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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地毯的商業化及其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2024-04-26 08:31依達亞提·亞尼塔克
絲綢之路 2024年1期
關鍵詞:文化交流商業化

依達亞提·亞尼塔克

[摘要] 19世紀下半葉,中亞人群上千年來編織和自用的地毯走向商業化。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西方人審美觀的變化,以及各種博覽會和博物館、西方文學和影視、沙俄在中亞修建鐵路等外部因素相關。中亞地毯的商業化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并為中亞重新融入世界體系發揮了一定作用。本研究既為窺視中亞社會文化提供一個嶄新視角,也為更好推進“一帶一路”發展提供有效的智庫咨詢。

[關鍵詞] 中亞地毯;商業化;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 G115?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1005-3115(2024)01-0099-08

一、引言

中亞①位于歐亞大陸中部,曾是陸上絲綢之路的核心節點,今天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地區之一。地毯編織是中亞傳統手工藝。直到19世紀中葉,中亞人群主要為自己生活需求編織地毯,地毯圖案的題材和工藝一直保持著傳統風格,反映了自古以來草原游牧族群與綠洲農耕族群間的文化交流交融。19世紀中葉之后,中亞地毯走向了商業化,地毯編織數量增加,圖案題材及其工藝開始發生明顯變化。類似的現象還同時出現在伊朗、高加索、中國、印度及安納托利亞等地編織的其他東方地毯。東方地毯的商業化并不是東方國家內部文化的產物,而是與西方世界對東方地毯(包括中亞地毯)需求的增加息息相關。自19世紀中后期起,西方對中亞地毯的需求為何明顯增加,這一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中亞地毯商業化是東方地毯商業化的一部分,東方地毯商業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出現在波斯地毯相關的文獻中。M.穆阿利姆(Minoo Moallem)在其著作“Persian Carpets:The N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Commodity”② (《波斯地毯:擁有跨國商品的國家》)中詳細探討了波斯地毯走向西方市場的歷史。在最早專題研究中亞地毯的著作“Ков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онца XIX-Начала ХХ BB”③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中亞地毯》)中,作者莫什科娃(Valentina G. Moshkova)詳細介紹了中亞人群地毯編織情況。對于博物館里的中亞地毯進行的研究方面,不得不提到俄羅斯學者查列娃(Elena Tsareva)的兩本典型著作:第一本是“Rugs & Carpe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Collection”④ (《俄羅斯收藏的中亞掛毯和地毯》),作者對收藏在俄羅斯圣彼得堡博物館的18-20世紀編織的上百張中亞地毯進行了探析;第二本是2011年在德國出版發行的“Turkman Carpets”⑤ (《土庫曼地毯》),這是一本把德國人霍夫邁斯特(Hoffmeister)收藏的16-19世紀的將近200張中亞地毯作為一手資料編寫的著作。盡管中亞地毯相關研究并不少,但專門探討中亞地毯商業化的文獻并不多。

二、地毯是西方人向往的東方商品之一

東方地毯進入西方人的家庭生活之前,早已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據了一定的地位,這一點在西方人的油畫中可以體現出來。文藝復興以來,東方地毯圖像在歐洲油畫中經常出現。油畫中,地毯是奢侈品和貴族生活的組成部分,或東方市場上展示的異國情調物品[1]35。其出現的位置一般都在神仙、國王或貴族腳下,或出現在宮廷、教堂等對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有影響的場所。這說明東方地毯在西方文化中最早已是神圣和奢侈的代名詞。根據油畫中的圖案題材特征,可以分辨出其編織地點。歐洲油畫中描繪的地毯中,中亞地毯占有一定的分量。由此可見,中亞地毯對西方人來說并不陌生。

在16世紀、19世紀的這三幅油畫中(圖1),前者中出現的地毯被認為是安納托利亞地毯,后兩者中出現的地毯都被認為是中亞地毯,這說明中亞地毯在東方地毯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16世紀的英國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宮廷中的眾多油畫中的東方地毯(圖a)是地位和富貴的象征。19世紀的油畫(圖b)中出現了土庫曼地毯和中國瓷器等奢侈品的圖像,這說明地毯在西方是地位、富貴和財富的象征。19世紀的油畫(圖c)中出現了安納托利亞地毯和烏茲別克刺繡地毯,體現了東方社會的浪漫生活[2]。

這三幅油畫中,前兩幅畫展現地毯在西方人生活中的情景,地毯是與人的高等需求相關的東方物品。后者描繪了地毯在中亞社會中的情景,從其敘事題材來看,情景中地毯圖像的出現使得中亞人的生活具有一種浪漫氣氛。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人把地毯與中亞人的生活聯系在一起想象的結果。由此可見,中亞商品中,地毯在西方社會擁有其他任何商品所無與倫比的地位。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很多西方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并開始購買地毯、瓷器等奢侈品。對他們來說,這些東方商品并不只是家用的生活用品,而是展現自己地位和奢侈生活的標志。這是19世紀中后期大量中亞地毯流入西方市場的社會基礎之一。

三、中亞地毯商業化開端及其主要因素

近代晚期以來的百年里,世界經歷了西方和東方互動最頻繁的一個時代。隨著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不同文明之間的主動或被動交往明顯增加。19世紀中后期之后,工業文明也沖擊了歐亞大陸,這使得中亞被納入沙俄版圖。從此,中亞原來的游牧民與定居民的“流動—定居”共生體系進入了一種更復雜的結構中。不同文明的沖擊加速了彼此的互動和交流,這也體現在中亞地毯的商業化方面[3]。

中亞地毯與其他東方地毯的商業化都是與西方世界息息相關。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殖民擴張等運動,西方很多國家的經濟在19世紀中后期有了較好發展,人們的財富逐漸增多,中產階級的規模不斷擴大。這使得很多人有能力購買東方的奢侈品來提升自己的生活品位。東方奢侈品中,地毯具有一席之地。1880-1915年,東方地毯及帶地毯的家具裝飾在歐洲和美國成為時尚。用于裝飾家具的這些地毯主要來自俄屬高加索和中亞的土庫曼斯坦[4] ,這意味著中亞地毯漸漸變成了西方家庭中的一個物品。影響中亞地毯商業化的因素眾多,其中,西方資本市場的擴大、西方人審美觀的改變,以及各種地毯展覽、博物館,東方文學和影視等因素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

中亞地毯走向商業化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19世紀中葉起,西方國家通過殖民擴張,為自己的商品打開了國際市場。然而,這也加大了地毯等東方商品出口到西方的規模。東方地毯中,最早走向商業化道路的地毯應該是伊朗地毯。薩法維王朝時期,部分伊朗地毯銷往歐洲,但因價格昂貴,沒能走進普通歐洲人的生活。隨著西方的崛起,19世紀中葉后期,很多歐洲家庭有能力購買東方地毯,這刺激了東方地毯的生產。于是,擁有地毯編織傳統的很多東方國家自19 世紀末開始大量生產地毯。變成商品后的地毯像其他商品一樣具備了幾個要素,即地毯變成了物質文化對象、投資對象及在市場上流通和交換的對象[5] 。

首先,作為物質文化對象,地毯是東方文化中的一個象征性商品。當西方人聽到“地毯”這個詞時,他們腦海里首先出現的就是東方。其實,地毯走向商業化之前早已變成了東方標志性物質文化。其次,地毯走向商業化后變成了投資對象。很多西方企業家在編織地毯的東方國家建起了地毯作坊,這類地毯作坊在伊朗及印度較多。19世紀60年代,英國在印度各地建立了地毯作坊、藝術學校、博物館、政府控制的地毯設計處等。這些都受倫敦科學和藝術部門的指導,很多英國人在印度投入設計等工作中[5]503。因地毯貿易鼎盛時期,中亞已被納入沙俄管轄,中亞地區沒有出現西方人投資的地毯作坊,而出現了沙俄工業部門建立的作坊。最后,作為流通和交換商品,東方地毯全面走向了歐洲和美國市場。就中亞地毯而言,布哈拉、阿富汗、印度、俄羅斯的地毯市場是中亞地毯流入伊斯坦布爾地毯市場的渠道。伊斯坦布爾是中亞地毯走向歐洲和美國的中轉站。沙俄修建中亞鐵路之前,中亞的地毯都用駝隊來運輸(圖2)。隨著鐵路的修建,銷往西方的中亞地毯數量明顯增多。這一點可以從修建中亞鐵路之后的歐洲和美國市場上明顯增多的中亞地毯數量中看出來[4] 。

從西方的殖民擴張和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時期來看,時間段與東方地毯的商業化開端完全吻合。東方地毯走向商業化的起點是19世紀中葉,正是英帝國等歐洲國家不斷在東方殖民擴張并為自己商品打開市場的時期。雖然殖民擴張為被殖民地區帶來了很多災難,但也加速了殖民國家和被殖民地區之間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就中亞地毯的商業化而言,西方資本市場的擴大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二)西方人審美觀的變化

19世紀中葉之前,東方地毯只是極少數西方上層人士家庭中出現的奢侈品。但隨著地毯的商業化,其漸漸走進西方普通人家庭中。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西方人開始用異域風情的家具來裝飾住所。這一點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和美國人的家具及當時在報紙上出現的很多東方地毯相關的廣告中能清晰看出。這一時期的東方地毯也變成了資本家投資和獲得盈利的東方商品。因此,地毯商家們做的各種東方地毯相關的宣傳也影響了西方人的審美觀。

圖3中,左邊是用土庫曼地毯裝飾的沙發,右邊沙發上面橫放的是土庫曼等中亞游牧人群在氈房中使用的氈房帶[4]。當然,這時期,高加索、伊朗、印度等國家和地區的地毯也進入了西方人的生活。19世紀下半葉起,西方人購買的東方商品中地毯的數量開始明顯增加。這加速了編織地毯的東方國家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地毯的生產方式、工藝、圖案題材開始發生變化。隨著需求的增加,傳統的部落地毯和家庭編織的地毯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因此,商業性的地毯作坊開始出現。這類作坊在1870年左右最早在伊朗的塔布里茲建立。然后,這種地毯作坊開始被周邊地毯編織紐帶地區復制[1]77。商業性質的作坊在中亞的出現比伊朗晚一些,直到沙俄時期,這類作坊才在中亞開始出現。

不斷擴大的西方市場需求使得很多地毯商前往民間購買地毯和其他地毯產品。這些地毯流入布哈拉、石臘子、買時哈德、塔布里茲、地菲利斯等貿易市場進行交易。然后,用駱駝托運到伊斯坦布爾后銷往歐洲和美國市場。因古舊地毯的價格昂貴,只有富有家庭或收藏家才能購買。一般的家庭購買地毯時,只考慮其顏色、材料、圖案及價格等因素。地毯編織地點、圖案題材的寓意等因素不在一般消費者的考慮之中。換句話說,一般消費者只在乎地毯的使用價值和審美價值,而西方的博物館、收藏家們關注更多的是地毯的文化屬性。因此,他們購買的地毯基本上都是部落地毯或家庭編織的地毯。這些地毯的工藝和圖案題材中留下了編織地毯的部落或族群歷史文化的痕跡。

(三)世界博覽會和博物館

影響東方地毯走向商業化的另一個因素是在歐洲、美國及俄羅斯等地多次舉辦的博覽會以及收藏東方地毯的博物館。1851年,在維亞納舉辦的國際展覽會上,西方人近距離目睹了東方地毯的魅力。這一次的展覽會對東方地毯的商業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此后在歐洲和美國舉辦了多次展覽會。比如1873 年、1889 年、1900 年和 1913 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上,東方地毯吸引了很多西方人的眼球[1]52。自1873年的展覽會后,西方市場對地毯的需求開始猛增,地毯商收購了很多東方古舊地毯。當古舊地毯消失于交易市場后,很多企業家開始投資地毯編織產業,并為西方中高層消費者編織地毯[6]。

數量較多的中亞地毯最早出現在國際博覽會的時間是19世紀末。據記載,1895年,在圣彼地堡舉辦的國際博覽會上,來自中亞不同族群的地毯首次亮相。一方面,俄羅斯把中亞地毯視為創造外匯的商品的標志;另一方面,博覽會也推進了中亞地毯走向俄羅斯和西方市場。雖然俄羅斯人沒有使用地毯的傳統,但隨著俄羅斯的擴張,高加索、中亞等地區編織的地毯漸漸走進了俄羅斯人的家庭。

《俄羅斯鐵路挺進中亞》的作者喬治·多布森(George Dobson)拜訪土庫曼斯坦的俄羅斯族官員家時也看到了墻面掛的、地面鋪的昂貴土庫曼地毯[7]。

西方國家的博物館收藏的地毯也為東方地毯的商業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東方地毯深受歐洲貴族的喜愛,并開始被視為一種值得收藏的東方商品。于是,被收藏的東方地毯在歐洲博物館展覽(圖4)。同時,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方的地毯的魅力引起了詹姆斯·F·巴拉德(James F. Ballard)等美國資本家和收藏家們的注意。后來,這類私人收藏的東方地毯通過買賣流入了美國的華盛頓、紐約等地博物館[8]。博物館是征集、典藏、陳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類文化遺產的實物的場所,其功能之一是為公眾提供知識、教育和欣賞。19世紀中后期起,歐洲和美國的很多博物館到東方國家購買了很多地毯,其中大部分是部落地毯。這是因為,部落地毯對博物館更有價值。從博物館的功能來看,歷史悠久、最保持傳統的物品在博物館發揮更好地的作用。西方人通過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學到了東方地毯的歷史,并意識到了其價值,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刺激了西方人購買東方地毯的欲望。

(四)西方文學和影視的影響

西方文學中有很多東方世界的神秘故事,其中,飛毯相關的故事對西方的小孩而言也不陌生。飛毯是西方人想象神秘東方的核心物品,坐東方的飛毯飛向自己向往的地方是很多孩子的夢想。藝術史學家大衛·肖爾(David Schorr) 將飛毯稱為“童年常見的夢想”[1]54。這說明東方的地毯對西方人來說,不只是一個實用品或收藏品,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神秘物品。西方文學中,除了《一千零一夜》中的飛毯故事外,還有很多西方人創作的飛毯故事和飛毯相關的影視作品(圖5)。這都說明地毯是西方作家或導演描寫東方的一個重要題材。這種不斷更新的東方地毯相關的創作影響著西方人對東方地毯的認識,激發西方人獲得東方地毯的欲望。于是,很多普通西方人也開始購買東方地毯來裝飾房屋,這使得地毯漸漸走進更多西方人的生活。

四、中亞地毯的商業化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

中亞在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繁榮時期是世界文明交會的地區,這不僅體現在中亞精神文化的表現上,還體現在中亞物質文化中。陸上絲綢之路繁榮時期,貿易活動使中亞融入世界文明之中。隨著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中亞變成了孤立的、封閉的一個地區。地毯的商業化促進了東西文化之間的交流,并為中亞重新融入世界文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中亞的孤立

從19世紀30年代前往中亞的西方旅行家亞歷山大· 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的筆記“Travels into Bukhara”?輥?輯?訛(《走進布哈拉》)中可以發現,當時的中亞被世界孤立了,其社會處于落后狀態,工業文明沒有進入中亞地區。中亞是否自古以來是封閉地區,答案是否定的。從“Lost Enlightenment”?輥?輰?訛 (《失落的啟蒙》)中可知,中世紀的中亞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是哲學、文學、數學、天文學等學科高度發展的地區,這種輝煌延續到了帖木兒帝國的衰落。絲綢之路是東方和西方之間的貿易之路,也是文明、技術的傳播之路。絲綢之路繁榮時期,中亞是東方與西方貿易的必經之地。因此,這時期生活在中亞的人群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他們扮演了東西方之間的商人角色;另一方面,他們變成了連接東西方文明的媒介人群。因此,中亞被視為多元文明交匯之地。中亞出土的具有東方和西方特色的物品及其多元文化都說明,歷史上的中亞并不是封閉的地區。這種狀況在16世紀大航海時代出現時發生了變化。

陸上絲綢之路衰落后,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很多貿易往來轉移到了海上。我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因中亞的地理位置遠離海洋,故中亞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沒有能發揮自己的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陸上絲綢之路的中亞城鎮失去了以往的輝煌,并被外界遺忘。除此之外,中亞孤立的另一個原因是自從帖木兒帝國瓦解后,中亞地區沒有出現跨中亞的國家,布哈拉汗國、希瓦汗國及浩罕汗國都是地方性的小政權,其影響力沒有超出中亞范圍。再加上這些小政權沒有能與外界進行大規模貿易或互動的能力和意愿??傊?,近代晚期以前,中亞孤立和封閉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一點——中亞失去了能與外界交換的“絲綢”。自19世紀中葉,連接中亞與西方的新“絲綢”(地毯)出現了。從而,地毯的商業化促進了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貿易往來,為打破中亞的封閉狀態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連接中亞與東西方文明的媒介——中亞地毯

從中亞與俄羅斯在19世紀中葉之前的貿易情況中可以看出,棉花等原料是中亞與外界進行交易的主要物品。這些原料的貿易對俄羅斯和中亞之間的文明交流沒有產生較大影響。19世紀中葉后,連接中亞與俄羅斯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一個典型商品就是中亞地毯,這是因為中世紀以來地毯在歐洲被視為是地位、財富及文明的象征。這在歐洲油畫中出現的東方地毯的位置中有很好的體現,油畫中的東方地毯總是出現在對西方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具有重要影響的場所。歐洲浪漫主義風格的油畫中也經常出現東方地毯。這都說明在進入工業文明的歐洲人的眼里,東方雖然是落后的,但其地毯是文明的象征。因此,很多西方人最想獲得的東方商品之一就是地毯。

19世紀中葉之后,東方地毯的商業化給中亞地毯帶來了發展機會。中亞對俄羅斯和西方出口地毯,西方對中亞輸入合成染料及西方式的圖案題材。這種互動在沙俄時期有了明顯增加。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更多中亞地毯進入了俄羅斯和西方人的生活,這意味著中亞游牧文明的地毯被工業文明接受,中亞地毯變成了連接中亞文明與西方工業文明的重要媒介。當然,在中亞重新融入世界文明方面,也有沙俄因素的影響。隨著沙俄的擴張,中亞的傳統游牧和農耕文明與沙俄工業文明進行了近距離互動和接觸。沙俄修建的中亞鐵路,以及移居中亞的歐洲移民加快了歐洲文明與中亞文明的交流和融合。這在沙俄時期之后出現的中亞地毯圖案題材中有很好的體現。因此,可以說,地毯是在陸上絲綢之路衰落后,有效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亞商品。

五、結語

中亞地毯走向商業化的過程可以歸納如下:首先,隨著西方的崛起,很多歐洲國家開始殖民擴張,這在一方面破壞了世界原有秩序,另一方面促進了地區間的貿易往來,使得更多的西方人有條件接觸和購買東方地毯(包括中亞地毯)、中國的瓷器等奢侈品;其次,隨著西方國家的工業化發展,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發生變化,用來自東方的地毯裝飾住宅成為時髦;再次,在日趨頻繁的東西文化交融過程中,歐美各國多次舉辦的地毯展覽會及博物館里展示的東方地毯,讓很多西方人親眼目睹了它們的魅力,使得他們產生了購買的動機;最后,近代晚期以來,西方出版物中大量關于飛毯的圖書、影視作品也起到了宣傳的作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西方人的審美和價值,使他們產生了獲取神秘東方地毯的欲望。19世紀80年代,沙俄在中亞修建的鐵路加速了中亞地毯的商業化步伐。從此,流入到歐洲和美國市場的中亞地毯明顯增加。

中亞地毯的商業化始于19世紀中葉,這一時期相對封閉的中亞以地毯為媒介與外部世界進行了互動和交往。沙俄時期,中亞地毯的商業化被納入國家經濟體系,并在東西方文化互動和交流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亞地毯凝聚了傳統與現代、游牧與農耕、東方與西方等多元文明體系,是文明交往共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代表性物件。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可以更好地為“一帶一路”倡議服務,促進中國與周邊地區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與民心相通。

[注 釋]

①關于中亞的范圍,學術界一般有廣義和狹義之說,本文中的中亞是指狹義中亞,即當今中亞五國。

②Minoo Moallem, Persian Carpets:? The N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Commodity, New York: Taylor& Francis, 2018.

③B. Г. MOШКOBA. Ков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онца XIX Начала ХХ BB, Ташкен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АН”-УaССР, 1970.

④Elena Tsareva, Rugs & Carpe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Books, 1984.

⑤Elena Tsareva, Turkman Carpets, Berlin: Arnoldsche Art Publishers, 2011.

⑥圖片來源:Jon Thompson, Oriental Carpets, New Delhi: Bookwise (India) PVT. Ltd, 1991, pp. 30, 36.

⑦圖片來源:Rosa Belle Holt, Rugs:Oriental and Occidental Antique&Mode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30.

⑧圖片來源:Rodris Roth, “Oriental Carpet Furniture: A Furnishing Fashion in the Wes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the Decorative Arts, vol. 11, no. 2(2004), pp. 25-58.

⑨圖片來源:Yuka Kadoi and Ivan Szanto(eds.), The Shaping of Persian Art: Colle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rt of Islamic Iran and Central Asia,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pp. 235-236.

⑩圖片來源:Minoo Moallem, Persian Carpets:The N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Commodity, New York: Taylor& Francis, 2018, p. 57, 63.

11Alexander 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34.

12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參考文獻]

[1]Minoo Moallem. Persian Carpets: The Nation as a Transnational Commodity [M]. New York: Taylor& Francis, 2018.

[2]John Thompson. Oriental Carpets [M]. New Delhi: Bookwise (India) PVT. Ltd, 1991:36.

[3]黃達遠. 區域視角下的西北[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12.

[4]Rodris Roth. Oriental Carpet Furniture: A Furnishing Fashion in the Wes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Studies in the Decorative Arts, (2004), 11(2):25-58.

[5]Dorothy Armstrong. What is an ‘Oriental Carpet? Reimagining, Remaking, Repossessing the Patterned Pile Carpets of South, Central and West Asia Since 1840 [D].London: Royal College of Art, 2019.

[6]James. M. Gustafson. “Kerman xv. Carpet Industry”, Encyclopadia Iranica. [EB/OL]. (2019-10-04).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kerman-15-carpet industry.

[7]George Dobson. Russias Railway Advance into Central Asia[M].? London: Woodfall and Kinder, 1890: 285-286.

[8]Yuka Kadoi and Ivan Szanto(eds.). The Shaping of Persian Art: Colle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rt of Islamic Iran and Central Asia[M].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25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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