩種觀點。一方面有學者認為，綠色金融的發展可以給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并且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倡導綠色節約的風氣，能夠倒逼企業進行綠色創新從而影響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如Ana［19］研究發現綠色金融體系越多元化，綠色技術創新能力越強。Woo等［20］等通過實證分析也同樣支持這樣的結論。Fan等［21］研究發現企業綠色創新可以通過銀行綠色信貸的增加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綠色金融則會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的融資能力，對于此類相關企業有更嚴格的條件制約，造成該類企業資金約束的困境，不利于此類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發展。如Yan等［22］研究發現強制型的綠色保險會對企業的綠色創新產生不利影響；Mark［23］研究在碳金融制度下，兩高企業需要將原本用于技術研發的資金轉而用于購買碳排放權，影響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丁杰［24］、于波［25］研究發現綠色信貸的發行對于重污染企業的綠色創新有負向的影響；李戎等［26］同樣認為，綠色金融發展對于低污染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提高更加顯著。

通過已有文獻發現，首先，綠色金融中雖然包含了綠色債券、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碳排放交易體系等工具，但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還是綠色信貸。并且綠色信貸的發行主體主要是商業銀行、金融機構與政府相關機構等，相較于綠色債券而言，其發行主體更加統一，針對綠色信貸的研究也更加豐富。已有不少學者提出，公司發行綠色債券以及綠色信貸的數量增加會提高企業的創新水平，但關于綠色金融作用于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機制和路徑還需進一步探究。其次，綠色金融的發展為企業提供資金進行綠色轉型升級，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手段。綠色創新作為一種創新手段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的高污染排放。但由于我國綠色金融發展起步尚晚，關于綠色金融的相關法律法規尚未健全，對于綠色金融能否促進企業的綠色創新仍需要更多的探究。對于市場激勵型的綠色金融的發展與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機制進行梳理，有助于厘清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但對于綠色金融如何影響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的文獻還不多，影響水平尚不明確，仍需進一步的研究。

2 研究假設和模型構建

2.1 研究假設

綠色創新是指對通過研發新的技術或產品以減輕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或生態破壞。而以企業為主體的綠色創新主要集中在創新工藝流程、使用更環保的原料、發明綠色的產品、采取更綠色的制度等，而這些集中體現在企業的綠色專利的數量和質量上，包括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楊楠［27］發現，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與企業的負債率呈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企業研發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資金作為資源配置中的重要元素，如何構建一個可以將資本配置到有潛力的創新企業中的金融體系，使其兼具合理性且富有競爭力，是推動經濟創新發展的基礎［28］。然而，很多研究都表明，現階段我國仍存在著較為嚴重的資源錯配問題。如蔡昉［29］研究發現，現階段我國資源錯配問題嚴重，具體表現為資源配置僵化和資源配置退化；Hsieh等［30］研究發現，我國銀行業存在嚴重的資源錯配問題，是不完全的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導致的。并且，Tombe等［31］研究發現，在針對特殊的重污染行業時，過去慣常使用的環境規制方法會對企業的生產要素成本產生非對稱影響，導致企業間的資源錯配現象。

綠色金融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相較于傳統的命令控制式政策，更強調通過市場這一激勵方式進行資源流向的引導，如王艷麗等［32］研究發現，綠色信貸政策可以優化企業的資源配置，是依靠提高重污染企業的投資效率實現的；丁寧等［33］通過對我國銀行業研究后發現，實施綠色信貸可以通過降低銀行的信用風險，提升信譽，優化其資源配置。也就是說，綠色金融可以通過增加企業的資金獲取來源使企業能夠投入相關的資源進行研發，優化企業的資源配置，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效率。

對于政府來說，通過一系列政策法規構建綠色金融發展平臺，推動環境權益交易市場的完善，從而引導綠色金融體系進一步完善，能夠以政府資源作為杠桿撬動社會資源，引導市場資源流向相關企業，從而推動企業的創新能力發展。如齊紹洲等［34］通過研究環境權益交易市場政策與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相互關系后發現，環境權益交易市場政策的推行確實能夠推動試點地區重污染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Berrone等［35］研究發現，政府采取的傳統環境規制方法會產生“倒逼”效應，通過提高企業的相關研發投入來推動企業的綠色創新。同時，政府對綠色金融體系進行完善與監控也可以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產生，降低相關的風險，且政府的宣傳與相關政策的出臺能夠激發市場對于綠色金融以及綠色創新的熱情。對于金融機構而言，政府的大力宣傳與嚴格審查使資金流向了經營狀況良好并有一定信譽的企業，風險更小。對于資源流入終端企業而言，嚴格的審查與完善的體系能夠使他們以更低的成本獲取資源，并將其投入到綠色創新中，使企業的資金更加充足，能夠提高企業在綠色創新方面的容錯率，降低風險，能夠在實現低碳轉型的同時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如周煊等［36］從專利申請的數量和質量方面考察企業創新和企業績效的關系后發現，專利數量越多，企業的財務績效越好，并且質量水平高的專利更能夠推動企業銷售收入的提升。

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共同構成綠色專利。其中，發明專利是指對產品、方法或者其改進所提出的新的技術方案；實用新型則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等所提出的適于實用的新的技術方案。綠色專利可以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的高度統一，推動這二者協調發展。如林賽燕等［37］研究發現，在企業本身之外，集團成員的綠色創新也能夠使企業的績效得到顯著的提升；王玉林等［38］研究發現，綠色創新不僅能夠提高企業的環境績效，也可以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企業可以通過進行綠色發明及其他技術的研發申請綠色專利以推動綠色創新水平的提高，而不管是發明專利還是實用新型專利，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通過綠色金融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企業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獲取相關資源投入創新研發，而一般而言，創新研發的投入水平與產出水平正相關。因此，根據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1：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呈正相關。

2.2 模型構建

根據上述研究假設，本文采取雙重差分模型進行檢驗。以2017年6月國務院將江西、新疆、貴州、廣東、浙江五省區作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試點的決議為準自然實驗，把上述五省區的上市公司作為實驗組，其余則作為對照組。鑒于政策是在2017 年中旬發布，2017年度的數據很難判斷是否受到了政策影響，于是將2013—2016年視為政策未實施時間，2018—2021年視為政策實施時間，以識別政策凈效應。由于綠色專利的方差較大，對其進行取對數的處理。構建的雙重差分具體模型如下：

3 研究設計

3.1 數據采集

選取2013—2016 年，2018—2021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以2017年6月七部門聯合發布的五省區建設綠色金融改革創新實驗區的試點決議作為準自然實驗，研究政策推動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對上市企業綠色創新產生的影響。由于金融行業是綠色金融的主要提供者，綠色創新的主體大多為非金融服務行業的企業，因此剔除貨幣金融服務上市企業。除此之外，對ST類、PT類企業以及相關數據缺失的企業進行剔除處理。所用數據類型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企業當年自身綠色專利獲取數量，包括企業當年獲得的綠色發明專利數量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數量。另一類是企業的基本信息與財務數據。以上兩類數據分別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和國泰安（CSMAR）數據庫。對數據進行篩選和清洗后，最終得到4 096個有效樣本數據。

3.2 變量度量

3.2.1 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參考黎文靖和鄭曼妮［39］的方法，選用綠色專利的申請數量作為企業創新水平的衡量指標。一所企業的綠色專利數量越多，表明企業擁有更多其他企業不具備的相關技術與發明，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企業的創新水平。專利分為三類：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紤]到外觀設計專利不涉及產品、技術或者流程創新，不能反映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故剔除。同時，綠色專利在經過政府審核后才會授予，經由政府審核的綠色專利數量可以更加準確地反映出企業真實的綠色創新水平，因此本文采用企業當年獲得的綠色專利（GrePat）作為衡量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被解釋變量進行研究，其中，外觀設計專利不計入綠色專利中。

3.2.2 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為綠色金融發展的政策效應，參考李戎和劉璐茜［26］的研究，采用交互項Treat×Post 表示政策凈效應，其中Treat 取值為0或1，如上市公司在試驗區省份內取值為1，否則為0；Post 為時間虛擬變量，政策頒布前取值為0，政策頒布后取值為1。

3.2.3 控制變量

企業的綠色創新除了受政策因素的影響之外，也受企業自身或企業外部其他變量的影響。選取如下控制變量：產權制度（Ownership），是指企業的財產制度，國有企業往往會針對政策有更良好的反應，更能夠順應政策實現企業的低碳化轉型，綠色創新能力會更高。行業類別（Indtyp），不同行業類別的企業在面對綠色金融發展時表現出不同的綠色創新水平，其中以重污染企業和非重污染企業的差別最為明顯。企業屬地（Prov），企業的不同屬地也會影響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東部地區的經濟相對發達，對外開放水平更高，有更加充足的資金、更加先進的管理經驗，與外部交流聯系更多，在綠色創新方面表現會更好。資產負債率（Debt），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適當較高，企業更能夠有充足的資金投入綠色創新研發。企業規模（Size），同樣也是影響企業進行創新的重要因素，以企業期末的資產總值作為衡量企業規模的變量。發展能力（Asset_imp），選取企業的資產增長率來代表，企業的資產增長率越高，說明企業的發展能力越強，綠色創新能力可能越高。盈利能力（ROA），可以以企業的資產報酬率表現，盈利能力越強的企業越有投入研發的意愿，相應的綠色金融創新能力就越高?，F金流（Cash），企業的現金流越健康，越表示企業有多余的現金可以投入創新活動中，而企業的創新活動投入一般而言都與創新產出具有正相關關系，即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也會提高。

4 實證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可見上市企業獲得綠色專利的數量有非常大的差距，說明不同企業之間確實存在著較為顯著的綠色創新能力差異。同時，上市公司在主要控制變量之間仍然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如在資產負債率方面，最小值為-0.19，最大值為2.86，表現出企業之間的經營狀況存在較大的區別。

4.2 相關性分析

表2是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其中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和企業所有制類型、所屬行業和企業資產負債率具有顯著的相關性。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與企業所有制、所處行業類型、股利分配率和總資產凈利潤率均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研究變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但仍需要進一步確定各個變量間的具體關系。

4.3 平行趨勢檢驗

平行趨勢檢驗是運用雙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設，即在政策實施之前，試點省區的上市企業與非試點省區的上市企業在綠色創新水平上基本保持一致；而在政策實施之后試點省區的上市企業與非試點省區的上市企業在綠色專利的授予數量上的平行趨勢被打破，構建模型進行平行趨勢檢驗：

回歸結果如圖1所示，其中橫軸為政策時間點：0表示政策執行年（即2017年），0之前為2017年之前，0之后為2017 年之后，0 對應的垂直直線為政策執行分割線?？v軸為政策動態效應，展示了系數θj 及其95%的置信區間，垂直直線為政策執行的分割線，可以看出，交互項估計系數在試點政策執行之前不顯著，而在試點政策執行之后，交互項系數基本顯著。

其他年份的平行趨勢檢驗系數均通過檢驗，在2019年平行趨勢檢驗系數出現了不顯著的情況，可能是由于中美貿易摩擦對相關企業的資金設備等產生了影響，進而影響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中美貿易摩擦會給企業的融資造成一定的壓力，此時企業金融配置資產擠出主要集中于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一定程度上會降低企業的創新能力［40］。

4.4 假設檢驗

按照式（1）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綠色專利數量（GrePat）作為因變量?？梢钥闯?，政策凈效應對綠色專利數量的影響是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的，相關系數為0.271。說明浙江、江西、廣東、貴州和新疆五省區開展綠色金融試點政策確實對當地的上市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產生了正向的影響。因此，假設H1得到驗證。表3中的列（1）（2）（3）分別為控制了時間固定效應和個體固定效應、不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和不控制個體固定效應的結果，可以看出政策凈效應交互項Treat×Post 的系數仍然是在1% 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的，分別為0.247和0.360，結論不變。

4.5 穩健性檢驗

進行了三個方面的穩健性檢驗。首先，更換因變量度量方法。分別：（1）把上市公司當年獲得的所有綠色專利占上市公司當年獲得的所有發明專利的占比作為綠色創新的替代指標進行檢驗；（2）將上市公司當年獨立申請的綠色專利（包括綠色發明專利與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數量取自然對數作為代表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因變量進行檢驗。然后，更換政策沖擊實點，分別選取了2014年、2015年、2016年作為政策沖擊點，將沖擊項之后的年份取1，沖擊項及其之前的年份取0，運用同樣的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回歸。（3）改變樣本數量，分別選取從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開始的樣本再次進行檢驗。上述檢驗均能驗證前文假設檢驗結果的穩健性①。

4.6 異質性分析

4.6.1 公司規模的異質性

按照公司規模大小，確定了規模較大的公司數據和規模較小的公司數據兩個子樣本。劃分標準是企業的期末資產總值中位數，大于中位數的記為規模較大的公司，而小于中位數的記為規模較小的公司，最終得到2 048個大規模公司的子樣本和2 048個小規模公司的子樣本。表4中的列（1）（2）分別為大規模公司和小規模公司的模型回歸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大規模公司的政策凈效應Treat×Post 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系數為0.498，而小規模公司的交互項系數不顯著。公司規模的異質性研究結果支持了熊彼特假說，即大企業在綠色金融發展的情況下相對于小企業其綠色創新水平的提高更明顯，原因有很多：規模較大的公司往往有富余的資金可以投入創新，并且承擔風險的能力也優于規模較小的公司。并且，規模較大的公司有更高的知名度、往往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信譽條件也會更好，在綠色金融發展的背景下往往因為其優秀的信譽條件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獲得相關資源的審批，比小規模公司更容易獲取資源。

4.6.2 企業負債率的異質性

由于企業規模的差異，大企業往往擁有更加充裕的資金，而小企業往往面對資金困境。而大企業由于發展歷史長、擔保物數量充足、信譽優秀，往往更容易獲得相關金融機構或者政府的貸款。小企業在面對更大的經營壓力的情況下，可能不會將資金用于綠色創新相關技術的研發，因此，在討論企業負債率時，也根據企業規模的大小進行分類。對樣本根據規模大小和資產負債率進行分類后，分成了小企業低負債率、小企業高負債率、大企業低負債率和大企業高負債率四組子樣本。表4中的列（3）（4）（5）（6）分別代表四組子樣本數據回歸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小企業無論負債率高低，其政策交互項Treat×Post 的系數都不顯著，這也與上文企業規模異質性得出的結論一致。而大企業資產負債率較低時，政策交互項Treat×Post 的系數在5% 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系數為0.717，說明當大企業資產負債率適當偏低時，才能夠有效推動企業的綠色創新。這與學界的普遍結論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企業獲得綠色金融產品支持的前提是需要具有一定的資質，并且對企業的信譽條件和風險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大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偏低，說明企業的風險小，相關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的提供商更愿意提供貸款給此類企業，企業也就更有能力進行綠色創新技術的研發。

4.6.3 產權制度的異質性

根據企業的產權制度對樣本進行分類，分為國營或國有控股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類。在已有的4 096個樣本中，有1 832條數據來自國營或國有控股企業，剩下的2 264條數據來自非國有企業。得到結果如表5所示，列（7）為非國有企業，列（8）為國營或國有控股企業，可見非國有企業的政策凈效應Treat×Post 項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系數為0.300；國有企業的政策凈效應項則不顯著，表明綠色金融政策確實在企業產權制度方面存在異質性，并且對于非國有企業的提升更明顯。國有企業往往需要面對更高的績效壓力，因此更加短視，在面對較高績效壓力的情況下資金會流往金融投機行為，擠占研發創新的資金。并且由于存在體制束縛，相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國有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面臨著生產效率和創新效率的雙重損失。此外，機構投資人的存在對于民營企業的創新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于國有企業而言其作用不太顯著［41］。

4.6.4 行業類別的異質性

綠色金融發展的目的是引導資源流向環保、節能、清潔的項目并進一步推動經濟的減排降碳，倒逼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綠色化轉型。為了探究綠色金融的發展對于高污染高能耗產業是否具有積極作用，本文根據2008年環境部印發的《上市公司環保核查行業分類管理名錄》將樣本按照不同的行業劃分成了重污染產業和非重污染企業，其中重污染產業樣本數據有992條，非重污染企業的樣本數據有3 104條。對兩個子樣本按照前文所述的模型進行回歸后結果見表5，列（9）代表的是非重污染行業樣本結果，列（10）代表的是重污染行業樣本結果?？梢钥闯?，非重污染行業政策凈效應交互項Treat×Post 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系數為0.380，說明綠色金融發展對于非重污染行業的綠色創新能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于重污染行業的綠色創新能力影響則不顯著?？陀^上來說，綠色金融的提供者也可以向高污染高能耗行業的企業提供金融服務，但不得不考慮為此類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高風險，因此對于高污染高能耗企業來說，獲得綠色金融產品服務的成本會比非污染企業的成本更高。綠色金融的發展會使金融服務提供機構減少對于重污染企業的長期負債。而綠色創新需要技術支撐，是一個投資大、周期長的過程，重污染企業在長期負債減少的情況下無法進行綠色技術的長期研發。

4.6.5 地區開放水平的異質性

按照地區開放水平，劃分為高對外開放水平和低對外開放水平兩個子樣本，劃分依據是國家統計局的省際年度經營單位所在地貨物進出口總額的數量中位數。通過對2013—2021 年省際年度經營單位所在地貨物進出口總額求平均數后，大于平均數中位數值的記為1，其他地區記為0。對兩個子樣本按照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5 所示。列（11）表示高對外開放水平地區的回歸結果，列（12）表示低對外開放水平地區回歸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高對外開放水平地區的政策凈效應交互項在10% 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系數為0.244，低對外開放水平地區則不顯著。說明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對綠色創新的影響在高對外開放水平地區的效果好于低對外開放水平地區。對外開放水平越高，外商投資越多，企業可以獲得的資金與技術支持就越多，就越有利于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的提高。開放水平的提高會普遍提高大部分企業的創新水平。

5 結論與啟示

5.1 研究結論

本文以2017 年6 月國務院將浙江、江西、廣東、貴州和新疆五省作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試點的決議為準自然實驗，探究政策對于企業的綠色創新的影響，通過構建雙重差分模型后發現，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的政策的執行確實能夠顯著推動試點地區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的積極發展，并且在替換了其他衡量綠色創新水平的變量后結論仍然成立，說明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的政策確實有顯著的效果，為綠色金融發展和綠色創新水平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可靠的分析。

此外，本文的異質性分析結論如下：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政策對于推動非國有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提高有明顯的效果，而對國有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的提高沒有明顯效果。這一結論普遍存在于我國的大部分企業中。因此，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市場化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政策對于推動資產總值多的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提高有明顯的效果，而對于資產總值少的企業而言不能夠推動其綠色創新能力的提高。同時，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政策對于重污染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沒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對于非重污染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大企業往往有更優秀的技術人才，有更多的抵押物可以獲得貸款，信譽等也比小企業優秀，抗風險能力比小企業好，因此獲得綠色貸款的成本比小企業低，也更容易有綠色技術的產出。其次，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政策對于高負債率的企業而言沒有顯著的刺激其綠色創新能力提高的作用。對于規模較大且資產負債率較低的公司而言，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政策能夠推動其綠色創新的進步。對從事綠色技術研發的公司而言，低資產負債率就意味著更小的風險，而綠色技術的研發是一個不斷試錯、風險極高的過程，因此綠色金融服務的提供商會優先考慮向低負債率的企業提供貸款，從而促進其發展的良性循環。最后，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效果確實受到企業所在地區的開放水平的影響。一個地區的開放水平越高，企業越有可能接收到國外的投資或者與國外的企業合作，從而能夠學習到國外企業相對先進的技術或者管理經驗，從而對企業的綠色創新績效產生正向的影響。

5.2 管理啟示

第一，繼續推進綠色金融改革，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穩步推進綠色金融給改革，政策制定者可以觀察試點地區企業的反應，總結相關經驗后在更大范圍推動綠色金融改革，助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鼓勵金融機構為綠色創新項目提供優惠貸款。同時，監管部門可以對金融機構實施綠色信貸考核，以促使金融機構更積極地支持綠色創新。推動綠色債券市場的發展，為綠色創新項目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政府可以制定綠色債券發行標準和認證機制，引導企業通過綠色債券籌集資金。同時，可以支持建立綠色技術轉移平臺，促進綠色技術的交流與合作，幫助企業更快地掌握先進的綠色技術。

第二，設立小企業專項支持政策，加強中小企業合作。政府可以設立針對小企業的綠色創新專項支持政策，包括資金補貼、稅收優惠等，以降低小企業綠色創新的成本和風險。設立小企業綠色金融專項基金，用于支持綠色創新項目。這有助于為小企業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降低綠色創新的投資風險。政府和相關機構可以建立綠色創新孵化器，為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市場推廣、人才培訓等一站式服務。鼓勵大企業與小企業開展綠色創新合作和信息交流，建立綠色創新信息共享平臺，共享綠色創新資源，通過產業鏈整合、技術轉移等方式，幫助小企業提升綠色創新水平［42］。優化綠色金融監管政策，簡化小企業綠色創新項目的審批流程，降低行政成本，為小企業綠色創新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第三，強化大企業財務管理，設立綠色金融風險補償機制。政府應加強對大企業財務管理的培訓和指導，幫助企業優化資產結構，降低負債水平，提高企業抗風險能力，通過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大企業將盈利再投資于綠色創新項目，減少對外部融資的依賴，降低資產負債率。鼓勵大企業優化融資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如發行綠色債券、股權融資等，降低企業的負債成本和負債水平。政府可以設立綠色金融風險補償機制，為金融機構提供風險補償，降低金融機構對企業資產負債率的過度關注，從而更積極地支持綠色創新項目。建立完善的企業信用評級體系，對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財務狀況等進行綜合評價，為金融機構提供更準確的信用信息，降低融資成本。政府應引導大企業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淘汰過剩產能，優化資源配置，降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提高綠色創新能力。

第四，強化國有企業綠色責任，提高國有企業綠色創新投入。政府應明確國有企業在綠色發展中的責任和使命，引導國有企業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將綠色創新納入企業戰略規劃?？梢酝ㄟ^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國有企業加大綠色創新投入，提高綠色創新能力。鼓勵國有企業利用綠色金融工具，如綠色債券、綠色信貸等，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建立針對國有企業的綠色創新評價體系，對國有企業的綠色創新成果進行評價和獎勵，以激勵更多國有企業投入綠色創新。

第五，加強重污染行業環境監管，建立綠色創新激勵機制。政府應加大對重污染行業的環境監管力度，嚴格執行環保法規，提高企業環境違法成本，促使企業轉向綠色創新。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應提高重污染行業企業獲得綠色金融支持的準入門檻，要求企業在環境污染指標等方面達到一定標準，以確保綠色金融資源更有效地投向綠色創新項目。政府可以設立綠色創新獎勵基金，對在綠色創新領域取得突出成果的重污染行業企業給予獎勵，激發企業綠色創新積極性。政府應支持重污染行業企業加強綠色技術研發，引進國際先進的綠色技術，推動重污染行業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提升。

第六，提高地區開放水平，加強低對外開放地區的綠色創新人才培養。政府應積極推動低對外開放地區的開放政策，吸引外資進入，引入國際先進的綠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綠色金融和綠色創新的發展。加強對低對外開放地區的綠色金融政策宣傳和培訓，提高企業和金融機構對綠色金融的認識和應用能力。政府可以將綠色金融試點范圍擴大到低對外開放地區，推動綠色金融政策在更廣泛地區的實施，促進綠色創新能力的提升。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應引導金融資源向綠色創新領域傾斜，支持低對外開放地區的綠色產業發展。政府和企業應加大對綠色創新人才的培養力度，提高低對外開放地區的綠色創新能力，可以通過設立綠色創新專業、提供綠色創新培訓等方式，培養綠色創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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