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時期絲綢紋樣及其價值考究

趙文琪

［摘要］ 吐蕃時期棺板畫上人物服飾及絲綢的使用，直觀再現了當時對絲織品的應用方式與部分常見紋飾。當代藏族手工藝品存在裝飾紋樣陳舊、形制與紋樣循環往復使用、相互借鑒抄襲等弊端。從吐蕃時期絲織品中提取出的大量裝飾紋樣元素，既能原汁原味地再現還原與彌補當前藏族工藝美術紋飾中缺失的吐蕃韻致，又能將當時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文化藝術圖像體系部分還原，對現當代西藏美術發展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價值意義。都蘭吐蕃墓出土了大量吐蕃時期絲綢殘件，其中質地為錦的絲織品材質厚實，復雜花紋出現其上的可能性較大，綾、絹等材質則更易出現幾何紋樣。吐蕃時期緙絲傳遞出來自中西亞風格的氣息與色彩，刺繡則更可能出自中原地區或漢族工匠之手?？犈c絣雖有出現，但現已知數量仍較少。國內出土吐蕃時期絲織品有著豐富的材料及類型，對于探究絲綢之路藝術具有進一步整理分析的研究參考價值。

［關鍵詞］ 吐蕃；絲綢；紋樣；藏族美術；絲綢之路

［中圖分類號］ K874?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1005-3115（2024）01-0160-07

吐蕃時期絲織品在海內外仍有保存狀態完好的文物，形成了獨具特色、影響后世的藏族紋樣藝術，可作為解析藏族裝飾紋樣美術形式語言的參考佐證，還可從大量罕見珍品實物中窺見吐蕃作為絲綢之路強大帝國的華貴風貌［1］10，具有深入考察與研究價值。本文對吐蕃時期絲織品的紋樣與其他時期、地域考古出土絲織品紋樣的異同有所提及，然而基于突出研究主題尚未做過多具體圖像學考辨比對。通過對吐魯番時期絲綢紋樣及其價值進行考究，旨在解決提取各類型絲織品紋樣設計元素的組合判別要素與進行紋樣源流考究，試圖建立起該時期絲織品的紋樣組合判別標準。

一、吐蕃時期絲織品的歷史背景

絲織品便于攜帶，在絲綢之路上流傳甚廣，因而吐蕃時期絲織品混雜著來自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風格類型。已知現存吐蕃時期絲織品中，各方風格雜糅迥異，明確帶有吐蕃自身風格的絲綢、明確符合吐蕃系統條件的絲織品仍有待斟酌辨別。由于對絲織品紋樣的具體考究涉及多方文化內涵比對，基于該研究整體的嚴謹性考量，文章命題為“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考究”而非“吐蕃系統絲織品紋樣考究”相對更準確無誤。

唐蕃雙方有記錄的使節往來近200次，唐章懷太子墓壁畫禮賓圖中繪有吐蕃使者形象［2］，史料中還有提及貢物、方物等具體品種的文獻記載。唐朝廷專門設立交易機構，用茶葉、絲綢、糧食、布帛等物品，與青海等地的吐谷渾、吐蕃、黨項人交換馬、牛，以彌補軍用馬匹及生產生活所需牲畜的不足。公元7-9世紀，吐蕃不斷對外擴張，因而藏文在吐蕃統治下的地區成為官方文字語言得到廣泛運用，同時藏族宗教、生活習俗也流傳影響著這些地區。如作者的一部分實地考察一手資料來自唐蕃古道上的湟源古道博物館，湟源原為唐所設鄯城縣地，開元二十二年（734）改為吐蕃屬地，并于湟源形成歷史上著名的“海藏通衢”“茶馬互市”，立碑于赤嶺（日月山），以區分吐蕃界。隨著唐蕃古道的開通，唐蕃之間經濟往來密切，物資貿易頻繁。朝貢貿易是該時期唐蕃經貿關系的一大特色，促進了雙方的經濟發展［3］。

唐蕃古道一直延伸至南亞次大陸，形成了通往印度的天竺道，通往尼泊爾的泥婆羅道，并將中國西部與南亞地區連接在一起，承載了東西方商品貿易、文化傳播的重要功能。為充分調查研究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筆者重新走訪了唐蕃古道。絲綢織物作為中西貿易使者，使中外貿易、文化交流得到長足發展。大量罕見吐蕃時期珍品實物，使人們了解吐蕃作為絲綢之路上強大政權的實力，并形成獨具特色、影響后世的藏族紋樣藝術體系，具有進一步考察研究價值。

伴隨吐蕃墓所出土的吐蕃時期棺板畫現有不少遺存，如在湟源古道博物館、海西州民族博物館、都蘭縣博物館、青海藏文化博物館等地采集到的吐蕃棺板畫實物圖像資料。各大展館內陳列的吐蕃棺板畫內容形式豐富、大小各異，所繪形象有保存完整者，亦有漫漶不清者。筆者所選取的吐蕃時期棺板畫樣本均為圖像保存完好且繪有吐蕃時期服飾的絲綢紋樣，其中除國內收集到的吐蕃棺板畫真實出土實物白地彩繪人物牽馬圖木板畫、青海郭里木吐蕃墓葬1號棺板畫A板、郭里木吐蕃墓葬1號棺板畫B板外，另有三件流散海外私人收藏棺板畫如木棺板畫吐蕃貴族帷帳圖、木棺板畫吐蕃貴族饗宴圖、木棺板畫吐蕃時期貴族狩獵圖等。從當時棺板畫工匠的美術技藝熟練程度、整體場景的真實還原度與真實的出土吐蕃時期絲織品材料比對，可證明吐蕃時期棺板畫中對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基本做到了總體概括還原。吐蕃時期棺板畫上人物服飾及絲綢的使用，直觀再現了當時對絲織品的應用方式與部分常見紋飾。

傳世美術作品中的吐蕃時期服飾紋樣，著重于對現存當時壁畫中的“場景再現”。除吐蕃棺板畫外，以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壁畫中的吐蕃人物形象場景與西藏日喀則艾旺寺、松贊干布造像為例，進一步深入細致研究了傳世美術作品中吐蕃時期人物著裝具體服飾形制。從而為未來研究收集整理了寶貴史料，使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研究不只停留在絲綢殘片“窺一斑”的局部細節內容上，增強了整體研究面貌的全局觀和大局意識。

二、吐蕃時期絲綢紋樣的應用價值

經調研發現，目前現階段的當代藏族美術工藝品，存在裝飾紋樣陳舊、形制與紋樣循環往復使用、相互借鑒抄襲等弊端。從吐蕃時期絲織品中提取出的大量吐蕃裝飾紋樣元素，既能原汁原味地再現還原與彌補當前藏族工藝美術紋飾中缺失的吐蕃韻致，又能將當時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文化藝術圖像體系部分還原，對現當代西藏美術發展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價值意義［4］。此外，對吐蕃時期絲織品進行紋樣考究，還能進一步促進了解當時提花機的使用方式與進行當代提花織機對吐蕃時期織物紋樣的復原實踐。

隨著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發展，當時的西方各種織物設計圖案開始影響絲綢設計，有些是主動模仿和采用西方題材進行設計［5］。作為絲綢之路的主角，絲綢產品及生產技術與藝術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內容被傳播到世界各地，為東西方文明互鑒做出了卓越貢獻。千余年前，絲綢之路將世界連在一起。對考古出土吐蕃時期絲織品的深度解析能使大眾更深入了解歷史上的重要時期，吐蕃時期絲織品以其美觀、珍奇及精良工藝著稱于世［6］，其紋樣經由四條吐蕃大道與絲路上的東西方文明交融。吐蕃時期的絲織品能彌補吐蕃文物被低估了的新國際美學價值，豐富藏族美術新圖式理論。用物態化、形象化表現精神世界和審美情趣的方式是民族自信的映射，協調與沖擊、多樣與統一、節奏與韻律的美學法則，在少數民族服裝和配飾以及絲綢織物紋樣圖案組成上得到很好詮釋。民族文物是各族人民珍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載體，隨著時代變遷，傳統民族文化有的發生了巨變，有的正在消亡，通過對民族文物這一客觀對象的美學因素認知，探究民族文物的審美價值及其吸引力的內在根源，進而保存和提升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記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和諧社會、培育民族精神、彰顯人文情懷、推動人類文明對話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研究，在藏族地區日用服飾領域圖案題材設計、藏族地區新興文化創意產業旅游產品、室內軟裝等領域應用價值較突出，對文創產品的開發生產應用具有較高的借鑒傳承價值。

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在于人能使用符號，并借此代表（或象征）真實世界的某一方面。賦予某特定符號的含義通常是隨意的，往往不標記應當代表世界上某指定物體［7］363。賦予一個設計符號的含義對于某特定文化而言是獨有的，如體現在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主紋中的聯珠紋、含綬鳥紋、對獸紋、幾何紋，以及輔紋中的寶花紋、賓花紋、卷草紋等。正是由以上獨特元素，組成了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的符號判別體系。此時的每一該階段固定統一的設計符號，都具有吐蕃時期紋樣設計元素的指向意義。一般不大可能單憑圖像或設計符號式樣來推斷其在某一文化中的含義，須厘清該紋樣式樣是如何使用的，并從其他符號背景中綜合分析。圖符和絲織品本身不會直接告知它們的含義——尤其是在沒有太多文獻依據的情況下?？茖W的理論方法原理即研究者必須提供解釋，可以存在幾種不同的解釋。如有必要，用清晰的評估程序進行檢驗，并根據最新資料相互參照［7］364，此為設計符號學對絲織品紋樣考究的具體應用。

都蘭吐蕃墓出土了大量吐蕃時期絲織殘件，尤其集中在都蘭吐蕃1號墓與3號墓中。筆者對整體吐蕃時期絲織品進行研究梳理，通過多年的考察過程中收集了國內外多地大量一手絲綢資料并拍攝高清照片，保存了出土吐蕃時期絲織品的真實尺寸或修復后的現狀尺寸數據。通過對收集的103件吐蕃時期絲織品收藏地、年代、名稱（編號）、紋樣類型、質地品種、數量、收集地點等信息逐一詳細整合歸納，并統計出各類型絲織品占比。對出土織物標本為何多為殘件進行了討論，結論為裝飾、儀式、盜墓三種可能性或均有發生。由于錦的質地厚實，出現復雜花紋可能性較大，綾、絹等材質則更易出現幾何紋樣。吐蕃時期緙絲傳遞著來自中西亞風格的氣息、色彩［8］，刺繡更多可能出自中原地區或漢族工匠之手?？犈c絣雖有出現，但仍較為小眾。國內出土吐蕃時期絲織品有著豐富的材料及類型，對于探究絲綢之路美術具有進一步整理分析與研究參考價值。

三、吐蕃時期絲綢的主紋與輔紋考究

絲綢質地本身便給人一種溫暖華美、流暢耀眼的精致華麗感，尤其是吐蕃時期常見錦的質地，加之其色彩豐富的紋樣與底色交相輝映，形成讓人流連忘返的視覺與觸覺雙重審美體驗。正由于此種華貴的誘惑，吐蕃不惜發動侵略戰爭以掠奪這些如黃金般珍貴的絲織品。因此，吐蕃時期絲織品具有多民族、多國家共同的多元文化藝術審美屬性，基于當時吐蕃疆域的遼闊、民族的豐富性，吐蕃時期絲織品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物質精神文明面貌。在紋樣結構上，多以抽象解構的方式提取寫生花草紋樣的某些結構元素。再以織機易于接受的面積大小，于方寸間精心布局，最終呈現精巧絕倫的整體紋樣構成。

吐蕃時期絲織品紋飾精美考究，無論是制作工藝還是設計形式都富有其鮮明特點。當時的絲織技術有了很大發展，由于緯線的靈活多變，織出比經錦更繁復的花紋及寬幅織物，并能充分顯示絲線的光澤。因而紋樣更為豐富多彩，出現了帶有精美織錦的衣物并保存至今。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對話，勾勒出吐蕃王廷的輪廓，吐蕃時期絲織品展現了吐蕃王廷的實力，代表了一種融合多地域模式的獨特“唐吐蕃中亞混合風格”［1］11。對紋樣中的主紋與輔紋依照類型進行逐一提取、分析解讀，以原創手繪的方式探討、區別、創新前人部分研究成果，從圖案、紋樣源流等層面厘清吐蕃時期絲織品相對固定的特征模式，能為吐蕃時期絲綢的判別提供學理支撐。

吐蕃國力雄厚，從當時幾乎等價于黃金、價值貴重的絲綢，亦可窺見一二。吐蕃時期絲織品裝飾紋樣的主紋包括動物紋、人物紋、幾何紋等類型。本研究將其細分為禽鳥紋（含綬鳥紋、對鳥紋、其他種類鳥紋），走獸紋（馬紋、羊紋、獅紋、鹿紋、異獸紋），人物紋及幾何紋等類型。主紋是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的重要主題呈現，展示了該時期審美風貌、審美追求與獨具風格特色的文化內涵。

吐蕃絲織品中鳥的形象，主要種類為綬帶鳥、鳥冠、禽鳥大類、鳥雀、對鳥紋，其他種類如鳳凰、鸚鵡、鷹紋樣等。通過相關研究，能從中進一步發現禽鳥紋樣的裝飾風格源流，包括中亞粟特式、薩珊波斯式、吐蕃本土式、大唐東傳式。如從吐蕃出土絲織品中大宗鳥類紋樣圖像層面，可解析當時的時代特征與價值觀念。吐蕃時期對鳥紋絲織品保存完好者尚有不少，對鳥中有含綬鳥的形象，也有一些不是含綬鳥的綬帶鳥類型。吐蕃時期的絲織品中，留存圖案紋樣清晰度、完整度最高者為錦這一絲織品類型。有些錦織物上的紋樣甚至完好如新，如現藏于湟源古道博物館的對鳥紋錦等。已知流散海外的吐蕃時期對鳥紋錦，保存狀況同樣較完整。

吐蕃時期飾有馬紋的絲織品通常以對馬形象出現，團窠聯珠對馬紋類型數目較多，其余對馬紋樣絲織品中富有西方意匠裝飾紋樣風格者居多。羊的形象有位于聯珠團窠紋之內的，也有作為賓花輔紋的。吐蕃時期絲織品上作為主紋的獅紋與各類型輔紋的組成元素結構形式多樣，獅紋絲織品姿態生動、形象各異，呈現出多元化風格面貌。鹿紋絲織品中，有鹿造型中規中矩程式化者，有自由寫生紋樣，有西方意匠風格，也有純幾何圖案打造等多種呈現方式。異獸紋是人們主觀臆造出的獸類形象，這些非現實生活中所見動物在吐蕃時期絲織品中屢見不鮮。

吐蕃時期絲織品中的幾何紋樣，目前可見具體圖像有菱形、矩形、直線形、多邊形、圓形、三角形、“回”字紋、龜甲紋等。其他復雜圖案多見于錦的質地類型，而幾何紋樣中則多包含綾、絹等織物質地類型品種。人物紋織錦中能進行清晰迅速判別的形象，具體可依據著裝上帶有吐蕃服飾翻領、窄袖、長袍等具備中亞風格服飾特征的人物紋形象。其中一部分人物紋絲織品無論是人物形象、衣著服飾，還是整體行進狀態與身旁的吐蕃類型獅紋、馬紋，均較好地體現了它們的吐蕃本土屬性。還有一種吐蕃特征的人物形象，直接依據其五官容貌進行判別，如胡人形象的高鼻深目、須髯濃密，頭頂處或有日月紋裝飾。且在吐蕃及之后的很長一段歲月，至今都能在藏族地區見到這種上圓下彎月的藏族裝飾符號日月紋。當吐蕃人物紋作為絲織品主體紋樣出現時，同為吐蕃系統設計符號的獅紋、馬紋，在其側旁同時出現，呈現出一種人物與動物豐富組合圖式的情況亦較多。

輔紋中的賓花紋是吐蕃時期絲織品的主要特征之一，賓花紋可分為中心圓式十字賓花、中心方形式十字賓花、三線型十字賓花三種類型。吐蕃時期絲織品中的聯珠紋樣一般存在于團窠圈內，即團窠聯珠紋，團窠聯珠紋在聯珠紋中所占比例偏高。

寶花紋樣多為源自佛教題材的裝飾圖案，于吐蕃中期即公元8世紀左右出現較多。與寶花紋同時出現的組合動物紋樣元素有立鳳紋、獅紋，盛世時期的寶花紋常見大窠、中窠等大小，證明著吐蕃王室的尊貴地位。吐蕃時期絲織品中的大型寶相花紋紋飾繁復，以對稱的六瓣、八瓣為主，色彩簡約高貴，透露出王室的威嚴氣質。吐蕃時期絲織品中帶有團窠圈紋的幾乎全部出現在具有西方紋樣風格的絲綢上，其中有一種中心略呈豎長橢圓狀的八瓣團窠圈紋于本文采集的12件吐蕃時期瓣窠圈紋絲織品中出現了三次，占比25%。

吐蕃時期絲織品的組合元素呈現多元化、多樣化的立體組合形態，其中有一些組合有著相同或相近的元素類型?；谶@些固定化組合模式，形成了一套相對準確、與前吐蕃時期和吐蕃時期之后絲綢風格迥異的絲織品判別標準。相對穩定的動植物紋、賓花紋造型，也是該時期絲織品的判別要素之一。相關各類動物紋的形象，在吐蕃系統絲織品中能夠找到組合紋樣元素雷同或近似的一些織物。由此可證明吐蕃時期絲織品的身份來源、銷售渠道、貿易區域相對穩定，因其購買者的喜好，逐漸形成了相對固定的絲綢需求。

吐蕃時期絲織品中有著豐富的粟特錦材料，依據其色彩樣貌被分為青、綠、黃色為主的冷色系，紅、黃、藏青色為主的暖色系兩類［10］。在103件吐蕃時期絲織品實物資料中，以大面積紅色為底色的絲織品有23件，占比22%。以紅色為底色的吐蕃時期絲綢屢見不鮮，在吐蕃棺板畫與傳世美術作品中的服飾上也有體現。其一，說明吐蕃人衷情于紅色，并有可能以紅色為族屬的代表象征，如傳世美術作品中吐蕃人涂紅的赭面這一鮮明特點。其二，吐蕃尚紅的審美追求從吐蕃腹心地帶曾出土的涂紅礪石上可窺見一二，證明吐蕃族屬的審美喜好一直延續下來。時至今日，西藏自治區的人們也似乎對鮮艷的紅顏色有著某種特殊的偏好，這或許與西藏長期暴露在日光充足且純凈湛藍天空的環境中，對艷麗的色彩更加敏感相關。在現代藏族地區的宗教圣地建筑與民族服飾中，藏紅色仍為尊貴、顯赫、正統的象征。

色彩美作為吐蕃時期絲織品審美重要的組成部分，與紋飾美、質地美一樣，以其經年不衰的靚麗斑斕，時至今日依然動人心弦。如典雅沉淀的暗紋寶花紋，通常與其底色巧妙融合為一體，彰顯著富貴、華麗、優雅的審美特質。即使是素色暗幾何紋路絲綢，同樣因獨特的紋路質地與光澤美，在日常穿著中大放異彩、溫暖人心。吐蕃時期絲織品幾何紋樣上出現的冷暖色相、明度差異化對比，在當今設計美學的應用中仍然經久不衰。

流散海外的一批吐蕃時期絲織品，具有保存完整如新、紋樣復雜精細、品種豐富多樣、呈現形制與構圖別致、造型獨特出彩等審美特點。紋樣與人的意識形態相關聯，不同的紋樣代表著不同的觀念文化，紋樣符號各有其背后的文化含義。紋樣符號本身，便帶有具備一定“基因”屬性的文化內涵。將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進行數字化分類復原，可應用于各類傳統或改良藏裝（新藏族民族服飾）、西藏特色旅游用品、藏式布制品等藏族傳統手工藝產品及西藏文創產品，實現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在現當代的商業價值。還可在影視劇的制作中，注入真正還原史實的藏民族服飾紋樣，并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

四、結語

隨著絲綢之路文化的交流發展，當時的西方各種織物設計圖案開始影響絲綢設計，有些主動模仿和采用西方題材進行設計。作為絲綢之路的主角，絲綢產品及生產技術與藝術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內容被傳播到世界各地，為東西方文明互鑒做出了卓越貢獻。千余年前，絲綢之路將世界連在一起。對考古出土吐蕃時期絲織品的深度解析能使大眾更深入了解歷史上的重要時期，吐蕃時期絲織品以其美觀、珍奇及精良工藝著稱于世，其紋樣經由四條吐蕃大道及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明交融。吐蕃時期的絲織品，能彌補吐蕃文物被低估的新國際美學價值，豐富藏族美術新圖式理論。用物態化、形象化表現精神世界和審美情趣的方式是民族自信的映射，協調與沖擊、多樣與統一、節奏與韻律的美學法則，在少數民族服裝和配飾以及絲綢織物紋樣圖案組成上得到較好的詮釋。民族文物是各族人民珍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載體，隨著時代變遷，有的傳統民族文化發生巨變，有的正在消亡。通過對民族文物這一客觀對象的美學因素認知，探究民族文物的審美價值及其吸引力的內在根源，進而保存和提升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記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和諧社會、培育民族精神、彰顯人文情懷、推動人類文明對話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研究，在藏族地區日用服飾領域圖案題材設計、藏族地區新興文化創意產業旅游產品、室內軟裝等領域應用價值較突出。同時，對文創產品的開發生產應用有較高的借鑒傳承價值。隨著工業產業化道路的發展，從吐蕃時期絲織品的精彩藏族美術風格紋樣中，可體會“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內涵，還可體會西藏貴族精英家庭鼎盛時期的輝煌文化藝術傳承。對更好地開發當代藏族美術設計有一定借鑒價值，對研究宏觀整體的藏族美術形式語言發展結構層次有一定的補充與推動意義。在提取出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的裝飾圖案組成元素內容后，對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的文化內涵、價值意義進行實踐拓展體現。并將吐蕃時期絲織品紋樣元素直接應用到現當代藏族美術、藏族設計領域中進行實踐，以期達到一定的經濟價值以及藏族歷史文化傳承與社會發展效益。

［參考文獻］

［1］王旭東，湯姆·普利茲克.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時期藝術珍品［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20.

［2］吳明娣.漢藏工藝美術交流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14-15.

［3］康·格桑益希.藏族美術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81-214.

［4］格桑多吉.藏族傳統紋樣中幾何紋樣的類型及其文化解讀［J］.西藏藝術研究，2018，127（01）：11-21.

［5］（美）陳步云著，廖靖靖譯.唐風拂檻：織物與時尚的審美游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174-178.

［6］（意）康馬泰著，李思飛譯.青海新見非科學出土奢華藝術品：吐蕃統治區域的伊朗圖像［J］.敦煌研究，2020，179（01）：16-22.

［7］（英）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著，陳淳譯.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8］徐錚.中國歷代絲綢藝術· 隋唐［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22-118.

［9］首都博物館.錦繡中華——古代絲織品文化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