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臺北人》的“神圣空間”

鄭紹楠 程彩霞

摘要：白先勇《臺北人》的表現主題除了以“今昔之比”為主要內容的時間主題外，還有一個更為本質且少有人關注的空間主題，此空間主題可稱之為“神圣空間”。在《臺北人》中，白先勇通過“時間的空間化”和“空間的時間化”，使空間成為一種具有表現力的積極因素，空間不僅是時間的標識物，而且還是推動時間之流的“框架性的事物綜合體”。這導致“今昔之比”的表現內容最后卻落實為兩個空間的對比，在此基礎上，“神圣空間”主題得以凸顯和確立?！杜_北人》敘事中存在著“神圣空間”/“世俗空間”互相比照的空間結構。在此結構中，“神圣空間”是小說人物靈性存在的關鍵所在，當人物被“貶謫”入“世俗空間”，其靈性以及與靈性相關聯的美好品質便趨于消亡。小說人物的塑造就是圍繞此“神圣空間”主題而展開。

關鍵詞：白先勇；《臺北人》；神圣空間； 空間主題

中圖分類號：I2074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24）02-0145-12

一 ?《臺北人》的表現主題

歐陽子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臺北人〉之主題探討》一文中指出：“我們幾乎可以說，《臺北人》一書只有兩個主角，一個是‘過去，一個是‘現在?；\統而言，《臺北人》中之‘過去，代表青春、純潔、敏銳、秩序、傳統、精神、愛情、靈魂、成功、榮耀、希望、美、理想與生命。而‘現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西化、物質、色欲、肉體、失敗、委瑣、絕望、丑、現實與死亡?！?/p>

歐陽子：《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臺北人〉之主題探討》，《王謝堂前的燕子——白先勇〈臺北人〉的研析與索隱》，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頁。通讀《臺北人》諸篇，我們很容易感受到時間上“今”與“昔”兩個維度的存在，以及明顯的“今不如昔”“昔是今非”的思想情感傾向。關于《臺北人》的表現主題，自從歐陽子此一說法提出，《臺北人》的“時間主題說”便被許多學者所接納和發揮。朱立立對歐陽子的觀點深表認同，并進一步指出白先勇小說創作具有自己的哲學觀，即時間哲學，她認為“時間構成了白先勇小說敘述最本原的動力”朱立立：《時間之傷與個體存在的焦慮——試論白先勇小說的時間哲學》，《閱讀華文離散敘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頁。張憲光則直接稱《臺北人》為“時間小說”，認為“小說的空間是依附于時間的”張憲光：《白先勇小說的追憶詩學》，《上海文化》2013年第5期，第33頁。黎湘萍提出“白先勇時間”黎湘萍：《“白先勇時間”與中華文化復興》，《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22年第2期，第265—279頁。這一頗為獨特的說法，其實也是對歐陽子“時間主題說”的進一步展開。類似說法，比比皆是，幾成不刊之論。而白先勇本人也認同歐陽子的看法：“歐陽子說整部《臺北人》講的都是時間——過去與現在。其實，我從開始寫作起以至現在，也許就只講了那么一點?！辈炭私。骸锻詰?，我想那是天生的！——PLAYBOY雜志香港專訪白先勇》，白先勇：《樹猶如此》，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42頁。

當閱讀這些研究者包括白先勇本人對《臺北人》時間主題的論述時，有一些問題則逐漸凸顯出來：如果時間是白先勇小說的主題，乃至其小說背后具有一種時間哲學，那么，小說中的空間是如何與時間糾纏在一起的？空間在表達時間主題時具有什么樣的地位和意義？空間是不是也可能是《臺北人》的一個主題呢？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當然不是出于一種突發奇想的隨意性，而是有著充分的理論依據。眾所周知，時間和空間不論在現實世界還是在小說的再現世界中，都是互相依存、互相統一的。在現實世界中，如果一個對象沒有時間或空間，我們既無法想象，也無法經驗這個對象。同樣，在文學的世界里，即使這個世界再荒誕，再不可思議，也有其時空之維，否則閱讀和進入這個世界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文學作品中的時間和空間被創造性地融合在一個具體的整體之中，難以分離，此一整體巴赫金稱之為“藝術時空體”［俄］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曉河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4—275頁。在傳統的文藝理論中，小說藝術一直被認為是一種時間藝術。但是，小說同時也具有成為空間藝術的潛在可能性，這一點在小說由傳統向現代嬗變的過程中得以證實龍迪勇：《空間敘事學》，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6—63頁、第110—130頁。

如果細讀《臺北人》，我們便能發現，《臺北人》中空間敘事不僅明顯而且突出這一事實，這一點其實已有學者指出最早關注到白先勇小說具有很強的時空意識的應該是臺灣學者顏元叔，他說白先勇小說有著“新聞報道”式的企圖，“把時間空間固定的盡可能明確，使故事背景以及故事的本身充滿真實感”。參見顏元叔：《白先勇的語言》，臺灣《現代文學》第37期，1969年。不過筆者并不完全認同這種看法。第一，“新聞報道”式的企圖，這種說法顯然不符合白先勇小說的特質；第二，對于故事的“真實感”的追求，白先勇倚重的顯然是小說的敘述技巧，而不是“把時間空間固定的盡可能明確”；第三，“把時間空間固定的盡可能明確”這種說法也不準確，通讀《臺北人》可以發現，白先勇對故事空間的交待是比較明確清晰的，但是對時間的交待則顯得模糊甚至沒有交待。雖然時間和空間是一切小說敘述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時間不一定就是小說敘述的主題。不過如果一部小說被認為是以“時間”為表現的主題，根據上述小說中時間和空間的緊密關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這樣的猜想：表現時間主題的文學作品是否也相應存在著空間主題呢？就表現主題而言，《臺北人》研究長期以來受歐陽子“時間主題說”的影響，加上白先勇本人對此說法的認可，以及小說藝術天然是一種時間性藝術，學術界對《臺北人》“時間”維度的研究一直是熱度不減。相較之下，對《臺北人》“空間”維度的研究，不論是關注者還是研究成果都顯得稀少得多。

白先勇被大陸的文學研究者作為研究對象幾乎與他被“引進”大陸（即1979年）相同步劉?。骸栋紫扔卵芯吭诖箨懀?979-2000》，《華文文學》2001年第1期，第72頁。但是，大陸學術界對《臺北人》的空間進行研究，卻是在2000年之后才開始，這應當和人文學科研究的空間轉向緊密相關。眾所周知，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里發生了所謂的空間轉向，即學者們把關注的目光和研究的重點從原來的時間和歷史紛紛轉移到空間上來。而對白先勇小說空間研究的重視，就是對這一轉向的回應。筆者將2000年之后《臺北人》空間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一簡要梳理。

日本學者山口守從白先勇小說的鄉愁主題入手，認為《臺北人》兼有“空間的鄉愁”和“時間的鄉愁”，但小說中“空間的鄉愁”常常被轉換為“時間的鄉愁”，因而《臺北人》是表達“時間的鄉愁”小說［日］山口守：《白先勇小說中的鄉愁》，《華文文學》2001年第1期，第50—55頁。張憲光認為《臺北人》是一部“時間小說”，而且小說的“空間是依附于時間的”張憲光：《白先勇小說的追憶詩學》，第33頁。在對《臺北人》時間主題的確認上，山口守和張憲光的觀點與歐陽子基本上保持一致，但二人的看法也有所突破——他們都注意到空間的重要性，并且把時間和空間放置在一起，將其組成一對對立統一的闡釋范疇，以便對文本進行考察。鮑國華的觀點與張憲光恰好相反，他通過對《臺北人》中的上海形象進行分析，發現《臺北人》中的空間是維系時間的方式，而且空間始終是時間的支撐鮑國華：《論〈臺北人〉中的上海形象》，《華文文學》2003年第6期，第23—33頁。在此文中，空間的重要性得以進一步凸顯。許燕轉認為白先勇小說的空間摻雜著過往歲月的經驗和人物新近產生的情感投射，真實時間和虛擬時間在這里濃縮、凝聚，因而白先勇小說的空間超出物理空間的單一性，飽含情感糾葛許燕轉：《論白先勇小說的“疊置時空”敘事》，《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97—100頁。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借用巴赫金的藝術理論，對《臺北人》中復雜的時空關系進行初步澄清。傅天虹和胡西宛則以白先勇的漢語書寫為視角，考察了白先勇空間書寫的多個層面，如邊緣空間、歷史文化空間和心理空間傅天虹、胡西宛：《論白先勇小說空間敘事的漢語維度》，《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第172—177頁。這是一篇比較少見的、專門以白先勇小說的空間敘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段惠芳則指出《臺北人》中主角們的空間轉換造成了空間焦慮，空間而非時間才是決定如何看待這群“沒落的臺北人”的首要因素段惠芳：《流寓身份與故鄉認同——白先勇作品〈臺北人〉研究》，《西部學刊》2020年第6期，第152—154頁。對于《臺北人》的研究來說，此文的意義在于，空間首次被推到比時間更為重要的位置。

綜上所述，二十多年來《臺北人》的空間研究呈現出如下特點：第一，《臺北人》的空間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他們往往將空間和時間放在一起組成一對具有內在張力的闡釋范疇，但是對于時空的復雜關系認識還不夠深入和全面；第二，對于時間和空間的關系，到底是空間依附于時間？還是時間依附空間？何者為首要因素？不同學者的觀點之間存在齟齬，這也是由于對小說時空關系的研究不夠深入和全面導致的；第三，《臺北人》的空間重要性不斷得到凸顯和重視，甚至具有了這樣的理論趨勢——時間的重要性必須在空間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這些研究成果對筆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不過，很顯然還沒有人從空間主題角度對《臺北人》進行研究，更遑論對《臺北人》的空間主題進行命名。

二“神圣空間”：《臺北人》的空間主題

《臺北人》的時間主題之展開依賴于時間的“過去”和“現在”之對照和比較，依據時空之間緊密的關聯性，以及時間和空間具有一種互相塑造互相成就的內在關系，我們可以得知歐陽子所描述的《臺北人》的兩個主角——“過去”和“現在”所代表的特點，不獨屬于時間，也屬于空間。具體地說，對應于“過去”的那個空間——小說中的中國大陸，收納著“青春、純潔、敏銳、秩序、傳統、精神、愛情、靈魂、成功、榮耀、希望、美、理想與生命”；而對應于“現在”的這個空間——小說中的臺北，則包容著“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西化、物質、色欲、肉體、失敗、委瑣、絕望、丑、現實與死亡”。歐陽子：《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臺北人〉之主題探討》，第5頁。這個具有諸多美好品質、對應于時間之“過去”的空間，在白先勇的小說敘述里時常作為人物回憶的對象而存在。這個空間仿佛是小說中的神圣之地——它的存在打破了白先勇小說再現世界的混沌無序狀態，同時也使得小說再現世界里的人物在虛無的深淵建構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具有可能性。據此，我們可以運用一個宗教性術語，將對應于時間之“過去”的空間——小說中的中國大陸，稱之為“神圣空間”。

一般意義上的空間意味著均質和廣延，這里和那里沒有本質的區別。但是對于宗教徒來說，有些空間，比如寺廟、教堂、教主悟道或成道之地、圣徒殉教之地，則由于它的特殊性而打破了這種均質和廣延，從而使這里區別于那里，使原來混沌的空間有了神圣和世俗之別。米爾恰·伊利亞德說：“對于宗教徒來說，空間并不是均質的。教徒能夠體驗到空間的中斷，并且能夠走進這種中斷之中?？臻g的某些部分與其他部分彼此間有著內在品質上的不同。耶和華神對摩西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于是，就有了神圣的空間，因此也就有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意義深遠的空間，從而也就區別出了并不為神圣的其他部分，這種非神圣的空間沒有結構性和一致性，只是混沌一團?！保哿_馬尼亞］米爾恰·伊利亞德：《神圣與世俗》，王建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1頁。不過，白先勇小說里對應于“過去”的空間，盡管承載著《臺北人》小說世界的意義和價值，但它并非是伊利亞德所說的“神圣空間”，而恰恰是此“神圣空間”之外的“世俗空間”。因此，將此空間稱之為“神圣空間”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正如龍迪勇所指出的：“在某種程度上，在世俗空間中有時也能體驗到能夠喚起空間的宗教體驗所特有的非均質的神圣價值。例如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們與所有其他的地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像一個人的出生地、初戀的地方、年輕時造訪過的第一個外國城市的某處。甚至對于那些自我坦陳不是宗教徒的人而言，所有這些地方仍然具有一種不同尋常的、無與倫比的意義。這些地方是他們個人宇宙中的‘圣地，是他們生活的意義得以產生的‘神圣空間……”龍迪勇：《空間敘事學》，第115頁。這種說法顯然可以被很多人的真實人生經歷所印證。因此，筆者認為“神圣空間”這個概念，以及“神圣空間”/“世俗空間”這個平行對立的空間結構，完全可以延用至我們一般意義上的生活世界和小說中的再現世界。據此，我們依然把《臺北人》小說世界里對應于“過去”的空間稱之為“神圣空間”。與此“神圣空間”相對照的，則是對應于《臺北人》之“現在”的“世俗空間”。

不過，必須指出的一點是，《臺北人》里的“神圣空間”畢竟不是宗教學意義上的“神圣空間”。宗教學意義上的“神圣空間”的“神圣性”具有某種超越時間和超越歷史的性質，其“神圣空間”和“世俗空間”二元對立的結構也具有某種超越時間和超越歷史的穩定性，因此這種“神圣性”顯然并不局限在時間的“過去”或“現在”。與此不同，《臺北人》中的“神圣空間”的“神圣性”是在一種歷史時間流變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具體地說是在時間的“過去”與“現在”之對照和比較中呈現出來的，因而是內在于歷史時間之中的。因此，當我們探討白先勇《臺北人》的“神圣空間”時，就必然要探討和解決下列問題：《臺北人》里的時間和空間具有什么樣的關系？為何時間之“過去”和“現在”的對照和比較，最后卻成為兩個空間的對照和比較？

三《臺北人》中時間和空間的關系

（一）空間成為時間的標識物

當我們說空間是小說敘述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時，我們在大多時候是這樣理解的：小說人物的活動、故事的發生和發展必須要有一個空間場所，否則小說的敘述就無法進行，小說的讀者也無法進入小說的世界。此種意義的空間是我們在閱讀傳統小說時所熟悉的空間。但是這種意義的空間對于小說的主題表現而言，只是一個被動的表現要素，即小說的空間本身并不能積極地言說或者表現。白先勇《臺北人》里的空間，當然也是人物活動和故事發生發展的場所，但是它的存在意義又不僅限于此?！杜_北人》里的空間本身還是一個積極而非消極、表現而非被表現的存在。那么，白先勇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答案是讓空間成為時間的標識物，使空間成為富有表現力的詩性空間。

白先勇在《臺北人》開篇處引用唐代詩人劉禹錫的詩歌《烏衣巷》，為小說的敘述奠定了主題和氛圍的基調。不僅如此，這首詩也為小說的空間呈現奠定了一種特殊的基調。劉禹錫詩歌里的“烏衣巷”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被動空間，而是一個具有高度表現力的詩性空間。野草叢生的“朱雀橋”和夕陽斜照的“烏衣巷”這兩個空間意象，之所以能夠引古今無數人為之“掉頭苦吟，嘆賞良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時間或者歷史被空間化，即巴赫金所說的“時間在這里濃縮、凝聚，變成藝術上可見的東西”［俄］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275頁。時間之今昔以及今昔之變呈現出的歷史無常性都在此空間中密集且形象地表現出來。與劉禹錫《烏衣巷》的詩性空間相似，白先勇小說里的空間也是高度時間化的空間——時間或者歷史被凝縮在空間之內，成為可見的東西，小說的空間成為詩性空間。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進行具體說明，且看白先勇在《思舊賦》開篇中的空間描寫：

一個冬日的黃昏，南京東路一百二十巷中李宅的門口，有一位老婦人停了下來，她抬起頭，覷起眼睛，望著李宅那兩扇朱漆剝落，已經沁出點點霉斑的檜木大門，出了半天的神?！?/p>

李宅是整條巷子中唯一的舊屋，前后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樓，把李宅這棟木板平房團團夾在當中。李宅的房子已經十分破爛，屋頂上瓦片殘缺，參差的屋檐，縫中長出了一撮撮的野草來。大門柱上，那對玻璃門燈，右邊一只碎掉了，上面空留著一個銹黑的鐵座子。大門上端釘著的那塊烏銅門牌，日子久了，磨出了亮光來，“李公館”三個碑體字，清清楚楚地現在上面。老婦人伸出了她那只鳥爪般瘦棱的右手，在那兩扇舊得開了裂的大門上，顫抖地摸索了片刻。白先勇：《臺北人》，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0—91頁。

這段文字所描寫的空間顯然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物理空間，甚至也不只是一般意義上故事發生人物活動之場所。這里的空間成為時間的標識物，成為一種特殊的時間形式。小說里舊屋與周邊的關系，其實就是歐陽子所說的時間上“昔”與“今”、或者說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李宅是過去、傳統的象征，它被水泥高樓圍住，則象征著“過去”突兀醒目地安插在“現在”，顯得非常不合時宜。白先勇這里的空間描寫采用的正是時間的空間化手法，借此空間描寫，小說透露出兩個有關時間的信息：第一，過去的李家是輝煌的、顯赫的、當然也是傳統的。何以見得？朱漆、檜木門、玻璃門燈、烏銅門牌、碑體字，這些意象都在告訴我們李公館過去那種舊式的氣派體面與顯赫；第二，現在的李宅則是年久失修、破敗不堪、落伍的、不合時宜的，而且小說似乎還暗示在不久的將來，李宅必然走向人去樓空、徹底廢棄的結局，為此白先勇很精準地用了這些詞——朱漆剝落、沁出點點霉斑、破爛、殘缺、碎掉、銹黑等。從這段文字中我們能清晰地感受到，時間之“過去”“現在”“未來”三個維度在空間里高度濃縮，空間成為時間的標識物。

（二）“空間的時間化”和“時間的空間化”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如《思舊賦》般把時間之“過去”“現在”乃至“未來”高度濃縮在一個空間里，讓空間成為時間的標識物，這種情況在整部《臺北人》里也就僅此一篇。在其他篇章里，白先勇則是將時間之“過去”和“現在”分別濃縮、凝聚在兩個不同的空間中。具體而言，時間之“現在”濃縮、凝聚在臺北這個空間，而時間之“過去”則濃縮、凝聚在大陸這個空間。而與《思舊賦》里的空間存在一樣，這里不論是對應于“過去”的空間，還是對應于“現在”的空間，都不是消極意義上的被動空間，而是具有表現力的積極空間。白先勇在這些篇章里，又是以何種敘事策略實現空間的積極而非消極、表現而非被表現的藝術效果呢？答案是白先勇讓“空間的時間化”與“時間的空間化”這兩種路徑同時進行。他采取的敘事策略就是讓人物的行動（時間）和空間場所互相敞開、互相生成，并在此互相敞開生成的過程中形成一個時空互塑的整體。

從“空間的時間化”方面來說，《臺北人》里的空間顯然不僅僅是地理空間或人物活動的場所這么簡單，而是作為收集事件、經歷、歷史甚至語言和思維的“框架性的事物綜合體”龍迪勇：《空間敘事學》，第60頁。，空間承載著歷史和某種歷史的命運，甚至是神秘的宿命，并推動著身在其中的人的思想、行為乃至言語表達的發展，塑造著時間之流里的人物的性格，最后形成人物的命運；從“時間的空間化”方面來說，除去前面所提到的空間成為時間的標識物，此處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即處在時間之流里的人物的思想行為以及言語，還有他們的性格和命運塑造了小說的空間，賦予小說空間某種特別的內涵和意義。這里可以舉《一把青》為例，做出詳細的說明。

《一把青》這篇小說以第一人稱“我”（師娘）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叫朱青的女子的故事。故事的上篇發生在南京，還是金陵女中學生的朱青，和飛行員郭軫熱戀并結婚，用情極深。后來國共內戰爆發，郭軫駕駛戰機奔赴前線，在徐州機毀人亡，朱青痛不欲生……下篇的內容，空間轉移到臺北，“我”時隔多年偶遇朱青，但此朱青和在南京之朱青簡直判若兩人，她已從原來充滿靈氣、青澀單純、用情極深的少女，變成一個專吃“童子雞”、有欲無情、及時享樂的風流少婦。將《一把青》上下篇進行比較，我們能看到兩個從形象到性格截然不同的朱青，前者充滿靈氣、一往情深，后者則充滿肉欲、游戲人間。過去的朱青以及她的故事對應的空間是“過去”的南京，而現在的朱青以及她的故事對應的空間是“現在”的臺北。這組對應關系就現實世界的邏輯而言，完全是可以對調的，但在白先勇的小說文本里則不可能對調。原因就在于，白先勇在敘述人物的行動和命運的過程中，有意將人物的言行性格和空間有機地關聯在一起。

“過去”的故事發生地是抗戰勝利后的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它不僅如小說的敘述者所說的是“六朝金粉的京都，到處的古跡，到處的繁華，一派帝王氣象”白先勇：《臺北人》，第19頁。，而且因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一個民族如鳳凰涅槃般重生，因而充滿光榮的夢想和蓬勃的朝氣?？臻g環境如此，生活在此環境里的人也一定差不到哪兒去。戰后南京的小空軍們（典型代表是朱青的戀人郭軫）充滿朝氣、無拘無束、趾高氣昂，乃至南京“簡直成了我們那些小飛行員的天下”，他們平時和“衣著入時的小姐”戀愛，而且“瀟瀟灑灑、搖曳而過”白先勇：《臺北人》，第20頁。戰爭爆發時，他們便會駕駛戰機，直接上陣搏殺。小伙很棒，姑娘也不錯。白先勇筆下的朱青，雖然單瘦靦腆怯生，但“眉眼間卻蘊著一脈令人見之忘俗的水秀”白先勇：《臺北人》，第22頁。，可謂靈氣逼人。不僅如此，她與郭軫相愛，愛得一往情深，幾乎到了可以生死相許的地步。似乎在白先勇看來，只有充滿光榮、朝氣、理想、青春、靈氣的空間環境，才能孕育出充滿光榮、朝氣、理想、青春、靈氣的男男女女?；蛘叻催^來說也合適，正是因為那些充滿光榮、朝氣、理想、青春、靈氣的男男女女，才讓他們所處身的空間環境具有了光榮、朝氣、理想、青春、靈氣的品質。在這里，空間塑造了時間之流里的人，時間之流里的人也賦予空間某種品質。

“現在”的故事發生地是臺北的一個“空軍眷屬區”，雖然空軍眷屬區和從前一樣也叫“仁愛東村”，雖然空軍里的康樂活動“并不輸于在南京時那么頻繁，今天平劇，明天舞蹈”白先勇：《臺北人》，第30頁。，但臺北怎能比得上南京呢？小說對臺北的空間環境雖然有所交代，但是沒有做出性質層面的判斷。不過我們看白先勇對生活在這一空間環境里的人物描述，不難感受到他對這一空間環境的態度?！艾F在”的故事主角依然是朱青，故事內容依然是朱青和小空軍的故事。然而現在的朱青已不是往日的朱青，小空軍（以朱青的情人飛行員小顧為代表）也不再是昔日那群小空軍（以朱青的愛人飛行員郭軫為代表）。在南京，小空軍們個個趾高氣昂，充滿朝氣，他們瀟瀟灑灑地戀愛，也能在戰爭爆發時，從容赴死。在臺北，由于“這些年來，日子太平，容易打發”，那些“穿了藍色制服的小空軍”，雖然也年輕，也許是因為沒有戰爭，他們的舉動顯得有點無聊，他們在空軍游藝晚會上“拿了煙頭燒得那些氣球砰砰嘭嘭亂炸一頓，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勢尖叫起來”白先勇：《臺北人》，第30—31頁。朱青的小情人飛行員小顧，乍看起來與郭軫很相似，但是兩者的內在卻相差甚遠：郭軫英氣勃勃，對前途滿懷希望，是一個身心健全的、有點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他愛朱青，要保護她、照顧她；至于小顧，卻完全沒有郭軫的氣魄，以前是郭軫照顧朱青，現在小顧卻由朱青照顧，他不但不自負，而且相當畏縮，雖是個飛行員，而且長得茁壯，卻不喜歡戶外活動，只喜歡閉門搓麻將。歐陽子：《〈一把青〉里對比技巧的運用》，《王謝堂前的燕子——白先勇〈臺北人〉的研析與索隱》，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7頁。此處非彼處，臺北不是南京，生活在臺北的朱青不再是生活在南京的朱青，同樣小顧也不是郭軫……空間之變，蘊涵著人物的命運之變。也就是說，空間直接推動了時間，并且在此過程中達成了“空間的時間化”；與此同時，對時間之流中人物行動、性格和命運的描寫，又反過來塑造了空間，達成了“時間的空間化”，兩者之間相輔相成。

不僅在《一把青》里，在《臺北人》的其他各篇中，白先勇都非常注重讓承載著一種歷史命運的空間，來推動著個人的思想行為乃至言語表達的進展，從而形成人物的性格及命運，如中國大陸這一空間之于賴鳴升、王雄、華夫人等。就像一種植物必須種到一片適合它生長的土地上才能長久地活下去一樣，小說人物的形象（包括思想、行為、言語、性格以及命運），只有放置到一個具體的、相對固定的空間中，小說人物才會徹底擺脫小說家可以任意支配的傀儡地位，獲得他獨立的、永恒的藝術生命，此即所謂“空間的時間化”的具體表現。從另一方面來說，小說人物在時間之流里呈現出來的思想、行為、言語、性格以及命運又塑造了小說的空間，如尹雪艷和金大班的人物呈現塑造了小說里的上?？臻g，錢夫人、華夫人、朱青的人物呈現塑造了小說里的南京空間。這使小說的空間成為富有作家個人特殊意味的空間，從而打破了勻質的現實空間的單一性，此即所謂的“時間的空間化”。它是一種略有不同于“空間作為時間的標識物”，另一種意義上的“時間的空間化”。

綜上所述，不論是“時間的空間化”，還是“空間的時間化”，我們不難看出空間和時間在《臺北人》里是以一種互相敞開生成的方式緊密地糾纏在一起，而且時空之間的關系并非如張憲光所認為的是“空間依附于時間”，而是“時間依附于空間”，理由有二：

第一，從“時間的空間化”角度來說，時間在《臺北人》中被充分空間化了，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時間的空間化”描寫，使空間成為時間的標識物；二是通過時間之流中的人物行動和命運描寫，賦予空間某種品質，從而塑造空間。也就是說，因為“時間的空間化”，不僅神秘、易逝的時間得以凝固與保存，而且蒼茫的歷史也因此變得具體可感和有血有肉。據此，我們可以看出《臺北人》“神圣空間”的確立，表面上是依靠時間上“今昔之比”中“今不如昔”之比較，但此中的“今”與“昔”，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時間概念，而是高度空間化的概念。因此，這兩個時間概念的比較最后總是落實為兩個空間的比較，“神圣空間”之“神圣性”正是借助于這兩個空間的比較才得以凸顯。

第二，從“空間的時間化”角度來說，《臺北人》里的空間并不只是人物活動或故事發生發展的場所，而是承載著歷史命運的“框架性的事物綜合體”，它影響著時間之流中人物的言行與心理，塑造著時間之流中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簡言之，即空間推動時間而且塑造著時間的性質，某段時間的性質必須在空間前提下才能得以說明?？臻g在白先勇小說里不再是一種“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證的和靜止的東西”，空間具有了在以往只有時間才具有的品性，即“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力的、辯證的”［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重申社會理論中的空間》，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5頁。在這種情況下，空間主題在某種程度上置換了時間主題。因此，在《臺北人》里，與時間相比，空間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

以上主要是偏重從理論上粗線條大輪廓地論述《臺北人》中“神圣空間”主題得以確立的兩個基本前提條件——何以時間上的“今昔之比”最后落實為兩個空間的比較，何以時間主題被置換為空間主題。然而，若要厘清“神圣空間”是如何在小說的敘述中得以構建，我們則需要結合小說文本，對《臺北人》中“神圣空間”與人物塑造的關系做出更為詳細的論述。

四“神圣空間”與《臺北人》的人物塑造

人是時間動物，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即便是小說里虛構的人物，因其具有“擬現實性”，也擁有自己的“過去”。歐陽子說，《臺北人》中有一類人是沒有“過去”的，這類人是“出生在臺灣，或幼年時就來到臺灣，而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的外省青年男女。他們是沒有‘根、沒有‘過去的中國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彥，《歲除》中的驪珠和俞欣，即屬于此類，他們因為沒能親眼看到國家之興衰，未曾親身體驗聯帶之個人悲歡，對于前一輩人的感觸與行為，他們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遠隔一段不可逾越的距離”歐陽子：《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臺北人〉之主題探討》，第12頁。如果暫且拋開歐陽子的具體論述語境，單從人的時間性存在而論，說一個人沒有“過去”，顯然是不可思議的?！杜_北人》里的俊彥、驪珠和俞欣，即便“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沒能親眼見到國家之興衰，未曾親身體驗聯帶之個人悲歡”，他們依然有自己的“過去”。歐陽子將《臺北人》中的人物分為三類，分別是完全或幾乎完全活在“過去”的人、保持對“過去”之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的人、沒有“過去”或完全斬斷“過去”的人歐陽子：《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臺北人〉之主題探討》，第10—12頁。其實這種三分法是建立在更為根本的兩分法基礎之上，即有“過去”的人和沒有“過去”的人。但這種以時間之維作為標準的劃分方法是不太準確的。很明顯，這兩類人真正的區別并不在于有無“過去”，而是在于有無大陸生活之經驗。因此，歐陽子的劃分標準其實不是時間而是空間——前者是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親眼看到國家之興衰”的人，即他們是有“神圣空間”體驗的人；后者則因其“出生在臺灣，或幼年時就來到臺灣，而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即他們是沒有“神圣空間”體驗的人?？偠灾?，《臺北人》中人物有無“神圣空間”的體驗才是人物類別區分的關鍵所在。

這里并不是為了證明歐陽子的觀點存在邏輯漏洞，其實歐陽子在論述《臺北人》“今昔之比”的時間主題時，已經提到這個時間主題具有空間性（“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但卻忽視了對時間主題背后的空間結構關系的深入探討。歐陽子把《臺北人》主題中的“今昔之比”直接對應著“靈肉之爭”“生死之謎”，更具體一點說，“過去”對應著人之靈性與生命，而“現在”對應著人之肉欲與死亡。歐陽子：《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臺北人〉之主題探討》，第1—27頁。由上可知，這個解釋，如果放在空間維度則更為準確和更有說服力。

首先，靈性以及其所關聯的一切美好的品性，如青春、純潔、敏銳、秩序……，表面上看是因為屬于時間之“過去”才成其為可能，但從更深層意義上來看，是因為它隸屬于“神圣空間”。否則就難以解釋那些同樣有自己的“過去”，但沒有“神圣空間”經歷的人，如俊彥、阿春和喜妹等人，何以就缺乏靈性以及與靈性相關聯的美好品質。因此，“神圣空間”才是人之靈性得以維系的關鍵。這也就難怪《臺北人》中的主角不論是何種階層何種身份，當他們身處大陸這一“神圣空間”時，雖然不乏坎坷和苦難，但是其生命總是閃耀著靈性之光。

其次，肉欲以及其所關聯的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表面上看由時間之“現在”所承載，但從更為根本的層面來看，是因為它隸屬于與“神圣空間”相對應的、墮落的“世俗空間”。因此，當那些來自“神圣空間”——大陸各個地方的人，一旦流落臺北這一“世俗空間”，成為所謂的“臺北人”之后，其生命就變得靈光暗淡，并趨于腐朽乃至死亡之境遇。

澄清了《臺北人》的空間結構以及此結構和“神圣空間”之間的關系，我們就可以圍繞“神圣空間”，對《臺北人》所塑造的人物進行更為準確的劃分和分析。根據人物的空間經驗，小說中的人物可以劃分為兩類，即有“神圣空間”經驗的人和沒有“神圣空間”經驗的人。

（一）有“神圣空間”經驗的人

對于具有“神圣空間”之經驗而又處身“世俗空間”的這類人而言，根據其對“神圣空間”的態度又可以細分為三類：

第一種類型屬于背負著故國家園流浪的人。他們把臺北看成是流浪路途上的一個暫住地，他們所熟悉和認可的是自己原有的世界，對于臺北，他們要么沒有興趣去認知和融入，要么就是抱持一大堆“偏見”。盡管他們從地理空間意義上已經遠離中國大陸，但因為對“神圣空間”以及在此空間所經歷的人事物的留戀和執著，他們總是如宗教徒般不斷地在人生的各個時間點、各個場所“回望”或“瞻仰”這個“神圣”之地，以此來療愈當下破碎且痛苦的自我，并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和意義。不僅如此，他們還常常讓“神圣空間”之經驗對當下所處身的空間經驗進行覆蓋疊加，而且因這種空間疊蓋以及“身移”而“心不轉”劉?。骸稄膰辶龅绞澜缰髁x——論白先勇的〈紐約客〉》，《揚子江評論》2007年第4期，第113頁。的性格，弄得自己不知今夕何夕，此地何地，從而喪失現實感。然而，因為海峽兩岸的長期對峙，這個“神圣”之地對于這些“臺北人”來說，終歸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太虛幻境”，他們只能在回憶中“入夢神游”。這往往讓他們處于一種無以名狀的悵然若失或難以排遣的焦慮痛苦之中。這些人物有《歲除》里的賴鳴升、《游園驚夢》里的錢夫人，《滿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的“教主”、《梁父吟》里的樸公、《思舊賦》里的順恩嫂、《國葬》里的秦義方等，對于這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人，白先勇保持著最深刻的同情心。

第二種類型屬于為了生存能夠將所背負的故國家園暫且放下的那類人。與第一種因喪失現實感而和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人不同，他們善于和現實妥協，有著清醒的現實感，從而使自己能夠更積極地去認識和融入新的環境。盡管如此，他們又固執地抱持著“臺北不如大陸”的想法姑舉兩個最明顯的例子以佐證之：《花橋榮記》中的老板娘如是比較道：“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幾時見過臺北這種地方？今年臺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麗如是比較道：“左一個夜巴黎，右一個夜巴黎。說起來不好聽，百樂門里那間廁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還寬敞些呢……”白先勇：《臺北人》，第134頁、第60頁。他們和光同塵，隨遇而安，但他們的內心永遠為大陸這一“神圣空間”保留一席之地，并且在某個非刻意的時刻，完成自己精神上的“朝圣”，從而獲得某種片刻的安慰或靈之救贖。這一類型的人物最典型的代表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的金大班、《花橋榮記》里的老板娘。此外，《歲除》里的劉營長夫婦、《一把青》里的師娘，也基本屬于這一類型。對于這一類型的人物，白先勇也是保持同情心，甚至持有幾分喜愛和欣賞的態度。

第三種類型屬于徹底斬斷“神圣空間”通道的人，即屬于徹底卸下背上的故國家園的人。他們雖有大陸這一“神圣空間”之經驗，但他們本應具有的靈性以及與靈性相關聯的美好品質，卻因為通往“神圣空間”的通道被斬斷，而徹底喪失殆盡。用《紅樓夢》的話來說，就是靈性完全被“聲色貨利所迷”，為“粉質脂痕”所染污曹雪芹：《紅樓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9頁。根據其放下“神圣空間”的動機和人物命運走向的不同，這一類型的人物又可再細分為兩類。

第三種類型中的第一類人物其實是由第一種類型的人物轉化而來，他們原先也屬于背負著故國家園流浪的人，“神圣空間”以及與此相關的生活經驗在他們的生命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神圣空間”是意義和價值之源，但是因為這個空間如“太虛幻境”般可望而不可即，此空間的存在對于有些人反而成為安住于世的負擔，從而導致異常之痛苦。當這種負擔和痛苦達到無法忍受的地步時，他們就主動或被動地斬斷（其實是藕斷絲連，斷而未斷）通往“神圣空間”的通道。這類人物包括《一把青》里的朱青、《花橋榮記》里的盧先生、《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里的王雄、《思舊賦》里的李家少爺。當他們斬斷與“神圣空間”的關聯時，他們的靈性和與靈性相關聯的美好品質就徹底消失了——要么墮入肉欲的放縱（朱青、盧先生），要么變成一個白癡（李家少爺），要么就蹈海自盡（王雄）。對于這些人，白先勇不僅保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而且還持有一種深深的悲憫之情。

第三種類型中的第二類人物，其代表人物有《秋思》里的萬呂如珠、《冬夜》里的邵子奇、《梁父吟》里的王家驥。就斬斷與“神圣空間”的通道來說，這類人物和上述第一類人物（朱青、盧先生等人）很像。但這種類似是非常表面化的，朱青、盧先生等人的“斬斷”是出于這樣一種心理：對一個對象用情極深，但因“求不得”，這種用情極深反而使他們極受傷、極痛苦。也許是出于免于受傷和痛苦的自我防衛本能，才不得不行“斬斷”之舉。但萬呂如珠、邵子奇等人的“斬斷”，則是出于“識時務”的實用理性心理。從與現實世界的關系而言，這類人好像和金大班等能和光同塵、隨遇而安的人很像。但他們之間的區別是根本性的，金大班看似很“識時務”，但是她心中卻保留著“圣地”金大班的“識時務”表現在：作為舞女的她，考慮到自己年紀漸大，容貌漸衰，便不再隨一眾姐妹們折騰了，于是狠起心拒絕了她的舊情人——比她小六七歲且對她一往情深的“癡心漢子”、窮水手秦雄——的婚約，選擇嫁給一個相貌平庸、年紀比她大二十好幾、但頗有些資財的南洋小老板——陳發榮。但是即使是如此“識時務”的金大班，在其精神的世界里依然保留一塊“圣地”（之所以為“圣地”，乃是因為它珍藏著她初下海時和月如的那段純情之愛）。這個“圣地”以及自己的“朝圣”，不僅讓她的靈獲得救贖，也使她的“鐵石心腸”在瞬間化為“繞指柔”——她把自己的訂婚大鉆戒慷慨地送給了初下海的舞女朱鳳，作為朱鳳和她將要出世的孩子的生活資糧。但“萬呂如珠們”的精神世界則沒有為“圣地”保留任何地盤，他們的世界塞滿了實用和功利。雖然白先勇的敘述非常節制，不輕易表露對筆下人物的情感傾向，但是通過敘述語調，我們依然可以感覺到白先勇是不太喜歡這類人物的。

（二）沒有“神圣空間”經驗的人

《臺北人》中還有許多非主角的人物，是沒有自己的“神圣空間”的。但從主題表現上來說，這些人物與“神圣空間”依然保持著一種內在的關聯性，他們同那些有“神圣空間”的人物一樣，都是對此“神圣空間”主題的展開。

這類人物要么是臺灣本省人，要么是出生于臺灣或幼年時就來到臺灣的外省人，他們的共同點在于完全沒有大陸“神圣空間”的經驗，比如《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里的下女喜妹、《花橋榮記》里的“洗衣婆”阿春、《歲除》里的驪珠和俞欣、《冬夜》里的俊彥。這類人物因為完全沒有“神圣空間”的經驗，所以不管他們在小說中擁有什么身份，都表現出一種共同特點：他們與那些內心保留有“圣地”的人總是處在一種巨大的精神隔閡之中，比如喜妹之于王雄、阿春之于盧先生、驪珠和俞欣之于賴鳴升、俊彥之于他的父親余欽磊。盡管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但因為這種隔閡，他們仿佛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前文講過對于那些不能斬斷與“神圣空間”關聯的人，“神圣空間”是他們療愈當下之破碎自我的意義之源，但又因為此空間的可望而不可即，“神圣空間”更是他們的靈魂備受折磨的痛苦之源。而這類完全沒有“神圣空間”經驗的人，對于前者內心的痛苦和惆悵，要么全然漠然無感，要么直接當成笑料?！赌瞧话慵t的杜鵑花》里的喜妹對王雄復雜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了解，她總是在心事沉重的王雄面前唐突地賣弄風情，并以撩撥王雄為樂?！痘驑s記》里的“洗衣婆”阿春顯然無法理解盧先生為何突然墮落，更加無法理解他錐心泣血的心路歷程，否則也不至于姘上盧先生又很快與擦皮鞋的馬仔偷情，并且還在惱羞成怒中把捉奸不成的盧先生的左耳垂給咬下來?！稓q除》里的驪珠和俞欣顯然比前兩者有教養得多，但是對于賴鳴升這樣一位與中華民國同歲、少年時期“就挑起鍋頭跟革命軍打孫傳芳”白先勇：《臺北人》，第54頁。，而且還從“臺兒莊之役”中死里逃生、飽經滄桑的退伍老兵的種種言行，他們只是感覺滑稽、好笑。至于《冬夜》里的俊彥，白先勇沒有太多具體描寫，但是從他只是一心想著申請獎學金去美國學理工的言行，我們可以猜測他對于父輩們的精神世界估計也保持類似的態度吧！

對于這些全然沒有“神圣空間”經驗的人，白先勇的態度似乎有些微妙：對于那些外省青年，如俊彥、驪珠和俞欣，白先勇雖然不是很欣賞，但也談不上反感。原因也許在于，雖然他們自己沒有“神圣空間”的經驗，但他們的父輩來自中國大陸，因此，多少有一些間接的“神圣空間”經驗。而對于臺灣本省出生的人，如喜妹、阿春，白先勇似乎并不遮掩自己的反感——她們的樣貌總是大屁股大奶，她們的言語粗俗不堪，她們的舉止則放蕩無恥，總之就是一副“純肉無靈”的樣子。也許在白先勇看來，人如果徹底與“神圣空間”絕緣，也就意味著靈性之維無從生長吧！如果這一說法成立，應當說這是白先勇的一種偏見，對此，朱雙一曾提出批評：“臺灣文化、臺灣民性固然有其粗陋、庸俗的一面，但也有其樸實、勤奮、爽直、真誠的一面。包括白先勇在內的一些大陸藉作家卻常只及一面，不及其余。這是他們未能真正深入臺灣民間，了解臺灣民間所致。這也許是小說中的一個缺憾?！敝祀p一：《白先勇小說的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穿行臺灣文學兩甲子：朱雙一選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321頁。

結語

單就小說表現時間主題而言——不論是所謂的“今昔之比”以及由此而展示出來的無常感、歷史感和蒼涼感，還是對此歷史無常感時傷懷的追悼——《臺北人》可謂是舊調重彈，與中國傳統歷史小說并沒有太大的區別。這也是白先勇小說時常給人一種“傳統”面貌的重要原因。因此，僅從時間主題上去看待《臺北人》，我們看到更多的是白先勇對中國傳統歷史小說的傳承一面?！杜_北人》在藝術上的創造性，并不取決于白先勇在小說中表現的主題內容，而是取決于他所運用的現代小說技巧。就小說的敘事空間而言，在白先勇高超的小說技巧加持下，《臺北人》對中國傳統歷史小說實現了重大突破。傳統歷史小說側重的是時間之河里的人物塑造或歷史之流中的事件描述，空間一般來說只是在其中充當歷史之“河床”，即空間是一種非辯證的、靜態的、刻板的被動性存在。而在《臺北人》的敘事中，空間不僅是時間的標識物，空間還與時間互相敞開生成，扮演著辯證的、多產的、有生命力、有表現力的積極角色。在此前提下，白先勇這些充滿厚重歷史感的“時間小說”擁有著一個更為隱秘但也更為本質的主題——神圣空間。因此，《臺北人》是“時間小說”，更是“空間小說”。

On the “Sacred Space” in Bai Xian-yongs Taibei People

ZHENG Shao-nan， CHENG Cai-xi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time theme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as its main content， Bai Xianyongs Taibei People also has a more essential and less noticed spatial theme， which can be called “sacred space”. In Taibei People， Bai Xianyong makes space a positive factor with expressive power through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 and “temporalization of space”. Space is not only a marker of time，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that drives time flow. As a result，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sent to the past” is finally implemented as a comparison of two spaces， on which the theme of “sacred space” is highlighted and established. There exists a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narrative of “Taipei People” where “sacred space” （mainland） and “secular space” （Taipei） are compared to each other. In this structure， the “sacred space” is the key to the spiritual existenc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When the characters are “relegated” to “secular space”， their spirituality and the good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spirituality tend to disappear. The portrayal of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revolves around the theme of “sacred space”.

Keywords： Bai Xianyong; Taibei People; sacred space; space theme

作者簡介：鄭紹楠，哲學博士，華僑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文藝美學、臺灣文學（E-mail：qiucen1103@163com；福建 泉州 362021）。程彩霞，文學博士，廈門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臺灣文學（福建 廈門 361024）。

基金項目：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FJ2023BF009）

【責任編輯：陳雷汪邦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