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見貧小”——論《金樓子·立言》對謝月兆之批評

摘要：蕭繹在《金樓子·立言》中以“始見貧小”評謝朓?！笆家娯毿　钡恼Z意內涵極為深厚，但歷代學者皆疏于關注，當代學者對此語的闡釋雖有一定的價值，但未能揭示問題的本質。然將此語置于《金樓子·立言》的具體語境中，聯系上下文來分析，即可得知此語之意涵乃是指謝朓的學術素養不足。換言之，即是謝朓在經史子三部，儒釋玄道諸家方面的學養不夠。蕭繹在文學批評中將學問與文才分開論述，彰顯了六朝時期文學從學術中獨立出來的發展態勢，也體現了南朝學術四部分類法的基本定型，同時也反映了《金樓子·立言》中文學批評的本質是對學術文化的整體評論，而非純粹的文學批評。

關鍵詞：《金樓子·立言》;始見貧小;學術素養;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4580（2024）01-0077-（06）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1.014

梁元帝蕭繹在《金樓子·立言》中批評謝朓云：“至于謝玄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保?］這則評語中的“始見貧小”一語之意涵雖然極為深刻，但自古以來，多為學者所忽略。許逸民的《金樓子校箋》和陳志平、熊清元的《金樓子疏證校注》雖然是《金樓子》的權威注本，但是對“始見貧小”的注釋卻付之闕如。當前學界僅有的一些關于“始見貧小”的闡釋成果，雖有合理之處，但也未能揭示問題的本質。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嘗試對“始見貧小”一語之意涵進行考釋，以求證于方家。

一、“始見貧小”：藝術形式之傷？

當代學者對“始見貧小”的解釋大抵從藝術形式層面著眼，這方面尤以王叔岷《鐘嶸詩品箋證稿》為代表。鐘嶸《詩品》評謝朓詩云：“其源出于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保?］王叔岷箋證云：“所謂細密，蓋由重聲律，重排偶之故?！督饦亲印ち⒀浴菲骸x玄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毿∨c‘細密義近?！瓏罍胬嗽疲骸x朓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其詠物詩如詠席、詠薔薇、詠蒲、詠兔絲、詠燈、詠燭、詠琴等，其細密酷似唐人律體。吳騫《拜經樓詩話》四引劉后村云：‘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織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工巧組麗，亦就“細密”而言。玄暉之‘工巧組麗，尤甚于靈運、惠連。豈僅去建安、黃初已遠哉！”［3］王叔岷認為《金樓子·立言》中的“貧小”與《詩品》中的“細密”義近，并指出“‘細密，蓋由重聲律，重排偶之故”，與“工巧組麗”內涵一致?？梢?，鐘嶸所說的“細密”指的就是在詩歌創作中排比聲律、堆砌典故、刻意對仗，片面地追求藝術形式之美，這也是齊梁之際永明體詩歌的主要特征?！读簳も准缥醾鳌贩Q南朝蕭齊永明年間的詩歌因為嚴格運用四聲，以追求新變，從而“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于往時”［4］。永明體作為一種新詩體因為轉拘聲韻而彌尚麗靡，即借助聲律、用事、辭采、對仗以追求形式上的麗靡。永明體的代表詩人即是沈約、謝朓、王融等人。鐘嶸向來反對永明聲律說，他認為過分地追尋聲律之美，將導致詩歌“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5］，是故，其以“微傷細密”評價謝朓詩，這種略帶貶義的評騭與“始見貧小”的性質有一致之處，即二者均含貶義，皆指陳謝朓詩歌之缺陷。

謝朓是永明體詩人中的翹楚，其成就遠逾沈約、王融等人。聲韻諧和、文辭優美、結構圓潤是謝朓詩歌的過人之處，也是永明體“新變”的主要特質，其詩對仗工整，平仄適當，業已接近或者符合律詩的要求，所以永明聲律說的發起者沈約在《傷謝朓》中評云：“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云上?！保?］謝朓詩鮮明地展示了古體詩向近體詩的轉變趨勢，實開唐音之先河。明人胡應麟云：“世目玄暉為唐調之始，以精工流麗故?！保?］沈約曾列舉謝朓的名言“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8］以贊王筠等人詩歌的聲色之美。所謂“圓美流轉”，指的是詩歌藝術手法圓潤渾融，具體表現就是聲律諧和流美，造語精熟暢達，結構緊湊圓合，“圓美”即是永明體詩人在藝術形式上的至高追求。作為一種新詩體的永明體詩歌之“新變”主要體現在藝術形式方面，用劉勰“質文代變”的觀念來說，即是“文”之新變。既然謝朓是永明體詩歌藝術成就的集大成者，那么，分析蕭繹對于謝朓詩歌之批評，從藝術形式層面切入，的確是有合理之處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貧小”與“細密”二者之意涵是不盡相同的，或者說是大相徑庭的。排比聲律、堆砌典故、屬意對仗會使得詩歌意象密集、聲韻繁密、文辭繁縟，這明顯是聲律與文辭過于“繁富”，而不是“貧小”，這種詩歌美學特質與“貧小”的內在意涵相去甚遠。按照字面意思，“貧小”即是貧窮弱小，引申到文學中，尤其用在注重形式美的南朝永明體詩歌上，只可能針對詩歌的內容，而不是針對詩歌的藝術形式。換言之，“貧小”指向的是“質”，而不是“文”。是故“貧小”一詞不可能是針對具有繁富靡麗特色的聲律與辭采而發的。所以，用“微傷細密”來解釋“始見貧小”是不太妥當的。這樣的解釋僅僅將視野知見局限于藝術形式的層面，而忽略了學術文化等方面的背景，也就是僅限于文的層面，而遺漏了質的層面，因此不能從本質上揭示“貧小”這一概念和范疇的內在意蘊。

要而言之，從藝術形式層面是不能窺探出“貧小”的真實意涵的，要了解“始見貧小”之意涵，還是要將其還原于具體的語境之中，將語境文獻的本身作為探賾的切入點，深入探討“貧小”一詞所承載和折射出的學術文化內蘊，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偏于一隅地，脫離語境地進行推闡臆測。

二、學養不足：“始見貧小”之意涵

蕭繹《金樓子·立言》雖然涉及到了文學批評理論，但是文學批評理論僅僅是其全部內容中的一小部分，這是一篇泛論古今學術，縱論四部之學的論文，所以蕭繹是在論述古今學術的特質及分類的時候，才提出了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作為謝朓的評語的“始見貧小”方得以出現。而只有聯系上下文與具體語境，才能窺探出“始見貧小”的真實意涵。蕭繹在文中指出古之學者可以分為儒、文二類，而今之學者可以分為儒、學、筆、文四類，并分別對這四類學者下了定義：秉承師法，博通儒家圣人經典者即是“儒”，所謂“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圣人之經者，謂之儒”［9］；博窮諸子及史籍，但不明其中義理者即是“學”，所謂“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10］；不善作詩，但善于撰寫公文奏章的即為筆；善于吟風弄月，作詩抒情以寄寓哀思的則是“文”，所謂“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11］。

在蕭繹看來，研習儒家經學的即是儒生，精通子學與史學但不明其理的即為學者，只擅長撰寫實用性文章的即為筆吏，善于創作抒情詩賦的即為“文人”。蕭繹對學者的分類，是與六朝時期學術的發展形態密切相關的。首先，劉宋元嘉十六年，宋文帝立儒、玄、史、文四學，嗣后，宋明帝劉彧設置總明觀，分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之學。當時的學術格局及其分類由此可見一斑。一方面，文學從傳統學術中獨立出來，另一方面，經史子集四部并立的學術格局在南朝劉宋時期業已呈現雛形。其次，

程景牧：“始見貧小”——論《金樓子·立言》對謝朓之批評

從目錄學的發展來看，由三國學者鄭默的《中經》、西晉名士荀勖的《晉中經簿》、東晉名士李充的《晉元帝四部書目》到劉宋謝靈運的《四部目錄》、王儉的《七志》，再到梁代阮孝緒的《七錄》，經史子集四部并立的學術分類方法初步定型。嗣后，《隋書經籍志》的四部分類法即是秉承于六朝的目錄分類。值得注意的是，蕭繹在《金樓子·著書》中將自己的著作亦按照甲乙丙丁四部進行分類，甲乙丙丁對應的即是經史子集。顏之推在《觀我生賦》的自注中也記載了自己在梁元帝統治時期參與了秘閣校書，所校書籍即按照甲乙丙丁四部進行分類［12］?？梢?，傳統學術格局與學術分類在南朝業已基本定型，結合《金樓子·立言》的語境來看，蕭繹對文學批評理論的建構是在學術特質與形態的分析辨別的基礎上進行的。換言之，蕭繹《金樓子·立言》中的文學批評是從學者分類、學術辨析、文筆辨析等角度出發，從集部之學相對于經、子、史三部之學的特性特質層面來總結文學的美學特質，評騭文人的學術與文學。蕭繹將學者分為儒、學、筆、文四類，儒即對應四部分類法中的經部；學即對應四部分類法中的史部與子部；筆與文屬于集部，二者皆屬于文的范疇。

郭紹虞在《文筆與詩筆》中說：“蓋六朝文筆之分，實源于兩漢文學文章之分。我嘗謂‘文學一名，在周秦時本兼文學，博學二意，漢時則分指博學為文學，以與文章歧而為二，于是以文學稱學，以文章稱文。此正是《金樓子·立言篇》所謂‘古之學者有二?！督饦亲印吩疲骸蜃娱T徒，轉相師受，通圣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可知彼所謂‘古之學者云者，正是指漢時而言。至后來，有通經而明其理者，有博窮子史而但識其事者，則于‘學或‘文學一名中間復析而為二了，有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有不便為詩善為章奏者，則復于‘文或‘文章一名中間也析而為二了。此又《金樓子》所謂‘今之學者有四?！保?3］此段論述，甚為精彩，理清了中古時期，文、學、文學及文章的概念之分化與整合之脈絡。他又在《文筆說考辯》中說：“《立言》篇說：‘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所謂二，就是指漢人‘文學‘文章之分；所謂有四，就是指當時從‘文學中分出‘儒與‘學，而從‘文章中再分出‘文與‘筆。并合稱之為文學?！保?4］

郭紹虞點明了由古人之學者有二到今人之學者有四的轉變過程，指出漢人有文學與文章之分；文學，即指博學；學術，亦稱學，文章亦稱文。六朝學者則將漢人觀念中的文學分為儒與學，將漢人所謂的文章分為文與筆，文與筆又合稱文學。他還指出六朝人“不僅于文章一語，分出文與筆而為二，而且更能離文學于學術之外，使之不復兼‘博學一義”［15］?？梢?，六朝時期，文學與學術分開，博學與文學分屬兩類，儒與學即屬于“博學”的范疇。文與筆屬于“文學”的范疇。蕭繹在《金樓子·立言》中評論文人及其作品時，既評其文與筆，亦評其儒與學，換言之，既評其文學作品，也評其包含經史子三部的博學。所以他依次論述了儒、學、筆、文的概念與內涵，也就是先論述博學，然后論述文學。所以，蕭繹在評論謝朓和任昉時，也是按照這個順序進行的。比如，他評價任昉時說：“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保?6］所謂“甲部闕如”，就是說缺乏經學著作，也就是說任昉文學成就很高，但是缺少經學方面的成就。他說謝朓“始見貧小”，即是指初步考察即發現他不夠博學，學術素養很欠缺，具體地說即是在儒與學方面的素養不夠，在經史子三部之學方面的成就與素養有缺陷?！叭欢觳琶?，過足以補尤”則是指他在文學方面有天賦，成就也很高，因此先天的文學稟賦彌補了后天的學術素養之不足，所以“始見貧小”指的是謝朓的學術素養較差，不夠博學。阮元之子阮福在讀到《金樓子·立言》論古今之學的這一段文字之后寫道：“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保?7］此亦可證“貧小”所指即為經子史三部之學。

從蕭繹對任昉的評價亦可看出“貧小”的意涵。他先是說任昉“甲部闕如”，甲部即經部，甲部闕如即指經學方面的修養和成就不足，然后說其“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即是說任昉擅長載筆，因此有龍門之美譽。值得注意的是，為什么在評任昉時具體點到甲部，而不涉及其他幾部呢？因為任昉在乙丙，或者說在史子兩部均有著作傳世，如其所撰《雜傳》《地記》《地理書鈔》即為史部著作，而《述異記》《秘閣四部目錄》則為子部典籍，所以他在學術方面，只是欠缺經部著作，因而，蕭繹稱其“甲部闕如”。根據六朝人的行文風范以及駢文的屬對規律，“謝玄暉”與“任彥升”相對，“始見貧小”與“甲部闕如”意涵大抵一致。謝朓僅僅有文學作品傳世，而于甲乙丙三部之學均無成就可言，所以只能以“始見貧小”評之，“始見”二字亦是為后文贊美其文學天賦張本。

三、學術素養與文學創作之辨

學問與文學、學術素養與文學創作的辯證關系，歷來是文學批評界所關注的對象，也是頗具爭議而無定論的議題。蕭繹在評論謝朓與任昉時，先評論他們的學術素養，即學力學問，然后評價他們的文才與文學成就，也就是將學術與文學分開，將學問與文才二元化，這種批評思路即折射出六朝時期學術文化的發展態勢，即文學從學術中獨立出來，人們對學術與文學的特質與區別有了清晰的體認。顏之推對學術與文學之特質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在《顏氏家訓·文章篇》中指出：“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保?8］顏之推認為，做學問有敏利與遲鈍之分，寫文章亦有靈巧與拙劣之別。做學問雖然遲鈍，但經過后天努力，仍可以達到精熟的境界；而文章拙劣，即使研精覃思，也難免粗野鄙陋。成為飽學之士，就足以安身立命。倘若缺乏天才，就不要勉強去撰寫文章。顏之推將學術素養的獲取與文學創作的成功截然分開，認為二者沒有任何關系。這與蕭繹在指陳謝朓與任昉的學術素養存在缺陷之后，又贊揚他們的文學才華的思維理念具有內在的相通性。此外，蕭綱在《與湘東王書》中說：“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保?9］蕭綱對裴子野的評價，也點明了學問與文才沒有關系。

但是，學術素養與文學創作真的沒有關系嗎？至少在六朝時期不是這樣的。六朝時期，詩文創作追求形式美，形式美即包括聲律、用典、對仗、辭采幾個要素。六朝駢文最能彰顯形式美，駢文講究屬對精工、用事貼切，而這正是要以博學多識為基礎的，學術素養的大小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駢文藝術成就的高低。因此，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中即闡述了學與才，學問與文學創作的辯證關系：“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于事義，才餒者劬勞于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蚪浀涑辽?，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核，眾美輻輳，表里發揮?！保?0］劉勰在文中集中論述了“學”與“才”在文章創作中的重要性。文中所說的“學”指的是學問、學力，即學術素養，文中所說的“才”即指文才、才力，即文學才華，劉勰認為“才自內發，學以外成”，也就是說學問要靠后天的學習方能獲得。他指出“學貧者迍邅于事義”，即是說學問貧乏的人運用事典以證明文義即會發生困難。這里的“學貧”與《金樓子·立言》之“貧小”意涵一致，均指的是學術素養不足。因此，劉勰強調“才為盟主，學為輔佐”，才與學必須配合得當，表里相資，才能文采出眾。他用具體事例表明文章拙劣是因為“學問膚淺，所見不博”所致。接下來劉勰又指出經典載籍內容深沉、數量眾多，是文學創作取資的淵藪，所以他強調“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核”，也就是說要豐富自己的才力就必須博覽群書，積聚學問貴在廣博，使事用典貴在簡約，考核選擇必須精確，采用義理必須切當。這也就是強調博學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厘清了博學與文學創作的辯證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指出“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這兩類人，在《金樓子·立言》的語境中，謝朓與任昉即是“才富而學貧”之人，而在《與湘東王書》中，裴子野即是“學飽而才餒”之人。由是觀之，劉勰對學術與文學的辯證關系的論述是較為深刻的，遠勝過蕭繹、蕭綱、顏之推等人將學術與文學割裂的思想理念。

六朝這種重視學問學力的文藝思想觀念，在后代亦有傳承。杜甫就強調“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21］；黃庭堅《答洪駒父書》強調：“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保?2］杜甫與黃山谷都是十分重視學問之人。即如宋代詩論家嚴羽雖然反對江西詩派的以才學義理為詩，認為文學創作的成功與否與才學的多寡無關，從而提出“別材”“別趣”之說，但是他也同時指出：“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笨梢?，詩文創作固然不能等同于讀書，不能用做學問的方法來作詩文，但是不讀書，沒有學問，則創作不出上乘的文學作品。這也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強調“積學以儲寶”的原因所在。清代崇尚實學，學者們飽讀詩書，學術素養精深，在談詩論文時，更是強調學問的重要性。明代學者楊慎既作詩詞文章，又作《詩話》《詞話》《丹鉛總錄》，將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學術考證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胡震亨所作的《唐音統簽》，對唐五代詩歌搜羅殆盡，成為清人編輯《全唐詩》的藍本，鮮明地體現了對學問的重視。葉燮在《原詩》中提出的“才膽識力”說，即強調了學識學力之于詩文創作的重要性；王士禛雖然提倡“神韻”詩學，但是也很重視詩人的眼界見識；翁方綱論詩所提倡的“肌理說”更是重視學問義理；沈德潛論詩所提出的“格調說”提倡學習盛唐詩歌的體格聲調，也顯示出對學力的重視；即如袁枚論詩雖然提倡“性靈”，但是也時時強調學力的重要性。桐城派學者姚鼐更是提倡文學創作要將“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合一，義理、考據即是學術素養的直接體現?？梢?，中國古代學者大抵將學術素養與文學創作統一起來，只是反對片面地以才學義理為詩罷了，而是主張將學問義理內化到詩文作品的抒情言志之中，也就是嚴羽所提倡的“尚意興而理在其中”［23］。

四、結語

“貧小”本義為貧窮弱小，語出《漢書·西域傳》中的“國或貧小不能食” ［24］。 及至南朝，“貧小”被蕭繹用來形容謝朓的學術素養之不足，使得“貧小”由史部進入了子部，由史學術語成為文論術語。南朝時期，學術的分類基本定型，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涇渭分明，文學從學術中分離出來，因而學者在進行文學批評時，既評文士的文才，亦評文士的學術。文學雖然獨立，但畢竟居于四部之末，其地位相對經史子三部來說，還是略低一籌。所以，學者在評論文人時，往往先論其學術素養，次論其文才及文學成就。從目錄分類上來說，學術素養即包含經史子三部之學；從傳統形態來看，學術素養即包含儒釋玄道諸家之學。從本質上來看，《金樓子》中的文學批評其實是泛論文人在經史子集四部以及儒釋玄道諸家之學的才能素養與成就，只是分成學術素養和文學成就兩類進行評價而已。這也反映了南朝文學批評往往具有深厚的學術文化蘊涵，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學。當然，蕭繹對謝朓等人的評價并未論及學術素養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倒是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中闡明了學問與文學的密切關系，這顯然比蕭繹的文學批評理念深刻得多?？梢?，純粹的文學批評專著比思想復雜、內容繁復的子部著作對文學的體認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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