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光影：對三篇書評的回應

拙著《啟蒙·生意·政治：開明書店史論（1926—1953）》（中華書局2022年版，以下簡稱《開明書店史論》）承蒙中國與比較研究學會（CCSA）組織討論，早前自己曾以書評人的身份參與活動，現在位置轉換，更切己地體會到批評—回應的即時互動對作者重新檢視的助益。三篇書評分別從社會史、出版史、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角度對本書之得失進行了總結與評論，非常感謝三位同人不吝指正。我擬先分享個人十多年過于漫長的寫作過程及伴隨的宗旨演變，以此做總體性回應，次針對具體問題分別作答，最后就出版史研究的發展簡略地談談個人的看法。

一

本書的初稿為我的博士論文，選擇開明書店作為學位論文研究對象是多重因素決定的結果。2006年我進入華東師范大學，在王曉明老師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其時王老師早已轉型致力于文化研究。正如他在《面對新的文學生產機制》（《文藝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中談到的，在新的時期延續基于純文學前提的文本研究已經遠遠不夠，必須將文學視作“一個各種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斷變化的空間”，隨之要求研究者“特別注意鍛造一種將物質性的‘制度因素與個人的文學創作結合起來加以分析的能力”。易言之，“文學”不再是自明的，探討“文學”得以成立的諸種生產機制成為更具現實挑戰性的工作。對碩士論文以詩學為題的我而言，這意味著一種根本性甚至不無痛苦的轉換。其次，得益于上海系民國出版中心的緣故，滬上高校不少博碩士學位論文均選擇相應議題，華東師范大學在這方面尤為突出。至于為何在諸多出版社中選定開明書店，卻極其偶然。姑且引用博論后記的話作為說明：“大學時無意中翻閱過《我與開明》一書，多年以后開明書店成為了博士論文的選題，可能，真有天意存在吧！”

2008年開題時就決定與已有的出版研究拉開差距，即不做預先劃定新文學、教育、中外傳播等專題，再將其與出版社直接對接的印證式討論，而是希望構筑扎實的出版社史，在此基礎上再做深入且具代表性的個案討論。陳意頗高，力有不逮。最明顯的是資料問題。彼時并不像如今有著各種數據庫資源可資憑借，網絡資源僅有四種——CADAL數字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民國專欄，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數位資料庫，以及現在已停止服務的出版學術網。至于開明書店內部史料，直到2009年下半年寫作接近尾聲，才偶然通過博客聯系到金韻鏘先生哲嗣金一忱先生，經他介紹輾轉與北京的王久安先生取得了聯系。此后，又對上海的歐陽文彬先生、王漱華先生分別作了訪談，還通過書信與福建的賈松柏先生、沈陽的傅又信先生取得了聯系。由于能力與時間關系，學位論文存在頗多不足。彼時雖早已心折于羅伯特·達恩頓的《啟蒙運動的生意》，且有意循此思路對開明書店細加討論，但出版社運營內情及檔案資料均付之闕如，從題目《開明書店、“開明人”與“開明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出版的一種關系》亦可見，博士論文更多只是搭建了框架，重心仍在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啟蒙”情結申說。

2010年工作后，次年以博士論文為題獲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資助，進入二稿的寫作階段。一則國內各類數據庫建設完成，信息檢索十分便捷。二則蒙王久安先生信任，先后惠寄“開明書店版稅版權表”、《新聯》（開明書店青年職工同人刊物）、《開明通訊》等材料，我自此開始系統研讀出版社內部史料。三則《王伯祥日記》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作為幾乎相伴出版社始終的核心成員，其日記之重要性自不待言。此書甫一出版，我便推薦學校圖書館購藏。由于該書歸入特藏，每周只能定時定點閱讀，周五下午及假期均不開放。起初每天至圖書館閱讀抄錄，但日記行草夾雜，辨識困難，進度太慢，后來我拍照導入電腦細讀?；私鼉赡陼r間在王氏日記，收獲頗大，博士論文中對開明書店的推論得到了當事人的證實。

2014—2015年我到北京大學在吳曉東老師指導下做訪學研究。吳老師每月一次持續一下午的高強度讀書會，推動我閱讀大量理論書籍，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討論路徑。此外，在京期間先后至中國青年出版社與中華書局抄錄了所存開明書店“三反”“五反”報告、各級領導等關于開明書店的公函以及章錫琛的人事檔案。我于2015年底完成了二稿，2016年初成功結項。相比于博士論文，結項稿對開明書店的運營實跡展開了充分討論，因此題名《啟蒙與生意之間：開明書店史論》。

西方由教會、行會等發展形成了完備的檔案保存制度，因此達恩頓可以基于瑞士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檔案完成《啟蒙運動的生意》《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數部著作，如此豐富的資源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中國檔案保存制度嚴格意義上屬于現代舶來品，并未充分發展，其次出版業疊經戰亂，導致檔案難免缺失。單就開明書店而言，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開明書店1926—1937年的文檔盡毀于戰火。此后出版社內遷運營，1946復原上海，1950年移京，屢次播遷自然導致檔案流失。此外，開明書店被中青社吸收后，檔案陸陸續續被處理掉，部分流入孔夫子網、布衣書局、拍賣網站等。傅斯年嘗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對開明書店的各類史料我盡力設法搜羅。上述種種是拙著中1949年之后的內部史料相對而言更為豐贍的緣由所在。

2016年我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學，該校有著悠久的漢學傳統，藏書豐富。相較于國內，該校所有書籍均可外借，我因此借閱了大量民國時期的原刊原書，增補了數據庫掃描缺失的版權、廣告、啟事等副文本信息，歷史細節得以填充。更可貴的是接觸實物，猶記得慢慢翻閱開明草創期的首批出版物《城中》（葉紹鈞）、《歸航》（孫福熙），1946年的全本《抗戰八年木刻選集》等書，由紙張、裝訂、排版等真正地走近歷史時的喜悅。海外訪學的另一益處是由于空間的距離感，我得以從新的角度思考書稿的不足。第二稿解決了開明書店作為企業的“生意”面相，但對開明人的復雜性討論不足，即作為身處后發現代化國家背景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精英意識所賦予的啟蒙情結與渴望國家獨立富強信念之間的通約，如何深刻影響了他們的職業觀乃至對出版社以及行業的定位與思考。試舉一例，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之際，大批開明人北上參加建國大業，出版社留滬待變，未有任何南遷舉措，顯然只有從他們對全新政權的期待中才能獲致真正的答案。因此，第三稿的變化在于政治視角的補充，即對開明人的諸多選擇的非經濟因素的分析。在專著中就是小結內容的調整，此外就是第四章“新國家與舊出版”的大量刪改。需做補充的是，此種思考不期然與歷史學界的“新革命史研究”、現代文學界的“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乃至“政治魯迅”等的倡議形成共鳴，亦可見隨著學術的代際更替，范式轉換的大勢所在。

綜上，在經歷三次主旨增益后，我于2019年初完成終稿，隨后申請獲得上海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與重慶市作協的聯合資助，以一種疫情時代見證的方式于202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二

書評《出版史作為社會史——評〈啟蒙·生意·政治：開明書店史論（1926—1953）〉》中提問“（開明書店）在出版社—作家關系這一層面，于1926—1937年這一時期有怎樣的特點，亦或經歷了何樣的變化”，此問題“或許可以幫助進一步思考出版作為新文化群體的文化生產模式，其背后的社會經濟機制”。在1926—1937年，開明書店與作家的關系大致方向應該是逐步趨于專業化，即作為“生意”的面相得到更多強調與重視。舉例來講，新詩是中國現代文學發軔的代表性文體，新詩集在彼時風行一時，各家出版社都紛紛出版各類詩集。但在進入20世紀30年代后，讀者興趣轉變，詩集不再受到追捧，開明書店就拒絕了大部分詩人的出版請求。不過畢竟各家出版社的經濟實力、自我定位不同，此趨勢是否為行業主流，是否影響了新文學出版的生態，做出上述判斷需要有更為翔實的數據做支撐。此外，例外情況同樣需要考慮。如詩人劉大白1932年逝世后，因他與開明高層交善，開明書店于1935年為其出版了并無銷路的《白屋遺詩》。因此能否由開明書店推導文化生產模式與社會經濟機制，我持相對保留態度。

書評在結尾還提到“‘大家庭作風為基礎的運營模式渡過了印刷資本主義競爭最激烈的年代，卻在急劇變化的政治環境下分崩離析”。對于出版職業化的取向，是包括開明人在內的所有中國現代出版人的追求，正如拙著中曾著重引用的開明書店編譯所所長夏丏尊的《中國書業的新途徑》一文，夏氏在文章中明確提出希望中國“出版機關與發行機關分立”。事實上，出版業真正的專業化是在1949年后的新政權中才真正全盤實現的，通過國家的手段不僅達到了出版、印刷、發行的分工，行業內部的各種技術工種也逐步健全。因此，開明人對“政治”的理解和我們當下的理解并不同頻，他們的認同有著非常真誠的一面，開明書店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合并有歷史的必然，家族企業只是因為歷史的偶然才有效應對了20世紀30年代印刷資本主義的擴張，即使如此在當時仍有外界物議，1945年后更是內部矛盾重重，1949后新政權所推行的專業化只是宣告了它的終結。

另一篇書評《多重視野下的開明書店史——評〈啟蒙·生意·政治：開明書店史論（1926—1953）〉》，指出“作者似借鑒了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的理論邏輯，預設了‘啟蒙的優越性，走向‘政治的開明書店最終成為歷史”。李澤厚所提理論命題具有相當的概括力與討論空間，拙著的確吸收了其理論精髓。不過，一方面在我看來，李澤厚的命題偏重于思想史討論，如若放置在更為實體化的出版史研究，會過于絕對化，畢竟出版社作為商業機構，營利追求是第一位的。所以正如書名所示，我希望通過“生意”來中介“啟蒙”與“政治”。另一方面，我個人并不預設“啟蒙”的優越性。相反，我更相信“啟蒙”、“救亡”以及“生意”三者之間并不畛域分明，而是彼此纏繞的。如本書的研究對象開明人，葉圣陶、宋云彬、傅彬然、胡愈之等是標準的五四新文化的代表，但同時他們都有直接或間接投身大革命的經歷，因此“啟蒙”與“救亡”，在他們看來并不是條分縷析非此即彼的二元關系，而是彼此融合的，他們對“政治”同樣作如是觀。

第三篇書評《出版社視角下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評〈啟蒙·生意·政治：開明書店史論（1926—1953）〉》認為“以出版社為核心切入點的研究，有潛力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一種述史方式，從而在一個新的角度對現代中國文學史進行有效的補充”，此說甚確。但應該承認的是，雖然20世紀90年代王曉明、陳思和、錢理群等學者提倡從出版視野去討論中國現當代文學，陳思和與錢理群二位還在廣西教育出版社推出叢書，但該叢書僅有兩本研究著作問世可側證，相對于出版專業而言，中國現代文學領域對此問題的展開并不充分。如今此類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即使全面抗戰爆發后大量出版社內遷運營維系，重慶有著廣闊研究優勢和前景，但筆者曾任職的西南大學，所接觸的博士生尚無以此作為學位論文選題。因此，我相信出版研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可謂方興未艾，正如書評人所言“有潛力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一種述史方式”。

另外，本篇書評中提到拙著中“論”與“史”之間的問題，舉例第四章第五節“‘運動中的‘人與‘社”論述不足，并特別用心地對比了第四章第四節與《文學評論》刊載時的刪改。額外提一句，豆瓣中亦有讀者專門指出，認為部分單篇論文相對更為有力。造成上述閱讀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在論與述之間均衡感的把握上確需改善，另一方面是論文與專著之間不同的刊發要求與規定。如關于1949年出版體制化的延伸討論，是出版社權衡后決定刪去的。拙著與書稿之間存在不少此類情形，乃至某些關鍵史料的刪減，其中有為尊者諱的原因，亦有其他非出版因素的考量。

三

《開明書店史論》是筆者嚴格意義上的第一部專著，三篇書評都指出了需要提高的地方，可見對話之必要，再次感謝三位書評人。近幾年筆者有幸受邀參加了一些以“出版”為主題的學術會議，接觸到的出版專業論文聚焦在印刷技術、書目分析、閱讀史等層面，跨專業的交流讓我受益匪淺。我在《開明書店史論》的自序《文學與出版之間》中曾提出“只有統攝‘啟蒙‘生意‘政治三位于一體，才能明辨中國現代文學出版史的內在理路”?，F在來看，在強調“宏大敘事”概括力的同時，如何實現向下兼容，把廣闊的微觀歷史細節予以呈現同樣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同時，2020年以后既有的秩序為之丕變，我們對于世界的認知與想象都到了重塑的路口。在各國之間的歷史性差異需要更深層次的檢討的背景下，我認為未來的出版史研究，不能再簡單地去擁抱化約的整體論述，而是需要在國家獨有的發展階段框架下展開具體分析。舉例來講，1949年后，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逐步降低乃至取消稿酬，這里面固然是政府力量主導的。但如果將視野放大，考慮到彼時作家被納入體制，其生活、寫作甚至退休等都得到了保障，稿酬被取消就不是單向的行為，而是雙邊互動的結果，彼時作家的認可與贊同才能得到解釋。對應的研究我們就不能僅僅比照歐美的尺度，用“體制化”自上而下的角度去討論政策剛性，而是需要深入分析政策施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觀察到人情倫理錯綜作用的彈性空間，唯此歷史的皺褶才能得到呈現。

以上是個人關于出版史研究未來圖景的進一步思考，開明人宋云彬曾說過：“歷史是‘人創造的，出版事業是‘人搞的?！蔽蚁嘈?，隨著越來越多研究者的加入，中國出版研究領域必將更加斑斕。

〔作者邱雪松，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Light and Shadow of “Publishing”： A Response to Three Book ReviewsQiu Xues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