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俱樂部產品理論的大型體育場館分類體系與評價研究

孫曉宇 曹淑艷

摘?要：分類經營是我國大型體育場館可持續利用的必由之路，關鍵是如何“分類”。文章研究以經濟學俱樂部產品理論為依托，構建了大型體育場館新分類系統和相應的評價體系。評價體系由三級指標構成，其中，一級指標為產品準公共物品性，二級指標包含競爭性與排他性。國家尺度的探索性實證評價表明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的公共產品強度表現為：體育場>體育館>游泳館，現行大型體育場館運營存在補貼機制錯位、公益型運營與市場化運營失調等問題，最終從可持續利用角度提出問題化解建議。

關鍵詞：體育場館；準公共產品；分類經營；可持續利用

中圖分類號：F2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24）10-0044-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4.10.011

大型體育場館作為體育活動的重要空間載體之一，是整個體育產業鏈的橋梁。一個國家理想的體育場館體系是金字塔形的，大型體育場館位于塔尖，是提供多樣化公共體育服務、滿足公眾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設施，也承擔著城市標志和象征的重要社會功能［1-2］。在我國，大型體育場館建設緣于承辦大型體育賽事活動的需求，這類場館賽后運營普遍面臨資源閑置、維護成本高、運營資金短缺等問題。分類經營是大型體育場館賽后可持續利用的關鍵［3］，這在業界內已達成共識。挑戰是如何“分類”。參考經濟學的俱樂部產品理論［4-6］，研究構建大型體育場館準公共物品類型系統和評價框架，并從國家尺度層面進行探索性分類評價和再思考其可持續利用機制。

1?大型體育場館的常規分類與新分類

1.1?常規分類

在官方統計與一般應用中，大型體育場館主要基于功能和規模進行分類。按使用功能，分為體育場、體育館、游泳（跳水）館三類。依據《體育建筑涉及規范》，各類場館基于座位數進一步被細分為甲、乙、丙三類（見表1）。分類發展是解決運營窘困，以及解決場館公益性與商業性矛盾的必由之路［3，6］。然而，上述基于場館功能和座位規模的分類模式忽略了產品商品性程度的差異，在實踐中難以滿足大型體育場館分類發展差異化路徑建設的需求。亟須從實際經營需求視角，探索大型體育場館新的分類視角與分類系統。

1.2?新分類

體育場館是一種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俱樂部物品”，其競爭性是有限的，排他性是局部的?；谂潘院透偁幮?，將大型體育場館細分為五種準公共物品類型，并采用羅馬數字Ⅰ至Ⅴ作為類型標記。Ⅰ類場館接近純公共物品，具有的排他性和競爭性都極弱，如圖1中位于A點附近的場館。Ⅱ類場館具有強的排他性和極弱的競爭性，如圖1中位于D點附近的場館。Ⅲ類場館具有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大致接近但都不充分，位于圖1中對角線附近且距離A與B點又有一定距離，如圖1中位于E點、F點附近的場館。Ⅳ類場館具有較強的競爭性和較弱的排他性，如圖1中位于C點附近的場館。Ⅴ類場館極為接近私人物品，具有的排他性和競爭性都幾近完全，圖1中位于B點附近的物品即屬于此類。

圖1?大型體育場館的準公共物品性細分示意

理論上，Ⅰ類場館適宜走免費開放的運營道路，Ⅳ類場館適宜采用完全市場化運營機制，具有生態過渡帶特性的Ⅱ類、Ⅳ類場館運營難度大，適宜采用組合運營策略。

2?大型體育場館的分類評價

2.1?評估指標體系

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發展已經進入“第五代”（見圖2），其功能轉向以服務社會為主［7］，包括為未來創建物質與文化“遺產”。大型體育場館分類經營是走市場機制還是免費或低收費機制，取決于場館的產權屬性。換言之，取決于產品在“私人產品—準公共物品—公共物品”譜系中的位置。

圖2?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發展環境與功能演變［7］

因而，研究基于大型場館的公共產品程度識別對其建立分類評價三級體系。其中，一級指標為產品準公共物品性，二級指標包括競爭性與排他性兩個指標，三級指標包含如下8個指標。

（1）收支比：指場館的營業收入與營業支出之比，反映場館運營的綜合效益。當場館享有財政補貼時，營業收入采用調減財政補貼后的值，以保障數據的可比性。

（2）可商業度：采用位于街道的場館數量與區域大型體育場館總量之比衡量，反映場館商業化運營的可能性。

（3）體育功能專屬度：采用體育比賽活動次數與場館總活動次數之比衡量，反映場館服務體育專業人才培育與賽事職業化的能力?？紤]到我國的實際情況，應用時將該指標轉化為非體育功能專屬度，即1與該指標的差值。因為，該指標在體育賽事職業化、商業化的運行環境中著重于賽事職業化能力，屬于正向指標。但是，在當前我國宏觀環境中，該指標著重于人才培育，屬于逆向指標，其值越高，場館后續利用中競爭性往往越弱。

（4）健身班密度：采用健身班人數與場地面積之比衡量。健身項目有很強的私人商品屬性，因而，該指標值越大，反映場館商業競爭性越高。

（5）開放度：采用場館對外開放面積與場館總面積之比衡量，反映其公益屬性的強弱。

（6）自然親密度：采用位于公園的場館數量與區域大型體育場館總量之比衡量。我國公園的純公共屬性與大型體育場館的準公共產品屬性疊加，決定該指標著重于反映場館的排他性。

（7）座席密度：指場館座位數與場地面積之比，反映場館利用的運營自由度、排他性。

（8）場地占比：指場地面積與建筑面積之比，反映場館運營負荷與可利用競爭性資源。一般來說，場地占比越大，固有的運營負荷越大，可用于競爭性利用的資源越少，導致排他性越弱。

其中，上述指標（1）至（4）隸屬于競爭性，指標（5）至（8）隸屬于排他性。排他性與非排他性是對置的，指標（5）至（8）衡量排他性時是逆向指標，其值越大，排他性越弱。然而，在衡量非排他性時則屬于正向指標，其值越大，非排他性越強。

2.2?指標標準化與匯總機制

健身班密度與座席密度兩個指標是有量綱的，以1.2為參照值進行標準化處理，以便于指標匯總、升級。收支比是無量綱的，其值可能大于1，以1.2為參照值進行標準化處理。標準化公式為：min（1，指標計算值/指標參照值）。其他指標均無量綱，且值域最大不超過1。逆向指標與正向指標不能直接匯總，使用1與其值的差值將逆向指標轉換為可加總的正向指標。在指標匯總、升級時采用等權重機制，即認為各指標對其緊鄰上級指標的貢獻同等重要。

2.3?實證評估

體育場館的發展是環境依賴與尺度依賴的。在區域尺度上，體育場館由于發展環境不同，所擁有的競爭性與排他性情況往往與高尺度區域（例如國家）的平均水平有所差別。因而，場館分類評價基于的區域尺度越小，對場館類型的判斷越精準，從而對場館分類發展越有指導意義。我國第七次全國大型體育場地普查于2019年3月啟動，《全國第七次體育場地普查數據公報》已經發布，但是，國家體育總局網站尚未開放該次普查數據?？紤]數據的可得性與評價結果的時效性，僅在全國層面開展探索性研究，數據來自第六次體育場館普查。圖3與圖4描述了國家層面大型體育場館的競爭性與非排他性評價結果。由此可以看出，可商業度是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競爭性的短板（見圖3），自然親密度則是場館非排他性的短板（見圖4）。綜合評價結果見圖5。在我國，跳水館同時具有較強的競爭性與排他性，是大型體育場館中私有產品屬性相對最強的場館，游泳館競爭性與排他性均一般，展現出一定的私有產品屬性。體育館排他性一般，競爭性較弱，其公益屬性高于私有產品屬性。體育場競爭性與排他性基本接近，且均較弱，是四類場館之中準公共產品屬性最濃厚的一類場館?？傮w而言，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的公共產品強度表現為：體育場>體育館>游泳館，換言之，大型體育場館的私人產品程度是：游泳館>體育館>體育場。

圖3?大型體育場館的競爭性指標評價

圖4?大型體育場館的非排他性指標評價

圖5?大型體育場館的準公共物品性判斷

3?對場館補貼機制與分類經營機制的思考

3.1?對場館補貼機制的思考

我國對免費、低收費開放大型體育場館給予差異化的定額補貼。中央財政對東、中、西地區分別按照補貼標準的20%、50%、80%撥付補貼資金，其余部分由地方統籌。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的公共產品強度表現為：體育場>體育館>游泳館。理論上，財政補貼的力度應與之匹配，順序為：體育場>體育館>游泳館。然而，實際補貼水平見表2，表現為：游泳館>體育場>體育館?？梢?，社會效益為效益實現主渠道的體育場館被低補貼，而商業效益為效益實現主渠道的游泳館反而得到了最高強度的補貼。換言之，我國對現有免費或低收費開放大型體育場館補貼機制存在錯位問題，差異化補貼機制應由目前的基于“類型-等級”補貼向“公共產品強度”轉變，以降低可商品化場館的補貼力度，使有限的補貼資金向公益性場館傾斜，從而使更多的人從大型場館運營與服務中獲益。

3.2?對場館分類經營機制的思考

大型體育場館運營效益是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綜合。有的場館適宜以直接的經濟效益實現為主，社會效益通過間接方式實現；有的場館適宜以直接的社會效益實現為主，經濟效益主要通過間接方式實現。我國政府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與發展原則。對大型體育場館后續利用，我國遵循“以體育為中心，多元化經營”的原則，實施以經營為重點的改革。當下大型體育館用地多為國家之地，建設資金多來源于財政資金，“取之于民”的大型體育館在運營時理應“用之于民”，因而，提升社會效益是大型體育場館的重要任務之一。在場館運營改革中，應切實考慮不同層次場館、不同區域場館的準公共物品程度的差異，把握好經營的目標方向與發展路徑，秉持“用起來就是生產力”的理念，能發揮經濟效益就發揮經濟效益，不能發揮經濟效益就多發揮社會效益、公眾效益。對社會中高收入人群，激勵其負責任地商品化消費，對低收入人群實施免費低收費場館使用機制，促進其養成運動健康習慣，從而促進全民健身。全民健身增進帶來的身體素質與健康程度提升，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與人民的醫療支出負擔，更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度。

因而，大型體育場館運行產業化運營不等同于市場化運營，應包含公益型運營與市場化運營兩種機制。接近私人商品屬性的I類場館適宜走市場化運營發展道路，接近純公共商品屬性的V類場館則適宜走免費低收費的公益型運營發展道路。稅收返還和生態補貼是兩種重要的公益性機制。三類具有過渡帶屬性的場館中，IV類場館適合走市場化為主的運營道路，Ⅱ類場館適宜走免費為主、低收費為輔的運營道路，Ⅲ類場館則可以考慮熱點時段市場化運營、低谷時段免費、中間時段低收費的混合模式。大型體育場館建設資金國家來源為主的屬性決定，無論采用哪一種運行機制，場館運營都要保持其公益服務的本心。同時，場館運營也要尊重大型體育場館運營發展的宏觀環境差異，不能搞“一刀切”，不能盲目免費低收費開放。

此外，大型體育場館多肩負城市標志和象征的重要社會功能［1-2］。其市場化或公益型運營的另一個路徑是旅游化利用。這要求場館設計之時應充分考慮場館的人文價值與時代精神，在場館的建設外觀、材料選擇、結構搭建等方面科學決策，使大型體育場館在下一個百年發展征途中能夠展示國家的或區域的經濟實力、技術創新與發展精神，為未來建設與積淀文化遺產。

參考文獻：

［1］金銀哲，李柏，夏晚瑩.新時代體育場館困境及發展路徑研究［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19，38（6）：55-61.

［2］鄭娟，鄭志強.大型體育場館公共服務協作治理的理論及實踐［J］.體育學刊，2020，27（3）：?39-44.

［3］雷厲，肖淑紅，付群，等.我國大型體育場館運營管理：模式選擇與路徑安排［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3，36（10）：10-15.

［4］譚剛，龍建新，高晶.廣州市天河體育中心的公益性分析［J］.體育學刊，2003（5）：135-137.

［5］楊芳芳.論大型體育場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平衡實現［J］.當代體育科技，2017，7（26）：?165-166.

［6］張愛平，張守忠，吳健.公益性與商業性博弈：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的賽后運營之困［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19，34（12）：112-117.

［7］陳毅清，徐曉偉.新時代系統論視角下大型體育場館的規劃設計研究［J］.黃山學院學報，2022，24（5）：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