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翟菲 吳玲霞 殷子淇

摘?要：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有效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降低金融服務成本，刺激居民消費，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產生有利影響。文章以江蘇省13個城市2017—2021年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按照人均GDP水平將江蘇省各市分為A、B、C三區，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影響的區域差異性。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進江蘇省經濟增長，其正向促進作用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性。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經濟增長；固定效應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24）10-0020-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4.10.005

1?引言

普惠金融于2005年首次被提出，并被定義為一個能夠為社會所有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金融體系。普惠金融可以克服傳統金融“金融排斥”“金融抑制”“長尾現象”等缺點，以較低成本為社會各個群體提供金融服務，拉動經濟普遍上漲。2016年，我國制定了首個普惠金融發展的國家級戰略規劃，確定了普惠金融的發展原則與目標?！笆濉逼陂g，普惠金融在統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脫貧攻堅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普惠金融也隨之邁上了新臺階，數字普惠金融的出現利用計算機的信息和數據處理技術，促進了金融信息的交流與共享，有效擴大了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可得性，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強調，有序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

江蘇省是經濟大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處于相對領先的地位，文章以2017—2021年江蘇省13個城市的面板數據為樣本，先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根據經濟發展程度，將樣本分為A、B、C三個區域進行回歸分析，以檢驗該影響是否存在地區異質性表現。

2?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

數字普惠金融擴大了金融服務的覆蓋范圍。數字普惠金融突破了服務對象和服務地域位置的限制［1］，實現了金融服務覆蓋范圍的“橫向”延伸，特別是為中小企業和欠發達地區提供金融服務，使得傳統金融模式下的“地區排斥”“長尾現象”得以緩解，促進經濟協同發展。

數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務的成本。數字普惠金融減少了金融機構增設實體分支機構的成本，通過數字化技術與傳統金融服務的結合，創新金融產品，優化儲蓄、信貸服務，簡化支付手段，解決了傳統金融服務成本高、效率低的缺點，提高了長尾人群對金融服務資源的可獲得性，實現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

數字普惠金融刺激了居民消費支出。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帶來便利的移動支付方式，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得居民支付方式從實體支付向網絡支付轉變，大大地降低了搜尋成本與交易成本，顯著地促進了居民消費。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促使居民的消費觀念從“適度消費”向“提前消費”轉變，其中，數字信貸的發展解決了居民的流動性約束，幫助消費者實現了跨期消費。因此，數字普惠金融通過刺激消費可以間接作用于經濟增長。

數字普惠金融促進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數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快速準確地匹配供需目標，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對稱，拓寬了企業融資渠道，提供更加方便和靈活的融資機會，降低了企業獲得資金的困難，使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資金用于研發和創新［2］，增強了企業的活力，促進了創新型企業的出現及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3］。

3?數字普惠金融對江蘇省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3.1?變量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文章被解釋變量為取對數后的人均?GDP?即?Ln（RGDP），核心解釋變量為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即（DIFI）［4］，控制變量為受教育水平（EDU）、政府行為水平（GOV）、城鎮化水平（UR）、就業率（ER）。其中，受教育水平用當地教育經費支出與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的比值來表示，一般來說，居民受教育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正相關；政府行為水平用當地政府公共財政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表示，政府行為水平越高，說明當地政府越作為，越有利于當地經濟的增長；城鎮化水平用當地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口與地區總人口數量的比值來表示，城鎮化水平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呈正相關；就業率使用就業人口與常住人口的比值衡量，就業率的高低，能很好地反映出當地的經濟增長情況。

文章主要采用江蘇省13個市2017—2021年的面板數據，核心解釋變量數據來自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其余變量數據均來自江蘇省統計局。

3.2?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從表1中可以看出，取對數后的人均?GDP（Ln（RGDP））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0.37，均值為5.6313，標準差為0.09239，說明江蘇省各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不均衡的現象。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差距較大，均值為280.1931，標準差為25.99214，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在江蘇省存在明顯的區域不平衡。從各控制變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額來看，居民受教育水平、城鎮化水平以及就業率的波動幅度較小，表明江蘇省各市之間的發展沒有明顯差距。政府行為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1.09，說明江蘇省各市的政府行為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

3.3?實證檢驗

3.3.1?模型構建

文章以江蘇省13個市2017—2021年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對象，構建了固定效應模型，具體如下所示：

LnRGDPit=α+β1DIFIit+εit（1）

LnRGDPit=α+β1DIFIit+β3EDUit+β4GOVit+εit（2）

LnRGDPit=α+β1DIFIit+β2ERit+β3EDUit+β4GOVit+β5URit+εit（3）

其中，i表示各市，t表示年份，β表示回歸系數，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DIFI?表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EDU表示當地的受教育水平，GOV表示政府行為水平，UR表示城鎮化水平，ER表示當地的就業率。

3.3.2?面板回歸模型

（1）面板回歸分析。文章首先對模型進行F檢驗，從表2可以得出結論，P值為0，說明應該拒絕混合模型。其次進行豪斯曼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由檢驗結果可知，P值為0.004，小于0.05，說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上拒絕原假設，應該采取固定效應模型。

根據模型（1），文章采用添加控制變量的方法對樣本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

根據模型（1）、模型（2）、模型（3）采用逐步回歸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通過了0.01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說明數字普惠金融對江蘇省各市經濟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引入控制變量前，DIFI?系數為0.00356，隨著控制變量數量的增加，DIFI?系數變為0.00346，變化不大?？刂谱兞糠矫?，受教育水平與城鎮化水平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中，城鎮化水平對人均GDP有正向作用，對所屬地區的經濟發展效果明顯，而受教育水平對人均GDP有著顯著的負作用，即受教育水平增加一個單位，就能引起人均GDP下降0.297888個單位。顯然，這一結果與一般經濟規律不相符。導致出現這種結果的合理解釋為江蘇省為教育大省，教育投入處于相當高的水平，其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可能出現邊際收益遞減，加上疫情三年經濟增長之力，導致教育支出的累計過量，影響了區域經濟的增長。同時人才外流也是導致這一現象可能存在的原因。此外，政府行為水平和就業率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是樣本異質性造成的。

（2）分區域回歸分析。為了進一步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影響的異質性表現，文章按照人均GDP將江蘇省13個市劃分成A、B、C三區，進行分區域研究。其中，A區包括人均GDP相對較高的蘇州、南京、無錫、常州、鎮江，B區包括人均GDP中等的南通、泰州、揚州，C區包括人均GDP相對較弱的徐州、鹽城、淮安、連云港、宿遷。A區、B區與C區的異質性分析的結果如表5所示。

表5為分區域后的回歸結果，數據表明三個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指標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都為正，說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進這些地區經濟的增長。DIFI每增加一個單位。A、B、C三區取對數后的人均GDP分別增加0.003341、0.003462和0.003561個單位。由此可見，數字普惠金融對于江蘇省三區的經濟增長影響差距并不大，對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弱的C地區作用相對顯著。從全國范圍來看，江蘇省屬于經濟發達地區，科學技術發展領先，省內各市的數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度均達到較高的水平，在這樣的前提下，造成數字普惠金融作用力大小存在差異的原因主要在于C區的經濟相比A、B兩區有更大的提升空間，因此，數字普惠金融對C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略高于其他兩個地區。

在控制變量方面，受教育水平與城鎮化水平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與表4結果一致，區別在于A區的受教育水平和城鎮化水平對Ln（RGDP）的影響較B、C兩區更為顯著。教育水平在三區中皆呈負相關，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教育支出的累計過量影響了區域經濟的增長和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流失導致其對經濟的影響呈負相關。而政府行為水平在C區并不顯著，說明C區存在的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經費使用效率等缺陷，對當地經濟增長的影響不明顯。就業率在B區的效果不顯著，說明該地區就業質量不高，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限。

4?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4.1?研究結論

文章選用?2017—2021年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通過固定效應模型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首先，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江蘇省各市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影響，發展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進當地經濟的增長。其次，數字普惠金融對江蘇省各地經濟增長的差異性不大，對經濟相對欠發達區域的影響顯著。最后，經濟增長和數字普惠金融、城鎮化水平、政府行為等均存在緊密的聯系［5］。

4.2?對策建議

4.2.1?因地制宜，促進金融發展

針對各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重點和方向，以適應和滿足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在經濟較發達、傳統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A、B區，應加強傳統普惠金融和數字普惠金融的融合與協調發展，積極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在促進企業創新創業等高層次需求方面的作用，加快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在經濟欠發達、傳統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C區，傳統金融和數字普惠金融應雙管齊下，先優化傳統金融的發展，合理布局實體網點、加快推進數字技術，營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為數字普惠金融夯實基礎，同時優先考慮數字普惠金融在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減貧增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4.2.2?加強監管與防范，提高安全保障

一方面，在已出臺的《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數字普惠金融運行過程中的數字安全、交易機制、隱私保護等具體規定，確保個人信息及數據的使用達到安全標準，從而提高數字普惠金融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以實現數字技術、普惠金融及經濟增長的耦合。另一方面，提高風險監測水平，依法對各類金融產品和金融業務進行管理，完善信息披露機制，降低信息不對稱，及時發現和取消不正當和非法的金融產品，保護數字普惠金融信貸雙方的權益。

4.2.3?提高居民的金融素養

發展數字普惠金融需要居民的積極參與，因此居民要提高自身的金融素養，加強金融知識學習，養成金融安全意識和信用習慣。一方面，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不定期的舉辦宣傳數字普惠金融知識的活動，動態的激勵居民學習金融知識，對有特定需求的人群做出針對性的深入講解，使其得以掌握各種金融工具的使用。同時，金融平臺上應及時發布普惠金融相關政策以及新聞，普及防范網絡詐騙知識，公開正規投資、融資渠道，打擊非法融資，保護金融用戶的合法權益，為居民提供信心保障。另一方面，居民可以通過手機、互聯網信息平臺等渠道，自主學習和了解關于金融產品和服務、金融資訊、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內容，以提高自身的金融素養，積極地響應政府的數字普惠金融政策和舉措，充分利用數字普惠金融服務自身和地方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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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松，周鑫悅.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J］.金融論壇，2021（8）：39-49.

［4］宋露，曹洪華.數字普惠金融對云南省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基于113個縣級面板數據［J］.環渤海經濟瞭望，2022（4）：74-76.

［5］杜亞梅，童中文.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區域差異性研究——以江蘇省13個市為例［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22（5）：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