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政府無項目審計模式探索

牛曉葉 秦偉

摘要：新證券法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實施，為配合新法實施以及注冊制改革的信息披露要求，新證券法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改革，對會計師事務所的責任和工作質量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為了研究新證券法對事務所審計質量的影響，本文以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后文簡稱畢馬威）為研究對象，基于被審計單位的盈余管理和事務所對審計質量的重視程度兩個視角，對畢馬威在新證券法實施前后的審計質量變化進行分析，探究新證券法對于提升事務所審計質量的影響。

關鍵詞：盈余管理審計意見審計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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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年3月1日，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文中簡稱新證券法）正式施行。新證券法加重了證券投資咨詢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證券服務機構違規的法律責任，強化了中介機構的“看門人”作用，彰顯了其在投資者保護和信息披露中的重要性。會計師事務所通過對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做出公允的評價，發表審計意見，出具審計報告，向投資者提供對投資方面的關鍵信息和風險信號。為達到特定目的，上市公司也會通過盈余管理的方式使財務報表呈現出管理層所期望的盈余水平。因此，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及鑒證業務方面對上市公司經營管理的評價、投資者的權益保障以及資本市場的規范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新證券法通過進一步完善證券市場基本制度，對事務所的審計質量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本文從兩方面進行分析：第一，以新證券法施行日期為節點，分析前后三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第二，以新證券法施行日期為節點，分析前后三年會計師事務所對審計質量的重視程度?；谝陨纤伎?，本文選擇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為研究對象，基于被審計單位的盈余管理和事務所對審計質量的重視程度兩個視角，分析新證券法的施行對事務所審計質量的影響。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研究樣本。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是世界頂級的會計專業服務機構之一，提供審計、稅務和咨詢等專業服務，與普華永道、德勤和安永并稱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據畢馬威披露的信息顯示，2021年其國內審計及鑒證業務收入為381116.33萬元，占總業務收入的93%。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統計，2021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排行榜中，綜合得分900分以上的事務所有四家，畢馬威位列第三。

在研究中，本文選取了畢馬威連續審計的單位作為研究盈余管理問題的案例企業，包括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后文簡稱京東方）、四川科倫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后文簡稱科倫藥業）以及沈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后文簡稱沈陽化工），通過分析上述三家被審計單位在新證券法施行前后的盈余管理情況，得出新證券法對事務所審計質量產生的影響。

新證券法于2020年開始施行，因此，本文選取畢馬威2017-2022年的數據，相關數據來源于畢馬威官方網站、上市公司年報以及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等。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對比分析法來研究新證券法對畢馬威事務所審計質量產生的影響，對比維度有兩個，其一是畢馬威對其審計客戶的盈余管理的容忍程度。由于畢馬威對三個審計對象出具的審計報告均是無保留意見，那么可以認定，審計對象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表明畢馬威對其盈余管理的容忍程度越低，審計質量越高[1]。其二，本文以2020年為節點，搜集了前后三年畢馬威在提高審計質量方面做出改進的信息，分析事務所對審計質量的重視程度，作為衡量新證券法影響事務所審計質量的另一評判標準。

新證券法于2020年開始施行，如果畢馬威在2020～2022年較2017～2019年發生明顯變化，比如對被審計單位的盈余管理容忍度下降，對審計質量的重視程度提高等，就表明新證券法提高了事務所的審計質量。

（三）指標衡量指標衡量細則如表1所示。本文為了準確衡量審計客戶的盈余管理水平，從三個指標入手：

第一，在建工程轉固定資產是否不及時。在會計準則中，允許一部分費用項目通過在建工程進行資本化。并和固定資產相比，在建工程未達到使用狀態，所以不計提折舊?；谝陨咸攸c，上市公司就可以在在建工程項目上進行盈余管理，通過費用資本化來調節利潤，或通過主觀控制項目進度來提前或延遲在建工程轉固定資產，從而減輕企業折舊費用的壓力。如果一家公司的在建工程占固定資產比率過大，那么管理層可能就會存在盈余管理行為[2]。

第二，非經常性損益占比是否異常。公司利潤由主營業務利潤、其他利潤、投資收益、補貼收入和營業外收入等幾部分構成。如果公司利潤主要來源于主營業務利潤，說明公司主營業務突出，且穩定性和持續性較好；反之，如是“非經常性收益挑大梁”的情況，則要考慮公司是否存在通過此種方法調節利潤的情況[3]。

第三，應收賬款是否異常變動。應收賬款是伴隨企業銷售行為的發生而形成的一項債權，因此，應收賬款的確認與收入的確認密切相關，這也使得應收賬款科目成為企業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如果應收賬款占營業收入比例過大，或者收入和利潤大幅度增長，應收賬款卻以更大比例增長，或者收入和利潤下滑，而應收賬款卻大幅度增長，都說明公司實際經營資金流入不足，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行為[4]。

為了較為全面衡量事務所對審計質量的重視程度，本文從兩個指標入手：第一，畢馬威公布涉及“審計質量”的公告數量變化；第二，畢馬威受到行政監管的情況。

三、數據分析

（一）被審計單位的盈余管理程度

1.在建工程的盈余管理

本文搜集了京東方、沈陽化工和科倫藥業2017～2022年在建工程與固定資產的財務數據，分析了六年間的數據變動關系，京東方、沈陽化工和科倫藥業的在建工程與固定資產比率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京東方2020年的在建工程與固定資產比率比2019年降低了超過50%，是這六年間首次降低且降幅最明顯的一次。單從指標大小來看，2017-2019年這一比率一直維持在40%以上，甚至在2019年逼近70%。相較于京東方，科倫藥業在該數據上的反映較為平穩；沈陽化工雖在2020～2021年間出現上升趨勢，但該數據并不算高。一般來說，如果比率達到30%以上，財務狀況惡化風險將大幅增加。而新證券法沒有施行的前三年，京東方的在建工程與固定資產比率不降反升，說明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問題，在新證券法施行之后，該比率明顯降低，甚至在2020年由69%降到19%，此后三年便趨于穩定。不僅如此，在2017和2019年年報中，由于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重變化較大，均在在建工程項中做出了“新投建項目尚未轉固，在建工程增加”的重大變動說明。而在2020年的重大變動說明中，該項以“在建工程減少”的理由做出說明，同樣可以表明2020年新證券法的施行對在建工程的盈余管理產生了抑制作用。

2.非經常性損益的盈余管理

表3為三家公司非經常性損益占凈利潤的比率情況。據年報表述，京東方和沈陽化工的凈利潤科目在2019年和2022年呈現負值，而非經常性損益科目在2017～2022年間均呈現為正值，即為非經常性收益。由表3可知，在2017～2018年，沈陽化工非經常性收益占凈利潤的比重均達到50%以上，很大程度表明其曾利用此科目調節盈余。這種非經常性收益過大的情況有可能掩蓋公司的真實業績，使投資者無法了解到公司的真實情況而導致投資失敗。而在新證券法施行后，這一比率在2020年降低到了7.54%。2021年該比率為14.02%，但也較新證券法施行之前改善了許多。京東方和科倫藥業非經常性損益與凈利潤比率分別在2018年和2019年達到峰值，即66.56%和59.59%。同樣的，在新證券法施行之后，該數據都呈現下降趨勢，并在2021年降至10%以下。2019年以前這一比率之大，給當期盈利真實性的表述帶來重大影響，也說明三家公司呈現的盈利情況失真。2020年后比率的大幅下降也表明了新證券法的施行提高了審計質量，減少了企業盈余管理的行為。

3.應收賬款的盈余管理

由表4可以看出，新證券法施行之前，無論營業收入和凈利潤是增長還是下滑，京東方和科倫藥業的應收賬款都在大幅增長。這表明在新證券法施行之前，京東方和科倫藥業實際經營資金流入不足，存在白條利潤和盈余管理的行為。而在新證券法施行之后，京東方的應收賬款增長率得到很好的控制，連續兩年低于凈利潤增長率，并在2022年呈現負值；科倫藥業的應收賬款連續兩年增長率為負，并且在2022年也低于營業收入和凈利潤的增長率，與2020年以前相比，得到了較好的控制。這一現象表明新證券法的施行對京東方和科倫藥業的盈余管理行為起到了抑制作用，而沈陽化工在該數據上并無明顯變化。

根據統計，畢馬威對京東方、沈陽化工和科倫藥業在2017～2022年間出具的審計意見均為標準無保留意見。因此，本文將審計意見維度作為固定值，著重研究審計對象在新證券法施行前后盈余管理的情況[5]。新證券法在法律層面提高了對審計質量的要求，進而使得會計師事務所提高了對被審計單位的要求，間接降低了被審計單位的盈余管理程度，被審計單位的財務報表較新證券法施行之前更符合標準無保留意見，也代表著畢馬威的審計質量更高。

（二）事務所對審計質量的重視程度

1988 年，我國學者鄧珞華提出：詞頻的波動與社會現象和情報現象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社會現象和情報現象會引起一定的詞頻波動現象[6]。詞頻分析法可以作為一種新的情報分析研究方法，因此，通過統計關鍵詞、主題詞等核心詞匯在畢馬威的官方公告中出現的頻次，可以判斷該事務所在審計領域的工作重點和發展趨勢。

本文以畢馬威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為來源，在2017～2022年間公布的有關審計質量的公告中統計涉及審計質量的年度搜索結果數量，如圖1所示。

由圖1可知，畢馬威在2017～2019年間公布的有關審計質量的搜索結果較少，三年總計255條，而在2020～2022年間該數據一直保持在260條以上。同時根據計算，2017～2019年間每年搜索結果數量均占過去六年總計的15%以下；而將新證券法施行后，這個比例大幅上升。以上這些數據表明畢馬威在新證券法施行后，明顯加大了對審計質量的關注。2020年起，畢馬威就實施了多項有關提升審計質量的舉措，包括把審計質量、審計培訓和審計技術解決方案規劃部門合并為新的審計質量及發展部；推出質量控制計劃，在審計的施行和完成階段對審計工作底稿進行獨立檢查；發布《2020年度審計質量報告》等。

據圖2所示，畢馬威在2017～2019年間共計4次被行業主管部門、證券監督管理機構采取行政監管措施，其中7人次被行業主管部門、證券監督管理機構采取行政監管措施；而在2020～2022年間，上述兩項數據均為0，畢馬威及注冊會計師并未被采取任何行政監管措施，證明畢馬威的審計質量在新證券法施行后得到提升。

四、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在盈余管理和事務所對審計質量的重視程度的視角上，以新證券法施行為節點，研究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變化。主要研究結論為：新證券法的施行能夠提升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

本文以畢馬威一個對象進行案例分析，對于研究新證券法的施行對事務所審計質量的影響只是初步嘗試，仍有部分不足。下一步將會搜集更多的研究對象及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從而得出更具普適性的研究結果。

（二）政策啟示

1.從新證券法對審計質量的影響效果來看，相關部門應繼續提高監管力度。通過進一步建立健全審計方面的法律法規，來促進審計質量提升。一是通過加大執法力度，嚴格處罰，讓會計師事務所發揮好“看門人”的作用；二是通過加大檢查力度，提升會計師事務所的執業水平，推動事務所完善質控體系。

2.從新證券法影響審計質量的作用機制來看，國家應進一步明確相關法律法規對會計師事務所和被審計單位的監管效力。一方面可以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直接作用于會計師事務所，使其提高職業水平，進而提高審計質量；另一方面使事務所抑制被審計單位的盈余管理來提高審計質量。同時，要達到上述效果還需不斷完善制度規則，明確不同主體的責任，合理劃分會計責任和審計責任、主體責任和從屬責任等。法律責任越清晰，越有利于規范審計單位與被審計單位的市場行為，越能提高責任主體的違法違規成本，進而規范企業的運營和管理流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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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亞平.審計意見對審計質量的衡量：非黑即白？[J].中國注冊會計師，2020，255（8）：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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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姜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