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孩子的心永存：論巴金小說《還魂草》中的兒童性

摘要：巴金的小說《還魂草》在創作過程中并沒有明確讀者對象，卻在接受的過程中逐步被認為可以作為少年兒童的讀物。其文本采用成人視角的書信體形式，卻又承載著童心與童話，看似互相悖論消解的表達正是巴金忠實于自我和生活的創作留痕。巴金作品中別異于主流話語的兒童觀念，既包含了對兒童的再發現，也包含透過兒童精神對歷史真相的詩性把握。

關鍵詞：《還魂草》；兒童性；巴金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437（2024）01-0054-05

《還魂草》是巴金在20世紀40年代寫作的短篇小說集。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4月初版，包含《摩娜·里莎》《還魂草》《某夫婦》和《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12月再版，列為“文季叢書之十六”；1947年10月三版，刪去《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7月一版，1953年9月和1954年7月再版。而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刊印時，只保留了單篇《還魂草》，可見短篇小說《還魂草》在巴金文學作品中的地位非比尋常。研究界普遍認為巴金創作風格存在“由熱到冷”的演變，即從封建大家族走向市井小家庭、從社會革命的激情走向民族戰爭的溫情。這一“冷”的風格是從《還魂草》開始穩定下來，“作家在冷靜的客觀描述中蘊藏著濃烈的內在激情，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中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表現與現實生活渾然一體的藝術境界中追求至善至美?！?sup>[1]研究者近年來也開始關注《還魂草》文本內容層面的意涵，秦雅萌在論文中分析《還魂草》等“小人小事”類型文本的倫理內涵，闡發“小人小事”在溝通戰爭現實與小說敘事方面的意義，探討作家對于戰爭倫理的深沉思考。石健從主體間性的角度切入，梳理人物之間互為主體的關聯性，認為該小說突破了主旋律的藩籬，是敬畏生命的個性化抗戰書寫。這些研究面向，無疑抓住了該文本突出的類型特征和時代特點，既豐富了巴金文學風格特征的研究，也發掘了別樣的歷史視窗。

值得注意的是，《還魂草》面世時并沒有明確作為寫給兒童的讀物，卻在改革開放后被一些少年兒童出版社歸入巴金的兒童文學作品。巴金的兒童文學作品中，享有盛名的當屬現實主義童話《長生塔》，借童話抨擊專橫殘暴的帝制和黑暗的封建社會。而《還魂草》是否可以界定為兒童文學作品？作家創作時的隱含讀者是兒童還是成人？后世讀者為何將之納入兒童文學的世界？這些問題都關聯著一個核心問題，即作品中呈現的兒童性。蔣風在專著《中國兒童文學史》中評價巴金的兒童文學作品：“巴金的童話給兒童讀稍嫌深奧。他的童話似乎一半是為兒童，一半是為成人而寫的，所以在語言上，尤其是內容上，還不夠兒童化?！?sup>[2]童話尚且如此，小說《還魂草》也明顯具有這樣復合的閱讀體驗。討論它是否為中國兒童文學，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斷裂式自證。而探究作品生發的兒童性，能夠觸及兒童文學知識論中最根本的元問題，也將有可能鉤沉出兒童觀念史的一環，感知板結歷史文化中的鮮活脈搏。正如吳翔宇所指出的：“中國兒童文學的元概念是以‘兒童是什么為原點的觀念探索，但對‘兒童概念的探尋并不能溢出現代中國的動態文化語境。因為它既是其知識邏輯生成的場域，也為兒童文學嵌入中國社會歷史與文化提供知識現身的現場?！?sup>[3]

一、童年智慧中的民族還魂

兒童文學這一名稱誕生于“五四”時期，這一時期對“人的發現”，不但是對中國歷史和現代文學的偉大發現，同時也催生了對兒童的偉大發現。其中周作人的經典論著《兒童的文學》已然闡釋了兒童的顯性特征，那就是生物學上兒童與成人的差異，“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因為全生活只是一個生長，我們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時期，是真正的生活?！?sup>[4]談及兒童文學作品中兒童性和教育性的融合話題。而《還魂草》在某些方面顯現出了滿足兒童精神世界的特性，蘊含童心童趣及童真，表現出具有普泛的人類學意義的美學認知價值。

小說《還魂草》借在朋友家避居的“我”之口，講述了兩個純真善良的小女孩袁莉莎和秦家風之間的友誼。她們居住在一個小鎮上，一起上學、一起聽“我”講故事、一起守護照看生病中的“我”，她們充滿朝氣和歡樂的日常生活治愈著煩惱痛苦的“我”。哪怕處在1941年日軍轟炸下的重慶，這兩個小女孩仍在生機勃勃地生活著，直到秦家風和她母親被日軍炮火炸死在自家房屋中。悲傷的莉莎想用自己的鮮血灌溉故事中能夠起死回生的還魂草，卻終究明白無法救活自己的好朋友，也在第二天和“我”道別離開已成廢墟的家園。在這篇戰爭背景下的寫實小說中，巴金用大量筆墨塑造兩個小女孩，在她們身上捕捉到了最美好的原初人性。莉莎家樓下的飯店把爐子放在人行道上，油煙煤灰全上躥進家里，整日熏著大人小孩?！拔摇币娎蛏母赣H多次交涉無果，無可奈何地接受這是人性自私自利的必然結果，而莉莎固執地說：“我不相信，我就不要只顧自己！黎伯伯，你說得不對？”^[5]141人性是什么，對“我”來說是一個歷經世事的成年人自以為看清后的悲哀，九歲的莉莎卻用簡短篤定的話語，重新帶給“我”原初人性樸素而稚拙的震顫。文中這樣描寫道：“我又一次接觸到孩子的純潔的心靈了。這比良藥還更能夠治我的病。我用感激的淚眼望著她?！?sup>?[5]141

同時，小說中的“我”為兩個女孩講了《還魂草》和《能言樹》兩個童話故事，其中童話《還魂草》與小說同題，共同構成極富張力的互文敘事空間。這兩個故事分別有兩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物象，看似只有第一層聽者和第二層收信者“敏”，在童話外又套上現實主義的小說外殼，虛虛實實之間仿佛是面向所有人的寓言。還魂草作為文本的核心物象，在自然界中一般指的是蕨類植物卷柏，因其在“干草”狀態下遇水而榮，便有了“九死還魂草”的名號，又稱還陽草、長生草、萬年青。而童話中的還魂草卻和卷柏大不相同，它在初版封面畫中是一株在舒展葉子間盛放著暗紅色的繁茂花朵，被一人用血澆灌后救活了奄奄一息身受重傷的友人，兩人也終于找到了普照萬物永不熄滅的明燈。這個故事是“我”從一個年長朋友那里聽來的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故事，后來又出現在巴金另一短篇小說《活命草》中，講給了朝鮮小朋友福姬和明珠。兒童文學理論家班馬認為兒童在向后延伸的原始遺傳線上，“觸及到本民族的深根和文化原型，并特別適合進入夢、神話、儀式和游戲中所載有的（本民族整體文化心理的）‘古老殘余之中，啟示著我們從中去顯示童年期特有的、超乎成人更易流露的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的遺傳信息?！?sup>[6]因此，巴金筆下的“草”和“樹”承載的民族文化基因的精神符碼，使得兒童對它有著天然本能的親近。聽完故事的莉莎兩眼泛著淚光，低聲說：“黎伯伯，我相信大樹說的話?！?sup>[5]1⁵⁸正是兒童身上攜帶的歷史文化基因，治愈了走過童年的成人“我”，也暗喻著古老民族在努力找還自己原初的靈魂。

二、童話現實間的雙重消解

《還魂草》雖然具有兒童性特征，卻也在一些方面表現出對兒童讀者的拒斥。小說由“我”寫給“敏”的六封信組成，雖然沒有“敏”的回信，但從文本可以看出“敏”應是一位與黎先生年紀相仿且親切的畏友，私語性的對話造成的限制性視角使讀者與文本間隔，需要讀者大量基于現實生活邏輯的想象參與和把握細膩情緒的較強感知力。因此，兒童文學作品中的書信體小說并不常見，即便其作者采用書信體，第一人稱也會用兒童的視角和身份寫信。比如張天翼的著名短篇小說《羅文應的故事》，采用書信體的形式，模擬少先隊員羅文應給解放軍叔叔寫信的口吻，敘述了他的轉變和進步入隊的過程。而《還魂草》第一人稱敘述視角是成年人“黎先生”，他是用自己的認知和情感傳達對周遭人事的感受，不具有像安徒生“小兒說話一樣的文體”特點，很難進入兒童的閱讀期待視野。同時，小說內部充斥著對自我的解構，“我”一面給女孩們講故事，卻又在講故事的過程中感嘆自己在做荒唐的夢，還把兩個孩子也引到了夢中。故事和夢都是虛幻的，“我”在清醒的夢中給孩子編織讓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作家又在現實的情境里為“我”搭建舞臺?！哆€魂草》的悲傷結局消解了童話《還魂草》的意義與魔力，面對莉莎的苦尋，“我”只能痛苦地告訴她：“莉莎，我講的故事。還魂草本來就沒有的，你不要多想了。我心里也很難過?！?sup>[5]1⁸⁵小說《還魂草》的主人公經歷也只是作家腦中虛構的，巴金在《創作回憶錄》中談到創作此作的情境：“我開始寫作，就想好了這個故事，就決定描寫兩個友好的小女孩。我住在沙坪壩互生書店樓上時，我的朋友有小女孩。我住在桂林福隆街木房里寫小說，隔壁魯彥家也有一個小女兒，莉莎正是他的名字。有人說我寫了重慶的小姑娘，又有人說我寫的是桂林的莉莎。我自己說呢，我把兩個孩子捏在一起了?！?sup>[7]61莉莎不是“莉莎”，家鳳也就不存在死亡，作家自身完成了對小說《還魂草》的消解，雙重的解構描摹出作家在虛實之間、相信與懷疑之間的雙重游走。

曾慶江在對20世紀20-4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形態進行考察時，發現很大一批作家在進行創作時或許處在一種不太自覺的狀態。也就是說，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沒有明確讀者對象的身份，而作品在產生接受的過程中逐步被認為可以作為少年兒童的讀物。即便有部分作家在創作時明確了少年兒童作為讀者對象，但隨著創作的進行，常常不自覺陷入只顧表達自己的狀態^[8]。這就導致作品有著濃郁的主體情感色彩，其中的人物描寫、心理獨白、情節敘事等都在傳達作家的情志?！哆€魂草》也正是這樣一篇抒情性極強的作品，字里行間都是以成人世界的憤懣感傷為基調。小說中的“我”寫給“敏”的六封信，接近一半都是在情緒震蕩的時候寫下的，用燃燒著火的胸膛、油鍋里煎熬的骨頭、鐵塊般的回憶和針刺的思念直接傾訴內心的感受。作家在描寫家鳳遇難的現場時，即使用冷峻平靜的語言刻畫自然環境，含蓄地點出一個小女孩的罹難，也能夠使讀者通過“一只小小的帶泥的腿”感受到其因一個美好生命毀滅的心痛悲傷。參看巴金在1942年為小說寫的序言，其文字風格和內容都與“我”的形象高度重疊相似，同樣憤慨的情緒、蓄積胸膛的火焰、難以忍受的炙燻，這正是巴金借“我”寫出了自己靈魂的出口。

事實上，如此強烈的抒情色彩是20世紀40年代的作家難以回避的時代情緒。20世紀40年代是戰火紛飛的年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席卷苦難貧瘠的中國大地，人民何在？民族何在？面對現實的慘重，巴金愈來愈蓄積了似火的憤怒、憎恨和不滿，將其注入到對社會現實的忠實關照中，在文字中傾訴人民的苦痛，抨擊黑暗的統治。巴金在20世紀30年代末所寫的戰時日記中，述說自己身處硝煙外“隔岸觀火”的痛苦：“如果找不到機會來犧牲這青年的生命的話，至少也應該回上海去，經歷那許多人在這些日子里所經歷的苦痛。在南京太安靜了?！?sup>[9]巴金在日記中不斷直面本心，他第一次看見自己的柔弱，和同為曾經知識精英的友人一起，既不能互相安慰，也汲取不到一種力量。怒吼大炮和吶喊的士兵在作家眼中心中揮之不去，巴金在日記中對自我的拷問，正是他寫《還魂草》童話與現實悖論的寫照。處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里，作家在自顧自呻喚的時候，其情感和思想的內容，必然擠壓超越了兒童的認知程度，想創作出真正體現兒童為本位的作品幾乎是難以實現的。

三、兒童精神下的忠實寫作

兒童性不足也存在于巴金的著名童話《長生塔》中，巴金曾在《關于〈長生塔〉》中談道：“過了一段時間，書稿給退了回來。朋友來信說，他讀了這本小書，不很了了，拿給孩子讀，孩子也說不懂。朋友講得很干脆、老實，我應當感謝他。我虛心地把《長生塔》等四篇重讀了一遍放在一邊，覺得不印也好?！?sup>[7]58作家顯然知道自己的創作特點，并沒有作更加受兒童讀者喜愛的修改，因為在作家看來，這些有童話形式的短篇小說，有著忠實記錄歷史和個人精神的重要意義。如何看待和對待戰時狀態下的兒童，巴金既與其他進步作家立人、樹人的思想觀念存在相通的精神因素，同時又有其獨特的思想視角。當民族救亡成為壓倒性的時代主題時，所有的異質性內容都會被召引、被整合。不同地域的文學家表現出空前一致的主題風格創作，共同描寫抗戰大時代中成長起來的小英雄和小戰士，洋溢著昂揚激奮與慷慨悲壯的氣氛。戰時的環境里，所有的人都應當肩負民族存亡的責任，在這場殊死搏斗中，兒童、婦女作為戰備資源都應當發揮出功用性的作用。因此，文學家們不約而同地謳歌贊美小英雄和女英雄，鼓舞國人的志氣，彰顯民族的血性。

而巴金將目光凝視在時代擠壓下的褶皺處，記錄了不一樣的兒童形象?！哆€魂草》中的莉莎和家鳳，既不是政府培養的小醫務兵、小識字老師、小紡織工，也不是主流兒童文學作品中智斗敵寇的小戰士、小偵察兵、小報信員。她們成長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又隨著一個又一個小家在連綿炮火中沉浮漂泊。她們的生活是在警報響起時和家人躲進防空洞，解除警報后扎蝴蝶結發帶、坐在書店看畫報、過生日吃面條。她們有不可遮蔽的柔弱性及有限性，象征小英雄之外的普通兒童的生命痕跡，或者是流離失所，或者是連敵人的面目都不曾見到，就突然葬身在轟炸中。巴金在《還魂草》中不僅寫了她們凡俗肉體的不堪一擊，也寫了兒童本性的詩性智慧。她們感知春天的花木，相信童話的真理，在當下的生活里盡享生命的樂趣和人世的溫暖，善良純真地拂去“我”、莉莎父母親這些成人心中的陰霾。她們的生存智慧代表了人類集體的智慧：日常生活是人心底的希望和勇氣，生命的耐力和韌性能夠使人在平凡歲月中視死如生?；蛟S正是這種超歷史的力量才是我們民族得以保存血脈和魂魄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這些成千上萬無名無姓的普通個人，由于某些精神基因或多或少不自覺地形成一種合力，并構成社會的力量。英國史學家E.H.卡爾指出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數目問題，“實際上，歷史事實就是關于個人的事實，不過，不是關于孤立狀態下的個人行為，不是關于一些真實的或想象的動機，個人根據這樣的動機想象自己曾經采取的行動。歷史事實是關于社會之中個人之間彼此關系的真實，是關于個人活動結果所產生的那些社會力量的事實……”^[10]。

兒童性不足不只是巴金不刻意回避的特質，也正是兒童文學的宿命結局和結構缺憾。兒童文學話語的操持者是成人而非兒童，乃至兒童的概念也是成人的投注建構，使得兒童文學不可能真正準確傳達兒童的主體性，成人代言不可能真正寫出兒童主體的深處。巴金或許是在忠實于生活的探索中，潛意識地減少了代言兒童視角的創作，以成人的姿態愛憐孩子，盡可能像孩子忠于自我的表達，由此探尋兒童自我與成人自我之間存在的連續性。他在《還魂草》中保有了不妄圖凌駕兒童的書寫態度，才能在戰時主流話語中直面兒童的脆弱和局限，才能看到曾經作為“救救孩子”的啟蒙者也正在被孩子拯救，正如英國評論家彼得·霍林代爾所說的“憑借兒童性，我們成長”（by our childness we grow）?！哆€魂草》這樣的故事更像是巴金寫給自己的對話，走過歲月的洗禮，逐漸看清歷史的真相。巴金對這個作品的情感也從1942年序言里的控訴呻吟到1980年的自豪，當是自豪于自己寫了那樣的歷史日常，寫了那樣年輕孩子的心。兒童精神使巴金在堅持自我本性的同時，也堅守了文學的本性。正如《能言樹》吸收了女孩眼淚的大樹發聲：“……在大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沒有差別的。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別人的痛苦上，用種種方法來維持自己的幸福，這樣的人是不會活得長久的。連那二十二層的長生塔也會在一個早晨的功夫完全倒塌。只有年輕孩子的心才能夠永遠存在?！?sup>[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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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胡光明（1996―），女，四川射洪人，西華師范大學在讀碩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