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書院為“天下書院之首”考略

摘要：唐代至北宋為中國書院的起步階段，尚未產生“天下書院之首”的說法。南宋時期，朱熹重建白鹿洞書院，確立書院規制及《白鹿洞規》，遂使白鹿洞書院成為后世書院的楷模。白鹿洞書院為“天下書院之首”的看法，在宋元時期成為共識，到明代已經定型。到了清代，白鹿洞書院作為“天下書院之首”，影響極為廣泛，《白鹿洞規》傳播到全國各地乃至東南亞各國。

關鍵詞：白鹿洞書院;天下書院之首;形成過程

中圖分類號：G649.2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4580（2024）01-0015-（07）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1.004

書院起始于唐代。北宋建立之后，為了鼓勵民間辦學，對以前遺留以及北宋新辦的書院給予了賜額、賜書的獎勵，陸續得到賜額、賜書的有六處書院。這些書院，起初以白鹿洞書院最為興盛，后來以應天府書院最為興盛。其時書院很少，處于自由成長的階段，缺乏可比性，尚未產生“天下書院之首”的說法。經歷北宋末的戰亂之后，六處書院中的兩處徹底荒廢，其他四處先后復興，遂有“四書院”之名。其中白鹿洞書院復興最晚，然而因為朱熹創立了書院規制及《白鹿洞書院揭示》（后代通稱《白鹿洞規》）而最為有名，到了南宋晚期，已經成為全天下影響最大的書院。元代書院普遍尊崇朱熹及白鹿洞，“天下書院之首”的評價已經形成。到了明代，白鹿洞書院進入鼎盛時期，成為公認的“天下書院之首”，其他書院皆無此桂冠。到了清代，數百年的文化積淀使白鹿洞書院的影響力到達了巔峰狀態，人們眾口一詞稱之為“天下書院之首”，其他書院皆無法與之相比。

一、宋元時期：“天下書院之首”的形成

縱觀中國書院史，唐五代及北宋均屬于書院發展的起步階段。而討論“天下書院之首”的問題，則必須追溯到北宋的書院。記載北宋書院的文獻有很多，如宋代林駉《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十、祝穆《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八、葉寘《愛日齋叢鈔》卷四、王應麟《玉?！肪硪话倭咭约啊端螘嫺濉こ缛宥返?。各種記載詳略不同，清代秦蕙田綜合各種文獻，進行了系統的敘述[1]（《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一）。根據這段敘述，得到北宋朝廷賜額、賜書的書院有六處。最早得到賜經的是白鹿洞，時在太平興國二年（977）。南唐在白鹿洞建造廬山國學，生徒眾多，十分興盛。開寶七年（974），南唐滅亡，廬山國學尚存，但已經不能再用“國學”之名。知江州周述請求朝廷賜予經書，其意在于將南唐的“國學”改造為北宋的書院。此舉使廬山國學得到延續。咸平五年（1002），朝廷又敕令地方官府修繕白鹿洞書院，推動了書院的發展。第二座得到賜額的是嵩陽書院，至道二年（996）賜額。第三座是石鼓書院，至道三年（997）賜額。第四座是應天府書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賜額。第五座是岳麓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賜額。第六座是茅山書院，天圣二年（1024）賜額。直至此時，尚未舉辦州縣官學，這六座書院是以“鄉黨之學”亦即民間辦學的形式存在的。到了南宋時期，有兩座書院徹底荒廢，有四座書院得到復興，所以稱之為 “四書院”。

南宋王應麟《玉?！肪硪话倭哂涊d的“四書院”為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即睢陽書院，故址位于今河南商丘市）、嵩陽書院。馬端臨《文獻通考·學?？肌穮s記載“四書院”為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岳麓書院。這兩種說法導致人們爭議不休。清代秦蕙田說“嵩陽、茅山后來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著”，認同后一種說法。全祖望《答張石癡征士問四大書院帖子》則認為北宋“四書院”當以王應麟所說為準，馬端臨《文獻通考·學?？肌泛汀逗怅枅D志》的說法不足為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自慶歷修舉學校，而書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則仿嵩陽、睢陽；南方則仿白鹿、岳麓，莫之與京，是之謂四大書院?！薄皷|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并起齊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也?！盵2]（《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

事實上，絕大多數南宋文獻列舉的北宋“四書院”是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睢陽書院）、岳麓書院，口徑高度一致，說石鼓書院位列“四書院”之中是靠不住的。

南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十：

國朝之初有四書院，曰白鹿洞，曰嵩陽，曰岳麓，曰應天府。[3]

南宋魏了翁《全州率性堂記》：

吾友林仲山岊守全日，得柳侯仲涂氏讀書遺址，乃鋤荒筑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肄其間，且以致懷賢尚德之意，俾嗣守者不替，有制齋廬廩，稍歲衍月益，今錫之號榮，殆與睢、岳、嵩、廬四大書院相為等儕。[4]

其中“廬”即白鹿洞書院。又南宋晚期孫子先《宣成書院山長題名碑》：

國朝四書院之名，著于郡縣學之先，嵩陽、岳麓、睢陽、白鹿洞是也。祖宗右文為治，錫扁賜書，命官掌教，列圣率乃祖攸行，書院山長之建，幾遍宇內。[5]（《粵西文載》卷四十二）

又明代趙寬《浙江提學書院記》：

昔宋之盛時，有嵩陽、岳麓、睢陽、白鹿洞四書院，天下之士鼓篋而至者，不遠數千里，聚徒恒數千人?！劣诮?，天下尊四書院之名不衰。[6]

根據全祖望《答張石癡征士問四大書院帖子》一文的分析，南宋人在評價北宋書院的時候，摻雜了南宋的印象，與北宋人對當時書院的評價頗有出入。關于這一點，南宋《愛日齋叢鈔》卷四的論述更加詳細，認為呂祖謙《白鹿書院記》的“嵩陽、岳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魏了翁的“廬山、嵩岳、衡麓、睢陽各有書院”，反映了北宋書院的情況。而范成大《驂鸞錄》說 “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以及南宋人的各種說法，“各記其成”，對北宋“四書院”的評價不盡相同[7]?？偨Y起來，南宋書院的辦學狀況，影響了對北宋書院的看法。北宋時期有六座書院得到賜額、賜書，不能稱為“四書院”，“四書院”的名稱是南宋才出現的。南宋時期，書院普遍出現，也就產生了“四大書院”的說法，暗含的前提是天下有眾多的書院，但北宋時期并無這種說法。

此外，到了南宋及元初，也出現了“書院之首”的說法。

宋代王應麟《赤城書堂記》：

昔有正素戚先生，講道睢陽，始建學舍，文忠富公、文正范公皆游習于斯，為一世偉人，家法之粹，延及后昆，正素子孫若維綸、若舜賓、舜臣，世學相承，睢陽遂為四書院之冠，簡策有光焉。[8]（《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一）

元代牟巘《義學記》：

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方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9]（明錢谷《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三）

吳國富：白鹿洞書院為“天下書院之首”考略

在北宋的書院中，起初白鹿洞書院最為興盛，因為它繼承了南唐國學的底子，學田廣布，生徒眾多，辦學規模較大。太平興國五年（980），白鹿洞主明起把學田獻給官府，白鹿洞就開始衰敗了。咸平五年（1002），朝廷又敕令地方修繕白鹿洞書院，表明白鹿洞依舊在辦學，不過規?？s小罷了?；实v五年（1053），孫琛又在白鹿洞辦學。按照明代王祎的說法，白鹿洞至崇寧末年（1106）才徹底荒廢。相比之下，應天府書院辦學較晚，后來卻特別興盛，這與它地處北宋中原腹地有關。白鹿洞和應天府書院，一個興盛于前，一個興盛于后，不能在同一個時間段上進行比較。北宋時期的書院很少，朝廷給六座書院賜額、賜經，其意在于鼓勵民間興辦書院，而在寥寥可數的書院之中評選出“書院之首”，也沒有意義。因此“睢陽遂為四書院之冠”“應天府書院為首”的說法，不過是南宋人的看法罷了，并非客觀。

南宋是書院發達的時期，著名的書院很多，起初因學術流派林立，眾多書院各爭所長，很難產生一個一統天下、具有絕對影響的“天下書院之首”。到了南宋后期，朱熹在理學家之中占據首席地位的情況已經基本形成，他創辦的白鹿洞書院，也就成為最興盛的學術場所。從嘉定四年（1211）國子監司業劉爚上疏請以朱熹《白鹿洞規》頒示兩學開始，到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親自書寫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揭示》頒給太學生，白鹿洞書院的地位不斷上升，其他書院的影響力都無法與之相比，稱白鹿洞為“書院之首”并不過分。后人對此有較好的總結，如清代姜宸英《白鹿洞講堂圖記》：

白鹿洞本以唐李渤讀書處得名。其為受經之地始自顏翊。南唐就洞中建學。宋南渡后，朱子來知軍事，拓地為書院，四方從學者日眾。于是時天下四大書院，白鹿洞為尤盛。[10]

又如清代儲大文《金溪王夫子掌教白鹿洞書院碑記》：

白鹿洞書院盛于南唐，宋時偕睢陽、岳麓、石鼓號四大書院。睢陽先廢，中州士以嵩陽書院當之。岳麓、石鼓，南渡后朱文公、張宣公講學其地，湖湘學者滋盛，而湘賦之奏名于禮部者，至偕閩、蜀埒。白鹿洞自南唐升州，胄子胥來學，江西路諸州軍暨閩當戈鋋林立，會輒越險來學，多成名儒。故終宋之世，號洪福二路為鄒魯。淳熙時，朱文公權知南康軍，嘗偕林、黃、李、蔡諸弟子十四人講學于洞，立學規。又嘗偕呂成公、陸文安公講學鵝湖、鹿洞。而鵝湖實禪寺地，故白鹿洞獨為海寓書院之宗。[11]

元代統一天下之后，廢除科舉數十年，其間理學、書院的發展勢頭遭到遏制，但仍然有不少地方人士創辦書院，且大都講論朱子之學。元代重官學，但對于各地創辦的書院，官方也會給予支持，并給山長賦予相應的行政級別。元代任士林《重建文公書院記》：

唐詔天下置郡縣學，厥后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歷、熙寧學校寖盛，處士之廬遂廢。逮徽國朱文公，始復白鹿洞之舊，祀孔子如開元禮。尋創竹林精舍，升曾子、子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張邵司馬李延平七先生從祀，于是即諸儒講道之地以立書院者益眾。文公既沒，凡所居之鄉，所任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尤盛?！雷婊实刍煲粎^宇，郡縣學益崇且侈，愿以力創書院者，有司弗奪其志，部使者加察詳焉，行省設官以主之。[12]（元任士林《松鄉集》卷一）

延祐二年（1315）重開科舉以后，各地出現了創辦書院的熱潮?！锻ㄖ茥l格·科舉》曰：“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注解為主?！敝祆渥⒔獾摹端臅烦蔀橹饕目荚噧热?，因此朱熹的地位無人能比，而創辦書院者又莫不以朱子之書為必讀之書。

至正元年（1341），著名文人虞集作《考亭書院記》曰：

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13]

“書之所行，教之所行”數語，頗能表明元代書院尊崇朱子之書、推行朱子之教的情況。事實上，在元代，無論科舉開設與否，《白鹿洞規》依然是天下通用的學規，推崇者甚多。如元前期大儒劉因《雜詩》曰：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低映帽，竹溜細通廚。霜栗千封戶，云屏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鹿起規模。[14]（《元文類》卷六）

又如《光緒仙居志》卷十三：

翁森，字秀卿，號一瓢。隱居教授，取朱文公《白鹿洞學規》以為訓，從游者前后至八百余人。當元之世，科目既廢，富家子弟多不讀書而習于壟斷之技，或為吏胥以求仕進，或挾冊哦詩以糊口于四方，惟森獨以儒術設教，化其鄉人，彬彬稱盛焉。

又如呂氵充，字蒙甫，太原汾州西河人。至順三年（1332），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丁父憂，服除，起為襄陽路總管?！犊滴醴陉柨h志》卷四：

既至，一新約束，明憲令，先之以戒告，申之以懇切，未數月，襄民大化。丹夫子之宮墻，碑六賢之封誥，增廣生員，申明勉勵，揭示白鹿洞規，不惟郡邑有所師，社學亦從而興。

又如著名學者吳萊《跋鄭氏存義齋所揭白鹿洞規后》曰：

右《白鹿洞規》一通，凡四百三十有一言，宋太師朱文公熹之所著也?！袢スm久，誦公之規，儼若親承誨言于堂序之上。入道之務，莫先于此。鄭君大和揭以示子孫，其知所教哉？[15]（清刻《麟溪集》巳集）

據元代邵亨貞《元故嘉議大夫邵武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汪公行狀》，泰定元年（1324），南康路總管汪從善修復白鹿洞書院，大書而榜之曰“天下大書院”[16]。汪從善的評價，與上述劉因、翁森、呂氵充、吳萊等人對《白鹿洞規》的推崇是一致的，是一種公認的評價。在這種情況下，白鹿洞書院成為天下書院的“樣板”，也就毫無懸念了。

元代也有推崇岳麓書院的個別例子。例如姚云，字舜瑞，號江村，瑞州高安人，咸淳年間進土，宋亡后家居未仕。大德四年（1300），湖南肅政廉訪副使盧摯擬聘請姚云為潭州路學教授，作《為潭學聘姚江村書》（見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卷十九）。而姚云則在《答潭學教授書》中說：“唐宋五百載，岳麓甲四書院，為孔教權輿?！保ㄖ苣先稹短煜峦募肪矶唬┮υ朴幸獬鍪撕?，故而抬舉岳麓書院，這種評價屬于個案，很少有人認可。

二、明清時期：“天下書院之首”的定評

經過南宋的奠基、元代的醞釀，到了明代，白鹿洞書院被正式譽為天下“第一”“最著” 的書院，也就是“天下書院之首”的意思。

明代王祎《游白鹿洞記》：

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皆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眾，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17]（明王祎《王忠文集》卷八）

胡居仁《奉祈參政鐘憲副莊僉憲》：

竊思廬山白鹿洞，名冠古今，居仁自弱冠之時，因讀前史，知其為第一書院也。及考輿經學規記賦，又知文公先生昔在其間，闡明圣學，非若他書院姑記前賢之跡，為辭章記誦之場也。[18]

明代陸深《玉山書院記》：

古以書院聞者，嵩陽、睢陽、岳麓、白鹿，并謂之四書院。今白鹿在大江西最顯，而廣信亦以鵝湖聞，是二者皆以吾朱子為之重也。[19]（明陸深《儼山集》卷五十四）

明代鄒守益《饒宗藩義田記》：

白鹿洞于四書院尤顯，南唐時給田以贍生徒，考亭請額給書，置田于谷源臥龍莊，嗣是名卿碩流，宣教敦俗，四百余年，歲拓代增。[20]

明代吳道行《重修岳麓書院圖志》卷五：

竊以天下四大書院，白鹿為尊，岳麓其次。[21]

在明代，推崇《白鹿洞規》的人物頗多，如著名理學家薛瑄，提督山東學政五年多，致力于以白鹿洞規開示學者。著名清官海瑞擔任南平學教諭，申明教約，首推《白鹿洞規》。明代推行《白鹿洞規》的書院也很多，著名的如江蘇無錫的東林書院、浙江杭州的虎林書院等。陽明心學興起之后，白鹿洞書院又成為展示心學理論的主要舞臺之一，王守仁、鄒守益、羅洪先、王畿等人都先后在書院講學，造就了白鹿洞書院的鼎盛時期，極大豐富了這座“第一書院”的學術內涵。

到了清代，白鹿洞書院為“天下書院之首”的評價，已經完全統一口徑。相關材料很多，為便于參考，本文列舉十幾條：

（1）順治十一年（1654）息縣知縣邵光蔭的《正學書院碑記》：

宋興建四書院，馬貴與謂州縣之學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主之，教養之規，后先相望，往往過于州縣，則自四書院始也。至朱子白鹿洞書院，其條約可傳，風軌足繼，由其道髙者可至圣賢，下亦不失醇儒，書院之制，原于此矣。（《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十三）

（2）順治十四年（1657），江西巡撫蔡士英致書提刑按察使李長春：

白鹿為海內書院之望，考亭為古今理學之宗。不佞下車，即首咨構造，欲得一主盟，以光是典。[22]

（3）康熙十七年（1678）南康知府倫品卓的《重修白鹿書院碑記》：

白鹿洞為四大書院之首，繇升元迄今，八百余載?；蚧覡a之余，建置更始；或荒蕪之后，踵事增華。[23]

（4）康熙三十二年（1693）潘耒的《游廬山記》：

五老之支南行盡于白鹿洞，地近南康城，故南唐以為國學。朱晦翁以身為師，增屋置田，力請于朝。賜書賜額，遂為海內書院第一，迄今守其規不替。[24]

（5）康熙四十七年（1708）熊士伯的《郡伯劉公教思碑記》：

天下四大書院，而鹿洞之名最顯，豈徒匡虛、彭蠡之奇甲于東南已哉？皆由朱紫陽知南康軍，訪李賓客遺址，重建堂廡齋塾，置田聚書，招延士類，暇輒親造，與同志講學其中，且揭教條為洞規，一時林、黃、馮、李諸公，濟濟相從。其嘉惠后學，勤懇之意見于詩賦書貼，可考而知也。[25]

（6）康熙五十年（1711）李鳳翥的《郡伯葉侯教思碑記》 ：

蓋鹿洞自朱子闡揚道學，一時從游若林、黃諸公，皆名教干城，正學羽翼，此鹿洞所以居四大書院之首。而我朝之賜額頒書，其崇重尤為遠過于前代也。[26]

（7）康熙五十一年（1712）原敬的《詳請廣額碑記》：

提督江西通省學政冀詳請憲臺定奪：本道看得鹿洞名區，先賢于茲聚講；鳣堂片席，后學藉以成材。既為四大書院之首，后歷蒙各憲捐置學田，備藏經籍。[27]

（8）康熙五十三年（1714）冀霖的《重修白鹿書院記》：

霖自束發授書，即耳貴天下四大書院，而白鹿稱最。肇于唐李賓客之隱居，而盛于宋淳熙七年考亭夫子聚徒講學之地也，蓋極天下之大觀已千有余年矣。[28]

（9）康熙五十三年（1714）蔣國祥的《申請另棚考試童生文》：

白鹿書院為先賢講學之所，自唐宋迄今，肄業者不乏名儒，四大書院稱為首焉。[29]

（10）雍正四年（1726）裴度的《白鹿洞增建書屋記》：

白鹿為天下四大書院之首，聞者傾心，過者起敬，稍有志力者，咸思瞻依而保護之，此秉彝好德之良，發于不自禁也。[30]

（11）乾隆四年（1739）劉錫勇的《九峰書院記》：

夫書院之設，在宋為白鹿洞，彝倫示訓，不啻日月經天矣。（《光緒平湖縣志》卷三）

（12）乾隆十年（1745）靖道謨的《參政李公修復白鹿書院記》：

有白鹿書院，肇自南唐，為宋朱文公知南康軍時，延陸象山講學遺跡?！悦饕詠?，置膳田，增學舍，規模宏巨，為四大書院之冠。[31]

又靖道謨的《白鹿洞賦次朱子韻》：“匪惟四書院之冠冕，尚想見乎有虞之上庠。流風聲于廣遠，誰不仰謨訓之洋洋?！盵32]

（13）乾隆四十三年（1778）王巡泰的《石南書院記》：

宋建四大書院，石鼓最前，次白鹿洞，次岳麓，又次應天府，先后名聞朝廷，故四書院得并稱。而其條教之善，則朱子《白鹿洞規》為尤著，為其獨得三代以來教人之法，開關啟鑰，由鄉人而可以進于圣人之道。（《乾隆興業縣志》卷三）

（14）嘉慶六年（1801）王昶的《天下書院總志序》：

戊申，由云南布政使移任江西，復過廬山，則其廢弛玩愒，尤有甚于昔者。因思鹿洞為天下書院之首，其廢若此，則其余州縣書院，似此更多。[33]

（15）嘉慶九年（1804）秦承恩的《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白鹿洞為宋初四大書院之一，自朱子經營締造，名修舊，實創始焉。道揭五教之目、為學之序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嚴主教規以為多士法，故鹿洞者天下書院之標準也。[34]

（16）道光三年（1823）程含章的《重修白鹿洞書院增添膏火碑記》：

鹿洞為四大書院之冠，豈徒以廬山彭湖擅天下之奇、壯海內之觀哉！固甚重乎創始之朱子也。[35]

（17）《同治義寧州志》卷三十二：

宋興之初，天下四大書院，曰石鼓，曰嵩陽，曰岳麓，而廬山白鹿洞書院為最。

在清代，白鹿洞書院為“天下書院之首”，是全社會公認的，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其一，清廷推崇白鹿洞規，如乾隆元年上諭要求“以白鹿洞規為儀節”、道光二年殿試以白鹿洞規為考核內容等。其二，推崇洞規的官員和人物極多，如張履祥、朱用純、熊賜履、宋犖、陳宏謀等。其三，推崇白鹿洞規的書院極多，如關中書院、河朔書院、鰲峰書院、瀏陽算學館、龍門書院等。其四，闡述白鹿洞學規的著述極多，如任德成、王澍等。其五，白鹿洞規在域外傳播廣泛，對朝鮮、日本的書院、學校有普遍影響，日本有很多闡述白鹿洞規的作品。限于篇幅，無法一一列舉。有了這幾個方面的支撐，“天下書院之首”就當之無愧了。

1934年，國立武漢大學教育哲學系張為銘作《白鹿洞書院研究》，概述了白鹿洞書院的影響，可作為清代對白鹿洞書院評價的總結：

日本稻葉君山謂書院之設立，乃為中國學術筑實基礎，蓋從此以后，真正之研究學術所在，不在學校而在書院。此言書院制度之在中國教育上之影響也。白鹿洞書院為書院中之最著者，故其影響尤大。茲略舉其犖犖大者言之。（一）首先具有書院之形式，為書院之鼻祖?！茁苟磿菏锥〞褐幠?，如建號舍以居生徒，置學田以養學者，延名師以為士子之楷模，招四方之士使有志者皆來學，由貴族教育轉為平民教育，為官學外之另一種教育場所。自后書院日有增進，所在皆是，可謂皆仿白鹿洞書院而產生也。是故書院之制為近代教育放一異彩，追溯其源，不能謂非白鹿洞書院之影響也。（二）首定學規為設教講學之矜式。胡適之謂白鹿洞在歷史上占一個特殊地位，第二因為朱子建白鹿洞書院，明定學規，遂成后世幾百年講學式的書院。又云：“朱子定的《白鹿洞規》，簡要明白，遂成為后世七百年的教學宗旨?！笨梢姲茁苟磿褐畲筘暙I，則在其學規，不惟影響于書院，亦且影響于一般教育?！ㄈ┓磳婆e注重實學。除上舉二點外，反對科舉，注重實學，對教育亦有相當之影響。自唐以降，皆以科舉取士，學校之制大體具文，不足語于教育?？婆e之制，著重于詞章詞賦，而忽視于學問操行，士子亦只圖擢得高科，至若德行道藝，皆非所問。故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浮華相尚，而不注意于實學。朱子對當時學?？婆e詆斥頗力?！熳蛹饶繐艨婆e之弊，故興復白鹿書院，反對科舉，講求性命道德之學，修身治人之道。觀陸象山“喻義利”講義，可明白鹿書院反科舉之精神?！朔N反科舉之精神，可謂為白鹿書院之特點，頗為后之書院向往。學者于學校之外，得一講求實學之所，豈可不歸功于白鹿書院耶？[36]

參考文獻：

［1］紀昀，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C］.第1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2-123.

［2］［4］［7］［13］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5-349.

［3］紀昀，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C］.第94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98.

［5］胡大雷.粵西士人研究［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5：197.

［6］丁丙.武林坊巷志［M］.第8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590.

［8］紀昀，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C］.第5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4.

［9］紀昀，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C］.第138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33.

［10］［11］［16］［17］［18］［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吳國富.新纂白鹿洞書院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31-739.

［12］紀昀，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C］.第119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91.

［14］蘇天爵.元文類［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64.

［15］李修生.全元文［M］.第44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95.

［19］紀昀，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C］.第12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36.

［21］吳道行，趙寧修.岳麓書院志［M］.長沙：岳麓書社，2011：65.

［36］張為銘.白鹿洞書院研究［D］.武漢：國立武漢大學，1934：7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